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首先要保證領土上的互不侵犯，其次主張國家之間通過貿易發展友好關系，那么中國人是多么熟悉國際法和自由貿易的規則啊，只要從他們與英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就能看出來。顯然，在與英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中國首先訴諸國際法關于領土完整的條款，其次才在貿易問題上做出了未必有利于一般英國商人的讓步。中國人并非像英國人一廂情愿以為的那樣不懂國際法和自由貿易，而是對于國際法和自由貿易條款相當有經驗，在與英國訂立《南京條約》時，大清盡管不得不放棄“禁煙”，但它卻保全了領土完整；盡管被迫“與英國貿易標準接軌”，從而采取對鴉片收稅管理的方式，中英兩國卻因此開始了對于一切商品的“雙重征稅”。而這種“雙重征稅”，其實對于中英貿易并無任何好處，起碼犧牲了是雙方的利益，尤其對于英國商品，特別是英國布匹的出口，更是沒有任何益處。從某種程度上說，清政府利用英國政府熱衷的國家對貿易征稅條款上的漏洞，竟然將英國人給涮了！因為所謂雙重征稅，恰恰使得一般本份的英國商人成為了鴉片貿易的真正犧牲品；英國政府雖然拿到了賠款，可犧牲的卻是除了鴉片販子以外，所有英國商人的利益！

　　近代以來形成的國際法的基本準則的兩個要點，乃是國家之間的領土互不侵犯和通過貿易發展關系，而大清的國際法經驗和貿易經驗，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與俄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條約，不但由法國傳教士張誠和白晉參與其事，創造了近代國際法和條約制度的許多內容，而且它也為國際法準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今天人們往往說國際法是《威斯特法利亞條約》后近代歐洲的產物，這實際上也是非常一廂情愿的說法，因為《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以來，大清對于依據國際法訂立條約的那些程序，一點也不會比英國人更陌生。甚至可以說，早在康熙時代，訂立《中俄尼布楚條約》的那個年頭，中國政府就對這一套十分熟悉了；并且就國際法程序的形成而言，中俄之外，法國人還參與其事。如果沒有這個經驗，如果大清對于國際法一無所知的話，那1841年它就不可能軟磨硬泡，將那城下之盟的《南京條約》，訂得如恩格斯所說，“幾乎成為燙英國大嘴巴的熱地瓜”。

　　英國對中國的戰爭，絕不是“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乃至閉關鎖國的戰爭，恰恰相反，這是一場英國國家出于自身稅收考慮而進行的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戰爭。因此，這是國家反對“貿易”的戰爭。它維護的也不是一般商人和市場的利益，而是英國政府的利益；它要捍衛的并非貿易，而是政府的稅收。說穿了，這實際上就是英國王室為了自己稅收的需要，保護東印度公司經營鴉片和販賣毒品的特權而已。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不是馬克思所謂的那樣：古老的中華帝國代表了“道義原則”，英帝國則代表商人“賤買貴賣的特權”——中國代表的其實是“以領土立國”的大陸國家的政治傳統，而英國代表的則是以資本積累立國的威尼斯式城市共和國傳統。在后一個傳統中，資本的積累和掠奪最重要，而領土并不重要。但在恩格斯看來，英國恰恰在這方面犯了個大錯誤——因為正是威尼斯衰落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世界性的大國或者霸權的基礎，必須以遼闊的領土為依托。因此，即使在當時的情況下，中英兩國的未來究竟誰更有前途，還是很難說呢。

　　在恩格斯看來，鴉片戰爭不但損害了中國的利益，而且也從根本上損害了正常的商業和貿易，并進一步損害了包括英國布匹商人在內的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利益；特別是它鼓勵了鴉片這樣的非法貿易與健康正當的商業活動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從而在根本上破壞了市場。一句話：通過保護不正當競爭，鴉片戰爭破壞了市場和貿易，從而也嚴重侵害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而這樣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直到今天還不幸地被某些“學者”無知掩蓋著。其中流毒最廣的謠言就是：康熙的孫子乾隆帝弘歷，因為英國勛爵馬噶爾尼拒絕磕頭，所以拒絕了與英國進行貿易，以至于英國的資產階級和商人，為了推動世界的自由貿易，忍無可忍，不得不對清王朝發動戰爭云云——而這簡直就是侮蔑了。要知道，歷史上拒絕與英國進行貿易的，不僅僅有乾隆，比如還有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難道誰敢說那華盛頓也是愚昧無知，死腦筋不開竅，是造成了美國忍辱負重、艱難崛起的千古罪人？何況早在馬勛爵來華之前，大清早已經與英國進行貿易了，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乾隆是否同意與英國進行貿易的問題。

　　英國王室將貿易當作自己稅收的根本來源，而大清皇家的主要收入卻并不是靠剝削貿易商而獲得。僅從貿易角度而言，對于真正從事貿易的商人及其貿易活動，當然也是希望大清這樣的政府，因為低稅收的政策對自由貿易才更有利，也更符合商人本身的根本利益——除非所有的商人從事的全是諸如販毒和拐賣婦女兒童這樣的非法勾當，而這種勾當又為一個窮瘋了的當局以“稅收”的名義乃至法律的名義得以公開保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大清是愚昧政權，那么英國政府在鴉片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為不法生意提供保護傘的黑社會行為——是不折不扣的流氓國家作為。

　　但是，這個最簡單的歷史事實在當今許多“洋務人士”那里，卻好像沒有存在過一樣。當他們以“無知者無畏”的姿態宣稱大英帝國保護商業和貿易的時候，卻忘了問問它保護的究竟是什么商業，哪種貿易；當宣稱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對中國的政策是所謂“自由貿易”對閉關鎖國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勝利時，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利用“歷史學者”這頂帽子，在公共媒體上一如既往地誤導輿論，并力圖把自己毫不懷疑的謊言當作“真理”重復一萬次！這是多么地可怕，又是多么地可笑！

　　問題的實質始終在于：改革開放、自由貿易并不等于對走私販毒也敞開大門，否則就談不上市場和公平競爭。所謂大英帝國對于市場的干預，也不僅僅是指不合理的稅收，而是國家通過攫取稅收的方式，容忍、保護和鼓勵非法經營和不正當競爭，從而從根本上破壞市場。這就是當年英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在被西方列強強迫開放門戶的時代，中國已經有著在西部和北方進行大規模“自由貿易”的歷史和寶貴經驗；近代中國并非敗于反對自由貿易和市場，而是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這種侵略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是領土上的，后者對于中國更為致命。道理只有一條：與英國這樣靠貿易立國的國家不同，中國和美國這樣遼闊的大陸國家，他們立國的基礎不是貿易，從根本上說乃是領土。

　　即使在窮途末路的時代，我們的祖宗最沉痛的，并非是什么不擅長商品貿易，也不是什么不懂得市場經濟，甚至還不是被列強占領了首都北京，而是在北方被沙俄趁火打劫，偷偷占去了遼闊的土地。但是，即使在那種積弱積貧，武略廢弛的情況下，他們也還是援引國際法，從來沒有在法律上承認過這種非法占領。即使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也沒有眼睛只盯著著燒火冒煙的東南沿海，而忘記去經營西北。這是一種智慧，也是不幸中的萬幸。今天，他們把這個艱難后死的遺產交到了我們的手上。“西部大開發”是英明的決策，但是，更好的說法應該是“西部大經營”，或說是“西部大保護”，因為那是我們中國的后院，那是列祖列宗被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肯放棄的一條退路，那是中華民族面臨山窮水盡時的戰略高地。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好處就在于可以兩條腿走路，可以作多手的準備。而且就是說到經濟開放，我們也是既可以向東開放，自然也可以向西開放；既可以在海洋方向上開放，更應該在陸地邊界上開放；既要重視貿易，更要警覺地注視著邊疆的安全。如果只想“全面接軌”之樂，不思腹背受敵之虞，乃是典型的趙括將兵之策。

　　并不漫長的近代歷史告訴我們一條簡單的道理：一個民族是否能自立于世界，絕不僅僅是靠它的貿易能力和市場能力，乃至于經濟能力，而主要是靠他的領導者統合全民族的能力、將國內的不均衡轉換為均衡的能力、掌握世界均勢和國內均勢的能力，特別是保衛自己領土完整性的能力。只有這樣，它才能算是一個“霸權民族”；否則，不具備這點能力，沒有這樣的常識或者頭腦，你經濟搞得再熱乎，那也是魯迅所謂“瘟豬”，養得肥肥的，為的不過是早一點要去挨刀罷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對那些根本不了解，因而也不尊重我們的祖宗、我們的遺產的某些自封的“自由主義者”嗤之以鼻。

　　對中國憋著壞的人從來有個苦惱：就是中國太大，不能像俄羅斯那樣給買進北約里面去。中國這個單誰也買不起——依我看，這樣就好，這樣我們自己的事最后還是我們自己來買單。咱們不怕！還是那句話，有這么大一個后院，東方不亮西方亮，滅了南方有北方。

　　《大雨落幽燕》和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1．《梁啟超文集》，梁啟超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2．《懷柔遠人：馬噶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何偉亞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3．《1500－1700年英國商業與商人研究》，趙秀榮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roy porter/penguin books
　　5. London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Dorothy george/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6．《北京史》，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史》編寫組，北京出版社
　　7．《王國維文集（1－4卷）》，王國維著，中國文史出版社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4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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