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以仁義治國的主張，也叫“圣王之道”，雖然歷史上有“王道蕩蕩”的說法，但據魯迅先生說，“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

　　為什么儒家的“王道”論只存于典籍而不能流行于世？在于這種主張自身具有不可彌補的理論短板，孔子曾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他只講追求精神層面的東西，但在實際社會中任何人都是需要“謀食”的，“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片面的追求精神而忽視甚至是鄙視物質，就成了無本之水，成了空中樓閣，不但虛偽，而且毫無可操作性。

　　毛主席在長沙求學期間做的課堂筆記中對孔子的“君子謀道不謀食”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記錄道：

　　“君子謀道不謀食，系對孳孳為利者而言，非謂凡士人均不貴夫謀食也。志不在溫飽，對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則王道之極亦只衣帛食粟不饑不寒而已，安見溫飽之不可以謀也。”

　　在毛主席的理解里，雖“王道之極”，也有謀溫飽的必要。

　　毛主席也是講“王道”的，毛主席的“王道”與儒家的“王道”不一樣。

　　1943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話，要求切實執行抗戰時期的“十大政策”，講到對待人民和對待敵人的態度問題時，他提出對人民對群眾“應講王道”，他說：

　　“我們要有兩種態度，對敵人用霸道，對人民用王道。這一條要記得非常牢固。……要把軍隊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風傳開來、傳下去，這是無產階級軍隊同資產階級軍隊的根本區別。 我們擁護人民，為人民打敵人，對人民講王道，采取自我批評態度，反對軍閥主義傾向。”

　　“對人民講王道”，就是毛主席的“王道”。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提出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說：

　　“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提出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革命的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他說：

　　“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大會上發表講演，提出我們這個隊伍“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說：

　　“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對共產黨人提出了最高要求，他說：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么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

　　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在延安干部會上作報告，他寄語即將到前方作戰的干部說：

　　“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應當做好精神準備，準備到了那里，就要生根、開花、結果。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政治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言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

　　“我偉大祖國哪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我親愛同胞哪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我全軍將士必須提高軍事藝術，在必勝的戰爭中勇猛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一切敵人。必須提高覺悟性，人人學會殲滅敵人、喚起民眾兩套本領，親密團結群眾，把新區迅速建設成為鞏固區。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

　　毛主席在“宣言”中所說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所遵守的“訓令”，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為工農紅軍制定的“行動綱領”，三大紀律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實質，就是毛主席的“對人民講王道”。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作紀念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他在文章中寫道：

　　“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所論述的主張，是他“對敵人用霸道，對人民用王道”的另一種解讀，而其實質是一樣的，只是變化了一種說法。

　　因為對人民“用王道”，毛主席最大限度地贏得了人民，贏得了力量，最終實現了力量的反轉，將“黑手高舉霸王鞭”的蔣家王朝趕出了中國大陸，這是“王道”對“霸道”的勝利。

　　毛主席以“王道”打天下，也以“王道”治天下，他建立了一個以人民的名義命名的共和國。但以“王道”治天下并不比以“王道”打天下容易，以“王道”打天下，敵人很明確，相對容易一些，而以“王道”治天下，要面對的“敵人”卻主要來自內部，是思想問題，是作風問題，是兩條路線的問題。從建國初期開始，毛主席就注意到了黨內官僚主義的問題，他持續不斷地從思想上、從教育上、從組織上采取行動，阻止在新中國的土地上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1957年4月19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關于檢查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的指示》，指示中說：

　　“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采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于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主席審閱的社論《為什么要整風》，社論說：

　　“在革命勝利以后，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傾向有了新的滋長，許多同志喜歡采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處理問題，對于名譽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權表現了很大的興趣，而不愿意深入群眾，同群眾同甘共苦，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數人竟至沾染國民黨作風的殘余，不把工人、農民、學生、士兵、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少數民族的群眾看作自己人，不讓他們有說話的機會，如果他們說了不滿意的話，就對他們采取打擊辦法。很明顯，我們黨　絕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要改進共產黨人的態度和作風，他說：

　　“我們要把國民黨作風統統打掉。我們這個官還是官，可是是幫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針對有人說“跟著毛主席走”這句話，他指出：

　　“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他說：

　　“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從你。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1958年12月11日，毛主席會見由國防部部長雷維斯率領的匈牙利軍事代表團，在向外賓介紹中國解決部隊上下級關系時說：

　　“我們不是資本家，我們都是國家工作人員，不能老爺式地工作，應當力求避免官僚主義，應當永遠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1961年1月29日，毛主席同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談話，談到整風整社問題，他說：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群眾沒有感情，對貧農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群眾死活，不了解情況，不聽群眾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

　　1963年10月18日，毛主席會見古巴土地改革委員會領導人托雷斯，談到干部參加勞動問題，他說：

　　“要提倡干部參加勞動，首先是基層干部，支部書記、生產大隊長、隊長，必須以大部分時間參加勞動。否則，過了若干年，他們就不懂得群眾了，和群眾隔離了，做官了，群眾就不喜歡他們。公社一級、縣一級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時間參加勞動。如果我們要同國民黨有所區別的話，那就應當這樣做。”

　　1967年10月3日，毛主席會見由總理努馬扎萊率領的剛果(布)政府代表團，對于干群關系問題，他說：

　　“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門有汽車，架子也大了。前四條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點，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車也可以，就是有一條，你不要擺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條，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么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書記，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沒有汽車，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擺官僚架子，動不動就訓人。這樣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評你。”

　　1968年5月11日，毛主席召集一些中央領導人開會，批評了社會上斗爭擴大化的現象，他指出：

　　“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兩年，依然牽掛著如何不脫離勞動者的這件大事情，他對有學生上了大學就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的問題發表看法說：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于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

　　“王道”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的一種理想，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它沒有真實地存在過，如果我們今天再問一下“王道存在過嗎?”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毛主席的“王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主席曾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毛主席說的“路線”，是密切聯系群眾的路線，是為人民服務的路線，是社會主義的路線；毛主席所說的“霸道”，是保障路線的手段，是捍衛路線的武器，是組織建設的準則。

　　毛主席的“王道”，是人間“正道”，是人間“大道”，是真正屬于人民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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