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16年高考方案中，高考英語分值由150分減為100分，中考英語科目分值由120分減少為100分;山東從明年起取消高考英語聽力測試，英語試卷滿分從現在的150分降到120分;此前，江蘇還傳出英語將“退出”高考，以等級形式計入高考成績……有關高考調整熱度還沒有結束，教育部又出面澄清：從未將英語四級與大學學位掛鉤。這些是否傳導出一個信號：英語真的要降溫嗎?它要為母語讓步?包括英國廣播公司等在內的媒體提供了另一個視角：持續的英語熱降溫，表現了崛起中國的自信。從1862年英語正式成為規范課程后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人對英語的態度始終在變，爭論也一直存在，糾結心態充斥在課堂里，當然更糾結的還是在課堂之外。

　　10月30日下午，邯鄲路220號的復旦大學文科樓，從事英語教學40年的邱東林一臉嚴肅，他手里拿著準備好的兩頁材料，“英語熱有什么不好?為什么批評?不可理解。美國人也在積極地學習外語，這是趨勢，全球化下的趨勢!”

　　在這位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博導眼中，目前所談論的英語熱實質上是考試熱，而考試熱確實存在問題。真正意義上的外語熱本身不是壞事，或者說沒有什么不好，它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結果，是交流的需要，尤其對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加不易。

　　邱東林教授將英語熱與國家的發展戰略聯系的視角，其實一直貫穿在英語成為中國規范課程后的150多年里。

　　戰敗“自強”

　　被迫工具性地學習

　　經歷了中英鴉片戰爭的清政府，從向來自詡“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擬的狀態中，開始出現了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士。他們認為，唯有了解和學習“西洋”文明，謀求振興，鞏固統治。

　　因英語人才缺乏，語言文字不通，中英之間還產生過齟齬，甚至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誘因之一。根據《南京條約》，中國開放廣州等通商口岸，身處廣州的地方官員咬定條約中開放的“港口”，并不包括城墻之內的廣州城，因此英方人員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準進城。而英方認為，“口岸”(port)不只局限于港口，開放包括廣州城在內。雙方爭執不下。香港總督兼遠東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身為自由派政客的他，雖然主張憲政、民權，但在遠東他發現，一切理論都無計可施，依然無法讓英國人進入廣州城內。最終，借助“亞羅號”事件，英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爭結束后，英國特意在《天津條約》中規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辭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并敦促中國加強英語教育。中國自身也終于在慘敗中吸取教訓，開始洋務運動，大規模培養外語人才。

　　咸豐十年(1860年)，恭親王奏請設立總理衙門。次年，總理衙門設立，但官員們大多不懂外語，于是恭親王等人又奏請在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年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于是，京師同文館就于1862年應運而生，隸屬于總理衙門。

　　1862年，中國第一個外語學習機構同文館成立，圖為同文館的學生跟洋教頭學習外語

　　1862年同文館開辦時僅設英文館，由英國傳教士包爾騰(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習。隨后，法文館、俄文館、德文館、東文館(日文)等相繼成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被任命為總教習，他也是該館第一任校長。自光緒十三年(1887年)起直到1900年該館停辦時，每年學生總額維持在120名左右。

　　同文館第一次總考試于1865年10月11日至19日舉行，歷時9天。初試是把外國照會譯成漢文。復試是將某條約中的一個片段譯成外文。最后口試，密出漢語條子，令考生口譯成外語。

　　除同文館外，各地也舉辦了外國語文學校，諸如1863年設立的上海廣方言館，1864年開辦的廣州廣方言館等等?？v觀這些學校，功能有兩個: 一是培養翻譯人才，另一類意在培養專門軍事科技類人才。

　　當時正在維新中的日本，也正在狂熱學習西方，文部卿森有禮甚至主張把英語當做國語。后因日本民族主義者忌恨，森有禮被刺殺，但日本更徹底地了學習西方，最終擊敗了清政府。

　　自此，清政府的自強運動以失敗告終。光緒皇帝、翁同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決心走維新道路。張之洞于1898年3月在《勸學篇》中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成為當時的教育宗旨。根據這個宗旨，他們于1902年擬訂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1903年，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加以修訂而成《奏定學堂章程》，奏準頒布后，成為“癸卯學制”。

　　按“壬寅”、“癸卯”學制，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均開設外語課，這也是我國大中學校普遍開設外語課的起點。“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勤學洋文”，而對初等小學的外語教育，是“斷不宜兼習洋文”;而設在通商口岸附近之處的高等小學堂，可在學堂課程之外兼教洋文。

　　此后的研究者認為，語言學習中，始終存在著中學和西學的地位問題，而解決之道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認為，外語學習的首要條件就是精通中國古典作品，因為只知外國，不知中國，無異于丟棄良心。

　　教會學校

　　也有拒絕全英語教學者

　　諸如同文館等在內的學校，選拔的生源有限，而真正讓英語教育擴大影響的，是隨后的教會學校。

　　最早一批教會學校在中國南方的澳門和香港建立。比較知名的是馬禮遜教育學會學校和英華書院。容閎便是馬禮遜教育學校學生的《英語集全》作者之一。容閎是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第一名中國人，后來在建立大清幼童出洋肄業局方面頗有影響，被清政府邀請出席會議，與高官共商采取何種對策使中國現代化。馬禮遜教育學會學校的畢業生也在“自強”運動中發揮了直接作用。

　　1862年建于香港的中央書院(后改為皇仁書院)，孫中山曾就讀于此

　　在整個19世紀一系列有影響的教會學校中，1862年建于香港的中央書院(后改為皇仁書院)最為出名，因為它出了一個著名的畢業生——孫中山。1884年到1886年在該校就讀的孫中山，1923年返港演說時說：“我們必須以英國人為榜樣。我們必須把英國好政府的榜樣傳遍中國各地。”這遠遠超出了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范疇。

　　起初，教會教育進展緩慢，到1870年代僅有20家教會學校，學生約230人。義和團運動之后，在華傳教士人數飆升。1925年，基督教會小學7000多所，學生人數超過了25萬，其中中學生人數約為26000人。

　　另一個以外語教育出名的是教會大學。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外國傳教士共在華建立了13所新教會大學，著名的有上海圣約翰大學、齊魯大學、嶺南大學、滬江大學、匯文書院等。1949年后，這些大學不是改名，就是被其他機構合并。這些大學一般人數很少，影響力達到高潮時，總入學人數也不過12000名學生。這些學校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很多中產家長都把子女送去接受教育。

　　上述大學，大多都選擇了使用英語教學，雖然對語言的管理不盡相同。有些大學畢業生的英語質量全國聞名，如上海的圣約翰。英語在這里成為主要的教學手段，該校也被稱為“中國英語培訓中心”。

　　匯文大學(燕京大學前身)，已經超越工具化論調，它的英語教學計劃的目標是：“我們的目的是讓學生獲得關于英語語言的批評知識和實際知識，從而在他(學生)面前打開神學、科學和哲學的寶庫。”

　　燕京大學十分強調中文學習，特別是哈佛燕京學社建立后更為如此，其宗旨就是要成為一座中國文學的編目和研究中心?，F在該學社仍活躍于哈佛大學中。

　　對全英語教學，也有教會大學反對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齊魯大學。

　　該校校長、美國傳教士狄考文主張用中文教學。他認為，如果使用英語，學生會被誘惑到外面經商賺錢。后來齊魯大學學生罷課請愿，要求引入英語課程，仍遭到狄考文的強烈反對。

　　“正如經驗告訴我們的那樣，這是一般的年輕人所難以抗拒的。”狄考文說，“中國的一些年輕人發狂地要學英語，因為他們認為學了就會有錢。”當然，他主張中文教學的另一個目的是，便于在中國傳教。

　　這種教會學校帶來的影響，并非讓所有人開心。比如，1920年訪華的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對他所見的諸多方面感到沮喪，他甚至懷疑美國傳教士的教化熱情背后隱藏的目的。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莊士敦也批評傳教士在中國的影響。

　　“五四運動”之后，傳教士教育受到中國學生和教師的炮轟，“五卅事件”發生后，更出現大學學生退出教會大學的浪潮。另外，當局要求教會中學登記，校長必須是中國公民，宗教課程變成選修，教學方式按政府大綱執行。因此，約3000名傳教士離開中國，教會學校式微。

　　民國時期

　　生源好的精英式教育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9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學制系統，1913年1月又作了補充修改。因為1912年是壬子年，1913年是癸丑年，于是民國初年的學制又名“壬子、癸丑學制”。

　　這一實行到1922年的學制，對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外語都做了規定，如高小視地方情況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設外語，中學四年外國語為必修課，大學預科必修外語，文、商本科英語和第二外語必修。

　　“1913年，七月下旬我到上海，報考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只考國文與英文。英文考題是造句、填空、改錯、中譯英、英譯中。最后還有簡單的口試。”茅盾在《我走過的道路》中回憶，他被錄取后到北京大學預科上學，當時預科還要求選擇一門第二外語。

　　國民黨執政開始后，政府控制的學校很快超過了教會學校。到1920年代，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國民黨政府控制。國民黨中學中，對外語學習規定相當寬泛：通常的方法是語法翻譯，典型的意義就是精讀、背誦并對句子進行語法分析。

　　當時，這類辯論有很多，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國人的價值觀受到西方侵襲。到1927年，中國輿論已轉而反對教會學校，教會學校越來越被視為“文化和心理分裂的來源”，而且是帝國主義的一個例證。

　　以至于1920年代后期，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為三派：英語派、法德派和日語派。其中英語派的代表有溫源寧、吳經熊、孫科和林語堂，他們主張中西融合。

　　爭論之中，對英語教學的影響并不顯著。從1923年到1941年，國民政府陸續出臺了中學外國語課程大綱，但并未達到影響全國的力度，這種精英式教學模式雖然未掀起英語熱，但是當時的開放口岸的學生學習英語的熱情仍舊很高。

　　這種熱情讓在華的外國人也感到不解。香港大學首任英語教授、從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華擔任英語教授的羅伯特·K.M.辛普森，在反思當時華人學生學習英語的問題時指出：“對英國來說，英語是人們渴望繼承的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但對其他民族來說則是一種艱難的習得。我有時詫異他們(華人)為何急于要學會這種語言。我曾把這個問題作為文章考題提出來，并從不止一個考生中得到了同樣的回答，‘因為美國人使用這種語言’。”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院原院長、教授虞建華歸納，民國的英語教育是小眾的、少數人的教育，生源非常有限且質量很高。當時的情況是，外國人在中國興辦教會學校，因是強勢文化，因此實行全部西化教育。這些都使得后來的畢業生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能力很強。

　　另外，他認為，當時的高校擁有真正自主考試的權利，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導學生加強的是英語能力培養，而非現在以多項選擇為代表的客觀題型考察。這都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1949年后

　　英語教育在遇冷中變形

　　1949年10月后，首先熱起來的外語是俄語。

　　1949年后，中國政府宣布“一邊倒”，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中美外交關系中斷，英語被俄語替代，成為第一大外語。隨著朝鮮戰爭爆發，英語更成為冷門。而外語教育的目的是：“外語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國家建設和人民事業服務”。

　　從1953年開始，從中學到大學，俄語成為最受歡迎的外語。1954 年，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設英語課，已開設的一律停止，初中英語教師轉入其他學科，或改教俄語。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59年。最能證明當時英語遇冷的是，1957年全國只有850名中學英語教師。

　　中蘇關系熱度，并非一直高溫。1956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討論會上指出，必須擴大外語教學。1956年年底， 英語專業開設高校回升到23所，學生2500余人。

　　上世紀60年代，中蘇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英語開始逐步回歸人們的視野。1961年，教育部頒發中學英語教學方案，要求重編英語課本。1962年，英語被列為高考科目。兩年后，教育部提出，在學校教育中確定英語為第一外語，并要求增加學英語人數。

　　“文革”時期的英語教育，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1966年6、7月，中小學學期考試一律停止。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學校放假半年鬧革命。當年年底，中央發文要求，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農村小學的文化革命“和所在隊、社一起搞”。

　　停課鬧革命，英語教育無從談起。1966年6月，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請示報告，指出目前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能再用，必須重編。而當時負責編寫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專業人員，被一律下放到安徽鳳陽勞動。

　　1967年2月，中央號召復課鬧革命，不過英語課遲遲未能復課。直到1969年，英語才重新出現在課程表上。

　　“文革”期間，英語教育的停滯和混亂，從教材上就可以體現。1969年7月出版的山東省中學試用課本英語第二冊書本上，標明“專供復課鬧革命使用”。

　　19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隨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務院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強調重視英語教育和英語教材改革。但是，這種糾偏迅速被壓制，“極左”思想再次占了上風。

　　1973年6月30日，遼寧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青、生產隊長張鐵生在參加高考時，在白卷后寫了一封不贊成文化考核的信。這封信被全國報紙轉載，文化考察成了舊高考制度的復辟。1973年夏，河南唐河縣馬振扶中學一名女中學生的考卷上出現了這樣的順口溜：“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當接班人……”

　　“白卷事件”和“順口溜”很快聞名全國，英語學習受到排斥。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的英語教材充斥著政治詞匯。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紅太陽)、running dog (走狗)、the great leap forward (大躍進)、fall in (集合)、line up(戰隊)、front pass (向前三步走)、halt(立定)、sling arms(背槍)、fix bayonet(上刺刀)、air-raid alarm(緊急警報)、black-out(燈火管制)、antiaircraft machine-gun (高射機關槍)。而類似的句子也很常見：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們寬待俘虜!)Stop!or well fire!(站住，要不我們就開槍了。)Dont try any tricks!(別耍花招!)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把你們的密碼說出來!)What is your password!(你們的口令是什么?)1

　　1978年后

　　開放的需求中走上神壇

　　到了1980年代初，中國開始重視英語，特別是主要大城市的學校，因為它被認為對大學學習和就業越來越有幫助，而且被廣泛認為是“國際交流和貿易的語言”。

　　與此同時，對于外國文化和語言相關的“精神污染”，擔憂依然存在。1978年的教學大綱以下列語言在政治上賦予合理化：在某些方面，英語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國際階級斗爭、經貿斗爭、文化和科技交流、國際友誼發展等……

　　這部教學大綱1982年修改時，重點發生了轉移，從政治轉向了經濟，其中的觀點在1993年的英語教學大綱中又針對初中加以重申，規定如下：外語是與其他國家交流的一項重要工具并能在促進國家和世界經濟、科學和文化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1993年教學大綱的目標還包括促進交流，學習外國文化。這些目標后來又在2000年英語教學大綱修改稿中針對初中做了修改。

　　此后的英語，被一個人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李陽在故宮的“瘋狂英語”

　　“I enjoy losing face. I welcome setbacks. Relish suffering. Seek success.”1990年代后期，中國英語教學法是一場由一位名叫李陽英語教師推動的。據稱，他給1300萬中國人上過英語課，他的教學法是瘋狂英語，他不停地讓他的聽眾：“盡量大聲講!盡快地講!盡可能清楚地講!”

　　他不停地說著他的自卑情結，13次大學考試不中，連續3個學期英語沒過關。他說，中國人學習英語關鍵是缺乏信心。“我們需要什么?我們需要英雄。我們還需要什么?我們還需要英語。”李陽大聲地告訴他的助手。

　　他還告訴學生，在海外教英語可以賺錢，“在日本教英語，最高工資每小時3萬美金……去周游世界吧!”

　　當然，李陽口中還不斷重復“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和“Make the voice of China be widely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他還雇傭一個胖乎乎、開始禿頂的美國人在臺上當丑角。他自己被前呼后擁，是個明星，他也賺了很多錢，他從書和磁帶銷售中獲利。

　　發明了這種被國外英語語言學專家稱為“莽漢”式英語的李陽，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銷店，“他終于找到了歸屬”，一名網友如此評價。

　　不管英語多么熱，對它的態度因人而異。1995年的一份報告說，很多學生都不愿學習這種語言，之所以學習是英語很重要，而學生們則是“純粹是因為不得已而為之”。據他們稱，大多數中國人學英語不是為了國際交流，而是為了獲得社會和經濟的流動性。

　　盡管如此，英語教學繼續擴展，后來出現了英語熱。許多城市出現了英語角，各種涉及英語的證書越發受到歡迎。英語成為中國第二種強大語言。英文報紙、英文廣播、英文電視等都在增加。

　　還有，到英語國家求學受到追捧。1997年的一份報道稱，1978年至1997年間，共有27萬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其中40%去了美國。據人民日報報道，1978年到2000年，共有40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

　　中國的英語熱卻是主要體現在考試熱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消費研究院報告顯示，在考試的帶動下，國內英語消費群體有3億人，有5萬所英語培訓機構，年銷售額超過300億元，并以年增長率30%的高速增長。

　　“英語熱不是問題，而考試熱確實問題大。各種級別考試充斥在這個國家，考試種類過多，其實這里面有精簡的空間。”顧東林擔心，英語考試社會化會帶來的問題，“會不會成為一個賺錢的行業?是否會沖擊正常的教學?”

　　當北京市高考英語權重降低后，有人把這種調整歸因于民族自信心的增強。對此，擔任教育部英語教育指導委員會成員長達10余年之久的虞建華教授認為，增加母語權重減少英語權重，這只是個微調，與民族自信無關，更不是所謂的民粹化。

　　而對于此舉能否帶動母語熱，受訪者多認為不能直接畫等號。

　　“這種調整，不能因為考試分值的調整，就想帶動母語熱，這還是分值決定論。”顧東林指出，英語熱的降溫，是否直接導致母語熱，還需要更強的邏輯證明。

　　當早報記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學階段英語教學時，顧東林回應說，30多年來，以英語為代表的外語教育對中國人認識了解外面的世界，可以說功不可沒，“不能因個別人的想法，想廢除就廢除。”

　　對于學習英語的困難問題，虞建華教授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學習英語不快樂，是教育問題，不是語言問題，“數學也一樣(難)。”他指出，英語需要不斷地練習才能掌握，這就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加上目前有些教學方法不科學，加重了學習者的負擔。

　　每當議論紛紛之際，中國的不少英語教學名家都會強調，掌握一門外語過程中，學習文化非常重要。畢業于清華外語系，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王佐良教授，曾任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在上世紀80年代，但凡學英語的，都會識得他的大名。他曾給外語學習者一條建議：

　　“語言之有魅力，風格之值得研究，主要是因為后面有一個大的精神世界。”

　　(本文參考了《中國式英語——一部社會語言學史》，《跨文化視域下的外語教學》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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