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解放戰爭”是人們都知道的歷史事實,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打了三年,而毛主席當初的預計要打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在毛主席這個戰爭管理大師的運作之下,戰爭效率空前提高,大幅縮短了戰爭期限。
毛主席的戰爭管理理論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打無準備之仗,解放戰爭之所以打得高效,首要的因素是戰爭準備的充分,早在抗戰勝利之前,毛主席就對抗戰勝利后的時局進行了科學的預判。
194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開幕詞,講到中國面臨兩條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所謂光明的命運,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所謂黑暗的命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為此,他指出了中國人民的任務:
“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一個!這就是我們大會的任務,這就是我們全黨的任務,這就是全中國人民的任務。”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議上分析“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他說抗戰爭勝利蔣介石要“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賬,還想照樣來干”,“要發動反人民的內戰,要屠殺人民”。面對蔣介石的戰爭圖謀,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對于準備反擊蔣介石的內戰問題,他說:
“蔣介石要堅持獨裁和內戰的反動方針,我黨曾經及時地指明了這一點。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以前、七次代表大會中間和七次代表大會以后,我們曾經進行了相當充分的工作,喚起人民對于內戰危險的注意,使全國人民、我們的黨員和軍隊,早有精神準備。這一點很重要,有這一點和沒有這一點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我黨還是幼年的黨,對于蔣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毫無精神準備,以致人民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跟著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長期的災難,光明的中國變成了黑暗的中國。這一次不同了,我黨已經有了三次革命的豐富經驗,黨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黨中央再三再四地講明內戰危險,使全國人民、全黨同志和黨所領導的軍隊,都處于有準備的狀態中。”
經過分析 ,毛主席得出了如下結論:
“蔣介石要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他的方針已經定了,我們對此要有準備。全國性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這是第一條。現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可能把內戰暫時限制在局部范圍,內戰可能暫時是若干地方性的戰爭。這是第二條。第一條我們準備著,第二條是早已如此。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有了準備,就能恰當地應付各種復雜的局面。”
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方針雖然已經定了,但表面上還是強調和平建國,他三番五次電邀毛主席去重慶共商建國大計,把球踢給了延安,接是不接?如果不去,就給了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口實;如果去,又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就象毛主席在決定去重慶談判前所說的“去重慶,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簽字之手在我。”“我準備坐班房。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事件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所以絕不要怕。 如果是軟禁,那也不用怕, 我正是要在那里辦點事。”經過權衡,毛主席為了人民的利益,舍生忘死,毅然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把球又踢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被迫簽訂了“雙十協定”,成為套在蔣介石頭上的“緊箍咒”。毛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后,在延安干部會上說:
“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中國的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復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
因為蔣介石沒有和平誠意,“雙十協定”只是他的權益之計,一旦時機成熟,他是一定會撕毀協議的。毛主席看透了這一點,因此,他強調“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但他同時指出“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要求人們樹立勝利的信心,想到道路的曲折,他說:
“我們應當把世界進步的情況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傳,使人民建立起勝利的信心。同時,我們還要告訴人民,告訴同志們,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物,還有許多困難。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面前困難還多,不可忽視。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
因為一直做著反擊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準備,所以當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的時候,解放區軍民并未驚慌失措,而是沉著應戰,打破了蔣介石三個月消滅解放區的狂妄計劃,利用八個月的時間,消滅國民黨正規軍六十六個旅,共七十一萬多人,蔣介石不得不停止了全面進攻,轉入重點進攻。
全面內戰爆發之時,國民黨用于進攻解放區的兵力,正規軍共達一百九十三個旅(師),約一百六十萬人,而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約為一百二十萬人,較之敵人的兵力,在數量上居于劣勢,因此對于打敗蔣介石,并無預計一個大概的期限,只表示要“作持久打算”。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陜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又稱小河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進一步組織和發展戰略進攻,集中商討今后的作戰計劃和方針問題。毛主席通過對全面內戰以來的形勢總結和分析,首次提出用五年時間打敗蔣介石的斗爭計劃。為什么要用五年?他是這樣分析的:
“對蔣介石的斗爭,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來解決,從過去這一年的成績來看是有可能的。山東的局面最近可以轉變,陜甘寧邊區還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敵人的進攻,這就為以后轉變局面打下了一個基礎。過去一年消滅蔣介石正規軍和非正規軍一百一十二萬人,我們傷亡三十幾萬 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戰爭更激烈些,五年就要準備傷亡二百萬人。現在我們有主力部隊九十萬人,地方部隊六十萬人,如能把主力擴展到一百五十萬人,就足夠解決問題了。”
對于用五年時間解決蔣介石問題的計劃,毛主席要求不要公開,因為并無十足的把握,他說:
“對蔣介石的斗爭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來解決,現在不公開講出來,還是要準備長期斗爭,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蔣介石那樣,先說幾個月消滅共產黨,后來又說還要幾個月, 到現在又說戰爭才開始。”
194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美國人支持的蔣介石仍然強大,不會甘心失敗,但美國直接參戰的可能性很小,戰爭仍需長期進行,他說:
“戰爭的時間還要準備四五年,也可能還要長一些。戰爭需要不斷地進行,不讓蔣介石得到休息、整訓和補充的時間,但這一點不能說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間斷,例如蔣介石下臺,推出別人出面講和,那時的和戰問題就要根據大城市和南方的群眾覺悟程度來決定。”
1948年3月20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對黨內的通報,通報中分析了國共兩黨軍隊實力的消長,經過一年多的戰爭,國民黨軍隊由1946年7月內戰初始時的四百三十萬五千人減至三百六十五萬人,減少了六十五萬五千人。與此相反,共產黨軍隊則由一百二十七萬八千余人,增至二百四十九萬一千余人,增加了一百二十一萬三千人。兩黨軍隊雖然在總量上還有一定差距,但中共軍隊正在加速追平這一差距,對此,毛主席分析道:
“今后我軍占地日廣,國民黨軍兵源糧源日益縮小,估計再打一個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時候,敵我兩軍在數量上可能達到大體上平衡的程度。我們的方針是穩扎穩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個月消滅國民黨正規軍八個旅左右,每年消滅敵軍約一百個旅左右。事實上,從去年秋季以后,超過了這個數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過。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8年9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會議制定了新的戰略方針:“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毛主席在對這一戰略方針進行解釋時說:
“大約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里有一個‘大約’,一個‘左右’,還有‘根本上’。這些形容詞不能去掉,去掉一個都不行。關于公開宣傳‘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固然有好處,原則上我不反對,但用什么方式講,怎么講,還得考慮。我現在傾向于講困難一些,像‘八一’社論上那樣的提法,這可以使人更沉著、更努力些。在內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戰士中,是可以說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說。但說就要說得清楚些,有個‘大約’五年‘左右’和‘根本上’,這就不會錯。還要估計到,雖然解釋清楚了,但一傳出去,還會即刻被說成是‘五年’勝利。‘建軍五百萬’,‘消滅敵人五百個旅的正規軍’,‘大約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些話簡單明了,是口號式的。口號的作用,就是好講好傳。”
“九月會議”是解放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人民解放軍由游擊戰轉為戰略進攻階段,戰爭進程開始明顯提速。從九月中旬開始,遼沈戰役、濟南戰役相繼開始,濟南戰役僅用不到十天的時間,殲敵十萬四千人,蔣介石以大城市為主的“重點防御”體系開始總崩潰,揭開了解放戰爭的新篇章。遼沈戰役發起之前,毛主席起草給林彪、羅榮桓的電報,提出遼沈戰役作戰計劃,計劃說:
“我們準備五年左右(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們每年殲滅國民黨正規軍一百個旅左右,五年殲敵五百個旅左右,就能達到此項目的。過去兩年我軍共殲敵正規軍一百九十一個旅,平均每年九十五個半旅,每月八個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軍殲敵正規軍三百個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們希望能殲敵正規軍一百十五個旅左右。此數分配于各野戰軍和各兵團。”
毛主席給東北野戰軍分配的殲敵任務是“配合羅瑞卿、楊成武兩兵團擔負殲滅衛立煌、傅作義兩軍三十五個旅左右,并攻占北寧、平綏、平承、平保各線除北平、天津、沈陽三點以外的一切城市。”至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遼沈戰役結果,東北野戰軍共殲滅敵人四十七萬二千余人。錦西、葫蘆島地區的國民黨軍于十一月九日從海上撤向關內,東北全境獲得解放。
1948年9月24日,毛主席審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同意東北局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的電報稿,加寫了一段關于戰爭第三年,即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的作戰計劃,計劃要求:
“人民解放軍全軍必須爭取于大約五年(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左右的時間內,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左右(平均每年一百個旅左右),殲敵正規軍、非正規軍及特種部隊七百五十萬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萬),建軍五百萬左右(現已有二百八十萬),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這是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規定的總任務,而這是根據過去兩年經驗,從最謹慎的估計出發,是有實現的充分可能性的。這一任務可向黨內宣布。”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九月會議”事項的通知,傳達了“九月會議”五年左右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作戰任務,通知指出:
“中央會議,根據過去兩年作戰的成績和整個敵我形勢,認為建設五百萬人民解放軍,在大約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從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殲敵正規軍共五百個旅(師)左右(平均每年一百個旅左右),殲敵正規軍、非正規軍和特種部隊共七百五十萬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萬人左右),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為四百三十萬人,兩年被殲和逃亡三百零九萬人,補充二百四十四萬人,現有三百六十五萬人。估計今后三年尚能補充三百萬人,今后三年被殲和逃亡可能達到四百五十萬人左右。這樣,五年作戰結果,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可能只剩下二百萬人左右了。我軍現有二百八十萬人,今后三年準備收容俘虜參加我軍一百七十萬人(以占俘虜全數百分之六十計算),動員農民參軍二百萬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戰結果,我軍可能接近五百萬人。如果五年作戰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就可以說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經從根本上被我們打倒了。
為了實現這一任務,必須每年殲敵正規軍一百個旅(師)左右,五年共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師)左右。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
由于濟南戰役、遼沈戰役的順利推進,大量國民黨軍隊被殲滅,國共兩黨軍隊首次出現了逆轉,國軍總兵力下降到290萬人,解放軍總兵力上升至300萬人。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信號,意味著原先預計的五年戰爭計劃要改一改了。遼沈戰役接近尾聲的時候,毛主席給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去電,并告東北局、華北局,謀劃東北華北部隊協力奪取平津。電報中頭一次對戰爭進程進行了修正:
“中央九月會議規定五年左右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任務,因為戰爭迅速發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點你們應有精神準備,從而加速組織準備,以此種精神教育干部。”
1948年11月11日,遼沈戰役結束不久,毛主席懷著欣喜的心情再次致電林彪羅榮桓等同志,表示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他說:
“我全軍九、十兩月的勝利,特別是東北及濟南的勝利,業已根本上改變了敵我形勢。國民黨全 軍(連近月補充者在內)現已不足三百萬人,我軍則已增至三百余萬人。九月上旬(濟南戰役前) 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所作的五年左右建軍五百萬,殲敵五百個正規師,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估計 及任務,因為九、 十兩月的偉大勝利,已經顯得是落后了。這一任務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達到了。即是說,國民黨已不可能再動員三百萬人,我軍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時間(從今年七月算起)殲敵三百個正規師,才能達到根本上打倒國民黨之目的。我軍大約再以一年左右的時間,再殲其一百個師左右,即可能達成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決國民黨并占領全國,則尚須要更多的時間。我黨我軍仍須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1948年11月14日,毛主席為新華社的撰寫評論“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根據遼沈戰役以后敵我力量變化的新形勢,對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時間重新作了估計,指出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他寫道:
“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敵人是正在迅速崩潰中,但尚需共產黨人、人民解放軍和全國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加緊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滅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
1949年1月8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決議“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指出再打幾個大仗,“不但就軍事上來說,而且就政治上和經濟上來說,國民黨政權是被我們基本地打倒了。”他說:
“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廣大人民群眾是大群大群地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而站到我們方面來。自由資產階級向我們找出路,跟國民黨走的很少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代表們已經或正在成批地來到解放區。整個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戰略上的戰線已經崩潰,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是處在極大的混亂和崩潰的狀態中。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國范圍內戰勝國民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勝利的兩年。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
至1949年1月末,淮海戰役、平津戰役落下了帷幕,規模浩大的“三大戰役”猶如“臺風掃寰宇”,又如“橫掃千軍如卷席”,共殲敵154萬余人,實現了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政權的目標。
1949年3月,毛主席離開西柏坡“進京趕考”。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與朱德總司令下達“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堅決、徹底、干凈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1949年4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徹底崩潰。獲悉南京解放的喜迅后,毛主席欣然提筆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寫下《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生動地描寫了南京殖民政府鳥獸散的場景: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1949年9月21日,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全國各界濟濟一堂,共商建國大計,毛主席在大會開幕詞中總結了解放戰爭的偉大歷程:
“在三年多的時間內,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所有的數百萬軍隊的進攻,并使自己轉入反攻和進攻。現在,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已經打到接近臺灣,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區去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已經獲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援助人民解放軍,反對了自己的敵人,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就這樣,從“五年”到“三年”,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一個貌似強大的政權轟然瓦解了,一個嶄新的政權傲然立起了,這是民心的向背使然,這是歷史的潮流使然,也是毛主席出神入化的指揮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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