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歷史進程走向的幾場戰爭　　

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幾個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共同體；擁有大沽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龍山文化、半坡文化、三星堆文化、紅山文化等幾千年文明傳承的中國，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擁有最為悠久的歷史且沒有中斷傳承的文明古國。　　

中國雖然擁有歷史的悠久，國土的廣袤，眾多的人口，但是與單一民族的國家相比，由于多民族國家里文化的多元化，所以必然會造成價值觀、道德觀乃至法律標準的不同，也就必然會造成思想的混亂，而且由于各民族對國家政權認同程度的不同，民族的凝聚力也就會因此而減弱并導致國內的民族矛盾比較突出，甚至還要隨時準備應對民族分裂的威脅。　　

中國之所以沒有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中華民族之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而是成了一個由多民族構成的民族共同體，其原因是極其復雜的。除了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文化多元化的因素外，僅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兩場戰爭，對中國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對中華民族至今還沒有能夠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以致于改變了后世中國歷史進程的走向。這兩場戰爭就是大唐王朝與阿拉伯帝國之間發生的怛羅斯之戰和北宋王朝與遼國之間進行的戰爭。　　

與許多中國人都熟知的涿鹿之戰、牧野之戰、秦統一之戰、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相比，知道怛羅斯之戰和北宋時期宋遼之戰的人恐怕不是很多，這是由于后世之人有意淡忘這兩次戰爭才造成的。后世之人之所以要有意地淡忘這兩場戰爭，就是因為這兩場戰爭給古代中國，尤其是給華夏民族造成的傷害實在是太深了，以至于人們都不忍回顧。而且華夏民族的祖先在這兩場戰爭中的表現也實在是太差了，說起來令子孫后代都感到不光彩。怛羅斯之戰（怛，音dá，Battle of Talas）是大唐王朝在唐玄宗時期與來自現在阿拉伯的新興和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在包含昭武九姓國、大小勃律、吐火羅在內的中亞諸國相遇而發生的一場戰爭。怛羅斯之戰是一場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東西方兩個帝國之間發生的一場強烈的碰撞。 　　

怛羅斯位于今天吉爾吉斯斯坦與哈薩克斯坦的邊境，接近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的附近，公元751年7月至8月，即唐玄宗天寶十年，大唐王朝的軍隊與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軍隊在這里曾進行了一場大戰。戰爭的結果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取得勝利，大唐王朝遭到了慘敗。這樣一場在世界歷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戰役，在中國歷史上卻被有意識地忽略著。　　

公元751年時的中國，正值大唐王朝的鼎盛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當時的皇帝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荒淫無度的帝王之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李隆基統治的時期里，大唐王朝的國力達到了頂點，曾經先后進行了多次的對外戰爭。盡管此時的大唐王朝從表面上看起來還強大無比，但是由于國策的失誤和政治上的腐敗以及統治階級的荒淫無度與殘暴，所以，在繁榮的社會表面下隱伏著的卻是重重的深重危機，而更為危險的是，身處危機之中的大唐王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卻都還陶醉在表面強盛無比的輝煌之中。　　

唐高宗李治時期，東、西突厥汗國先后被大唐王朝所滅，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等西域小國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或歸順了大唐王朝、或被剿滅。大唐王朝從此建立起了以安西四鎮——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為核心的西域統治體系，安西都護府就坐落在龜茲鎮。盡管有史學家認為安西都護府轄境不能算大唐王朝的正式領土，而且西南方向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于公元七世紀初開始興起，使大唐王朝在西域的霸權幾度險些喪失，但直到開元、天寶年間，這一帶還始終處于華夏文化圈之內。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東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統哈里發以來，穆斯林已經控制了亞述人、波斯人和羅馬人想都沒敢想過的遼闊版圖，從阿拉伯半島上的幾個部落擴張成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國，向西占領了整個北非和西班牙，向東則把整個西亞和大半個中亞攬入囊中，成為大唐王朝、吐蕃之外影響西域的另一極力量。公元八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在東方的最高長官哈查只·伊本·優素福垂涎大唐王朝的富庶，應許他的兩個大將——穆罕默德和古太白，誰能首先踏上大唐王朝的領土，就任命誰做大唐王朝的長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邊疆地區，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亞地區，但是誰都沒能跨入過大唐王朝的國界。 　　

　　開元三年（公元715年），阿拉伯帝國和吐蕃王朝聯手與大唐王朝進行了第一次正面沖突，阿拉伯帝國的軍隊和吐蕃的軍隊聯合攻打大唐王朝的屬國拔汗那時，被唐軍擊敗。盡管在開元五年阿拉伯帝國在對大唐王朝進行的又一次戰爭中又遭到了失敗，但阿拉伯帝國仍舊執著地向中亞地區進行著擴張。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優勢，再加上唐軍這個時期在青海與吐蕃浴血苦戰，無暇顧及西域，因此阿拉伯帝國的影響力慢慢的體現出來，大唐王朝原本在西域的屬國粟特諸國紛紛倒向了阿拉伯一邊。另外一些原本大多信奉佛教、襖教等或有自己傳統宗教的西域國家，對伊斯蘭文化的東侵感到不安，也更畏懼兇悍的穆斯林戰士，于是不少國家紛紛向大唐王朝求援，這一史實說明了在這一時期，唐軍在西域不是孤軍奮戰的。 　　

　　公元749年12月，大唐王朝著名的軍事將領高仙芝以中亞地區的一個小國石國“無藩臣禮”為由，在經大唐王朝允許后，率兵征討。唐軍一到，石國便請求投降。高仙芝先派人與之約和，但不久之后即違背承諾，趁其不備出兵掩襲，攻占石國城池。唐軍不但俘虜了石國國王，而且還捋走男丁，屠殺老人、婦女和兒童，大肆掠奪財物。公元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將被俘的幾位西域地區的小國的國王獻于唐玄宗面前，高仙芝也因赫赫戰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將軍。　　

　　在唐軍圍攻石國的時候，一位石國的王子僥幸逃脫，并向大食的阿拔斯王朝求救。阿拔斯王朝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送上門來的借口，于是便聯合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所有屬國，準備派大軍進攻安西四鎮。高仙芝得到情報后，決定先發制人，主動進攻大食。鑒于當時大唐帝國在西域的影響，有許多葛邏祿及拔汗那國的軍卒參加了大唐的軍隊。其實這是一場遲早要打的戰爭，大唐王朝要鞏固在中亞的霸權，就必須擊敗阿拉伯帝國，而阿拉伯帝國要完全控制中亞，則必須擊敗大唐王朝。 　　

　　在這場戰爭中，大唐王朝方面的主將是高仙芝，副將是李嗣業，別將是段秀實，兵力為安西都護府統屬的二萬漢軍，外加盟軍拔汗那以及葛邏祿部一萬人。在高仙芝統掌安西都護府的時代，大唐王朝“凡鎮兵四十九萬，安西節度兵二萬四千”。而怛羅斯之戰唐軍居然出動了安西都護府八成以上的兵馬，堪稱是傾巢出動，說明了這次高仙芝對即將和阿拉伯帝國進行的大戰確實是有精心準備的。唐軍雖是馬步混合部隊，但是步兵均有馬匹，平時以馬代步，作戰的時候才下馬作戰，所以行軍的速度較快。阿拉伯帝國方面的主將是阿拉伯帝國的呼羅珊總督阿布·穆斯林，其手下的大將是齊雅德·伊本·薩里，兵力為呼羅珊本部宗教戰士四萬人，加上已經被阿拉伯帝國控制的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幾乎所有屬國的兵力十余萬，總兵力在十五萬至二十萬之間，有的人估計為十七萬。在兵力方面，阿拉伯聯軍是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的。在素質方面，呼羅珊是阿拉伯帝國歷代經營的軍事重鎮，又是阿拔斯王朝起家的地方，呼羅珊騎兵的素質在阿拉伯帝國中當屬翹楚，都是精銳。　　

　　大唐王朝時代，當時的軍隊無論是裝備、素質、士氣，還是將帥的能力，都達到了古代中國的一個高峰。當時唐軍在野戰中常用的陣形之一是“鋒矢陣”，沖在最前面的是手執陌刀（一種雙刃的長柄大刀）的勇猛無畏的輕裝步兵，接著是步、騎兵突擊，后列則有弓弩手仰射，直到完全擊潰對方。陌刀的攻擊力極為可怕，列陣時“如墻而進”，肉搏時威力不減，李嗣業便是一員善使陌刀的猛將。騎兵方面則是輕重騎兵結合，一般使用馬槊和橫刀。唐代改進了冶煉技術，灌鋼法取代了百煉法，使鐵制戰刀更加鋒銳。唐軍的鎧甲拋棄了魏晉的具裝鎧，演變為以明光鎧為代表的唐十三鎧，重量更輕，但防御力卻有所提升。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唐軍的拋射兵器——弩，中國的弩早在秦漢時期便已獨步天下，到了大唐王朝時更加成熟完善，其射程與威力遠非尋常弓箭可比。為了彌補弩射速低的缺點，秦漢以來的軍陣中一直是弓弩兼有。唐軍一般使用四種弩，伏遠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張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米），單弓弩射程一百六十步（240米）這種混合布置的威力不同的弩，在不同的范圍內對任何對手均可以形成威脅。阿拉伯帝國軍隊在這方面則顯然遜色不少。由于高仙芝在與阿拉伯大軍對戰之前曾經圍攻怛邏斯城，我們有理由推測高仙芝還使用了車弩，也就是后世所稱的床弩。史載：車弩為“十二石”強弩，以軸轉車（即絞車）張弦開弓，弩臂上有七條矢道，居中的矢道擱一枝巨箭，“長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鐵葉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諸箭一發齊起，“所中城壘無不摧毀，樓櫓亦顛墜”（見李筌《太白陰經》卷四）。　　

　　阿拉伯軍隊步兵列陣之時用長矛配盾牌，是傳統的裝備。阿拉伯人的大馬士革彎刀在世界上享有盛譽，步騎兩用的大馬士革彎刀鋒銳無比，在唐代就享有盛名，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就在《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里面稱贊大馬士革刀“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阿拉伯軍隊騎兵的裝備也是長矛加盾牌，并且裝備弓箭。關于阿拉伯人的盔甲由于資料不足，沒有詳細的資料。相比之下，阿拉伯軍隊的唯一優勢在于騎兵，阿拉伯馬乃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馬種，呼羅珊又是波斯故地和阿拔斯王朝的起家之處，當地戰士性情剽悍，騎術精熟，再加上不亞于阿拉伯本土戰士的宗教狂熱，其素質在全國也堪稱精銳。阿拉伯軍隊的騎兵主要是輕騎，雖然盔甲較差，但保證了機動性。其武器包括弓箭、長矛、劍等，以及鋒利無比且適于馬上作戰的大馬士革彎刀。其他兵力雖是雜牌軍，裝備和組織上要差一些，但中亞西域游牧民族的騎兵作戰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唐軍勞師以襲遠，從安西深入七百余里，其實已經是在阿拉伯人的地盤上作戰了，所以在補給、情報等方面均不占優勢。 　　

　　天寶十年四月（公元751年）高仙芝率軍從安西出發，翻過蔥嶺、越過沙漠，經過了三個月的長途跋涉之后，于七月份到達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羅斯，并且開始圍攻怛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附近）。由于阿拉伯人早就在進行對安西四鎮發起攻擊的準備，所以在接到高仙芝發動了進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組織了十余萬大軍趕往怛羅斯城，于是雙方就在怛羅斯河兩岸展開了決戰。由于唐軍將士極其英勇善戰，加上強弓硬弩的技術優勢，唐軍曾經一度占得了上風，阿拉伯聯軍先后發起的七次進攻均被唐軍步、騎兵擊退。但是由于阿拉伯聯軍的兵力實在太多，唐軍始終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戰斗持續到第五天，雙方仍是不分勝負。就在兩軍相持不下的重要時刻，形勢發生突變。在第五天傍晚的激戰中，葛邏祿部雇傭兵見勢不妙突然叛變（事后有人認為是被阿拉伯人買通的結果），這成為了此次戰役的轉折點。叛軍從背后包圍了唐軍的步兵，切斷了他們與騎兵的聯系。唐軍騎兵突然失去了弓弩手的支援，陣腳頓時大亂。阿拉伯聯軍趁機出動重騎兵突擊唐軍陣營的核心，連日征戰的唐軍在內外夾擊下再也支撐不住，終于潰敗了，高仙芝在夜色的掩護下單騎逃脫。李嗣業、段秀實收攏殘兵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大唐王朝聯軍方面的拔汗那兵也潰逃至此，造成了兵馬車輛擁擠堵塞道路的現象。李嗣業恐阿拉伯軍隊追至，不惜對盟軍大打出手，揮舞大棒親自斃殺百余名同屬大唐聯軍的拔汗那軍士，這才殺開一條血路，使殘余的唐軍得以通過。在收攏殘兵之后，驍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進行一次反擊，在李嗣業等的勸說之下終于放棄了，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殘兵逃回安西。 　　

　　此役唐軍損失慘重，兩萬人的安西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陣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生還。好在恰在此時，吐蕃的崛起成功的阻擋了阿拉伯帝國的東進，避免了大唐王朝西部疆土的進一步失守。 　　

怛羅斯之戰失敗后，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實力雖然并未受到多大的直接影響，但這一戰卻暴露出了大唐王朝外強中干的本質，其后四年未敢再涉足中亞。隨后，在天寶十四年就發生了鎮守北方的少數民族軍事將領安祿山史思明發動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不僅導致了大唐王朝自此徹底退出了對中亞霸權的爭奪，而且由于國力大衰再也無力經營西域，使得原本臣服于大唐王朝的中亞諸國轉而紛紛臣服于阿拔斯王朝和吐蕃王朝，從而對伊斯蘭教在中亞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怛羅斯之戰過后，大唐王朝在帕米爾高原以西之地盡失，大唐王朝的版圖縮小了百余萬平方公里，華夏文明從此在中亞消失，這一地區從此開始了整體伊斯蘭化的過程。隨后而至的“安史之亂”又導致了大唐王朝再也無力經營西域，從此西域地區與中國本土隔絕了一千多年，這不僅使古代中國又失去了二百余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而且還為未來的中華民族增添了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兄弟。唯一能夠令中國人聊以“自慰”的是，阿拉伯人俘獲了一些會造紙技術的大唐王朝士兵，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技術由此傳入到了阿拉伯地區，并且進一步地流入到了歐洲。當時的撒馬爾罕成了阿拉伯帝國的造紙中心，西方文明也因此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也成了中華民族為人類做出的巨大的“貢獻”之一。 　　

　　導致大唐王朝最后退出對中亞的爭奪和經營西域的直接原因，可能并不是因為怛羅斯之戰的失敗，而是因為“安史之亂”。雖然是由于安史之亂的爆發，才使大唐王朝不得不全力投入到了平叛之中，而從此再無力參與對中亞的爭奪和對西域進行有效的控制。但是，正是由于怛羅斯之戰的失敗，暴露出了正處于鼎盛時期的大唐王朝外強中干的本質，才引爆了“安史之亂”。因此說怛羅斯之戰的失敗，是導致大唐王朝退出中亞和西域的根本原因。如果唐王朝在怛羅斯之戰中獲勝，那大唐王朝也就自然不會退出中亞了，而安祿山和史思明以及西域地區的一些民族可能就會懾于大唐王朝巨大的軍事威力而根本就不敢發動叛亂和進行分裂，那中原人民也就不會遭受長達八年之久的戰亂之苦了，大唐王朝也就不會蒙受既丟失了西域，又不得不向西域的回紇族借兵平叛，長安洛陽這東西兩京的子女玉帛任由回紇兵劫掠的羞辱了，而失去的也只不過是諸如杜甫的“青春作伴好還鄉”等流傳千古的一些詩篇。假如大唐王朝在怛羅斯之戰中獲勝，那么今天的新疆恐怕也就不會叫新疆了，今天的中華民族中恐怕也就不會有十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兄弟了，如今嚴重威脅國家統一的“東突”問題自然也就不會存在了。而且由于大唐王朝牢牢地控制著西域地區，從而也就切斷了后來的蒙古與吐蕃之間的聯系，蒙古可能也早就接受漢民族的文化而不可能接受藏傳佛教了，也就不會使蒙古既在軍事上對中原漢民族占有優勢的同時，又從此在文化心理上也不再居于劣勢。假如沒有怛羅斯之戰的失敗而引起“安史之亂”那樣的連鎖反應，那么東北地區也將牢牢地控制在中原王朝的手中，以漢民族為主構成的一個新民族可能早在若干年之前就形成了，從而也就沒有后來的滿清入關了。　　

 怛羅斯之戰的失敗，不僅導致了古代中國喪失了部分領土和一些民族接受了外來宗教并從此改變了信仰，而且進而又導致了中華民族的形成推遲了若干年。而另一場戰爭的失敗，則導致了古代中國人徹底喪失了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喪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開拓進取精神，這場戰爭就是北宋王朝和契丹遼國之間進行的幾場戰爭。　　

宋遼之戰是指發生在北宋初年，也就是公元979年至公元1004年，北宋王朝為收復失地而發動的對遼戰爭和遼國發動的侵宋戰爭。　　

公元979年，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宋太宗趙光義親統攻滅北漢的大軍伐遼，兩軍初戰于今天北京市內的高粱河。　　

北宋王朝建國之初，為了統一中國，北宋王朝正確地執行了“先南后北”的方針。因此北宋王朝沒有北上輕犯遼國，而是南下收服了南唐吳越后蜀等國。然而，北宋王朝卻始終沒有忘記要收回被后晉石敬瑭割讓給契丹遼國的戰略要地幽云十六州。宋太祖即位后就積極籌劃要收復該地。為此，他特地在宮中設立“封椿庫”，準備儲滿50萬貫錢，就將幽云失地贖回，如果遼國不同意，就把這筆錢用做北伐的經費。 　　

公元976年，宋太祖趙匡胤駕崩，其弟趙光義即位，是為宋太宗。宋太宗即位之初頗想在對遼關系上有一番作為，實現兄長的遺愿，收復燕云十六州。公元979年，北宋太平興國四年，宋太宗御駕親征北漢。在滅亡了北漢之后，挾戰勝的余威，立即兵鋒北向，向幽州（今北京）進軍，開始伐遼。一開始，宋軍的行動還算順利，一直打到了幽州城下，幽州附近的涿州和薊州等地的遼軍守將紛紛獻城投降。宋軍以重兵將幽州城團團圍住，并部署了八百駕炮具轟擊城墻。在宋軍的持續猛攻下，幽州城岌岌可危，遼軍在燕京留守韓德讓的指揮下頑強抵抗。在這緊要關頭，遼國大將耶律休哥率援軍趕到，宋遼兩軍在高粱河展開了激烈的野戰。大戰中，宋軍大敗，死者過萬，宋太宗本人也腿部中箭，不能騎馬，只得化裝成農夫，在侍從的保護下乘驢車倉皇逃至涿州，這才幸免一死，宋軍的第一次北伐就這樣失敗了。 　　

    公元982年，遼景宗薨，其子遼圣宗幼年即位。因為皇帝年幼，遂由承天蕭太后攝政。宋太宗以為遼國“主少國疑”，孤兒寡母好欺負。因此在經過將近四年的精心準備之后，于公元986年正月，再次發動了大規模的伐遼戰爭，史稱“雍熙北伐”。宋軍此次是兵分三路，分別以曹彬、田重進和潘美為東、中、西三路主帥，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愛國將領楊業為西路軍副帥。在楊業與主將潘美統帥的西路軍接連收復寰、朔、應、云等州之后。田重進指揮的中路軍也進取了飛狐、靈丘、蔚州等地。但是東路軍曹彬在率部進攻涿州時，卻在歧溝關被遼國名將耶律休哥打敗，糧草、輜重損失殆盡，人馬死傷無數。東路軍的慘敗，影響了全局，整個戰場的形勢急劇惡化。宋太宗急令三軍迅速后撤，并命潘美、楊業保護寰、朔、應、云四州官民遷往內地。遼軍則乘勢集結主力追擊西路軍。面對不利的戰局，楊業建議避開敵軍主力，出大石路，配合云、朔守軍撤離四州軍民，但監軍王先卻硬逼他與遼軍正面交鋒，主帥潘美則對此不置可否，楊業無奈，只得出戰，行前要求他們在陳家谷口接應。但當他率部經過與遼軍浴血苦戰退至約定的地點時，潘、王二人卻失約率軍先行退走，楊業拼死血戰，屬下將士全部戰死，他本人也身受重傷被俘。楊業被俘后，拒絕了遼人的招降，絕食而死。宋軍在歧溝關和陳家谷兩次戰役中的慘敗，導致了這場由宋太宗親自發動和指揮的“雍熙北伐”徹底失敗。 　　

宋太宗發動的兩次對遼戰爭的失敗，導致了虛弱的北宋王朝從此開始變得更加的軟弱，勤勞善良，熱愛和平，本來就懼怕戰爭的農耕民族被兇悍的契丹騎兵打得更加心驚膽顫，北宋王朝至此以后只得把“守內虛外”當作基本國策。在對外靠每年送給契丹大量財帛以買平安的同時，對內為了掩飾自己的懦弱無能，為了平息國內民眾對自己懦弱無能的不滿與鄙視，并消弭民眾的反抗精神，那就只有把國內民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經濟生活上來。于是，北宋王朝在大力加強經濟建設的同時，為了能夠給自己的懦弱無能找到一點心靈上的慰籍，而且也是為了麻痹民眾的神經，北宋王朝還大力加強了思想文化建設，不僅像漢代以后大多數的漢民族政權那樣繼續把儒家思想當作立國的思想，并且還進一步地推崇儒家的思想，把儒家思想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終至結出了理學這顆“碩果”，從而導致了漢民族的民族精神從此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幾乎徹底失去了尚武的精神和開拓進取的精神，民族性格也從此變得更加脆弱不堪。　　

沒有立國思想的國家或民族遲早是要滅亡的，而選擇了錯誤的立國思想或思想混亂的國家或民族則滅亡的要更快，而且其下場也將更慘。果不其然，一百多年之后，北宋王朝就被取代了契丹遼國的另外一個北方國家女真金國滅亡了。徽欽二帝和幾千名北宋王朝的公主嬪妃宮女民女被女真人掠到了金國，徽欽二帝的待遇還算是好一些，還能坐在“五國城”的枯井中“觀天”，而那些被女真人掠來的婦女們的命運可就悲慘了，她們中的大部分都被分配到“浣衣院”，為金兵提供“慰安”了。　　

公元998年，宋太宗駕崩，其子趙恒即位，是為宋真宗。宋真宗當政后的北宋王朝繼續推行“守內虛外”的政策，國勢更加衰微，遼國見勢又大舉侵宋。公元1004年九月，承天蕭太后與遼圣宗對宋朝發動了一次最大規模的戰爭。遼軍揮師二十萬，繞過宋朝北方重鎮大名府，挺進黃河，直逼澶州城下，威脅宋都汴京。北宋王朝的平章事寇準提出請真宗親征澶州。十一月，宋真宗遂率大軍離京向前線開拔。十一月二十六日，遼軍先期抵達澶州北城，而在同一天，宋真宗也抵達了澶州城的南城，真宗遠遠望見北城外密密麻麻的遼軍營寨，嚇得失去了過浮橋去北城的勇氣。寇準、高瓊二人力勸真宗過河，高瓊當機立斷，用木槌敲打車夫的背，要他趕快將御駕推上浮橋，迅速向北城前進。宋真宗就是這樣在部下們的簇擁之下被迫進入了澶淵北城。孤軍深入的遼軍，也感到了形勢于己不利，于是，承天蕭太后決定盡快同宋朝議和，于是她派遣使者赴宋軍營中媾和。宋真宗一向有著強烈的恐遼心理，一聽遼國使者前來求和，頓時喜出望外，親自交代宋朝的議和代表曹利用說：“除割地外，百萬錢財在所不惜。”在經過一番激烈的討價還價之后，宋遼雙方最終于十二月達成協議：雙方結為兄弟之國，遼圣宗尊宋真宗為兄，宋真宗則稱承天蕭太后為叔母，宋朝每年向遼國交納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作為歲幣。net/ ]這一協議就是歷史上為漢民族所不齒的“澶淵之盟”。 　　

有人根據北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個沒有修筑長城的王朝之一的事實，就認定北宋王朝是一個勇于開拓進取，而非愚昧保守，懦弱無能的王朝。這種認識是十分荒謬的，北宋王朝沒有修筑長城確實是事實，但這不是因為宋王朝不想修，而是由于北宋王朝失去了只能依據崇山峻嶺才能修筑長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騎兵沖擊的崇山峻嶺。在沒有崇山峻嶺可依而修筑長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騎兵沖擊的情況下，為了抵消北方游牧民族騎兵快速機動的優勢，北宋王朝只好在自己國土北部的華北大平原上，挖掘幾道巨大的塹壕注滿了水，并將幾條河流和一些湖泊連接起來，派兵駐守，從而形成了水上長城，以替代陸地長城的作用。如果北宋王朝在宋遼之戰中取勝，那么北宋王朝不僅可能收回被石敬瑭出賣的幽云十六州，從而占據燕山一代的崇山峻嶺，修復并利用秦漢時期留下來的長城，以抵御契丹騎兵的進攻。如果北宋王朝在對遼戰爭中獲勝，那么可能就不會發生后來黨項民族的分裂了，北宋王朝也就不會因此失去河套地區這一中原王朝傳統的產馬之地。那樣，北宋王朝可能就會擁有大量的戰馬，從而組建起強大的騎兵部隊，與契丹騎兵進行大規模的野戰，并在野戰中培養鍛煉漢民族勇于開拓進取的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但是歷史偏偏在這里轉了一個彎，北宋王朝在接連兩次發動的對外戰爭失敗之后，對自己在開疆拓土方面的能力則完全喪失了信心，喪失了戰勝外敵的信心決心和勇氣，只好采用“守內虛外”的國策，把國家和民眾的全部注意力都轉移到了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上來。北宋王朝時期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乃至科技建設的成果倒是十分的顯著，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宋瓷宋詞宋慈直到今天還是譽滿天下，宋徽宗所創的“瘦金體”更是輕靈俊秀，大多數的畫作也都是傳世之作。但北宋王朝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培養造就和陶冶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以及民族性格方面，做得實在是不怎么樣，不但險些使漢民族徹底喪失了血性，而且還由于大力提倡經濟建設，過度關注經濟效益，從而使農耕制度下的小農文化意識變得更加的自私自利。所以更導致了漢民族自宋代之后就開始了更加頻繁地挨打，而且還有了全民族兩次被整體征服的悲慘經歷。　　

怛羅斯之戰和宋遼之戰的結果，對后世中國的影響無疑是十分巨大的，對今天的中華民族的影響直到今天無疑還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說是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走向，造成了中國多民族，文化多元化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現在，五十六個兄弟至今還沒有凝聚成為一個整體。怛羅斯之戰的失敗，不僅導致了華夏民族的影響從此退出了中亞地區，甚至退出了屬于華夏民族傳統勢力范圍之內的西域，而且還引爆了少數民族發動了軍事叛亂。人口眾多的堂堂華夏民族自己無力平息叛亂，不得不向原本在自己統治下的西域回紇民族借兵，而借兵的條件竟然是答應回紇，在回紇兵幫助收復長安洛陽這東西兩京之后，任由所借回紇之兵搶掠自己這兩個京城的子女玉帛這樣屈辱性的。這個代價對華夏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原本就由于得不到自己政權的保護，在少數民族叛亂軍隊的欺凌下受盡了無數苦難的華夏子民，在平息叛亂之后，卻又遭到了另一個民族滅絕性的欺凌。這樣的結局，使得華夏子民對自己的政權還能有什么信任。“安史之亂”以后，大唐王朝又陷入了“藩鎮割據”的實際分裂狀態，華夏民族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從此日漸式微，不僅導致了后來北方的又一個游牧民族契丹民族的坐大，而且還使周邊的民族都知道了華夏民族軟弱可欺，堂堂的華夏民族從此遭到了周邊夷狄民族的長期鄙視和欺凌。果不其然，公元763年，大唐廣德元年，大唐王朝的首都長安再一次被吐蕃兵攻陷了，華夏子民再一次遭受了異族的蹂躪。而北宋王朝在宋遼之戰中的失敗，不僅導致了華夏民族從此開始了懼外，而且還開了對外懦弱無能，只好花錢買平安，對內統治卻殘暴異常的先河。而且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了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持續到了····。正是由于這兩場對外戰爭的失敗，才使許多古代的中國人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榮譽感，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喪失了對自己政權的信任，甚至喪失了民族的責任感和民族的歸屬感，成了一盤散沙。而且同樣是由于這兩場戰爭的失敗，進而又導致整個華夏民族失去了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并且隨著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改變，隨著民族歸屬感的喪失，又導致了后來全民族兩次被少數民族整體征服，還導致了每逢外地入侵，便會成批地產生漢奸，便會大量地產生順民。這樣的歷史悲劇，使民族的自豪感和榮譽感，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一些人的意識中至今仍無法恢復，從而養成了崇洋媚外的習慣。而且這兩場戰爭的失敗，更導致了今天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范圍上的五十六個民族，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共同生活的經歷只有短短的二百多年的時間，而且至今還沒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至今還面臨著分裂的嚴重威脅。今天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這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由于實行了民族平等的國策，并且由于漢民族人口眾多，所以漢民族無疑就成了這個民族共同體內的主體民族，漢民族的文化也就必然成了這個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文化。但是，漢民族只是這個民族共同體形成之初的文化推動者，卻不是這個民族共同體形成之初的政治推動者，這樣的結局對于如今在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共同體中居主體地位的漢民族來說未免太有些尷尬與難堪。所以，直到今日，仍有許多持歷史虛妄主義觀點的人對此耿耿于懷，拒不承認國家版圖對民族形成所起到的決定作用，而且還不斷地拼湊各種理由，胡攪蠻纏地反對譚其驤教授等人提出的“版圖中國論”和“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并且還拋出了極其荒謬的所謂的“文化中國論”。　　

歷史虛妄主義，就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極端的偏執，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盡善盡美，沒有任何的瑕疵，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無所不及。老祖宗留下的一切東西都好，甚至包括封建迷信和小腳。就連現代任何的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發明，都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譽滿中華，享譽世界的“勾股定理”在這里已無須再提，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主張，是民主思想的起源；古代中國發明的風箏是現代飛機的雛形；二千多年之前魯班發明的竹蜻蜓，是現代直升機的鼻祖；宋代的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是法醫學的開端；現代火箭技術的原理是明代人萬戶發現的；孔孟的學說里甚至還包含著養生之道。中國社會從古至今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都是由于我們沒有很好的理解和按照傳統的儒家思想去做。所以，當務之急就是恢復傳統的儒家文化，恢復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　　

歷史虛妄主義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孿生兄弟，只是與他的這個兄弟不分青紅皂白地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對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概否定相反，歷史虛妄主義不能科學客觀地對待自己民族歷史，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予以肯定，不允許有任何的反思和質疑。這種盲目自大，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對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能進行任何負面的總結，不能吸取任何的經驗，不能接受任何的教訓，其實就是極端自私自利的表現。從歷史上的情況看，歷史虛妄主義者都是一些心靈陰暗，意志脆弱的人。由于他們不能科學客觀地總結經驗教訓，從而找出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更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所以往往經常會遭受到挫折，而這些人一遇挫折，又往往立即就會滾入到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沼之中。　　

姑且不論歷史虛妄主義者們能夠舉出多少能夠證明漢民族的傳統文化真正先進的理由，僅根據歷史事實就能證明歷史虛妄主義者們的荒唐。如果漢民族的傳統文化真的是那么先進，那么神奇，那中國豈不早就應該是世界上先進的國家了？那漢民族在歷史上還能挨那么多的打嗎？那中國還能產生歷史虛無主義嗎？　　

“文化中國論”所依據的理由就是漢民族的文化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比起來是先進的文化，所以，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現代中國，就只能是由漢民族所創立并主導的；無論是古代的華夏民族還是今天的中華民族，都應該只有漢民族文化這一種文化，其余的游牧漁獵文化統統都算不上是文化，更遑論是先進的文化了。少數民族因為沒有自己的文化或因自己的文化落后，所以就應該為先進的漢民族文化所吸引，放棄自己的文化而主動融入到漢民族之內，就應該帶著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主動加入到漢民族主導下的政治構架之中，甚至少數民族根本就不配擁有如此廣袤的土地，因為他們不懂得開發使用土地，游牧漁獵不能算是開發使用了土地，只有農耕建房才算是開發使用了土地。只有農耕文化才能算是先進的文化，漢民族的文化是農耕文化，所以漢民族的文化就是先進的文化。只有由于先進文化的作用，才會形成如今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中華民族，才能有今天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廣袤國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事實卻是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的百分之六十還保全在少數民族的手里。如果不是邊疆地區的幾個少數民族開發保全了這些地區，恐怕這些地區現在不會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吧。如果說漢民族對這些地區的開發和保全做出了什么貢獻的話，那也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事了。如果沒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今天的十三億多的人口如何生存，如果沒有清初堅決抗擊了沙俄的侵略，消滅了葛爾丹，收復了漠西準格爾蒙古和西藏，平息了大小和卓木、張格爾的叛亂，何來今天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可能有人會說，清末丟失了新疆，是漢族人左宗棠收復了新疆，漢族人也為開拓保全邊疆做出了貢獻。漢民族為開拓和保全國土確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左宗棠也確實是漢族人，可左宗棠做的是清朝的官，左宗棠統帥的軍隊的名稱也叫清軍。　　

歷史虛妄主義者們之所以咬住“文化中國論”死不松口，瘋狂地反對譚其驤教授等人提出來的“版圖中國論”和“歷史上的中國”這一概念，其實深層次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目前實行的民族平等的政策。這些人之所以要這么做，就是由于已經滲入到他們骨子里的大漢族主義思想而導致的虛榮心所驅使的。因為他們知道，當初在形成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的時候，構成一個民族必不可少的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質等幾大要素，只有直到今天還勉強算是共同文化中的共同語言的這個要素是漢民族提供的。而其余的則多是被他們一直視為夷狄之邦的少數民族，特別是歷史上曾經對漢民族犯下了嚴重罪行的滿清提供的。特別是譚其驤教授等人把歷史上的中國定格在了一八四0年，這更是嚴重地挫傷了歷史虛妄主義者們的虛榮心，因為一八四0年的時候，中國正是處在滿清政權的統治之下。滿清時代末期的統治者腐朽無能，受盡了帝國主義的欺壓，但直到最后覆亡的時候，還是給后世留下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國土。而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漢民族傳統的生活范圍也只占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如今漢民族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如果漢民族要獨占歷史上的中國，如果漢民族要獨占推動中華民族形成的偉大功績，那么就只有排除民族形成所必不可少的版圖，也就是共同的地域，以及只有在共同的地域之上才能產生的共同的經濟生活這些要素了。　　

不論漢民族的文化是否比其他民族的文化先進，僅按照“文化中國論”的觀點來說，既然文化落后的民族可以自由選擇比自己民族文化先進的民族而主動去融入，可以自由選擇由比自己民族更先進的民族主導下的政治架構去只有加入，那么為什么就非得選擇漢民族去融入呢？為什么就非得選擇漢民族主導下的政治架構去加入呢？必須承認，在這個世界之上，肯定有比漢民族的傳統文化更為先進的文化，至少還應該有與漢民族的傳統文化相比并不落后的文化，漢民族歷史上長期挨打的事實就已經能夠充分證明這一點。按照這樣的邏輯，如果西藏選擇加入印度，維吾爾哈薩克選擇加入俄羅斯，蒙古選擇加入美利堅、英格蘭或者法蘭西，那么，持“文化中國論”觀點的歷史虛妄主義者們，你們會同意嗎？　　

對于一個民族來說，文化固然重要，但是，比文化更為重要的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沒有土地，人類如何能夠生存？人類如何能夠進化？沒有人類的進化，如何能夠創造先進的文化？沒有固定的領土，統一的民族如何能夠產生？即使沒有文化，人們也只不過是生活在野蠻與愚昧之中，但是沒有了土地，那人類根本就不可能產生。再則，所謂先進的文化同樣也是進化而來的，而不是先天形成的，只不過是進化的早一些罷了。只要條件允許，野蠻終究會走向文明的，落后的民族同樣也能創造出先進的文化來。而且漢民族的文化也吸收和借鑒了許多其他民族的文化，例如我們現在仍在使用的行省這個制度和詞匯，就是為蒙元時期所創。這樣的道理，這樣的事實，堅持“文化中國論”觀點的那些歷史虛妄主義者們的心里也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完全知道的，只是他們覺得自己的祖先不爭氣，除了坐而論道地創造出了一些“文化”之外，其余的，尤其是在開疆拓土方面做出的成績實在是太差了，以至于沒有留下什么可供子孫后代能夠拿出來炫耀的東西。于是，歷史虛妄主義者們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便歪曲歷史，歪曲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胡攪蠻纏地硬是編造了個什么“文化中國論”出來，以便達到否定少數民族為推動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的目的，獨占推動中華民族形成的偉大歷史功績。文化是什么？文化不僅僅是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星卜卦醫、峨冠博帶、佳肴美食，文化更是精神、更是思想、更是智慧、更是勇氣、更是信心、更是民族歸屬感、更是民族責任感、更是民族榮譽感、更是民族自豪感，更是民族氣節。文化能使我們形成統一的民族意志，文化能使我們養成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文化能使我們造就出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文化更能使我們培養出堅定的民族氣節，文化能使我們增添敢于同任何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勇氣和樹立戰勝任何一切敵人的信心和決心。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缺少的恰恰就是這些。宋徽宗的文化程度倒是很高，琴棋書畫加蹴鞠無所不精，而且還更懂風月。可他因為沒有敢于同任何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勇氣，所以當女真人打來的時候，他逼迫自己的兒子接替他做皇帝，把自己應負的歷史責任推了出去，好在他沒有推給外人，而是推給了自己的兒子，可他的兒子與他沒有什么兩樣，甚至還不如他，至少沒有他的文化水平高。就是這樣的一對父子，根本就擔當不起領導民族完成抗擊外敵入侵的歷史重任，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兒子就做了女真人的俘虜；與放牛的王二小比起來，秦檜不可謂是沒有文化。我們今天廣泛使用的宋體漢字的這種字體，就是為秦檜所創。中國漢字字體的名稱，多是以所創之人的姓氏命名的，如顏體、柳體、歐體等，但惟獨秦檜所創的這種字體是以朝代命名的。原因就是該字體確實簡潔方便，易于廣泛使用，無可替代，所以還不能廢除。但人們又恥于該字體為秦檜所創，羞于用秦姓來為它命名，于是就將該字體命名為了宋體。秦檜雖然很有文化，但是，就是由于他沒有民族氣節，不但賣國求榮，而且還殘害忠良，所以，至今仍然還跪在岳王墓前。以至于羞得秦氏的后人發出了“人自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的感嘆。沒有統一的民族意志，沒有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沒有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沒有堅定不移的民族氣節作支撐的文化，就如同那些精美的瓷器一樣，外表上看起來雍容華貴，可是是經不起任何碰擊的。像瓷器一樣的文化，好看確實是好看，但是由于沒有任何真正的競爭能力，只能是好看而不好用。所以，盡管漢民族有哲理極為玄奧的經史子集，有詞藻極為精美的詩詞歌賦，有做工極其講究的佳肴美食，有能令人賞心悅目，陶冶情操的琴棋書畫，但是，就是由于儒化以后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意志，沒有培養塑造出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以及堅定不移的民族氣節，沒有養成與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勇氣和樹立戰勝一切敵人的決心和信心，所以，在二千年的歷史上，還是挨了數不清的打。只能導致整個民族陷入愚昧腐朽、一盤散沙、血性盡失、懦弱不堪狀態的文化，不管表面上看起來是多么的華美，也無論是自我美化到了什么程度，也算不上是先進的文化。　　

歷史虛妄主義者們還認為，野蠻是能夠戰勝文明的。蒙元和滿清能夠入主中原，高盧人和日耳曼人能夠滅亡了羅馬帝國就屬于野蠻戰勝了文明。這個觀點是更加荒謬的，腐敗過度了的文明還能算是文明了嗎？那只能算是退化。歷史虛妄主義者之所以堅持這種觀點，就是在為自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做開脫，想以此來證明儒家文化雖然經常被野蠻所戰勝，但也仍然不失為是先進的文化。人的無知并不可怕，也不可恨，可怕可恨的是無知加無恥。明末時期的面對外敵而屈膝投降、對內統治卻是殘暴的異常、政治上極端的腐敗、貧富分化極其嚴重等問題給當時的社會造成了什么樣的傷害？算不算是文明的退化？而羅馬帝國末期的淫亂更是已經退化到了原始時代的典型，而且，這種只能依靠金錢和權勢進行的亂交，可能連原始社會的時代都不如。如果把這也算作是文明，那簡直就是對文明的侮辱。　　

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之初，中國人“天下”的觀念已經能夠放眼全世界之后，并且在近代中國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才出現的。所以，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共同體，是嚴重的內憂外患催生出來的。因此，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其內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華”、“民族”等這些觀念是截然不同的，其所對應的外部范圍，更是從古代中原地區的周邊擴大到了后來的全世界。　　

上個世紀初的清朝末年，在不斷遭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等帝國主義等國家的侵略之下，大清王朝這個由少數民族滿族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國家，陷入了嚴重的生存危機之中，而且陷入生存危機之中的也不僅僅只是其中少數的幾個民族，而是生活在這個國家中的所有民族。因此，原有的國內民族矛盾便為新的更大的民族矛盾所取代。而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絕不是當時大清王朝統治下的任何一個民族能夠單獨完成的，而是必須要依靠所有民族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所以，這就需要產生一個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體來加強各民族之間的團結，進而加速各民族的融合，以消除原有的民族矛盾，并能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且，當時漢滿蒙回藏等幾十個民族也已經在大清王朝有效的統一管轄之下共同生活了將近二百年的時間，各民族之間的聯系已經非常緊密，各民族對大清王朝政權也普遍產生了較強的心理認同，文化也正在走向融合之中，形成一個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體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了。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侵略之下，在大清王朝的政權力量已經開始衰落的情況下，形成這個新的民族共同體，那就必須還要借助文化的凝聚力量，借助大多數民族、大多數人對某一種文化的認同，來加快促進新民族的形成，來增強新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而這個文化選擇，那就應該選擇早已為大多數人、大多數民族所接受的漢民族的文化了。所以，這個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體的稱謂，各民族就共同選擇了叫中華民族，這是漢民族用自己的文化對推動中華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貢獻。但是，有些歷史虛妄主義者卻根據中華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族名、國名來自漢語里的“中華”兩個字，就把中華民族與漢民族等同了起來，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漢民族的政權等同了起來，而且更把古代中原漢民族所建立的政權與歷史上的中國等同了起來，并以此認為中華民族就是漢民族吸納了其他少數民族而形成的。五十六個民族在中華民族這個民族共同體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少數民族只能從屬于漢民族，只有接受漢民族的文化，才能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一員。　　

對某些不愿認同漢民族文化的其他民族，對是否愿意加入這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的某些民族，這個問題可絕不是像 “革命的請進來，不革命的滾出去”這個問題那樣簡單。邊疆地區的一些民族，如蒙、藏、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不但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地區距離較遠，而且還有著自己較為成熟的民族文化和堅定的民族歸屬感以及執著的宗教信仰，并且更有著屬于自己民族的長期以來繁衍生息的廣袤的土地。他們的“進來”或“出去”，不但決定著中華民族未來的版圖，決定著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空間。在當時，更決定著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力量。在這個新的民族，也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影響力還不夠大，特別是政治、軍事力量還遠遠達不到對這些地區能夠實施有效控制的時候，借助他們在大清王朝這個統一的國家內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形成感情與經濟生活上的聯系，就成了推動這個新民族形成，擴大這個新民族范圍的有效方式。從以后的效果上看，這個方式運用的是很成功的。孫中山從“排滿”到“五族共和”，再到與袁世凱達成妥協，顯示出了一個真正的革命先行者的寬闊胸懷與遠見卓識，而不僅僅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在力量還達不到能夠對全國實施有效控制和管轄的情況下，激進的“排滿”，只能造成正在形成之中的中華民族重新陷入分裂。在革命的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改良也未嘗不可，妥協有時也是一種有效的斗爭方式。　　

清朝末年，中華民族這個新的更大的民族共同體已經初步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也經梁啟超等人提出來并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了。但是，作為民族血脈的統一的民族文化還沒有最終形成。漢民族和南方的一些其他民族無可保留地選擇了漢民族文化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北方和西北西南方的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拒絕了漢民族文化也同樣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古代兩千多年漫長的發展歷史上，蒙藏維哈等少數民族寧可舍近求遠地選擇接受佛教和伊斯蘭教等文化，不僅表明了漢民族文化影響力的不足，而且也反映出了這些民族對漢民族文化的反感和提防的心理，因此，原封不動的漢民族文化即使是到了近現代，也同樣難以使他們接受，所以，如果把漢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統一的文化，那就必須在繼承的同時對它進行改造。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能為各民族所接受并符合中華民族整體需要的新的先進的文化來。而且，從漢民族文化的內容和歷史上給漢民族帶來的災難上看，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即使是對漢民族本身來說，也必須進行改造。　　

以儒家思想為主干構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實質上不僅是一種純粹的農耕制度下的小農經濟文化，而且更是一種“文士”的文化。于是，文士便成了這種文化的代表者和主要的承載者。“文士”的文化講求的是“坐而論道”，而非身體力行。所以，作為文化代表者和主要承載者的那些文士是不可能為其所推崇并宣揚的標準做到以身作則的，他們能做的僅僅是一些說教而已，實際上的“做”，卻是別人應該去做的事。例如儒家學說中最講求的就是“節義”，可所有儒家學者都極力宣揚的這個標準，他們自己卻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首先做到。            　　

   “節義”是什么？“節義”就是骨氣、就是勇氣、就是信心、就是廉恥，就是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堅定的民族歸屬感和責任感、榮譽感、自豪感。這種觀念，在儒家傳統文化中的經史子集里和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口中是經常出現的。但是，中國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卻又有多少人去親自實踐過它？　　

有人說，是滿清入關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和廉恥，是滿清入關篡改和閹割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才造成了當時的中國人喪失了禮義廉恥的信念，開始變得茍且偷生起來。這話聽起來實在是令人感到好笑。如果滿清入關時期的中國人確實具有堅硬的骨氣，確實具有堅定的禮義廉恥觀念，確實具有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確實具有與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和勇氣，那么只有幾十萬人的滿清，如何能夠征服擁有上億人口而且還擁有最先進文化的漢民族？

          公元1615年，滿清在入關打敗李自成之后，立即揮戈東進，兵鋒直指南明政權。尚占有東南半壁江山，擁有幾十萬軍隊的南明政權除了史可法等人在揚州等地組織了一些有效地抵抗之外，其余的幾乎是望風而降。面對國難家仇，在這最能考驗一個人的氣節的時候，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堅的、夷夏之防觀念極深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做得如何呢？當時號稱文壇一代宗主、士林領袖、進士出身、曾任明朝翰林院編修、平生最喜談“節義”的一代大儒錢謙益，面對這破碎的山河，面對這深重的民族仇恨，對外高聲宣稱自己要效法屈原，投水自盡，以身殉國，不辱節義。他那歌妓出身的小妾柳如是為丈夫的愛國情懷和民族大義所感動，也公開宣稱自己也決心自盡殉夫，以保節烈。到了錢謙益預先公開宣布的投水殉國的那一天，他帶著家人真的到了預先宣告的投水自盡的地點，江蘇常熟的尚湖。在人們期盼目光的注視之下，從日出三竿一直到夕陽西下，錢謙益卻始終在岸邊行走，連鞋都沒有濕一點。倒是他的小妾柳如是等得實在不耐煩了，縱身一躍投進了尚湖。但因錢謙益尚未殉國，柳如是也就還沒有到殉夫的時候，于是人們忙將柳如是救起。而錢謙益此時卻仍在凝視著西山的風景，末了把手伸進湖里，摸一摸湖水，凄婉說了句：“水太涼了，怎么辦呢？”然后立即就背叛了明朝，背叛了民族，率先投靠清廷，當他的禮部右侍郎去了。平生最喜談“節義”，禮義廉恥常掛在嘴邊的一代大儒錢謙益就是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在國破的時候，上演了一幕人間最滑稽的滑稽戲。以錢謙益為代表的那些明末的文人學士，平生最喜談“節義”，也最懂禮義廉恥，但是當面臨真正的生死考驗的時候，這些人的氣節還不如一個歌妓出身的小妾。滿清政權在還沒有全部平定明朝故地的時候，就舉行了科舉考試，那些儒家的知識分子，除了顧炎武等少數人拒絕之外，其余的無不趨之若鶩，積極參與，爭做原在他們心目之中純是夷狄之國的官吏，為夷狄之國甘效“犬馬之勞”去了。所以，說是滿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廉恥，倒不如說是喪失了骨氣和廉恥的漢人差點被滿清殺盡。是漢民族骨氣與廉恥喪失在先，而才有滿清入關在后。如果硬要說是漢民族骨氣與廉恥的喪失與滿清入關有什么聯系的話，那就只能說是滿清的血腥與殘暴，將那些平日里把民族氣節與禮義廉恥常掛在嘴邊，骨子里卻是卑微怯懦，一心想著升官發財的儒家知識分子嚇出了原形，嚇得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和膽量，從而導致了滿清的順利入關而已。可見，漢民族骨氣與廉恥的喪失，怨不得別人，那就只能從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了。是儒家學說中過于講求理性而反對提倡血性，從而導致了古代漢民族骨氣的喪失，而骨氣的喪失，又造成了古代漢民族失去反抗暴行的勇氣，從而也就只能在暴行之下茍且偷生了，所以也就沒有了禮義廉恥。

       戰爭是殘酷的，但戰爭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好的催化劑。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催生出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催生出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催生了廣大殖民地國家掀起的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經不起戰爭檢驗的文化，應該說是算不上先進的文化，因此也是注定要死亡的。埃及、巴比倫、印度等三大文明古國，再加上其后的古希臘、古羅馬，雖然都曾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但是由于亡于戰爭，都中斷了其傳承。古代中國的文化能夠傳承至今，應該說是上天對華夏民族的眷顧。在黃河長江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又極適于農耕的兩河流域周圍，便是大海高山和荒漠。這些大海高山荒漠為華夏民族筑起了真正的“銅墻鐵壁”，成功地擋住了其他文明的入侵，使得華夏文明得以悠然自得地傳承了幾千年。期間雖然不斷地發生游牧民族與農耕的華夏民族之間的戰爭，但這些都屬于同一個文化圈之內的“兄弟鬩于墻”。不論是契丹女真蒙元滿清入主中原，還是北宋大明進行的北伐北征，都屬于這類的性質。所以雖然中國古代不斷地改朝換代，但中國古代的文化卻始終在傳承著。

古代中原地區周邊的少數民族，尤其北方和西北西南的滿蒙維吾爾哈薩克藏等游牧漁獵民族，雖然在創造、繼承和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方面所做的貢獻要遠遠地小于漢民族，但是，這些民族在開拓、保全今天中華民族所擁有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方面所做出的貢獻，同樣也是十分巨大的，更是不應該予以否認的。如果排除了政治軍事等其他的因素，單單從文化作用的角度去看待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那為李登輝提出的分裂祖國的“七塊中國論”的無恥主張，倒是在理論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有些人為了證明少數民族占有如此廣袤的土地不合理，為了否定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所做出的歷史貢獻，不僅搬來了“強權就是真理，需要就是真理，利益就是真理，占有就是真理”的西方無恥的殖民主義理論來為自己的荒謬主張坐注腳，而且還把美國在處理民族關系上的做法奉為了圭臬，極力主張效法。

西方無恥的殖民主義理論早已為全人類所不齒，而美國在處理國內民族關系上的做法則是更加的無恥和血腥加野蠻。而且美國在處理民族問題時所面對的客觀環境與我們今天更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所以，美國在處理國內民族關系問題上的做法我們根本就無法復制，也根本就不值得借鑒和學習。

有人根據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國內人口雖然來自世界各地，但美國不但成功地將其整合在了一起，并形成了美國文化，而且國內的民族矛盾也很少，沒有出現民族分裂勢力的事實。就認為美國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假，但美國是在原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的基礎上起家的。除黑奴之外，在大量移民到達美國之前，美國不但已經建立起了有效的國家政權，而且英國的移民也已經把英國的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美國，并有所發展，形成了美國的主體文化，英國移民和他們的后裔也成了美國的主體民族。美國自立國之后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始終在大量地接納外國的移民，但被美國接納的這些移民，無論是來自哪個國家，無論是來自哪個文化圈，都只能是以個體的身份被接納的，而不是以民族整體或團體的身份被接納的。所以，除了在美國立國之前來自英國的早期移民是以民族整體的身份來到的北美之外，其余的，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或是其他有色人種，都只能是在背離了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民族之后，以個體的新移民身份加入美國的。這些新移民除了一小部分確實是為生活所迫之外，大部分都是為了追求個人更大的利益才移民美國的。這類人多是“有奶便是娘”之輩，幾乎沒有什么民族歸屬感，更遑論民族榮譽感和自豪感以及責任感了，只要能夠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認賊作父都在所不惜，何況背離祖國、背離民族了，所以，這樣的人最容易被同化。而且這些人為了盡快地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以便能夠及早地實現個人的最大利益，往往也更加主動地接受同化。而我國的情況則與美國根本沒有可比之處。在大清王朝之前，一些民族千百年來就各自在自己的聚集地互不統屬地繁衍生息著，后來是大清王朝用武力才將這些民族強行并入到同一個政治架構之內的。這些民族都有著自己悠久的歷史和文化，都有著強烈的民族歸屬感，都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榮譽感，有的還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所以拒絕同化的心理也十分強烈，尤其是拒絕侮辱性的強制同化的心理更加堅決。

有人主張我國也應該像美國那樣，將國內的各少數民族改稱為族群，從而弱化少數民族對自己民族的民族歸屬感，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這不是掩耳盜鈴嗎？持這種主張的人，其實也是“有奶便是娘”之輩，以為別人也同他一樣。你不承認少數民族的民族身份，少數民族自己也能不承認嗎？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就能因此而改變了嗎？這樣邯鄲學步的做法，只能引起少數民族的反感，從而阻礙民族的融合。如果國家采用侮辱性的強制同化的做法，那中華民族也就將永無寧日了。民族走向同化是歷史大勢所趨，但民族同化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自然的過程，而且首先是一個感情同化的過程。如果因為歷史上像滿蒙等一些少數民族曾經對漢民族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如果因為如今有一些民族產生了分離的傾向，就要對他們采取報復性的強制同化，這種侮辱性的做法，只能適得其反。

從美國處理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的做法上，也能看出文化與土地之間關系的一斑，也更能看出西方殖民者確實具有深謀遠慮。

土地是人類生存的根，所以也是文化的根。離開了故國土地的人，就是游子。在他的身上，本民族的特性將很快就會消失；離開了故國土地的文化，就是沒有根的浮萍，將很快就會枯萎。只有扎根于故國沃土上的民族，才能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只有根植于故國沃土之上的文化，才能枝繁葉茂。因此，離散在世界各地上千年，早已歷盡磨難的猶太人寧可再受盡千辛萬苦，也要在故國的土地上復國。對此，西方白人殖民者也是有著深刻的體會的。所以，當他們到達美洲大陸之后，為了永久地占有這塊土地，立刻就對這塊土地上的原主人印第安人進行了滅絕性的屠殺。在幾乎將印第安人滅絕之后，為了彌補奴役對象的不足，西方殖民者們又從遙遠的非洲販運黑人到美洲做奴隸，供其奴役。西方殖民者之所以要滅絕印第安人而又從遙遠的非洲販運來黑人做奴隸，而不直接奴役印第安人，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著自己的文化且與自己的文化母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印第安人是很難被同化的，也是很難接受奴役的。而離開了自己的土地、離開了自己文化母體的非洲黑人則是很容易被同化的。因此才寧可增加成本從遙遠的非洲販運黑人到美洲，也要將印第安人滅絕掉。而且，在滅絕了印第安人之后，他們就成了美洲大陸的合法主人。所以，為了殺人滅口，也要滅絕印第安人。從美國后來的實際情況看，他們的做法確實是取得了成功，印第安人除了像保護珍稀動物那樣被保護起來的少數幾個之外，其余的絕大部分都被滅絕了，而黑人目前也已經被徹底的同化了。這樣的做法，我們學習和借鑒得了嗎？

在古代的時候，強大的農耕民族，占據了氣候、土壤、水文條件等都利于農耕的中原和江南地區，將其他一些弱小的民族趕到了當時無法進行農耕的北方草原和西南西北地區的崇山峻嶺、高原荒漠之中。這些弱小的民族在北方草原和西南西北的崇山峻嶺、高原荒漠等苦寒之地，不僅艱難地生存了下來，而且還為中華民族保全下了這塊廣袤的國土。當人類的歷史前行到了殖民化和工業化時代之后，這些原本為農耕民族所丟棄的，在他們眼中原本毫無價值的不適于農耕的無用之地，卻因為蘊藏著豐富的現代工業所必須的礦產資源和處在重要的戰略位置上而開始變得珍貴起來。于是歷史虛妄主義者們便拼湊了一個所謂的“文化中國論”，將中華民族的形成，單純地歸結為了文化的作用，通過否定國家版圖對民族形成所起到的決定作用，通過抹煞了某些少數民族在為中華民族開拓、保全領土方面所做的巨大的歷史貢獻的做法，不僅還把開拓保全國土的功績也歸結到文化的作用上，也就是歸結到了自己的頭上，獨占了推動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功績。而且還想通過否定少數民族歷史功績的做法，來證明在推動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從而達到改變民族平等的政策，達到否定少數民族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目的，為推行報復性侮辱性的強制同化做輿論上的準備。這種觀點，不僅嚴重地危害了中華民族，而且也嚴重地危害了漢民族的自身。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是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的家園，五十六個民族都為推動中華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自己應做的貢獻。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五十六個兄弟互相關心，互相幫助，親如手足，共存共榮，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在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五十六個民族兄弟的鮮血流淌在了一起。交織在一起的友誼和流淌在一起的鮮血終會將五十六個兄弟凝結成為一體。今天威脅國家統一的“藏獨”，“疆獨”問題的產生，與那些對國家對民族的危害更為嚴重的新時期洋奴買辦漢奸的產生一樣，是有著深刻的特定的歷史原因的，而這些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是根本就不曾出現過的，也是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的。

回顧歷史，就是為了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以免再犯相同或類似的錯誤，以免相同或類似的歷史悲劇再次重演。而要做到真正地總結經驗，做到真正地吸取教訓，那么就必須要勇敢地面對過去慘痛的經歷，要勇敢地正視本民族過去的缺點與不足，要正確地對待歷史上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之間的恩怨。祖先的不光彩，是不會影響到我們今天的，也不需要今天的我們為其進行掩飾。祖先的缺點和錯誤所造成的失誤，也不會要今天的我們來負。更不要因為我們今天的貧窮與落后，因為我們曾經懦弱而挨打，就像阿Q那樣，幻想、甚至編造出自己曾經有一個富有而威風的祖先出來，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來掩飾自己的自卑感和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以往的我們就是由于不能真正地面對慘痛的過去，不能正視祖先的缺點錯誤與不光彩，因此也就無法總結出真正的經驗，吸取到真正的教訓，所以總是重蹈挨打的覆轍。

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影響的怛羅斯之戰和宋遼之戰這兩場戰爭，相信留給任何一個中國人的記憶都將是十分沉重的。民族歷史進程的走向，無不與戰爭密切相關，所以每當回想起這兩場導致中華民族歷史進程走向發生了改變的戰爭，人們也自然就會想起另外兩場同樣導致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發生了改變的戰爭，這兩場戰爭就是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珍寶島之戰。

在新中國尚未成立的時候，美國就糾集了世界上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對中國大陸進行封鎖和圍堵，并做著隨時準備對中國大陸進行軍事進攻的準備。一九五0年，在新中國建國才剛剛只有一年的時候，朝鮮發生的內戰給美國提供了使用軍事手段直接威脅新中國的機會。于是，美國糾合了十六個國家的軍隊，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入朝進行干涉，兵鋒實際上指向的卻是新中國。其實美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遠動的擴散，是為了將新中國這個未來的戰略競爭對手扼殺在搖籃里。

面對新中國面臨著的嚴重威脅，面對美國這個強大的對手。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沒有被張牙舞爪的敵人所嚇倒，而是毫不猶豫地迎了上去，與敵人展開了殊死的較量。經過三年的浴血苦戰，中國人民終于將美國人打上了談判桌，同時也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民族的尊嚴，打出了自己應有的國際地位，從而一雪百年之恥，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從此令世界上任何一個對手再也不敢輕視。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的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能將這個民族征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一九六九年，中國和蘇聯因領土問題在中國的珍寶島發生了武裝沖突。珍寶島本是一個位于中蘇兩國之間的烏蘇里江之中、面積只有零點四四平方公里且無人居住的小小荒島。對于各自擁有九百六十萬和二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中蘇兩國來說，這真是一塊彈丸之地。但是，就是這塊彈丸之地，對于中蘇兩國來說，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俄羅斯帝國乘大清王朝之危，趁火打劫，從大清王朝手中割去了黑龍江以北的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清王朝的領土。從那時往后，俄羅斯帝國通過以武力威脅的做法，逼迫大清王朝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總共強占了大清王朝一百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立刻就發表了聲明，不承認以往歷屆中國政府與所有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個聲明，也包含了不承認大清王朝與俄羅斯帝國簽訂的兩國之間的領土條約。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分別繼承了大清王朝和俄羅斯帝國，兩國之間的領土問題也就傳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的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由于中蘇兩國同屬社會主義國家，信奉相同的意識形態，兩國關系處在十分友好的狀態下，而且還要面對美國這個共同的敵人。所以在國家關系之間本是十分敏感的領土問題并沒有顯現出來，中蘇兩國之間也未劃定正式的邊界，更主要的是由于丟失了國土的新中國在當時根本就沒有與蘇聯進行討論領土問題的實力，所以也就沒有主動向蘇聯提出解決兩國之間領土問題的要求。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因為蘇聯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推霸權主義，中蘇兩國因此反目成仇，中國也從此反出了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的社會正義陣營。中國反出了所謂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正義陣營之后，蘇聯為了壓迫中國重返以他為首的那個所謂的那個社會正義陣營，同時更是為了壓迫新中國政府能夠接受大清王朝與俄羅斯帝國之間簽訂的領土條約，以便永久霸占這些土地，于是便像中國古代寓言《黔之驢》里的那只小老虎那樣，利用珍寶島領土之爭的問題向新中國施加壓力并試探新中國的反應。

對蘇聯險惡的用心，毛澤東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新中國只是像“黔之驢”那樣嗷嗷地叫上幾聲，發表一些空洞的聲明和表示一下“嚴重關切”，那么新中國就不僅要承認大清王朝與俄羅斯帝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而在法理上和道義上失去討還失地的理由，而且由于示弱，還早晚要被蘇聯這只小老虎吃掉。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新中國只有拿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概，全民族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與其進行決一死戰，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結果，珍寶島一戰，新中國不但沒有丟失一寸國土，也沒有被蘇聯這只小老虎吃掉，而且還將蘇聯這只假的小老虎打出了其紙老虎的原形。

新中國成立之后所經歷的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珍寶島之戰，不僅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家安全，而且還打掉了中華民族蒙受“東亞病夫”蔑稱的百年屈辱，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新的風貌，打出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出了新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打出了新中國未來發展的國際空間，打出了國際上的和平與正義，打出了美蘇霸權主義者紙老虎的原形，打得世界格局就此發生了改變。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珍寶島之戰的勝利，不僅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中華民族歷史進程的走向，使一百多年來始終處在沉淪之中的中華民族開始了重新崛起，而且也改變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命運。雖然中華民族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但是與面對強權不敢反抗而只得任人宰割比起來，這還是值得的。這樣的付出，是一個曾經被壓迫被奴役的衰弱民族走向崛起，走向強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這樣的付出，以及因此獲得的收獲，則只有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做到的。

假使當年新中國被張牙舞爪的美蘇霸權主義者所嚇倒，匍匐在美蘇霸權主義者的腳下，那么中華民族的命運如今將會怎樣呢？現實社會中，受害人的軟弱，往往更能激起犯罪人的犯罪欲望，從而擴大犯罪的后果。但是如果受害人敢于殊死反抗，那么犯罪人往往會因為要為此增加犯罪成本而放棄犯罪。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珍寶島之戰就為這種現象做了最好的詮釋。

當年，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珍寶島之戰的勝利，這與毛澤東思想這顆精神原子彈的巨大威力是密不可分的。是毛澤東思想蕩滌了中國人自私自利的意識，將曾經是一盤散沙似的中國人重新凝聚在了一起，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統一堅定的民族意志，增強了民族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增強了民族的責任感和歸屬感，；是毛澤東思想一掃中國人千百年來文弱不武的積習，使中華民族頑強不屈的民族精神重新振作了起來，重新樹立起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毛澤東思想一改中國人溫文爾雅的民族特性，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是毛澤東思想強化了中國人的神經，恢復了中國人喪失已久的血性和膽量，并找回了失傳已久的敢于同一切敵人血戰到底的勇氣和戰勝一切敵人的決心和信心。是毛澤東思想才構成了統一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礎，才能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指明前進的方向；

今天，中華民族再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岔路口上，今后將對中華民族未來走向產生嚴重影響的就是目前國內的思想混亂狀態。今天的中國，歷史虛妄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洋奴買辦所大力弘揚的實用主義、腐朽沒落的儒家思想紛紛粉墨登場，沉渣泛起，泥沙俱下。這些，已經嚴重地干擾了人們的正常思維。如今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當務之急，是用毛澤東思想再一次把中國人民的思想重新武裝起來，還是用孔孟之道重新恢復中國人溫文爾雅的民族特性，或是用實用主義哲學繼續培養大批的洋奴買辦和漢奸預備隊。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給出過一個明確而清晰的答案了，就看今天的中國人是否能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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