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二十三章 衛士的反抗即將到來

　　本章的標題不是一個預言，而只是一種希望，我下面就對此作一個說明。
　　就本書的標題來說，它并不十分準確；寫一部“‘人民’的歷史”，不是任何個人所能勝任的事，而且這種歷史也是最難再現的歷史。我之所以以此為題，只是因為，盡管它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但卻是一部對人民的反抗運動表達敬意的歷史，而對政府來說卻滿篇都是不敬之詞。
　　這樣一來，它就成了一部明顯帶有特定傾向性的歷史記述。但我并不為此感到困擾，因為在大量的歷史著作的影響下，我們總是過分地傾向于相反的方向，即過分地強調國家和國務活動家的歷史活動，對人民大眾的運動卻既不表示關注，也未給予重視。這樣，我們就需要有某種反作用力，以免使我們再次屈從于傳統。
　　有關這個國家歷史的全部著述，無一不以立國之父們和總統們為中心，但正是這些大人物們嚴重地壓制了普通民眾的行動能力。這些歷史著述聲稱，在出現危機的歲月里，我們必須尋找某個偉人來挽救我們：在獨立戰爭的革命危機中，要尋找立國之父們；在內戰反奴隸制斗爭的危機中，要尋找林肯；在大蕭條時期，要尋找羅斯福；在越南戰爭—水門事件危機中，則要依靠卡特總統。而且，在一次次的危機期間，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不僅都完全正確，而且足以為我們恢復原來的那種正常的狀態。這些歷史書還教導我們說，公民所作的最崇高的行動，就是在這些救世主中間作出選擇，每4 年去一次投票站，在兩個性格不使人討厭、觀點也比較正統、膚色白皙而又衣冠楚楚的英裔男性中間作選擇。
　　尋找救世主的觀念已經遠遠超出了政治之外，被帶入到整個文化之中。我們學會了去追逐各領域的明星、領導者和專家、行家，這樣也就等于放棄了我們自己的力量，不僅使我們自已的能力失去意義，也使我們自身被湮沒了。但是也有不少的美國人，不僅拒絕接受這種觀念，還常常起來造反。
　　然而這些反抗一直受到壓制。美國的制度是一種進行操縱和控制的制度，在世界歷史上可謂獨具匠心。在一個自然資源、才智潛力和勞動人手如此豐富的國家，這套制度本來是能夠把充足的財富分配給更多的人民，從而防止把反對者變成制造麻煩的少數派。一個如此強大有力、如此幅員廣闊、如此能使它眾多的公民感到愉快的國家，它完全可以讓那些感到不快活的少數人，自由地去做不同政見者。
　　沒有一種控制制度，既能具有更多的發泄渠道、更廣的回旋余地與更大的靈活性，又能更多地回報被選中者，更多地贏得彩票；沒有一種制度，能通過投票制度、工作職位、教堂、家庭、學校、大眾傳媒等等來擴展它的更復雜的控制權；也沒有一種制度，能更成功地通過改革和使人們相互隔離與孤立、通過培養愛國主義的忠誠，來平息它的反對派。
　　僅占國家人口百分之一的人，卻占有它三分之一的財富。至于其余的財富，則是這樣來分配的：即讓其他99 % 的人相互敵視對立，讓小財主與沒有財產的人相對立，讓黑人與白人、土著與外來人相敵視，讓有知識和有技術的人與沒有受過教育和沒有技術的人相對立。不僅要讓這些群體相互之間抱怨、敵視，還要讓他們以如此的熱情和暴力來相互攻訐，這樣一來，他們就看不到彼此所處的地位實際上是一般無二，這就是：在這個非常富有的國家里，他們都不過是殘羹冷炙的瓜分者而已。
　　盡管現實的情況是，由于少數精英的控制，生存資源已變得非常稀少，人們不得不絕望而痛苦地為之相互爭斗。但我決定不顧這一現實，仍然把這99％的人視為一個整體：“人民”。我要寫一本歷史，試圖闡述他們被埋沒、被歪曲了的共同利益。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強調這99％的人的共同性，表達對那1％的人的深深憎惡之情，而這恰好是美國政府（從立國之父到現在）以及與它們合流的財富精英都極力想避免的。麥迪遜就曾對“多數派”感到害怕并希望新憲法能對其加以控制。他和他的同僚以這樣的一句話作為憲法導言的開始語：“我們全體人民……”，其用意就是要說明新政府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并希望人民能把這一神話當成事實接受下來，從而保證“國內安寧”。
　　雖然已經歷經了數代人，但這種矯飾之詞卻不僅仍在繼續使用，而且還用包羅萬象的實物和口頭的象征物如國旗、愛國主義精神、民主制度、國家利益、國家防務、國家安全等等來支持這種矯飾之詞。這些口號和說法已深深地滲入了美國文化。這就像西部平原上圍成一圈的帶帆布篷頂的大馬車，白人和多少有點特權的美國人從里面射殺外面的敵人——印第安人、或是黑人、或是外國人、或其他也想擰開車門擠進去的白人。商隊的老板們則在安全距離之外遠遠地觀望著，當戰斗結束原野上擺滿了雙方的死尸時，他們就沖過來奪取這塊土地，并準備另一次的遠征，去爭奪另一塊土地。
　　但這個圖謀從來沒有很好地發揮過作用。美國大革命和憲法都試圖通過包容殖民地時期階級間的憤恨（與此同時卻奴役黑人，侮辱或驅逐印第安人）來維持穩定，但在內戰爆發前，不僅佃農起義、奴隸造反時有發生，廢奴主義者、女權主義者也發出了激忿的抗議并奮起反抗，印第安人也開展游擊戰。如果根據這些情況來判斷的話，它做得并不是很成功。內戰之后，隨著南北精英之間的新聯合進一步向前發展，南方的白人和下層階級的黑人陷入了種族沖突，北方的土著工人和移民工人也發生了對立，農場主們則擴展到了全國，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制度也在工業中和政府機構里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在產業工人中間開始頻頻出現造反行動，農民中間也萌發出強大的反對派運動。
　　到20世紀與19世紀之交，用武力平息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反抗，以及用選舉和戰爭來吸引和轉移白人反抗者的注意力這兩種辦法。在現代工業的條件下，顯然都已不足以防止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浪潮，不足以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群眾性的勞工運動。無淪是戰爭，還是20年代的一時繁榮，或是社會主義運動遭受的明顯挫折，在當時經濟危機的形勢下，都不能防止30年代發生新的激進覺醒和新的勞工起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新的統一，在冷戰的氣氛中，隨之而來的是對戰爭期間出現的強大激進情緒進行壓制，這一努力顯然獲得了成功。但令人驚訝的是，后來卻發生了60年代的浪潮，這一浪潮是來自那些長期以來據認為已經被征服或是不值得重視的人們：如黑人、婦女、土著美國人、監獄犯人、軍隊士兵以及新的激進主義者。在因越南戰爭和水門政治丑聞而感到失望的人群中，這種激進主義有廣泛擴散的危險。尼克松的下臺，獨立200周年的慶典，卡特的上臺當政，這一切變革都是把恢復原狀作為目標。但恢復原來的制度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在里根和布什時期，這種不確定性和疏遠感進一步加劇了。1992年克林頓當選后，雖然含糊地許諾要進行改革，但那些對他滿懷期望的人并不感到滿足。
　　隨著這種不和諧狀況的持續發展，對這個權力機構（一個由憂慮不安的實業界官員、軍隊的將軍們和政府的政客們所組成的俱樂部）來講，最重要的就是要繼續堅持國家統一這一歷來慣用的矯飾之辭。在國家統一這個托辭下，政府被說成是所有人的代表，他們共同的敵人不在國內，而在國外；國內發生的經濟災難或者戰爭動亂，只是偶發的悲劇性事故；與這些災難的肇事者同屬一個俱樂部的其他成員，完全可以糾正這些過錯。對他們來講，唯一重要的是，要繼續確保大特權享有者和小特權享有者之間達成的這種人為的統一，至于其余的99％的人，那就繼續讓他們處于各種各樣的分裂對立之中，并且繼續讓他們相互成為發泄怒氣的對象。
　　讓中產階級納稅來救濟窮人，除了羞辱中產階級之外，還在他們與窮人之間制造了怨恨，這手段是多么的巧妙！用公共汽車接送窮黑人孩子進入窮白人鄰居區，讓窮人的學校陷入暴力沖突，而有錢人的學校絲毫無損；國家的財富，若是救濟那些需要免費牛奶的孩子們，用起來總是慎而又慎，但為了制造一艘航母，卻不惜耗掉數十億美元。這一切做得又是多么的老練！一方面，通過提供小小的特殊補貼，來滿足黑人和婦女對平等的要求，同時又讓他們為尋找工作機會去同每一個人進行競爭，而這種機會早就由于這個不合理的、浪費的制度變得非常稀少了。這又是多么的富有創造性啊！把大多數人的擔心和憤怒吸引到繁殖（由于經濟上的不平等）罪犯的階級身上，從而轉移大家對執法官員合法地大肆盜竊國家資源的注意力，這比起消除他們來要快得多。
　　既控制權力又實施懲罰，既拉攏誘惑又作出讓步，既要進行牽制也不忘施以欺騙，所有這一切手法，在這個國家的整個歷史上一直都在發揮作用，但權力機構還是不可能完全確保自身的安全而不遭受造反的威脅。每每在它看來似乎已經取得成功，人民似乎已經被誘惑或被征服之時，民眾卻每每又騷動起來并奮起反抗了。黑人，曾被最高法院的判決和國會法令的甜言蜜語欺騙過，起來造反了；婦女，曾被追求也曾被漠視、曾被施以浪漫溫情也曾飽受過種種虐待，起來反抗了；印第安人，當局認為他們已經死亡，結果重又出現了，還向當局發出了挑戰；年輕人，盡管一度曾被職業和舒適生活所引誘，也被傳染了；工人，當局認為他們已經被改革撫慰得溫順了，已被法律調教得變好了，已被他們自己的工會封閉在小圈子內了，現在也起來進行罷工了；政府里的知識分子，曾經保證過要為當局保守秘密，也開始吐露真相了；就連教堂里的牧師們，也從虔誠傳道轉向發出抗議之聲。
　　之所以要重溫這些歷史，就是要提醒人們，權力機構是樂于讓他們忘記這些的：即，那些表面上似乎孤弱無助的人，實際上卻擁有進行反抗的巨大能量；那些表面上似乎感到滿足的人，也擁有要求進行變革的強大能量。揭示這種歷史，就是要揭示出人人都擁有維護他作為一個人的權利的強大動力。也就是說，即使是在陷入深深的悲觀之時，也要堅信會有奇跡發生。
　　但是，過高地估計階級意識，過分夸大這些反抗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將會發生誤導。因為它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不只是在美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一樣．國家仍舊操縱在精英們的手中。人民的運動，盡管它們顯示出了無窮的、一再復興的能量，但結果仍舊是要么被打敗，要么被分化瓦解，要么被引入邪路，導致“社會主義”的革命者們背叛社會主義，而民主主義的革命則又走向新的獨裁。
　　但是，大多數歷史著述都有意對人民的反抗運動輕描淡寫，而對國務活動家們的作用則大著筆墨，這樣就等于是鼓勵公民中存在的軟弱無能之感。當我們密切關注一下反抗運動，或是看一下那些孤立進行的反抗活動，我們就會發現，階級意識，或是對任何其他不公正現象的覺悟，其表現程度是多種多樣的。有許多表現和顯示自身的方式：既有公開的、直接的，也有微妙的、隱蔽的。在一個以進行脅迫和控制為目的的制度下，人民不能表露和展現他們聽了解的一切、他們所感受的一切，除非他們確實感覺到，他們不僅可以這樣做，而且也不會因此導致自身被摧毀。
　　再現人民反抗運動的歷史勢必將對力量提出新的定義。按傳統的定義，不管誰，只要他能指揮軍隊、支配財富和左右官僚的思想，并能控制文化，他就有力量。用這些標準來衡量，民眾的反抗運動看上去從未強大到足以使自己生存下來。
　　然而，反抗運動所取得的各種出人意料的勝利，哪怕只是暫時的勝利，都暴露出權力機構雖貌似強大有力，實際上卻脆弱不堪。在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若沒有數百萬人的服從和忠誠，權力機構便不可能生存。這些人就是士兵和警察，教師和部長們，行政官員和社會工作者，技師和生產工人，醫生、律師和保育員，交通工人和通訊工人，垃圾工和消防員。這些人不僅被雇用，還享有某些特權，被拉入與精英們結成聯盟。他們變成了這個制度的衛士，在下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充當緩沖器。正是他們維持著這套制度的運行，而它只需為此給他們一點小小的回報就行了。如果他們不再表示服從的話，這個制度的垮臺就為時不遠了。
　　我想，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只能是在這樣的時候，即當我們大家，當我們這些稍有點特權、稍有點不適感的人都親眼看到，我們就像阿提卡犯人暴動中的那些衛兵一樣，是可以被犧牲掉的；權力機構，不管它給我們什么樣的回報，為了維持其控制權，如果有必要，同樣也會把我們干掉。
　　在我們這個時代，某些新的事實可能會非常清楚地呈現出來，從而導致人們普遍拋棄對這個制度的忠誠。在原子時代，新的技術、新的經濟和新的戰爭條件，都使得這個制度的衛士——知識分子、房東、納稅人、熟練工人、政府的雇員等等，越來越不可能使自己繼續免受黑人、窮人、罪犯、海外敵人曾經遭受過的那些暴力（包括肉體的和精神的）的侵犯。經濟的國際化，難民的流動和非法的跨界移民，使工業化國家的人民，更難面對世界上貧窮國家發生的饑餓和災難而無動于衷。
　　在新的毀滅人類的技術變革、經濟擴張、全球性污染、戰爭失控等等條件下，我們大家都成了人質。原子武器、看不見的射線、經濟無政府狀態，都使得無法區分清楚誰是犯人、誰是衛士，而且這些身負重任者也不會在加以區分時做到慎而又慎。不能忘記，當有新聞報道說美國的一伙戰俘可能就關在長崎附近時，美國那位高級指揮官是如何反應的：“原先為控制中心指定的目標保持不變。”
　　有證據表明，在衛士中間，不滿情緒正在上升。我們知道，某些時候，窮人和被忽視的人不會去參加投票，他們疏遠這個政治制度，因為他們認為它對他們并不關心，所以他們為政府做得也就很少。現在這種疏遠已經擴展到了貧困生活線以上的家庭。這里面包括白種工人：他們既不富有也不貧窮，但對經濟不安全怨聲載道；既不滿他們的工作，又擔心他們的鄰居，對政府則持敵視態度；種族主義的因素中混雜著階級意識因素，他們既看不起低層階級，又不信任那些精英；不管哪個方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左派提出的還是右派提出的，他們都愿意加以考慮。
　　在20年代，中產階級同樣也表現出相同的疏遠感，而且這種疏遠感還朝著各個方向蔓延擴散（“三K黨”的成員當時就達數百萬人）。但在30年代，左翼組織通過做工作，動員許多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加入了工會、農會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未來的年代里，我們可能要為動員心懷不滿的中產階級而展開競爭。
　　顯而易見，大家都有不滿要發泄。70年代初進行的調查顯示，70％到80％的美國入對政府、商界和軍隊表示不信任。這就意味著，除了黑入、窮人和激進分子之外，這種不信任已經擴散到了熟練工人、白領工人、技術工人中間；下層民眾和中產階級，即犯人和衛士，兩者都對這個制度失去了幻想。在美國歷史上這大概還是第一次。
　　同時也出現了其他一些跡象：酗酒的人越來越多，離婚率日漸上升（每三對婚姻中就有一對以離婚而告終，而且這一數字還在增加，已經接近二分之一），吸毒現象泛濫，精神分裂和心理疾患者增多。數百萬的人抱著一線希望，想尋求辦法，克服他們的軟弱無能，消除內心的孤獨與挫折感，融化與他人、與社會、與工作、與他們自身的隔閡感。他們接受了五花八門的新宗教，加入了形形色色的自助團體。好像整個民族正在走過它中年階段的一個關鍵點，正經歷著充滿自我懷疑、自我批判的生活危機。
　　所有這一切，正好是發生在中產階級日益感到經濟不安全的時候。在城市日益走向衰敗之時，這個不合理的制度卻在利益的驅使下，要為保險公司建起一座座摩天大樓；它寧可花費數十億美元去制造毀滅性的殺人武器，卻不愿意為孩子們的游樂場添置任何設施。對那些專門制造危險而無其他之用的人，它可以給他們提供巨額的報酬；但對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和演員，卻不肯多花一分錢。對下層階級來講，資本主義永遠是一個失敗。現在，對中產階級而言，它也談不上是成功。
　　以往，失業的陰影總是徘徊在窮人的家里；現在，它已經擴展到白領工人、專業人員中間。大學教育不再是不會失業的保證，這個制度已不能為即將走出校門的年輕人展現未來的美好前景，因為它自身正面臨著深刻的困擾。如果這種情況只發生在窮人的孩子身上，那么這個問題還是很容易得到解決，因為監獄有的是；但如果是發生在中產階級的孩子身上，要想加以控制就決非易事了。窮人已經習慣于被壓制，并且一直缺少金錢；但在最近幾年，中產階級也開始感受到了高物價和高稅收的壓力。
　　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犯罪的人數在戲劇性地、驚人地上升。但是，如果到任何一個大城市里走一走的話，你就會發現這并不難理解。窮人與富人間的貧富反差觸目驚心，到處充斥著有錢人的文化，瘋狂的廣告鋪天蓋地，經濟競爭已經白熱化。在這場競爭中，與國家的合法暴力和公司的合法搶劫相伴隨的是窮人的非法犯罪，這些犯罪多數與盜竊有關。美國的監獄中，犯人絕大部分是窮人和有色人種，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教育，有半數犯人在被投人監獄前處于失業狀態。
　　最常見、最公開的犯罪形式是青年人的暴力犯罪、窮人的暴力犯罪（在大城市里，犯罪確實恐怖化了）。在這些城市里，對生活感到絕望的人和吸毒上癮的人不僅對中產階級進行攻擊和搶劫，有時甚至對他們的貧窮伙伴下手。一個社會如果被嚴格按財富多少和教育程度高低劃分等級，自然會產生嫉妒情緒和階級義憤。
　　在我們這個時代，關鍵的一個問題是，中產階級長期以來就相信，解決這些犯罪的辦法就是修建更多的監獄，制定更多的獄規。現在，由于犯罪已經完全失控，他們開始認識到，犯罪與懲罰之間這種無休止的循環將會繼續下去。然后他們可能就會得出結論認為，對城市里的上班族來說，只有當城市里的每一個人都有工作機會的時候，他們的人身安全才有保證。而這就要求對國家的優先選擇次序進行調整，對制度進行變革。
　　在最近幾十年，除了擔心受到犯罪攻擊之外，又出現了一個更大的擔心：因癌癥而導致的死亡率開始成倍地上升，但在尋找病因和對癥治療方面，醫療研究者都感到束手無策。病因已經日漸清楚：在這些死亡者中，越來越多的人被查明是死于軍事試驗和工業泛濫所產生的環境污染。許多年以來，人們飲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氣、工作場所里的塵埃，已經完全被污染了。因為這個制度瘋狂地追求擴大生產和增加利潤，而完全忽略了人的安全和健康。新的致命的災難也出現了，這就是艾滋病，它正以極快的速度在同性戀者和吸毒上癮者中間傳播。
　　90年代初，蘇聯的假社會主義制度遭到了失敗。美國的制度看來也已失控——資本主義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勝，技術在迅猛向前發展，軍國主義在急劇膨脹，聲稱代表人民的政府也在加速地脫離人民。犯罪處于失控狀態，癌癥和艾滋病也處于失控狀態。物價、稅收和失業也處于失控狀態，城市的腐敗和家庭的破裂也處于失控狀態。而人民對這一切看來也都深有感受。
　　近年來屢屢報道的這種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其原因恐怕是越來越多的人已對下列事實表示認可：在小說《第22 條軍規》[1]中，美國空軍轟炸機駕駛員約塞里安的朋友被指控幫助和安慰過敵人，他對這位朋友說：“敵人就是任何一個準備殺掉你的人，不管他站在哪一方。你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因為你越是牢記這一點，你就會活得越長。”小說里的下一行是：“但克萊文杰忘記了，所以現在他死了。”
　　讓我們想象一下，如果想爭取根本變革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景象（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精英們會不會像以前常做的那樣，拿出他們最后的武器：對外干涉，從而在戰爭中把人民和權力機構團結起來？在1991年跟伊拉克打仗時就這么嘗試過。但是，這種尚武精神沒有能持續多久。
　　隨著權力機構既無力解決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未能在國外制造出一個安全閥來發泄國內的不滿，美國民眾現在要求的可能不再只是進行修修補補，對法律進行改革，或是改頭換面再來一次“新政”，而是要求進行激進的變革。讓我們暫時做一個烏托邦主義者，然后再重新回到現實主義；不過，這種“現實主義”并不是那種對失去行動信心的權力機構有用的“現實主義”，那種“現實主義”只會使缺乏變化的歷史變得更加停滯僵化。讓我們想象一下，我們大家將會要求進行什么樣的激進變革。
　　大公司、軍隊和它們的政治合作者將不得不失去社會的權力平衡桿，因為正是由于他們的操縱才導致了目前的這種狀態。我們將要通過全國地方組織的協調努力，重建一種既有效又公正的經濟，合作生產人們最需要的東西。我們將從我們的鄰居、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工廠開始。某些工作將是每個人都必需的，包括現在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如兒童、老人、“殘疾者”。社會將充分利用現在閑置的大量能源、尚未派上用場的技術和才智。每個人都分擔一天幾小時的日常的、但是必要的工作，用大量的自由時間去娛樂、搞創造發明，開展友愛互助活動，生產充足的食物并平等地、充足地分配給個人。某些基礎性的東西如食物、住房、醫療、教育、交通，將變得富足起來，從而取消貨幣體制，并讓每個人都能免費享受。重大的問題也將找出適當的解決辦法，但不用通過集權化的官僚體制，也不用監獄和懲罰來刺激，而是按人的天然愿望，通過合作進行激勵。過去國家只是在戰爭時期才利用這種辦法，社會運動也采用過這種辦法，這顯示出人們的行為方式會因條件不同而迥異。人們將在工作間里作出決定，他們的鄰居就是一個互相交流的合作網絡，一種鄰里間的社會主義，將避免出現資本主義的等級體制，以及同樣采用“社會主義”名稱的粗糙的專制制度。
　　將來，在一個相互友好的共同體內，人能夠創造出新的和豐富多采的非暴力的文化，在這種文化里，無論個人還是團體，都可以充分地表現自己。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老人和年輕人，都珍視他們之間的差別，并把它當作積極的、正面的品質，而不是加以控制的理由。新的合作和自由的價值觀將在人們的相互關系中、在兒童教育中表現出來。
　　在美國復雜的控制制度下，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把美國歷史上的上述各種運動（勞工反抗，黑人造反，土著美國人、婦女、青年人的反抗等等）的能量與新的中產階級的義憤的能量都聯合起來。人們將開始改造他們的直接環境，如工作間、家庭、學校、社區，通過與不在場的當權者進行一系列的斗爭，把這些地方的控制權交還那些在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們。
　　這些斗爭將運用過去不同時期人民運動曾用過的所有策略手段：如舉行示威，游行，進行消極抵抗；舉行罷工、抵制以及總罷工；采取直接行動，重新分配財富，重建組織機構，重構社會關系；在音樂、文學、戲劇、藝術及在日常生活的一切工作和娛樂領域里，創造新的值得大家分享和令人尊敬的文化，在人們自助和互助的合作中創造新的娛樂活動。
　　當然也會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和挫折。但當這樣的運動在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地方立足生根時，它就不可能再被壓制下去，因為這個制度本身賴以壓制這一運動的衛士們，也將加入到這些反抗者中間。我相信，在一個像美國這樣的社會里，這是一種新的革命，一種唯一可能發生的革命。它勢必將消耗大量的能量，造成大量的犧牲，將有大量的人被關押囚禁和忍受折磨。因為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如果現在就付諸行動，不再拖延等待，那么，立即就會體會到奮斗的快樂，因為當各種社會團體彼此親密攜手為共同目標而奮斗時，人們總能找到這種快樂和滿足。
　　上述這一切把我們從美國的遙遠過去拉入了想象中的未來景象，但是，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過去。歷史上，至少在短暫的時期內曾有過這種可能性。在60年代和70年代，權力機構第一次未能制造出全民的團結和對戰爭的愛國主義狂熱。此外，其他一系列的文化變革也是這個國家從未經歷過的，如在兩性關系上、在家庭里、個人關系中，而這些變化也都是中央權力中心最難加以控制的。還有，民眾普遍對政治和經濟制度中如此之多的成分表示不信任，這也是前所來有的現象。在這段歷史時期內，盡管為時不長，但人們還是找到了互相幫助（甚至是在充滿競爭和暴力的文化之間）的方法，并在工作、斗爭、友誼交往和大自然中找到了歡樂。
　　未來將會有一次又一次的動蕩和斗爭，也將不斷會有鼓舞人心的事件發生。以極少的暴力來實現重大的變革，這是這個制度本身從未做過的事情，但在這方面，這場運動也有機會取得成功。之所以有這種可能，是因為更多的、99％的人開始認識到他們都有著共同的需要，將會有更多的衛士和犯人開始認識到他們有著共同利益，而權力機構因此將會變得更加孤立和更加無能。精英手中的武器、金錢、對信息的控制權，在面對這群決心已定的人們時，已經變得沒有任何用處了。這個制度的仆人們將不再去為延續這一舊的、瀕于死亡的制度而工作，并將利用他們所擁有的時間和空間，即這個制度為讓他們保持安靜而給予他們的東西，去摧毀這個制度并創造一個新制度。
　　盡管方式無法預見，盡管時間無法預測，但被這個制度囚禁著的犯人們將像從前一樣繼續起來造反。我們時代面臨的新事實就是，出現了他們與衛士們聯合行動的機會。我們讀書和寫書的絕大部分人，就是在衛士中間。如果我們明白這一點，并能如此行動起來，不僅我們的生活將變得更加如意，我們的子孫后輩很快也都能看到一個迥然不同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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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喻指無法克服的障礙和兩難狀態。

跋 克林頓執政時期

　　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年輕英俊的阿肯色州州長、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擊敗了共和黨人喬治·布什。國內的經濟狀況正在日益惡化，而克林頓也許諾要進行“變革”。但選民投票的熱情并不高，有45％的人沒有參加投票，而參加投票的這些人中也僅有43％的人把票投給了克林頓。布什得到了38％的選票。總共有20％的選民拋棄了兩大黨，把他們的選票投給了得克薩斯的百萬富翁羅斯·佩羅，因為他許諾說要一改傳統的政策。

　　“民主黨領導委員會”希望把民主黨推向權力的中心，所以全力支持克林頓。它的計劃是向黑人、婦女和工人們作出更多的許諾，以繼續保住他們的支持；但對保守的白人選民，它則聲稱不僅要采取措施加強對犯罪的控制，還要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

　　因此，克林頓在任命某些閣員時，確實顯示出他對勞工和社會福利計劃的支持。但對財政部和商業部這兩個關鍵部門，他任命的卻是財力雄厚的大公司的法人代理，而他的外交班子，包括國防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國家安全顧問，則全部是冷戰時期兩黨班底中的傳統角色。

　　克林頓在選舉獲勝后不久就表示：“我希望重新確立美國外交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連續性。”實際上，還在大選前夕，他就曾公開表示說．盡管冷戰已經結束，但他只打算把布什時期的軍事預算削減5％。入主白宮后，他也一直堅持這一點，使軍事預算維持在2620億美元的水平。

　　克林頓采納了共和黨人的一個觀點，即美國必須準備同時打兩場地區性戰爭。這與科林·鮑威爾將軍曾經作過的聲明完全相符，他在評論蘇聯瓦解時曾對《防衛新聞》（1991年4月8日）表示：“我們現在既找不到魔鬼，也找不到惡棍。我們只好降而求其次，找卡斯特羅和金日成。”布什的國防部長狄克·切尼，盡管算不上是鴿派人物，但他在1992年也曾說：“威脅已經變得越來越遙遠了，以致于很難看清楚它們。”

　　執政兩年后，克林頓就提出要給軍隊更多的撥款。《紐約時報》發自華盛頓的報道（1994年12月1日）說；“共和黨提出了批評，指責政府給軍隊的撥款不足，為平息這種批評，克林頓總統今天在玫瑰園舉行的儀式上宣布說，在今后6年，他將增加軍事開支250億美元。”

　　克林頓入主白宮僅6個月，他就派空軍轟炸巴格達，理由是前總統喬治·布什訪問科威特時，伊拉克曾策劃對他搞暗殺活動，現在美國要對此進行報復。但能證明這一指控的證據不僅非常少，而且還是來自臭名昭著的、腐敗的科威特警方。盡管當時在科威特打算對這些被控參與暗殺陰謀者進行審問，但克林頓卻并不想等調查結果出來的那一天。據政府發表的聲明說，美國的飛機以“情報總部”為目標轟炸了鄰近的城區，至少有6人喪生，其中包括伊拉克一位小有名氣的藝術家及其丈夫。結果并沒有使伊拉克的情報設施遭到重大的破壞，假如不是一點也沒有的話。《紐約時報》對此評論說：“克林頓先生所作的總結性聲明，讓人想起了布什總統和諾曼·斯瓦茨科普夫將軍，他們在海灣戰爭期間也曾下過斷言，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它并不真實。”專欄作家莫利·艾文斯認為，轟炸巴格達的意圖是要“傳達一個強有力的信息”，而這種做法完全符合恐怖主義的定義。“恐飾分子的發狂行為，在于他們在進行報復時不分青紅皂白，或是為引起注意，或不顧一切……針對個人是這樣……針對國家也一樣。”

　　克林頓的外交政策也像傳統的兩黨政策一樣，強調任何外國政府，不管其在保護人權方面的記錄如何，只要是掌握政權并與他們保持著有利的貿易往來，美國就應同它維持友好關系。對“穩定”的擔心超過對“道義”的關心，看來這是克林頓政府與俄羅斯打交道時的動機。在理查德·尼克松去世時，克林頓和葉利欽兩人都對他備加贊揚。葉利欽稱尼克松是“世界上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克林頓則說尼克松一生都“在全世界熱情宣揚民主和自由。”而就是此人違背他當總統時立下的誓言，繼續進行越南戰爭，還回避對他的犯罪指控，只是多虧他的副總統，他才得以赦免。克林頓的對外經濟政策與美國歷史上的一貫作法是協調一致的。在歷史上．兩大黨都是更關心公司的利益（不管它們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而不是勞動人民的權益，兩黨也都把對外援助看成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工具，而不是人道主義行為。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對負債的第三世界國家，它們的態度就像銀行家一樣，既精明又實際。它們堅持要這些窮國用他們大部分的貧乏的資源來償還富國的貸款，甚至為此不惜削減大眾所享受的社會服務，盡管他們實際上早已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把對外經濟政策的重點放在“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上，這使原蘇聯集團國家的人民不得不用假想的“自由”經濟來養活自己。先前的制度盡管被認為缺乏效率，但他們還曾經享受過社會福利，而現在連這些福利都根本得不到。對克林頓政府來說，“自由貿易”的概念是一個重要的目標。他積極謀取國會中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以便能使美國與墨西哥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獲得通過。這一協定消除了貿易流通的障礙，使公司資本和貨物不受限制地通過墨西哥—美國邊界。

　　在外交政策方面，克林頓采取的一個行動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就是向海地軍事領導人施加壓力，讓他們接受1991年被他們廢除的民選總統瓊—伯特蘭·阿里斯蒂德回國擔任總統。對此，海地人既感到高興，但同時又充滿了懷疑，因為美國歷史上一直推行的政策是支持海地腐敗的獨裁者。

　　克林頓的國內政策也是民主黨候選人的傳統政策，這就是更多地迎合支持該黨的選民，如黑人、婦女、勞工。但是，即使是他所實行的一些措施具有進步性，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限制，因為很顯然，他還想討好保守派，也害怕侵犯公司的利益。也正是由于這些局限，數額巨大的軍事預算開支才被保留下來。

　　克林頓提出的經濟綱領，起初還宣布說要創造就業機會，但很快這個綱領的方向就改變了，而把重心放在了減少赤字上（在里根和布什執政時期，國債增加到4萬億美元）。這一重點轉移就意味著，不會再把龐大的開支用于普遍的醫療保健和教育、兒童護理、住房、環境、藝術或創造就業上了。

　　克林頓作出的一些小小姿態根本無法滿足國內的需求，因為在這里，四分之一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之中；每一個大城市都有無家可歸的人露宿街頭；婦女因為小孩無人照顧而不能尋找工作；空氣和水的污染達到了危險的程度；3500萬美國人享受不到醫療保健，其中1000萬是兒童。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擁有地球上5％的人口，卻消費全世界總產品的30％。但是，財富的分配被嚴重地兩極化了，占人口1％的人擁有35％的財富，接近5.7萬億美元。在貧困的城市里，兒童的死亡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工業化國家。僅1988年一年，就有4萬嬰兒不到1歲就死去了，非洲裔嬰兒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兩倍。

　　要達到大致的機會平等，就要求對財富進行大幅度的重新分配，花大量的錢用來創造就業機會、提供保健服務、發展教育和保護環境。也曾經有過兩種可能的資金來源以實現上述目標，但克林頓政府一種也不愿利用。

　　來源之一就是削減軍事預算。在1992年總統競選期間，一個軍事開支問題專家蘭德爾·福斯伯格建議說：“6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如果經過若干年來完成，那將有助于美國對外政策的非軍事化，這也適合冷戰結束后世界形勢的需要和出現的時機。”這樣的話，一年2000億美元的軍事開支就可以節省下來，用于滿足社會的需要。

　　但是，像所有以前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一樣，克林頓政府并不愿意宣布放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堅持軍事優先表明美國將會保留這一力量，可能是永遠保留，但不是用來對付蘇聯了，而是為了經濟和政治利益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干涉，因此，不允許因任何迫切的國內人道需要而干擾這一點。

　　另一個用于滿足社會需要的可能的資金來源，就是超級富翁們的財富。全國1％的最富有的人，在過去的12年里他們因減稅而獲得了超過萬億美元的收入。只要征收一項財富稅就能得到這筆錢，再加上一項真正的累進所得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收入非常高者所征收的稅率曾達70％—90％的水平），將能為社會計劃弄到大約1000萬美元。這樣，就有4000或5000萬美元可以用于普遍的醫療制度和完全就業計劃、住房建設、公共交通、藝術和環境保護。

　　代替這樣一種宏大計劃的，是繼續像從前一樣，只給窮人提供少許幫助，繼續讓城市走向潰爛，為年輕人提供無用的工作，制造出大批游手好閑的人和對生活感到絕望的人，這些處于邊緣的人群轉向吸毒和犯罪，對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為應付這種局面，民主黨和共和黨聯合通過了犯罪法案，修建起了監獄，把更多的這些陷于絕望的人關押起來，他們中有許多是年輕人和非白人。這是對那些日益感受到暴力犯罪威脅的人所作出的一種姿態。因此到1994年，按人口計算，美國是世界上監獄人口最多的國家，有100萬人。

　　如果克林頓政府和“民主黨領導委員會”希望通過取消宏大的社會計劃和強化對犯罪的控制及擴大軍事力量，來贏得中間派選民的支持，那他們是不會成功的。在1994年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取代民主黨在參、眾兩院以充足的多數成為兩院中的多數黨。他們立即以避免出現“大政府”為名，提出取消從“新政”以來就構想了多年的社會計劃。獲勝的共和黨聲稱他們的計劃得到了人民的“授權”。但事實并非如此。只有37％的選民參加投票，而僅有半數略多的人投了共和黨的票。如果說誰有權作出“授權”的話，那就是占總人口的63％的人，但很顯然，他們已經疏遠了這種不受歡迎的、由兩個政黨操縱的政治決策過程（1988年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選民希望候選人不是共和黨的布什，也不是民主黨的杜卡基斯）。

　　實際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進行的公眾輿論調查表明，美國民眾所贊成的宏大的社會計劃，既不是民主黨，也不是共和黨所愿意提出的。這些調查顯示，61％的人支持加拿大式的醫療保健制度，84％的人贊成對百萬富翁征收超額累進所得稅。

　　同時，兩大黨都對“福利”提出批評（好像公司、銀行等都不曾從政府獲得大量福利似的）。1994年12月，《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65％的人說“政府有責任對不能自理的人進行照顧。”

　　如果民主意味著政府對人民意志的某種承認，那么很顯然，直到1995年，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履行這一點。1994年9月《洛杉磯時報》進行的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愿意支持一個新黨。”這證實了戈登·布萊克兩年前進行民意調查時得出的結論，當時有54％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希望有一個“新的國家改革黨。”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次嚴重的國家危機（這樣的危機在90年代中期的美國就存在），一次因貧困、吸毒、暴力、犯罪、疏遠政治以及對將來缺乏信心等等引起的危機，如果沒有某種偉大的、社會性的公民運動，幾乎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這樣一場運動，將需要把鼓動和參加反奴隸運動、勞工運動、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同性戀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等的力量都聯合在一起，把國家帶向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在1992年的某個時候，共和黨曾舉行過一場募資午餐會，參加的個人和公司要付40萬美元的入場費。布什總統的發言人馬林·菲茲沃特就曾對記者說：“是的，進入這個制度是要花錢買。”當時有人就問，沒有這么多錢的人怎么辦？他回答說：“那他們只好通過別的途徑進來了。”

　　對那些要求變革的美國人來說，這可能會是一個線索。他們不得不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要求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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