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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緬油氣管道工程正式開工的消息發布，大家對緬甸的關注自然升溫。而緬甸果敢特區消息和鏡頭傳入國內，許多人驚愕地發現當地武裝從服裝到口號都與國內相似。這些在云南境外的“自治”隊伍曾是緬共“人民軍”舊部。可嘆的是，那個模仿中國革命模式的緬甸共產黨在21年前已經瓦解，其興起和突然覆沒的教訓，很值得進行反腐斗爭的國人反思
【內容提要】
1.抗日斗爭中興起，學習中共革命道路
2.“黨內革命”，內部濫殺 人人自危
3.毒品開禁，利益擊敗理想
4.緬共鏡鑒：如何跳出盛衰周期？
聽過20世紀60年代后期國內政治宣傳的人，對報紙和電臺上曾大力宣傳的緬甸共產黨武裝都會記憶猶新，部分紅衛兵還曾憑著一時沖動搞過“國際支左”。改革開放后，國內報道對緬共不再提及，其滅亡情況也不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緬邊境考察，聽當年“國際支左”的紅衛兵談過這段經歷。其實，從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緬共的前車之覆，對我們今天的反腐敗斗爭是很好的鏡鑒。
抗日斗爭中興起，學習中共革命道路
緬甸與中國山水相連，歷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內地人逃入緬境，成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國對緬甸實行殖民統治的末期，德欽丹東等讀過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發起成立了緬甸共產黨。他們在普遍篤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無太大影響。1942年日本侵略軍入緬，打出“幫助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國家獨立”的旗號，當地主張民族獨立的德欽黨多數領導人竟歡迎日軍，只有緬共提出抗日口號，并發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從而威信大增，連后來長期執政的奈溫也曾參加緬共并成為候補黨員。
1945年緬共組織反日起義時，曾建立起2萬人的武裝，在英國恢復統治后成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緬甸獨立時，緬共提出“和平發展”口號，曾放棄武裝走和平議會道路，卻未獲成功。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后，緬共主席德欽丹東提出要“面向東方，學習毛澤東思想”。在此情況下，如何對待緬共，中共中央一時左右為難，拿不定主意。
列寧認為世界革命是連成一體的，按這一原則要求，一國共產黨掌權后便有義務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國黨進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便以此原則要求下屬各黨。但根據現代國際關系的共識，一國又不應干涉他國內政，這種黨際關系要求與國際關系準則存在的矛盾，曾使共產黨當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陷入“兩難”處境。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開始處理國家外交事務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矛盾，在對外宣傳中便停止鼓動世界革命，與緬甸、印度等國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關系。當時周恩來強調，中國想支持各國的革命進步事業，關鍵是把自己國家建設好，以榜樣的作用去影響他人。
緬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中最早同新中國建交，因為緬共的存在，其政府對華自然抱有擔憂情緒。1954年緬甸吳努總理首次訪華時，曾于北京飯店的宴會上坦率地講了自己的心態，那便是：“中國如同大象，緬甸好比羔羊。大象會不會發怒，無疑會使羔羊時刻提心吊膽。”當時因美國大力組織反華包圍圈，爭取緬甸中立和對華友好，便成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
1954年周恩來訪問緬甸時，同吳努總理一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時又說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周恩來、劉少奇訪緬時，也都說明中國從來沒有支持緬共來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態度表示希望緬甸政府領導人與緬共坐下來一起談，中緬兩國關系由此進入非常友好的時期。
1955年以后，緬共因得不到實際外援，開始與政府和談，其內部也分裂為“白旗派”和“紅旗派”。60年代初中蘇分裂后，緬共重新凝聚起來并表態支持中共，并自稱“國際共運由ABC支撐”。所謂A，即是Albania（阿爾巴尼亞），B即是Burma（緬甸），C指China（中國），緬共儼然與阿爾巴尼亞、中國并列為馬列的最正統繼承者。當時中共因在國際共運處于孤立狀態，自然欣賞這一表態。1964年9月，緬共中央會議上提出“贏得戰爭，奪取政權”的路線。不久，緬甸國內發生了經濟動蕩和大規模學潮，在此形勢下緬共于1966年進入了鼎盛期，其根據地在國內發展到九塊，人口近百萬，還建立了3萬軍隊。
“黨內革命”， 內部濫殺 人人自危
1966年夏，中國掀起“文革”風暴，緬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據地內每個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掛毛澤東、德欽丹東像，每天人們都要舉行宗教儀式般的“早請示、晚匯報”。從1966年底起德欽丹東還展開了“黨內革命”，將與他過去有派別糾紛及不同意見的領導人，都上綱定為“修正主義分子”，隨后又模仿中國的政治口號，將他們宣布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緬共的代理人”。此時的中國因處于極“左”思潮泛濫的狀態，對緬共公開表示支持，1967年允許緬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群眾集會中亮相，《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他的文章《緬甸的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
緬共黨內此時的斗爭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內部“肅反”的悲劇。在德欽丹東直接掌握勃固山脈的中央根據地內，所謂“黨內革命”進行得最為殘酷，斗爭方式是一撤職、二開除、三處決，為節省子彈，對被批斗者都由“紅衛兵執法隊”用竹尖刺死。兩年前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時逃到根據地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過去曾被認為是“革命新鮮血液”，隨著深入清查成份，這些家庭出身較富裕的學生幾乎全被殺光。
看到緬共內部發生大動亂，政府軍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師、第88師向勃固山區進攻。德欽丹東提出“以我們的進攻粉碎敵人的進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對這一主張的軍隊領導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審處決。內部濫殺造成了人人自危，緬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巴刻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層也掀起投降風潮。同年9月，眾叛親離的德欽丹東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向東轉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時被身后的警衛員謬苗開槍打死，此人隨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緬共另一個副主席德欽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謬苗”是“敵人派來的奸細”，中國《人民日報》于1969年全文登載了這一公告。緬共這種遇災禍不檢查自身缺點，反而一味推諉客觀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續錯誤。
緬東北根據地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直接掌握的“中央遠方委員會”領導，在“黨內革命”中注意學習毛澤東強調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寬大些。緬共中央轉移到當地后，背靠云南邊境，周圍多是少數民族，政府軍進攻也緩和了許多。但新任主席德欽辛繼續沿襲德欽丹東的極“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與政府軍作戰時戰死，德欽巴登頂回國接任主席。1971年，緬甸領導人奈溫再度訪華，中緬兩國政府恢復了友好關系，緬共得到的外援隨之減少。此后十年間，緬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裝來勉強支撐，成員中還有不少抱著“世界一片紅”幻想而越境的紅衛兵。
毒品開禁，利益擊敗理想
緬共中央退到貧瘠的東北山區時，根據地內百姓糧食自給尚未不足，百年來都是靠種植販賣鴉片彌補生計，對“人民軍”及脫產干部2萬多人自然難以供養。緬共領導人多年間習慣于住茅屋、穿草鞋，身無私物，中央級領導才配一臺中國產半導體收音機以了解新聞，便以自身榜樣號召學習“延安精神”，干部戰士都耕地生產。由于當地自然條件差，種糧收獲不多，緬共只好嚴重依賴外援“輸血”，起初還嚴禁任何干部戰士參與當地鴉片貿易。
1976年中國粉碎“四人幫”后，開始調整對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對緬共的支援。嚴重依賴外援而自身又沒有“造血”功能的緬共，為增加收入，于1978年內在東北根據地進行了“階級排隊”，按中國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農。其實當地叢山中的經濟形態還處于原始社會后期，階級分化尚不明顯，連土地買賣都未產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階級排隊”，只能將住竹樓、養水牛和口糧勉強夠吃的人劃為“地富分子”，并展開斗爭沒收他們幾背籮就能裝下的可憐財產。同時，為了滿足下屬的四個軍區和十個縣委的撥款要求，緬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據地加收糧米，結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當緬共在經濟上捉襟見肘、陷入困境時，一些人提出利用鴉片貿易解決經費來源。在中國深受傳統教育的德欽巴登頂主席堅決反對，認為影響既壞又會腐蝕隊伍。但緬共領導人政治威信此時已大幅下降，無法約束下屬。各軍區見部隊僅能吃鹽水泡飯，決定自籌經費，不擇手段“創收”，德欽巴登頂主席最后只好妥協。
緬東北山區中的特產有柚木和寶石，當地人卻缺乏銷售經驗和渠道，只有對鴉片最為熟悉。70年代末緬共開始進行秘密的“特貨”貿易時，中央曾做出嚴格規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組”經營，得錢全部歸公，不許向中國販運，也不準在“解放區”內銷。其外銷方式是將老百姓種植的大量鴉片提煉成“黃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緬邊境輸送。當時緬共只允許加工“黃砒”，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黃砒”體積較之鴉片要小得多，便于運輸；二是“黃砒”不能直接吸食，當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沒有用，便能達到不毒害解放區人民的目的。
緬共中央的這番考慮用心不可謂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放出來的魔鬼就難以控制了。“五一小組”將鴉片生意作為中央主要經費來源后，四個軍區乃至一些游擊隊看到毒品的巨額利潤，也紛紛經營此道，獲利后留為單位小金庫或直接收入私囊。緬共過去的“黨內革命”已把知識分子為主體領導的黨委、黨支部砸爛，各民族武裝實際形成了首長個人專權，經商后造成“槍－錢”結合，變成中央無法控制的一個個“獨立王國”。80年代中期以后，緬共“人民軍”各部都各顯神通賺錢，一些單位由販黃砒發展為直場賣鴉片，甚至設廠加工海洛因，緬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義沖擊下完全失效。
據知情者透露，至緬共后期，除德欽巴登頂等幾個人還潔身自好，其他中高級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鴉片貿易。歸公的經費越來越少，某些領導（包括個別政治局委員及其親屬）個人的腰包卻畸形膨脹起來，有的軍區司令員還由茅棚住進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樓，根據地內還不斷出現謀財害命的兇殺，過去生死與共的團結戰斗精神蕩然無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矛盾不斷加劇。
緬共后期，“人民軍”的主力已是彭家聲的“果敢指揮部”部隊和鮑友祥（佤族）指揮的中部軍區。他們長期感到“大緬族主義”壓制排擠其他民族干部，對中央嚴重不滿，最后發展到對抗地步。此時，德欽巴登頂主席仍然拘守《毛澤東選集》中的教條，不能與時俱進地提出新理論，制定新政策，僵化的傳統政治教育已近乎對牛彈琴。在這種黨內凝聚力完全喪失的情況下，隨著國際國內大氣候的變化，緬共解體已勢在必然。
緬共鏡鑒：如何跳出盛衰周期？
1988年，國際大氣候發生變化，緬甸奈溫軍政府下臺，蘇貌執政后宣布施行多黨議會制和對外開放，對國內各派武裝也采取“對話溝通”。緬甸新政府同彭家聲談判并承認果敢地區“自治”，彭本人也決定同無法再革命的緬共分家。前些年彭家聲接受記者采訪還說，自己很珍惜擔任緬共人民軍副司令員的多年戰斗歷史，“3?11起事”反抗緬共中央是順應形勢和為當地軍民謀福利的不得已之舉。
1989年3月11日，這一天彭家聲宣告歸順政府宣告了緬共中央走向覆亡。面對彭部脫離組織，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認定此舉是“反革命叛亂”，卻已無力鎮壓。4月11日，佤族縣長趙尼來和鮑友祥也起兵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將德欽巴登頂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禮送出境”。八天后，“815”軍區也宣告脫離緬共領導，成立“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德欽巴登頂和政治局其他幾名委員又組成臨時中央，于6月下旬遷回境內基本由克欽族組成的101軍區。該軍區過去便對中央若即若離，此時司令員丁英接待也不熱情。同年9月，因緬甸政府又同意這里“自治”，丁英最后通知臨時中央要其離開，緬共中央失去棲身之地只好解散。德欽巴登頂再次被“禮送”去一個地方，那里既不干涉鄰國內政，對昔日的朋友還會養老送終。
公正地回顧緬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歷史，應該承認，緬甸像德欽丹東、德欽巴登頂這樣的知識分子，引來共產主義學說建立黨組織，浴血奮斗多年，還是為著國內人民擺脫貧窮壓迫的理想。沒想到美好的奮斗理想與可悲的結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緬共興起于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衰敗于極“左”的內部斗爭，最終亡于腐敗，這種教訓在不少落后國家帶有規律性，有識者不能不站在時代高度進行深層次反思。
一個革命政黨，出于對民族、階級雙重壓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順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當初進行的革命勢必會出現異化。其具體表現形式往往是──先由內部狂熱的極“左”自殘，造成理想破滅，接著又是腐敗滋長導致組織崩潰或“易幟”。要跳出這種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僅要靠社會結構的改造，更要靠實行民主。當人們站在云南邊境，望著對面那片仍然長有罌粟花的土地，有必要對本國發展道路展開更多的思考。
附錄：緬甸共產黨簡史
來源： 作者： 時間：2007-02-25
內容提要： 緬甸共產黨從一開始，內部就充滿了矛盾與斗爭。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識分子領導層在思想認識上就分為了兩派。一派是以昂山為首的主張學習中國共產黨所走得爭取獨立的斗爭方式，向往延安。覺溫等人是昂山忠實的追隨者.
關鍵詞： 共產黨 政府 武裝 軍區 中央 人民 成立 當時 領導人 云南
1936年，后來在50年代末期成為緬甸政府總理的吳努與民族英雄昂山，在仰光大學的學潮中，被校方開除，他們加入了要求民族獨立的“我緬人協會”。1937年，仰光大學學生會領導人德欽登佩進入“協會”的領導層，“協會”的領導進一步得到了加強。當時的領導人是：昂山、吳努、德欽丹東、德欽梭、德欽巴欣等人，他們中間，許多人當時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后來緬甸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1939年8月19日，緬甸共產黨正式成立。昂山被選為總書記。黨的領導人還有德欽巴欣、德欽梭、德欽巴丁。
緬甸共產黨從一開始，內部就充滿了矛盾與斗爭。在成立不久，年青的知識分子領導層在思想認識上就分為了兩派。一派是以昂山為首的主張學習中國共產黨所走得爭取獨立的斗爭方式，向往延安。覺溫等人是昂山忠實的追隨者；一派是以負責學生工作的德欽巴欣為首的親蘇派，主張應該爭取到蘇聯的援助，支持者是德欽梭等人。不過，當時兩派在堅信共產主義上是一致的。所以，有了昂山的延安之行。
1940年8月，昂山帶著緬甸共產黨的介紹信到中國。從水路抵達廈門時，受到日本特務機關的軟禁。昂山當時權衡再三，感到利用日本人逐驅英國人不失為一良策。于是，便從廈門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潛回緬甸，召集當時的“人民革命黨”領導人覺迎、巴瑞等開會，商量“聯日反英”事宜。10日后，就有了緬甸歷史有名的“三十志士赴日本”的記載。事實上，昂山此時也已經脫離了緬甸共產黨。
1941年，日本入侵緬甸，新的殖民統治不僅更加瘋狂的對緬甸資源進行了毀滅性的掠奪，同時，對人民也施以了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緬甸獨立軍15000人被解散，組成了3000人的國民軍，由昂山任司令。但實際大權掌握在日本“顧問團”手中。1943年8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導演了“緬甸獨立”的鬧劇。巴莫擔任國家元首兼政府總理，昂山為國防部長，吳努為外交部長。
由德欽梭與德欽丹東領導的緬甸共產黨，于1943年初，在下緬甸的緬因德達耶鎮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德欽梭做政治報告，提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加強抗日活動。德欽梭被選為總書記。
1944年8月，德欽梭秘密到達仰光，與昂山等會談，由雙方發起成立一個團結抗日的組織。1944年8月到9月，各派抗日力量領導人在吳努家中舉行了會議，決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任最高領導人，德欽丹東任總書記，德欽梭任政治領導人，奈溫也量重要領導人之一。發表了《逐驅日本法西斯》的“聲明”。
至1945年5月，“同盟”已發展成為緬甸最強大的政治組織，成員達20萬人，掌握武裝力量1萬余人。
“二戰”后，英國重新回到緬甸，由于昂山與英國人的密切關系，“同盟”內部在對待一系列與英人合作與獨立形式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緬甸共產黨對于昂山的“中間路線”進行了強烈的抨擊。1946年10月10日，由于共產黨批評昂山鎮壓罷工，“同盟”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把緬甸共產黨排除出了“同盟”。
1947年2月9日至12日，昂山與撣、克欽、果敢等族的代表及英國政府的代表，在班弄簽署了歷史性的《班弄協議》，承認民族平等，強調了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同年7月19日上年10時，昂山在他的辦公室里遇刺身亡。終年32歲。
同年10月7日，英緬雙方簽定《英緬條約》，英國政府承認“緬甸聯邦為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這個《條約》于1947年11月上旬、1948年1月1日，分別被英國、緬甸臨時議會通過。
由于緬甸共產黨與吳努在《條約》的獨立條件上發生重大分歧，1947年11月，吳努與緬共關于團結的談判破裂。
1948年1月4日，緬甸宣告獨立。
與此同時，緬甸共產黨內部的矛盾斗爭，進一步加劇，終于出現了“紅旗共產黨”與“白旗共產黨”兩種力量的存在。德欽梭是“紅旗黨”的代表。他在二戰后，秘密赴蘇聯學習“經驗”。回后，在緬甸中部地區組織了武裝。“紅旗派”的武裝并沒有因為其“紅旗”的稱謂而壯大，在緬甸獨立后，其日漸衰敗。武裝力量在政府軍的打擊下不斷地削弱，活動地域曾經退守至緬印邊境一帶。但是，仍然沒有逃脫失敗的厄運。“紅旗”勉強堅持到了1972年，便煙消云散了。德欽梭于1972年被政府逮捕。后被釋放。
而德欽丹東主張向中國共產黨學習，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認為這是現實需要的唯一選擇。德欽丹東舉得是“白旗”，被稱之為“白旗共產黨”。“白派”先后在緬甸南部的勃固山區建立了武裝力量。與新成立的仰光政府展開了武裝斗爭。50年代，武裝力量日益擴大，以勃固為根據地，在克耶邦、克倫邦發展了自已的勢力和地盤。給緬甸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緬甸政府自吳奈溫上臺后，開始對一切反政府武裝采取了高壓打擊手段。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首當其沖。50年代后期，在政府軍的打擊下，“白旗派”也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優勢。隊伍四散，部分武裝力量聚集到了緬中邊境一線。
原緬共武裝中的克欽族部隊，以及部分緬族部隊，由于不抵緬甸政府軍的軍事打擊，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退入到了中國境內。被中國政府人道地友好地做了安置。其中，克欽族大多安置在了貴州，而緬族，大多安排在了四川省。這一批緬共武裝力量，由于中國的接受，得以保存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中國住了近十余年的時間，與中國女人結婚生子。后來成為70年代緬共人民軍的中堅，許多人成為緬共的高級領導人。由于“紅旗派”退出歷史舞臺，“白旗派”也再沒有人沿用這一稱謂。
60年代以前，中緬兩國度過了關系中的“密月”時期。對于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而言，這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選擇。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對于中國突破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反華戰略包圍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正因為有東南亞地區緬甸、南亞次大陸的巴基斯坦的友好關系，美國當時“戰略包圍圈”的璉條扣，在這里脫節，事實上，美國因此而無法對華實施全面的“戰略包圍”與封鎖。
中緬的“胞波之情”，也是在雙方政府作出讓步的情形下所形成的。最為重要的讓步是，中國政府在英緬政府與清朝簽定的不平等邊界條約的部分基礎上，與緬甸人進行了邊界領土的談判。實際上，中方間接承認了這一不平等的條約。為此，一大塊土地，劃入了緬甸的國土。1960年1月24日，緬甸總理吳奈溫將軍訪華。于1月28日同周恩來總理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關于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緬甸聯邦政府關于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在此之前的1957年，當時的緬甸政府總理吳努應邀訪問昆明，在云南大學向1000多名師生發表演講之后，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中緬友好萬歲！”可見當時的緬甸領導人，非常了解中國的國情，并急于修好。1960年10月1日，雙方正式簽訂了邊界協定。
1967年6月，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鄰國緬甸的仰光，也在發生一場“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仰光大學就讀的華人學生們，在胸前佩帶上了紅彤彤的毛澤東像章。進爾，又在學生中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開始了“革命的大辯論”。這種過激的行為方式，當時在中國是屬于合法存在的，但是，在異國的土地上，這完全是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行為。
沖突首先是在學生中開始。一方要誓死捍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一方是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復活。開始打斗的導火線是關于毛澤東像章的佩帶問題。“革命的紅衛兵”們肯定要捍衛“統帥”的尊嚴，另一派，主要由緬甸人組成的團體，就是不準佩帶像章。于是，雙方由爭執發展到斗毆，逐漸成為群體的撕打、械斗。
以至于后來發展到一場，由緬甸政府幕后操縱的反華活動。幾乎全緬甸的華人均卷入了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之中。早在1964年，奈溫政權實行“國有化運動”，僅在仰光一地就有700家華人企業被收歸國有，致使許多華人、華僑在傾刻間家破人亡。華人的勤奮，在東南亞地區大多富甲一方，在緬甸仍是如此，華人的財富受到許多當地人的嫉妒。這大概是六十年代中期緬甸反華重要背景之一。
反華排華的烈火，從首都仰光迅速蔓延到了第二大城市，華人稠密的聚居區瓦城。又從下緬甸迅速擴展至整個緬甸。許多華人財產被查收，被抄家，人也被打死打傷。部分華僑中的“紅派”僑領與學生中的積極分子，被迫通過秘密渠道回到祖國。1967年6月，數千名緬甸人對仰光華人居住區實施打、砸、搶，殺害華僑40余人。同時，這批受到“指使”的民眾，又沖擊了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和新華社、中國民航辦事處，兇殘地殺害了中國專家劉逸。緬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逮捕了80多名華僑。6月29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強烈的抗議，并宣布不再派回駐緬大使。
這是緬甸近代較為嚴重的一次反華排華事件，旅緬約80萬華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沖擊，華人與緬族的矛盾也同時進一步加深。
不知是否真是處于這樣的原因和背景，由中國人民支持的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緬甸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成立了。
彭家聲部恰恰在這個時侯退入到了中國云南境內的臨滄地區。這支武裝被首先進行了整編。彭家聲赴北京，受到當時有關領導人的接見。彭部的這支武裝165人，在臨滄鎮康縣的鐵石坡進行各種軍事訓練。支隊伍中，彭家聲的兄弟彭家富也出現在訓練的隊伍里。當時早已在貴州和四川生兒育女的原部分緬共成員，此時，也被緊急地集合了起來。
訓練中的人民軍士兵
此時還堅持在緬甸南部勃固一帶戰斗的緬共中央總書記德欽丹東，很快獲悉了這一信息。通過極其秘密的方式與渠道，緬北的武裝力量與緬共中央取得了聯系。戰斗，不久就開始了，并進入到白熱化的程度。
1968年1月1日，經過訓練的彭家聲兄弟率領的隊伍，正式打出了“人民軍”的番號，向緬甸政府軍發動了進攻。而當時中國云南滇西邊境的一線部隊，被賦于了支援緬共人民軍的任務。
1969年3月，原分散在貴州、四川的原緬共人員，被迅速的重新武裝并集訓后，出現在了果敢地區。他們切斷了緬政府軍的滾弄運輸線，這樣，緬軍不得不撤出了果敢地區。1969年4月，緬甸共產黨領導的果敢縣與果敢縣委會成立，彭家聲被任命為“果敢縣長”。
當時指揮緬北共產黨人民軍的，是緬甸共產黨常駐北京的副書記德欽巴登頂。當1970年冬德欽丹東被自己叛變的警衛員殺害后，德欽巴登頂接任了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勃固根據地由另一個副書記德欽辛負責。1976年，其在緬甸政府軍的軍事圍剿中陣亡。
毛主席親切接見德欽巴登頂
德欽丹東的犧牲，對勃固山區的緬共組織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它直接導致了“白旗派”的終結。緬甸政府軍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的進剿，并取得了全勝。
就在南部武裝氣息奄奄之時，北部被中國權利支持的，由各種先進武器裝備的人民軍，確不斷地占山為王，勢力與影響越來越大。外電報道說，在一些來自中國職業軍人嫻熟的指揮下，人民軍過關斬將，使緬軍產生了極大的驚恐心理。在果敢地區站穩后，緬共人民軍迅速向薩爾溫江西岸進發。
1970年4月，人民軍克北卡佤山的勐卯；1970年11月，攻占與云南省畹町一橋之隔的棒賽。同時，占瑞麗縣對面的姐蘭等地。在云南潞西縣芒海境外的勐固，建立了根據地，1971年11月，進攻重鎮滾弄。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揚。邦桑成為緬共中央所在地。
在緬共人民軍的編制上，分別成立了4個軍區：東北軍區、中部軍區、“八一五”軍區，后組建的以克欽族為主的101軍區，同時成立了中央直屬警衛旅。這四大塊緬共武裝，實際上，也就是今天緬北各支割據勢力的雛形。
當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入高峰時期，毛澤東果斷地決定：“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年青的紅衛兵們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抱著充滿熱情的情懷，打著紅旗奔赴各地。
由于云南境外，緬共武裝如火如荼的發展，給了這批青年中的活動分子以極大的啟示。當時被認為，緬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在那樣極“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緬共人民軍，政策也就定為是參加“革命工作”，有了與生產建設兵團戰士截然不同的待遇。于是，從1970年底至1971年，無數抱著真正革命激情的或只是為了找出路的“知青”們跨出國界。在“國內”，他們被有關文件規定確定為“正式參加革命”。
這一批中國人進入緬甸北部，很快參加了果敢地區的“滾弄戰役”，在與緬軍對峙沖突的42天里，剛學會打槍的“知青”們真正嘗到的戰爭的苦頭。許多人在這一戰斗中犧牲。少數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緬北，有的走投無路，唯有靠肉體出賣維持生計。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團，并且阻止了更大量的知青們出境“革命”。沉綻在緬共隊伍中的知青，許多終于熬過了“吃苦關”，一些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到1989年3月緬共瓦解，已經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崗位上。云南知青羅常保升任中央警衛旅政委，云南知青蔣志明升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李自如升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升任中部軍區旅長。這些人，至今絕大部分仍然活躍在緬北的各支武裝之中。
至1975年，緬共已經控制了薩爾溫江以東的大塊土地，在薩爾溫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據地。它的勢力范圍，北邊是幾乎所有的緬中邊界地帶，除了云南瑞麗對面的木姐縣形式上還在政府軍手中外，其它的國境線上，全是緬共被人民軍占據。往南走，它的勢力范圍已達緬老邊境，在緬泰邊境的萊朗等地，也有緬共的正規武裝與游擊隊。其鼎盛時期，
緬共控制了近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萬人口，武裝力量達到近3萬人。
緬甸共產黨及其武裝得以在緬北地區東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際主義援助”與支持，這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中國方面為支援緬甸共產黨，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力。動員了可能動員的力量。對于中國與緬共的極為密切的關系，引起緬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兩國領導人接觸的不同場合，緬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國支援緬共武裝以及供給各種物質的情報，成為當時緬甸軍事偵探部首要的任務之一。政府軍在與緬共武裝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對峙，等待時機的策略，待情況變化后，再伺機下手。
轉眼已經是70年代中期。中國與緬甸共產黨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接近尾聲，緬甸共產黨也已進入了內部矛盾沖突不斷加劇的階段。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逝前后，中國派往緬共人民軍的軍事“顧問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國內。由此，緬共也進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與緬共的關系，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干涉”開始付諸實現。由于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奶”之后，更是亂了章法，終于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多中高級干部私欲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最終由腐敗走向了崩潰。
1976年，中國武裝邊防人員破獲了第一起緬共人民軍參與鴉片貿易的案件。其實，為了解決經費問題，緬共部分單位早已經開始選擇了這一見效快的“傳統貿易”。
應該說，緬甸共產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組織較為嚴密及中國的影響，對于鴉片貿易，采取了嚴厲禁止的措施。中央發文明令禁止進行各種與鴉片有關的交易。更不準各級干部與官兵參與，如有發現，從重處罰。這些規定和措施，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對于老百姓的傳統種植，緬共中央也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適當放寬。
但在中國的援助逐漸減少之時，緬共領導層開始考慮今后經費的來源問題。在緬共中央“創收”口號的鼓勵下，各軍區紛紛各顯神通，開始自籌經費。東北軍區首先成立了“特貨貿易小組”。這個“小組”，當時每年給東北軍區提供近千萬緬元的收入，成為其最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東北軍區因此而“先富”了起來。其它軍區與單位，當時已經或明或暗的知道東北軍區的“生財之道”，因此也紛紛效仿。
緬甸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東北軍區的財政來源，于是干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屬的進行毒品貿易的機構，代號“8.19”。“8.19”的總負責人就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佩丁。“8.19”的成立，不僅標志著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直接來源。
在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云南邊境地區，幾乎并沒有出現過精制毒品海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但是“8.19”出現之后，整個緬共控制區瞬間一片狼煙起，“海落英”的加工廠，似雨后春筍，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到80年代中期，緬共建立的海落英加工廠多達85家！
在緬共內部，各級干部逐漸認識到了毒品就意味著財富與金錢，于是紛紛卷入這股謀利的濁流之中，最終無法自拔。到80年代中后期，緬共中高級干部，幾乎全部卷入了鴉片貿易之中。整個緬共的武裝幾乎沒有不做毒品生意的。從黨的高級干部到一般士兵，翻江過海，各顯神通。據外國有關機構透露，至緬共瓦解的1989年，除黨的“主席”德欽巴登頂未卷入鴉片交易外，所有高級干部均在從毒品交易中謀利。
進入80年代中后期，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東歐巨變，蘇聯也在動蕩之中，面臨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最低潮。緬共內部的人心因此也進一步渙散。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都在尋找今后的出路。
1989年3月11日，彭家聲在果敢發動了兵變，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緬甸民族民主同盟黨”和“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同時組建了“臨時軍事委員會”。彭家聲出任主席和同盟軍總司令。彭家聲的隊伍迅速接管了果敢縣大隊、緬共果敢縣委員會，以及各種機構與倉庫。13日，彭部兵發勐洪，緬共東北軍區1旅的4個營全部加入彭部。14日，未放一彈一槍，占領了緬共北方分局所在地勐固。除2旅政委高良退入中國境內外，其余大部人馬投降彭部。
緬共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二三天才知道消息。開始，中央判斷是“兩兄弟鬧分家”，是屬于他們兄弟之間的事情。很快，他們發現了這個錯誤。馬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在這次會上，彭家聲的“易幟”，被定為“敵我矛盾”，“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有緬甸政府背景的，有組織、目的、有預謀的反革命叛亂。”是緬甸反動政府對革命的又一次挑釁。于是，3月18日，派了兩個連的士兵，抄了彭家聲在賀島的老家。接下來，就再也沒有下文。當時，緬共已經無力對付自已內部的分裂。
4月11日，在中國云南臨滄地區滄源縣永和第三生產隊當過會計的佤族趙尼來，時任緬共中央后補委員、北佤縣長。中國云南思茅地區西盟縣佤族頭人的后裔鮑友祥，時任緬共人民軍中部軍區副司令。二人率中部軍區全體官兵“起義”。17日，鮑、趙二人在緬共中央警衛旅政委羅常保等人的“內應”下，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緬共主席德欽巴登頂及其它中央領導人。鮑、趙二人很快“有禮貌”地將這批“領導人”全部送入中國境內的孟連縣。4月22日，成立了以趙尼來為總書記的“緬甸民族聯合黨”和鮑友祥任總司令的“緬甸民族聯合軍”。
鮑、趙二人正在起事之時，緬共中紅極一時的“八一五”軍區，也于4月19日宣告脫離緬共領導，率部成立了“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八一五”軍區司令林明賢任“主席”和同盟軍“司令”。林部絕大多數領導人是從中國出去的“知青”和“回鄉知青”。
失魂落魄的緬共中央領導人在走投無路的情形下，于6月16日在云南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成立由德欽巴登頂、政治局委員吳覺敏、耶博吞、欽貌基和北方分局書記吳丹組成一個臨時中央領導機構。6月26日，中央遷至101軍區所在地板瓦。經歷了“樹倒猢猻散”的緬共中央，十幾人寄人籬下地生活在101軍區。黨的主席與政治局委員們在最后時刻仍然在發號使令，仍在不厭其煩地開會。
1989年9月，他們終于走到了革命的盡頭。101軍區司令員丁英宣布脫離緬甸共產黨，成立了“克欽新民主獨立軍”。當丁英將最后的決定通知德欽巴登頂主席時，這位戊馬一生的領導人落下了眼淚。不得已，德欽等人只有再次離開了101軍區。他們的去向也只有一個地方，德欽巴登頂將在中國度過他的余生。
緬甸共產黨經過50年的努力，最終降下了歷史的帷幕。但時值今日，由緬共時期開辟的地下毒品貿易和運輸通道，至今還在被使用著。“金三角”里的一切，遠遠未到了了結的時侯。在這塊土地上，罌粟花仍在開放，依然是那樣的艷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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