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形成及其歷史作用　　

王達生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圖書館

摘要：   瓦窯堡會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紅區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陜甘革命根據地是中國最早，也是紅軍最后的根據地，瓦窯堡是會議召開的地點和保障。在會議決議的形成過程中，張聞天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決議醞釀始于1935年11月甘泉下寺灣會議，同月北平地下黨策劃一二九運動。瓦窯堡會議與白區同步發生的一二九運動一起，對全民抗日起了里應外合的作用。瓦窯堡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在政治、軍事、白區工作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使黨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關鍵詞：  陜甘革命根據地；張聞天；一二九運動；瓦窯堡會議；統一戰線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會議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既著重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告誡全黨吸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教訓，從而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2010年8月1日　至　8月10日　，筆者重新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對會議前后的歷史事件進行再了解，認識有了進一步深化。　　

一、會議地點和會前醞釀　　

　　　　1935年，中國處在國民黨統治下，大部分地區是白區，許多地區遭到日本侵略者占領。陜甘革命根據地是當時唯一的紅區。這是一個有著長期革命傳統的地區，在五卅運動前就有共產黨的組織。三十年代前期，在劉志丹、謝子長等的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先后創立了陜甘邊和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以后，這兩塊根據地在發展過程中互相聯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終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達到完全統一。謝子長負傷去世后，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在劉志丹統一指揮下，粉碎敵軍的第二次“圍剿”，解放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六座縣城，游擊區擴大到陜北和隴東的十七個縣，把原來的兩塊紅區連成一片，創建了大片的革命根據地^【1】。在根據地內，進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都已分配。中共中央到陜北后，曾將辦公地選在安定縣（今子長縣），又稱瓦窯堡，縣城位于延安東北方向　85公里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日本侵略者正策動華北自治，企圖將華北5省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亡國慘禍迫在眉睫。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立即開始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　1935年10月22日　，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吳起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今后的新任務是保衛與擴大陜北紅區，將土地革命戰爭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　11月3日　，黨中央在甘泉下寺灣開會，決定中央領導人分兩部分行動。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南下，同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十五軍團會合，粉碎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張聞天率黨中央機關北上，到瓦窯堡安家。這樣，轉變政治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首先落在了張聞天的肩上。　1935年11月7日　，張聞天與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瓦窯堡本來就是陜北根據地的政治、經濟中心，現在成了黨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在這里，張聞天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發宣言，作決定，寫文章，要求轉變策略，靈活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實現將國內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的戰略任務。　11月13日　，張聞天召集中央會議并作結論，提出要靈活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他指出，陜北紅區的戰略地位是處在最前線的地位，領導民族革命戰爭的地位，我們的歷史任務是要鞏固和擴大紅區，使之成為領導的中心、反日反蔣的根據地，進而在陜、甘、綏、寧、新建立反日中心。當前的任務是發動群眾，打碎敵人進攻，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同一天，張聞天主持發表的《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和《關于開展抗日反蔣運動的決定》，提出由反蔣戰爭進到反日戰爭，對統一戰線的廣泛性和靈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說，指出，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都應該聯合起來，一切斗爭方式都應該用來抗日反蔣。過了4天，即　11月17日　，張聞天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對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極其重要的發展。首先是將實現策略轉變，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提到黨的中心任務的位置。張聞天寫道，放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中心問題，就是經過怎樣一些轉變的環節，怎樣靈活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推動廣大群眾由不滿發展到抗日反蔣的實際行動，并引導這些行動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道路。其次，明確提出利用上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張聞天說，黨應該同樣善于利用上層的統一戰線，即使是一時的、動搖的、不可靠的，以擴大斗爭的范圍與力量，并不失時機地經過上層的統一戰線，以奪取對方的下層群眾。上層統一戰線的重點對象是同蔣介石有矛盾的各派軍閥的武裝隊伍。紅軍必須尋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動搖的、暫時的、不可靠的，大膽推動一切抗日反蔣的力量到前線去。第三，開始提出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擔負著民族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任務，要把將要到來的偉大的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放在自己的領導之下，同時又指出，這種領導者的地位，只有在靈活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的過程中才可以取得。張聞天第一次總結了九一八事變后我們黨不會運用我們的策略而遭致失敗的歷史教訓，教育全黨同志，必須克服過去工作中的弱點，利用一切事變、一切方法，來發動與組織廣大群眾抗日的斗爭。就在中共中央領導同志根據新的政治形勢，獨立作出判斷，開始變更自己的策略的時刻。不久，張浩(林育英)到達瓦窯堡。張浩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l935年七八月間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決定改變以往左的策略，不再將中間力量看作危險敵人，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鑒于這一策略轉變十分重要，沒等會議開完，共產國際就派張浩回國，要他設法找到與共產國際失去通訊聯系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從11月下旬到l2月上旬，張聞天主持完成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作了重要的充實和發展。　11月29日　，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問題。在會上他作了報告和結論，同時，主持發布了《抗日救國宣言》，并為此寫了題為《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宣言》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對廣泛的統一戰線作了全面闡述，注入了許多新內容。一是提出共同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作為建立統一戰線的一個主要環節，發展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二是提出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作為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和行動方針。三是強調反對最主要敵人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指導思想。提出對于敵對的軍閥、政治派別可以不念舊惡；同英、美帝國主義可以建立友誼；要爭取各種機會、利用各種方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即使是只反日不反蔣也可以。四是系統分析了關門主義的特點、表現、產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開展最堅決的斗爭。　　

第二件大事是決定改變對富農的政策。　12月6日　，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富農問題。他在會上作了報告和結論，提出要改變對富農的策略，為的是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他分析了當時階級關系的變動和過去的經驗教訓，提出在紅區，對于富農的“左”的辦法要糾正，只取消富農的封建剝削；在白區，可以聯合富農，組成統一戰線。在他的主持下，會議作出了《關于改變富農策略的決定》，指出，對于富農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剝削的部分，即沒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貸，富農所經營的(包括雇工經營的)土地、商業以及其他財產則不能沒收，蘇維埃政府并應保障富農擴大生產(如租佃土地、開辟荒地、雇用工人等)與發展工商等的自由。改變對富農的政策，是在提出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之后系統糾正“左”傾錯誤政策方面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驟之一。富農問題牽涉面廣、政策性強，涉及中農、工商業者、知識分子以及白區工作等各個方面的政策。張聞天當時清醒地看到，目前無論如何都要轉變策略，對于策略的轉變，各方面都要堅決貫徹執行。而首先實現對富農政策的改變，正是找準了可以促使各方面實現政策轉變的突破口。這兩件大事，可以說是正式拉開了從內戰到抗戰偉大策略轉變的序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是在瓦窯堡會議上正式確立起來的^【2】。　　

二、會議時間與一二九運動同步　　

　1935年8月1日　，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935年11月，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其成員有彭濤等）的領導下，成立了北平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其主要成員為郭明秋、姚依林等），決定按照《八一宣言》精神，組織一次抗日救國運動。　12月3日　，北平學聯正式通過了“發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和“聯絡平市個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愿”兩議案。　12月9日　，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沖破反動軍警的層層封鎖，走上街頭。他們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反對內戰，一致抗日！”“武裝保衛華北！”“打倒漢奸賣國賊！”等口號，從四面八方奔赴新華門。各校臨時推舉董毓華、宋黎、于剛等12人為代表，向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遞交請愿書，提出6項要求:一、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二、反對一切中日間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應付目前危機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四、停止內戰，立刻準備對外的自衛戰爭；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何應欽避而不見。請愿不成，群情激憤。各校代表當即決定改為示威游行。隊伍由新華門出發，經西單、西四，然后奔向沙灘、東單，再到天安門舉行學生大會。一路上，不時有沖出軍警包圍的法商學院、北平大學醫學院、中法大學、北京大學等大中學校的學生加入游行行列，隊伍逐漸擴大到五六千人。行進中，學生們向沿街的群眾宣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散發傳單，得到群眾的鼓掌和支持。當游行隊伍前鋒到達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時，大批警察手執大刀、木棍、水龍，對付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愛國學生不畏強暴，隊伍仍在繼續前進。這時，警察打開水龍，冰冷的水柱噴射在學生們身上，接著又揮舞皮鞭、槍柄、木棍毆打。學生們與軍警展開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傷。游行隊伍被打散。　12月10日　，北平各大中學校發表聯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舉行總罷課。提出罷課的具體目標是：一、誓死反對分割我國領土主權的傀儡組織；二、反對投降外交；三、要求動員全國抗日；四、爭取救國自由。呼吁全國各界立即響應，一致行動。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被捕學生，撤回封鎖各校的軍警。同日，北平學聯發布《宣傳大綱》，指出在目前形勢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危害民族生存的殘暴內戰，反對一切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動。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須聯合全國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在罷課中，各校學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組織。北京大學成立了學生救國會，發表宣言，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學生會組織專題討論會、文藝社、宣傳隊等，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從　12月11日　開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漢、廣州、成都、重慶等大中城市先后爆發學生的愛國集會和示威游行，許多大中學校及工會等組織，紛紛給北平學生發來函電，支持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北平學聯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具體領導下，及時地研究制訂了組織更大規模示威游行的計劃。　12月14日　，北平報紙登載了國民黨當局定于　12月16日　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消息。北平學聯即決定在這一天再次舉行示威游行，把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12月16日　清晨，北平各校學生分為4個大隊，分別由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率領，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參加的學生總計1萬余人。他們高舉校旗，打著“反對華北特殊化!”“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等橫幅，向天橋進發。上午11時左右，匯集到天橋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舉行大會。游行指揮部負責人黃敬站在一輛電車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并帶領群眾高呼口號。大會通過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收復東北失地，爭取抗日和愛國自由等8個決議案。會后，游行隊伍奔向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東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樓舉行總示威。隊伍走到前門，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隊的攔截。經學生代表反復交涉，軍警才讓游行隊伍分批分別由前門和宣武門進入內城。在宣武門，愛國學生遭到上千名軍警的血腥鎮壓，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傷。北平學生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活動，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響應。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城市的愛國學生舉行請愿集會、示威游行，或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陜甘紅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響應的通電，紅區各界民眾集會聲援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　12月18日　，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各業、各廠的男女工友起來召集群眾會議，發表宣言和通電，抗議漢奸賣國賊出賣華北與屠殺、逮捕愛國學生。團中央根據黨的指示，于　1935年12月20日　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號召青年學生到工農兵商中去，“實行全民抗日救國大聯合”。北平黨組織經過研究，決定利用寒假，組織“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12月底，平津學生聯合會成立，郭明秋任執行主席。1936年1月，平津學聯組成“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董毓華、宋黎、江明任總指揮，彭濤任黨團書記。宣傳團成員多為一二九運動的骨干，約500人。　1936年1月3日　，宣傳團開始沿平漢路南下。宣傳團沿途宣傳日軍在東北的暴行和華北危急情況，演出歌頌東北義勇軍的話劇《打回老家去》，還幫助農民建立抗日救國組織。宣傳團歷時3周，徒步700里，促進了廣大群眾的覺醒，撒下了抗日的火種。宣傳團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懼，遭到國民黨軍警的包圍和毆打。為了保存力量，堅持長期斗爭，宣傳團到高碑店、保定后，返回北平。后來，在北平地下黨領導下，以宣傳團為基礎，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3】。　12月21日　，上海市總工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呼吁全國同胞一致興起，集合民族整個的力量，反對任何偽組織之存在，以維護主權而保國土。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鐵路工人舉行集會，發通電，要求對日宣戰。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贊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斗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愛國學生。一二九運動廣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主張，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　　

與此同時，　1935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舉行會議，通過《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正式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瓦窯堡會議與一二九運動同時發生，客觀上對全民抗日起到了里應外合的作用。　　

三、會議經過和主要內容　　

1935年12月中旬，毛澤東繼周恩來之后到達瓦窯堡，黨中央兩部分同志會合。l　2月17日　起，張聞天即在瓦窯堡自己住的那小石窯洞里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即著名的瓦窯堡會議)，討論國內形勢和策略方針。張聞天主持會議，并作關于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張浩作關于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傳達報告。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并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12月25日　，會議通過了張聞天代黨中央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分析了當時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指出：當前時局的　　

　　　　　　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并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切不愿當亡國奴，不愿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后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決議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對于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采取這樣的策略。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　　

當會議討論到中間勢力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問題時，爭論很激烈。為了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議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分析了它的來源與危害，指出這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必須堅決加以糾正。　　

決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強調共產黨必須以自己徹底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和行動去取得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此外，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決議提出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等問題，并相應地改變了黨的若干政策。　　

可以看出，自1935年10月下旬至l2月上旬，張聞天全力驅動的從內戰到抗戰的偉大轉變及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文獻，已經具有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各種基本觀點，為瓦窯堡會議決議的理論與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瓦窯堡會議則是前述一切的系統概括與充實發展，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路線更為全面、完整。概括張聞天對瓦窯堡會議的作用至少應有以下幾點：一、從理論上闡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闡明關門主義的根源、危害和改正方法；三、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四、提出全黨必須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斗爭；五、他是黨中央負總責的領導人，可以組織的名義，號召全黨及干部為堅持執行黨的策略路線而斗爭。　　

　　　　　　　12月23日　，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同日，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中共中央對于上層統戰工作的進一步重視，表現在12月下旬在瓦窯堡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無論是會議決議，還是會前會后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報告，都更加強調了這一工作的重要性，當然，中共這時雖然已開始重視統戰，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舊放在軍事發展上，而不是統戰工作方面。毛澤東即明確提出：當前“我們的總任務”應當是，“開辟我們的紅區到晉陜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外蒙及蘇聯打成一片的任務。在那時，我們便可以爭取更大的力量，給日　　

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遠的）與進攻蘇聯，國民黨各派軍閥進攻北方紅軍與進攻全國紅軍，以空前的大打擊，爭取蘇維埃在北方七八個省內、南方若干個省內的偉大勝利。”而紅軍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打擊張學良與閻錫山，因為閻錫山“同張學良是我們當前兩個主要敵人”。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情況，　12月23日　在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軍事會議上，毛澤東在其軍事工作報告中并沒有特別強調敵軍的統戰工作，他所提出的下一階段全部工作的內容，就是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紅區。他主張：“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紅區聯系起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此一目標分為三個步驟來　　

實現：第一步，在陜西擴大紅軍，鞏固紅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盡管按照毛澤東的這一計劃，打通蘇聯最初只是計劃中的第三步，但在會議上，多數與會者實際上力主把打通蘇聯放在第一位，至少也應把二者并列起來。因此，在會議決議的行文上，關于打通國際路線與鞏固和擴大紅區的先后順序問題被規定為：拿“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紅區”同它密切聯系起來。按照瓦窯堡會議在軍事戰略方面的設想，紅軍在　1936年2月5日　以前至少要再擴充5000人的正規軍、2500人的游擊隊；8月以前至少還要擴充22000人的正規軍和4000人的游擊隊。與此同時，紅軍向南要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向東要占領黃河西岸五縣以上地區，創立山西根據地。即使不考慮而后進軍綏遠、靠近外蒙問題，要實現它也是極端困難的。李德后來曾反映過類似的擔心。他在《李德關于紅軍渡過黃河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中說：“我們有13000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戰士和3000新的俘虜兵”，“敵人閻錫山一個就有80000人”，“進兵山西，必然要集中全部主力，結果陜北紅區只有由少量地方武裝和游擊隊來唱空城計。不難想象，一旦陜北紅區周圍幾十個團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勢，原有紅區難免陷落，如此則新紅區也不易建立，建立了也很難鞏固”。李德這時的擔心，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只是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這時對此并無太多顧慮。有人甚至認為“陜北紅區人少物質困難”，主力紅軍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進而轉進綏遠前途可能更有利些。而毛澤東固然清楚“陜西之保護，主要依靠赤少隊”，難免會有部分損失，但他仍認為，為了便于擴大紅軍，為了“靠近蘇聯”，“部分損失不要緊的”，“應該忍受”。　　

會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路線和策略，批判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報告中說：“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統一戰線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哪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哪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務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缺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睹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致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分裂的。”“總之，把這個階級關系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因此，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要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四、瓦窯堡會議的歷史作用　　

瓦窯堡會議和一二九運動一起，分別在白區和紅區，上層和下層，領導和群眾等方面，對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最直接的作用主要是：　　

（一）抗日東征、西征　　

　1936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在陜北渡黃河，東征山西，確定東征的時間為2月中旬。重點討伐閻錫山。　1936年　2月18日　　，東征軍總部在延川縣清水關附近的古峪村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東征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這次東征有三個任務：一是從外線分散敵人兵力，粉碎敵人對陜甘寧邊區新的圍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和全國的反內戰反饑餓高潮；三是壯大自己的力量，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他還指出：當前，我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渡過黃河。閻錫山吹噓的鋼鐵山西，我們一定要打破它。同一天，彭德懷、毛澤東下達了東征作戰的命令。19日，毛澤東致電各部隊：“渡河時間不可參差，一律20號20時開始，以聶榮臻之表為準^【4】。”東征戰役到　5月5日　結束。共消滅國民黨軍約7個團，俘400余人，繳獲各種槍4000余支，炮20余門，紅軍擴充新兵約8000人，籌款30余萬元。但是，東征只完成了瓦窯堡會議確定的三個步驟中的前兩個步驟，第三步戰略目標即從山西經綏遠、外蒙打通蘇聯的目標并未實現。西征是　1936年5月14日　至15日延川縣大相寺會議決定的。為保衛西北，鞏固、擴大陜甘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紅軍，爭取和東北軍、西北軍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并力求向北打通同蘇聯、蒙古的聯系，向南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以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第81師和騎兵團，共1.5萬余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向陜甘寧邊區進軍，打擊頑固反共且兵力較為分散的馬鴻逵、馬鴻賓部，為創造西方根據地掃清障礙。紅28軍出擊陜南，與該地區的紅74師會合，活動于鄂豫陜邊，吸引和牽制敵人，以策應西方野戰軍的作戰。至1936年7月，兩個月的西征作戰，給敵馬鴻賓等部以沉重的打擊，共俘獲人、槍各2000余，開辟了縱橫400多里的一大塊新區，鞏固與擴大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為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條件。同時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發動群眾起來抗日，爭取和敵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5】。　　

（二）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　　

為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下層統一戰線與上層統一戰線同時進行的方針，一方面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著重加強了對愛國民主人士、民主黨派領導人、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及蔣介石等上層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具體情況是：　　

1.瓦窯堡會議一開完，張聞天就同毛澤東密切配合，采取一系列具體部署，開展統一戰線，組織、領導各條戰線實行策略轉變。在l2月29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白區工作被首先提到議事日程。會議具體討論了北方局的工作。張聞天在組織與工作方針兩方面提出了主導意見。張聞天認為，北方局管的范圍很大，不單是北平、天津和河北省，同滿洲、山西、熱河、察哈爾都有關系，是當時民族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又剛剛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九運動。為了加緊對北方的領導，急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張聞天覺得，劉少奇富有工人運動與地下斗爭的經驗，能夠當此重任。會前，他就同劉少奇商量，征求他的意見。劉少奇表示愿意承擔，張聞天才在會上正式提出并得到大家贊同。張聞天同時指出，黨的新的路線要在實際環境中具體運用，中央代表機關的設立更需要社會化。劉少奇不負重托，于l936年春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任中共北方局書記。他化名胡服，潛入天津。此后同張聞天函電往來不斷，使北方工作克服“左”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很堅決，學生運動、秘密工作、游擊戰爭都有很大發展。為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使群眾了解黨的主張，劉少奇同志先后發表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中共中央北方局為抗日救國宣言》等文章，系統地闡述了黨在白區的工作方針，強調要長期深入群眾，做艱苦細致的工作。廣泛的團結和爭取群眾，積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北方局黨組織利用公開、半公開刊物和左派刊物發表文章，出版小冊子等，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在北方局的組織和領導下，成立了由工人、農民、學生、知識階層、工商業者及婦女參加的華北各縣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會等抗日救國組織。這些組織深入到工廠、農村，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組織群眾進行抵制日貨，舉行示威、請愿、罷工、罷課等形式的救國運動。在南方，中共中央派馮雪峰、潘漢年到上海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5年12月27日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正式成立并發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變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內戰，迅速建立起民族統一戰線，保障集會、結社、出版絕對自由、釋放政治犯等八項要求，　1936年1月28日　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2月23日　，上海國難教育社建立。　　

2.同上海黨組織建立聯系和開展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春，紅軍東征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宋慶齡、魯迅、茅盾、覃振都來信表示支持。上海地下黨也有人來陜北。張聞天等黨中央領導同志聽取了張子華關于上海地下黨的情況的匯報，表示黨中央早就想恢復同上海黨的聯系，現在終于可以實施了。張聞天覺得，此去上海，馮雪峰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他可以通過同魯迅等的關系，摸清情況，然后恢復、整理黨的關系。4月上旬，他將正在山西前線開展游擊戰爭的馮雪峰召回瓦窯堡，派他前往上海。臨走之前，張聞天還在自己窯洞里請馮雪峰吃了一餐飯，并交代馮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魯迅、茅盾，他們是靠得住的。馮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設好了電臺，以便和陜北通報，同時建立了上海一西安一陜北的交通線。那時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談到李允先(馮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是比較滿意的。l936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后，中央派潘漢年任中共談判代表赴上海，后來又任命潘為駐滬辦事處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七七事變后，劉曉又立即被派往上海負責領導。　　

3.對兩廣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工作。　1936年6月1日　，國民黨廣東軍閥陳濟棠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發動了“兩廣事變”，將所屬軍隊改稱為“抗日救國軍”，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幟，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對峙之勢。中共中央積極支持了這一事變。　6月12日　，中共中央以毛澤東、朱德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稱贊他們“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的舉動，表示“愿意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共同奮斗”。　　

4.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1936年5月，紅軍東征回師后，我黨分析了在山西與閻錫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決定把爭取與閻錫山的合作作為一個突破口，實現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動華北乃至全國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澤東親筆寫信給閻錫山，陳述紅軍的抗日誠意，表示愿意聯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時，中共中央委托“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負責人、閻錫山中學的老師朱蘊山入晉會見閻錫山，勸其走聯共抗日的道路，并通過張學良、楊虎城敦促閻早下決心。閻錫山雖未對聯共明確表態，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國的限制。7月，日軍進犯綏東，威脅山西。閻錫山權衡利弊，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統治，確定了“聯共擁蔣”“守土抗戰”的方針。中共中央相繼派南漢宸、彭雪楓、周小舟等與閻錫山磋商聯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設立秘密聯絡站。中共北方局選派了大批優秀干部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骨干到山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8月下旬，閻錫山邀請山西籍的中共黨員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書記和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共同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進行公開合法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閻錫山任命薄一波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室秘書的名義擔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著“站穩腳跟、抓住實權”的方針，重組了犧盟會領導機構，有原則地使用閻錫山提出的或他能夠接受的進步口號和工作方式，大刀闊斧地發展組織，積極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組織了一支具有戰斗力的抗日武裝——山西新軍(亦稱“青年抗敵決死隊”)。　　

5.對張學良、楊虎城的爭取工作。紅軍到達陜北后，為解除國民黨軍隊對陜北根據地的威脅，實現西北地區“三位一體”的抗日局面，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做了大量的爭取工作。瓦窯堡會議后，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葉劍英為副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　1936年1月25日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聯名發表《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將士書》，揭露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惡和企圖瓦解、消滅抗日的非嫡系的東北軍的陰謀，表示愿意與東北軍聯合起來，組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共同抗日，提議雙方互派代表共同協商抗日的具體辦法。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在我黨政策的感召下，主動回到東北軍勸說張學良同紅軍聯合抗日。張學良表示同意與紅軍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談。之后，中共中央派聯絡局長李克農赴洛川與張學良及其軍長王以哲談判，雙方就聯合抗日的問題達成口頭協議。　4月9日　，應張學良的要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來到西安，與張學良進行了會談。雙方對國內形勢和爭取蔣介石參加抗日的可能性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對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進行了討論，初步訂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經濟通商等協議。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張學良認為蔣尚有民族情緒，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蔣介石確要降日，他一定棄蔣決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我黨慎重地考慮了張學良的意見后，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決定把“反蔣抗日”的方針改為“逼蔣抗日”。這一重大策略的轉變，不僅團結了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的廣大官兵，而且得到社會各界和其他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廣泛支持。　6月20日　，黨中央發出《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的指示，對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方針、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確指示，強調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應該上層和下層同時并進。根據這一指示，紅軍部隊和地方黨政機關，都專門設立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機構。黨中央派出葉劍英為首的軍事代表團常駐西安，在東北軍、西北軍中開展抗日宣傳和干部訓練，為兩軍的團結合作，打下了基礎。9月，我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共同結成反日聯盟。我黨在大力爭取張學良及其東北軍的同時，積極開展了對楊虎城及其西北軍的爭取工作。楊虎城在大革命時期曾一度與我黨合作，他長期任用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如南漢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職。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曾通過南漢宸向楊虎城轉達了我黨《八一宣言》和愿與西北軍聯合抗日的六條意見，楊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陜西省委負責人汪鋒，帶去毛澤東給楊虎城的親筆信，向他闡明當前抗日的形勢，提出了以西北大聯合推動全國聯合抗戰的主張。楊虎城消除了疑慮，決心走聯共抗日的道路。經與我黨初步協商，雙方達成了四項協定，兩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雙方互派代表，加強聯系，設立秘密交通站、運輸站，掩護紅軍運輸和人員往來；為聯合抗日做準備工作。1936年春，共產國際派王炳南到楊部工作，進一步密切了我黨同楊虎城的合作。我黨與東北軍、西北軍合作關系的確立，促成了西北地區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這對全國范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6】。　　

（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1936年5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聲明愿意與一切進攻紅軍的武裝部隊停戰議和，一致抗日。　8月25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書中國國民黨，提議國共兩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同年　12月12日　爆發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下，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迫使國民黨政府停止了內戰，從此初步形成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新局面。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斗爭，通過了實際上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決議案。“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　9月22日　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的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確保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權；堅持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擴大抗日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并在根據地內建立“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大體各占三分之一。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采取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執行“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與頑固派的斗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從而克服了國民黨當局制造的反共摩擦，發展和壯大了人民抗日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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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5]彭德懷傳編寫組.彭德懷傳[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6]金沖及.周恩來傳（全四冊）[M].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7]惠伯陽.文中圖片[DB/CD].延安：瓦窯堡革命舊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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