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偉大的創舉

——我國資本主義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馬鎣伯

2009年08月10日

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時候，我們懷著極其崇敬的心情追憶我們的先輩在實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所表現出來的革命首創精神。他們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社會變革極大，社會震蕩極小，在社會和諧、人心穩定的環境中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我國勝利步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偉大創舉。

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偉大變革

馬克思主義主張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并非從抽象的公平、正義之類出發提出的救世原則，而是運用唯物史觀分析社會矛盾運動得出的科學結論。資本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但是這種社會化的大生產卻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實現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個企業中生產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積累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使生產力的發展受到阻礙和破壞。解決這些矛盾，根本的出路是用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此，就要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斗爭，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然后運用政權的力量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狀況相適應，從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用《共產黨宣言》的經典性的語言來表述，就是：“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可以采取非和平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和平的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曾經提出過采取和平贖買的方式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設想。恩格斯在《德法農民問題》中說：“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許的”。他援引了馬克思對他講過好多次的話，即：如果能夠贖買，“那對于我們最便宜不過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3頁）但究竟怎么贖買法，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國家，還沒有實踐經驗。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后曾經指出：“我們現在能夠而且應該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對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既不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想實行任何妥協，繼續以投機和收買貧民等方法來破壞蘇維埃措施的資本家，無情地加以懲治；另一方面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肯接受并能實施‘國家資本主義’，能精明干練地組織真正以產品供應千百萬人的大企業而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實行贖買。”（《列寧選集》第3卷第530—531頁）他試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社會主義。他解釋說：“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列寧選集》第4卷第670頁）由于當時俄國資產階級不相信蘇維埃政權能夠維持下去，對國家資本主義不接受、不配合，這個設想沒有變成現實。

中國有不同于當年俄國的有利形勢。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統一戰線的參加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他們大都依靠政府的支持走出了困境，經過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對人民政府和國營企業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于國家資本主義采取接受和配合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人把原則的堅定性和方法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乃至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這里，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質變過程是通過若干個部分質變完成的，可謂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創舉，它用新的經驗和思想豐富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有人認為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果真如此嗎？否。當時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確實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我國已有相當的社會化的生產力，正是這些社會化的生產力要求社會化的占有方式。歷史告訴我們，當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時，在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德國，社會化大生產的比重也不大，工廠工人人數只有七十多萬。但是，馬克思、恩格斯說：“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這就是說，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無產階級應該緊接著搞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等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以后再搞。后來，恩格斯在《德法農民問題》一文中還特別指出：“假如我們不得不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個手工業者和最后一個小農都變成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犧牲品以后，再來實現這個改造，那時我們可就太糟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0頁）當年針對德國情況所作的這個分析，不是同樣適用于中國嗎？

更重要的是，現代中國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并不發達，但卻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諸多矛盾，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等集中的焦點，是資產階級統治最薄弱的環節。這里的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大眾受災難最深，反抗也最烈，因而在這里比較容易取得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勝利，并在此基礎上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

從世界歷史來看，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的突破口，往往不是在原來的社會制度充分發展的地方，而是在原來的社會制度欠發展的地方。封建制度代替奴隸制度，最初并不是在奴隸制度高度發達的希臘、羅馬，而是在奴隸制度不很典型的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最初也不是在封建制度高度發達的中國，而是在封建制度相對欠發達的西歐。這恐怕是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對于這一點，有的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也注意到了。例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就曾指出：“每一種社會制度趨于腐朽且將被新的社會制度所淘汰的時候，率先發生轉變過程的多半不在中心地區的富裕的、傳統的和板結的社會里，而是發生在外緣地區的原始的、貧困的、適應性強的社會里。”（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上冊第22頁）這個表述雖不十分精確，但并非沒有道理。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是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在這個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不定的同盟者。決不可能設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把政權交給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很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把沒收的官僚買辦資本交給這個階級，使中國淪為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使工農群眾陷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容許這樣做，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也不容許這樣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猶如統一構思、相互貫通的上下兩篇文章，上篇系下篇的必要準備，下篇乃上篇的必然趨勢。

還要看到，即使在我們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實行統一戰線政策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及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也始終存在，有時還相當尖銳。早在1951年，當資本主義經濟在國家的幫助下剛剛擺脫困難境地走向繁榮的時候，有些資本家就叫嚷“國家不要與民爭利”，要求把投資少、獲利多、直接支配人民生活的輕工業完全交給他們經營，提出所謂“國家經營重工業，私人經營輕工業”的主張。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一方面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另一方面又是雇傭勞動者，勞資糾紛層出不窮，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壓抑。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同有計劃按比例的客觀經濟規律的矛盾也明顯地暴露出來。尤有甚者，資本家中有不少人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私營工商業界不僅偷稅漏稅現象普遍，而且在承建國家工程、完成加工訂貨任務中，偷工減料，弄虛作假，營私舞弊，嚴重地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拉攏、收買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那些被收買的干部從他們那里領取干薪、干股，或者拿回扣、傭金，充當坐探、代理人，為他們竊取經濟情報，同他們合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事情很清楚，盡管我們在沒收官僚買辦資本的基礎上建立了國營經濟，并且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但資本主義經濟還有相當大的力量，如果任其自由發展，一旦羽翼豐滿，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不要多少時間，我們就會突然發現，歷史的車輪已經沿著資本主義道路奔馳。只要我們不愿意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下去，一場破壞性的沖突將無法避免。我們黨的成熟和高明之處就在于善于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在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它的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并逐步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就巧妙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避免了可能帶來破壞性后果的社會沖突。

實踐證明了這場變革的正確性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場變革的正確性已經為實踐所充分證明。在改造過程中，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從人均勞動生產率來看，以1951年為100，1955年公私合營工業為314，增長兩倍多，私營工業為158，僅增長半倍多。1956年，公私合營工業產值比上年增加了32%，廣大職工熱情高漲，努力改進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降低成本，生產經營呈現出一片嶄新的氣象。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工業總產值增長128.3%，平均每年遞增18%，其中生產資料生產增長210%，平均每年遞增25.4%，消費資料生產增長83%，平均每年遞增12.9%。工業生產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100年。全國物價基本穩定，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分之一強。這是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偉大成功的有力證明，是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的有力證明。

還要看到，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改造了資本主義企業，而且改造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這場偉大變革中，從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并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有的后來還擔任了國家的領導職務。周恩來曾向國際友人介紹說，中國的經驗證明：“沒有紅色的資產階級，但有紅色資本家”。這看似矛盾的話恰恰體現了消滅階級和改造人的辯證統一。

誠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并非沒有缺點和偏差。按照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這項工作本來應于1967年完成，結果是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提前了11年。由于時間過于匆促，要求過急、工作過粗、轉變過快的毛病就難以避免。這同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分不開的。毛澤東曾說過：“帝國主義眼前還不敢發動戰爭，我們要趁著這個機會，加快我國的發展。”（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408頁）盡管有客觀形勢的逼迫，但急躁冒進畢竟是弊大于利。

當時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這就是在所有制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這一點，當時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已經注意到了。毛澤東曾經指出，要允許處在非法狀態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場”合法化，只要不違法，“十年、二十年不沒收。”“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434頁）這實際上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后，適當保存和發展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是更加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構想，可惜，這個構想未能付諸實施，相反，后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還有“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錯誤做法，給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失。盡管存在這些問題和不足，但是總的說來，這場奠定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偉大變革是成功的。鄧小平指出：“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3頁）這是客觀、公允的歷史結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遵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所有制問題上糾正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片面性，根據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另一方面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格局。這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符合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同改革開放以來所采取的其他重要的方針政策一起，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30年來，我國經濟從一度衰退停滯的狀況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涌現出一批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科技創新成果，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國際地位顯著上升。這充分說明，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否定這場偉大變革的私有化可以休矣

然而，這些年來，否定這場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私有化論調甚囂塵上，花樣翻新，層出不窮，不僅有言，而且有行。請看：

——指鹿為馬論。《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發表一篇文章《重新定義公有制》，其言至奇，其理至歪。該文聲稱：“令許多社會經濟學家深感費解的我國所有制的表現形式，其實很簡單，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流傳的俗語：‘一人為私，二人為公。’此語簡潔質樸地道出了所有制的本質形式。”文章舉例說：“如夫妻二人對家庭財產的共同共有；公司股東按股份比例對公司權益的按份共有；國有資產為全社會所共有，或區分所有（如物權法中所有權與他物權之分）等等。為何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是規定保護私有制而不是保護公有制，其原因之一是因為私有制的范圍講的（得）清楚且是所有制的基礎。”“因此，現階段，倡導‘一人為私，二人為公’的理念，將非公有制經濟中除私有制以外的部分，全部納入公有制的范圍，重塑公有制界域，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好家伙！既然私有就是公有，私有化就是公有化，那么，我國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場偉大變革豈不是多此一舉，而且把原來講得清楚的事情弄得講不清楚了，以至連所有制的基礎都給破壞了，真是罪莫大焉，非倒退回去不可！這不禁使我想起一個古代故事：秦朝末年，趙高為了實現其篡權野心，想試探秦二世和大臣們的態度，曾在上朝時叫人牽來一只鹿，獻給秦二世，說這是一匹馬，是為“指鹿為馬”。如今這位《重新定義公有制》的作者不過是兩千二百年前趙高的故伎重演而已。

這其實也不新鮮。我十多年以前便曾見過一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某某策劃并作序的《與總書記談心》，它告訴我們：“現在看來，完全可以肯定，現代股份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最好的實現形式。”書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極其美好的圖景：“連西方都在搞公有制”，“越來越多的私營、私人經濟正被注入了越來越多的公有制成分”。“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盡管公有制的形式有多種多樣，人類社會都是在走一條公有化而非私有化的道路。在我國的臺灣、香港地區也是如此，……嚴格意義上的私有企業，在香港、臺灣地區已不占主導地位”。“跨國公司是股份制發展的新階段。通過跨國公司的形式，股份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得到了空前的高漲”。“這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生產組織方式已使‘聯合國生產方式’超出國家的限制，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股份制的作用可謂大矣，它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甚至能使世界大同的理想變成現實！實際當然不是這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股份制的發展，股份分散化的出現，絕不會轉化為公有制，絕不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恰恰相反，只是大大加強了壟斷資本的地位。過去，資本家要控制一家公司需要持有該公司股票的40—50%，而現在只要15%就足夠了。在股份分散化的情況下，工人當然也可以擁有少量股票，但這并不能改變其雇傭勞動者的地位，正如工人在銀行里擁有小額存款不能改變其雇傭勞動者的地位一樣。恩格斯早就說過：“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53頁）至于跨國公司的發展，則是把壟斷資本的吸管伸向全球，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級是財富的積累另一級是貧困的積累這種格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股份制作為一種融資手段，并非不可以采用。但如果像某些地方那樣，通過股份制改造，把企業資產作價為股票賣給職工，經營管理者所買份額為一般職工的100至200倍，而且買股票無需付錢，只需付“貸款利息”，年息不到3%，而分紅率則為30%。這究竟是在實現公有制呢，還是在瓜分國有資產？對此，某些西方人士倒是說出了真話。1989年12月，戈爾巴喬夫和老布什在馬耳他會晤，戈爾巴喬夫說了一句：“在西方，許多財產歸集體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顯的例子。”當時美駐蘇大使馬特洛克立即抓住了這句話的含義，他體會到：“戈爾巴喬夫正試圖對社會主義產權重下定義。雖然他仍然在‘私有財產’這個術語上糾纏不清，但準備把持股人擁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種可以接受的‘集體所有制’形式。如果它能夠使這一定義站住腳，必將為國有大型企業的私有化開辟一條道路。”（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卷第315頁）瞧，反面教員在給我們上課了，他一語道破了指鹿為馬的實質！

——市場不容論。一些新自由主義崇拜者竭力反對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論，說什么“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分。”有的說：“市場經濟就是私有經濟”，“只有私有經濟才能發展市場經濟”，把公有制經濟完全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外。顯而易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實行私有化，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蛻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切熱心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人們所不能容忍的。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他把“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聯系在一起，同兩個“毫不動搖”聯系在一起。這是對那種鼓吹私有化，聲稱公有制與“市場不容”的謬論的有力批判。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就要繼續解放思想，當前解放思想，很重要的一條便是要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框中解放出來。

——效益低下論。私有化思潮沉渣泛起的一個煞有介事的論據是所謂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低。這里要作具體分析。一是待遇不平等。很長時期以來，個體、私營、三資企業享受稅收和其他方面的優惠待遇，國有企業同它們根本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國有企業是穩定經濟、穩定政治、穩定社會的中堅力量，為此而替國家擔負著其他經濟成分所不擔負的任務。“撥改貸”后國家對企業只有貸款，沒有投資，企業資本普遍不足。號稱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實際并不公平。二是私有化沖擊。一段時間內出賣國有中小企業成風，某些因賤賣國有企業而獲得了“×賣光”、“×送光”雅號的政府官員一路飆升，有的甚至洋洋自得地狂叫：“我們是賣出了一片新天地，送出了一片新天地！”這就不能不在社會上產生一種錯覺，即：國有企業遲早得賣，遲賣不如早賣，何況有的經濟學家還在竭力鼓吹“靚女先嫁”！這種私有化的預期危害極大，它渙散人心，滋生腐敗，這是某些國有企業之所以搞不好的一個重要原因。三是經營管理差。曾任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在談到國有企業改革時說過：“企業搞改革，不要從所有制上打主意，找竅門，要花力氣去抓經營管理。”此話出自親身經歷社會主義改造，在兩種所有制下從事過經濟活動，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的歷史見證人之口，發人深省。然而這些年來，不少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乏善可陳，加之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有些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不是“俯首甘為孺子牛”，吃的是草，擠的是奶，而是在個人待遇和享受上向私營企業主看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要調動工人的積極性，把企業辦好，不亦難乎！必須指出，這決不是國有企業的宿命。建國以來，我們曾經總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如鞍鋼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慶的“三老四嚴”等都是我國工業戰線上干部、工人的智慧結晶，它們使干部、工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如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除了自身實踐的經驗以外，還可以借鑒國外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科學的經營管理經驗，為我所用。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下，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我們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一定能夠煥發出勃勃生機，創造出令資產階級市儈庸人為之咋舌的輝煌業績。否定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這場偉大變革的私有化言行可以休矣！

《中華魂》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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