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真正的遺囑是什么？
---劉帥后代辟謠忙
張雄文
錦上添花者眾，雪中送炭者少，這世道就是這么怪。比如，顯赫人物一句悼詞里的應景話：“人們習慣上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里，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注釋1），便有人長年累月撰文去圖解與渲染。
先是一個并不能時時緊跟劉伯承、鄧小平身邊的新華社二野分社的社長煞有介事地說：“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注釋2）一炮走紅，后來者綿綿不絕。
2006年6月8日，一個署名尚榮生的人在《春秋》周刊發表《太行老區———鄧小平的第二故鄉》一文，提到129師原政委張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軍總政部副主任鄧小平如何成為繼任人選時，繪聲繪色地說：
“但張浩一走，政委一職由誰來接替呢？中央領導研究了幾天都沒能找到合適的人選。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時，毛主席都沒有同意。毛主席認為：這支部隊是徐向前帶出來的，他在部隊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將，更適合帶兵打仗。而且八路軍要建立幾個相當于師一級的部隊，徐向前將有更重要的任務。至于任弼時，他應留在中央協助毛主席工作。另外還提出過幾個人，毛主席考慮了也覺得不太合適。于是毛主席把劉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舉一個人選。”
尚榮生接著說：
“因此劉伯承提出來讓鄧小平擔任129師政委，毛主席問了許多問題，最后說：“伯承，你說的對，小平是個人才，把他放在129師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了。”后經中央討論通過決定，鄧小平擔任了129師政委。”（注釋3）
不僅如此，作者還如同某些人渲染1955年元帥授銜儀式并不在場的葉劍英，如何與陳毅一起高談闊論當了元帥的感受一樣，有聲有色描繪了劉鄧后來為兒子“搶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場景。
這些事事關毛澤東之后最顯赫的要人，從來沒有人敢于懷疑，被各家報刊轉載得鋪天蓋地，于是被認為是“正史”。倒是中共權力機構的邊緣人物諸如粟裕許多真實甚至已確證存于檔案館，只是因為政治原因暫不能公開的東西，卻反被某些人反復“揭穿”是“假的”。但可惜歷史事實是最大的權威，假不能成真，真也不能變假。
同年7月24日，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在《人民政協報》發表《從糾正幾個史實引出的對往事的回憶》一文，公開辟謠說：
“毛主席召劉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據歷史記載，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這段時間，劉伯承未回過延安，他回延安的時間是1943年10月，因而與毛主席的談話沒有發生過。
劉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點是謹慎、認真，對事業極端負責任，不隨波逐流，而這個特點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他不了解的情況除了盡力去了解外，從不表態。劉伯承同志是1923年受傷的，在四川養傷，熊克武以升官為誘餌，請他出山帶領部隊，他回絕了，因為他在軍閥混戰的年代里認識到他們的本質。后來四川共產黨領導人吳玉章、楊音公請他參加共產黨，因為他當時不了解共產黨，所以他沒有立即答應，只是愿意隨吳玉章出川，到貴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廣州考察，考慮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決心加入共產黨。
在鄧小平擔任129師政委前，他沒有與之一起工作和生活過，他是不了解鄧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讓鄧小平當129師政委。”（注釋5）
關于“搶取”名字“太行”一事，劉太行也說明同樣是子虛烏有。
也就在那些年，許多報刊又有了《劉伯承給華國鋒的“特殊遺囑” 否則不進八寶山》的“新聞”，來源竟是“日本學者首先披露，然后流傳一時”。
劉太行也順便在文章辟謠說：
“大家都知道，劉伯承同志是在301醫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過誰來當追悼會主持人的問題。父親逝世當天下午我急匆匆趕到醫院，上電梯時，碰見了溫家寶同志，那時我還不認識他，旁邊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是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我進入客廳時，楊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來洪學智同志也來了。楊尚昆對溫家寶說：“劉伯承同志的追悼會，中央要研究，劉伯承同志對中國革命是有重大貢獻的，也是很有影響的人。”這時我聽見哭泣聲，一看是卓琳阿姨來了。顯然她是代表鄧小平同志來的。
關于追悼會的事，我們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辦的,劉伯承是我的父親，但他更是中國共產黨人，他一生行為規范、縝密，嚴格遵守黨紀，任何時候都是按黨的規定和要求辦事。我們作為劉伯承同志的親人，在開追悼會這個問題上，一直遵循劉伯承同志的遺志，所以追悼會從時間、地點、規模和主持追悼會的人以及致悼詞的人都是中央決定的，我們家里的人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說劉伯承有遺囑的話，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實實在在為國為人民做些好事。”（注釋6）
劉太行所說的家里人當然包括一家之長劉伯承。一家人從未就追悼會得時間、地點、規模和主持追悼會的人以及致悼詞的人向中央提出過任何要求，又何來曾向華國鋒提過“特殊遺囑”？
但不知出于何種目的，這種謠傳從未停止過，到今年5月前后，媒體網絡又繼續自說自話，大肆渲染《劉伯承給華國鋒的“特殊遺囑” 否則不進八寶山》。
關于追悼會與劉鄧關系的真實情形，劉伯承的女兒劉彌群也有話說，當然沒有報刊敢發表，只能出現在網絡了。她說：
“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提出，在我父親蓋棺定論前，一定要請組織給我父親平反，她說，這不是劉伯承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系到跟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的問題，關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麼搞的問題。當時我母親還說，全國連胡風都平反了，為什麼不給我父親平反。我們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親的意見，后來卓琳阿姨給我們打電話，叫我們做好母親的工作，要聽中央的話，就是讓我母親不再提平反的事。當時我們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開軍隊院校會議前，張震和楊得志兩位領導同志感到軍隊只提革命化是不夠的，需要提現代化和正規化。給劉帥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兩個人親自向鄧小平匯報，請示給劉帥平反事，鄧沉默許久后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他們兩人無言以對，鄧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親認為平反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信并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要求平反。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并說已向鄧辦反映了意見，要求給以平反。第二天組織上告訴我母親，一切問題解決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應的悼詞也改了。三是補發了一套新87式軍裝。因為我父親一輩子都是軍人，但是最后一次沒有給我父親發新軍裝，我母親要求在遺體告別時我父親要身著軍裝，但組織上也一直沒有給以答復，現在就算補發了一套新軍裝吧。就這樣我們全家的愿望都達到了。這麼快就解決了這麼多的問題，我想與鄧希望如期召開追悼會有關，如推遲召開，廣大群眾一定會生疑。”（注釋7）
筆者很是納悶，本來虛有的東西，對顯赫人物也無傷大雅，為何一定要掩蓋，并且以與事實完全相反的不道德方式呢？官本位國度里的許多現象，的確令人感慨不已。
此外，劉太行兄妹不因自己的父親與最高人物掛鉤而喜極而泣，引以為榮，而是與其父一樣保持著獨立的人格，“不隨波逐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殊為難得。
附1：
2008年05月13日 08:02深圳新聞網
抗戰時期的劉伯承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后，劉伯承雖然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實際已經賦閑了。
賦閑未敢忘憂國。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沖天而起。他把陳毅叫到家里來問情況。
剛聽到陳毅下車的聲音，劉伯承就摸索著迎到書房門口：“是陳老總來了吧？快講講，城里怎么樣了？聽說國防部大樓也被沖了，這還了得！還有賀胡子，你這幾天見到他沒有？小平同志的情況怎么樣？”
陳毅不想談這些煩心事，岔開話題問：“怎么樣，老同鄉，最近身體可好？”
劉伯承搖著頭，嘆息著說：“不行嘍，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樣子，我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話說，眼不見心不煩嘛１陳毅心里窩火，語氣也沖，說完往沙發上一坐，重嘆一口氣。
劉伯承與陳毅心靈相通，他明白摯友的感受，接過話：“就是我們又瞎又聾了也不成，我們還有一顆熱心呀！你還是說說小平同志的情況吧。”
陳毅說：“小平的日子不好過，林彪、江青給他安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帽子，看樣子，兇多吉少。”
劉伯承痛心疾首地說：“這怎么得了！這怎么得了１
劉伯承與鄧小平
不久，鄧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劉伯承基本上閉門不出，偶爾到陳毅寓所串串門。
1972年1月6日，陳毅不幸離開人世。噩耗傳來，劉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擊，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這時，他已年屆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書的攙扶下，他來到醫院。人未進門，哭聲已經響起。他恨自己雙目失明，不能再親眼看看老友的遺容。他顫巍巍地走近床邊，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撫摸著陳毅的遺體，從清瘦的面頰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喚：“陳老總呀，我劉瞎子離不開你這根拐杖呀１
此情此景令在場的護理人員無不潸然淚涌。就在這時，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鄧小平。
1973年以后，劉伯承喪失了思維能力。兩年后，他又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盡管多年來，劉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但鄧小平1975年再次面臨被打倒時，從北京傳出一個政治消息，無翼而飛，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國各個角落：劉伯承說，“我死了之后只要一個人為我主持追悼會，那就是老鄧。”
劉伯承一家與鄧小平一家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圍繞解放鄧小平，中國政壇再次傳遍了劉伯承的遺囑。這次是日本學者首先披露，然后流傳一時。日本學者竹內實等人撰文說：劉伯承對前來看望自己的華國鋒說：“我死后只提一個要求，就是要鄧小平主持追悼會，否則決不進八寶山，讓我的兒子把我的尸體扔進荒郊野外去算了。”
劉伯承的預言沒有落空，人民選擇了三起三落的鄧小平作為自己的領袖。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終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萬壽路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禮堂前廳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
那天，鄧小平率全家子孫最先來到靈堂。
卓琳與劉帥的夫人汪榮華抱頭痛哭。
鄧樸方搖著輪椅來到劉伯伯面前，給這位自己的老前輩送別。
鄧小平向劉伯承三鞠躬，然后長久地佇立在遺體前，凝視著，深思著，淚水無聲地順著臉頰流了下來。這是跨越了時空的宣泄，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醞釀。它是圣潔的祭禮，獻給師長和戰友。幾乎所有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所有的軍隊高級將領，還有仰慕一代元帥的各界人士都來為劉伯承送行。
華國鋒
10月16日，劉伯承的追悼大會在首都人民大會堂舉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緬懷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軍事教育家。追悼大會由他同行近半個世紀共同打下新中國的老搭檔鄧小平主持。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13年間,鄧小平和劉伯承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搭檔:一個是政委,一個是師長;一個是政治委員,一個是司令員。兩人所統領的軍隊被稱為劉鄧大軍,兩人的密切關系在人們的心目中享有盛譽。在鄧小平看來,劉伯承是一位大軍事家,指揮有方;在劉伯承眼里,鄧小平文武雙全,從善如流。他們倆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們結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誼。
鄧小平長期與劉伯承共同領導和指揮八路軍一二九師、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共同負責晉冀魯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戰略區。盡管鄧小平是以政治領導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別尊重劉伯承在重大軍事決策方面的意見,大力支持劉伯承對戰役的指揮,還主動參與軍事決策,與劉伯承共同實施戰役指導。在此期間,他們共同指揮了40余次重大的戰役,導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戰爭話劇。
華國鋒
翻開劉伯承、鄧小平共同實施戰役指揮的畫卷可以看出,凡是劉伯承作出的戰略決策,鄧小平都堅決維護和緊密配合,從來沒有出現過推諉、埋怨與扯皮的現象,特別是在戰役指導的一些重大問題上,更沒有拆臺的現象。即使是軍情緊急,來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劉伯承作出了決定,鄧小平就會堅決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實施。重視維護軍事主官決定的權威性,幫助軍事主官指揮部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在這方面,鄧小平為政治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革命戰爭年代,劉鄧大軍之所以能夠在艱難復雜的環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其中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鄧小平和劉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師工作過的老同志說,凡是劉師長表過態的,去問鄧政委時,他必定說:“按師長講的辦。”有一件事特別令人感動,那是1946年夏天,劉鄧率部向隴海路出擊的過程中,劉伯承了解到要將野戰軍指揮所及其通訊設施運走只需5輛大車,可到了濮陽城后發現具體經辦人卻向當地政府要了25輛大車。劉伯承來不及同鄧小平商量,就召集軍區和各縱隊干部開會,對此事進行嚴肅的批評。按理說,像這類關系到軍政、軍民的政治工作,是鄧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鄧小平認為,對于這等大事,軍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確的。因此,鄧小平不僅和大家一起認真聽取了劉伯承的嚴肅批評,而且表態說:“師長剛才的批評很重要,必須認真研究傳達,保證不重犯這樣的錯誤。”簡明的一句話,不僅表達了鄧小平對劉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對劉伯承權威性的維護。
附2：
無奈的歷史：劉伯承與鄧小平的真實關系
張雄文
軍史上曾有三對如雷貫耳的搭檔：第四野戰軍（東北野戰軍）的司令員林彪與政委羅榮桓；第三野戰軍（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與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粟裕；第二野戰軍的司令員劉伯承與政委鄧小平。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這三對“黃金”搭檔關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話，幾乎聞名遐邇，深入人心，令一般人早早形成了先入為主的印刻效應，很難接受新的史實。
但假畢竟不是真，在眾多逐漸披露的史料面前，人們不能不接受林羅、陳粟之間也有不小矛盾，甚至曾為“死對頭”的無奈事實。只有劉鄧關系，因為宣傳的來頭“天”大，至今依然“完美無缺”，不曾露出廬山真面目。
1986年10月，劉伯承辭世后，82歲高齡的鄧小平發表《悼伯承》一文，說：“我們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人們習慣上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里，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注釋1）
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動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華社分社社長李普似乎還特意補充說：“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注釋2）
于是，這兩段話成為劉鄧關系密切的經典注腳，是后世史家記敘劉鄧關系的主要依據。
但遺憾的是，這并非全部的歷史真實。
1947年8月，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大別山。不久，劉鄧之間有了尖銳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飯”的程度。
打了勝仗，鄧小平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劉伯承不以為然，說：如果勝仗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那么敗仗豈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失敗嗎？在此情形下，劉伯承、鄧小平各帶一部人馬，分開行動。
中央軍委與毛澤東獲悉其中內情，深以為慮，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提請華野主力不過長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議的契機，將與粟裕意見相左，支持毛澤東過江設想的華野司令員陳毅調任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
此舉別具匠心，一箭雙雕，可見毛澤東用人技術的純熟高超。一方面，他為粟裕騰出了華野最高指揮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擾，放手打大仗，與蔣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澤東又讓陳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協調好劉鄧之間的矛盾。還有一點是，陳毅本人也無話可說，盡管他離開華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說“東有粟裕指揮，西有劉伯承坐鎮，我閑著無事，就去辦一所大學吧”（注釋3），但他畢竟還有一頂中原軍區第二書記的頭銜，級別并不虧，頂多算是明升暗降。
陳毅雖然軍事非其所長，卻是協調關系的最佳人選。“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與鄧小平同在法國勤工儉學，關系相當不錯；1926年12月四川瀘（州）順（慶）起義前后，他又與起義領導人之一劉伯承相識，關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晉”之間，調和起矛盾來，非當年井岡山調和朱德毛澤東間的矛盾捉襟見肘可比，果然大見成效。原華東野戰軍第九兵團政委、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郭化若在談到解放戰爭陳毅與粟裕多數時間并不在一起時，回憶說：
“就四年解放戰爭而言，陳、粟始終在一起只有11個月半，大部分時間不在一起，特別是非常關鍵的一段時期，陳總在中原野戰軍，即二野工作。當然，陳總在政治工作上輔助鄧小平同志，在軍事工作上輔助劉司令員，都有突出成就，特別是在解決、促進高層團結方面，功不可沒！”（見《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強調了陳毅的獨特功勛：“在解決、促進高層團結方面，功不可沒”，這個高層，當然是指中原野戰軍一文一武兩位“大佬”劉伯承、鄧小平。
但囿于“為尊者諱”以及“黨的大局”緣故，劉鄧之間曾有的矛盾長期是談論禁區，更遑論秉公執筆，公之于眾了。
劉伯承去世后，南京電影制片廠編導、電影《佩劍將軍》作者之一石征先，曾專程采訪劉伯承之子劉太行，留下了珍貴的采訪紀要（非詳細全文），即我的《將來可入正史的秘聞》一文第14則。如下：
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說：劉伯承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遭到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幾十年不給平反，根子都是鄧小平，劉鄧之間的矛盾在進軍西南以后就公開化了。
李達、蕭克在鄧小平再起后，寫報告給鄧小平要求平反，并讓劉伯承在報告上簽字。劉太行說：我爸爸對李達說：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釘菩薩”，找錯了人！
果然，李達的報告鄧小平沒有同意平反。
后來，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碰了大釘子。鄧小平說：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等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張震說：我們還能說什么呢，只有到此為止了。（《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第14則）
石征先老人采訪時，很有心地做了全程錄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將這段重要卻無處發表的口述歷史公開后，一般印刻效應者頓時嘩然一片，斥為“造謠”尚且不論，一名依靠幾則僵化枯燥的電報寫書的所謂“專家”周某，竟也頗為自信地視為“野史”，還勞其“大駕”賜予“墨寶”，正兒八經“辯誣”了一番。
人的思維定勢很難輕易改變，但個人情緒畢竟抵不過真實的歷史。我曾在《無冕元帥》一書中寫道：一個歷史人物，“已經做下的事情，無論是對是錯，無論本人還是他的后人，都應該敢于直面，因為歷史無論是誰都無法封鎖更無法篡改的。在處理歷史事實上，各種小動作均屬徒勞，大可不必費此無補之精神。‘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假的總是假的，無論如何涂抹，終不能就此變成真的。”
近日讀到一篇署名張力的采訪劉伯承次女劉彌群的文章，發現她的談話竟與其兄劉太行除個別細節外如出一轍，字里行間的情緒也頗為相似。摘錄如下：
有幸經人介紹，我去年十月份見到了劉伯承同志的二女兒劉彌群，她是空軍指揮學院原副院長，已退休。我想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尊重事實，聽聽她的說法看，現我把和她的談話有關內容摘錄如下：
張力：聽說您父親和鄧小平的關系很好，這是真的嗎?
劉彌群：應該是說在一起工作的時候關系還是不錯的，他是政委，我父親是司令員，我父親一是顧全大局，二是尊重黨的領導，工作配合的也比較默契，兩家的關系也不錯，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學的年紀，跟著子弟學校到了北京。后來我父親到了南京軍事學院當院長，為了怕轉學影響他們的學習，因此把他倆還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倆托給鄧家好幾年，他倆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鄧家，所以說我們兩家關系還是不錯的。
但是，那次反教條主義，對我父親打擊很大，他沒有想到，因此非常震驚，特別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車上北京做檢查前就有幾天晚上沒睡好覺，在火車上又一夜未眠，眼壓高達73度，就這樣帶病被架到懷仁堂做了檢查。但是他從來沒有給我們這些孩子們說起這些事情，這是組織紀律性問題。但是幾十年后，彭德懷的侄女彭剛曾給我們家帶過話說，彭總晚年對那次反教條主義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親道歉，但是讓你父親到懷仁堂做檢查，彭總當時是不同意的，那是鄧小平的意見。”我本人根據所經歷事情相信此話。
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提出，在我父親蓋棺定論前，一定要請組織給我父親平反，她說，這不是劉伯承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系到跟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的問題，關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麼搞的問題。當時我母親還說，全國連胡風都平反了，為什麼不給我父親平反。我們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親的意見，后來卓琳阿姨給我們打電話，叫我們做好母親的工作，要聽中央的話，就是讓我母親不再提平反的事。當時我們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開軍隊院校會議前，張震和楊得志兩位領導同志感到軍隊只提革命化是不夠的，需要提現代化和正規化。給劉帥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兩個人親自向鄧小平匯報，請示給劉帥平反事，鄧沉默許久后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他們兩人無言以對，鄧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親認為平反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信并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要求平反。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并說已向鄧辦反映了意見，要求給以平反。第二天組織上告訴我母親，一切問題解決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應的悼詞也改了。三是補發了一套新87式軍裝。因為我父親一輩子都是軍人，但是最后一次沒有給我父親發新軍裝，我母親要求在遺體告別時我父親要身著軍裝，但組織上也一直沒有給以答復，現在就算補發了一套新軍裝吧。就這樣我們全家的愿望都達到了。這麼快就解決了這麼多的問題，我想與鄧希望如期召開追悼會有關，如推遲召開，廣大群眾一定會生疑。
張力：您父親生前知道鄧小平一直不想給他平反嗎?
劉彌群：我想他知道，我后來聽我母親說過，廬山會議以后，彭總受批，李達（原第二野戰軍參謀長）感覺是時機，曾找過鄧小平，要求平反。當時我父親給我母親說，李達是陜西人，是吃寬面條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薩認錯了人。后來果然沒有平反。（張力：《劉鄧之交》）
又一個神話無情地破滅了。雖然令人遺憾，卻又是無可奈何的不爭事實。那些曾賣力“取笑”這一史實，謂之“謠言”的印刻效應者，也最終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個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還不在此。
劉伯承及其兒女令人無限同情之處，不但是劉生前受到“好搭檔”的屢屢打壓，得不到平反正名，辭世后“司令員”也成為“政委”軍事指揮“配角”外，還只能聽憑別人單方面擺布，數十年間編織“兩人心里，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以及“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親密無間神話，無法公開表述自己真實的意見（書刊根本發表不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淪入“野史”境地），眼睜睜地看著“李鬼”代替“李逵”，“偽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間而徒喚奈何。
當年的“川中名將”、“軍神”劉伯承有知，雖早有淡薄之心，但也豈能瞑目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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