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有個“大同夢”：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老有所終”，是大同世界的重要內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一個老人，都要獲得贍養。

　　毛主席是中國“大同”思想的承繼者，也是對“老有所養”思想的最大實踐者，他從年輕時代開始心中就裝著“老有所養”的思想，并不斷探索將這種思想在中國大地上轉化為一種現實。

　　毛主席在長沙求學期間作的“講堂錄”里，記錄了這樣一個典故：

　　“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孝子。彈生于古之孝子有二說：上世不葬其親，狐貍食之，孝子不忍，乃作彈以擊殺之，此一說也；父母年邁，養老之事必盡，孝子乃作彈，射雀以奉其親，此又一說也。”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報》發表文章《更宜注意的問題》，紀念五一勞動者，談到勞力問題時強調了老年人的生存權，文章寫道：

　　“在世上賣過力的勞工，當他 到了六十歲以上力賣盡了再不能賣力的時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點雨露盡其天年的例，也應該使這些勞工盡其天年。依這個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賣力的人，應該給與他一 點救命的食物。一個人在‘老’‘少’兩段不能做工的時候應該都有一種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權利，這就是生存權。”

　　毛主席領導工農革命武裝在湘贛邊界進行土地革命時，制定了主要按人口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1928年12月，毛主席在“土地法”中對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解釋說：

　　“在養老育嬰的設備未完備以前，老幼如分田過少，必至不能維持生活。”

　　1933年11月，毛主席在江西興國縣“模范鄉”長岡鄉進行調查，他在調查報告中關于勞動互助社幫助孤老問題寫道：

　　“互助社的工作是優待紅屬、社員互助與幫助孤老，均完全達到目的，紅屬的田一般耕得好。幫助孤老：只要吃飯，不要工錢。”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集體合作化程度的提高，“老有所養”從互助的方式走上了更高的階段——“包下養老”，千百年來大同理想中的“老有所終”終于變成了現實。

　　1950年8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報告上海黨政群機關團體編制情況，提出兩條建議，其中之一為編余員工處理問題：“老弱殘疾人員，一般可早日給資遣散，工務局六七十歲有多年工齡的老工人，無家可歸者以包下養老為宜。”毛主席對上海市委提出的建議非常贊同，他批送周恩來：

　　“此兩項建議值得注意，請考慮指示各地，省及大市照此辦理，成為制度。”

　　從1953年始，根據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道路，中國開始大面積實施合作化，其中就有通過農村集體組織來解決貧困農民養老問題的內容。1956年1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1956一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草案形式發表（即農業四十條），草案第三十條規定：

　　“農業合作社對于社內缺少勞動力、生產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指定生產隊或者生產小組在生產上給以適當的安排，使他們能夠參加力能勝任的勞動；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的生養死葬都有指靠。”

　　新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使那些缺少勞動力、生產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有了養老的依靠，農業合作社的協作制度使鰥寡孤獨者在精神層面、生產層面都獲得了滿足感，獲是了制度性穩定的保障，是社會化養老的開端和偉大嘗試。隨著農業合作程度的深入，在一些條件好的合作社，紛紛出現了敬老院、幸福院等社會化養老機構。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河南新鄉王屯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他看了那里的棉花和水稻生長情況，還看了敬老院、幼兒園、面粉加工廠、滾珠軸承廠。

　　1958年10月16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干部俱樂部召開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當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談到幸福院、幼兒園和建筑房屋的試點規劃時，他說：

　　“太單調了嘛，也要大中小結合，老人不跟壯丁、小孩結合怎么辦?整天只是老頭對老頭，行嗎?公社造房子，只造夫婦住的，不造老人、孩子的，他們要另住在一塊，群眾贊成不贊成?恐怕脫離老人和孩子了，兩頭不喜歡，中間也不喜歡。”

　　1958年10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干部俱樂部召開會議，談到徐水的幸福院時說:

　　“我就不愿進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點分析，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鯨寡孤獨進幸福院可以。但是幸福院作為一個生活單位，一天凈是見老人，看不見青壯年，是不是好?”

　　1958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同劉子厚等地方領導人談話，在談到家庭問題時，他說：

　　“要大中小結合，陰陽五行還要講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們住在一起，見不到自己的兒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

　　1958年11月31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聽取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匯報，談到家庭問題時，他糾正人們在廢除家長制方面的一些誤區說：

　　“現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進托兒所，青壯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嗎?我們不是破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家長制是個封建制度，本來應該在民主革命的時期解決，但是不可能，在社會主義時代才能解決。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時代還不能解決，只有現在人民公社階段才能解決。廢除家長制，社會成員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會成員，都在食堂里頭吃飯，都發工資，都學習或者勞動，年老的是休息，這是一個很大的解放。廢除家長制，肯定不是廢除家庭制度。”

　　1958年11月13日，毛主席在鄭州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趙文甫、史向生、楊蔚屏等談話，關于農村的供給制問題，他說：

　　“現在供給制的標準還很低，再大躍進三四年、四五年可能有很大變化。食堂、托兒所、幸福院、人民公社垮一些是可能的，但可取得經驗再搞起來。我們是個很窮的國家，一貧二弱，鋼千把萬噸，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幾元。要對高級干部講清楚，現在絕不能高枕無憂。干勁很可貴，沒有這股干勁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顧前不顧后，只顧勝利不顧困難，那問題就大。山上五百萬人，要搞好過冬的吃飯、睡覺、取暖、醫藥衛生。不顧廣大群眾生死就要滅亡。”

　　1959年12月22日，毛主席同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剩余勞動是為社會的勞動，它創造剩余產品，即為社會的產品，用來滿足社會的需要：擴大生產，建立后備，發展教育和保健事業，瞻養老人和喪失勞動力的人，組織國防，等等。”毛主席評論說：

　　“唯社會的產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會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業的，其目的是增強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養育后代，以便擴大勞動力的后備，這一部分可以說是間接用于擴大再生產的。”

　　1961年3月19日，毛主席閱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報送的材料《群眾擁護哪一種分配方案》，材料說，四川南充地委農村工作部工作人員在調查群眾對一九六○年決算分配方案的看法時，群眾普遍贊成的方案是：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勞動力實行小部分伙食供給。他們認為，這一方案既解決了困難戶的問題，又使勞動力強的人可以多勞多得，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毛主席對這個材料進行批示說：

　　“這個問題有普遍性，請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經驗。”

　　1961年3月31日，毛主席在長沙聽取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工作匯報，在談到供給部分怎么搞時，他說：

　　“五保戶得保，困難戶得補助，必須采取這個辦法。”

　　1961年4月7日，毛主席同農墾部部長王震談話，詢問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等問題，他在談話中說：

　　“五保戶還要供給，有點共產主義。五保戶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勞動力的，有的有各種原因，要保證他們的生活。”

　　1961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濟南聽取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工作匯報，談到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生產隊問題時，他說：

　　“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講到形勢、單干問題時，他說：

　　“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二分之一的富裕農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召集華東省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了解農業情況，談到分配問題時，他說：

　　“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顧四屬戶、五保戶。”

　　“老有所養”是衡量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是檢驗人類文明的試金石。在私有化為基礎的階級社會里，“老有所養”只存在于人們的理想之中，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人老之后老無所依，老無所靠，老無所養，老無所終。毛主席首倡社會化養老的科學理念，把養老與合作化有機地聯系起來，使老年人有了強大的依靠，有了最可靠的保障。毛主席時代結束的時候，他在中國大地上留下了最溫暖和最文明的遺產:遍布城鄉的養老機構。在最廣大的農村，哪怕是最偏遠最貧窮的村莊，也會設立一所“幸福院”，最弱勢的“鰥寡孤獨廢疾者”，也不會為生計發愁，每一個老人，都從集體的靠山上獲得穩定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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