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變”只是日本侵華事件中的一個結果，早前的“濟南慘案”比這更慘。“事變”本身并沒有特別大的影響。之所以不具備特別大的影響，是因為之前日本的一切行動都被中國“大事化了”。中華民國政權對日本霸權的持續性默認是“事變”成為必然結果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們不妨疏理一下“事變”之前幾年中日兩國政治變局的大致脈絡。

日本政府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若槻內閣倒臺，田中內閣就位，被日本右翼人士批評為柔軟外交的“幣原外交”終被“田中外交”所取代，之后不久，就流傳出一種“田中奏折”的說法(有專著論，本文不議)。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田中奏折”都存在肯定和否定兩種說法，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出現了轉折。

　　1928年初，田中內閣對滿州政策的三個新思維：1、以僑民安全為由兩次出兵山東，推行所謂的“積極政策”；2、即使因為中國內政，日本也不允許滿州秩序混亂，如有情況，日本擁有隨時出兵權；3、分割滿蒙成為政策方向，提出一整套滿蒙產業開發計劃，尤以攫取東北大豆、頁巖氣提煉和煤炭液化為主導方向。

　　對田中內閣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的齋藤良衛為日本書寫了著名的《中國通商條約論》，特別是其中的“治外法權論”成為日本統治中國的重要思想基礎，也是“日德防共協定”的構想來源。江騰豐二是田中滿蒙外交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他促成了張作霖和顧問町野竹馬正式同意修筑“吉會”和“吉大”兩條線路，

　　1928年6月3日，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設計炸死，張學良自此把“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深埋心底。不過，張的死也導致了日本的新變局——田中內閣垮臺。

日本關東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從北京返回沈陽途中的張作霖

　　1929年，日本關東軍的“反張空氣”打破了以往慣例，出現許多事先不知道的軍事演習，強行拒絕中國軍人進入所屬地和附屬地。后來，發展到日本官憲允許公開殺人搶劫，甚至有日本人掛出“殺人強盜許可處”的招牌。

　　1930年，由于張學良對日、俄等外國勢力都采取不合作態度，日華、日滿關系一直處于僵持緊張的狀態，日本“有識之士”試圖謀求整個日滿關系總清算的大時刻到來，希望盡快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總領館建議日本政府開始談判以確保日本權益，例如，撫順、安東、營口和滿鐵附屬地、安奉的警備權、對關東州內的中國刑事犯司法權等，凡條約根據不足的，日本政府以“既成事實”或“屬于多年慣例”為依據確保各種權益。

　　1931年，“9·18事變”終于爆發。(過程和結果不述)

　　日本關東軍的擔憂：一是擔憂張學良的東北軍破壞日本僑民的水源地，打井計劃被列入日程;二是擔憂東北軍下決心打仗，當時的日本關東軍連一架飛機都沒有(后來調援飛機)，而東北軍卻擁有幾十架新式德國戰機，且飛行員已經培訓就位。不過，張學良的東北軍打消了日本人的顧慮，給日本增援部隊的到來保留了足夠的時間。

　　“9·18事變”后，日本方面連夜召開了“9·18會議”，最終確定了日本的工作部署和應對措施。

　　同一天夜里，東三省最高顧問趙欣伯(曾就讀于日本明治大學)打電話給我(日本外交官森島守人自己)：中國方面決定采取不抵抗主義，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立即停止所有的軍事行動。

　　日本關東軍的態度：即使中國軍隊不抵抗，也反對把這種信息傳回到日本國內，以免幣原對滿州發生錯判，要求繼續對東北軍保持高壓，盡可能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實“，然后不管政府同不同意，都牽著政府的鼻子走，如果政府不順從，日本關東軍骨干分子不惜以“成為滿人”來威脅政府。

　　(以上內容大部分摘錄于戰時日本駐華外交官森島守人的回憶錄)

日本皇宮在做什么？

　　1925年，征得攝政裕仁同意，日本政府從殖民地朝鮮調3500名軍隊進駐中國東北。(《日本外交年表與主要文件》第27頁)

　　1926年12月，裕仁正式當上天皇。先后四次同意派兵中國山東，最多時，日本在山東的兵力達到15000多人。

　　1928年，張作霖被關東軍炸死，天皇發出“只要政府行為不構成他本身對臣民說謊，政府欺騙外國和臣民，都可不加追究”的態度，也即默認“皇姑屯事件”的合理性。

　　1931年，“9·18事變”發生后，司令官和參謀長都不過是關東軍的傀儡，板原、石垣、花谷、片倉、土肥原等人實際控制日本關東軍，土肥原當時有“土匪原”的美名，東北的小孩只要哭鬧，一喊“土肥原來了”，馬上止哭。朝鮮駐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在“9·18事變”后擅自增援關東軍并跨過鴨綠江，天皇先是大吃一驚，事后也就承認了，并未追究林司令官的責任。(《本莊日記》第160-161頁)

　　“9·18事變”后，日本關東軍占領了東北的嫩江和齊齊哈爾，第二次錦州之戰獲得錦州。天皇對一系列戰爭事件，從未發出制止戰爭的詔赦命令，反而在事件之后追認戰爭擴大化，鑒于戰局對日本有利的事實。(《滿州事變機密策略日志現代史資料》第189-202頁)

　　歸納起來講，日本天皇對于侵華的基本態度是：實質上支持，但政府的決策盡量不要留下“天皇有責”的痕跡。

東北軍閥在干什么？

　　1927年初，張作霖在經歷挫折之后，將自己的主要隊伍撤回東北，兩次發表“保境安民”聲明，宣布滿州獨立。后與日本人鬧翻，出現反日情緒。

　　1928年，張作霖的死去，加之張景惠、張作相、楊宇霆等勢力的關系，張學良最終作出了“投靠南京政府”的決定。張的決定讓蔣介石非常高興，蔣派出了最高級別的代表團赴東北與張學良達成交易，張群、顧維鈞、羅文干、吳鐵鋮、陳儀及湯爾和等國民黨高官謀臣齊聚東北。

　　1929年，張學良，此時正在奉天北陵附近建造一處漂亮的西式別墅，為了鋪設通往別墅的高爾夫球場道路，特意改建了馬路，除汽車以外，禁止其它車輛通行，再又修建一條去北陵游玩的輕便鐵路，因這些行動損害了日本人在神原農場的利益，雙方發生了多次沖突，但學良并未對日方權益采取行動。(《森島守人回憶錄》第40-41頁)

　　1930年，張學良對日俄均采取敵視態度，其間爆發了兩次與俄方較小規模的直接戰爭，均以失敗告終。非?？上У氖牵瑥垖W良雖投靠蔣介石，但蔣實際上對其并不放心，“中東路事件”的始作甬者正是蔣介石。為了抽空張在東北的軍力，蔣誘使東北軍入關對付閻、馮，客觀上給了日閥乘虛而入的良機。

　　1931年，“9·18事變”剛一發生，張學良和東北最高顧問趙欣伯均宣示“不抵抗主義”。實際上，這就是蔣張共同堅持的“雙不抵抗主義”。

中國國民黨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政府對中國推行積極的“大陸政策”，此時的中國，正在干另一件驚天動地的罪惡事件——“4·12反革命政變”。兩個國家，兩種變局，著眼點完全不一樣。其后，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紅色軍隊進行了五次大圍剿（前三次發生在9.18之前）。

　　1929年5月，《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宣言》出臺，宣言中總結十五條口號。第5條：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第6條：打倒勾結帝國主義的蔣介石;第7條：打倒新軍閥領袖的蔣介石;第9條：要救黨，必須先打倒蔣介石;第10條：蔣介石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第11條：要解放民眾，必須先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國民政府檔案》(一)，《中國現代政治史料匯編》第二輯第六冊第4288卷第1-3頁)

　　1929年12月2日，張發奎反蔣布告：近年來，黨失重心，政越常軌，惡腐勢力互為乘除，三次北伐勝利的結果造成了蔣介石的反動地位，迨違法治亂紀大會出現，本黨多年奮斗利益剝奪無余，本師為黨生存，誓以死爭……(張發奎《第四軍紀實》第315-316頁)

　　1929年12月2日，石三友通電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起兵討蔣：蔣傾全國之師，以求一逞，國力凋殘，生靈涂炭，將伊胡底?且西北災區，赤地千里，易子而食，折骸而炊。況復外交失策，強鄰入寇，數月于茲，中外古今，無此怪象。蔣對外條約之屈辱不顧國體，國事愈不堪言，長此以往，民生何托?……(《國聞周報》第六卷第四十九期)

　　1930年3月16日，汪精衛致電馮玉祥：一息尚存，必追隨同志之后誓除蔣賊，必須打倒叛黨殃民的蔣介石…….7月13日，國民黨改組派在擴大會議上達成《黨務聯名宣言》，宣言稱：蔣介石罪惡實不容誅，同人等痛心疾首，誓為本黨除此敗類……

　　1930年3月，鹿鐘麟通電反蔣：蔣氏陰行篡黨，召開偽三全大會，指派圈定代表，違背民主精神，挾黨營私，帝制自為，排除革命軍隊，私購軍械，樹立個人黨羽，凡非嫡系軍隊，急則旨為腹心，緩則視為仇敵……蔣氏利用取消不等條約之機，重新訂立新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在所不恤;蔣氏巧立名目，濫發公債，殘害同胞，禍國殃民。蔣中正已自絕于黨，結怨于人民，罪無可逃，人人可得而誅之。(《革命日報》1930年3月19日)

　　1930年4月1日，馮玉祥、李宗仁通電全國：…..諸位同志(略)臺鑒：蔣中正篡黨禍國，弄權逞兵，各方袍澤，同伸聲討，公推閻百川先生為中華民國陸?？哲娍偹玖?，責以領導之任，竟以群策群力之功……(《革命日報》1930年4月第一版)

　　1930年6月8日，黃埔軍校革命同志通電：蔣逆篡竊，黨國板蕩，二屆中央，奮起討賊，領導全國民眾，繼續二中法統，以推翻蔣逆個人英雄事業，實現民主統治…..(《革命日報》1930年6月第三版)

　　1931年6月，中國國民黨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宣言：蔣中正假訓政之名，行獨裁之實，施之于黨，則民主集權，為之破壞，施之于民，則民主勢力，為之摧殘，施之于軍，有起而反對者，咸施以詐術與暴力。數年以來，全黨同志，全國民眾，無不奮然而起，以與此個人獨裁之蔣中正為敵矣!(《反蔣運動史》第343-345頁，《大公報》1931年6月第三版)

　　正當蔣介石在黨、政、軍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9.18事變”發生了?。?！

　　“9.18事變”的爆發，對中國國家而言是一次屈辱的災難，但對蔣介石而言則是一次救命的機會，國破家亡之際，民心思定，民心反日，迫切要求國民黨團結抗戰，蔣介石抓住這一絕佳“良機”，高舉“共赴國難”的大旗，對不服軟就范的“強硬反蔣派”痛加打壓，對中間派極盡拉籠，對態度有轉變的反蔣派“用而不信”，逐步扭轉了“黨內反蔣”的被動局面，自此以后，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蔣家黨”，東北淪陷，蔣沒有堅持抗戰，卻成就了“蔣家王朝”。

　　蔣介石對滿州獨立的“默認”（不抵抗主義）與汪精衛對滿州獨立的“承認”（投降賣國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只不過，蔣介石站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位置上有所顧忌，越不抵抗，他的地位越穩。

　　“國恥”有感：如果說“9·18事變”是一次大國恥，那么，在這個大國恥之前早就積累了無數個小國恥。正是因為中國的一盤散沙和民族自殘成就了自己無數的小國恥，所以就有了后面層出不窮的大國恥。忍讓陪罪，委曲求全，投降賣國，除能收獲“國恥”以外，不會有什么其它的期待。蔣介石與張學良達成的“雙不抵抗主義”固化并成就了日本對全中國的血腥侵略。　　 

寫于2017年9月1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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