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化外部危機為本國經濟建設契機及其啟示

商務部研究院  梅新育

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也是其不可消除的痼疾﹔而只要各國之間沒有實現完全的經濟一體化﹐經濟周期就不可能完全同步﹐政治和社會變動又將進一步加劇各國經濟周期不同步。在存在經濟周期不同步的情況下﹐對于沒有陷入危機或受危機傳染甚微的國家而言﹐現實和潛在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危機就是可資利用的契機﹐因為對方在危機壓力下將不得不放低姿態﹐減少要價。目前﹐全世界已經籠罩在19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陰影之下﹐我國發達的出口制造業也遭到了沖擊。然而﹐只要我們把對外經貿的思路從單純的出口轉向包括進口﹑從單純的引進外資轉向包括對外投資﹐我們就會發現﹐外部危機也為我國經濟建設提升層次創造了契機﹐這一點在突破西方對華出口管制﹑擴大進口其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在化別國經濟危機為本國發展契機方面﹐蘇聯曾經以主動的姿態創造過非常成功的經驗﹐這些經驗曾經對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發揮了重要啟迪作用﹐在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向與會者印發了〈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等材料﹔時至今日﹐有了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我們回顧這些史實時認識當可更加深入。本文旨在簡述﹑總結蘇聯在此方面的成功經驗﹐在此基礎上就我國如何利用當前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契機﹑以及在更長時間跨度上如何利用經濟周期不同步的機遇提出一些意見。

一﹑蘇聯高速工業化及外部資金和技術在其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不是一種資本主義以外的階段﹐而是對它的替代 — 一種沒有分享工業革命的國家能夠效仿工業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不同的競爭規則下取得迅速積累的手段。”[1] — 發展經濟學先驅之一﹑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之所以對社會主義下了這樣的定義﹐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在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之后全力以赴推進工業化﹐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輝煌成就﹐在不長時間內就將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了主要工業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工業化大國。

沙皇俄國在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窮兇極惡﹐在西方國家面前卻十足是個經濟落后的“泥足巨人”。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革命前俄羅斯帝國的落后狀況作了如此描繪﹕“革命前的俄國按領土來說﹐在世界各國中占第一位﹔按人口來說占第三位（僅次于中國和印度）﹐按工業品總額來說﹐占世界第五位﹐占歐洲第四位。它擁有的現代化生產工具﹐等于英國的四分之一﹐德國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在國內重工業的主要部門中﹐外國資本家主宰著一切。”[2] 即使在技術層次較低的采掘業﹐也有很大一部分控制在外國資本手里。19世紀末﹐俄羅斯帝國87％的煤炭出自頓巴斯﹐而法﹑比﹑英國資本在頓巴斯礦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赫魯曉夫后來回憶年青時的頓巴斯工人生活時說法是﹕“我在德國人的工廠干過活﹐也在法國人的礦上工作過﹐還在比利時人的化工廠里待過。”[3]

就總體而言﹐正如19~20世紀之交俄羅斯帝國最著名國務活動家謝‧尤‧維特伯爵評定的那樣﹐俄羅斯帝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截至1913年﹐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品產值僅占40％強﹐工業品產值中現代工業﹑生產資料所占份額甚微﹐生產資料只占三分之一﹐機械制造業只占6.8％。[4] 正因為如此﹐帝俄時代的知名詩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為之喟然長嘆﹕“俄羅斯母親呵！你貧窮而又富饒﹐強大而又軟弱﹗”[5]

給蘇維埃政權雪上加霜的是﹐在連續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中﹐如此薄弱的現代工業基礎又遭到了嚴重破壞。1920年國內戰爭結束時俄國工業產值僅相當于戰前1913年的13.8％﹐其中﹐生鐵產量為2.4％﹐棉紗為5％﹐食糖為6.6％﹐植物油為3.4％﹐[6] 農業總產值也比1913年減少了三分之一。[7] 自然條件﹑地理區位和產業基礎較好的波羅的海地區﹑波蘭﹑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分離或被割讓﹐進一步撕裂了俄羅斯原有的經濟體系。直到蘇聯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計劃編制者們對蘇美經濟差距的評估仍然高達50年﹕“如果把我們1927~1928年間的國民收入和資本能力的指標與美國相比﹐以便對我們現時和先進國家的差距有一個概念﹐那就是我們落后美國50年。”[8] 比規模差距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是技術差距﹐如在農業生產中仍廣泛使用木犁。1927~1928年﹐蘇聯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情況下發生了谷物收購危機﹐在探討解決糧食問題的出路時﹐斯大林曾指出﹐當時蘇聯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萬部﹐只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大大增加糧食產量。[9]

經濟與科技落后令羅曼諾夫王朝末期的俄羅斯帝國在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中迭遭重創。明治維新晚于彼得大帝改革170年﹐日俄戰爭中俄國卻慘敗得令全世界瞠目不已﹔曾幾何時﹐普魯士之輩德意志諸侯國不過是托庇于俄羅斯帝國的附庸﹐而到得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與高度工業化的德國甫一交手﹐其全面落后狀況便暴露無遺﹐《靜靜的頓河》等眾多俄蘇文藝作品對此作了生動的描繪﹐更在被迫與德國簽定《布雷斯特條約》城下之盟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腦海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倘若再回顧克里米亞戰爭敗于英法﹐西方列強在日俄戰爭中大力支持日本﹐[10] 一戰中對俄羅斯利用多于幫助﹐內戰中借機掠奪和削弱俄羅斯。……這一系列痛苦的歷史必然令任何一個具備國際視野的俄羅斯愛國者分外警惕﹐突破于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的現實社會主義因此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濃烈的“趕超”色彩﹐追趕先進國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現實社會主義政權立足后的中心使命。

十月革命前夜﹐列寧就強調﹐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超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俄國生死攸關的大事。“革命所已經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以內就趕上先進國家了。但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斬釘截鐵地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且超過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11]

與列寧的上述論點一脈相承﹐1931年2月1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斯大林提出著名的“落后就要挨打”命題﹐滿懷焦灼地向全體共產黨員和蘇聯人民呼吁﹕“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50~100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12] 其后﹐他進一步說明﹐“我們不能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哪一天進攻蘇聯﹐打斷我國的建設。他們隨時都可以利用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弱點來進攻我們﹐這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錯過時機﹐而能盡量利用喘息時機﹐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的基礎﹐即蘇聯富強的基礎。”[13]

表~1﹕蘇聯和法西斯國家的賽跑

主要資料來源﹕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英）伊恩‧格雷﹕《斯大林 — 歷史人物》﹔（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

正是基于對強敵環伺下后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上述深刻認識﹐盡管一批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等機構工作的經濟專家們主張長期貫徹恢復和鞏固戰前工農業生產比例關系的政策﹔[14] 盡管布哈林等領袖主張走類似西方國家早期那種先發展輕工業以便積累資金的工業化道路﹔飽經憂患的蘇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最終還是選擇了全力以赴推進國家工業化﹑特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正如捷爾任斯基所說﹕“工農的俄國﹐難道她能是別的樣子﹖她只能是金屬的﹐只能是捍衛我們的國家和牢固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的基礎。”[15] 1925年12月﹐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宣布﹐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當前工作的中心任務﹕“要從下述觀點來進行經濟建設﹕使蘇聯從一個輸入機器和設備的國家變成生產機器和設備的國家﹐從而使蘇聯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下絕不會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附庸﹐而成為一個按社會主義方式進行建設的獨立經濟單位。”[16]

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蘇聯工業化便取得了輝煌的成就。1928年10月﹐蘇聯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僅用四年零三個月便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計劃任務﹐工業增長一倍多﹔而此時資本主義世界正處于大危機的震蕩之中﹐同期美國工業下降42％﹐英國下降18％﹐德國下降39％﹐法國下降26％﹐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下降33％﹐[17] 蘇聯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生產急劇萎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到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年）結束時﹐蘇聯工業產值已經超過英國﹑德國﹑法國﹐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在世界工業所占比重從1913年的2.6％提高到1937年的13.7％。[18]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到1940年﹐蘇聯工業增長5.5倍﹐年均增長16.9％﹐其中重工業增長九倍﹐年均增長21.2％﹐增速為世界工業史上所未有。[19]

“這是歷史上一個生氣勃勃的偉大時代﹐也許是最偉大的時代……它產生了千百萬的英雄﹐也產生了某些惡魔。比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顧這個時代并且列舉它的罪惡。但是﹐那些在斗爭中生活過來的人﹐甚至許多因斗爭而死去的人﹐卻曾經忍受了禍害﹐認為這是建設的一部分代價。”[20] 毋庸諱言﹐蘇聯的工業化伴隨著重大犧牲﹐暴風驟雨式的工業化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不少浪費﹐但工業化為蘇聯奠定了日后戰勝德國法西斯的物質基礎﹐蘇聯得以躍居超級大國﹐而不是如同東歐其它國家那樣淪為納粹的種族滅絕屠宰場。鑒于蘇聯工業化的成就﹐斯大林逝世后﹐共產主義的死敵丘吉爾在英國國會高度評價他的業績﹕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只能生產鋤頭的俄羅斯﹐身后卻留下了一個能夠制造核武器的俄羅斯。英雄相惜﹐信哉斯言！并非偶然﹐正是在蘇聯開始大規模工業化之時﹐蘇維埃政權給長期被眾多主流歷史學家抨擊為“暴君”的彼得大帝恢復了名譽。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所謂“黃金十年”（1927~1937年）。在片面高度依賴進口制成品和關稅收入﹑外資和市場機制的錯誤經濟發展思想指導下﹐中國境內輕工業（其中外資占很大比重）雖然取得了一定增長﹐但重工業總體上反而衰退。當時中國最大造船廠江南造船所1927~1937年間年均造船20.9艘﹑5531噸﹐此前22年則為年均造船23艘﹑7506噸﹐在1918年的高峰時期造船十艘﹐總噸位6.04萬噸﹔本期11年中有四年虧損﹐此前22年中則僅有一年虧損。對第二大造船廠馬尾造船所﹐南京國民政府既未推動經營機制改革﹐如同江南造船所那樣承攬商船修造業務﹐又沒有保證其經費﹐接連削減其經費撥款。晚清時期馬尾造船所每月經費三萬元﹐1927年削減為每月1.4萬元。“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政府本應整軍經武﹐增加對船舶技術自主研發和制造的投入﹐南京國民政府卻于1933年再次將馬尾造船所經費撥款削減到每月0.8萬元。[21] 冶金工業產量也絕對下降﹐其中生鐵產量1922年曾達到33.5萬噸的高峰﹐1928年為19.0萬噸﹐1929年便銳減至14.9萬噸﹐直至1936年﹐最高不過17.3萬噸（1933年）﹐最低僅有12.5萬噸（“九一八事變”前夕的1930年）﹐直到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夕的1936年也僅有16.2萬噸﹐[22] 形成了輸出鐵礦石﹑進口鋼鐵和器材的典型半殖民地形態﹐且日本控制了當時中國境內絕大多數近代采礦和冶鐵工業﹐1936年日本投資和貸款控制的產量占鐵礦的99.2％﹑生鐵的96.8％（包括東北）。[23] 其結果是中國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總體上被動挨打﹐最富庶的半壁江山淪喪﹐3500萬軍民傷亡﹐戰后以“戰勝國”身份仍要蒙受喪失近七分之一領土的損失。

蘇聯之所以能夠在帝俄落后基礎上實現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工業化﹐充分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是重要經驗之一。與彼得大帝一樣﹐蘇聯歷代領導人都對此給予高度重視。國內戰爭硝煙尚未散盡﹐列寧就指出要盡快恢復和發展對外貿易﹐多次強調要學習資本主義一切科技與管理成果為己所用﹐提出“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總和＝社會主義”。[24] 1920年底﹐列寧談到利用外國技術恢復國民經濟時說﹕“我們主要應該關心的是盡快地從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機車﹑機器﹑電氣器材等等生產數據﹐沒有這些生產資料﹐我們便不能象樣地恢復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復我們的工業……”[25] 1921年8月28日﹐內戰硝煙消失未久﹐[26] 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題為〈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后〉的署名文章﹐指出俄共（布）“已由在俄國內部實行變革的黨變成了建設的黨﹐變成了創造新的經濟形式的黨”﹔而且﹐“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在一個或幾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之前”﹐必須“尋求同敵視我們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建立經濟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術裝備。租讓制和對外貿易 — 這些就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27] 也正是在召開聯共（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實現工業化為全黨全國當前中心工作的1925年﹐蘇聯進出口額比上年猛增1.4倍﹐達到50億盧布。1927年12月﹐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起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議》明確指出﹐必須最大限度地擴大同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聯系﹐包括擴大對外貿易和國際信貸﹑實行租讓制度﹑吸引外國技術力量﹐等等﹐因為這種聯系將會加強蘇聯的經濟實力﹐促使其更加獨立于資本主義世界﹐擴大蘇聯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二﹑蘇聯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的成功實踐

（一）利用經濟危機突破外部經濟封鎖

然而﹐在充滿競爭﹑沖突的現實世界里﹐蘇維埃政權領導集團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利用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的良好意愿必然遭到無情政治現實的阻撓。蘇維埃俄羅斯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西方封鎖和武裝干涉之苦﹐難以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與西方開展經濟合作﹔即使開展合作﹐對方索價也極為高昂。1918年10月﹐英國帶頭決定禁止向蘇俄出口商品﹔翌年10月﹐協約國和美國正式宣布封鎖蘇俄﹐并要求中立國配合﹐導致蘇俄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淪為孤島﹐無法發展正式對外經濟關系﹐只能通過民間關系進口極少量商品。特別是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和大銀行對蘇俄實施的黃金封鎖﹐等于剝奪了蘇俄當時唯一的國際支付手段﹐導致蘇俄進出口交易額微乎其微﹐1919年進出口總額僅1100萬盧布（按1950年匯率計算）﹐僅相當于1913年的0.1％﹔1920年也僅有一億多盧布﹐[28] 根本談不上是真正的對外貿易。戰后經濟社會危機使西方市場問題尖銳化﹐為蘇維埃政權打破封鎖﹑取得西方資金和壓低對方要價創造了有利時機。

1918年11月﹐協約國與德國簽署停戰協議之后﹐勝利者未及慶祝﹐便面臨全面的經濟與政治震蕩﹐生產下降﹐物價高漲﹐貿易極度萎縮﹐罷工席卷各國。即使在英國這個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心﹐工人罷工也一路增長﹐1917~1919年分別為730次﹑1165次和1352次﹐1919年參加罷工者2591萬人次﹐比1917年增加兩倍。在戰爭中喪失了數百萬壯勞力的法國﹐1919年罷工2026次﹐罷工參加者超過115萬人﹐均比前幾年增多數倍。從1920年7月起﹐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爆發危機﹐其中英國整個工業生產從最高點到最低點下降46％以上﹐超過英國此前歷史上任何一次危機。[29]

嚴峻的經濟形勢迫使西方國家有識之士轉向開發對俄貿易之利。正是在一戰之后歐洲的蕭條年代﹐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指出﹐西歐和中歐對俄國糧食的需求在戰前已經很大﹐1920年以后會更大﹐因此﹐協約國封鎖蘇俄極為愚蠢和短視﹐與其說是他們封鎖俄國﹐莫如說是他們封鎖自己﹔他倡言﹐英國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國的經濟﹐就應當設法恢復同德俄兩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30] 也正是在危機的沖擊下﹐對俄封鎖之墻一段一段倒塌﹕

1920年﹐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經濟危機﹐當年1月﹐面對國內嚴重饑荒和商品滯銷﹐協約國最高會議被迫決定撤銷封鎖。

同年7月﹐美國解除對蘇俄的貿易禁令﹐蘇聯趁機從瑞典獲得一筆4100萬盧布的18個月期商業貸款﹐一舉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從此開始了與西方經濟技術合作的歷程。

1921年3月﹐《俄英臨時貿易協議》簽署﹐英國在事實上承認蘇俄﹐并允許蘇俄在倫敦出售黃金﹐從而打破了西方對蘇俄的黃金封鎖﹐對蘇俄發展對外經貿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

借一戰后歐洲經濟蕭條之機打破外部封鎖之后﹐蘇聯再接再厲﹐在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197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期間﹐再次演出了大規模利用西方經濟危機推動本國經濟建設的精彩戲劇﹐其內容主要表現在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和引進外部智力三個方面。

（二）利用經濟危機大舉引進技術設備

無論是對于發達國家還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此處所說是“發展”而不僅僅是“增長”）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概括源于斯大林的論述﹕“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生產不斷發展的方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這一表述本身就體現了斯大林對科技進步的高度重視。蘇維埃俄羅斯立國之初﹐開國領袖們就盯上了電氣化這個當時科技革命的前沿領域﹐列寧不僅提出了“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著名公式﹐而且直接領導編制了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長期遠景計劃﹐確定了發展大機器工業以及在電氣化基礎上實現生產技術革新的目標。在工業化全面啟動之前﹐斯大林已經將科學技術置于很高地位﹕“一般地發展國營工業現在已經不夠了。……現在的任務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重新裝備我們的國營工業并使它進一步擴展。”[31] 1925年﹐斯大林領導蘇聯啟動社會主義工業化時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要與科技發展和應用結合起來。他指出﹕“使我國工業化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把我國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就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立并發展我國的工業。”[32] 到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又提出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

一國在長期內可持續的技術進步無疑只能立足于自主研發﹐但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必然主要依靠引進才能盡快實現技術飛躍﹐然后才能轉入消化﹑吸收﹐進而上升到自主研發為主階段。技術引進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引進物化的先進技術裝備（包括相關圖紙﹑專利等）﹐一種是引進智力（包括聘請外國專業技術人員和派遣技術人員出國進修兩個方面）。在外部經濟危機時期﹐蘇聯在這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作為發展中國家﹐蘇聯對引進先進技術裝備的客觀需求不言而喻﹐蘇聯領導層對此也始終給予高度重視。在1921年8月28日《真理報》發表的〈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后〉一文中﹐斯大林提出的國家工業化任務第二項就是“發展對外貿易以輸入機器和裝備”﹔[33] 到得西方經濟危機期間﹐蘇聯便大量進口先進設備和技術。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正逢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蘇式趕超戰略又以高積累﹑高投資著稱﹐積累率從1925/1926年的16％提高到1928~1937年間的26~27％﹐有的年份高達三分之一﹐僅1928年一年﹐蘇聯取自德﹑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的機器設備凈進口量就相當于全國產量的43.4％﹐占消費量的30.4％。[34] 一時間﹐蘇聯躍居世界市場上西方技術和機器設備的頭號買主﹐經濟危機最深重的美﹑德兩國是對蘇出口機器設備最多的國家。1929年﹐僅美國就有一千多家商號向蘇聯出售機器設備﹔1931年﹐美國機器設備出口50％輸往蘇聯﹐其中農業機械﹑機床﹑翻砂設備占67％﹑63％和74％﹐[35] 而此時美國尚未與蘇聯建交。1929~1930年﹐蘇聯購買的英國機器設備約占英國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70％﹔到1932年占90％。1931年﹐蘇聯購買了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30％﹐[36] 1932年購買了50％。與此同時﹐機器設備在蘇聯進口總額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29年占30.1％﹐比1925年提高近1.2倍﹔1932年占55.7％﹐比1929年又提高了85％。[37] 也正是在這場危機中的1933年﹐政治和經濟現實迫使美國放棄了此前頑固的反蘇立場﹐步其它主要資本主義大國之后塵承認蘇聯。

引進外國技術設備對蘇聯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蘇聯奠定工業化基礎的一大批骨干企業﹐諸如三大鋼鐵廠﹑三大汽車廠﹑三大拖拉機廠﹑烏拉爾重型機器廠﹑第聶伯水電站等﹐幾乎全部采用了西方技術和設備。1920年代末﹐蘇聯所需金屬切削機床的67.1％﹑渦輪機的52.6％﹑拖拉機的69％﹑發電機的89％﹑蒸汽動力設備的87％都是從國外進口的。[38] 也正是依靠大規模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技術裝備﹐到了1939年3月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提及蘇聯為鞏固自己國際地位而提出的對外政策七大支柱中﹐將蘇聯本國日益增長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力放在第一位﹐其中就滿懷自豪地講到﹐蘇聯在現代技術裝備的基礎上完成了工農業改造﹐工業所采用的新技術裝備的規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二戰之后﹐盡管冷戰時時困擾著蘇聯和西方的經濟交往﹐但到1970年代﹐西方世界危機層出不窮﹐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國際金融體系進入“無體系”時代﹐從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歲月”滑入“滯脹”泥潭……此時此刻﹐西方不得不將眼光投向蘇聯東歐那片廣闊無垠的平原﹐聯邦德國等西歐國家在發展對蘇經貿上更是一馬當先。1973~1975年﹐西方陷入經濟危機﹔1975年8月﹐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在赫爾辛基召開﹐除阿爾巴尼亞外的歐洲33國和美國﹑加拿大政府首腦與會﹐會議通過的《最終文件》強調發展東西方經濟聯系﹐“努力尋求在貿易﹑工業﹑科學技術﹑環境以及經濟活動的其它方面發展合作”﹐森嚴的巴統禁運壁壘正式松動。在此次會議前后﹐蘇聯掀起了本國歷史上第二個大量引進西方技術和機器設備的高潮﹐據蘇聯《對外貿易》月刊1978年第11期統計﹐70年代前半期西方經濟危機期間﹐蘇聯引進約兩千個重要工業項目的成套設備﹐約三分之一來自西方國家。[39]

（三）利用經濟危機引進國外智力

人力資源方面的缺陷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持續進步的最大障礙﹐從二戰之前到20世紀60~70年代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停滯﹐無不證明了這一點。俄羅斯歷史上就有引進西方技術人才的傳統﹐彼得大帝改革時期就引進了眾多西方國家技術人才﹔在蘇聯工業化時期﹐這一傳統得到發揚光大﹐蘇聯政府對引進智力持積極態度﹕

早在1925年6月﹐聯共（布）中央便批準了《關于聘請外國專家來蘇工業部門工作和派遣蘇聯大學生﹑工程師﹑技術員出國學習的提綱》。

1928年4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議明確規定﹕為擴大并改進不斷派遣專家出國學習最新技術成就的工作﹐為此特別需要派最優秀的青年專家和高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出國留學。

1929年5月﹐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專門設立外國咨詢局﹐負責領導引進技術工作。

在外部經濟危機期間﹐蘇聯的引進智力工作（包括聘請外國專業技術人員和派遣技術人員出國進修兩個方面）更是取得了長足進展。一方面﹐西方公司和政府不得不降低姿態﹐與蘇聯簽署更多的技術服務協議﹐1929~1945年間﹐蘇聯與西方公司簽訂技術援助協議共216項﹐[40] 其中不乏美國通用電氣﹑福特汽車之類當時最為聲譽顯赫的大型跨國公司﹐西方科技人員僅僅為謀生起見也不得不更多地向蘇聯尋求機會﹔另一方面﹐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重挫了資本主義的“軟實力”﹐不少外國技術人員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出于向往而移民蘇聯﹐為蘇聯服務﹐即使本意是為了謀生而來到蘇聯的外國技術人員﹐也會受到感染而煥發出更多的工作熱情﹐工作質量顯著提高。

這樣﹐危機大大推動了蘇聯引進外部專家的工作。1928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有379人﹐技術工人505人﹔到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爆發后的1930年﹐蘇聯聘請的外國專家和技術工人已達數千人﹔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增加到九千多人﹐外國技術工人1.06萬人。外國專家中不乏擔任總工程師﹑總建筑師﹑總顧問等要職和獲得蘇聯政府獎勵者﹐有些還獲得了蘇聯最高科技獎 — 列寧勛章。1927年﹐派往美﹑德兩國學習的科技人員合計不過五百人﹔到西方經濟危機爆發的1929年﹐僅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外派進修的工程技術人員就多達1200人。[41]

值得注意的是﹐與當時其它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主動被動地片面依賴引進人才不同﹐為了避免形成對引進人才的依附性﹐蘇聯在國內發起了全世界史無前例的全民教育運動﹐國家是在此基礎上引進外部智力的。帝俄時代僅有1％的居民受過中等以上教育﹐四分之一居民是文盲﹔到了蘇維埃時代﹐除強力全面推廣基礎教育外﹐在“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高等工業院校數目增加了九倍﹐中等技術學校增加了三倍﹐為大工業培養了近十萬名工程師和技術員。為了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才﹐在大學附設了工人預備班﹐在工廠組織了掌握新技術的運動﹐通過社會性技術考試等辦法﹐幾十萬工人成長為本行業務的行家里手。[42]

（四）利用經濟危機大量引進條件優惠的外資

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都長期面臨資本和外匯雙重缺口的約束﹐而且﹐往往越是在經濟恢復﹑發展良好的時期﹐兩缺口問題越發嚴重﹐因為此時不僅投資需求更為殷切﹐而且資本設備﹑零部件等進口增長較快﹐加劇了進口國貿易收支失衡。蘇聯也不例外。1918~1920年間﹐蘇俄年均貿易逆差1.5億盧布﹐1921~1924年間年均貿易逆差兩億盧布﹐1925~1931年間年均貿易逆差3.1億盧布﹐14年累計貿易逆差33.7億盧布。[43] 在1918~1925年貿易逆差期間﹐蘇維埃俄國不得不動用少得可憐的現有外匯和黃金儲備﹐以及在1921年饑荒時沒收的教堂珍寶來彌補。[44]

面對資本和外匯缺口的約束﹐列寧及其身后的領袖們都未曾忽視利用外資的積極作用。正是為了彌補資本和外匯缺口﹐并引進相應的技術﹑管理知識﹐在新政權確立之后﹐列寧才大力推行租讓制和從國外貸款。1920年12月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俄電氣化委員會計劃》擬定了此后十年蘇俄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指標﹐被列寧稱為“我們的第二個黨綱”﹐其編制者曾指望依靠引進外資解決國家電氣化所需資金的三分之一﹐[45] 列寧還為實施這項計劃而提出加大力度利用外資﹕“我們或許可以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把企業租給最大的帝國主義辛迪加……這樣來保證我們得到最新的技術裝備﹐建立起必要的基礎。”[46]

在列寧身后﹐蘇聯領導層內部曾先后就經濟發展戰略發生過兩輪大論戰﹐論戰雙方均將外資列為可資利用的資本積累來源。在托洛茨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與斯大林﹑布哈林之間展開的第一次論戰中﹐托洛茨基便將正確利用外資壟斷制﹑外國貸款﹑租讓制﹑技術援助合同等取得的一部分資金作為工業化資金的補充來源。在論戰的另一方﹐斯大林制定的工業化路線以國內積累為主要投資來源﹐認定此前歷史上侵占和掠奪殖民地（如英國）﹑索取戰爭賠款（如德國）﹑獲取掠奪性貸款（如沙皇俄國）等三種從外部流入“追加資本”的方法均不可取也不現實﹐但他并不排斥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以合理條件利用外資﹐而是明確指出﹐利用外資來振興工業﹐“這條道路無疑是正確的”。[47]

利用外資對蘇聯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經濟危機時期尤甚。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蘭特采訪﹐稱1931年底﹐蘇聯為引進技術和設備而舉債14億盧布﹐[48] 約占國民經濟總投資的一半﹐相當于“一五”計劃基建投資總額（88億盧布）的15.9％。

到1970年代﹐雖說拜歐佩克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兩度大幅度提高油價之賜﹐擁有巴庫﹑秋明等世界級大油田的蘇聯大發利市﹐石油出口收入扶搖直上﹐但畢竟制成品出口太少﹐大規模進口機器設備和糧食導致蘇聯貿易逆差直線上升﹐1970年代對西方貿易累計逆差129億盧布。為彌補貿易逆差﹐蘇聯除了在1971~1981年間向國際市場拋售2654噸黃金外﹐[49] 又開始大規模利用發達國家資金﹐將引進外資列為戰略措施。1973年5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講話﹐稱“有時人們把貸款稱為貿易的發動機﹐我們希望這個發動機開足馬力工作”。為解除國內對貿易逆差和外債增長的憂慮﹐蘇聯新聞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蘇聯﹕問答一百例》解釋道﹕“近幾年來﹐西方國家向我國提供了大量貸款以促進自己的出口﹐同時也是為了將來從我們這里獲得它們所必需的商品。這就是貸款的實質﹐那些根據長期的大規模的補償合同而提供的貸款尤其如此……因此﹐既不能認為我們的赤字是‘龐大的’﹐也不能認為會‘引起危險’。”[50]

由于存在償債義務﹐債務融資對借款人的財務管理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由于管理能力高下差異﹐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主權國家﹐付出過高債務成本﹑甚至陷入債務危機的案例都屢見不鮮。沙皇俄國從西方借入的外債因成本高昂而被稱為“奴役性貸款”﹐198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及俄羅斯也因屢屢陷入債務危機而須支付較高債務成本﹐1970年代的蘇聯則是信用紀錄優良﹐即使償債遇到困難﹐通常也能通過壓縮進口﹑拋售黃金和能源等辦法自行克服﹐因此被西方國家政府和金融機構視為一流客戶﹐樂于提供長期巨額貸款和優惠的貸款條件。蘇聯“九五”期間引進西方資本共計176.61億美元﹐其中1973~1975年間引進145.32億美元﹐占82.3％﹐是蘇聯從西方借貸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單項大宗貸款超過十億美元。1974年4月蘇﹑日簽署歷史上第一個政府間貸款議定書﹐蘇聯從日本輸出入銀行獲得一筆11億美元的蘇聯外貿史上最大的貸款﹐且利率﹑期限﹑自由選擇供貨公司等方面優惠頗多。憑借高超的談判手法﹐充分利用當時經濟危機增強自己談判地位的機會﹐蘇聯贏得了優惠的貸款條件。此次經濟危機期間﹐西方對蘇貸款期限一般為10~15年﹐利率為5.8~7.55％﹐同期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貸款利率一般為8％。有時蘇聯還能獲得更為優惠的貸款。1973年美國大通銀行向蘇聯卡馬汽車廠項目提供8650萬美元貸款﹐利率僅5％﹐同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平均為8.73％﹐新發行91天國庫券貼現率為7.03％。[51] 為此﹐1977年10月號美國《讀者文摘》直稱對蘇貸款“利率低得等于是外援”。[52]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本質上屬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租讓制一度是蘇俄∕蘇聯最引人注目的引進外資方式﹐[53] 蘇俄黨和政府也為此制定了相當優惠的法規和政策。1920年11月﹐列寧簽署《租讓法令》﹐具體規定了租讓的一般經濟條件和法律條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又進一步規定﹐凡屬能提高俄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國民經濟部門﹐均可作為租讓對象﹐租讓期限一般為20年﹐并提供各種優惠條件。但由于各種原因﹐就總體而言﹐租讓制未能給蘇俄∕蘇聯帶來足夠巨大的收入和就業。截至1926年10月1日﹐蘇俄工業中有101個租讓合同生效﹐其中三個正在建設﹐國家從所有租讓企業中獲得的收入為1530萬盧布﹐租讓企業中的工人和職員總數為3.33萬人。兩年后﹐租讓企業數目減少到68個﹐其基本建設投資不超過5800萬盧布﹐在租讓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不過兩萬人左右。[54] 同時﹐在租讓企業中﹐承租的資本家為了攫取更高利潤而實行掠奪式經營和營私舞弊的行為日趨嚴重﹐進一步減少了蘇聯從租讓制中所得收益。而且﹐租讓制企業一般規模較小﹐不利于采用最新技術﹔蘇聯在國民經濟恢復之后對西方資本家的談判地位發生變化﹐相應對租讓制條件日益不滿。有鑒于此﹐新經濟政策結束之后﹐蘇聯逐步取消了租讓企業﹐一般采用舉借外債方式利用外資。1926年春﹐蘇聯第一次從德國獲得三億馬克保證信貸﹐打破了西方信貸封鎖﹐改變了此前只能通過抵押從外國公司獲得少量短期商業信貸的局面。1920~1935年﹐蘇聯共獲得西方貸款約20億盧布。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又在幾次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期間﹐分別從西方獲得約十億美元和305億美元貸款。即使在冷戰方酣的1958~1963年﹐蘇聯仍然從西方獲取了約十億美元貸款。

表~2﹕蘇聯各時期獲得西方貸款概覽

數據來源﹕楊家榮等著﹕《蘇聯怎樣利用西方經濟危機》。

197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期間﹐蘇聯與西方貿易的增長推動了貿易與融資方式的創新﹐兼具貿易與融資雙重特性的補償貿易得到了迅猛發展。蘇聯與西方補償貿易的方式是﹕西方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設備﹐在蘇聯建立企業﹐投產后﹐蘇聯在10~15年內以該企業20~30％﹐乃至50％的產品或其它企業產品償還﹐其余產品供本國使用或出口。貸款償清后﹐貸款國可在協議規定期限內在商業基礎上用外匯購買此類產品﹐企業產權歸蘇聯所有。蘇聯的第一筆補償貿易是1968年與奧地利簽訂的﹐期限十年﹐內容是以蘇聯天然氣換取奧地利鋼管。在1970年代西方經濟危機期間﹐為了盡量少動用自由外匯而擴大外貿規模﹐蘇聯與西方的補償貿易發展迅速﹐先后與意大利﹑聯邦德國﹑法國﹑芬蘭﹑日本﹑美國﹑英國等國簽訂補償貿易協議﹐以至于蘇聯外貿部于1974年設立一個局﹐專司協調補償貿易協議之職。

三﹑西方經濟危機給我們創造了什么機會﹖

由于經濟周期和戰爭等社會動亂不同步﹐歷史上的西方經濟﹑社會危機曾不止一次為中國創造了加快發展的機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資撤回母國﹑進口制成品競爭大幅度減少﹑世界市場對原料和食品需求激增﹑白銀升值提高中國對機器設備購買力并減輕償債負擔﹑……所有這一切一度為中國民族工業創造了有利的發展條件﹐以至于1914~1924年成為與19世紀末洋務運動并稱的中國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但由于當時的中國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統一全國政權﹐當西方資本乘母國復蘇之機卷土重來時﹐這次工業化浪潮便不可避免地夭折了。197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二戰之后最嚴重經濟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中國則借機制定實施了大規模引進先進成套設備的“四三計劃”﹐并大幅度充實黃金儲備。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則催生了中國的“走出去”發展戰略﹐一批中國企業正是抓住這個機會迅速成長為國際化經營的巨頭。2007年以來﹐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令西方與其它眾多國家和地區創巨痛深﹐目前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出現的某些所謂良好跡象充其量不過是低位站穩而已﹐離真正的復蘇尚遠。如同昔日的蘇聯和上述幾次危機中的中國一樣﹐西方經濟危機也將再次為我國創造多種機會﹐在國際市場上﹐這種機會主要體現在擴大進口﹑擴大對外投資﹑對外資吸引力增強等方面。

在更長時間跨度上﹐只要我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經濟周期不同步仍然存在﹐我們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國景氣而貿易伙伴蕭條的時機推動本國跨越式發展﹐也需要防止貿易伙伴利用他們景氣而我國蕭條的時機從中國攫取非分利益。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除了少數例外﹐貿易伙伴景氣而我國蕭條的經濟周期錯位風險并不常見﹔但隨著中國人口紅利走向耗盡﹑外部市場擴張減速等因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終將結束﹐貿易伙伴景氣而我國蕭條的經濟周期錯位風險也將隨之上升﹐我們必須早作防范。

（一）擴大進口和推動本國﹑本區域經濟增長模式轉型

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需要大量進口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裝備我們的各個產業部門﹐然而﹐我們同西方的經貿往來從來就不曾擺脫政治干擾。新中國建國伊始﹐美國就發布了NSC41號文件﹐由此建立起了以覆蓋面廣泛﹑嚴厲﹑僵硬而著稱的對華出口管制制度﹐還憑借其政治經濟影響力發動﹑聯合其盟國組建了國際出口管制組織﹐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把自己的出口管制制度施加于其盟國之上﹐并操縱聯合國通過1951年5月決議﹐打擊中國經濟﹐禁運﹑封鎖﹑凍結海外資產﹐無所不用其極﹐巴統對華禁運項目竟然多達對蘇禁運項目的兩倍（即所謂“中國差別待遇”）﹐[55] 中國雖然有心卻無法與西方建立正常經濟聯系﹐長期被籠罩在戰爭乃至核打擊的陰影之下﹐立足未穩就被迫卷入同美國的大規模熱戰。即使在中國與西方各國關系正常化之后﹐西方也總有些政治勢力節外生枝﹐祭出出口管制﹑制裁等法寶干擾中國與西方的經貿交往。直到現在﹐美國對華出口管制也沒有根本改觀。筆者手頭的美國《出口管理條例》﹑《出口管制商品清單》中文版篇幅和重量分別為562頁﹑一斤九兩和388頁﹑一斤三兩﹐其英文版篇幅更可想而知﹐以至于這份《出口管理條例》中﹐制訂者（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也承認“本條例的厚度和專業術語廣泛使用的程度令人生畏”。近年美國又新公布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權合格最終用戶制度》﹐進一步擴大了對華出口管制范圍﹐使美國對華出口管制審批程序更加復雜。因此﹐我國技術裝備進口的規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發達國家對我國的出口管制和要價。在經濟景氣時﹐國內需求高漲﹐發達國家政府和企業在向我國出口技術和高級技術裝備方面趨向保守﹐限制嚴格﹐要價提高﹔相反﹐在經濟蕭條階段﹐國內需求大幅度減少﹐技術設備生產廠商面臨國內市場疲軟﹐一方面不得不更多地將眼光投向海外市場﹐另一方面不得不在價格﹑技術轉讓等方面降低要價﹐要求本國政府放松出口管制的壓力也會增大﹐從而給我們擴大進口西方適用技術設備﹑包括爭取進口受管制技術設備的良機。

在更高層次上﹐通過擴大進口﹐中國在東亞區域內進一步發揮商品吸納中心功能﹐將有助于推進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向更依靠內需的方向轉型﹐并帶動整個東亞擺脫對美歐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鞏固東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二）擴大對外投資

擴大對外投資是第二大機會。無論是從近期看還是著眼于長遠﹐中國都必須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就近期而言﹐無論是為了盡可能花掉危機之中存在貶值風險的美元﹐還是為了維持和擴大海外市場﹐還是為了確保海外資源和能源供給﹐或是為了從增值率較低的制造環節進入增值率較高的流通﹑品牌等環節﹐從而提升我們在整條國際分工價值鏈上的地位﹐我們都需要發展海外直接投資。從長遠來看﹐由于我國人口結構正快速老齡化﹐通過發展海外直接投資﹐分享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國家未來的經濟增長紅利﹐也是我國解決該問題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而外部經濟危機不僅降低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成本﹐而且有助于削弱﹑降低東道國對外資的準入壁壘。

（三）對外資吸引力相對增強

在歷史上﹐當中國吸引外資流量和存量基數不甚大的時候﹐曾出現過外部經濟危機推動對華投資絕對規模增長的現象。2001年西方經濟陷入衰退﹐但當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68.78億美元﹐比上年（407.15億美元）增長15.1％﹐中國新發行主權債券在國際資本市場也大受追捧﹔次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進一步上升到527.43億美元﹐增長12.5％﹐就是典型案例。隨著中國吸收外資流量和存量基數膨脹到較大規模﹐外部經濟危機時期對華投資流量絕對規模仍然增長的現象已經難以出現﹐但相對增長的現象仍然有可能出現﹐即中國吸收外資流量降幅低于全世界和主要競爭國家吸收外資流量增幅﹐導致中國吸收外資在全世界所占比重上升。2008年末以來﹐中國就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流量連續數月下降﹐但降幅低于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降幅﹐我國所占比重上升。

2009年1~3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554家﹐同比下降34.4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17.77億美元﹐同比下降20.56％﹔上半年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04萬家﹐同比下降28.3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30.09億美元﹐同比下降17.9％﹐其中6月份當月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529家﹐同比下降3.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9.61億美元﹐同比下降6.76％。外商直接投資流量的絕對下降在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但同期全球直接投資降幅更大。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對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60％的57個國家提供的數據的統計﹐2009年一季度這些國家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同比平均下降54％﹐預計2009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將比去年減少一半。換言之﹐也就是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流量遠遠小于全球跨境直接投資流量降幅﹐中國在其中所占比重反而上升。

不同來源的投資者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這種趨勢。越南一度被某些人士冠以“中國＋1”﹑“中國殺手”之名﹐聲稱越南將在制造業部門﹑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部門成為中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許多赴越投資項目不止是作為中國工廠的補充﹐而是要準備完全替代人力﹑土地等項成本越來越高的中國工廠。由于心目中存在越南等候選生產基地﹐直到越南經濟動蕩跡象已經頗為明顯的2008年3月﹐上海美國商會仍然宣布﹕“中國低成本出口型市場的時代已經結束”﹐近20％的公司已制定具體計劃﹐將他們在中國的部分業務轉向其它國家﹐特別是越南。然而﹐從2007年末﹑2008年初的越南經濟動蕩﹐到9月雷曼倒臺﹐世界性經濟危機改變了一切﹐缺乏合格熟練勞動力﹑基礎設施建設效率低下等缺陷越南早已有之﹐不穩定的宏觀經濟又成倍放大了上述缺陷﹐越南淪為外商口中的“中國－1”﹐外商在越投資要么停工﹐要么無限期推遲﹐要么收縮。2009年3月上海美國商會再度調查﹐打算將工廠遷出中國的公司減少了一半﹐想在其它國家投資建廠的大公司已重返中國。[56]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8月6日公布的對240家跨國公司的有關投資前景的報告﹐中國仍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國﹐然后是“金磚四國”中的其它國家（印度﹑巴西和俄羅斯）。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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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瓊‧羅賓遜﹕《現代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99頁。

[2] 轉引自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轉引自《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第173~174頁）。

[3]（俄）Ю‧В‧葉梅利亞諾夫﹕《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第18~19頁。

[4]《蘇聯國民經濟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7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41頁）。

[5] 尼‧阿‧涅克拉索夫﹕〈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6]《蘇聯國民經濟史（第三卷）》第77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41頁）。

[7]（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第35頁。

[8]《蘇聯國民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第二卷二分冊﹐1929年﹐第409頁（轉引自（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

[9]《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中文第一版﹐第79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47頁）。

[10] 盎格魯~薩克森人從19世紀以來就非常擅長挑動東亞區域各國相互斗爭﹑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戲。日本因國土狹窄﹑資源貧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則具有國土廣大﹑人口眾多的先天優勢﹐前者受扶植而興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難以擺脫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興起將因其先天優勢而無法挾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為可取﹐這就是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合眾國的謀臣策士們的謀略所在。據于建勝﹑劉春蕊所著《落日的挽歌 — 19世紀晚清對外關系簡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42~243頁）記載﹐1867年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美駐日公使德朗在為日本謀劃侵占中國的臺灣后﹐德朗在給美國務院的秘密報告中就聲稱﹕“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動”﹐以便“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俄兩國圍繞中亞和中國的新疆﹑西藏展開了爭奪﹔1873年俄國并吞整個中亞之后﹐英俄對峙格局形成﹐英國外交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遏制沙俄南下印度洋的野心。為此﹐英國需要在遠東尋找一個盟友。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年日本為了發動侵略中國﹑朝鮮的戰爭而進行了多年的全方位準備﹐其中在外交方面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謀求廢除西方列強在日本的特權。此時﹐英國選擇正在日益興起和向前發展的日本作為其遠東盟友﹐因而于1890年正式宣布可以考慮放棄在日本的特權。此舉不僅提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增強了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而且減少了日本推行侵華政策的顧忌﹐進一步增強了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1894年中日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李鴻章乞求英國斡旋﹐英國虛與委蛇﹐同時向日本要求其保證尊重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得到保證之后便退出調停。清軍在平壤﹑黃海兩戰失利之后﹐英國社會輿論幾乎一面倒地對日本表示同情和贊揚。在日俄戰爭中﹐英美兩國從戰前就開始大力支持日本對俄開戰。在日俄戰爭前的1904年1月﹐美國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對俄國作戰﹐美國將對日本采取“善意”的態度。同時﹐應邀訪日的美國陸軍部長塔夫脫（W. H. Taft）在東京再次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國支持日本的立場。日俄戰爭一爆發﹐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 Roosevelt）就向德國和法國政府表示﹐如果再出現類似1895年那樣的俄德法三國聯合對付日本（即三國干涉還遼）的情況﹐“我當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為了幫助它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英國是日本的盟國﹐對日本的支持更為積極。英國除了從政治上聲援日本之外﹐還對土耳其施加壓力﹐迫使土耳其拒絕俄國黑海艦隊通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內爾海峽駛向東方。在戰爭期間﹐英美兩國又源源不斷向日本運送大量煤炭﹑石油等戰略物資﹔日本耗費的大約十億美元戰費中約有一半來自英美兩國財團提供的財政援助。有鑒于美英歷史上奉行上述策略并曾大獲成功﹐加之二戰之后日本長期被占領必然導致其民族精神遭受閹割﹐人口老齡化又將進一步削弱日本的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盡管我們必須對日本右翼勢力保持足夠警惕﹐但筆者不贊成過于夸大日本的潛在威脅﹐以免墮入美英一百多年來策劃的東亞區域內斗陷阱不能自拔。歸根結底﹐我們要防范的不是曾經傷害過我們的國家﹐而是有能力也有動機傷害我們的國家。

[11] 列寧﹕〈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列寧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169頁。

[12] 斯大林﹕〈1931年2月14日在全蘇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0頁。

[13]《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37頁）。

[14] 1924年秋﹐格羅曼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統計局的會議上斷言﹕“目前﹐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農業化的時期”﹐至于國家工業化﹐那是遙遠未來的事情。而且﹐這類主張在當時的報刊上并不少見﹐即使中央報刊也不止一次談到要將農業當成“蘇聯各族人民的首要任務”來發展（轉引自（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第79頁）。

[15]《捷爾任斯基選集》第二卷﹐第185頁（轉引自（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第91頁）。

[16]〈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三分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7頁。

[17] 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42頁。

[18]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45頁。

[19] 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42頁。

[20]（美）安娜‧劉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第2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42頁）。

[21]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78~79頁﹔《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第612頁。

[22]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92頁。

[23]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第126頁。

[24]《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3頁。

[25]《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頁。

[26] 內戰結束于1920年底。

[27] 轉引自（俄）尤里‧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 — 通向權力之路》第382~384頁。

[28]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80頁。

[29]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88~95頁。

[30]（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約的經濟后果》第201~203頁。

[3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1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53~154頁）。

[3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7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54頁）。

[33] 轉引自（俄）尤里‧瓦‧葉梅利亞諾夫﹕《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第382~384頁。

[34]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44頁。

[35]《蘇聯外交簡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第167頁。

[36]《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第三卷﹐（上海）三聯書店1982年﹐第399頁。

[37] 楊家榮等著﹕《蘇聯怎樣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第49頁。

[38] 楊家榮等著﹕《蘇聯怎樣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第49頁。

[39] 楊家榮等著﹕《蘇聯怎樣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第169頁。

[40]（美）薩頓﹕《西方技術與蘇聯經濟的發展（1930~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528頁（轉引自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58頁）。

[41]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83頁﹔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60~161頁。

[42] 顧海良主編﹕《斯大林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第160頁。

[43]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83頁。

[44]（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第73頁。

[45]（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第96頁。

[46]《列寧全集》第32卷﹐第480﹑171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轉引自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中卷）》第28頁）。

[47]《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4頁。

[48]《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7頁。

[49] 據英國《經濟學家》1982年1月25日號統計。

[50] 楊家榮等著﹕《蘇聯怎樣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第111頁。

[51] 美國商務部﹕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96年1/2月﹐第C-21~C-27頁。

[52] 楊家榮等著﹕《蘇聯怎樣利用西方經濟危機》第113~114頁。

[53] 租讓制即在不損害國家主權利益的前提下﹐把國家無力經營的某些礦山﹑森林﹑油田等按照一定條件出租給外國資本家去經營。

[54]（蘇）B‧C‧列利丘克﹕《蘇聯的工業化﹕歷史﹑經驗﹑問題》第124頁。

[55] 黃志平編著﹕《美國巴統是怎樣進行出口管制的》第213頁。

[56]〈越南外資吸引力消退 — 美媒認為越南并非微縮版中國〉﹐《參考消息》2009年4月13日（原文出自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4月11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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