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愛的人魏巍

葉介甫

　　2008年8月24日晚7時18分，著名作家魏巍辭世，享年88歲。
　　60多年前，自從被黨的巨手投到中華熱土之后，經歷了抗日戰爭的漫天烽火，解放戰爭的濃烈硝煙，抗美援朝的艱難歲月，越南戰爭的凄風苦雨，十年動亂的深重災難。他盡情地吸吮著生活的乳汁，孕育出枝繁葉茂的文學之樹：《黎明風景》、《誰是最可愛的人》、《依依惜別的深情》、《東方》……提到這些震爍于世的文學作品，您一定會對這些作品心懷敬意。但是，您也許并不了解作者那不平凡的經歷；這經歷，也像他的詩文一樣耐人尋味……

叩開文學殿堂之門

　　1920年3月6日，在鄭州東大街魏家胡同一座普通的小屋里，他降生了。曾讀過幾本古書的父親給他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鴻杰。后來，父母節衣縮食把他送進了鄭州“平民小學”讀書。鴻杰小學畢業后，考入了鄭州師范。
　　抗日的熱潮沖擊著鄭州古城。一個偶然的機會，鴻杰在師范學校附近的“民眾教育館”里結識了黃正甫。黃在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是地地道道的地下黨員。鴻杰按黃正甫指引的路，經西安去延安上抗大，但到西安后，八路軍辦事處沒有收留他，一來是考抗大的時間已過，二來他沒有地方政府的介紹信。他正不知所措，忽然在八路軍辦事處的墻上看到了八路軍第一一五師軍政干部學校招生的廣告，便又一路風塵地趕到山西，終于在趙城馬牧村找到了這所學校。校辦公室主任方熾問鴻杰：“你叫什么名字？”“魏鴻杰，不，叫魏巍！”魏巍這個名字，鴻杰在家鄉時曾用過。如今從軍了，一切從新開始了，他決定自此以后就用這個名字。
　　“小魏同志，你讀過馬克思的書嗎？”“讀過，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也讀過。”“你說，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方主任微笑著點點頭，表示滿意。就這樣他被錄取了。一一五師軍政干部學校設在一個沒有學生的小學校里，一切都因陋就簡，但像磁石吸鐵一樣，吸引著來自華北各地的熱血青年。他們在這里學政治，學軍事，準備補充八路軍的干部隊伍。
　　訓練是艱苦的，但魏巍感到充滿了樂趣，充滿了甘甜。不久，隨營學校并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魏巍被編進“抗大”三期的政治隊。這年“五一”，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艱苦而豐富的生活里，培養了魏巍對文學的濃厚興趣。
　　延安有個“文化工作者協會”，吸引團結著一大批愛好文學的青年。魏巍經常到那里去。文協會主任柯仲平，常朗誦自己的新作，縱談詩歌創作。魏巍對他格外崇敬，不久即參加了他所倡導的“戰歌社”。魏巍和當時的小伙伴，后來的著名詩人、作家胡征、朱子奇、周潔夫等人組成的四大隊戰歌分社，創作十分活躍。每寫出新詩，就抄好貼在涂黑的報紙上，掛在校園墻頭。一些大詩人的處女作，起初就是這樣問世的。
　　1938年8月7日，邊區文化界抗敵協會和西北戰地服務團等聯合發起“街頭詩運動日”。大街兩邊的墻上，貼滿了街頭詩。它把詩從舊格律中解放出來，從書本書齋里解放出來，走向街頭，走向大眾，成為人民群眾斗爭的一種武器。這種來自群眾，扎根群眾，又為群眾服務的革命文化，為魏巍以后的創作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延安，魏巍還結識了田間和何其芳。田間當時隨丁玲帶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山西前線回到延安，魏巍和胡征去拜訪他。在西北旅社的一間十分簡樸的房子里，田間熱情地向這兩個年輕人談詩。他瞇縫著眼睛，談得入景入情。他對詩的主張，以及他剛正堅毅的性格，給魏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其芳的大名魏巍也仰慕已久，聽說何其芳到了延安，他將參軍前寫的一首500行的長詩《黃河行》寄去，向何請教。何其芳很快回了信。那是一封毛筆楷書、熱情洋溢的信。多年之后，魏巍在回憶這些往事時，還為之動情：“那時延安的文化界，大家互相關心，共同前進，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純潔而又真誠，但對錯誤的東西又敢于批判、斗爭，共同保持著一種革命的感情，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獲得了詩的素養和敏銳觀察生活的本領的。”文學殿堂之門在魏巍面前敞開了。

一顆新星在閃爍

　　1938年12月，魏巍作為八路軍記者團的成員，來到晉察冀邊區，被分配到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輯科當干事，編輯《抗敵副刊》（后改為《抗敵三日刊》）。
　　次年5月初，日寇準備對根據地實行大“掃蕩”，軍區機關轉移，機關干部分別深入到部隊，加強基層力量。魏巍被分到第一團第一營當教育干事。他參加了夜襲大龍華的戰斗，心靈受到了巨大的撞擊。他剛剛認識的機槍炮手王振海，就在這次戰斗中，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敵人射向戰友的槍彈。
　　一種靈感觸動了魏巍的心，他感到激奮、沖動，一股詩情從筆端涌出：
　　早晨，黃槐花飄落的時候，
　　我們的戰士戰死了……
　　群眾們，圍著他那經紅色的血洗過的
　　長大的身體，
　　看著他那經紅色的血洗過的
　　綠色的軍衣，
　　那粗壯的手還緊握著的發熱的槍筒，
　　他們眼里露出的是怎樣的情感呀！
　　悲痛的人群啊！
　　憤怒的人群啊！
　　風吹著
　　像種子默默地歸還大地
　　黃槐花又無聲地飄落了。
　　詩寫好后，魏巍把它拿給正在易縣工作的田間看。田間激動地說：“寫詩就是要捕捉這種感人的形象，這就是生活，生活是詩的土壤，沒土壤就長不成參天的大樹，我們只有把戰爭當成詩，投入到火線中去，才有寫不盡的詩。”
　　從這以后，魏巍便以一個戰士的忠誠和詩人的激情，更加自覺地投入到戰斗中去。
　　在著名的雁宿崖戰斗中，他以一個執槍戰士的身份，沖上了陣地。在攻打大黑山戰斗中，他親眼看到被稱為日本“山地戰專家”和“名將之花”的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在上莊子附近被我迫擊炮彈擊中斃命。
　　在烽火硝煙中，他獲得了大量的創作素材，詩的靈感和旋律如泉水般涌出。
　　大黑山戰役后不久，他因患瘧疾，暫時留在老鄉家。在躲避鬼子搜捕時，他在山洞里寫下了《詩沒有死》等詩篇，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堅信人民戰爭必勝的信念。在這些詩篇上，他給自己起了個筆名“紅楊樹”。楊樹是歌唱的樹，紅色代表革命，“紅楊樹”就是為革命而歌唱。
　　1942年，晉察冀根據地的斗爭進入了空前艱苦的階段。在這最黑暗的日子里，魏巍卻預感到了黎明的到來，他仿佛看到了銀色的晨曦，眺望到民族解放的曙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項偉大而艱巨的工程……《黎明風景》這一鴻篇巨著的寫作。他對朋友們深情地說：“這是我的性命之子，如果我熬不過黑暗，看不到咱晉察冀的黎明，這就是我留給大家的最后一首詩。”
　　不久，《黎明風景》這首長達2000行的敘事長詩在《詩建設》上發表了。當時活躍在延安、晉察冀文壇上的作家孫犁、邵子南都相繼寫了評論，高度贊揚了這部長詩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后來這首詩獲得了晉察冀邊區魯迅文藝獎金。這些，在戰爭年代，發生在一位年輕詩人身上，是令人矚目的。
　　一顆新星，升起在山峁之巔，它在晉察冀的無數星群里，受著光輝的映射……

從《誰是最可愛的人》
到《東方》

　　北平和平解放了，魏巍被選派到傅作義的一個騎兵團當政治委員。不久，又被任命為十九兵團騎兵六師一個團的政委，參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戰斗。
　　1950年歲末，魏巍奉命前往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了解美軍情況，以便展開政治攻勢。
　　在朝鮮戰場，魏巍親身經歷了激烈而艱苦的戰斗，一次次為戰士們的英勇事跡而深深感動。他從朝鮮戰場回國后，被任命為《解放軍文藝》社副主編，他匆匆安排了一下工作，就一頭扎進寫不盡的素材里，趕寫朝鮮見聞，第一篇《誰是最可愛的人》脫稿，社長宋之的看了說：“這篇稿子好，快送出去！”立即交給了《人民日報》。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看后，非常激動，說好幾年沒見到這樣的好文章了，特地安排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人民日報》編輯部專門為《誰是最可愛的人》的發表召開座談會，鄧拓親自主持。會議一開始，他便高聲朗讀《誰是最可愛的人》，眼里滾出了激動的淚花。
　　一時間，魏巍成了“最可愛的人”的化身。請他作報告、演講、簽名，給他贈詩贈禮物的，他幾乎應接不暇。宋之的還告訴他，《誰是最可愛的人》朱總司令看過了說，寫得好，很好。毛澤東主席看過后，指示印發全軍。全中國掀起了一個“魏巍熱”。
　　但魏巍并不以此為滿足，他責備自己：“光寫幾篇通訊不夠，還有許許多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沒有表現出來，戰爭的進程和它的意義還遠沒有表現出來。只寫這幾篇，微不足道啊！”這時，創作一個長篇，反映偉大抗美援朝戰爭的意念產生了。他把這部長篇小說定名為《東方》。
　　1952年春天，魏巍重訪朝鮮，進一步熟悉《東方》中各式各樣的人物。9個月后，魏巍回來了，雖然有了粗略的構思，但心中還沒有全部把握。他對愛人劉秋華說：這么大的戰爭，沒有后盾是不行的。《東方》必須寫前后方兩個戰場，齊頭并進，互為支援才行。他決定再去工廠體驗生活。
　　他來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擔任了一個車間的黨支部書記，每天穿著工作服，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并與他們交上了朋友。
　　在工廠，他認識了作家阿英的兒子錢小惠，并與他合作，創作了電影小說《紅色風暴》，而后又應鄧中夏的愛人夏明之約，與錢小惠合作，撰寫了《鄧中夏傳》。
　　熟悉了工人的情況后，魏巍又把目光轉向農村。他回到當年哺育過自己的河北農村，像那里的一個基層干部一樣，做合作化的發動工作，而后又專程到全國最有名的饒陽縣五公村，和耿長鎖成了好朋友。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東方》仍然一字未寫，這是由于魏巍作為一個作家，他除了經常要到下面體驗生活外，還要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一些任務。這期間，他作為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訪問過希臘、越南等國家，并受到過胡志明主席的接見。同時，他還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和全國人大代表。對于這些兼職，他都是當作“正職”認真對待，而且作出了出色的成績。
　　當社會上開展“兩個階級的幸福觀”大討論時，他撰寫了《幸福的花為勇士而開》一文，在青年中產生了很大影響，無數封熱情洋溢的信從全國各地寄來。一批清華大學的學生起初對分配他們的工作不滿意，看了魏巍的文章后來信說：“我們懂得了什么是幸福，我們熱愛我們的工作，也就更熱愛幸福。”一位西北牧區的姑娘來信寫道：“你的文章是那么強有力地吸引、感染、教育著我……它曾鼓舞我克服了多少困難啊！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有趣的、有意義的。人民需要我在這里，即使這里是零下100度，我還是感到溫暖；即使太陽曬干了我，我也不感到熱，因為在這里我可以盡我之所能地為人民工作，的確，這種滋味是難以形容的。”
　　北京石油地質學校首屆畢業生向魏巍發出邀請，魏巍認真地準備了之后，作了別開生面的演講。《中國青年》雜志以《祝福走向生活的人們》為題，發表了這次演講的內容。魏巍又聽到了遠山的回聲，直至幾十年后，許多當年的青年人還記得這次演講，感謝魏巍為他們指明了生活的道路。
　　河南一家影響不太大的《教師報》邀請魏巍寫文章，他也欣然從命，撰寫了《我的老師》一文，文中以凝重的感情回憶了指引他走上文學之路的啟蒙老師蔡云芝先生。這篇文章被蔡老師看到了，她給魏巍來了信，這位把一生獻給教育事業的小學老師，雖已霜染鬢發，卻仍在農村任教。魏巍回信熱情贊揚了她這種精神，并傾訴了師生離別之情。
　　第二批志愿軍回國時，魏巍在朝鮮親眼目睹了那動人的送行場面。他寫下《送行淚灑遍朝鮮國土》一文，作為《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姊妹篇。又是獨具慧眼的鄧拓，給予了熱情的扶植，將文章原題改為《依依惜別的深情》，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也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但魏巍仍有一種負疚感：《東方》不寫出來，無顏見江東父老啊！
　　1959年2月24日晚，《東方》正式動筆了，一個個人物在魏巍的筆下活了起來。在設計主要人物楊大媽、楊雪、郭祥等時，魏巍力求不落俗套。每寫完一章，他便念給一起戰斗過的團干部們聽，認真征求他們的意見。就在魏巍進入了創作最佳狀態，正在為塑造彭德懷的大將風度而調動一切生活感受和藝術手段的時候，“彭總犯了大錯誤！”這一消息傳到他的耳中，他想不通，苦惱，但也無可奈何。
　　1963年底，上邊（即后來“四人幫”在總政文化部的親信）傳下話來，要他停止《東方》的寫作。魏巍厲聲反駁：“為什么不能寫？這個意見是錯誤的！”他繼續寫下去，而且時間抓得更緊了。魏巍這一顯然“對抗”的舉動，遭到了那人的嫉恨。三年后，當風暴襲來的時候，魏巍便成了首當其沖的目標。

真金閃出了光芒

　　十年動亂開始了，魏巍沒有想到，自己寫了那么多政治性很強的作品，這場大火仍然燒到了自己身上。
　　信號是從京西文化工作會議的《簡報》上發出的：“魏巍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四人幫”的那個親信兇惡地說：“魏巍這個老虎屁股有什么摸不得的！”于是一個個罪狀向他拋來：“《幸福的花為勇士而開》宣揚了資產階級的幸福觀，是右派言論！”《誰是最可愛的人》宣揚戰爭恐怖論！”“他以‘青年導師’、‘紅色作家’自居，擺資產階級‘權威’臭架子！”
　　就這樣，魏巍成了北京軍區第一個挨整的重點。他怎么也想不通。多年來，他一片赤誠，用自己的筆謳歌黨，謳歌社會主義，思想感情上始終和人民群眾保持著血肉相關的聯系。1963年夏，河北發大水，他把剛發到手的1500元稿費全部寄給了受災群眾；1964年家鄉遭災，他和愛人劉秋華又把積攢的3000元錢都捐獻了出來。他即使成名之后，也一時一刻沒有忘記過黨和人民群眾。如今，怎么轉眼之間他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了呢？
　　他苦惱，煩悶，坐立不安。劉秋華心疼他，特地炒了他愛吃的菜，給他斟了酒，勸他：“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你自小投奔革命，一身清白，他們能把你怎么著？”“你寫的書是好是壞，群眾最知底，你沒反黨反毛主席，他們說也白搭！”
　　在逆境中，魏巍沒有灰心，他主動要求再次到工廠去接受教育。造反派答應了，但開給他的介紹信，是去“勞動改造”。魏巍堅決抗議，直到從介紹信上抹去了這句話，他才向門頭溝煤礦走去。
　　1968年，他被召回參加“學習班”。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明確表示三條：一、魏巍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二、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好的；三、他和鄧拓是一般關系，沒有什么問題。魏巍感到頭上的壓力小了些，他要求繼續到山西太原鋼鐵公司下屬的一個軋鋼廠去鍛煉。沒想到剛去不久，造反派又把他召回，說還有些問題需要查清。他再也受不了這種折騰，偷偷“溜”出北京。
　　一次次打擊，摧垮了魏巍的身體。他精神恍惚，有時飯碗端在手里都不知道吃，不得不住進醫院治療，直到1971年夏天才出院。
　　魏巍出院不久，一天，老朋友郭小川忽然來看他。這幾年，郭小川雖然也是備受磨難，但他精神抖擻，談笑風生，一點看不出是身處逆境。他的開朗、堅強感染了魏巍，魏巍似乎感到身體里注入了一支強心劑，他重振精神，找出被造反派抄走又送回來的《東方》手稿，在停頓9年之后，重又拿起了筆。
　　不久，魏巍從郭小川那里聽到毛澤東主席對電影《創業》的批示，深受鼓舞。郭小川還向魏巍談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他的情況，其中談到“四人幫”。這個詞魏巍還是第一次聽到，他預感到黑暗即將過去，光明就在前面。他頻頻囑咐郭小川：“情況復雜，對人說話，可要看對象啊！”小川點頭稱是。
　　與小川談話后，魏巍加快了《東方》的寫作，而且他決定徹底擺脫“四人幫”“三突出”的束縛，依照自己的路子，繼續寫下去。
　　“四人幫”被打倒后的第二年，《東方》終于脫稿了，它一出版，馬上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丁玲寫文章稱贊說，《東方》是“史詩式的小說”，她在給孫犁的信中斷言：“讓歷史來證明吧，一萬年以后，有人想了解抗美援朝，他們還得去讀《東方》。”
　　丁玲夫婦特地到魏巍家拜訪，丁玲對魏巍說：“我讀《東方》感覺很好，我那篇文章是一口氣寫的，和讀《東方》時一樣。”
　　不久，《東方》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這塊在烈火中煉成的金子，發出了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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