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隱瞞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朱元璋平定張士誠之前，派人打聽敵情，聽說張士誠住在深宮里養尊處優，懶得管事，就發了一通感慨：“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瞞我。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

立國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務網，監督官員，努力維持著處罰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斷地發現，不斷地處罰，不斷地屠殺。但是這局棋似乎總也沒個了結。朱元璋說：“我想清除貪官污吏，奈何早上殺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

這是不是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皇帝不是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嗎？他不是想打誰的屁股就打誰的屁股，想砍誰的頭就砍誰的頭嗎？不錯，官僚處于權力劣勢。但是，老百姓和皇帝之間隔了無數信息關卡，直接接觸老百姓的是衙役，這是第一關。衙役要向書吏匯報，這是第二關。書吏再向州縣官員匯報，這是第三關。州縣官員向府一級的官員匯報，這是第四關。府級向省級官員匯報，這是第五關。各省向中央各部匯報，這是第六關。中央各部向內閣（皇上的秘書班子）匯報，這是第七關。信息到達終點站皇上面前的時候，已經是第八站了。這還沒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處、局和秘書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經過這許多層的傳遞仍不失真。更何況，信息在經過各道關卡的時候，必定要經過加工。在無數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沒注意什么，選擇什么，忽略什么，說多說少，說真說假，強調哪些方面，隱瞞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說得清楚，說不清楚，這都是各級官吏每天面對的選擇。封鎖和扭曲信息是他們在官場謀生的戰略武器。你皇上圣明，執法如山，可是我們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勢大好，你權力大又能怎么樣？我們報喜不報憂。我們看著上司的臉色說話。說上司愛聽的話。我們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難道有誰能天真地指望錢能向皇上匯報，說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兩次敲詐勒索么？

所以，朱元璋之后，皇帝越發無能，官僚越發大膽，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的情況，也就越發嚴重了。明弘治十七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奉命去山東曲阜祭孔。他看到路上滿是流民逃戶，納稅人戶減少，軍隊兵員空虛，倉庫里的糧食儲備不夠十天吃的，官員的工資拖欠了好幾年。李尚書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給皇上寫了份匯報，直言不諱地寫道：“平民百姓的情況，郡縣不夠了解。郡縣的情況，朝廷不夠了解。朝廷的情況，皇帝也不夠了解。開始于一點寬容和隱瞞，結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寬容和隱瞞在開端處很小，蒙蔽的結果則禍害很深。……臣如果不是親自經過這些地方，盡管在政府部門工作已久，每天還接觸文件匯報和各種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詳細情況，更何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盡管圣旨頻頻下發，下邊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況，一旦事情涉及到內廷和貴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棄了。我恐怕今天的這些話，還要變成空話。”

果然，不足百年，李自成已兵臨北京。崇禎上吊而亡，他最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斷糊弄他的官僚集團。遺書寫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夠，惹來了上天的怪罪。但這一切，都是由于諸臣誤我。我死了沒臉見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頭發遮住臉，任憑你們這些賊分裂我的尸體，不要傷害一個百姓。”崇禎的怨恨不無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無數慘不忍睹的蒙騙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幾個月，他的首輔（宰相）周延儒還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沒打起來的戰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獎賞。這場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親自指揮的，就發生在離北京不過幾十里地的通縣，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和朱元璋一樣，毛澤東也是布衣出身，而且又熟知史實，對于官僚們的把戲是再清楚不過了。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一封《給基層干部的信》（即《黨內通信》），其中寫道：“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與自己也不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于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這封信對當時的共產風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并且以黨主席身份，越過各級官僚機構，直接發到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這樣就能夠沖破官僚集團的封鎖嗎？據已知的史料，當時的四川第一把手李xx把《黨內通信》收回，繼續搞他的密植高產，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后，體制下放一拖再拖，四川組還要求主要體會《報告》的精神，“不聯系實際”。曹為平回憶：“在四川南充，我問了不少黨員，長期以來答案都是從沒聽說過。而且許多人一口咬定決不會有那樣的事。最近我才聽說，南充在很小的范圍里--只限于各單位領導，還是傳達過。并且馬上把文件收了，并說不許說出去，要'承擔責任'”。

不要說地方官僚，就連身邊親信也不可靠。1965年末，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了《海瑞罷官》的一些事，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xxx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毛身邊的幾個秀才身上。由于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刪去了毛澤東對xxx、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于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以田在毛身邊的閱歷，他會認為這段話是毛的信口之言嗎？田家英當然是有自己用意的。其用意之好壞，我們也不去評價，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一個隨意刪除更改領導談話內容的秘書，恐怕也不能說是職業典范吧？據說田還做了一些別的事，例如把毛的言行私下通報劉少奇，最后自殺了事。這條人命又算在毛的頭上了，毛真是冤大頭。

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的威信達到歷史最高點。據說那時經常半夜里有最新指示發表，甚至一周幾次。一旦高音喇叭聽到最新指示發表，全城的大人小孩全要爬起來，以最快速度趕往單位和學校。沒單位的家庭婦女趕往街道革委會，然后人們敲鑼打鼓上街游行慶祝。照這么說來，毛澤東的話即使不是“一句頂一萬句”，起碼也得頂一千句吧？但是當時就發生了這么一件事。1966年6月，工作組傳達了毛澤東關于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么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準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然而時隔很久人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么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后一句話：“今后不準打人”？！

毛澤東的原話說得很明確：“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今后再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1966 年12月27日，毛澤東專門為此給周恩來寫了親筆信：“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接見xxx xxx同志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時說：“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幾天。

之后公布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這正是“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在受害者及家屬心里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從古到今，官吏們最擅長的就是陽奉陰違，或者“打著紅旗反紅旗”，還說這叫“最忠”。

20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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