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9月14日德國國會選舉中，希特勒納粹黨獲得選票640萬張，占全部選票的18.3%，獲國會席位107席。1932年7月31日國會舉行選舉，納粹黨選票又增加1倍，達1370萬張，占全部選票的37.3%，國會席位增至230席。盡管納粹黨在1932年11月選舉中失掉200萬張選票，但它仍然得到1/3德國選民——1100萬人1 的擁護，其中主要是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工人。

    納粹黨1919年初建立后的頭10年內，一直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黨，1928年國會選舉僅獲選票2.6%，共81萬張。此后兩三年內，納粹黨迅速發展，1930年成為國會第二大黨，1932年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納粹黨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一躍而為德國最有影響的政治勢力呢？本文試圖從1929—1932年經濟危機2 對德國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以及納粹黨怎樣利用這場危機贏得小資產階級的支持，進行一些探討。

一

    希特勒納粹運動的參加者和追隨者相當廣泛，上自壟斷巨頭，下至流氓無產者，涉及到社會各階層。它的基本群眾是小資產階級，包括小企業主、小商人、農民(中、小農)、中下層官吏、職員以及大多數知識分子。以1932年選舉為例，納粹黨在獨立勞動者、小資產階級上層和下層中所占選票的比例如下：3(%)

    范  圍     農林業  工業和手工業  手工業、商業、交通    整個經濟部門(除領養老金者外)
獨立勞動者     28           53.4               45.2                                 52.4
小資產階級上層                                            58
小資產階級下層                                            57


    納粹黨自1929年以后發展異常迅速。1928年9月黨員人數為8萬人，1929年9月15萬人，1930年11月35萬人，1931年12月80萬人，1932年4月達到100萬人。4 納粹黨員的階級成分主要是小資產者，約占2/3，工人不到1/3，比例如下：5(%)

  工 人   職 員  獨立勞動者  官 吏  農 民  其 他

            25.6      20.7        8.3     14     
   28.1                     68.6                     3.3


    從納粹黨領導集團的階級成分看，小資產者也占絕對優勢。據1925—1932年統計：
   
                         小資產階級上層   小資產階級下層   工  人
領導集團                   2/3                    1/3              無
地方區隊長(%)            40                     50               5


    從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納粹黨運動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城鄉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工人。德國工人運動著名領導人蔡特金當時指出，貧困化的小資產階級、小農和知識分子有投向法西斯陣營的趨勢。她說：“成千上萬名群眾擁向法西斯陣營，它成為政治上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很顯然，按照法西斯大軍的社會成分，他們是社會上喪失立足之地的人、喪失生存能力的人和失望的人，其中也包括使資本主義社會極不舒服、對它相當危險的人。”6

    參加希特勒運動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如此之多，與德國城鄉小資產階級的數量很大有關。德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王國”，小資產階級占全部人口的40%以上。據1907年統計，德國有小企業主、商人以及中小農524.7萬人，職員和官吏677.5萬人。7

    造成龐大的小資產階級隊伍的主要原因是德國工業壟斷的高級形式康采恩集中在重工業部門，輕工業和食品加工部門雖然也出現了壟斷組織，但主要是在生產上保持獨立性、由中小企業聯合起來的較低級的壟斷形式卡特爾。在紡織、食品加工、造紙、皮革等部門，歷來存在著數量很大的中小企業，包括早期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傳統工業、農民家庭手工業。據統計，1882—1895年間，德國食品加工業中(50人以上)的大企業由1125家增加到1826家，職工由148512人增加到246490人；中小企業(職工不超過5人為小企業)由244161家增加到268145家，職工由595369人增加到775000人。8在德國農村，由于普魯士道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緩慢，在存在容克地主大莊園的同時，也存在著大量的中、小農經濟。據1925年統計，經營20公頃以下土地的小農莊園有3046302個，占農業經營總面積的47.2%；經營20—100公頃土地的大農莊園有199825個，占農業經營總面積的26.4%；經營100公頃以上土地的容克地主大莊園有18671個，占農業經營總面積的20.2%。9

    然而，城鄉大量小資產階級分子涌向納粹運動，還是1928年以后的事。這主要是因為1929—1932年的經濟危機給德國小資產者帶來嚴重影響，這種影響被納粹黨充分地利用了。

二

    在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到來時，德國受到沉重打擊。1923—1928年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時期，德國工業生產上升的趨勢是以美國提供的短期貸款為基礎的。此時，這筆約200億馬克的貸款被美國收回，由此觸發了德國歷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經濟危機。

    危機期間，工業生產直線下降。1929—1932年，煤產量下降32.7%，生鐵產量下降70.3%，鋼產量下降64.9%，機器制造業產值下降62.1%，發電量下降23.4%。工業生產總值下降約40%，生產資料生產減少53%，消費品生產下降25.3%，出口總額減少69.1%，進口總額減少70.8%，國庫黃金儲備銳減4/5。10 與此同時，勞動時間平均削減約47%，在建筑業中勞動時數減少約66%。各行業職工人數大大減少，其中鋼鐵、機械和電力工業的職工減少約64%，硬煤開采業職工減少約47%。11

    經濟危機對工人階級的生活帶來災難性影響。失業人數迅速增加。1929年9月，失業人數為130萬，一年后達到300萬，1931年9月上升為435萬12，1932年2月除幾百萬人臨時做短工外，失業人數達800萬。失業救濟金波動于每周16.44馬克(大城市)和13.14馬克(小城市)之間。只有82%的失業登記者能夠領取失業金。13

    經濟危機對城鄉小資產階級的打擊也相當沉重。在經濟危機期間，城市小工商業者、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的經濟地位動蕩不定。許多工廠倒閉，中小企業大量破產。據德國官方統計，1928—1931年工廠年倒閉總數由10595家上升到19254家，幾乎增長一倍。同時期內，工廠年合并總數由3147家上升到8628家，幾乎增長2倍。其中，個體商販的處境十分窘迫，1931年有6664家商店倒閉，3581家被迫合并。14

    經濟危機期間，德國的官吏、職員和知識分子的收入及退休金大大減少。1931年12月8日德國政府頒布《保障經濟和財政金融第4號緊急法令》，規定自1932年1月起減少工資10%—15%。15與1913年比較，德國人均生活水平降低28%。據官方統計，有兩個子女的家庭，每周生活費用需要39.05馬克，而1932年實際費用還不到21.75馬克。當時，一套兩居室住房的房租約25.50馬克，50公斤土豆至少要3.30馬克，4磅面包至少64芬尼。16 1932年5月，工業部門只能容納原有職員的61.7%，絕大多數在職官吏的工資也削減20%—30%。17 1932年，70%的德國醫生每月收入不到170馬克。同年，普魯士師范院校畢業的23000名新教師中，只有990人找到了工作。18 大學畢業生很少有就業機會。他們絕大多數人都面臨著失業危險。德國政府在危機期間不斷削減社會保險費和補助金期限，由原來的26周縮短為6周。1930年春天，有68萬人不能得到失業救濟金或補助費，他們只能依靠社會福利機構提供的少得可憐的資助度日，而1932年靠救濟生活者上升到200萬人。19

    經濟危機爆發后，德國政府推行一種損害小資產階級和維護大壟斷資本利益的政策。壟斷公司在中、小企業大量破產的基礎上獲得巨額利潤。據德國股份公司手冊記載，1930年杜塞爾多夫鋼鐵聯合工廠的股東獲股息4800萬馬克。1930年3月31日，愛森格爾森科爾希礦場獲純利26105432馬克，由康采恩支付的股息計8%。西里西亞鮑伊騰礦山聯合企業同年分給股東股息10%。在危機中，壟斷資本家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產品壟斷價格，而中小企業產品的自由價格在危機的沖擊下不斷下跌。壟斷資本家以此將危機的主要重擔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并攫取中小企業者的一部分利潤。

    在經濟危機中，德國農民的狀況大大惡化。1932—1933年間，農業收入降至1913年以來的最低數額。農業收入總數為64.63億馬克，較之大戰以后最低的一年(1924—1925年)僅多10億馬克。20 農業危機首先表現為農產品銷售特別困難。由于工人失業和削減工資，中小企業主大量破產，群眾消費水平大大低于正常水平。1930年德國國內黑麥儲備約有300萬噸賣不出去，在國際市場上有1000萬噸小麥不能出售。1928—1932年，農業產品出售利潤由102億馬克下降到74億馬克，同期地租稅由9.1%上升到13.7%。農業債務急劇增加。1928—1929年，農村債務總額為108億馬克，1931—1932年上升到124億馬克。

    在農業危機的沖擊下，大小農戶都受到影響。就連有田250公頃以上的大地主也都負債，其他大農和中、小農更是如此。在債務的重壓之下，農民被迫出賣地產。據德國當局統計，1932年比1931年多拍賣農林牧場1262個，增加18%。92%被拍賣的農場在20公頃以下，這反映了農村中、小農貧困化的嚴重程度。

    農業工人的處境更為悲慘。危機期間農業工人約有300萬人，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在德國東部的大地主莊園做工。據德國勞動局1930年的登記表明，農業工人失業數為103787人，1931年163841人，1932年猛增到222830人。兩年中失業人數增加119043人，即增長114.7%。農業工人的工資大幅度下降。1930—1932年，每月平均工資一般在200馬克左右。除支付房租和伙食費之外，每月僅剩15—20馬克用于衣服鞋襪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德國政府推行維護容克地主利益的政策，損害了中、小農的利益。德國2/3以上的畜產品在農民的農場中生產。飼養家畜和生產畜產品主要由中小農經營。而大地主莊園一般種植糧食和其他農作物。危機期間，德國政府實行糧價補貼政策。相對說來，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比畜產品價格高得多。如以1913年的價格為100%，21  1931年4月17日主要農畜產品價格指數的漲落如下：(%)

豬 76         黑麥 125
牛 66         燕麥 114
黃油 100    大麥飼料 152
小麥 155    糖 177


    在社會地位方面，小資產階級處在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面對壟斷資本的強大競爭，他們處于受排斥地位，有反對壟斷資本的情緒。然而他們留戀私有制，懼怕取消私有制的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危機期間，小資產階級面臨著破產的威脅，他們的社會地位岌岌可危，對下降為無產者的前景不寒而。城鄉小資產階級對現狀十分憤懣，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情緒劇增。納粹黨的領導人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看到了這種情況，指出：目前95%的德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具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是……人民對一種墮落經濟的抗議！”

    城市手工業者、小商人、小企業主強烈地希望，在大壟斷資本競爭面前得到國家的保護，限制大工廠、大企業的勢力，以求生存，進而改善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中小農希望政府推行保護關稅政策，降低地租，調整農產品價格，禁止拍賣地產，保持鄉村風格。官吏、職員和大學生希望保證就業，保持社會地位的穩定性。總之，自1930年起，小資產階級強烈地要求改變現狀，希望建立一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政府。

    魏瑪共和國建立初期，城鄉小資產階級對它寄予希望。1919年8月11日頒布的魏瑪憲法第164條規定：“國家從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促進農村獨立經營的中產等級的發展，促進城市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發展，反對加重賦稅和吞并。”可是，共和國并沒有采取保護與拯救中小企業和改善中小農境遇的措施，反而使他們的境況更加惡化。共和國使他們得到的是屈辱的凡爾賽和約，1923年魯爾危機期間1美元等于6億馬克22的通貨膨脹，1930年1月“楊格計劃”中規定的1160億金馬克的巨額賠款(至1988年，每年賠款20億金馬克)。尤其嚴重的是，1929—1932年猛烈的危機竟使他們成批地破產，從而處于失業的邊緣。

    共和國對小資產階級的最大競爭者工商業巨頭卻全力資助。1923年魯爾危機期間，國家對萊茵區和威斯特伐利亞大實業家的所謂損失補助費達700萬金馬克。23 1929—1932年危機期間，資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潤雖然減少一些，但是他們卻借助國家的稅收和政府資助政策，通過國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把主要負擔轉嫁到領取工資者、小企業主、工人以及農村中、小農和農業工人身上。例如，在此期間，工人、職員和公務員的收入減少了50%，即減少300億馬克。24 魏瑪共和國的這些措施使得小資產階級對它寄予的希望完全破滅。他們認為，魏瑪共和國是維護大壟斷資本和容克地主利益的，共和國是社會不安定和“民族恥辱”的同義詞。作為十一月革命成果的魏瑪共和國要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失敗、戰后接受凡爾賽和約、當前的通貨膨脹以及整個經濟危機負責。

    在壟斷資本的吞并和控制面前，小資產者經常被拋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去，因此可以被爭取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但是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背叛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在執政期間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制止人民群眾的貧困，卻執行了一種敵視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其中1929年和1930年這兩年中，由社會民主黨主席赫爾曼·米勒領導的政府新增加群眾捐稅達124500萬馬克。25 這使小資產階級最后失去了對社會民主黨僅有的信任。

    德國共產黨雖然認識到建立統一戰線和爭取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但是在黨的聯盟政策上，黨內仍然殘存著宗派主義。黨的主要矛頭既針對德國納粹黨，也針對社會民主黨，沒有切實地把爭取小資產階級的政策貫徹到實際中去，沒有集中精力團結一切勞動人民、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起來保衛已經殘破的民主和反對法西斯主義。1931年5月，臺爾曼指出：德國共產黨對小資產階級及農民所做的“群眾工作太少，而議會工作做得太多”26。同時，德國共產黨過高地估計了當時德國的革命形勢，提出“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口號，引起維護私有財產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

    在魏瑪共和國初期，小資產階級曾追隨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德意志人民黨、天主教中央黨、國家黨、經濟黨和其他資產階級黨派。這些政黨只是許諾，并未提出解決小資產階級困境的具體措施。它們甚至在組閣時向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生活福利進攻，頒布削減社會福利基金、失業救濟金和削減工資的條例。1930年天主教中央黨領袖布魯寧領導的政府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規定增加啤酒稅和零售稅，即增加群眾捐稅75000萬馬克，同年6月，政府征收人頭稅，規定每個居民必須繳納附加稅。同年12月，又征收其他群眾捐稅，使人民群眾增加了8億馬克的負擔。這些措施都直接危害瀕臨困境的官吏、職員、知識分子及失業者的利益。因此，他們逐漸脫離了這些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

    德國小資產階級在苦悶、彷徨中尋找出路，提出“我們需要一種新時代的信仰”，“我們要改造社會”27。他們渴望一種進行改良、改善自己政治、經濟處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在19世紀的德國頗為流行。當時，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一方面由于資本的積聚，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對于在資產階級的工業統治和政治統治之下的無可幸免的滅亡膽戰心驚，因此期待著一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種學說主張社會“恢復到可靠的前資本主義和與行會類似的生產關系”時期，保存小資產階級，保存德國的現存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這種社會主義按其積極的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的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28

    正當小資產階級經濟社會地位受到嚴重威脅，對共和制感到失望，并逐漸脫離傳統資產階級政黨尋找出路，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充滿憧憬時，希特勒的納粹黨抓住了時機。它有針對性地對小資產階級展開了蠱惑性煽動，把他們拉到納粹運動中來，成為納粹運動的主要的社會基礎。

三

    納粹黨充分利用1929—1932年經濟危機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的憤懣情緒，采取以下幾種手段對廣大城鄉小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欺騙和拉攏。

    (一)制定符合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利益的綱領和政策

    納粹黨聲稱：“中等階層是國家的中堅力量。”危機期間，該黨任命退役的康斯坦丁上校為負責經濟工作的第二組織部(1929年成立，由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總管)部長。他手下有兩名得力助手。一個是H?C?威廉·奧托·瓦格納博士，前總參謀部軍官，在經濟困難時期淪為小縫衣機廠廠主，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企業主的境況頗為了解。另一個是精通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阿德生安·范楞特爾博士。由他們負責納粹黨經濟政策的制定。

    第二組織部提出一份備忘錄，確定了經濟政策的總方針。備忘錄強調“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政策的最高原則是社會主義”，“要求提供充分的工作崗位；使在勞動崗位的勞動者能過富裕的生活；保障工作和贏利(基本上讓無產者得到產業)”29；“保護中等階層”，“限制壟斷資本家的利潤來源”30 。

    在這個總方針指導下，納粹黨在口頭上以及起草的法令、文稿中，反復強調盡量照顧小資產階級的利益。

    1930年后制定的《商店—分店稅收法草案》規定，“保護日益受到大企業嚴重威脅”的個體商販。31 同時提出的產品《訂貨法草案》中規定，“國家或地方的訂貨，國防軍的訂貨，以及私人企業的大批訂貨，盡可能由手工業和中小工商業承擔”32 。

    1932年5月10日提出的《迅速提供就業——戰勝危機綱領》中指出：“開拓土地；建立獨戶住宅；修筑公路，以減少失業”；“由國家資助，使中、小企業繼續生存”；“以大地產為代價，增加中、小農數量”33 。

    為了拉攏成百萬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納粹黨于1932年還成立了“工商業中產階層戰斗同盟”，提出接管大百貨公司、統一商店和消費合作社價格的主張。

    為了騙取農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農業專家理查德·瓦爾特·達雷為納粹黨農業部部長，由他負責制定農業方面的政策。希特勒親自對他說：“要放手大干，把農民給我組織起來！”34 授權他只要能籠絡農民，可以隨意開空頭支票。

    達雷在他寫的《農民是北方種族的生命之源》和《血與土地產生新貴族》兩本書中，極力宣揚法西斯主義“血與土地”的原則。他說：農民是血，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滋生不已，祖國乃得昌盛。土地為農民耕種，生產人們的衣、食之需。他主張在不改變財產制度的情況下，國家通過貸款，幫助農民建立“世襲田園”，農民將變成“血與土地”的新貴族。他說：“血與土地”是德國的基礎，農民是國家的柱石，在國家中應居首位，德國應該成為“農業國家”。

    1930年3月6日，達雷宣布了一個取悅于農民的《農民綱領》。它宣揚“供養民族的農民階級對于民族有極大的作用”，農民是“全體人民中最純潔的分子，民族的新的生命的源泉，我們軍事力量的骨干”。“一個堅強的農民階級的存在，乃是國家社會主義政策的基點之一。”綱領規定取締土地投機，禁止地產抵押和拍賣，在土地交易中國家享有優先權。綱領向農民許諾，“在盡可能公道的條件下，得到經營土地的放款”35 。

    納粹黨通過上述綱領和政策，在口頭上提高城鄉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用一套空頭許諾騙取他們的信任。許多小資產者和農民把這些綱領和政策條文視為自身利益的體現和可靠保證。這成為他們盲目追隨納粹運動的重要原因。

    (二)進行爭取民心的反資本主義、反魏瑪共和制和民族沙文主義蠱惑宣傳

    納粹黨十分重視宣傳的作用。戈培爾寫道：“選民的絕大多數始終是愚蠢、粗魯、盲目的。他們很容易被蠱惑者和政客所蒙騙。”36  在危機期間，納粹黨針對小資產階級反壟斷資本主義的心理，對魏瑪共和國的不滿和失望以及戰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緒，提出了“反資本主義”、“反共和制”和“民族主義”的口號，宣揚所謂的“民族社會主義”，開展了一場爭取民心的宣傳戰。

    1930年10月14日，納粹黨的107名議員在國會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銀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猶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及其親屬的財產，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戰爭、革命、通貨膨脹等機會增加的一切財產，應無條件沒收，歸公所有。各大銀行應立即收歸國家管理”37 。戈培爾在由他主編的柏林《進攻報》上宣稱：“同寄生性進行無情的斗爭！向掠奪者開戰！給勞動者和平！取消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對人民政治生活的影響！”38

    納粹黨內的“施特拉塞派”39 在“反資本主義”宣傳中起了重要作用。該派要求大企業“社會主義化”和限制大地產，提供就業，戰勝危機，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他們甚至主張回到前資本主義狀態，即中世紀晚期的行會時期，回到“光榮”和“平靜的時代”，使小資產階級擺脫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所受到的威脅境地。這種思想不僅迎合了小企業主、小商販和手工業者的愿望，而且符合那些戰后留戀從前狀態和地位的職員和學者們的心理。這一派別的反資本主義宣傳，對小資產階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與該派比較，希特勒在公眾場合反資本主義的調子不高。他既要迎合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又要不得罪納粹黨的支持者和資助者壟斷資產階級，提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許諾。他提出保證，如果他上臺，將使德國恢復強大，拒付賠款，撕毀凡爾賽和約，做到使每個德國人都有工作和面包。他把“反資本主義”的口號解釋為只反對猶太人的資本，一切社會和經濟問題都以“猶太人資本”為代價解決，絕不反對“創造性的雅利安人資本”，由此引向瘋狂的“反猶主義”。

    納粹黨針對小資產階級對魏瑪共和國的失望心理，大肆攻擊共和制，聲稱要由一個新的帝國取而代之。1932年希特勒在灌成唱片的《致民族呼吁書》中煽動說：“德國的農民貧困，中等階層破產，幾百萬人的社會希望破滅了。德國三分之一的就業者沒有工作。國家、地方和各邦負債累累，整個國家財政混亂，金庫枯竭！”他把這一切都歸罪于共和制度。他說：“共和制和歷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它們本身最終被取消的時候來到了！”40 希特勒聲明，他無意改變德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而只是反對共和制。他宣稱：“我們不能聽命于一個建筑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我們需要獨裁！”41 這種反共和制的宣傳，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廣大城鄉小資產者把共和制視為一切災難的根源。他們認為，無論如何應該取締頻繁更替政府、瘋狂濫印鈔票和欺騙人們的魏瑪共和體制。在許多地區，特別是在政治上比較保守的地區，如巴伐利亞，重新恢復君主制的呼聲很高。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敗的德國被迫接受條件苛刻的凡爾賽條約，它成為壓在德國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和民族屈辱的象征。在德國人民和小資產階級中存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納粹黨便乘機進行民族主義的宣傳。希特勒利用一切場合重復他在《我的奮斗》和《第二本書》中的復仇主義宣傳，誘使德國人相信，要想使戰敗和混亂不堪的德國在陽光下占有比以前更加偉大的地位，就必須建立一個新帝國。這個帝國以日耳曼人種為基礎，必須確立元首的絕對權威。這樣有朝一日，德國一定成為“地球的主人”。他宣稱，新帝國不只是要恢復1914年德國的疆界，而且要“擴大空間，開拓世界。必要時，使用刀劍，開辟道路。在爭取生存的斗爭中取得勝利！”42  這種民族侵略主義的狂熱宣傳，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恢復“民族強大”和“昔日光榮”的民族主義心理。

    在進行“反資本主義”、“反共和制”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同時，納粹黨還提出“民族社會主義”的口號，作為全民族追求的目標和信仰進行招搖撞騙。

    在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十一月革命影響下，“社會主義”深入人心，特別是在德國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有很大影響。戰后德國各政黨爭相打出“社會主義”的招牌。納粹黨1919年初建立時取名“德國工人黨”，1920年2月24日，改名“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在此后十年中，希特勒一直鼓吹“民族社會主義”。在1929—1932年經濟危機期間，他變本加厲地宣傳這個口號。他對“民族社會主義”作了這樣的解釋：“民族社會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個人為社會犧牲，這是民族主義；社會為個人服務，這是社會主義。這兩點結合起來，便是民族社會主義。”43

    上述宣傳確實起了一定作用。那些不滿現狀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們，把“民族社會主義”看作是可追求的信仰、可改變國家面貌的希望和一種神圣的精神寄托。他們認為納粹黨正是這個信仰的體現者，于是大批涌向納粹運動。

    (三)組織聲勢浩大的競選活動

    1930年上半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德國的政治危機。3月27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米勒內閣垮臺之后，剛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黨布魯寧內閣也失去國會的信任。興登堡總統宣布解散國會，決定1930年9月13日進行國會選舉。納粹黨趁此機會發起一場選舉戰。

    希特勒首先把黨內數千名訓練有素的演說家派往農村和中小城市，去爭取對現狀不滿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所到之處立即舉行各種群眾集會、演講會、青年集會、火炬游行等活動，到處散發傳單，張貼廣告。這種大規模的行動一般持續一周或十天，全國平均每天舉行活動達25場次。

    納粹黨的競選大會獨具特色。會場上排列著由右派青年組織成員、紈衤夸子弟和以失業青年及流氓無產者為主體的沖鋒隊隊員組成的儀仗隊、吹奏樂隊，裝飾著元首旗。整個會場籠罩著一層宗教色彩和軍國主義的氣氛。沖鋒隊隊員負責維持會場“秩序”。希特勒在納粹頭目的簇擁之下出場，作滔滔不絕的演講，為納粹黨各地的演說家定下調子。他們在各地舉行的大會上隨之仿效。據記載，在1930年9月的競選活動中，納粹黨舉行了3.4萬次競選大會，有2000—3000名在納粹黨演說學校培養的演說家，其中有1000名專門為競選訓練的宣傳家登臺表演。

    在這些大會上，納粹黨還使用最新宣傳技術，引起轟動的麥克風擴音器，放映帶有希特勒和戈培爾競選演說的電影，播放他們演說的唱片，以吸引選民。為了迅速收到宣傳效果，希特勒租用了一架飛機，三次飛行全德國，抵達六十多個城市。僅1932年7月一次飛行，希特勒就在五十多場群眾大會上講話。充斥著希特勒照片、演說的納粹黨的各種報紙在全國鋪天蓋地。僅戈培爾在柏林創辦的《進攻報》，每日發行量達6萬多份。

    納粹黨各級組織的積極分子在競選運動和發展黨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通過非正規途徑，在酒吧間、俱樂部和工作地點當面談話，爭取選票，吸收了很多黨員。其人數和通過參加黨的集會或閱讀宣傳品而入黨的人數一樣多。

    (四)宣揚暴力方式的“主動行動”

    希特勒聲稱：納粹黨不是一個普通政黨，而是一種“運動”。這個“運動”應該完全超脫于政黨之間的唇槍舌劍的斗爭。它不是代表一個政黨，而是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因此，它必須采取“主動行動”。

    納粹黨提倡的“主動行動”，其實質是以永恒、全面的暴力和恐怖為其行動綱領。其他反動勢力雖然也采取恐怖行動，然而只是偶爾實行。而納粹黨在上臺之前，其恐怖行動已成為日常生活的政治實踐。

    納粹黨“主動行動”的工具是1921年8月成立的沖鋒隊，簡稱為SA(Sturmabteilung)，主要招募不能進入10萬常備軍的那些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舊軍人和必須解散的志愿團中的一些軍人。恩斯特·羅姆擔任沖鋒隊參謀長。1921年8月14日《人民觀察家報》在一篇題為《致我們的德國青年》的文章中指出：“沖鋒隊……作為一支鋼鐵隊伍，為我們為之沖鋒陷陣的整個運動貢獻自己的力量。”44 沖鋒隊在“踏過墓地前進！”口號的指引下，沖入大商店，企圖占領公共場所、政府機構和銀行。他們在街頭酗酒斗毆，擾亂其他黨派的會場，鎮壓敵對者，恐嚇競爭者，進行暗殺活動，以暴力和恐怖顯示自己的“力量”和“武德”，不斷擴大納粹黨在輿論界的影響。

    聯邦德國史學家馬丁·布洛查特在《論納粹運動的群眾結構》一文中指出：這種“主動行動”“始終是——也超出1933年——納粹運動萬有引力的中心”。45  這對于深受軍國主義毒害的德國民眾來說，具有特別強烈、神奇的吸引力。

    (五)施小恩小惠為誘餌

    1933年之前，納粹黨并未成為執政黨，很難采取直接有利于小資產階級的措施。但是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它并未忽視這方面的措施。納粹黨利用壟斷資本資助的部分資金，向人們提供一些具體的物質利益。例如，為失業者、復員軍人和無家可歸者建立“食物施舍所”，“提供住房，發放衣服和食品”。這種行動給小資產者和失業者造成一種假象，仿佛希特勒的納粹黨在行動中確實代表他們的利益，使他們認為應同納粹黨一起為了一種共同的事業同舟共濟。

    由此可見，希特勒的納粹黨在危機期間之所以得到迅速發展，在于它了解民心，進行欺騙群眾的煽惑活動。當小資產階級深受危機的打擊，面臨落入無產者境地的威脅而彷徨沮喪，深感前途暗淡時，納粹黨向他們灌輸“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提出迎合他們心愿的綱領和政策，并用欺騙性的宣傳和聲勢浩大的集會游行喚起人們的熱情；而法西斯暴力的“主動行動”又使追隨者感到有壓倒弱者的力量。希特勒的納粹黨冒充小資產階級的“救星”和“民族革命運動”的旗手，而小資產階級把納粹黨視作自己的“希望”。

    通過上述手段，納粹黨得到迅速發展，在選舉中贏得了重大成就。以農村為例：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1930年與1928年比較，資產階級傳統政黨德意志民族人民黨的選票比例由23%下降到6.7%，而納粹黨在同期由4%上升到27%。1932年7月選舉中，納粹黨的選票超過了50%。在漢諾威東部、法蘭克福、利希尼茨、波希米亞和東普魯士等選區的票數也都超過半數。46  希特勒為此十分高興。他在1933年4月5日說：“謝天謝地，如果我們不取得農村人口的一定比例數，那么，就不會興起追隨我們的這場運動！”47 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也與農民的情況相類似，許多人追隨納粹運動。四

    西方資產階級不少史學家以納粹黨的群眾基礎主要是小資產階級而得出納粹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或者是“中產階級”運動，甚至是一場“人民”運動的結論。48 英國史學家H.R.科德瓦特說：法西斯分子既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第一條道路”。49

    判斷一個政黨的性質，并不由其成員的社會組成而確定，而是要看它本質上到底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納粹黨究竟是什么性質的組織？納粹運動代表了哪個階級的利益？它的參加者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是否意味著納粹運動就是小資產階級運動，或者是人民運動？這只有具體分析納粹運動的本質，才能做出客觀的回答。

    納粹運動的興起和發展，與壟斷資本的政策密切相關。戰后德國社會一直處于動蕩之中。“十一月革命”失敗后，1923年德國部分地區又出現了革命運動的高漲。漢堡工人舉行起義，薩克森、圖林根等地成立了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左派組成的政府。工人罷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與此同時，德國相繼遭到1921年經濟危機、1923年貨幣貶值和1929—1932年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在革命和經濟危機的夾擊下，壟斷資本的右派勢力決定取消魏瑪共和制，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達到拯救自身的階級統治，對內殘酷地鎮壓革命運動，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和稱霸世界的目的。

    壟斷資本的右派勢力聲稱，魏瑪共和制是從國外引進的制度，不適于德國國情，必須以專制政體取而代之。1923年的卡普暴動，就是右派勢力建立軍事專制的一次嘗試，但由于工人群眾聲勢浩大的罷工示威而遭到失敗。壟斷資本有遠見的領導人從卡普暴動失敗的教訓中認識到，沒有群眾基礎不行，“沒有群眾將一事無成”50 。國防軍將軍施萊歇爾說：“只靠刺刀維持統治并不可取，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持就不能長期維持統治。”51 因此，德國壟斷資本迫切地需要一個既能忠實地代表壟斷資本的利益，又能有效地吸引群眾，并把群眾納入為壟斷資本內外政策服務軌道的政黨和政黨領袖。壟斷巨頭胡果·施汀納斯說：必須找一個獨裁者，“這個人必須說人民的語言”，必須來自小資產階級階層。52 壟斷資本家在戰后德國反動黨派林立的情況下，終于選中了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

    壟斷資本的一位代言人赫爾曼·艾瑟爾早在1929年11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在意大利一小部分勇敢的男子漢們所能成就的事，在我們這里也能實現。我們也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這個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53 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奮斗》一書中公開聲明，敵視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準備和發動侵略戰爭，這是納粹黨的政治目的。他在該書中以歇斯底里的語言描述說，1914年他還是一個青年時就曾為戰爭爆發跪下感謝上帝，因為他是一個從寄宿收容所出來的沒有希望的失敗者，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這種明目張膽地要求戰爭的愿望，完全符合戰后德國壟斷資本著手準備侵略戰爭的目的。

    希特勒出身于小資產階級家庭，有煽動民眾的演講才能和欺騙民眾的巧妙手法。他所領導的納粹黨公開發表“反資本主義”的綱領，以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保護者和壟斷資本的敵人面目出現，實際上，納粹黨并不準備對之實行，它與壟斷資本在暗中已經作了交易。

    1928年，希特勒在修改《25點綱領》中的“反資本主義”部分時對壟斷資本家私下說，“黨堅持私有財產的原則”。《綱領》中有關“托拉斯國有化”、“分享大工業利潤”、“將大商店收歸國有”、“實行土地改革”的經濟目標“完全不能實現”。54 1931年8月希特勒在基爾道夫的鄉間別墅向工業家發表演說，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爾多夫工業家俱樂部給三百多名工業家做重要報告，再次向他們保證，絕不觸犯私有財產和企業家的主權。他詳細介紹了納粹黨未來的經濟綱領，強調廢除凡爾賽和約，將國防軍由10萬人擴大到30萬人，“重建一個軍事和經濟上的強大德國”。國家通過大批訂貨繁榮經濟，“鋪設高速公路，改善交通，特別是鐵路交通，促進汽車—飛機制造工業以及與此有關的工業發展”55 。希特勒宣稱，工業界肩負著當政的責任，“有權進行領導”。56 希特勒的演說在經濟界受到熱烈歡迎。

    希特勒與壟斷資本家的交往，都是在幕后進行的。他曾在私下向壟斷巨頭代表人物披露說：關于不實行“反資本主義”條文的意圖，“我是不能在群眾大會上講的。有關私有財產的觀點，我也不能像對你們說的那樣在群眾大會上講”57 。希特勒在這里向壟斷資本家表明，納粹黨是徹頭徹尾為壟斷資本家服務的。他那公開的關于“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綱領條文，只是為了欺騙和爭取群眾。壟斷資本家從納粹黨的真正目的中看透了該黨的本質，認為這是不可多得的統治工具。納粹黨擁有群眾基礎這一點，足以對右翼政權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群眾支持。這在壟斷資本家看來，是納粹黨優于其他資產階級黨派的明顯之處，也是納粹黨對于壟斷資本的價值所在。因此，壟斷資本從政治、經濟和宣傳方面對納粹黨進行大力支持。

    在政治上，自20年代開始，希特勒的納粹黨就得到巴伐利亞軍方的支持。納粹黨的領導人威廉·弗立克承認：“在1923年啤酒店事件中，對于巴伐利亞當局來說，取締納粹黨非常容易”。58 之所以讓它保留下來，是因為巴伐利亞當局把這個運動視為“革新德國的萌芽”。司法部長和保守分子弗蘭茨·居爾特納明確地說，納粹黨是“我們身上的一塊肉”59 。這相當深刻地說明了納粹黨的發展同壟斷資產階級的政策直接相關。

    特別在經濟危機期間，壟斷資本對希特勒納粹黨政治上的支持更是全力以赴。1929年，保守派的民族主義政治家、德意志人民黨主席胡根堡、前線士兵同盟“鋼盔團”的領導人弗蘭茨·賽爾德特同希特勒三方結成了一個“反楊格計劃行動同盟”，發起了“德意志國民反對楊格計劃與戰債謊言總投票”運動。盡管他們的計劃并未得逞，希特勒卻通過這次活動抬高了政治身價，其影響波及全國各地。1931年10月，由上述三方面和泛德協會以及祖國協會等組織參加，建立了“哈爾茨堡陣線”，聲明反對魏瑪共和體制，在德國建立一個公開的恐怖專政制度。希特勒的納粹黨借機發展成為德國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31年夏天，國家銀行總裁沙赫特、重工業巨頭梯森和基爾道夫等人要求希特勒組閣任總理。

    但是，自1932年年中起，由于德國共產黨影響的擴大，由于經濟危機開始緩和，其結果是納粹黨的影響有所減退。在1932年11月6日舉行的新國會選舉中，納粹黨在競選中失利，總共喪失二百多萬張選票，議員由230名下降到196名，然而仍是國會第一大黨。60 這時，在納粹黨內甚至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危機。希特勒本人也起了自殺的念頭。納粹黨人聲嘶力竭地發出呼救：“救援我們啦，因為假使我們失敗了，德國將增加1000萬共產黨人了！”61 納粹黨有進一步喪失群眾基礎的危險，而革命勢力卻在增長。這使統治階級感到惶恐和危險。這種局勢給德國壟斷資本發出一種緊急信號。此時，經濟界達成一致協議，從防止布爾什維主義威脅出發，希望納粹黨掌權，在德國奠定一個穩固的政治和經濟基礎。1932年11月中旬，由沙赫特、伏格勒、梯森、克虜伯等20名工業巨頭簽名向總統興登堡遞交一份請愿書，要求希特勒組閣。這說明德國壟斷資本對希特勒的政治支持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推上總理的寶座。

    在經濟方面，納粹黨得到德國各地工業巨頭和容克地主的資助。1922年泛德協會資助了20萬馬克，62  1923年又資助100萬馬克。63 1928年基爾道夫捐款10萬馬克。64 弗里茨·梯森曾一次資助希特勒50萬馬克。他還經常資助納粹黨的其他領導人。65 希特勒、戈林和施特拉塞經常得到工業家的資助。

    在經濟危機時期，尤其自1930年以來，壟斷資本家的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入納粹黨的金庫。魯爾煤礦辛迪加決定，自1930年起每年資助納粹黨六百多萬馬克。66 據估計，1930—1932年間德國壟斷資本對納粹黨的資助達7000萬—9000萬馬克。67

    在歷次競選中，壟斷資本家都為納粹黨提供巨額競選費用。在1932年第二輪總統選舉中，重工業界資助的競選費總額為300萬馬克。其中資助納粹黨的競選費占去240萬馬克，實際數字比這個數字還要多，而為其他資產階級政黨僅僅提供了60萬馬克。68

    納粹黨還得到瑞典、美國、瑞士、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國家工業巨頭的巨款資助。據帝國總理府檔案表明，僅1931年4月至1932年4月一年中，就有4000萬—4500萬馬克從外國資本家的錢囊里流入納粹黨的金庫。69

    在宣傳方面，壟斷資本集團最好戰和最反動的首席代表、新聞界大王胡根堡，向納粹黨提供出版社、電影制片廠、電臺、報紙和整套新聞宣傳機構，便利納粹黨加速進行煽惑宣傳活動。納粹黨正是利用壟斷資本家提供的巨額資助，出版了《人民觀察家報》、柏林《進攻報》等報刊，創建專業演說學校，培養了上萬名演說家。它從上至下，建立一整套宣傳機構，大肆進行煽動和欺騙小資產階級的活動。

    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納粹黨是靠壟斷資本不斷“輸血”而發展的。它代表壟斷資本的利益。這一點在希特勒納粹黨上臺之后表現得更加清楚。納粹黨對群眾的欺騙與迷惑，正好適應了壟斷資本的需要，有助于把群眾納入壟斷資本侵略、擴張政策的軌道。所以，納粹運動既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運動”，也談不上走“第三條道路”。它不過是壟斷資本政策的產物。持有納粹運動是“小資產階級運動”和“第三條道路”論調的西方史學家，沒有正視壟斷資本與希特勒納粹黨之間相互勾結的歷史演變過程，因而不能正確闡述納粹黨為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階級實質。

    1.奧古斯特·尼赤克：《德國人為什么支持希特勒？》(August Nietschke, Warum Unterstützten die Deutschen Hitler?)，見《法蘭克福雜志》，1983年第1期，第25頁。

    2.1929—1933年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然而德國的經濟危機已于1932年下半年開始緩和。納粹黨正是在1929—1932年期間，利用經濟危機進行煽惑活動，于1933年1月30日由壟斷資本扶持上臺。

    3.在1932年選舉中，納粹黨在5萬—10萬居民人口的城市中獲得選票最多，在農民中也取得重大成就。上表是根據魯道夫·黑伯勒對1932年7月選舉中石勒蘇益格—霍爾施泰因30個地區的納粹黨在獨立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中所得選票進行統計的比例，以及帕拉特對納粹黨在小資產階級上層(居領導崗位的職員和官吏以及租典人)中所得選票進行統計的比例制成的。見沃爾夫崗·施德爾：《法西斯主義社會運動》(Wolfgang Schieder, 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漢堡霍夫曼和卡姆帕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頁。

    4.萊恩哈德·庫恩爾：《德國法西斯資料與文獻》(Reinhard Kühnl, 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帕爾魯根施泰恩出版社1979年第4版，第96頁。納粹黨員的階級成分主要是小資產者，約占2/3，工人不到1/3，比例如下：同上書，第99頁。

    5.同上書，第99頁。

    6.蔡特金：《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斗爭》，見《蔡特金演說論文集》第2卷，柏林1960年版，第693頁。

    7.德國法西斯資料與文獻》，第96頁，這是根據此處所提供的材料而計算得出的數字。

    8.于爾根· 庫欽斯基：《關于德國帝國主義研究》(Jürgen Kuczynski,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第1卷，狄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頁。

    9.布·布赫塔：《容克和魏瑪共和國》(B.Buchta, Die Junker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德國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頁。

    10.樊亢：《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頁。

    11.《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67頁。

    12.彼得·波羅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頁。

    13.《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68頁。，14%多的失業者，特別是婦女和青年得不到國家的任何補助。

    14.同上。

    15.約阿希姆·佩措爾特：《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煽動活動》，柏林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頁。

    16.《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68頁。

    17.《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68頁。

    18.參見《德國法西斯資料與文獻》，第31—32頁。

    19.同上。

    20.布累提：《德國法西斯制度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第111頁。

    21.參見《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69—71頁。

    22.《紀念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誕辰一百周年，1878—1978年》(Gustav Stresemann 1878—1978)，波恩國際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頁。

    23.同上書，第59頁。

    24.維納·洛赫：《德國史》，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452頁。

    25.保羅·汪戴爾：《德帝國主義與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頁。

    26.《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146頁。

    27.約阿希姆·佩措爾德：《德國法西斯保守派理論家》(Joachim Petzold, Konservative Theoretik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德國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頁。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

    29.《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278頁。

    30.同上書，第315頁。

    31.《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315頁。

    32.同上。

    33.同上書，第319—320頁。

    34.同上書，第291頁。

    35.康拉德·海登：《德國國社黨史》，1936年中文版，第363頁。

    36.沃爾夫岡·魯格：《魏瑪的終結》(Das Ende von Weimar)，柏林，迪茨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頁。

    37.《德國國社黨史》，第403—404頁。

    38.《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277頁。

    39.該派形成于1925年，對納粹黨《二十五點綱領》中的反資本主義詞句和爭取工人及小資產階級的條文看得比希特勒認真，被西方史學界稱為納粹黨內的“左派”和“社會主義派”。該派深知打出“反資本主義”口號的蠱惑作用。其領導人粵托·施特拉塞1930年5月22日后與希特勒反目。格雷戈爾·施特拉塞1932年12月8日辭去黨內一切職務。其他人轉向希特勒一邊。

    40.《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135頁。

    41.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頁。

    42.《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323頁。

    43.《德國國社黨史》，第326頁。

    44.《德國法西斯保守派理論家》，第42頁。

    45.馬丁·布洛查特：《論納粹運動的群眾結構》(Martin Broszat, Zur Struktur der Massenbasi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見聯邦德國《現代史季刊》1983年第31期第60頁。

    46.《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德國史》(Deutsche Geschichte seit dem Ersten Weltkrieg)第1卷，德意志安施塔爾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528頁。

    47.《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305頁。

    48.參見佩·約·拉希施米爾：《法西斯主義的起源》(P.J.Rachschmir, Der Ursprung des Faschismus)，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頁。

    49.同上書，第120頁。

    50.《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第120頁。

    51.《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第106頁。

    52.同上書，第282頁。

    53.同上書，第151頁。

    54.同上書，第106—120頁。

    55.艾伯哈特·齊考恩：《誰幫助了希特勒取得政權？》(E?Czichon, 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科恩帕爾-魯根施泰因出版社1967年版，第78頁往下。

    56.《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第113頁。

    57.同上書，第166頁。

    58.同上書，第119頁。

    59.同上。

    60.《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143頁。

    61.《德國國社黨史》，第454頁。

    62.《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128頁。

    63.同上書，第143頁。

    64.《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第167頁。

    65.弗· 梯森：《我曾資助過希特勒》(F.Thyssen, I Paid  Hitler)，倫敦1941年版，第129—131頁。

    66. 瓦爾特·烏布利希：《1933—1945年法西斯德國帝國主義》(Walter Ulbricht, Der Faschistische Deutsche Imperialismus 1933—1945)，柏林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頁。

    67.《魏瑪的終結》，第148頁。

    68.《容克和魏瑪共和國》，第390—391頁。

    69.《法西斯主義的起源》，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