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的二屆二中全會上，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創始人柳亞子初識毛主席，二人相見恨晚，無話不談。這次大會柳亞子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毛主席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代理中央宣傳部長。

　　蔣介石也參加了二中全會，還向大會提出了“整理黨務案”，指在排棄共產黨，奪取國民黨黨權。柳亞子因此看透了蔣介石的本質，認為此人必是中國革命未來發展的禍害。于是他先后找了中共代表惲代英、毛主席，勸其雇槍手殺掉蔣介石，結果遭到了拒絕，惲代英、毛主席這樣告訴他：

　　“共產黨人相信群眾，不重視個人，搞群眾運動，不搞陰謀。”

　　柳亞子對此很是失望，撂下一句“你們不聽我的話，將來是要上當的”便拂袖而去。

　　一晃二十三年過去了，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電邀柳亞子赴北京共商建國大計，在北京期間，柳亞子拜謁了碧云寺孫中山先生的靈堂，他在寫的“有感”詩中感嘆道：“曲突遷薪今已矣，一夫不殺血成江”，回憶了當年力勸毛主席、惲代英招募力士狙擊蔣介石的那段往事。

　　“暗殺”，是古往今來比較普遍的一種政治手段。歷史上比較知名的刺殺事件不勝枚數，先秦時期的“荊軻刺秦王”，荊軻為了燕國的國家安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深入虎穴，謀刺秦王，雖然沒有刺殺成功，卻獲了一個“壯士”的美名，一直留傳至今。秦末時期的“鴻門宴”，項羽在鴻門設宴招待沛公劉邦，本來也是想借此消除競爭對手的，“擊沛公于坐，殺之”，幸虧劉邦使計逃脫，氣得項王的亞父范增大罵項羽“豎子不足與謀！”

　　清朝末年，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目標是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革命者在發動武裝起義的同時，還對清廷大員發動暗殺行動，同盟會員劉師復還組織“支那暗殺團”，針對朝廷官員進行暗殺。

　　1907年7月7日，革命義士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發動安慶起義，失敗被捕，被劊子手剖腹挖心，心肚用于炒菜。章太炎稱贊徐錫麟“震動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啟義軍之心”。

　　1910年2月23日，汪精衛因密謀刺殺清朝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被稱“銀錠橋案”。他在臨行前表“革命之決心”：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為薪乎？抑以身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那個時候的汪精衛還是一個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優秀革命青年，他在獄中的“口占”也豪氣沖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后來的汪精衛走了歪路了，自當別論。

　　因為有這樣的“暗殺”傳統，所以當柳亞子看出蔣介石“革命禍害”本質的時候，想到用“暗殺”這一絕殺技自然也就很正常了。柳亞子對中共代表沒有接受自己的暗殺建議一直是很難理解的，以至于他在那首《恭謁孫中山先生之靈堂有感》的詩注中寫道：

　　“1926年夏，余游廣州，初見蔣賊，即決其必反，力勸惲代英募力士狙擊之，為中國除大害。代英不從，卒釀1927南京上海之變。”

　　柳亞子顯然認為只要殺了蔣介石，就可以避免反革命政變的發生，就可以避免幾十年“血成江”，而共產黨人主張的是階級對階級的革命，不是針對某個人，暗殺了一個蔣介石，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仍然存在，革命仍然不可避免，這是共產黨人公開的政治主張，是“陽謀”，殺掉了蔣介石，還有“李介石”，還有“王介石”，對個人的暗殺是沒有用的，因此柳亞子的暗殺計劃得不到共產黨人的響應是必然的。

　　1935年11月1日，當年英勇無畏刺殺攝政王而今成為國民黨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后被刺殺，原因是蔣介石、汪精衛在處置中日關系時妥協退讓，出賣國家利益，批準簽署“何梅協定”等賣國條約，將中國的權益拱手讓給日本，引起愛國志士的憤慨。刺殺汪精衛的是孫鳳鳴、華克之等愛國人士，本來主要刺殺目標是蔣介石，陰差陽錯刺殺了汪精衛，汪精衛雖大難不死，但一顆子彈留在脊椎中無法取出。孫鳳鳴在刺殺過程中當場犧牲，華克之趁亂逃脫，后來華克之輾轉到達延安，毛主席接見了他，毛主席欣賞他的膽量，但并不贊成他的刺殺行為，他說：

　　“殺了蔣介石一人，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反而不利于抗日戰爭。”

　　共產黨人不主張“暗殺”，但蔣介石是熱衷于“暗殺”的。

　　1939年6月12日，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在湖南平江制造了“平江慘案”，暗殺了6名新四軍、八路軍官兵。毛主席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上演說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行徑說：

　　“抗戰以來，被暗殺的共產黨員和愛國志士已經不下幾十幾百，平江慘案不過是最近的一件事。這樣下去，中國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統統被殺。殺抗日的人，這是什么意思？這就是說：中國的反動派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準備投降，所以先殺抗日軍人，先殺共產黨員，先殺愛國志士。這樣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里滅亡。”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七大”上作結論報告，分析國內形勢，列舉抗戰勝利后可能面臨的十七條困難，其中一條是：

　　“ 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所以我們要有準備，以防萬一。”

　　1946年7月，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中國民主同盟會成員李公樸、聞一多，毛主席為他們的家屬發出唁電，在給聞一多先生家屬的唁電中說：

　　“先生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 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克底于成。”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其《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再次頌揚了聞一多的英雄氣概，他寫道：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解放以后，國民黨殘余勢力以暗殺作為手段，對新中國進行著不遺余力地破壞。新生的共和國以鎮壓反革命的手段進行著反暗殺活動的斗爭。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七屆三次會議上作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對于國內的形勢，他指出：

　　“特務和間諜們又進行了破壞人民經濟事業的活動，對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采取暗殺手段，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收集情報。所有這些反革命活動，都有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后策動。這些土匪、特務和間諜，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1951年2月17日，毛主席關于鎮壓反革命問題致信黃炎培，信中對“寬大無邊”現象指出：

　　“不殺匪首和慣匪，則匪剿不凈，且越剿越多。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農民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

　　1951年3月13日，山東 省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會議上刺殺。毛主席就此事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務須重視，切勿等閑視之，指示指出：

　　“這是我黨高級干部被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殺，而為過去所少見的，應當引起全黨警惕。務請你們注意: 嚴防反革命的報復。應當肯定反革命的報復是必然會有的，必須預先采取防制的辦法，千萬不可疏忽。除加強警衛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積極手段，破獲反革命的組織，消滅反革命的巢穴，堅決迅速地殺掉一切應當殺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無力施行報復手段。”

　　在應對暗殺活動的過程中，毛主席也不止一次受到過暗殺的威脅。

　　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訪蘇聯，美蔣特務密謀炸毀毛主席所乘坐的專列，暗殺毛主席；1966年初，美國遠東情報局針對毛主席每年國慶都會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的規律，制定了刺殺計劃，準備在1969年10月1日新中國國慶20周年之際，通過在天安門城樓安裝定時炸彈，暗殺毛主席。雖然美蔣的暗殺計劃都沒有成功，但暗殺與反暗殺背后的較量驚心動魄。

　　即便來自外部的暗殺活動從未消停，毛主席依然堅持著不搞陰謀的原則。

　　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會議，關于國際形勢問題，他說：

　　“要告訴我們的外交人員，不管所在國的政府是否反動，一概不搞顛覆活動。蘇聯就是搞竊聽、造謠、收買、干涉、顛覆、撤退專家、斷絕關系，一共總有七八種，我們一概不搞。”

　　1971年8月16日至17日，毛主席在武漢與一些地方領導人談話，主要內容是：

　　“你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1975年6月7日，毛主席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當馬科斯說到實現兩國關系的正常化時，毛主席說:

　　“好！以后我們兩個國家團結！我們兩國人民團結起來！我們不搞陰謀詭計去推翻你們，你們也不搞陰謀詭計推翻我們，相互都不搞陰謀詭計。”

　　毛主席是反對陰謀的，他所有的謀略、思想都擺在太陽底下，坦坦蕩蕩，毫無隱瞞，他是古今中外靠陽謀贏得尊重的最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坦蕩來自于他的哲學思想，他的哲學里先進的總能戰勝落后的，新的總能戰勝舊的，正義的總能戰勝反動的，而他從事的是人類歷史上最正義的事業，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又何需搞陰謀詭計呢？這也是毛主席反對“暗殺”的根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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