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膽，地產多大產”是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句口號，多年以來，是作為一個靶子被批判和潮諷的，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甚至認為這句話是毛主席說的，那么這句話是怎么來的呢？毛主席對這句話又是持有什么態度呢？
1963年5月11日，毛主席召集周恩來、彭真、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陳伯達、江華、胡耀邦等開會，主要談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問題，期間談到了哲學問題，他說：
“一言興邦，就是說的精神變為物質。要在日常工作中講哲學。中央、中央局、省三級，開會時都要講。不要把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哲學看得那么難，哲學是可以學到的。還是要破除迷信，但是不要像前幾年那樣，連不該破的也破了。不要破除了科學，如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從這段話里看出，毛主席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不贊成的，這是他的基本態度，他認為這句話不科學，不符合哲學原則。
舊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迫切要求中華民族必須有一次大的“躍進”，跟在別人屁股后面爬行，永遠趕不上別人的步伐。這不是一代中國人的歷史擔當，而是需要幾代人的歷史責任。
1958年，是新中國的“躍進”之年。先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首倡“躍進”口號。毛主席提筆贊道：
“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其中是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提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中華民族的大躍進由此拉開了序幕，豪情壯志的中國人要“苦干三年”，改變中國的面貌，要在十五年里，在鋼鐵等一些重要經濟指標上趕上和超過英美老牌帝國主義國家。
1958年8月中、上旬，毛主席離開北京到河北、河南、山東農村視察，在河北徐水，他參觀了南梨園鄉大寺各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看了農業社的俱樂部、糧食加工廠、供銷部、醫院、豬場、縫紉工廠、幼兒園、幸福院和食堂，到農田看棉花、泰子、玉米、谷子、紅薯等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在河南新鄉，他參觀了王屯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七里營人民公社，在七里營，看見掛著的“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牌子，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他還看了敬老院、幼兒園、面粉加工廠、滾珠軸承廠，到田間，走進棉田，稱贊棉花長得好，并同社員一起給棉花打頂。面對一片豐收景象，他高興地說：“大有希望！”
“人民公社”這個名字，給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隨后的談話中說：
“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加上個地名，或者加上群眾所喜歡的名字。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內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兒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產軍事化了，分配制度變化了，一個小并大，一個私并公，鄉社合一了。人民公社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級。”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被作為一種通向共產主義理想的重要途徑的方式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出現了，在極短的時期內，中國廣大農村實現了公社化，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人民公社時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派往山東省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志的一封來信，人民日報加的編者按題目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信中說壽張縣搞畝產萬白糧高額生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1到2萬斤玉米、谷子。
隨著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發展，放衛星、浮夸風開始出現，越來越嚴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也漫延開來。
1958年9月10日，毛主席離京南下考察，首站湖北，住在武昌東湖客舍。第二天，他的老朋友、中共一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來看他，在談話中，李達說起他在鄂城縣委看到的標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問毛主席對此有什么看法。毛主席說：“凡事有兩重性嘛，這句話講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
對此，李達跟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還進行了一番爭論。送走李達后，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他對秘書說：和李達爭論，我是錯誤的。他是諍友，有了他我才能六十而耳順。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存在不多久便消失了，但夸大事實的“浮夸風”卻仍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存在著。這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即人民的勞動熱情，毛主席從事物的兩重性出發，對“浮夸風”進行了辯證施治。
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在武昌撰寫《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其中寫道：
“可能性同現實性是兩件東西，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頭腦要冷又要熱，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沖天干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愿意做分析，只愛熱。同志們，這種態度是不利于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筋斗，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
1958年12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體會議并講話，對于保護勞動熱情問題，他說：
“對于犯錯誤的干部怎么處理?所謂犯錯誤，在這個時期，主要是強迫命令，還有講假話，還有不關心人民的生活，注意了生產，忘記了生活。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應該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不給處分，叫他們作一些自我批評。對于嚴重違法亂紀的干部，就應該加以處罰，如果不處罰，就會挫傷干部的熱情，就會挫傷勞動者的勞動熱情。”
對于全民所有制問題，他說：
“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一些地方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他們有沖天的干勁，革命熱情很高，這是非常之可寶貴的，缺點就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回這個決議，主要的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不要因為外國人一吹，把我們自己的報紙打開一看，凈是干到 沖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不要自己欺騙自己。要估計到不高興的事情這一面，索性講清楚。”
1959年2月25日，毛主席到山東進行工作調察，召開六級書記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包括中央、省、縣、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六級黨的書記），當歷城縣東郊公社第一書記鄭松匯報說東郊公社1958年畝產糧食740斤時，他說：
“有這么多嗎？你們怎么知道收這么多，有沒有過秤？怎么算出來的？你們今年的小麥怎么樣？打400斤比去年翻一翻吧？”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關于農業方面的六個問題，給省、地、縣、社、生產隊、生產小隊六級干部寫了一篇《黨內通信》。信中說：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關于密值問題，他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
關于節約糧食問題，他說：“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關于講真話問題，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毛主席最后說：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廬山人民劇院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講話，指出要正確認識人民群眾的熱情，他說：
“搞共產主義，這股熱情怎么看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我看不能那么說，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三個月當中，三個三十萬，九十萬人朝山進香，對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不能性急，要有步驟。這些干部，率領幾億人民，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你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三億五千萬人。到春節前后，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干部下鄉，不講話了，請吃紅薯、稀飯，面無笑容，因為刮‘共產風’。對‘共產風’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什么人？‘共產風’主要是縣、社兩級，特別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產隊和生產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
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來龍去脈看，它不是毛主席發明的，也不是毛主席倡導的，它是中國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插曲，從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改變必然王國的主觀能動性，但也表現出某種盲目性，這是中國人民破除迷信、改造自然和社會必經的一個階段，中國人民在實踐和挫折中早已跨過了那個階段，走向了更廣闊的自由王國了。
毛主席對待“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態度，體現出了自己一貫的辯證法，他看到了其中的兩重性，采用了“有保有打”的策略，即保護了其積極的方面，又打擊了其消極的一面，最終把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勁頭引導到了現實的可能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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