1964年7月9日，毛主席同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談話，說到美國指責中國侵略其他國家這個事，他說：

　　“說我們侵略了印度，那是因為印度打進了我國幾十公里，它打了好幾年，我們才自衛還擊。一打就打回了老國境。在幾千公里的老國境線，印度人跑光了，沒有軍隊，那我們就撤回來了，撤到帝國主義規定的所謂新國境線，這條線我們是不承認的。我們從這里后退二十公里，設立了緩沖地區。”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面對美國人在朝鮮的武裝干涉，毛主席旋即表示“不能置之不理”，并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集團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斗爭。中國敢于跟美國面對面斗爭，而對力量遠遠不及中國的印度的武裝挑釁，為什么要在它打了好幾年，才自衛還擊呢？

　　其中的原因，不是中國實力不允許，打不過印度，而是另有原因。

　　中國與印度有著傳統友誼，西游記里的唐僧師徒西天取經，去的就是印度。中印兩個國家世代友好，沒有什么深仇大恨。新中國成立后，印度共產黨即發來賀電，毛主席在給印共中央總書記蘭那地夫的復電中說：

　　“全中國人民讀到你的電報里所表現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愛，都將感覺歡欣和驕傲。印度人民是亞洲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偉大民族之一，它的過去的命運和將來的道路和中國有許多類似之點。”

　　1950年4月1日，印度與中國建交，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1950年5月20日，毛主席在接受印度首任駐中國大使潘尼迦遞交國書時致答詞說：

　　“中印兩國，國境毗連，在歷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關系，近世紀來，又都為掙脫自己民族的厄運，進行過長期而勇敢的斗爭。存在于貴我兩國人民間的了解、同情與關懷是深切的。現在中印兩國正式外交關系的建立，不但將使已存在于兩國人民間的友誼日益發展與鞏固，而且與此而俱來的亞洲兩大國家人民的真誠合作，必將大有助于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印建交的當初幾年里，兩國交往密切頻繁，但隨著中國向西藏進軍，印度的擴張主義者對中國產生了戒心，兩國之間的關系開始產生了間隙隔閡。印度方面稱中國進軍西世藏是侵略，希望中國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方面則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并不意味著不進軍西藏。盡管有此矛盾，毛主席在維護中國利益和根本原則的基礎上，始終維持中印友好的大局，努力不使雙邊關系偏離和平的方向。

　　1950年10月22日，毛主席針對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關于西藏問題的談話作出批示：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

　　1951年1月26日，毛主席出席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為印度國慶舉行的招待會致詞說：

　　“印度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國、印度這兩個民族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幾千年以來是很好的。今天慶祝印度的國慶節日，我們希望中國和印度兩個民族繼續團結起來，為和平而努力。”

　　1952年4月6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給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黨內指示，指出西藏工作的方針是以“自力更生，生產自給”為基礎，雖然“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同時必須要做的工作是：

　　“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出入口趨于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印度在聯合國上關于朝鮮戰爭戰俘遣返問題提出議案，議案建議設立由中立國印度、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組成的特別遣返委員會，來處理朝鮮戰爭中戰俘交換工作。這項提案被毛主席稱為“荒謬提案”，卻在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此，中方致電聯合國大會，稱“根據印度提案所通過的這個以戰俘遣返問題為中心內容的非法決議案，是完全以美國方面一直無理堅持的、被公認為違背日內瓦公約和國際公法的所謂‘自愿遣返原則’或‘不強迫遣返原則’，亦即實質上強迫扣留戰俘的‘原則’為其基礎的。”

　　關于戰俘交換問題，毛主席曾提出將印度提名為接管戰俘唯一中立國的方案，相對來說，他對印度還是更信任和放心一些，他的理由是：

　　“亞洲國家應當團結互助，帝國主義總是對我們沒有好心的，中國對印度則是信任的。”

　　一 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國政府代表團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 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 《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 ，根據協定，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國西藏地方的武裝衛隊，并愉快地同意將印度政府在中國西藏地方的全部驛站和郵政、電報及電話等企業以及其全部設備交給中國政府。“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準則，后來一直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承認和使用。

　　1954年9月30日，毛主席會見由印度總理尼赫魯夫人烏瑪·尼赫魯率領的印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對中印關系，他說：“我們亞洲國家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都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們東方國家的人容易互相接近，容易談得攏。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加起來就等于世界人口的一半，我們應當增加相互的接觸和來往，不互相損害，而互相幫助。”

　　談起周恩來同尼赫魯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主席說:

　　“這五項原則應當普遍用于各國之間的關系。現在這五項原則已經是世界聞名了。”

　　1954年10月19日，毛主席會見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他說：

　　“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

　　會談的時候，毛主席指出印度沒有必要跟著美國走。最后，他跟尼赫魯說：

　　“我還想跟尼赫魯總理談一談戰爭作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問題。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是利小害大的。如果以后再要搞，究竟會怎么樣？我另找機會同你談。”

　　1954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出席印度駐中國大使賴嘉文為尼赫魯訪問中國舉行的招待會同尼赫魯談話指出:

　　“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中國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

　　1954年10月23日，毛主席再次會見尼赫魯，跟他談戰爭問題，他說：

　　“最后決定戰爭勝負的還是人，看誰拿著武器，看掌握著武器的戰士們認為什么對他們最有利，看誰會打仗。此外，還有一條經驗，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防御者勝利，進攻者失敗。最后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應該再打大戰，應該長期和平。再打大戰的結果，是對侵略者不利的。歸根結底一句話，不打仗最好。我們現在正執行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開始。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全盤計劃就會打亂。我們的錢都放在建設方面了。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計劃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個戰爭計劃來對付戰爭。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延遲。但是把中國全部毀滅，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難的，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印度也是這樣。總之，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的和平。”

　　1954年10月26日，毛主席第三次會見尼赫魯，依依惜別，他引用了屈原的兩句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以此表達他與尼赫魯之間的離別感受，也是表達中印兩國之間的關系，他說：

　　“印度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印度好了，對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一定會看出來，中國是很需要朋友的。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這是尼赫魯總理可以感覺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這一點可以從我們這幾次會談，從過去幾年我們的合作，從周總理訪問印度時受到的歡迎和進行的懇談看得出來。尼赫魯總理主張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并且表示希望贊成和平的國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我們贊成。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這就能達到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害，否則就不能持久，一定會破裂。不論是朋友之間、國與國之間或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合作，都是如此。”

　　1955年12月8日，毛主席會見印度駐中國大使拉·庫·尼赫魯和夫人，他說：

　　“我們同印度人好談話，因為談話時不要防備，講錯了話不要緊，你們不會抓住這些錯話來整我們，同樣我們也不會整你們。這是由于我們有很多共同之點，不僅我們的地位是相同的，而且我們大家都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有機會的話，我很愿意去印度。”

　　1956年9月26日，毛會見尼泊爾首相阿查里雅，談到中尼關系時說：

　　“印度是我們兩國的共同朋友，同印度做朋友對我們兩國都是有好處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著我們之間的關系。我們不會侵略你們，你們也不會侵略我們。我們三個國家都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建設我們的經濟生活和提高我們的文化水平。我們這三個國家應該聯合起來，我們亞非國家都聯合起來。”

　　1956年9月29日，毛主席設宴招待尼泊爾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他致詞說：

　　“我們兩同之間有一座山，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這座山不僅連結著中同和尼泊爾，而且也連結著中國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爾和中國是連結在一起的，我們都是近鄰。”

　　1956年月10月12日，毛主席會見印度軍事代表團，對中印關系，他說：

　　“我們對你們是沒有戒心的，因為是友好國家，是朋友。你們與美帝國主義不同，我們對美帝國主義是有戒心的。我們打了幾十年仗，已經打得厭煩了，老百姓也都要和平。”

　　1957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蘇聯克里姆林宮住所會見印度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高士，他說：

　　“尼赫魯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獨立，印度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的態度，印度參加組織亞非會議，印度同中國建立友好邦交，這都是好的。同時，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軟的一面，他不敢過分得罪帝國主義。”

　　1957年12月14日，毛主席會見由副總理吳巴瑞、吳覺迎分別率領的緬甸友好代表團和緬甸經濟考察團，他說：

　　“我們同印度、緬甸、老撾、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鄰國，所以我們對我國的西南部很放心，對北部也很放心，因為有蘇聯、朝鮮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現在我們不放心的是東部，美國利用這些地方搞我們的鬼。我們的海岸線很長，有一萬八千多公里，所以我們要更注意海防。中國國家大，事情多，連管自己都管不過來，怎么還會想到去侵略別人呢？”

　　1958年7月28日，毛主席接受印度新任駐中國大使帕塔薩拉蒂遞交國書并致答詞說：

　　“中印兩國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令人傳頌的友誼。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目前由于殖民主義者對西亞的侵略致使國際和平受到嚴重威脅，我深信，中印兩國必將更加高舉五項原則的旗幟，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應有的努力。”

　　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發生叛亂，西藏軍區部隊很快平定叛亂。

　　1959年3月27日，毛主席審閱修改新華社關于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稿，修改加寫道：

　　“中國與西南鄰國的關系，首先是我國與偉大友好國家印度共和國的關系，是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是在一丸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兩國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首次提出的，現在和將來，為了兩國的根本利益，雙方都沒有任何理由不將這些原則堅持到底。中國政府人士歡迎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三月二十三日關于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認為這個聲明是友好的。中國方面從來沒有干涉過印度的內政，也沒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上談論過印度的內政，并且認為對-個友好國家的內政進行這樣的談論是不禮貌和不適當的。”

　　1959年3月底，毛主席閱印度報業托拉斯三月二十九日發表的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對新華社關于西藏叛亂事件公報說叛亂指揮中心在印度噶倫堡一事進行辯解的報道，印外交部發言人辯解說印度政府一再向來自西藏的叛亂分子表明，不應該在印度領土上搞任何反對一個友好國家的政府的宣傳活動，毛主席批注說：

　　“為什么不公開？誰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這樣‘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們才知道。親愛的印度朋友們，不要輕信那些西藏人，他們指揮西藏叛亂活動是秘密的，你們不知道，我們可知道呢！”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西藏平叛問題說：

　　“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面性。他們一方面非常不高興，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后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他們同情叛亂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們鬧翻，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沒有戰爭，同時，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經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的領土。他們留了一手，不做絕。”

　　1959年4月20日，毛主席同胡喬木、吳冷西修改《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稿，他加寫了一段話：

　　“現在西藏的這一個叛亂班子，完全是英國人培養起來的。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繼承了英國的這一份不光彩的遺產，所以這個班子中的人們的心思，是里通外國，向著印度，背著祖國的。你看，他們雙方是何等親熱啊！簡直是卿卿我我，難舍難分。”

　　1959年4月25日，毛主席關于西藏叛亂事件的宣傳報道問題，致信彭真、胡喬木、吳冷西，他說：

　　“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同反動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氣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收回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

　　1959年4月28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題為《西藏人民群眾擁護人民解放軍平叛，親如家人》電訊稿。文中說：

　　“我們的印度朋友沒有懼怕的理由。我們家事還忙得不亦樂乎，還有閑工夫管別人的事嗎？何況我們是共產黨人，原則上不許可干涉別人內政。但是也請你們不要管喜馬拉雅山以北的閑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無益的。你嚷我必嚷，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此電訊稿未發表）

　　西藏叛亂前后，印度出現了大量誹謗中國和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論和行動，客觀上對西藏叛亂分子起到了鼓勵的作用，對中印友誼產生了消極不利的影響。對此，中國政府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和嚴厲的駁斥。

　　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審閱中國外交部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的答復稿，加寫的一段話中說：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 值 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

　　1959年5月15日，毛主席會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關于印度問題，他說：

　　“中國和印度吵架不過是一件小事。我們這兩個國家的友好關系有一千多年了，難道因為這么一個小指頭大的小事情就把兩國的友誼鬧翻了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中國人民的敵人在哪一個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嗎？不是。我們的一切防御陣地在東方，從鴨綠江到海南島，一萬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線。美國在許多國家設置軍事基地和在臺灣設置軍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對著我們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主要矛頭也是向著我們的。和印度吵架，是因為西藏這樣一個具體問題。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國所有，實際上它在那里辦事。就是這么一種情形，所以架就必吵。”

　　1959年8月25日，印度武裝部隊侵入中國領土，挑起武裝沖突，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還擊。

　　1959年9月8日，毛主席會見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納伊姆，對中印問題，他說：

　　“我們需要和平。我們現在很忙，我們會不會侵略印度，你們將來就會看到。印度反動分子要親美，要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想把我們包圍起來。這個組織不僅威脅中國，還威脅到阿富汗、錫蘭、柬埔寨、印尼等國，這是個大問題。所以我們很愿意與尼赫魯先生講和，以友好的態度解決問題，不愿意印度掉入美國手掌中。我們沒有說過印度是侵略者，在政治上它與西藏叛亂分子是有聯系的。他們搞在一起，過去在拉薩，現在在穆索里。印度挑起西藏事件和邊界問題的糾紛，結果是印度人民吃虧。印度很早就承認中國了，印度在聯合國支持我們，我們與印度的糾紛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九個指頭是友好的。美國人在背后逼我們，我國與印度為什么不和好呢？整個亞洲在萬隆原則上團結起來，這是大勢所趨，吵架不能解決問題。”

　　1959年10月1日，毛主席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諾沃提尼，談到中印關系，表示不會侵占印度一寸土地，他還說：

　　“西藏解放八年來，我們沒有動原來的政權，沒有動它的軍隊。我們原來準備今后四年之內還不動。我們只是在那里駐有兩萬多軍隊，上層反動分子對這兩萬多人不滿，尼赫魯也在中間挑撥，以致發生了叛亂事件，目的是想趕走這兩萬多軍隊。這樣我們進行了反擊，很快先把拉薩控制起來。從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間，我們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勢，并開始了土地改革。這當然使尼赫魯不高興，在半年之內發起了兩次反華運動。這樣搞一下也好，反倒把問題澄清起來。”

　　1959年10月2日，毛主席與來華參加國慶節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會談，赫魯曉夫指責中國在同印度的爭論中不克制，突然發生了流血沖突，毛主席回應說：

　　“這是局部的糾紛，不是雙方政府下命令打的，是雙方的士兵打的。我們是事后知道的，尼赫魯也是事后知道的。現在，他知道了，是他們占了我們的地方，所以才撤退了兩個地方。不僅我們不知道，就連我們的西藏軍區也不知道。”

　　1959年10月14日，毛主席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發安東諾夫，關于中印關系，他說：

　　“只是在邊境上的一個地方發生了械斗，而印度資產階級卻利用這個機會來大吵大鬧，好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國的大陸上還有一個殖民地，這就是澳門。我們中央的方針是目前不拿，讓它去。有人說我們好戰！你看，這是好戰嗎？我們不要戰爭，我們不要別人的領土，我們自己的事情就夠我們做了。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設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絕對優勢。”

　　1959年11月3日，毛主席召集周恩來、彭真、王稼祥、胡喬木、雷英夫開會，討論中印邊界等問題，談到印度軍隊十月二十一日再次在中印邊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裝沖突被擊退的情況，毛主席說：

　　“我想提這么一個建議，為避免邊界糾紛，按照實際控制線，兩國軍隊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內的，各退十公里，整個全線，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國也退十公里，因為邊界沒有定，以待談判解決。原先已經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魯不是主張在朗久雙方后撤嗎？這二十公里的距離內，還是按照實際控制線，由不帶武裝的民政人員照舊管理。武裝不要存在，以免引起沖突。不是無人地帶，而是無槍地帶，一 個和平地帶。如果說十公里不夠，還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長一 點。如果說雙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離。這還要雙方達成協議，或者用換文，或者怎么樣。如果他答應，我看兩國總理可以見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這么一個盤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魯說雙方撤出朗久，我就擴大成整個實際控制線，我們愛好和平就達于極點了。”

　　1959年11月10日，毛主席召開會議研究印度對中方提出的，從實際控制線撤退十二英里的建議的反應，據外媒報道雖然印方未接受建議，但認識到了中方的“和解精神”，毛主席對此評論說：

　　“印度政界人士這樣說，是值得注意的，他們認為是富有和解精神了，那就不是侵略精神了。總而言之，現在不說是侵略了。我們的確是和解，繼續沖突有什么理啊！這兩次沖突誰也不知道，就沖突起來了。第一次沖突不知道，第二次沖突也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事后還隔一個時間才知道。向后退的事情，我們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退，但是這個退，是你也退我也退，不是我一方退。打仗誰都怕，但是你單怕有什么辦法呢？怕，他也要打，盡管你怕得要死，他還是要打。你這個怕有什么用處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們是不發動戰爭的。”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會見尼泊爾王國首相柯伊拉臘和夫人等，談到中印問題，他說：

　　“我們同印度有過一些別扭，不要緊，馬上就會過去的。我們的利害相同，都是不發達的國家。說中國侵略印度，是不真實的。人家一寸土地我們都不要，要別人的土地是犯罪的。你們尼泊爾的二寸土地我們都不要。我們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還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婦之間、兄弟之間都吵架。”

　　毛主席向印度釋放的和平善意，印度并沒有領會和接受，反而變本加厲了。一九六二年七月，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國巡邏隊進逼挑釁，建立侵略據點；侵入中國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區向中國邊防哨所突然發動進攻。對印度的蠶食政策，中國邊防部隊針鋒相對。至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境斗爭升級，印軍加緊備戰，準備發動新的軍事進攻，尼赫魯揚言要把中國軍隊從東北邊境趕出去，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叫囂"我們將打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支槍。”

　　1962年10月17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同時炮擊中國邊防部隊的前沿陣地，進行大規模武裝挑釁。侵入麥克馬洪線以北克節朗地區的印軍向中國邊防部隊連續發動進攻。晚十一時，毛主席簽發中共中央軍委關于殲滅人侵印軍的作戰命令。命令指出:

　　為了保衛祖國邊疆，中央決定進行反擊戰役。

　　1962年10月20日，我西藏邊防部隊、新疆邊防部隊在東、西兩段同時實施自衛反擊戰，一舉將入侵印軍給予了毀滅性打擊。 此戰共斃敵4800余人，俘3900余人。

　　打退入侵印軍后，中國軍隊并沒有乘勝追擊，而是宣布全線停火，主動后撤。

　　1962年11月 2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從十二月一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后撤二十公里。聲明說:

　　“中國政府真誠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積極的響應。如果印度軍隊繼續進攻，重新推進到實際控制線，留在實際控制線，或越過實際控制線，中國保留進行自衛還擊的權利，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后果必須由印度政府承擔全部責任。”

　　1963年1月5日，毛主席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感謝她為中印邊境調解做出的努力，他說：

　　“現在中印邊界問題未解決，出了糾紛，需要朋友們協助解決。如果印度同意談判，那就愈快愈好。過去鬧了四年，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如果能很快解決，就可以省掉朋友們的奔走。現在看來，朋友們的奔走還省不了。”

　　1963年2月19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聽取中印邊境反擊作戰前線最高指揮官張國華匯報，毛主席說我們“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軍事仗。”

　　毛主席所說的“政治軍事仗”，是毛主席對印的基本態度，他一直在避免與印度兵戎相見，他對中印的友好相處一直滿懷期待，他希望中國與印度的人民應該生活在世代友好的和平環境里。對印反擊作戰，非毛主席所愿，而是迫不得已，雖然中印雙方發生了武裝沖突，但他還是希望把局勢控制在局部范圍內，并不想擴大戰爭的規模，更不想將戰爭時間延長，因為他一直沒有放下中印友好的大局。

　　1965年9月19日，毛主席審閱周恩來當時報送的外交部對印度政府九月十七日來照的復照稿。復照稿要求印度政府必須在九月十九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錫邊界中國一側和跨中錫邊界線上的所有侵略工事。毛主席批示說：

　　“總理: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實上印度方面辦不到，也難得到各國和印度人民同情。改為限兩天內拆掉如何？或者改為在三天內，即二十一日午夜。這樣可能獲取各國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請酌定。"

　　1968年5月28日，毛主席會見尼泊爾王國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談到中印關系時，毛主席說:

　　“印度這個民族還是好的，無論哪國人民都是好的。印度政府對我們不友好，但我們兩國還有外交關系。”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同印度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米希拉談話時說:

　　“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總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么吵下去嘛。”

　　對印自衛反擊作戰，是新中國成立后一場重要的對外作戰，從這場戰爭中能夠較為全面地洞悉毛主席的軍事斗爭思想、外交思想、政治斗爭思想，為后世的人們處理國際關系提供了一種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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