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軍 雷國珍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1年01月12日09:05
《毛澤東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張樹軍 雷國珍高新民/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1月12日電 近日，本網推出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之路》系列叢書。該書系用雋永的筆調，真實而全面地展示了一代偉人毛澤東的一生，敘述了毛澤東的成長和奮斗歷程。本冊為第二冊《民族救星》，由張樹軍、雷國珍、高新民編寫，向讀者講述了1935年至1945年時期的毛澤東。以下為本書節選。（孫琳）
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分裂時容易產生“左”傾關門主義；合作時容易出現右傾投降主義。
還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就提醒全黨：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但也必須警惕出現右傾投降主義。在1937年5月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醒全黨：“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斗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要條件。”他進一步指出：“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于失敗。”這些富有預見的認識為事實所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非常清醒地密切注意著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問題。
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后，黨內的右傾投降主義就表現出來。一部分共產黨員對國民黨的本質缺乏認識，在醞釀合作的過程中，上了國民黨的當。如毛澤東點名批評的閩粵邊游擊隊負責人何鳴率部接受國民黨的改編，在毫無防范的情況下，近千名游擊隊指戰員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繳械。毛澤東將這類現象稱為“何鳴危險”，提請全黨特別注意。
在黨內和軍隊內，個別人在改編后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前線后不久，八路軍某高級指揮員回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一張名片，上面印著“國民革命軍少將××”的字樣。毛澤東見后心里很不高興，就詢問他前方的情況，有些問題他答不上來。毛澤東就批評他說，你這個“少將”，還不如“芝麻醬”和“豆腐醬”。這個嚴厲批評給這位同志敲了警鐘，幫助他掃除了以受國民黨委任做官為榮耀的思想灰塵。
毛澤東有著豐富的統一戰線工作經驗。大革命后期因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給毛澤東留下難忘的印象。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就強調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他說，做統一戰線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開膽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產黨員做統一戰線工作，就要像“制錢”那樣，內方外圓，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由原則性決定的適應各種條件的靈活性。他提醒全黨務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黨在統一戰線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相對獨立性。這些話是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講的。此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正式形成，右傾投降主義還沒有成為現時的危險。
毛澤東的一系列的講話，猶如一副清醒劑，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開始有所認識。然而，11月7日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問題變得戲劇化和復雜化。
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黨內第三次“左”傾錯誤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變后不久，他就離開國內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并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這無疑在王明頭上增加一些神秘的光環。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和毛澤東在全黨全軍中領袖地位的確立，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和對王明的態度也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變化。王明知道這種變化后，一方面他在公開的場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但是從內心中王明是不服輸的，而在暗中散布毛澤東只知道孔孟儒家學說，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國安邦，他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為黨的領袖。
應該承認，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王明也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過程中具有較重要的地位。毛澤東曾經說過，“八一宣言”是我們黨搞統一戰線的一個“源”，沒有這個源，就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長流”。但從這個時候起，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就開始流露出來。
1937年11月7日，王明到達延安時，毛澤東帶領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軍隊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這倒不是毛澤東對王明有什么特別的感情。毛澤東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但卻無緣相見。延安機場是兩人的第一次見面。當王明走下飛機時，毛澤東伸出手，說道，歡迎你給我們山溝里送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長的歡迎詞。王明聽后，心中有一種不可言狀的感覺。顯然，在毛澤東與王明握手的瞬間，他們之間的新一輪斗爭已經開始。
王明此次回國，是負有在中共中央貫徹共產國際的“新政策”的使命的。1937年8月lo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曾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共的任務。王明在會上作了帶鼓動性的樂觀的報告。他認為，中國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中國反日各黨派的抗日大聯合，進而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并建立包括全中國各種武裝力量在內而同時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供給、統一武裝、統一軍事計劃的統一的國家軍隊。他指出，只要蔣介石進一步轉變政策，中共就準備承認國民政府為真正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現在領導成分。季米特洛夫認可了王明的報告。季米特洛夫認為：這時的關鍵，還是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問題。由于中共的財力、物力和人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集中在蘇區，干部也是在同南京政府進行的武裝斗爭中培養出來的，工人成分在黨和紅軍中比例很小。他擔心，要靠這支隊伍使黨的政策和策略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真正地同自己過去的敵人攜起手來，是否可能。因此，他認為：“需要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氣的人去幫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回國幫助中共中央，貫徹共產國際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國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齊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一方面講了要堅持抗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重點是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過去對國民黨的根本轉變認識不夠，對國民政府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作用和國民革命軍開始起到全國統一的國防軍的作用估計不夠；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沒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原則；過分強調獨立自主，沒有采取“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他認為，應該有統一的群眾組織和統一領導的群眾運動，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限制，要到國民政府去立案，爭取合法；他不同意公開批評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認為這種提法太尖銳，使人害怕。他不贊成毛澤東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談會上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南京國民黨營壘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認為只能以抗日或親日為標準；也不贊成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的提法，認為不應空喊領導權，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他還批評了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和劉少奇的《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一文。
毛澤東對王明的講話以及產生的影響感到震驚，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明白，王明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張去指導抗日戰爭，去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無疑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重演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悲劇。同這種觀點斗爭那是不可免的。現在的問題是，參加會議的大多數同志被王明的講話所迷惑，盡管這些人同王明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而只是認識上的問題，但提高全黨的認識需要時間，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果現在貿然同王明斗爭，后果還很難預料。毛澤東經過冷靜思考后決定采取暫時不正面交鋒，但必須堅持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的策略。所以，毛澤東在講話中，正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同時，對獨立自主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國民黨營壘左、中、右的不同傾向，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群眾救亡運動中的遷就主義，統一戰線中的“和與爭”的對立統一，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必要性等問題，作了辯白和進一步的解釋。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在統一戰線中左中右的問題是存在的，而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也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早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沒有這一條，便不能爭取抗戰勝利。而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這是十分危險的。毛澤東還指出，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強調獨立自主，也是對的。獨立自主對敵軍說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說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說是給下級以機動。
毛澤東雖然強調了自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看法，但他這時對從政治上組織上改造國民黨，進而建立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澤東表示接受共產國際關于“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意見，并表示贊同王明關于在現有基礎上幫助和改造國民黨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過了王明的報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產國際提出的策略和主張。
但是，會議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并沒有形成決議。理由既簡單又充分，既然全黨對問題的認識還未統一，就不要急于作出決議。如果草率地作出決議，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等全黨認識提高和統一后，作出決議會產生更好的效果。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云、康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對于中央人事安排，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張聞天仍主持黨務等日常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王明負責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正是由于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在全黨的發展。
會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在12月24日的關于紅軍在友軍區域內應堅持統一戰線原則的指示中明確表示：為達到統一戰線的目的，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發展的口號下，共產黨應注意與國民黨磋商工作，必須注意盡量取得他們的同意與合作，從抗戰利益出發，說服他們采納我們的意見與建議，萬不能同意時，不應勉強，而應暫時讓步。
王明到達武漢后，繼續推行右傾投降主義，在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發表與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見，并擅自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談話。王明在長江局的獨斷專行、不遵守紀律的行為以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過分退讓的言論，引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的不安。但是鑒于全黨的認識水平和為了維護黨的團結與統一，毛澤東沒有公開批評王明，甚至讓王明的言論公開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王明繼續鼓吹右傾投降主義觀點，提出了“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的主張。這些主張，這些口號是束縛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繩索，是右傾投降主義的繼續發展。
毛澤東雖然同王明并未發生正面沖突，但激烈的斗爭已經開始。當然此時的毛澤東更注意在實踐中抵制王明的錯誤主張。他在會議上所提到的聶榮臻軍區一例，就是毛澤東反對王明錯誤的杰作。還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以戰略家的眼光指出冀東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冀東地區地理位置很重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農業很發達，礦藏十分豐富，是一相當富足的地方。正因為冀東處在一個咽喉要道的戰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領東北三省后，為了吞并整個中國，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東。對于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冀東，我軍當然勢在必奪。然而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反對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怎么辦呢?他沒有為王明的主張所束縛，于1938年2月又給八路軍總部和晉察冀軍區同時發去電報，指出，以霧靈山為中心的區域，有擴大發展前途。但這是獨立作戰區，派去的部隊須較精干，且不宜過少，軍政黨領導人員需有獨立應付新環境的能力，出發前要做充分準備。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聶榮臻負責配備。聶榮臻認真貫徹毛澤東的指示，派鄧華帶領鄧華支隊到冀東開辟根據地。鄧華支隊到冀東后，不僅在那里站住了腳根，而且把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對此，毛澤東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把聶榮臻積極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的經驗介紹給全黨。
毛澤東是在部分保留意見的前提下，去貫徹共產國際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時間內對王明也采取不去正面沖突的態度。但是，王明對國民黨的種種讓步，卻讓到了毛澤東所能許可的限度。于是在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開始注意積極發揮中央的領導作用，在實際工作中限制和糾正王明的錯誤主張。
三四月間，毛澤東連續就戰略方針問題致電朱德、彭德懷，針對王明提出的“統一”的主張指出，要堅決反對“不顧蔣令，不顧友軍”的行為，應事先力求取得蔣之同意，并與友軍協同。但是，“蔣之命令是雙關的，一面包含戰略需要之積極意義，一面又難免不包含惡意在內”，因此，具體處置應依當時情況而定。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也指出，應當警惕國民黨“同我黨爭取領導權，孤立我黨的一面”。3月25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書記處還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不顧王明的反對，再次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這引起了王明的不滿，他扣壓了中央書記處的電文。在國民參政會召開之際，王明又擅自刪去了毛澤東致大會賀電中“開憲政之先河，啟民意于初步”等用語，生怕刺激國民黨。5月，毛澤東再度公開強調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強調全民族抗戰的主張，并發表《論持久戰》，強調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游擊戰爭的重要作用。這又引起了王明的擔心與不滿。當毛澤東將《論持久戰》一文送交《新華日報》發表時，王明竟不同意在《新華日報》刊登，只同意印成小冊子。不僅如此，他還秘密托在武漢的蘇聯人員將他對毛澤東此文的意見轉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企圖破壞毛澤東在聯共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形象，求得共產國際在組織上的干預。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王明回國以來所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和目無中央的態度日益不滿，雙方的矛盾不斷加劇和公開化。在這種情況下，3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后，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又作了詳細而全面的口頭匯報。共產國際負責人從任弼時的匯報中了解到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發展趨勢和前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情況，國共新合作的特點、困難與阻礙，共產黨的方針和任務，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任務，群眾運動的發展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在群眾中的活動以及中國共產黨自我建設等方面的情況。這樣，共產國際加深了對中國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革命問題作出了決議，肯定抗戰以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不久，任粥時接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準備回國。
王稼祥回國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如實地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講話，他說：“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緊密團結的空氣。”“在我臨走時他特別囑咐，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戰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這是季米特洛夫臨別時的贈言。”
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猶如收繳了王明的尚方寶劍，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產國際對抗戰以來中共中央政治路線的肯定和對毛澤東的支持，又有利于鞏固毛澤東在中國黨內的領袖地位。特別是人們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只能幫別人的忙，而束縛自己的手腳。這些認識來之不易，其中浸透著毛澤東的心血。
在清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時機成熟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王明不服從中共中央決定，心懷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會的會址移到武漢。毛澤東和中央堅決拒絕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會于l 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舉行。會議地點設在延安城內的一座舊教堂，這里曾經是周恩來和張學良第一次會談的地方，因此而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干部47人云集這里，王明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平靜無異，然而會場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斗正在緊張地進行著。
會議開始后，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臨別贈言，這對全會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起了重要作用。
在會上，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及《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總結報告。他科學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闡明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任務，著重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和神圣職責。他指出，抗戰15個月來的經驗證明，抗日戰爭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戰略方針是持久的而不是速決的，最后勝利是中國人民的，悲觀論者是毫無根據的。毛澤東認為，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戰路線，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在實踐中已經取得巨大勝利。抗日戰爭即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即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克服困難，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為了實現這個任務，全黨同志必須團結一致，認真地擔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使命。
毛澤東尖銳地批判了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的偏向，著重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科學分析了抗日時期統一戰線的統一性與獨立性、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正確關系。他說，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階級斗爭必須服從抗日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持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為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毛澤東在批判“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時，指出，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統制民眾運動，限制共產黨的發展，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綱領，不允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那就是一切經過蔣介石、閻錫山，成為單方面服從，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應該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取“先奏后斬”、“先斬后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等對策。
毛澤東針對王明等人脫離中國實際的問題，告誡全黨不要把馬克思主義當成教條。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的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全黨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還針對王明下車伊始，以欽差大臣自居，指手劃腳，目無中央的做法，特別強調了加強黨的紀律的重要，重申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據此，全會也通過了有關黨規黨法。全會還決定撤銷長江局，調王明回延安工作。
會上，有40多人先后發言，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各項主張。會議后期，很多人點名或不點名地批評了王明的種種錯誤。王明因離會較早，沒有聽到這些批評。他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也公開承認了毛澤東的“領袖的作用”，表示要“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如北辰而眾星拱之”。這說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政治、軍事主張，已經得到了全黨的承認。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沒有因為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而發動對王明的公開批評，而是以表明他同王明形成分歧的觀點的方式贏得了與會同志的認同。這就在實際上基本解決了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爭論和矛盾。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贊同毛澤東對15個月來抗戰經驗的總結和對當前抗戰形勢的科學分析。從而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會議閉幕那天，全體代表舉行了會餐。會餐后，天空已升起一輪皓月。毛澤東神情興奮，像是剛剛打完勝仗那樣高興，他不斷同大家談笑風生。他有所指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問你，你愿意不愿意去開一牛皮公司，由你來當經理。接著，他又風趣地說，開一個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領噢！停了一下，他又說，第一，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厚臉皮；第二，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會夸夸其談，還要會阿諛奉承；第三，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拉攏一幫人替他賣力；第四，當牛皮公司的經理，還要會作廣告，會印小冊子，擴大宣傳；第五，……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扳著指頭，一邊哈哈大笑，引得其他領導同志也笑得合不攏嘴。毛澤東講的所謂牛皮公司實際上是指王明。
取得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勝利是值得高興的事情。高興之余又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認真思考。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等人是關門主義者，他們反對同一切中間勢力建立任何形式的統一戰線，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到抗日戰爭時期，卻又從“左”跳到右，其中原由在哪里呢?對此，毛澤東作了精彩的評論。他說，王明理論和路線的核心就是聽別人的話，按別人的意志辦事，為別人的利益效勞。毛澤東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別人想得太多了。
毛澤東敏銳的洞察力和把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聯系起來思考問題的方法，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當毛澤東的講話稿被周恩來帶到莫斯科，在共產國際傳開后，各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無不稱贊毛澤東非凡的觀察力。羅馬尼亞駐共產國際代表安東尼斯庫贊譽說，毛澤東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在莫斯科對條約都不能理解，毛澤東遠在延安，卻能理解這樣透徹。
斯大林是列寧逝世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也是無可懷疑的。毛澤東對斯大林也是非常尊重的。1939年12月20日，為慶祝斯大林60壽辰，毛澤東發表《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中國人民正處在歷史上災難最深重的時候，是需要人們援助最迫切的時候。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的朋友。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沒有他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12月21日，延安各界舉行慶祝斯大林60壽辰大會。毛澤東出席大會并發表講話。在講話中他稱贊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壓迫者的救星，應使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都懂得：只有社會主義的蘇聯，只有斯大林，才是我們中國的好朋友。
尊重不等于盲從。毛澤東在肯定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巨大功勞的同時，也清楚地認識到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因此，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特別強調，中國的事情，應該靠十解中國情況的中國同志自己解決。在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心里明白，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根源是來自共產國際，來自斯大林。斯大林和蘇聯其他領導人當時在外交上只同國民黨政府發生關系，而且對蔣介石的抗日積極性估計過高，對他的反共立場估計不足，這些對王明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1956年毛澤東在寫作《論十大關系》時，明確地指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這種認識不是后來才有，而是在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過程中就已經具有。毛澤東意識到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同共產國際的關系，也懂得要取得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勝利，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派任弼時為代表到蘇聯向共產國際申述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具體情況，使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的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他們表示同意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這就有利于中共黨內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傾錯誤。正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過程中，敢于斗爭，敢于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中緊迫需要解決的問題，才在共產國際以及蘇聯黨內贏得了很高的聲譽。1939年3月，在蘇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曼努伊斯基作《國際形勢和反法西斯運動》的報告時，代表蘇共中央明確宣布：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人物——毛澤東和朱德是政治領袖和天才將領品質俱優的人物。
（摘自《毛澤東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張樹軍 雷國珍 高新民/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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