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2009年11月15日 來源：《重慶晚報》

　　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祿居。

　　1967年1月，我從下鄉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系，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后勤部）發給。據劉少奇病歷記載，北京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被調回中南海并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歷。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并詳細記錄于病歷。

　　那時，少奇同志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庭院和室內，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1968年4月，少奇同志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少奇同志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意見：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并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

　　搶救劉少奇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按照醫患之間的關系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輕視和懈怠。

　　當時，少奇同志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后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并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并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醫生董長城和我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指示要盡力救治。

　　七次從兇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這是一種十分兇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志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后，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里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復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

　　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復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干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于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于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凈，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3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瑯、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杰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云，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邊，從未發生過差錯。至于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復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洛陽

　　少奇同志在我們的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后，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云兩位置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并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歷、治療和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療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歷，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察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歷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講述人：顧英奇，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保健處醫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中央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副主任，總參警衛局保健處主任軍醫，中國康復醫學會會長，衛生部副部長等職。

附：鳳凰衛視何亮亮造謠《劉少奇冤案的現代性啟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200711/1114_336_297273.shtml

 何亮亮：劉少奇冤案的現代性啟示

新聞背景：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寧鄉縣，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回國，曾經參與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安園路況工人大罷工"、"五卅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1927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領導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49年9月，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6年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副主席；1959年和1965年兩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3年到1966年，劉少奇先后到印尼、緬甸、柬埔寨、越南、朝鮮等國進行了友好訪問。

1966年，文革開始之后，劉少奇受到錯誤的批判和人身摧殘，被免除一切職務；1969年10月，重病的劉少奇被困到河南省開封市，監禁在一個嚴密封鎖的小院內，由于病情迅速惡化，1969年11月12日清晨劉少奇含冤逝世，還差12天就是他71歲生日。在他的火葬單上的名字是劉衛黃，是劉少奇少年時期曾經用過，卻不為外界所知的名字，職業是無業，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何亮亮：劉少奇在他生前是遭受了非常嚴厲的批判，實際上已經不是真正的文明社會的一種批判，是群眾對他的非常無禮的，當然也是受到了當時毛澤東暗中默許的一個批判了，結果劉少奇是在沒有通過任何合法的程序，就被罷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他實際上被禁錮起來了，那么最后實際上他的重病也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一段歷史的原因，一是從細節上來看，一個國家的主席，一國元首的死亡，連他的本名都不能用，只能用他少年時候曾經使用過的一個名字劉衛黃，這個名字雖然聽起來有點像是故意從政治上去抹黑，但是實際上不是，而且雖然他實際上還不到71歲，但是已經白發蒼蒼了，因為來勢兇猛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因為強加在他身上的無妄之災，給這位老人生理和心理上的打擊非常巨大，非常沉痛。

我們可以想一想，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大地上，連國家主席都不能夠通過憲法來保護自己的生命，那么普通的老百姓也就更不用說了，從這個角度來說，那瘋狂的十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這種悲劇性的死亡，是十年浩劫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個點，后來我們看到，文革結束后，劉少奇就被平反了，后來他的骨灰從開封被運回到北京，王光美，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扶在劉少奇的棺材上非常悲痛的形象，永遠地定格在中國人民的記憶當中，因為這沉痛的一頁提醒人們一旦沒有法制，一旦最高領導人的權威不受任何節制的時候，他會給民族帶來怎樣的災難，所以我們在回憶過去的時候，更多已經不是要控訴什么人，也不是要抹黑什么人，而是要通過對歷史事實的追訴，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反省，更重要的是要防微杜漸，更重要的是吸取歷史教訓。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生機勃勃，社會進步非常迅速，實際上憲政建設，民主與法制的建設也已經成為從中央領導人一直到民眾，都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因為社會的進步需要一個更好的社會法制環境的保護，我們相信，像劉少奇冤死的這種悲劇，不會在中國發生了，因為產生文化大革命這種悲劇的土壤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在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同時，如何強化中國的民主與法制的建設，提高中國人的公民意識，保護自己的權利，而司法當局，也能盡可能在法律范圍里面保護每一個公民，他的權利，他的尊嚴都能得到保護，我想這也是大家我們一起在紀念劉少奇不幸死亡的事件當中所共同具有的一種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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