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報章雜志

逢先知
    

     毛澤東有時把讀報看得比讀書更重要，更緊迫。“一天不讀報是缺點，三天不讀報是錯誤。”這是從延安時期流傳下來的毛澤東的一句名言。毛澤東如此重視讀報，我自己是有親身體會的。大概是一九五一年，有幾次因為沒有把當天收到的報紙及時送閱，毛澤東不高興了，說：“我是要看新聞，不是要看舊聞。”這個尖銳的批評一直印在我的腦子里，鞭策著我后來的工作。
     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就養成讀報紙雜志的習慣。他曾經是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同盟會主辦的《民主報》，《民報》的熱心讀者，后來更是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熱心讀者。這些報刊給毛澤東以深刻的影響，尤其是《新青年》，對毛澤東的。思想轉變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井岡山時期，因受敵人嚴密封鎖，讀報十分困難。在戰爭中要打勝仗就要知己知彼，讀報紙則是了解敵情的一個重要渠道。那時毛澤東常常為看不到報紙而焦急，苦惱。一九二八年，有一次他專門派出一個營去打譚延閩的家鄉茶陵縣的高隴，搜羅了一批報紙上山，戰斗中還犧牲了一些干部和戰士。一九二九年，下井岡山到了贛南閩西，可以看到報紙了，情況大為改善。毛澤東為此而高興的心情，可以從當時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反映出來。報告說：“在湘贛邊界時，因敵人的封鎖，曾二．三個月看不到報紙，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長沙買報了，然亦得到很難。到贛南閩西以來，由于郵路極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廈門，漳州、南昌、廣州的報紙，到瑞金縣可以看到何鍵的機關報——長沙《民國日報》，真是撥云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狀。”有時毛澤東還把讀到的報紙新聞及時地摘報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率紅軍占領了漳州，五月三日即將四月二十六日以前上海，香港、汕頭等地的報紙新聞，摘要電告蘇區中央局，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摘報的內容，從國際形勢到國內形勢，從中日戰事到中蘇關系，從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情況到國民黨對付紅軍的軍事策略，以及打下漳州以后，在國民黨內部引起的驚慌和帝國主義蠢蠢欲動的消息，共十六條，寫得提綱挈領，簡明扼要。
     如果說，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嗜讀報刊是為了增進知識，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那末，在緊張的戰爭歲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饑似渴地閱讀報紙，則是直接為了革命戰爭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所說的：“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①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處于相對穩定的環境，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報紙刊物比較容易收集到，毛澤東訂閱的報刊多起來了。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四十年代初期，他訂閱的報刊，至少有三四十種。②
     延安《解放日報》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將《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的。這份黨中央的機關報一直是在毛澤東的關懷和指導下成長起來的。毛澤東不僅親自為它撰寫社論，還直接計劃安排組稿工作。他讀到報上的好文章，好新聞，立即通知各報轉載，廣為傳播，有時讀到一篇好作晶，可以興奮地一口氣讀到天亮。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世界戰爭的全局在胸，要指導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閱讀國內報刊的同時，還天天閱讀專門刊登外國電訊的《參考消息》(后改名《今日新聞》)，有重要新聞隨時批給其他中央同志和有關同志傳閱。現在還完整地保存著毛澤東的一批珍貴的手稿，是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間，為研究國際問題而專門摘錄的外國電訊稿，按十六個國家分類。
     全國解放后，毛澤東閱讀的報紙雜志數量更多了，范圍更寬了，不只是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還有文學的、自然科學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講琴棋書畫之類的報刊文章，都在他喜愛或涉獵之列。他每年訂閱的報刊，包括出版社贈送的，都在百種以上。在一九五六年他開始考慮適當擺脫一些政務，用更多的時間研究理論問題后，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又給他增訂了全國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綜合性的學報或社會科學方面的學報。
    毛澤東閱讀報刊也是有所側重的。每天必讀的報紙有：《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文匯報》，《大公報》，《解放軍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上海《解放日報》、《天津日報》等。經常看的雜志主要有：《哲學研究》、《歷史研究》、《新建
設》、《文史哲》，《經濟研究》、《紅旗》，《學術月刊》，《文藝報》，《詩刊》，《文物》，《科學畫報》，《大眾科學》以及《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現代佛學》等，有時還翻閱中國科學院出版的某些刊物。他最喜歡讀的是有關哲學，歷史、中國古典文學的文章，所以對《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哲學)，《史學》等專欄特別有興趣；而對《人民日報》在一個時期比較缺少理論文章和學術文章提出過意見。一九六四年，他說過；“《人民日報》要注意發表學術性文章，發表歷史、哲學和其他的學術文章。”又說：“《人民日報》要搞理論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報》最近組織一些學術討論，這樣做好。”后來《人民日報》加強了理論方面的內容，得到毛澤東的稱贊，他說：“現在，《人民日報》有看頭了，理論上加強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東西。”①
     毛澤東對報刊上有爭論的問題尤為關注。有時為了研究一個問題，還召集有關專家和人員共聚一堂，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交談和討論。從一九五五年起，我國學術界對形式邏輯與辯證法問題在報刊上展開了討論，一九五六年達到高潮，這個討論引起毛澤東濃厚興趣。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前面的文章已有敘述，這里不再多說。
     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國哲學界在報刊上開展了關于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思維與存在有沒有統一性的問題的討論。②凡屬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澤東幾乎都要看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談論發表在一九五六年第二期《哲學研究》的《對“矛盾的統一性”的一點意見》一文，該文對蘇聯《簡明哲學辭典》關于同一性的解釋①提出不同意見。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看到當天《人民日報》登載的一篇關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討論的綜合介紹，當即要我們把文中提到的分別刊登在《新建設》、《光明日報》、《學術月刊》、《文匯報》上的幾篇不同觀點的文章全部找給他。 
     對蘇聯哲學界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的文章，毛澤東也很注意。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他要看這方面的文章，我們收集了一批送給他。當時蘇聯有一位哲學家寫信給毛澤東，并寄來他的一篇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文章，毛澤東對這篇文章很重視。
     同閱讀書籍一樣，毛澤東閱讀報刊也常常寫一些批注，發表自己的見解，有的還批給別人看；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里發表了《如何評價<文賦>》一文。作者對陸機《文賦》的價值和在文學批評史上的進步，意義，作了比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觀點。毛澤東將此文批給一些同志看，并說這是“一篇好文章”。
     毛澤東還注意根據報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見，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一九五八年全國掀起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運動。對于應不應該消滅麻雀，科學界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贊成，認為利大于弊；有的不贊成，認為弊大于利；有的認為利弊相當。在刊物上層開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各抒己見。毛澤東知道了這個情況，要我們把各種不同觀點的文章收集起來送給他。送去文章時我們還整理了一個簡單材料附上。毛澤東仔細看了這些材料。一九六O年三月十六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改變了消滅麻雀的決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接著，三月二十四日他在天津會議上重申了這個改變，說：這兩年麻雀遭殃，現在我提議給麻雀恢復“黨籍”。科學界的意見，對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學術上，毛澤東比較注意鼓勵不同意見的自由爭論和自由討論，認為這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即使有人對毛澤東的著作提出不同的觀點，他也同樣認為應當允許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一九五六年，來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了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意見。有同志認為這“有損于我黨負責同志威信”。此事反映到毛澤東那里，他立即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等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①一九六五年，高二適寫了一篇與郭沫若爭鳴的文章《<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七月十八日，毛澤東為這篇文章的發表問題寫信給郭沫若，說：“筆墨官司，有比無好。”幾天之后，高二適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
     毛澤東把報刊作為了解國內情況和學術理論動態的重要渠道，同時也通過報刊了解國際情況和國際知識。一天幾萬字的《參考資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象讀書一樣地圈點批劃。有重要內容的，常常批給別人去看或印發會議。他除了看重要新聞，對《參考資料》刊登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活動家的回憶錄，也很有興趣。他說，這些回憶錄里寫了許多過去我們不知道的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的情況，很值得看看。
     毛澤東對國外情況的熟悉，常常使得一些著名外國記者為之驚訝。一九六O年斯特朗在回憶她一九四六年同毛澤東的那次談話時說：“他首先問我美國的情況。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的比我還詳細。這使我驚訝，……他象安排打仗的戰略那樣仔細地安排知識的占有。……主席對世界大事的知識是十分完備的。”毛澤東對于紛紜復雜的國際形勢發展趨勢的預見性和觀察國際動向的敏銳性，同他認真地、一天也不間斷地閱讀和研究大量國際問題資料，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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