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還是曲解

——談韓德強的《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樂民

從唯物論的角度，與韓德強《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下面三個問題：

1、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認識的問題；

2、唯心史觀的問題；

3、存在決定意識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的分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與韓德強《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分歧。如何認識中國的歷史，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如何認識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以及如何認識中國社會發展歷史與歐洲社會發展歷史上的非本質差異，以此與韓德強的《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商榷。

一、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認識的問題

如何界定資本主義的問題，是韓德強對中國歷史社會形態認識的關鍵。

什么是資本主義？

私有制是不是資本主義？人類社會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出現剩余產品，圍繞剩余產品的分配、在原有社會分工的影響下產生了私有制，進而產生了階級分化，社會成員分化為不同利益的各個階級，形成了階級社會。所以說，私有制是階級社會的標志。如果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那么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解體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市場經濟是不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大百科全書》里，市場經濟等同于商品經濟，是“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的，具有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的經濟形式”1。自有剩余產品出現，就產生了交換，由于交換產生了市場，交換的發展產生了貨幣，形成了商品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商品經濟長期從屬于自然經濟，直至工業革命以后，商品經濟對自然經濟才構成有效沖擊，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那么，物物交換的市場和市場經濟，當然不等于資本主義。同上，如果從屬于自然經濟的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那么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解體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商人是不是資本主義？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可以允許一部分社會成員從社會生產中脫離出來，以從事物物交換為生，以此為生計的就是商人。商人依靠從事商品的流通，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商人的商業資本自身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表現出：在奴隸社會，商業資本的運作大量流向奴隸生產和奴隸交易；在封建社會，商業資本的運作大量流向土地生產和土地交易；在資本主義社會，商業資本的運作大量流向商品交換的交易。商業資本轉換為貨幣以后，貨幣在流通領域可以轉換為奴隸、土地和資本，但并不等同于奴隸、土地和資本。就像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有錢人也不能等同于資產階級一樣。商人和商業資本在人類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為不同的性質。如果認為商人和商業資本的存在就是資本主義，那么人類社會自出現商品交換就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許滌新在《中國國民經濟的變革》中這樣描述中國的封建經濟：“自足經濟雖然是鴉片戰爭以前的經濟形式，但這并不是說，當時的中國沒有商業，沒有市場，沒有商品經濟；而是說，生產品之變成商品，只有附屬作用而已。農民多余的自己用不著的東西，是被拿去市場出賣的；但他們卻不是為著市場而生產。這種情形，不但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如此；就是在中世紀的歐洲，亦何嘗不如此？

中國封建經濟的土地關系，有個特點，這就是：土地的自由買賣。土地之所以可以自由買賣，是秦漢間開始的。這與歐洲的封建社會并不相同。在歐洲，只有當封建社會解體時，土地才從領主的獨占下解放出來，而領主也就隨之而沒落。中國則不然，在封建社會的初期，土地已經可以買賣；而土地的自由買賣，就使商人資本大量向土地投資，形成‘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結合’的局面。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有錢，就可以購得土地，就可以剝削農民；小地主與自耕農的喪失土地所有權，就成為繼續不斷的現象；而土地的不斷集中，也就成為地主經濟的規律了。

土地自由買賣這件事，包含著高利貸商業資本對農民作深度剝削的事實，也說明了土地買賣與高利貸商業資本，是密切結合著的。高利貸商業資本不但與土地之自由買賣結合，而且加強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因為商業資本愈發達，則靠剝削農民過活的地主，對物品之消耗的種類及其數量愈益增加，因而從直接生產者所榨取的剩余生產物，就日益沉重。地主從農民所榨取的物品，除供自己消費外，還有一部分變成商品投向市場，構成地主的商業與高利貸資本發展的基礎，所以，商業資本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腐蝕了自然經濟，但沒有破壞封建制度，甚至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封建剝削。”2

“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結合”，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歷史與歐洲封建社會發展歷史上的非本質差異。商業資本之所以向土地投資，本質上是在證明投資土地也就是農業的利潤高于投資手工業及其他一切行業的利潤。反之證明的是，在自然經濟下的手工業發展不足以支持商業資本的增殖，也就是說，必須是在工業革命的生產力發展基礎上足以支持商業資本的增殖，從而支持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當商業資本投資土地獲得所有權以后，封建經濟的生產關系沒有發生改變，所以，商業資本“沒有破壞封建制度，甚至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封建剝削”。

在現在的基礎上，談一談什么是資本，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是靠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3。由此而推斷，資本主義就是關于依靠剝削雇傭工人而帶來剩余價值的生產關系的學說，也就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學說；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

在邏輯和事實上得到證明的是，資本、資本主義可以脫離資本主義社會而存在，而不是說有了資本運作就是資本主義，存在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位一體關系。資本是自商品交換就開始存在，資本主義則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以后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出現的，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以后才能夠出現的。

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是韓德強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重新認識”的依據。

二、唯心史觀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4拋棄階級斗爭、拋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斗爭、拋棄地主階級內部革新派與守舊派的斗爭，妄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比較大膽的。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地主階級上升時期和沒落時期的指導思想不一樣，上升時期的早期和晚期的指導思想不一樣，沒落時期革新派與守舊派的指導思想不一樣，再加上歷代農民起義的影響，貫穿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

不同的指導思想，必然對經濟和歷史發展產生不同影響，正確的有促進作用，錯誤的有遏制作用。不從指導思想的變化去探索封建社會經濟和歷史發展變化的原因，在想象中尋找答案，豈不是緣木求魚？

從唯物論的角度，韓德強《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中的唯心史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對“士農工商”的問題。

韓德強認為，“落實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社會機制是‘士農工商’的社會地位序列”。

關于重農抑商的問題，我認為必須要放在農業社會的大背景下去談論這個問題。

經濟活動的四個課題：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其中，生產是第一位重要的，是后三項的根源。農業社會的手工業生產從屬于農業生產，換而言之，農業生產在農業社會經濟活動的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由此可以得出，所謂重農抑商政策，在農業社會的大背景下就是通過刺激生產的方式來刺激交換、分配、消費的發展，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政策性調整。在農業社會，無論如何高估它的歷史作用都不足為過。在這一點上，我和韓德強沒有大的差異。

問題在于，“士農工商”社會地位序列沒有錯，但其中的“農”是誰，是農民嗎？我認為不是，應該是地主。也就是說，是官宦、地主、手工業作坊主、商人的序列，農民根本不在里面。

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天下第二，農民的地位哪有這么高？但是，認為“士農工商”社會地位序列有落實重農抑商政策的作用就是在胡說八道了。

封建社會的權力基礎是地主階級。要加入封建社會的權力分配，必須要成為地主階級的一員。官員不論以前是不是地主，做了官以后沒有地也要置地成為地主；手工業作坊主、商人要加入權力分配也一樣，必須成為地主。而大家都成為地主以后呢，這個社會地位序列就被打破了。沒有“士農工商”了，只有地主、作為官員的地主、作為手工業作坊主的地主和作為商人的地主。

當商人具有地主身份以后，就不受“士農工商”的制約了，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由于投資農業的高利潤性，仍然使具有地主身份的商人將商業資本源源不斷地投入土地買賣之中。

投資農業的好處，第一個是低風險，不要勞作、不會虧本；第二個是高利潤，到底有多高呢？據許滌新的《中國國民經濟的變革》記載，“清代的私租，各地雖有不同，大概取得農民總收獲額之一半”5。

所以說，“士農工商”社會地位序列對落實重農抑商沒有任何作用；而“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結合”，純粹是利使然。

2、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韓德強認為，“資產階級是一個非常務實的階級。他們當然希望自己能夠掌握政權，但是，如果別的政權一樣允許他們積累資本，發財致富”，則可以不必“一定要自己掌權”。

這是一個典型的唯心史觀。

韓德強之前認為資本主義可以脫離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而存在，認為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外的“中國古代的資產階級”，實質上是一個認為存在資本就存在資產階級、存在資本主義的問題。

但韓德強非要把歷史上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獲得政權的時期說成是資產階級不一定要自己掌權，就好比是非要說當年的國民黨不反攻大陸是不想反攻大陸而不是無力反攻一樣。

3、對精英史觀的問題。

精英史觀是一個比英雄史觀還要倒退的史學觀點。

“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適時”早以對“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的問題做了最好的解釋。所謂英雄，就是在歷史條件下代表了人民利益的人——“當人民需要英雄出現的時候，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才被視為英雄。”6

“我認為，人民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是選擇——選擇誰來代表自己的利益，并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而人民的利益，就是最多人利益的共性。”7

精英史觀與英雄史觀相比，更加荒謬的地方是英雄的行為是可以通過歷史事實認證的，而精英史觀中的所謂精英和圣人是無法認證的。

被儒家利用反動政權強迫天下人尊為“至圣先師”的孔丘和“亞圣”孟軻的認證依據何在？除了它們可以代表反動統治者的利益外，還有什么依據？既然對于反動統治者的“至圣先師”和“亞圣”，那么反動統治者以外的人們起什么哄？

難道說，“子曰”了三千年百分之九十的文盲相比“毛曰”了三十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識字率，的確是“圣”得可以？

4、對儒的問題。

現在談這個關于儒的問題。

既然韓德強認為，“到董仲舒時，表面上‘獨尊儒術’，而實際上是讓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那么請教韓德強認為“孔孟之徒到處游說君王，希望能夠他們能夠實行王道，但四處碰壁”的原因是什么？孔孟之徒“四處碰壁”以后，歷史在前進，還是倒退？

“強調精神力量，則恰恰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語出何處？“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在理論上反對儒家學說，實際上卻真正落實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又依據何在？

韓德強口中的“儒”，是事實之“儒”，還是想象之“儒”？

如果是想象之“儒”，就與事實之“儒”毫無關系，不如請韓德強另起爐灶、自立門戶，即使在“韓德強”中任選一字，亦無不可。他日相見，還少不得尊一聲“韓子”的X家學說。

如果是事實之“儒”，便說不得要與“韓子”理論一番。

如果韓德強認為，“到董仲舒時，表面上‘獨尊儒術’，而實際上是讓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那么在董仲舒“獨尊儒術”以前，想來在學術上起碼可以稱是韓德強認為的“王道”之說。那么，就來看看韓德強認為的“王道”之說，究竟是什么東西吧？

孔丘以“為尊者諱”作《春秋》，確立儒對強權的攀附；三月而誅少正卯，說明儒對異己思想的態度8。“五谷不分，四體不勤”、“喪家之狗”、“巧偽人”、“盜丘”9是當時社會對孔丘的評價；儒為“五蠹”之首，是韓非對強國的立場。

孔子說，又在說什么呢？也許 “溫故而知新”的自相矛盾、“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腐朽糜爛、“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徇私枉法、“老而不死，是為賊”的惡毒咒罵10，就是韓德強認為的董仲舒“獨尊儒術”以前的“王道”之說。

儒之“中庸”，以遵循“周禮”為標準；對于實行“周禮”來說，“過猶不及”。由此引申出，以實現反動統治者的利益為標準，是“過猶不及”。所謂“中庸”，是指在實現反動統治者利益的過程中“不偏”、“不易”，哪里是什么“在兩種極端的原則、極端的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中庸”之道在現代，本質上的精髓就是丘吉爾所說“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英格蘭永遠至高無上的利益”。

從哲學上，“本來，一定的質都具有一定的界限，在這一定的界限內，一定的質就能保持它的穩定性。但是，中庸之道卻把這種一定質的界限神圣化了，把舊質的穩定性絕對化了。在這里，它把舊事物說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力量，是神圣的、永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很顯然，這是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11

至于“亞圣”孟軻的理論，更是自欺欺人的范例，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12。故鄉里民間的一首打油詩這樣諷刺孟軻，“乞丐豈能有二妻，鄰家焉有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

三、存在決定意識的問題

應當說，歷史唯物主義與韓德強《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分歧，本質上都可以歸納為在哲學領域對存在決定意識的分歧。為不牽扯太遠，只對個別突出的論斷進行簡單分析。

1、對工業革命的問題。

韓德強提出一個“為什么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的問題，最終自己也沒有合理回答。

但是根據“存在決定意識”的觀點，包括工業革命在內任何變革的發生，都有一個客觀條件的存在。歐洲的工業革命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商業資本在殖民經濟刺激的極度擴張之下，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產生了對以工業革命為名的技術革命的需求——其本質是，進步的生產關系對落后生產力現實的能動改造。

反觀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在中國古代史上的兩次變革使中國的資本主義進程開始落后于歐洲。第一次是清兵入關。由于是異族政治，在以文字獄為名的鎮壓叛變的措施中，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受到極大摧殘。另一次是雍正的宮廷政變。雍正之父康熙在位時，收復臺灣以后奉行明以來的限制國人出海通商的政策，意欲限制本國商業資本的擴張對政權的破壞；但是康熙在限制商業資本的同時設中央直屬的五品“江南織造”之職，委親信于此任，大力刺激工業資本發展，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轉折。雍正宮廷政變以后，以反腐敗之名清理康熙路線成員，擯棄康熙的施政路線，在大力限制商業資本的同時大力限制工業資本，是中國社會進入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本質上，雍正的宮廷政變等同于趙高的沙丘政變，之所以沒有立即造成嚴重后果則是因為康熙路線扶植的工業資產階級實力尚弱，無力反撲。

這就是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歐洲，而沒有發生在中國的原因。而康熙十四子胤禵如能順利登基或雍正繼續推行康熙路線的話，中國社會完全可以提前發生工業革命，在以皇室成員為代表的工業資產階級領導下進入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社會，可能進行一場戰爭也可能再采取一次“焚書坑儒”的行動。

雖然歷史不容假設，但是每一個事件都是必然的。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宮廷內部斗爭是外部階級斗爭在宮廷內的體現，就像毛澤東說黨內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一樣，是存在對意識的決定。

2、關于“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結合”的問題。

之前談到商人和商業資本在人類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資本這是因為“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結合”決定的。

商業資本的本質表現出最大利潤的追求。在奴隸社會，奴隸生產和奴隸交易的最高利潤性使商業資本與奴隸生產、奴隸交易相結合，商人就成為了商業奴隸主或工商業奴隸主，如陶朱公、弦高、呂不韋；在封建社會土地生產和土地交易的最高利潤性使商業資本與土地生產、土地交易相結合，商人就成為了商業地主或工商業地主。只有在封建社會后期產生資本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化大生產以后，商人才逐步脫離與封建地主的結合，成為商業資本家。

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的同樣行為，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也表現出不同的性質。如奴隸主蓄奴的目的主要是從事生產，而地主和資本家蓄奴的目的便主要是伺候起居；再如置地，奴隸主和地主置地的目的主要是從事直接生產，而資本家置地的目的主要是從屬于生產。

當然，剝削階級的窮奢極欲是相互的共同之處，這一點一般無二。

所以，認為有資本就是資本主義是一個玩笑，認為有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更是一個玩笑。

資本的逐利性使其自覺與不同生產關系相結合，表現出不同的性質。拿這個觀點去分析社會，就是“存在決定意識”，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意識決定存在”。

四、其他一些小問題。

1、《管子》是地主階級上升時期的進步思想——法家思想早期的一個流派，僅以中國地主階級處于上升時期早期的《管子》和《史記》對中國封建社會蓋棺定論，未免過于武斷。

2、劉邦建立漢王朝以后，輕斂薄賦的原因是由于楚漢戰爭期間分封的一些異姓王企圖另立中央，被果斷鎮壓以后劉邦重新分封了占國土面積一半的一批同姓王，由此發生了與匈奴勾結的同姓王“七國之亂”。連年的國內外戰爭使漢王朝的經濟凋敝，不得不輕斂薄賦，與崇尚黃老之說是沒有關系的。而且晁錯的《論貴粟疏》指向的是負隅頑抗的工商業奴隸主，“重農抑商”政策則是秦王朝“尚農除末”政策的延續，休養生息更是地主經濟刺激生產的一個必然手段。

3、韓德強對“幫”和“集團”一說耿耿于懷，實在無此必要。斷不能說，把妓女說是“小姐”、“姑娘”就比“婊子”、“窯姐”來得文明、進步。

4、應當這么說，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據了社會主導地位，韓德強所列舉的新加坡、香港、臺灣、南朝鮮的專制政府，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政府，英國、日本的王朝政府，沙特、阿聯酋的部落酋長政府，都是世所公認的資產階級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

5、關于《封建論》的問題，柳宗元之《封建論》雖以“封建論”之名，但指向的不是封建社會制度，而是“封邦建國”的國家體制。關于“封邦建國”的論述，之為《封建論》；而不是關于封建社會制度的《封建論》。而關于“封邦建國”，后世一律稱為“分封制”。如果從今天的眼光，《封建論》實質上可以被稱為“分封論”。用對“封邦建國”的批判，來否定封建社會領主制經濟以外的地主制經濟，看來也比較大膽。

6、《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從形而上的角度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聯系分割開來，把一個完整的系統分裂成一個個孤立的部分，并由此發展出韓德強認為的馬克思主義錯誤的觀點，如唯生產力論、二次革命論、補課論，等等。

可惜的是，這些被韓德強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披上馬克思主義詞句的外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13的修正主義者的觀點。

在“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14以后，馬克思主義就是與這種披上馬克思主義詞句的外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的“馬克思主義”不斷斗爭而不斷進行發展的。

而韓德強一定要將此“馬克思主義”認定是彼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就好比是一刀砍下李鬼的腦袋，便提了去邀李逵的賞金。

所以就我的看法，韓德強若真是對馬克思主義不滿，不如找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下手，不必為共產黨“清君側”，演“將軍夜引弓”的把戲。

7、韓德強對中國社會被稱為“吃人”也耿耿于懷。但斷不能說，因為西方的“吃人”歷史而否定中國的“吃人”歷史，或者認為“吃人”歷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及中國的歷史不夠西方歷史的“吃人”是落后、失敗的原因；更不能把儒學不夠基督教神學“吃人”就認為儒學是“中國落后、失敗的替罪羊”。

人類社會“吃人”歷史的根源是階級社會的剝削制度，中國儒家神學和歐洲基督教神學的罪狀就是“解釋”和維護剝削的合理性，進而“解釋”和維護“吃人”的合理性。這樣一個強盜集團軍師智囊的行為，可以是“替罪”的羊嗎？

五、結論

最后一點要談的是，韓德強口中“東西方黑白分明的對比”、“鴉片戰爭以來逐漸成為中國學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輿論”、“常識”、“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思想意識上，則仍然自覺低人一等”、“1978年以后，中國社會各界幾乎都默認西方化的政策選擇”、“近代中國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喪失自信的歷史”15、“一部用西方左右兩翼理論武裝自己，而最終失去方位感的歷史”，語出何處，是誰、是什么人、是哪一個階級認識的中國歷史16？這一點至關重要，對于中國的歷史，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有自己不同的認識。

以偏而蓋權者，鮮有不錯矣。

注釋：

1、見《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子版）《經濟學》“商品經濟”條目。

2、見許滌新《中國國民經濟的變革》第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3、見徐禾等編《政治經濟學名詞解釋》第79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

4、見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5、見許滌新《中國國民經濟的變革》第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

6、7、見我的《規律論》第六部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

8、孔丘殺少正卯的理由是，“此小人之桀雄，不可不誅也”，見《荀子·宥坐》。

9、見《論語》第十八、《史記·孔子世家》、《莊子·盜跖》。

10、見《論語》第二、第十、第十三、第十四。

11、見哲軍《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對社會變革的哲學》。

12、見《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之七。

13、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4、見列寧《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歷史命運》。

15可見魯迅《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

16、至少1993年以前的中小學歷史課本，講的是與韓德強思考和批判的不同的歷史。

2006年6月24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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