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產黨

—— 印尼共產黨簡史

作者：克雷-鮑文(Craig Bowen)

原載：中青論壇

譯者：詹特拉



譯者的話：

    印尼共產黨創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個多月，比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冊子的題目所示，印共在其歷史上曾經歷從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慘遭以蘇哈托為首的右派軍人集團摧殘，最為慘重，幾乎到了難于復蘇的地步:黨的最高領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殺，數十萬黨員和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沒能躲過屠夫們的刀槍，一個號稱擁有三百萬黨員和兩千萬支持者，在世界上僅次于中蘇兩大黨的第三大黨，為什么毫無抵抗就在一夜間轟然倒下？印共歷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什么影響，特別是在黨的思想政治理論和組織建設、黨的斗爭路線和方針方面，對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有什么經驗和教訓，值得參考和借鑒?這是國際上許多嚴肅的歷史學者至今仍然很有興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題。



   抱著這個目的，譯者試圖把這本從用語、觀點、立場和方法來看，顯然是另類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翻譯出來，給對印共斗爭史感興趣的讀者，提供多一種閱讀選擇。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借助別人的批評和幫助來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需要說明的是，本譯文對原文略有刪節，主要是刪除了帶較強烈派系色彩具有爭議性的評述。



                          引    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氣和抱負的革命政黨，擁有350萬名黨員。之后六個月，它實際上就被消滅了，有上百萬人民被殺害。但是，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時間內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為恐怖和最為悲慘的一次，就是緊接著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來的那一次。



事情為什么會發生？本小冊子將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為此，將聚焦于印共整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一些基本主題和理論問題。



不過，這樣寫不僅僅是因為對歷史的愛好而已。我們相信，印尼的教訓在當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印共面對的理論問題，跟整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積極分子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冊子正是針對那些認真的積極分子而寫的。



本小冊子只能算是對于印共極其豐富的歷史的一個介紹而已。同時，有關這個題目的書相當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據我們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領袖艾地寫的“正史”以來，印共的歷史尚未曾濃縮成小冊子形式出現。



這將會是對印共歷史的一次非常嚴謹認真的審視，不過，必須指出，盡管有各種批評，很明顯的是，五十多年來，印共把印尼社會幾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里。印共被消滅的消息，是對整個國際勞工運動一次可怕的打擊。



二十五年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報紙拍打著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噓：“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的信息。然而，盡管資本主義獲勝的空話滿天飛，階級斗爭的勢頭一直沒有減弱，特別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冊子在現在出版，也許是適逢其時，如今，勞工運動的領袖們在國際上實際上正和資本家一起垂頭喪氣地為馬克思主義高唱喪歌。



我們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曾經是貫穿整個工人階級運動歷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殺，任何拷打，任何監禁以及任何鎮壓，都不能消滅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積極分子知道的那樣，革命從來不曾也從來不能在座談俱樂部的圍墻內取得成功。政治理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不是鑒于其自身的價值。理論的全部意義在于它是行動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處為荷蘭殖民統治時代關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營和流放地，位于新幾內亞島，今之西伊里安——譯者)的印共元老阿里爾漢姆（Aliarcham）所說的：“一面學習，一面斗爭：不學習就不可能去斗爭！”



   我們完全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不但遠遠沒有死亡，而且將再次成為印尼強大的勞工運動背后的推動力，當它又一次從骨灰上崛起之時。



   它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1990年9月





早 年 時 期

   

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來自一個與眾不同的源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于1914-1918年——譯者），造反之風吹襲整個爪哇（Jawa）。荷蘭殖民主義者處在四面楚歌當中。遠在數千英里之外的列寧寫道：“一個有著重要意義的進展是，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舊殖民時代的名稱）的革命民主運動到處蔓延……政黨和工會正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們，因而只能煽起憤懣情緒和加速運動的發展?！?BR>


   荷蘭殖民主義是非常殘酷的。一位美國的來訪者寫道：“一位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波尼西亞指中太平洋的島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島、薩摩亞群島、湯加群島和社會群島等——譯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動的一個地點時，將會立即虔誠地相信，這就是傳教士曾告訴他的關于地獄的最壞的事情?！睂τ∧岽蟊姷膭兿魇侨绱酥钪兀灾?9世紀荷蘭社會資本大部分資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財富得來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滯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經當過種植園主的作家這樣描繪爪哇的契約勞工：“他們可能不會逃離自己的工作，因為這樣做受到他們的契約禁止，而這些契約是那些愚昧無知同時受誤導的苦力們在爪哇某處簽訂的……他們是在從事強迫勞動，或者換句話說，他們是奴隸。這些苦力們由早到晚艱難地、辛勞地彎著腰工作；他們深陷于發出陣陣惡臭味的沼澤地，而貪婪成性的水蛭們則在吮吸著他們稀薄的血液，傳播瘧疾病的蚊子們也在毒害著他們病弱之軀。但他們不能逃走，因為他們被契約捆綁住。公司的打手、守衛和警察們，這些非常有力氣而且像野獸般殘暴的大力士們，將會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當他們抓到他時，少不了給他一頓毒打，并把他關押起來，因為契約把他捆綁死了。”



   爪哇的第一條公路也是在荷蘭總督丹德爾斯（Daendels）的指揮下，利用強迫勞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時完成他們獲分派路段配額的勞工立即被吊死。但是，最豈有此理的是，這條公路“只準歐洲人專用。兩旁的泥巴路則是提供給‘土著’的！”（注1）



   然而，對這種情況非但沒有逆來順受，在整個殖民地時期都發生反荷起義，至于爪哇島以外的地方，荷蘭直到進入20世紀許久之后，才完成對它的直接控制。萊佛士這個英國殖民主義者曾評論說：“自從歐洲人到來之后，他們（爪哇人）不錯過任何一個機會，企圖重獲自己的獨立?！辈贿^，各種叛亂總是僅僅在地方或區域層面發生。



   1911年，印尼第一個全國規模的群眾性政治組織——伊斯蘭協會（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為了保護爪哇峇迪（batik，一種印花布——譯者）商人在與印尼華商競爭時的利益而成立的，隨后它在烏瑪爾-賽伊德-佐格羅阿米諾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領導下，很快就變成一個由城市商業階層擴散到城鎮貧苦居民，并深入到鄉村地區的不滿情緒聚焦點。



   差不多與此同時，一位原荷蘭鐵路工會負責人Henk Sneevliet，因為在荷蘭上了黑名單，跑來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簡稱ISDV ）于1914年成立。它的會員人數從原來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們還開始出版報紙，不過是用荷文出版，因為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絕大部分會員都是荷蘭人，而且，盡管實際情況顯示，貧窮在加劇，他們無法擴展影響至印尼的老百姓。



   這時候，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一個社團的伊斯蘭協會，相比之下，卻擁有成千上萬的支持者。于是，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作出決定，把自己的工作向這個社團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從這個源頭吸收過來的。



   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馬溫（Semaun）的年輕鐵路工人，他在17歲時就擔任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擔任第一張印尼文社會主義報紙《自由之聲》（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譯者注）的一位編輯。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這一年，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內的保守分子由于Sneevliet在黨報上寫了一篇慶祝俄國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這篇文章聲稱：“荷蘭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統治將步沙皇的后塵，只要印尼人下定決心去抗爭的話。”



   政府立即開始對Sneevliet提出控告，并且企圖禁止有關起義的議論，它不可避免地產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個人都在談論俄國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審的同時，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達—譯者）分部發表了一份聲明，聲稱“我們應該反對那些置本地居民群體為實現民族獨立和自由需要的團結于不顧的人，通過他們的所謂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在內部挑起不和?！?BR>


   其時，伊斯蘭協會也陷入混亂狀態之中。司馬溫已經遷移到三寶壟（Semarang）。在這里，他在創建強大的伊斯蘭協會分會的工作中起著關鍵作用。該分會對伊斯蘭協會領導層越來越多地作出公開批評。到了1917年代表大會時，佐格羅阿米諾多和其它伊斯蘭協會的領導人要求斷絕與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一切聯系，但是，作為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勢力中心的伊斯蘭協會三寶壟分會卻獲得其它分會的有力支持。



   結果，伊斯蘭協會不但沒有把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除名，反而被迫發表了一篇聲明強調指出:如果“議會行動證明是沒有效果的話，伊斯蘭協會將毫不猶疑地起來造反。此外，大會還譴責外國‘罪惡’的資本主義，要求有政治組織結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勞動和土地的立法，實施免費的公費教育。”（注2）



   這樣一來，伊斯蘭協會就由六年前的一個保護商人（利益）的同業公會，以及僅僅在四年前還宣稱它無條件效忠于荷蘭政府的組織，變成朝著革命方向迅猛前進的一個群眾團體（組織）。



   不過，布爾什維克領導的1917年10月革命，是當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響力的。它發出了震撼全世界的電擊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為別人老是告訴他們說，印尼太落后了，它沒有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足以奪取政權，而且事實上，它還受“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各種因素都闕如”的困擾?？墒侨缃?，俄國，這個落后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里，工人階級卻奪取了政權！



   在布爾什維克的鼓舞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開始組織士兵和海員蘇維埃（委員會），而且在三個月內，就成立了一個擁有3000名會員名為赤衛隊的組織。



   另一方面，經濟情況繼續惡化，實際收入由1914至1924年連續不斷下降，一種“普遍焦躁不安”情緒到處擴散。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把相當多的注意力都用于伊斯蘭協會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響力穩步地獲得進展。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員達爾梭諾（Darsono）成了伊斯蘭協會的正式宣傳工作者，司馬溫則成了伊斯蘭協會負責西爪哇（工作）的專員。



   到了1919年的伊斯蘭協會大會，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影響力已強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們的報章在報道這次大會時聲稱：“……斗爭矛頭已經是直接指向資本主義，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少數人對于‘罪惡的資本主義’,一種基于對社會主義某種誤解而產生的概念組合作出攻擊。”



   但是，潮流開始轉向。在革命者當中都抱著這樣的看法，俄國革命只不過是將會橫掃整個歐洲，包括荷蘭在內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個罷了，而它反過來將會貫穿印尼的運動。然而，歐洲的運動被打敗了（原因我們稍后再談），與此同時，印尼的赤衛隊隊員和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成員被監禁，荷蘭人革命者遭到驅逐。



作為商業資產階級的穆斯林利益集團在伊斯蘭協會內持續失去地盤，于是它們開始進行重組，其結果是鬧得分道揚鑣。在短短幾年內，伊斯蘭協會就垮掉了。



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通過在伊斯蘭協會的工作，使自己由一個幾乎與印尼大眾毫無聯系的荷蘭僑民小團體變成在許多地區實際上領導人民大眾的由印尼人占壓倒性多數的組織。



   不過，當伊斯蘭協會倒下來的同時，印尼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尚未結束。1920年，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改名為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簡稱PKI)之后，它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共產黨，而且，盡管人數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眾支持度方面遠遠超過印尼任何政黨。



   1920年代初，印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工潮，特別是1922年當鋪工人的罷工和1923年鐵路工人的罷工。這些罷工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卻進一步嚇怕了荷蘭當局，轉而加強了對印共活動的鎮壓。印共一些很有才干的領導人，如丹馬拉卡（Tan Malaka）、伯斯馬（Bergsma）和司馬溫被驅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樣的命運，而且接踵而來的還有很多。



   也正是大約在這個時期，黨放棄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方式，反而作出決定，地方單位不用知會黨的總部就可以獨立行動，“只要它的決定符合印共的黨章和規章制度”。（注3）



   在這種日益動蕩不安的形勢下，試圖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基礎上組織一個革命的政黨，無異于一種災難因素，尤其是考慮到黨相對來說缺乏經驗，黨的干部頻繁地遭到逮捕、監禁和驅逐。（毫無疑問，這些因素在一開始作出這項決定時就發揮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于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罷工行動開始再度發生。它們全都是未經工會同意自發進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規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著，在三寶壟開始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行動。隨后，棉蘭和巴達維亞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總罷工的工潮接踵而來。鎮壓行動加強了。集會權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區被禁止了。挫敗感和絕望情緒，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沒有經驗的領袖們當中擴散。于是，決定在第二年組織一次起義。



   “可是，到那時候，一向作為主要革命推動力的爪哇工人組織，由于工潮的失敗，正處于一種崩潰癱瘓的狀態。在某些地區成立了秘密恐怖組織，但是中央對它的控制很少或等于零，因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來傳達。地區黨組織內部發生了爭執，甚至于小單位向分部領導鬧獨立性的現象日增。”（注4）



   使事情變得更為糟糕的是，黨的領導層本身在起義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在起義準備階段，有些領導人出巡到分部時表明贊成，其他則表明反對這個想法。這個組織很明顯地陷入了混亂狀態。（注5）



   所以，當這些起義出現時都遭到徹底失敗了。盡管造反的情緒確實存在，爪哇的運動還是很快就被鎮壓下去，除了萬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續到1926年底，而蘇門答臘（Sumatera）的起義直到1927年初才開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萬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當中有數目不明的人被處決。數以千計被監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傳播瘧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于西巴布亞（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營。



   印尼的共產黨人的公開活動的第一階段就這樣結束了。





                     地 下 和 獨 立 時 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從這一階段起，民族主義才成為斗爭的重點，而民族主義運動也隨之興起。



   事實上，所有資產階級評論員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當時的印尼共產黨人認為，“民族主義是19世紀的歐洲一種特殊現象，而不是他們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嚴重問題……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實現獨立，而且是為了實行激烈的社會改革，這種概念不局限于黨中央領導層內的左派教條分子，它是印共受大眾歡迎的訴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訴求的力量表現在這一事實，即對手們寧可在幾乎所有問題上攻擊印共，除了共產主義本身?！保ㄗ?）



   整個運動不僅在實質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經陷入倒退的狀態。關注世界上發生的事件以及隨后反過來在印尼內部本身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國革命能成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個至少會使歐洲若干革命時機無疑已成熟的主要國家的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革命。然而，由于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基本上站到“他們自己的”資本家階級一邊，而且由于那里年輕的革命政黨還沒有發展起來成為戰勝這種情況的力量，這些國家的革命失敗了。



   在中國，共產國際曾命令中國共產黨根據據說是基于印尼經驗的戰略，與（中國）國民黨，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合作。但是，在這里存在著極其重要的區別。印尼共產黨人并沒有掩蓋自己的綱領，而是相反，高聲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產國際領導層命令中國共產黨人犧牲自己的綱領去迎合國民黨的資產階級綱領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獨立報刊，甚至把自己黨員的一份名單呈交給了國民黨領導層。”（注7）其結果，中國共產黨遭到一次慘重的失敗，成千上萬的工人被殺害，成為1965年印尼發生的一場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殺的預演。



   “印共歷史第一階段的結束，給印尼共產黨人的活動領域帶來轉變。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臺上一個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里（印尼）并沒有出現有重大意義的活動。其時，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領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過，共產黨人遠為重要的一個活動中心則在荷蘭，許多未來的印尼共和國領袖那時候作為學生正在那里生活?！?注8)



   好多年來，在荷蘭就已存在一個名叫印尼協會（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義組織，而那些在國外的學生正是參加這個組織。在同一時期，印尼自己內部無數的民族主義組織，包括印尼國民黨（或譯為印尼民族黨，PNI）、印尼黨（Partindo）和印尼運動（Gerindo）等，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而印共黨員尤其在印尼運動（Gerindo）內進行活動。在這一時期，在工會內的工作也繼續保持。



   經濟大蕭條對印尼經濟帶來了嚴重破壞。因為稅賦增加以應付危機——1926-1932年稅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農民們被迫典當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說的：“那種無產階級化過程，長遠來說只能加強共產黨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并沒有發生什么特大的突發事件能被認為是（印共）所制造……毫無疑問，印尼社會日益廣泛的政治覺醒在晚些日子已隨時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蘭水兵在七省號（Zeven Provincien）海軍艦艇上發生短暫嘩變，奪取了艦艇的指揮權，并企圖把艦艇駛往俄國的一個港口，直到荷蘭的海軍戰機對它進行了一輪轟炸才終止了這項計劃。這場嘩變，盡管據說是由社會主義的工會和民族主義者策動的，對印尼政治輿論的發展不是毫無影響，雖然它以可恥的失敗而告終。其時在印尼的筆者，從多個荷蘭人的圈子聽說，共產黨人確實要對這場嘩變負責……”(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錯為1925年，估計指大蕭條后期的1932年——譯者注）出口銷售的總數僅達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貧窮和困苦加劇，失業上升，經濟萎縮，工資削減。支付的工資（以百萬荷蘭基爾德貨幣為單位）：1929年為102；1931年為84；1934年為10。



   當時，共產國際不顧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把希特勒上臺執政當作它們“反對共產主義的堡壘”的事實，宣稱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必須與他們各自的資本主義（政府）組成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個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對蘇聯非常危險?！缃瘢勾罅衷趯ふ易约旱耐塑姇r，轉向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的政策啟動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陣線”政策意味著不僅要與印尼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合作”，而且也要與荷蘭人“合作”。按照這條“路線”，其他的各種考慮，即便是獨立的訴求，也必須服從于反對法西斯的斗爭。



   在荷蘭，就荷蘭共產黨來說，它不僅要把社會主義，而且也要把荷蘭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獨立，排除在議事日程外。與此同時，如今受共產黨人控制的國外學生的組織——印尼協會，也把“獨立”的字眼從自己名叫《印尼獨立》的會刊上刪除下來。



   這樣一來，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時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勸說印尼大眾應當與荷蘭人結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眾并不愿意接受這一安排。實際上，（印尼大眾）不但不把日本人當作主要敵人，而且，據未來的印共領袖艾地的回憶：當日本人初來乍到時，“印尼人民懷抱著把日本人當作解放者的幻想……”。這種幻想迅即被驅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并不像印共那樣抱有那種“結盟”的幻想。當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蘭人請求發給武器幫助抵抗日本人時，他們得到的回答是：這是“不可能的”。



   這里提供一個與印共正式路線形成有趣對比的事例，就是那些因1926-1927年起義仍然作為囚犯的印尼共產黨人的境遇。為了防止日本人利用他們來達到宣傳的目的，逃之夭夭的荷蘭行政當局把他們一起帶往澳大利亞。



   他們因為過去十五年身陷囹圄，完全不樂意接受與荷蘭殖民主義者結盟的想法。



   Rupert Lockwood的評論揭露：“雖然澳共（CPA）加以勸說，印共……最初犯了令澳共毛骨悚然的宗派主義錯誤。印共把D營鐵絲網內發生的許多問題也帶來了。印共不少黨員說起話來依舊是1926年那套激烈的陳詞濫調，并抗拒與荷蘭流亡政府合作?！保ㄗ?1）



   但是，澳共堅持立場，并最終成功。他們的“勸說”體現在印共元老沙爾佐諾（Sardjono）身上，（一如Lockwood如此獨特地描繪）：“……（他）以身作則……穿上一套荷蘭人制服，像是荷印流亡政府公共聯絡官。”而沙爾佐諾以往十六年光陰卻是在一個荷蘭人的集中營里度過的！



   其他印尼工人并不完全心悅誠服。Lockwood談到戰爭期間駐扎在澳大利亞的印尼海員時不無失望地說道：“這些印尼人認為，這場戰爭是帝國之間一場毫無意義的沖突，而戰爭之后他們將會被要求接受那熟悉的專制主義者的指揮?！?BR>


   日本人的占領標志著一個轉折點。日本人入侵后只有八天，荷蘭殖民行政當局就宣布投降，在印尼大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他們見證了荷蘭人被打敗，而且是輕易地被打敗。



   與此同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幻想消失了。他們實行一套野蠻殘暴的勞役制度（romusha），至少有20萬人因此而喪命。據一些史料記載，日本占領時期，有高達2百萬印尼人死亡。因此，不管印共對荷蘭人的政策如何，但是由于他們對日本人占領采取了敵視政策，的確贏得了尊重。



   然而，隨著日本戰敗，整個形勢發生劇變，而印共卻失去了一次重大機會。



   George Kahin在評論從荷蘭歸來的共產黨流亡者時寫道：“很明顯，當他們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甫抵達印尼時，他們嚴格地堅持執行莫斯科路線……他們最初的目標與荷蘭共產黨的并行不悖，就是反對共和國。他們把共和國看作是日本人制造和法西斯的，而他們的目標是要把荷蘭與印尼重新聯合在一起。所以，荷蘭政府樂意用飛機免費把他們送回印尼?！保ㄗ?2）的確，在獨立斗爭時期，由于追隨莫斯科的指示，印共當時在客觀上不只是比印尼國民黨（PNI），甚至是比右翼穆斯林政黨-馬斯友美（Masjumi）更加右傾。



   但是，流亡者很快就發現自己所處的地位是荒謬可笑的。正如Kahin說的，“他們從內部認識了共和國。他們很快做出結論：它既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也不是法西斯專政的共和國。他們清楚地了解到，共和國得到居民們的熱情支持?！?BR>


   從1944年中起，在澳大利亞的流亡者組織成立了印尼獨立委員會，而且在他們的請求下，澳大利亞工會組織宣布禁止荷蘭船只停泊，展現出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這對企圖恢復在印尼的殖民統治的荷蘭人來說，無異于一根“肉中刺”。必須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受到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影響和實際上抵制莫斯科路線的結果，顯而易見，保持一貫的親荷立場是站不住腳的。



   1945年底，一份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報紙《澳大利亞戰斗者》報道了剛由阿姆斯特丹發來的消息：“荷蘭政府采取的鎮壓印尼人民爭取獨立斗爭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激起的普遍憤怒，導致過去一周發生的有組織的士兵抗議運動，在上周六的大示威中達到頂點，而這個城市開始于星期一的大罷工，于星期二晚才宣告結束?！?BR>


   “在9月的第二周，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derwijk兵營的士兵接到開拔到印尼的命令……士兵們起而反對政府的這個命令……斷然拒絕前往。他們成立了一個最初代表150人的委員會，然后到共產黨總部，要求給予援助……因為他們中許多人是共產黨員?？偛康念I導人拒絕給予任何援助。士兵委員會于是轉向其他工人組織……”



   就蘇維埃官僚機構喉舌莫斯科電臺來說，他們無視印尼1945年獨立宣言。直到1946年1月，蘇聯才采取對共和國友善的態度。



   在悉尼，奉命前往印尼協助恢復荷蘭統治的英國傘兵采取靜坐抗議行動，英國商船的海員發生嘩變。最后，緬甸、加拿大、斯里蘭卡、中國、埃及、荷蘭、印度、日本、新西蘭、巴基斯坦、新加坡、蘇聯、泰國和美國的工人們對荷蘭采取了抵制行動。



   正是印尼的青年人成為獨立斗爭背后的推動力量，而且，正是他們那壓抑不住的熱情促使1945年8月17日獨立宣言的誕生。



   （實際上，為了迫使蘇加諾簽字，他們曾一度綁架這位更加較為謹慎小心的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成為印尼共和國總統，而另一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哈達成為副總統。

   

然而，荷蘭人根本就不樂意于失去自己的殖民地。隨著英軍于9月底開抵爪哇，他們企圖在軍事上重新維持自己的控制。



   據1945年12月的《戰斗者》報道，“缺乏重武器，缺乏軍事訓練，缺乏一切，有的只是對他們的正義事業必勝的滿腔熱忱，印尼人英勇地起來反擊入侵泗水（Surabaya，東爪哇最大城市——譯者）的英國人。



“他們的英勇無畏、獻身精神和管理能力，令世界包括帝國主義強盜們感到吃驚。現在，這些強盜們發現自己不得不要訴諸武力，而他們原本是希望通過各種欺騙和含糊其詞來達到目的。



“英軍司令部為了贏取時間以集合他們自己和荷蘭的軍隊，展開一系列有預謀的會談之后，對幾乎不設防城市泗水進行了野蠻的狂轟濫炸和炮擊，與此同時，還開放巴達維亞和其他港口，隨時迎接據說現今已抵達印度的荷蘭軍的到來。



“資產階級報紙幸災樂禍地說什么印尼人對英軍坦克進行“狂熱攻擊”時被打死，而當軍隊向一群‘暴徒’開槍時，有許多婦女和兒童也被擊斃。



“他們說，一個俘虜也沒有抓獲，因為這些土著不理會英國人要他們解除武裝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他們繼續散布有數以千計的日軍在為印尼人而戰的習以為常的幼稚廢話……”



事實上，原本到印尼去解除日本人武器的英軍，反而把日本人重新武裝起來，如今這兩個昨日的敵人卻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反對印尼人。



英國人撤退了，但是，反對荷蘭人的斗爭在繼續，有時是在軍事層面，但主要是在政治層面，直至1949年12月終于實現獨立為止。在這一整個時期，印尼政府控制著國內一部分地區，而荷蘭人則控制著其他一部分地區。



然而，印共在放棄與荷蘭人結盟之后，依然完全地把自己埋沒在獨立運動當中。正如Ruth McVey指出的，“印共領導人追隨一種極端自卑的政策……將自己的綱領制定得與政府的完全如出一轍，即便是在政府的最不受歡迎的政策方面。”（注13）反映工人和農民利益的訴求，在“民族利益”名義下被擱置一邊。



1950年代中期，艾地在回憶印共沒有奪取獨立斗爭中的領導權時寫道：“在（八月）革命時期，黨放棄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對于自己在工人和農民群眾中進行活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黨在八月革命中沒能認識到，非法狀態不再需要。黨沒能認識到荷蘭人的殖民地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個新時代開始了。這是第一個錯誤，就是沒能宣稱黨是合法的并領導革命?！?BR>


結果，蘇加諾、哈達、沙里爾以及丹馬拉卡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領軍人物之間在獨立運動領導權上展開了一場斗爭。而此時的丹馬拉卡已脫離共產國際，并且開始以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身份活動。



必須強調的是，盡管有這些錯誤，印共依然是一個擁有同情印共的軍隊支持的潛在的強大力量。由于認識到存在這種威脅的可能性，共和國政府領袖哈達在軍隊內部展開了一場“重組和整理”過程，意即解散印共部隊。支持和反對印共軍事部隊之間的沖突發生了，而且越來越頻繁，最后導致了1948年野蠻殘暴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9月親印共士兵奪取了東爪哇中部城市茉莉芬。情況顯示，除地方層面外，印共并無參與策劃這次行動。然而，叛亂一旦開始便迅即變成奪取權力的嘗試，而且印共領袖慕梭宣稱自己是另一個新政府的頭頭。不過，猶如1926-27年起義那樣，它相當快就被粉碎了，雖然這次是更為血腥。然而，印共本身并不需要再經歷又一個二十年的地下時期。



的確，在這之后一年內，George Kahin就在《遠東述評》（Far Eastern Survey）談到印共的發展潛力時指出:“這種潛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批年輕知識分子中間，與他們對實現真正民族獨立的希望感到沮喪的程度成正比……一批具有高度領導潛力的年輕知識分子，以前反對共產主義，現正被它吸引過來，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會加入……要是現任共和國反共領袖被迫要對荷蘭人作出更多讓步的話?！边@段生動描述說明當時的形勢是如何瞬息萬變。



此后三年內，印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罷工行動。Jeanne S. Mintz相當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氣氛：“……由于革命熱忱的消退，又沒有出現一個令人鼓舞的力量取代它的位置，在主權移交后的幾個星期里，普遍存在一種失望情緒的不良氣氛。從實現自己的獨立斗爭中扮演了積極作用的印尼人民群眾中間，發出了一種稍微含糊不清，然而卻是真正的訴求，那就是要求獨立隨之帶來與他們貧窮和艱難的日常生活，有著明顯區別的某種積極的和切實的利益。正如他們的領袖曾經預料的：印尼人民很快就發現只有獨立是不夠的。”（注14）



也正是在1951年，一批以D.N.艾地為首的年輕人進入了印共的領導層，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年齡超過30歲。確實是從這一刻起，印共的第三次重生就開始了。



                  

艾 地 年 代

  

  從一開始，新領導層的出現就帶來非常出色的成就。印共黨員數量從1952年初不到7000名，于1954年就增加到超過150000人。此外，它屬下的工會聯盟——印尼總工會（SOBSI）成為全國最大的工會組織。



由于民族主義領袖在“茉莉芬”事件后不愿參與“統戰”之類的合作關系，印共沒有把“統戰”精力放在他們身上，而是“被迫把建立一條統一戰線的工作集中在下層。這是于1950-1951年間被證明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是印共在暴亂后迅速復興，并發展了一批強大的共產黨群眾組織的主要因素之一?！保ㄗ?5）



這個事態的發展，反映了經濟情況不斷惡化：失業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封建制的土地關系繼續存在；獨立并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令人關注的是，到了1953年，爪哇和蘇門答臘百分之七十的種植園又回到外國人手里。



印共繼續飛快發展。它在1955年的普選中獲得百分之十六的選票，而在兩年后的地方選舉中，它在中爪哇成為最受歡迎的政黨。到了1958年，印共黨員數量達到一百五十萬人。



在政府層面，一系列弱勢和不穩定的聯合政府不斷更迭——在不到七年時間里，六個內閣一個接替一個。



與此同時，軍隊高層進行鼓動的跡象日益明顯。他們在獨立斗爭中崛起，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實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而且為了轉移人民大眾對他們的經濟問題的注意力，印尼的所有政黨都卷入到一場從荷蘭人手上把西新幾內亞(West New Guinea，原文如此，譯者)并入印尼的熾熱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去。



而在這一場運動中，印尼工人在由印尼國民黨和印尼共產黨基層黨員領導的一系列大部分自發行動中，占據和接管了印尼國內全部荷蘭企業。



武裝部隊轉而沒收了這些公司。現在，他們的勢力不僅在軍事層面，而且發展到經濟層面。



翌年，武裝部隊內一個代表外島封建勢力的派別(在美國支持下)，企圖推翻政府。由于得不到民眾的支持，這場叛亂被粉碎了。結果，某些政黨被取締，其他政黨的活動則受到極大限制。軍事管制宣布實施?？梢钥隙ǖ卣f，獨立并沒有隨之帶來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截至1959年，印尼至少還有舉行普選，然而，蘇加諾總統在軍方的壓力下，在那一年解散了國會，而且以總統地位宣布成立一個通過委任的“協商會議”（Consultative Congress）。于是，就這樣進入了“有指導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時期，其間，不曾舉行過一次選舉。



印共贊同蘇加諾這樣做。



在這里，值得暫停下來思考一下，印共采取這個實用決定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根據艾地的說法：首要任務是為了建立“……一個由全國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勢力組成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統一戰線。這個聯盟的任務不是要實行社會主義，而是要進行民主改革?！?BR>


   任何關于改變社會的嚴肅理論，其出發點必須是它所處的社會的具體現實情況。顯而易見，印尼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如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的，它尚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就是：



徹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這樣做，反過來能夠創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國內市場。



經過議會民主機構，沿著現代化路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發展。



這些任務大體上在19世紀末葉已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世界完成(如歐洲和美國等)。然而，它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則尚未完成。如此一來，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用帝國主義方式日益加強對全世界的統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國家添加了第三個任務：



推翻帝國主義的直接統治，甚至在完成這一任務后，還要推翻帝國主義所施加的經濟束縛。



簡言之，這些措施是把印尼從落后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資本主義經濟國家所必需的。但是，關鍵的問題在于要由社會中哪一個力量來完成上述任務呢?



在歐洲，這些措施分別由各自國家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用人民大眾為他們進行戰斗，反對現存的封建勢力而實行的。印尼的情況會否如出一轍呢？工人階級的作用是什么？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



在1920年代初期，當共產國際曾經是一個健康組織的時候，一場極其重要的討論在其隊伍內部發生了。而這場討論，正是關于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問題的討論。



列寧從這場討論中認為：“……我特別樂意強調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問題……在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和解，因此，十分經常甚至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在確實支持民族運動的同時，又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達成一致協議，就是把力量聯合起來以反對一切革命運動和革命階級。”



但是，如果資產階級自己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話，那么，又有哪個社會階層能擔當這個重任呢？



“在整個歷史上，小農階級依賴其一小塊土地生存，致使眼界非常狹窄，一種范圍極其狹隘的視野。更有甚者，由于它是那么復雜松散，它往往依靠城市的階級領導。在這個現代化時代，它不是由資產階級就是由工人階級來領導。”（注16）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由資本家來領導，因為這個革命是反對它們的，所以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



由于帝國主義在世界的統治，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毫無地位可言。尤其是對印尼的資產階級而言，作為一個階級，它是多么的弱小，它實際上是否存在甚至成了一個大問題。不可否認的是，的確存在那種與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資產階級萌芽。



正如艾地自己于1964年不無沮喪地寫道：“印尼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年輕，而且與地主有著許多親屬關系。它的一只腿是資本主義，而另一只則是封建主義的?！?BR>


然而，印共領導人還是相信他們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事實上，他們的分析是基于斯大林主義的革命兩個階段論的，也是與印尼的具體實際情況沒有什么太大的關系的。



按照艾地的說法：“現階段印尼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印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不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者是已過時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組成部分；而是一種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



“印尼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因為它并不廢除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這一點表現在這一事實，即它將分配土地給農民，并且鼓勵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使它可以從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印尼革命的性質也是民主的，因為它是反對封建主義的，而且是為著全體印尼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斗爭的?！埃ㄗ?7）



盡管艾地在玩弄什么“新式”和“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詞藻，歸結起來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首先是讓資產階級上臺執政，然后，經過若干年（？）、若干十年（？）甚至若干世紀（？），工人階級和農民才上臺執政。然而，正如艾地自己指出的：“1945年8月革命的失敗表明，印尼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是沒有能力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辈贿^，由于他們所受的全是斯大林主義的理論教育，由于莫斯科和北京的權威（影響），以及由于他們在人數方面的發展，印共仍舊繼續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基礎上。



正如Rex Mortimer說的：“一個黨，像印共那樣的大黨，鮮有對于某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持有如此之高的評價，并對于它寄以那么多的厚望，而且使自己來適應它，而對它卻了解不多。從本質上說，印共領導人是把自己的信任賦予了不是‘盟友’，而事實上是人民大眾的敵人的那些人；這就是它是多么危險的原因。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獨立后的十來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一項得以完成。封建所有制的關系依然完好無損，議會民主已被廢除，不是資本主義工業奮起，而是經濟一團糟。



經濟情況得到的發展，是由國家負責進行的。不過，正如Richard Robison解釋的：“……國有企業的發展并不意味著經濟朝向社會化，甚至也不是朝向國有化的一種協同行動……直到1956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嚴重受到以下這種思想的影響：即國家將會為一個國內資產階級的發展提供基礎設施，經營必需的但超出民族資本能力的企業，并且直接資助和保護一個民族的（這里民族的含義通常是指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贝送?，“盡管國家一致努力嘗試建立一個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發展并沒有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指導的民主時期正是以這種基本上相同的經濟思想作為基礎，但是本土資產階級歷史性的無能變得越來越明顯。



人民大眾沒收的荷蘭企業，不能交給本土的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實在太弱小了，因此，這些企業必需國有化。支配這種形勢發展的，并非當權者的愿望，而是具體現實情況所要求的。Robison接著說：“大多數評論員都同意這一點，即直至1965年……本國資產階級自1950年代以來并無進步?！保ㄗ?8）



然而，從兩個階段論衍生出來的思想，正是要求工人階級不能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工業行動，因為他們被認為是盟友。但是，這不是一種平等的聯盟。由于這場革命被定性為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的利益應放在第一位，而工人階級的利益則被放在第二位。



正如Rex Mortimer 所描繪的：“整個重點……在于工人階級的自我克制作用及其對其他階級和國家的政治責任……”(注19)。這是全部情況中最為危險，而且歸根結底地說，最為致命的方面。



那么，印共為什么能發展得如此神速呢？因為當印尼逐漸趨向災難臨頭的時候，整個社會發生了對立……而處在對立一面的則是印共。相對來說，他們沒有受到當時貪污成風的丑聞影響，而且，姑不論其政策如何，他們至少被認為是會“有所作為”的——他們是工人階級傳統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 McVey于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實際上是唯一值得被認為是印尼的一個主要因素的政黨?，斔褂衙溃∕asjumi，印尼極右回教政黨——譯者）和社會黨（PSI，印尼極右政黨之一——譯者）由于叛亂的緣故，差不多已信譽掃地……最后于1960年被宣布為非法。伊斯蘭教師聯合會(Nahdatul Ulama，簡稱NU——譯者)和印尼國民黨（PNI）在組織上已經蛻變為自我維系的互利互惠機構。只有貧民黨（Murba），這個全國性的共產黨……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小派別，與其說是一個組織，不如說是一種思想意識。”



站在另一面的是軍人。他們聲望日隆，不僅是印尼資產階級/封建政黨弱小的一種反映，而且更為根本的是印尼資產階級自身弱小的一種反映。根據兩個階段理論，這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興旺發展的階段，然而，資本家階級卻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須由軍隊站出來作為其代表——而軍隊作為國家暴力，通常來說，是資本主義最后一道防線！



接下來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蘇加諾在其間巧妙地玩弄平衡術。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階級力量正在聚集，準備攤牌了。如今只是時間問題。對群眾來說，情況已變得難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記憶中最為嚴重的旱災和鼠患而大大減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報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實際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東西’，而接下來的數月，各方面的報道都提到苦難在大規模地發生。



據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報道，中爪哇的農作物失收情況特別嚴重，有一百萬人在餓肚皮；在沃諾沙里（Wonosari）縣，每天有二至六人餓死；而中爪哇副省長說，有12000人正因營養不良接受治療，而15000個家庭被迫放棄他們的貧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訊社則詳細報道說，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餓肚皮，而在南蘇門答臘糧食嚴重短缺。人民日報于2月18日報道說，人民正在變賣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們的孩子?！保ㄗ?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現實生活中一切都沒有改變。感到沮喪的農民開始占有土地。鄉村地區的警察、軍人和反動分子使用暴力對此作出反應。



國家在走向毀滅，平民和軍人官僚階層的貪污和走私泛濫。軍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貪污腐敗毀壞了已收歸國有的企業。生產按絕對值計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產值。印尼曾經一度是大米過剩的地區?，F在，它每年卻必需輸入150000噸大米。錫和橡膠的出口工業逐漸大幅萎縮，只有石油仍然是賺取美元的一個工業。



國家對世界各地的銀行有嚴重負債，預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長期惡性通脹的結果，印尼盾（rupiah）的幣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幣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間，生活費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與此同時，有報道說，令人吃驚的高達國家預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費用被用作武裝部隊的開支。



就蘇加諾來說，他更為關心在印尼人中間發展“一種對自己國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種生活在滿是昂貴工藝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為了促進這種“自豪感”，數以百萬計的錢被用來建造雅加達的地標式豪華建筑、新林蔭大道和宏偉的雕像。



與此同時，蘇加諾發布的沒完沒了的演講、口號和簡略詞，越來越多地以左的言辭包裝起來，諸如“Manipol（Manifesto Politik，政治宣言——譯者）/USDEK（即用Undang2 Dasar 1945 -1945年憲法、Sosialisme Indonesia-印尼社會主義、Demokrasi Terpimpin-有指導的民主、Ekonomi Terpimpin-有指導的經濟和Kepribadian Indonesia-印尼特性這五個詞組的第一個字母拼成的簡略詞——譯者）。類似的簡略詞還有一大串，諸如Ampera（人民苦難教訓）、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風險的一年）、NEFOS AND OLDEFOS（新興力量與舊有力量）、Nasakom（納沙貢，即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團結）、必需避免本本主義思想、回到革命的軌道以及不斷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滿腔熱情地加入這些口號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稱蘇加諾是一個“日本人的合作者”，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者”以及一個“準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蘇加諾卻在印共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了。正如Rex Mortimer說的，“到了1963年，印共黨（對蘇加諾）的崇敬幾乎達到盲目崇拜的地步。盡管蘇加諾對經濟事務的愚昧無知臭名遠揚和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印共卻宣稱經濟困難的解決辦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處理……這之后不久，（艾地）給他奉上最終的榮譽，形容總統是自己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方面的第一位老師?！保ㄗ?2）結果，印共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蘇加諾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僅次于蘇共和中共兩大黨）。有三百五十萬印尼人成為印共黨員。另外，其附屬的不同組織——工會、農會、青年團、婦女會和文化組織，據稱獲得大約二千萬人民的支持。



國際資產階級益發驚恐地注視著印尼的形勢。它們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將取得政權。姑不論它們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體和現實的形勢將迫使它們把經濟收歸國有，就像古巴和中國發生的那樣（也正如我們看到的，有許多部門已經被收歸國有）。失去印尼這一世界第五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將會是對國際資本主義的一個沉重打擊，可是他們又無能為力來干預。



他們思想上的絕望情緒在蘭德公司的一份備忘錄里顯露出來。在這份備忘錄里，美國政策主要顧問（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Guy Pauker寫道：“如果共產黨人失去蘇加諾這個保護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勢力團結起來的其他民族領袖，能否在最近的將來崛起，看來還是一個疑問。特別是這股勢力將可能欠缺冷酷無情，使之有可能像納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選過后的幾個星期就去鎮壓德國共產黨那樣……印共的敵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亂的余孽、被鎮壓的政黨和某些武裝部隊份子。他們不僅在數量上和群眾支持方面，而且在團結性、紀律性和領導能力方面，都比納粹份子還弱?！保ㄗ?3）（這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思維——“當你需要他們時，納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況到了緊要關頭。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將領被一小股由中級軍官率領的部隊綁架和殺害，雅加達的一些地點也被占領。蘇哈托將軍指揮下的武裝部隊迅速地撲滅了首都的“政變”企圖，雖然戰斗在中爪哇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印共被指責為這場“政變”和將領被殺的主謀。



對印共黨員和同情者的屠殺開始了。最初情況非?；靵y。大多數觀察家以為將會有一場內戰。正如10月16日的《經濟學人》指出的，“除非冒內戰的風險，否則印尼最有影響力的政黨根本不可能被趕入地下”。的確是發生了一場內戰，不過只有一方在戰斗。



據1965年12月17日《時代雜志》報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紅色同情者和他們的家屬正在被屠殺。據說，內陸地區的軍隊對身陷囹圄的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進行審問之后，就把他們處決了。用有著寬闊刀鋒的巴冷刀武裝起來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結隊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進共產黨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殺害之后，就隨隨便便地把他們的尸體埋在淺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東爪哇把受害者的頭顱掛在木桿上，并拿它在各村莊游行展示，使這場大屠殺運動變得如此恬不知恥。大屠殺的規模達到這樣一種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處理，已經導致東爪哇和蘇門答臘北部出現嚴重的環境衛生問題，那里的潮濕空氣充滿著腐爛肉體發出的難聞的臭味。據到過這些地區的目擊者說，那里的小河小溪簡直已經被那些尸體堵住了。當地的河運已經嚴重受阻?！?BR>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紐約時報星期日雜志》報道，一位在日惹附近鄉村學校教書的教師曾經這樣說，“我的學生跟著軍人出去。他們指出誰是印共黨員。那些軍人當場就把這些共產黨員連同他們的全部家人槍殺了，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幸免。這實在是太恐怖了……”《紐約時報》記者Seth King評論道:“泗水，是東爪哇的首府，長期來是共產黨的活動中心之一，市內貫穿著許多渾濁的運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運河邊上的家庭一個令人感到更為可怕的任務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們園子梯級附近的尸體?！保ㄗ?4）



在峇厘這個曾經是印共黨組織發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殺已經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亂殺一場，以致軍隊最終要介入來控制它。而CIA（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個從來都不是以人道組織聞名的機構也這樣寫道：“就被殺人數來說，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殺可列為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



在四個月的時間里，有五十萬到一百萬的人民——工人階級的精華和印尼社會最優秀和最有前途的兒女被屠殺了。印共關于革命分兩個階段的理論就以殘酷惡毒沒有階段的反革命終結了！



但是，整個形勢最難于令人置信的一點是，印共這個擁有二千萬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產黨，幾乎毫無抵抗地就全軍覆沒了。正如Rex Mortimer闡明的，“一個被驅散和震懾的領導層，看來已完全失去能力來集合黨的力量，或應付自己黨員被大批殺害的局面。（印共）領袖堅持把擺脫困境的最后一線希望寄托在蘇加諾身上，自己卻匿藏起來，致使失去實際活動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為中央委員會工作人員妻子的印共黨員在講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變后的數月以及數年的反應，說明黨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癱瘓狀態的：



“9-30事件之后，我們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沒有一個我們接觸到的人能夠告知我們究竟發生了什么，或者我們應該做些什么。當雅加達的氣氛變得越來越惡劣的時候，我們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沒有獲得任何指導要如何應對這種不測事件。我們沒有預料到情況會變得如此糟糕。我們以為這是黨的一次挫折，但是蘇加諾最終會處理好這一事件。



“這就是黨之所以崩潰得那么快的原因。沒有指示，也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向誰求助或者該相信誰，自從大逮捕開始，我們知道有人叛變……（黨的領袖）只是捎話來要我們等待，而我知道一位黨領袖的妻子奉命去見蘇加諾。”（注25）



蘇加諾……完全依賴于蘇加諾。



根據他們關于與民族資產階級結盟的理論以及隨著所有政黨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結論，即蘇加諾本身，作為個人，如今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是蘇加諾沒有群眾性組織。如果蘇加諾是代表某個強大階級利益的牢靠人物，他決不會如此之快倒臺。



實際上，不是蘇加諾，而是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在一起的軍隊，最終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劃分的對立面是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印共。當這些強大的階級對立力量最終分崩離析的時候，蘇加諾簡直就掉入裂縫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隊伍為此大吃一驚——對黨教導的艾地有關國家“兩個方面”的荒謬理論，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轉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說的：“根據這一‘兩個方面理論’，在印尼能夠出現一個奇跡。這就是國家可以不再是統治壓迫階級壓制其他階級的一種工具，而可以使之成為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國家政權的根本變化……可以通過發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滅‘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睆谋举|上說，這種理論實際上不過是典型的改良主義貨色。）



艾地事前對綁架將領的計劃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顯示出整個領導層的態度——寧愿由上層處理而不去動員群眾。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吧，艾地曾對獨立斗爭時期的印共領導層作出這樣的批評：黨“放棄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并且不夠重視自己在工人和農民群眾中的工作。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歷史本身往往會重演。



但是，讓我們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創立時期來看。印尼社會民主聯合會的右派不是反對把階級問題提出來，并提出：“為了達致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團間必需團結起來……”的要求嗎！難道這點不是意味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嗎？難道這些右派跟那些后來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沒有分道揚鑣，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嗎？



難道伊斯蘭協會的佐格羅阿米諾多那一派人沒有一面譴責“罪惡”（在這里他們指的是外國）的資本主義，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長的資本主義嗎？



在艾地領導下的印共事實上又回復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對這些思想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于是，輪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處（喻問題在原處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確指出，“階級斗爭從屬于民族斗爭”，然而，這種觀點實際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從莫斯科返回印尼以來的時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歷史，從許多方面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一部歷史。顯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諸如對一個人——蘇加諾的依賴），但是，導致印共處于這種地位的根本的理論基礎，最初是從莫斯科傳過來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國發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黨員名單呈交“當局”，而名單上列明（黨員）地址、黨內職務和入黨日期。就連當時的印尼的資產階級觀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國，情況相類似的看法。



但是，悲劇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勞工運動被粉碎，工人階級最優秀的份子遭到屠殺，因為完全執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確，“……智利阿連德政府被美國支持的勢力推翻，正是在‘雅加達來了’的口號下進行的?！保ㄗ?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樣，美國中央情報局使用錯綜復雜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滅印共的行動。但是，它們的作用不應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樣，在印尼，正是印共領導層所犯的錯誤，才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錯誤的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努力，亦是枉費心機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權嗎？是的，我們相信，有好多次了?；蛘咦屛覀儼褑栴}說得更為準確一點，取得政權的客觀條件有好幾回已經成熟。在1920年代，撇開組織方面的混亂不說，它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取得政權），肯定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丹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義時機已經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逐步增強黨的力量——這點也許是正確的。然而，很明顯，到了獨立斗爭時期，印共根本就把領導這場斗爭的機會拱手相讓出去。



同樣，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時機也已經成熟，這點不成為問題。國際資本主義的態度總是成為一個重要的標志，而它們的態度又是什么？這種態度由驚慌失措到驚恐萬狀不等！讓我們別忘記，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數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具有某種程度的更大優勢。然而，在政治理論方面，它卻遠遠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論而不是數量，成為印共的問題。顯然，即便是對于理論采取了最為一絲不茍的態度，也不能一定保證勝利，有時條件就是不成熟。不過，我們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況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蘇加諾繼續擔任政府名義首腦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權。但是，如果他們取得政權（有或沒有蘇加諾），不可避免的是，鑒于領導層的政策，它產生的政權將不會是一個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而是一個類似中國的畸形的工人國家。盡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在東南亞最大的國家的消滅，將會是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對國際被壓迫群眾的一個巨大鼓舞。



尤有進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國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權的話，整個中東發生的事件的模式，從那時開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說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東南亞地區本身來說，一個最大的國家的革命，其反響將會是巨大的，而對于西方帝國主義來說，在失去中國不過十來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國將無異于一次毀滅性打擊。





                            復  興？

   

那么如今的形勢如何？自1965年以來，初期的土生土長的資產階級獲得了發展，有些也已經成為巨富，然而印尼的工資水平在東南亞依然最低。此外，印尼決不可能追上日本，甚或南韓的發展。為時簡直就太晚矣。



正如印度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指出的，“戰后能稱得上從落后的社會發展成為完全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日本和東南亞的所謂‘新工業化國家’（即南韓、臺灣、新加坡和香港）。導致他們發展的背后原因，就是對中國革命這個榜樣感到害怕。革命曾經擴散到朝鮮、越南和馬來亞，即便是日本，在1940年代，革命也曾是一個嚴重的危險。



“這些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沒有能力打破封建地主的勢力和貫徹實行土地改革，而做不到這一點，工業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日本，盡管它的社會落后，早已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致使美帝國主義要以麥克阿瑟將軍作為其占領軍首腦，來否定戰敗的日本軍閥的決定，實施了一個十分激烈的土地分配計劃，與此同時，拿出龐大的美元津貼來資助工業化政策。



“美帝國主義在其占領下的南朝鮮實行了同樣嚴厲的土地改革，以阻止來自朝鮮半島北部的革命的蔓延。而且，又是這個麥克阿瑟將軍（在某種意義上，他可說是本世紀最進步的資產階級份子）完成了這個（土改）計劃。



“在臺灣，因中國大陸的革命逃離到這里的蔣介石軍隊，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以穩定其占領下的島嶼。新加坡和香港其實是‘城市國家’，均建基于近海島嶼，所以，土地問題并不是那么難于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著名的‘新工業化國家’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它們全都是由已經被革命橫掃的國家里分裂出來的碎片——被放逐了的反革命！絕不可以把它們當作資本主義可行性的論據?！埃ㄗ?8）



就印尼的土改來說，恰恰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獨立后，朝著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和鞏固地主階級地位的傾向在繼續發展。文武官員經常用從商業世界以外積累的資本來涉足這個領域。”(注29)



1億8千萬印尼人民大眾有百分之八十在最低生存條件下生活（據最新統計，印尼人口已達2億以上——譯者）。印尼的嬰兒死亡率在東盟國家里最高（87/1000），百分之八十九的居民沒有安全的飲用水。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民主這一方面來說，今天的印尼比起荷蘭殖民統治時期還缺少民主。顯然，歷史證明，印尼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



那么，印共的情況又如何？在印共進行最后抵抗超過了二十年之后，政府依然還在射殺那些老人，依然還在清洗文職官員中的那些“共產黨人”。至于印尼的工人階級會否在印共旗幟下或其他旗幟下重組政黨，現在還很難說。不過，這實際上不是主要問題。正是黨采用的綱領而不是名字，才是至關重要。



1965年后，直到1968年，斷斷續續有報道說，幸存的印共份子展開游擊戰活動。但是，在印尼，把游擊戰爭當作主要的戰術，是注定要失敗的，這完全是地理因素使然。爪哇島過去是，今后仍然是全國的中心。爪哇在1960年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要比荷蘭或比利時還高。如果說，1960年代的情況是如此的話，那么自那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今天的人口密度要比過去高好幾倍。



在各城鎮的工人階級，才是主要的社會力量。這不等于說，完全排除在較后一個階段，外島可能進行某種形式的游擊斗爭，作為對城市工作的一種補充。尤其是指把工人群眾都武裝起來的“武裝斗爭”，在某個階段具有絕對重要的意義。但是，以游擊戰爭道路，或者更糟糕以個人恐怖行動作為主要的策略，完全是一條死胡同。的確，1920年代發生的恐怖活動事件顯示出組織的混亂。不過，還有更為嚴重的危險迫在眉睫。



今天有許多印尼人冒充為“民主人士”和“人民之友”，明天將會有更多這種人。他們中的某些人雙手沾滿了血腥。有一天工人階級運動真的重新崛起的時候，千萬別錯把它的敵人當成自己的朋友。



革命的風暴又一次正在席卷印尼，而正是青年人再一次站在最前列。印尼革命歷史的過去篇章銘刻著司馬溫、達爾梭諾、丹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萬萬青年人不可磨滅的功績。就像今天那樣，正是這些聚集在學習團體和活躍份子小組里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農民結合在一起，他們將組成這次復興的核心。



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黨被禁，真正的工會被禁，左翼的報紙被禁，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也被禁。可是，盡管政府要禁止，目前在青年積極分子和學術小組中正在辯論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且，正是從這場辯論中，當然，還有從反對所有政權中最邪惡的這個政權的斗爭中，明日之革命干部正在形成。這本小冊子正是獻給這些英勇的年輕革命者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