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的后勤決策
杜玉芳
中國網 china.com.cn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西藏和平解放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由于當地特殊的政治社會狀況和險惡的地理交通條件，進藏部隊的補給供應是否通暢就成為能否順利解放西藏的關鍵。毛澤東對進藏部隊的后勤保障工作高度重視，做出一系列決策進行指導。這些決策不僅保障了進藏部隊的物資供應，而且對此后經營西藏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解決西藏問題，“給養供應麻煩多”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西藏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完成全國統一大業的題中應有之義。西藏的解放是隨著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順利發展，于1949年開始逐步提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的。1949年2月，毛澤東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會見了來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A.米高揚一行。談話中，在展望解放戰爭的進程時，毛澤東談到了西藏問題。他指出：解放全國，“比較麻煩的有兩處：臺灣和西藏。西藏問題也并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因為：(一)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較多；(二)民族問題，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須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頁。)。就迄今為止所公開的材料來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到“解決西藏問題”，而毛澤東對大軍進藏的第一反應就是“給養供應麻煩多”。
毛澤東的這一看法是正確而深刻的，抓住了進軍西藏的要害和關鍵。“給養供應麻煩多”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當時從康定、西寧騎馬或步行到拉薩，要翻雪山、渡激流、趟冰河、過索橋，一般行程均在三四個月以上，補給運輸之困難可想而知。二是政治社會情況復雜。解放前的西藏是全國各省區中唯一沒有建立起黨的組織體系的地方，黨對群眾的影響幾乎空白。部隊進藏沿途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處于土司頭人和寺廟的統治之下，匪患肆虐、人心不穩，根本不可能承擔供應大軍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之下，進軍西藏最大困難莫過于補給，一旦糧草彈藥不濟，解放軍將不戰自敗，甚至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毛澤東在指導解放西藏的過程中，對后勤補給始終高度關注。早在謀劃解放西藏之初，毛澤東就曾為此向蘇聯請求空軍支援。1950年1月22日，毛澤東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軍對藏軍事行動中請蘇方提供空軍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軍事行動中,蘇聯已經提供了類似幫助，把解放軍運往新疆。毛澤東對斯大林說：“您派往中國的飛行團給了我們巨大幫助，運送了大約一萬人。斯大林同志，請允許我對您的援助表示感謝，并請您把這個飛行團繼續留在中國，幫助準備進藏的劉伯承將軍運送糧食。”斯大林答復：“你們準備進軍西藏這很好。關于飛行團我們要同軍方商量一下，然后再給你們答復。”(〔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頁。)估計是因為技術方面的原因，此項空軍支援后來并未落實。部署昌都戰役期間，毛澤東于1950年8月18日致電西南局詢問部隊進軍的情況，提出的三個問題中，就有兩個是關于補給運輸的：“（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筑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于空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接到西南局“飛機到昌都上空是有可能的”答復及“增三十架飛機”用于空投糧食的請求后，他立即致電周恩來和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李濤，指示他們分頭督促空軍司令部盡快籌備三十架飛機，并特別囑咐“三十架飛機要是高空使用的，駕駛員亦須適合此項條件”(《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25頁。)，同時命令立即趕修甘孜機場。23日毛澤東再次致電西南局、西北局，詢問:“你們一萬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進軍，糧食全靠部隊攜帶及耗牛載運，其中三千人須有過冬糧食，準備撤回的主力一萬三千人至少須有往返期間三個月糧食，甘孜是否已有這樣多的糧食，部隊及耗牛是否有這樣大的運輸力，仍望查告”，“昌都等處可能購買一部糧食及肉類，你們是否已準備一批金銀及藏民需要的貨物如綢茶等帶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3頁。)1951年1月29日，毛澤東又致電西南軍區，詢問十八軍入藏物資準備情況。電報中說：“入藏部隊必須攜帶之皮衣、皮帽、帳篷、飯鍋、水桶、黑礬、大蒜、料袋、牛繩等二十余種物品，十八軍是否業已準備好，望查告。”《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42頁。電報中對入藏部隊所需物品一口氣列了9種，細至“大蒜”、“牛繩”，部隊物資供應在毛澤東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二、“進軍西藏，不吃地方”
既然交通不便，運輸困難，那么進藏部隊物資供應問題怎樣解決，能否大量就地采購？這一想法在最初考慮解決西藏問題時，就被毛澤東斷然排除。鄧小平1950年7月21日曾說：“毛主席對西藏問題就確定了兩條，第一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第二是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員會編《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1950年12月，毛澤東在給西藏阿里兩位地方官員的信中，進一步指出：“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決不侵擾老百姓。”(《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6頁。)“不吃地方”成為部隊后勤保障的總方針。
毛澤東提出這樣的方針，很可能是總結了紅軍長征的歷史教訓。他知道，青藏高原地廣人稀，高寒缺氧，生產水平低下，加上社會制度落后，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廣大藏胞的生活十分貧窮，更談不上供應幾萬大軍。紅軍長征時擦了西藏的邊兒，三個方面軍都從四川、西康藏區穿過，對此有過切身體驗。1950年7月，鄧小平在談西南少數民族問題時，也提到：“紅軍北上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紀律的事，那時餓慌了，沒有辦法……這次我們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說，那時把糧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96頁。)所以，這個地區的人民到現在對共產黨的政策半信半疑。鄧小平由此得出結論：進軍西藏，經營西藏，要由民族團結入手，重視經濟問題的解決，經濟問題也可能引起政治問題。(參見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1949-2004)》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如果我們只給人家一個民族區域自治的空頭支票，而把人家的糧食吃光，這是不行的。”(《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00頁。)鄧小平的看法也是當時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共識。
大軍西行，糧秣自備。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西南局、西南軍區提出了進軍西藏“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的口號，采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組織后方運輸。首先，組建了支援運輸司令部，并著手建設甘孜后勤基地，在雅安至甘孜沿途設立兵站。同時，“不惜一切代價”突擊搶修雅安至甘孜路段。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車、馬車運輸外，還組織了大批牦牛運輸支援進軍。另外，還加大了部隊人員的攜行量。進軍的運輸補給是按人頭逐日計算的。戰士除武器裝備外，每人要攜帶10日的糧食，平均負重七八十斤。(參見《解放西藏史》編委會編《解放西藏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頁。)戰士們背著糧食行軍，過去人們常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進藏部隊卻是“兵馬出動，糧草同行”。后來，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回顧當年運輸補給的艱難，深有感觸地說：“我們從1950年4月至12月，先后組建了廿二個兵站，三個航空地后勤站，經常使用500輛汽車，3300頭騾馬，358輛膠輪大車和大批牦牛，形成空中和地面、軍隊和地方、人力和畜力、現代和原始的多層次多手段的立體運輸，大力向甘孜、昌都地區搶運糧食，才基本上保證了當年的進軍，即使這樣，154團還一度斷糧，靠野菜、地鼠充饑才支撐下來。”(黨雨川：《張國華同志在西藏》，《西藏黨史資料》1994年第1、2期合刊，第13、14頁。)
三、“一面進軍，一面筑路”
張國華所說“保證了當年的進軍”指的是靠多種運輸措施基本保證了部隊進軍昌都。“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后，隨著部隊由昌都向拉薩繼續前進，運輸補給線不斷延長，糧食和物資供應越來越困難。特別是1951年下半年，十八軍部隊陸續進入拉薩，雖后方部隊大力組織運輸，但由于路途遙遠（內地至拉薩運輸補給線長達2500多公里），路上損耗大，物資供應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許多部隊和進藏工作人員處于半饑餓狀態，形勢相當嚴峻。
改善交通是保障供應的關鍵。形勢的發展使向西藏修路變得刻不容緩。“西藏的公路建設，是有關實現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及整個西藏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重大的首要問題。如果推遲三至五年完成，長期由牦牛馱運，不僅使今后在工作（上）均處于被動地位，且脫離群眾，很可能使經濟上的問題發展下去，而有引起政治上變化的危險。”(《解放西藏史》，第261頁。)于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了“一面進軍，一面筑路”的方針，決定修筑康藏、青藏公路。
康藏公路是從西南進入西藏的通道。1950年公路從成都只通車到雅安，經過西南軍區的搶修，8月下旬公路通甘孜。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于筑路的指示發出后，西南局、西南軍區立即開始康藏公路甘孜至拉薩路段的修建。毛澤東聞訊欣然題詞：“為了幫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筑路！”(《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87頁。)之后，毛澤東又親自審核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薩的定線方案康藏公路通車昌都后，面臨昌都至拉薩路線的選擇問題。在此之前，筑路指揮部已派出數支勘測隊，勘測了通往拉薩的南、北、中三條線路。1952年8月，工程委員會在昌都召開定線會議。經過反復論證比較，會議傾向于走南線，即昌都經邦達、波密、林芝至拉薩。9月中旬，筑路指揮部司令員陳明義和政委穰明德帶領有關人員到重慶，向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區匯報定線問題。賀龍司令員仔細詢問了有關情況后，贊成走南線，并把這一方案上報中央。，并于1953年1月1日正式確定了路線走向。(參見《解放西藏史》，第263頁。)
青藏公路是由西北進入西藏的通道。修筑青藏公路，也早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關注。昌都戰役后，為準備繼續進軍，西南軍區于1950年12月9日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提出：公路“從玉樹經黑河到拉薩線，比較從昌都經三十九族太昭到拉薩線要易于修筑，因前者是高原的脊背較平。據報，后者則山大河多，困難特多”(《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9頁。)。毛澤東于1951年1月4日向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代總參謀長明確指出：“是否令西北負責修玉樹、黑河、拉薩公路？”(《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38頁。)5月25日，毛澤東發布的進軍訓令中，責成西北軍區負責修筑西寧--黃河沿--玉樹--囊謙--類烏齊--丁青公路和派人對敦煌--柴達木--黑河--拉薩線路進行實地勘測。(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編《西藏工作文獻選編（1949-2005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西北軍區遵此訓令作了部署，并在當年開始了青藏公路的線路勘察和修筑工作。
為修筑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西南局、西北局陸續投入了11萬部隊和筑路工人、藏族民工以及800多名工程兵技術人員，經過4年多的艱苦勞動，于1954年12月25日使兩條公路同時通車拉薩。康藏公路東起西康雅安（當時西康省的省會），西至西藏拉薩，全長2255公里。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銷，康藏公路改稱川藏公路，并改為以四川成都為起點，全長2416公里。青藏公路從西寧到拉薩，全長2100公里（后經改建全長1948公里）。這結束了西藏沒有現代公路交通的歷史。毛澤東為此題詞：“慶賀康藏、青藏兩公路的通車，鞏固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建設祖國！”(《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108頁。)
康藏、青藏公路通車拉薩后，每年由汽車運入西藏的糧食、物資約10萬噸，基本保障了進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的物資供應。人民解放軍在西藏站穩了腳跟。
四、“生產與筑路并重”
筑路是解決進藏部隊運輸補給的關鍵，但道路的修建比較緩慢，需要較長的時間。1950年毛澤東發布的進軍《訓令》中，對修路的任務規定為：“甘孜--昌都--丁青--烏所--太昭--拉薩公路由十八軍負責搶修，力爭于明年年底完成。”(《西藏工作文獻選編（1949-2005年）》，第51頁。)此后，毛澤東對修路的艱巨性有了較充分的認識，指出：“康藏公路短期難通”(《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60頁。)，“明年（指1952年--引者注）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許需要兩年至三年才能修通”(《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54頁。)。公路緩不濟急，牦牛運力有限，為解進藏部隊物資之急需，毛澤東又適時提出了“生產與筑路并重”的方針，指示前方部隊在進軍的同時，開展生產自救。
還在先遣部隊剛到拉薩、十八軍主力尚在進軍途中時，毛澤東就于1951年9月13日電告鄧小平：部隊進藏后“（公路）也許需要兩年至三年才能修通（拉薩）。似此，如果我軍不從事生產，則給養將成嚴重問題，靠藏政府供給，或靠購買，則對藏民影響不好。因此請你考慮是否可以定為生產與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薩沿途所駐部隊以一部分擔任生產，以一部分擔任筑路，在生產季節以較多的人從事生產，在其他季節則以全力筑路。”“此點在現在就應確定，以便在冬季有所準備。”(《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54頁。)
十八軍主力抵拉薩后，1952年4月6日，毛澤東在《關于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中又指出：在西藏“我們惟靠兩條基本政策，爭取群眾，使自己立于不敗。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并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運糧。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凡此均須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目的。第二條可做和必須做的，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出入口趨于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61、62頁。毛澤東未雨綢繆，適時提出“生產與修路并重”的方針，為解決進藏部隊的物資補給問題，爭取在藏站穩腳跟指明了方向。劉伯承對毛澤東的這一方針進一步闡述道：部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產，歷代王朝在邊疆也搞戍邊屯墾，我們叫建設邊疆。(參見李覺：《回憶和平解放西藏》，《西藏黨史資料》1993年第1期，第33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西南局、西南軍區立即進行部署，并強調“搞好生產是進藏部隊長期的一項中心任務”。部隊進駐拉薩后不到20天，還沒有消除千里行軍的疲勞，即以戰斗姿態投入大開荒運動。1952年2月，西藏軍區召開了第一次黨代會，主要研究的就是開荒生產問題，會議提出了“開荒生產，自力更生，站穩腳跟，建設西藏，保衛邊防”的戰略方針，號召各部隊“向荒野進軍、向土地要糧、向沙灘要菜”。隨后，進藏工作人員也相繼加入，開荒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據統計，從1951年冬到1954冬，共開墾荒地61000畝，修水渠20000多米，收糧食35萬多公斤，土豆76萬多公斤，蔬菜600多萬公斤，緩解了物資供應危機，幫助部隊熬過了進藏初期那段最艱難的歲月。
五、深遠的歷史影響
如上所述，為保障部隊的物資供應，毛澤東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針對補給中出現的問題，制定了“不吃地方”、“一面進軍，一面筑路”、“生產與筑路并重”等相關決策，指示部隊所需糧草彈藥及衣、食、住、行所需物資絕大部分從內地運來，在當地只作少量采購；部隊在進軍的同時，應擔負修路、生產的任務；部隊到達西藏后，仍由中央保障供應，不增加西藏的負擔。毛澤東的考慮是深遠的，他制定的后勤決策，立足于民族團結，著眼于西藏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這些方針的實行，不僅保障了進藏部隊的物資供應，使解放軍順利進軍西藏并站穩腳跟，而且產生了超出軍事意義的深遠歷史影響。
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由于西藏的貧困，糧食問題是西藏地方政府最大的擔心和阻止解放軍進藏最主要的借口之一。1950年12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制訂的關于和談的五項條件中，第四項即以“西藏地區農田不多人口也少，缺乏食物，百姓易遭饑荒”為由，要求“漢政府軍隊撤回內地”。(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征集領導小組編《和平解放西藏》（內部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頁。)“十七條協議”簽訂4個月后，噶廈召開機要擴大會議，會議連續討論了3天，最后寫了一份會議紀要呈報給達賴，其中拒絕解放軍進藏的一條主要理由就是“應向中央說明西藏和漢族不同，一年只收一季糧食，且收成極差，即使秋收季節，食物也很短缺”(陳競波：《先遣進藏與統戰工作》，《西藏黨史通訊》1988年第1期，第18頁。)。“不吃地方”化解了西藏上層的擔心和恐懼，促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順利實施。1951年中央和西藏地方代表談判時，焦點問題之一是人民解放軍進藏問題。西藏地方的和談代表土丹旦達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關于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這一條，我們鑒于噶廈曾交待不得許諾，所以不愿接受。”(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編《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頁。)在中央代表反復勸說下，首席和談代表阿沛·阿旺晉美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見，并勸說其他代表也逐漸接受了這一意見。事后，阿沛回憶這段經歷說：“我們代表團一致認為，向邊境派部隊守衛，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不派不行。特別是中央確定進藏的邊防部隊由中央供給，不讓地方負擔，這樣，更沒有理由不同意。”(阿沛·阿旺晉美：《回顧西藏和平解放的談判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27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版。)
這一方針后來還長期影響了西藏的財政政策和體制。195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將毛澤東提出的“不吃地方”進一步明確規定為：“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和平解放西藏》（內部本），第129頁。)后來軍政委員會撤銷，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建立，有關行政開支和籌委會組織興辦的各項事業也由中央政府負責。1952年西藏地方財政建立之后，中央逐步通過財政管理法規、預算管理制度將“以中央財政全額撥款方式，逐步發展西藏的農工商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治藏方略長期固定下來，成為基本財政政策。從這年起，進藏機關內部實行配給制，西藏經濟建設的開支全部由中央負擔，此后就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靠中央政府支付為主的供給型財政體制。1959年毛澤東對這種財政體制做了言簡意賅的說明：“西藏工委和軍區的全部工作經費，完全由中央負責，不從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開支。西藏無力舉辦的事，中央還可以幫助。”(《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第200頁。)
向西藏修路在根本上解決進藏部隊物資供應的同時，也改變了西藏長期封閉的狀態，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加拿大學者譚·戈倫夫高度評價這些公路對西藏發展的促進作用。他說：上世紀50年代中共在西藏“最重要的建樹是修筑了西藏歷史上第一批公路”，“無論從經濟上或軍事上看，這些公路將成為變革的最偉大的先驅”，“這些公路使從中國內地運來的某些主要商品的價格下降。如兩年內，茶的價格降低三分之二。由于這些公路的建成，一輛汽車用兩天時間運送的貨物就等于過去60匹牦牛12天運送的物資”。(〔加〕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178頁。)
進藏部隊和進藏工作人員開荒生產的實踐，更是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還產生了良好的群眾影響。1954年3月，中央全面評價了西藏部隊、地方機關農業生產對站穩腳跟、團結西藏人民、帶動群眾生產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指出：這種增產的數量，縱然很少，甚至從財政上來說是得不償失的，但它的實際意義卻很重要，它在藏族人民中所產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多杰才旦、江村羅布主編《西藏經濟簡史》(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頁。)
由于上述方針政策的執行，西藏物價基本穩定，實現了毛澤東“藏民的生活水平不因我軍入藏而下降”的目標，直接而有力地爭取了民心，促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順利實施，而且發展了西藏地方經濟，增進了民族團結。
〔作者杜玉芳，女，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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