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者說

■晨明

2006年6月9日至10日，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小組」（China Study Group）與美國 Monthly Review雜志合辦「四十年回顧：重新思考文革的歷程和遺產」國際研討會，于香港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中國兩岸與美洲、亞洲的各地人士與會。文革時為河南大學生造反派的晨明先生在會上發表的這篇論文，深刻闡述了造反派的觀點，值得一讀。－編者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盡管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御用文人對我們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用盡殘酷鎮壓的手段；盡管一些庸人怕談和厭聽“造反”二字，然而，我今天仍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造反派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來說，是開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中正確路線的踐行者，是二十世紀以來反帝、反官僚資產階級的英雄戰士，是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戰斗的一翼。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召開，一方面是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被揭開，一方面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丑化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兩方面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在各個階級、不同階層的人們中間，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也引起了真正共產黨人的嚴峻思考。如何正確認識并認真總結蘇聯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階級狀況，如何劃清敵我，依靠群眾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便成為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分析矛盾，自一九五六年開始，領導人民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偉大歷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最終完成了對于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提出并實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示了他堅信真理的巨大信心。毛澤東逝世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然而，由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輕言資產階級已經消滅，并且認為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脫離了客觀實際，因此失去了論斷的真理性。特別是他們領導的另起爐灶的所謂“改革”，其實質不過是用漸進的方法搞垮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現在已經非常清楚，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

社會主義所有制中的管理權、處分權問題

真理是對客觀矛盾的正確揭示，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個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即便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這樣的矛盾。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基本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引導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斯大林一直未能走出的歷史誤區。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所有制變更了，新的生產關系建立起來了。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工農業，已經占到絕對優勢，生產數據的所有權絕大多數歸人民所有，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正是生產數據公有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然而，所有權并不等于所有制。所有制包括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雖然所有權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內容，它必然要求管理權、處分權與其趨向一致，但管理權、處分權對于所有權也具有絕對不可忽視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話，利用管理權、處分權很容易改變所有權。

由于我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受歷史條件限制，擁有生產數據所有權的人民還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權和處分權還不能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這里有兩方面的問題必須分清：一方面，人民選擇并擁護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及其派出的管理人員掌握生產數據的管理權和處分權，這是現實條件下保證管理權、處分權與所有權趨向一致的較好選擇，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當著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無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時候，其主導方面也是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說明我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還沒有解決，它和生產數據公有權是不一致的，是存在矛盾的，與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是不相適應的。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中，并不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些人社會地位變化后其政治立場也會發生變化，即便是真正愿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干部，由于分工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百分之百正確表達民意。人民還必須不斷地加強監督，逐步參政，最終直接掌握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制問題才真正解決，社會主義才真正建成。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說：“看來，……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所有制還沒有解決”，主要就是指生產數據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毛澤東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

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掌握在少數管理人員手中，在形式上仍然屬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范疇，是官僚資產階級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溫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由生產數據所有權者的人民起來直接加以監督和限制，并逐步創造各方面的條件以促使其消亡。否則，就永遠不能消除腐敗，實現社會公正。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的“高薪養廉”不過是“腐敗有理”的一種表達方式，他們主張的由一部分管理者監督另一部分管理者的做法，在實踐中也已經失敗，這些思想和措施都沒有超出封建主義的樊籬。資本主義雖然注重生產數據所有權者監督管理人員，但由于生產數據所有權者利益不一致，也不能有效地制止腐敗，實現社會公正。今天，任何社會的健康發展，最終必然沿著毛澤東指出的由大多數人民監政、參政、并直接管理經濟、管理上層建筑的方向發展。資本主義不會終結歷史，社會主義經歷曲折之后還將必然取得更大的勝利。社會分工，在歷史上最初具有進步意義，但是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就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已經成為生產資料公有權最大的威脅。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選五卷３２６頁）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當握在少數人手里，即使是掌握在共產黨的領導干部手中，也不能自然地同所有權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人還有可能蛻變為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一九五九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又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力，最根本的權力……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等權力。”這段話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他非常明確地指出，少數人管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暫時的，是必須逐步加以改變的，必須逐步讓人民自己管理經濟、政治。

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在對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警告說：“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引自《毛澤東傳》３８９頁）。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地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在人民實踐中終于完成了他對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科學認識，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所謂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即是生產數據公有的社會化生產與生產數據的管理權、處分權還不能不暫時掌握在黨和國家少數管理人員手中的矛盾，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這是任何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都不能不面對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的最終解決即標志著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

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主要表現為工人階級同走資派的斗爭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及其物質力量和方向道路。但對于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卻言之甚少。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恰恰補充了這一缺憾，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的社會主義理論成為科學。蘇東劇變已經用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澤東這一理論的科學性。中國現實也正在證明毛澤東這一理論的正確性。

社會主義是由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存在階級，不僅是指我國民族資產階級還存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消滅的政策）；而且主要的是指黨內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還在不斷地滋生。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階段仍然具有兩面性。就其大多數來說，是能夠接受社會主義的，真正處心積慮復辟資本主義的只是極少數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對于他們絕不可掉以輕心，但由于他們的生產資料有所權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處于被限制的狀態，而且管理權、處分權主要地也掌握在黨和國家管理人員手中，特別是他們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原來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了一九五六年就更不能同公有制經濟抗衡。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不會支持，因此，他們如果要把復辟希望變成現實，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則絕無可能。他們只有在黨內、政權內尋找代理人。而黨內資產階級則不同，他們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在群眾中具有欺騙性，又掌握著龐大的生產數據管理權、處分權。他們一旦　篡奪最高權力，改變生產數據所有權、復辟資本主義就很容易。所以，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主要表現為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斗爭。真正共產黨人必須清醒地認明主要敵人，領導人民不斷開展同走資派的斗爭；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必須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依靠人民群眾，開展四大；必須不斷進行以共產主義為取向，以先鋒模范帶頭作用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抓革命，促生產，從而推動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

階級消滅有待于生產資料所有權、管理權、處分權全部為社會掌握，有賴于物質極大豐富和必要的科學技術條件，有待于社會分工的消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輕言階級已經消滅，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不符合實際。黨內走資派散布階級消滅論，正是為了模糊工人階級的視線，阻止他們進行反對走資派的斗爭，然后，利用手中掌握的生產數據管理權、處分權，剝奪人民的生產數據所有權，恢復私有制，復辟資本主義。

必須指出，在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真正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只是極少數，絕不能把走資派與當權派劃等號，也不能把認識問題同立場問題混淆起來。犯走資派錯誤的人，多數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然而現在的問題是：工人階級和真正共產黨人必須明確地自覺地同黨內走資派徹底決裂！不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還存在階級、階級斗爭，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黨內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主要表現，也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造反派，就其核心來說，正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團結人民批判和對抗黨內走資派的先進戰士。認識并敢于同走資派斗爭，正是造反派現代無產階級覺悟和優秀質量的體現。

造反派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共命運。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鎮壓造反派，是黨內資產階級歷史唯心主義以及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本質的大暴露。

文化大革命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第一，實踐愈來愈證明了她的正確性，愈來愈證明毛澤東同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葉爾欽等共產黨領導人手里一朝傾潰蛻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中國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改革的私有化取向，就充分證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著名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也就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一次無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科學論斷，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將四大寫入憲法的人民民主精神，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正確方法；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勞動者參加管理并走上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的舉措，為社會主義不斷前進，工人階級不斷解放提供了可靠保障。這些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明確講過、列寧斯大林也沒有能夠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不敢想象的。這些嶄新的思想極大地張揚了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意識，官僚特權思想、地主資產階級觀念受到空前猛烈地批判，人民當家做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占據了社會意識的主流。中國的政務公開，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人民監政參政，正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的教育革命、衛生制度改革，文藝改革，管理革命、以嶄新的理論內涵至今仍標志著歷史進步方向。這些，難道不是人們愈來看得愈清的活生生的事實嗎？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一次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民主是一種歷史的概念；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奴隸主民主，如古希臘民主制和我國春秋時期的“共和”制；有過地主階級民主，如中國春秋戰國的民本主義；有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實行的自下而上開展四大的民主形式，是歷史上任何民主都無法比擬的最廣泛最深刻的一種民主。人民監督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可以達到的高度；人人起來負責，則是資產階級民主所無法達到、也不敢達到的高度。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廣泛地發動群眾，就是因為她在理論和形式上都適應了人民的民主要求。此外，民主不是目的，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力來克服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的問題。”毛澤東這一觀點，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文化大革命正是體現了這一本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至今不敢放手讓人民起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不敢放手讓人民起來批判走資派以及為其服務的反動學術權威，反而把鎮壓的矛頭指向人民，攻擊文化大革命不是民主，而是無政府主義。這與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思想相比是明顯的倒退。

第四，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鞏固和發展公有制、愛國家、愛集體、走共同富裕道路、要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產等思想深入人心，婦幼皆知。蘇聯與中國比較，無論十月革命前還是十月革命后，前者各方面條件都比后者優越，但蘇聯可以一朝傾潰，變為資本主義，而中國卻不可能，卻只能采取漸進的欺騙的辦法，還不得不被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質問所困擾；中國至今存在這數千個集體經濟并且個個都比小崗村成功；國企“改革”不斷受到工人階級反抗，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所在。

第五，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一分為二，共產黨有可能變質，資本主義有可能復辟，文化革命必須進行多次的觀點都已經并繼續被歷史證實；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一切社會（包括共產主義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的論斷標志著毛澤東思想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

徹底否定文革者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

當然，不同階級、不同地位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這一點并不奇怪。但是20多年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舉出不自相矛盾、有說服力和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權力斗爭，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這是資產階級對歷史的再現，根本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實際。難道文化大革命所進行的教育改革、文藝改革、醫療衛生重點放到鄉村去、工農兵和革命知識分子代表走上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也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嗎？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搞專制獨裁，破壞民主集中制。但是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讓人民擁有四大權利、起來揭發黨和政權陰暗面的獨裁者嗎？斯諾夫人一開始就旗幟鮮明、有理有據地駁斥了這種謬論，說毛澤東本來就不是一個獨裁者。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派思潮頂點的產物。然而他們無法自圓其說。按照鄧小平的劃分，毛澤東的極左是五七年下半年開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在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一系列文章中已具雛型。毛澤東在那個時候已提出用「四大」對付官僚主義的問題，并告誡全黨不要形成一個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體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這難道是極左嗎？再往前說，文化革命的思想也可以從毛澤東延安時期的思想中找到根源。在著名的和黃炎培的談話中，毛澤東就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是讓人民監政，讓人民人人起來負責嗎？這難道是極左嗎？可見，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極左，而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人民主體意識的具體實踐。現在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自一九五六年開始，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葉爾欽等修正主義份子處心積慮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復辟資本主義，從右的方面破壞社會主義運動。我們的這些英雄們卻大反什么極左，高唱＂極左是主要的＂的濫調。他們本來就不反對修正主義，不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就不可能與無產階級有共同語言了。有人又說：文化大革命是場浩劫，把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對于黨內資產階級來說，的確是一場浩劫，因為他們因此便不能安穩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但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卻無可辯駁地提高了。（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中黨、國家、人民軍隊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了。對于人民、對于國家、對于黨，可見都說不上什么浩劫。至于經濟，文化大革命期間增長速度平均接近兩位數，沒有什么企業破產，工人下崗，怎么就叫做到了崩潰的邊緣呢?這些人只能稱作邏輯顛倒癥患者。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確實出現過這樣的錯誤思潮，但這并不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毛澤東一開始就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給紅衛兵的信中就強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運動后期甚至讓作了自我批評，表示愿意改正錯誤的鄧小平重掌黨政大權，這怎么能夠說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呢?至于全面內戰，鄧小平也說：”實際上也沒打起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許多事情是走資派主張和挑起的。用這樣的理由企圖達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顯然是不現實的。有人還自作聰明地說：毛澤東培養的接班人林彪的倒臺，就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把未來的希望從來都是寄托在人民的身上。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取得初步勝利時仍然指出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把四大寫入憲法的深義。說此話的人正暴露了自己的英雄史觀，恰恰說明他們壓根兒就不懂得“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道理。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個人崇拜的產物。這更是將億萬人民視為愚氓的不值一駁的觀點（關于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是，由于這個文件斷言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消滅了階級，而且不可能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否認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既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符合實際，并且被蘇東劇變和中國的私有化運動的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使它對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主要評價失去真理性。它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不過是黨內官僚特權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文革初期思維模式的再版。

對造反派的污蔑、誣陷站不住腳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只有一條理由是真實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太及時，太重要了。如果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寸步難行。

造反派的歷史功績首先在于勇敢地宣傳和實踐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批判走資派和修正主義，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第二，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和特權思想，勇敢地闖開了阻礙繼續革命理論實施的舊傳統的大門。第三，實踐并繼承發展的巴黎公社開創的直接選舉，隨時罷免，勤務組，炮轟會等無產階級民主形式。第四，開了一代新風，樹立了既當官又當老百姓，不脫離集體勞動，不脫離群眾，自覺接受群眾監督的新干部形象。

把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所有壞事都強加在造反派頭上，是黨內資產階級最卑劣，又最經不起實踐檢驗的惡意誣陷。文化大革命始終是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中進行的。文化革命初期，走資派在全國大中學校學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致使數十萬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年輕學生被圍攻、被批判、被非法監禁甚至被迫自殺。這些帳，難道能記在造反派的頭上嗎? 眾所周知，造反派正是以這些被迫害的學生以及支持他們的廣大工農兵群眾為核心組織起來的。既然走資派首先鎮壓了人民，人民起來反抗又有什么罪過?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后，以高干子弟為核心的部分紅衛兵，公然以“龍生龍， 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造反”等維持世襲特權的封建血統論為理論旗幟，為全國范圍內大搞打砸搶抄抓和所謂紅色恐怖，組織批斗和毆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見徐友漁主編（們那一代人的回憶）），企圖轉移斗爭大方向，阻撓造走資派的反，引起一場全國范圍的大辯論并以他們的失敗而告終。對于這一段事實，黨內資產階級更是莫如深，甚至指使一些御用文人把這些罪責也移植在造反派身上。但歷史事實最終是竄改不了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現在被歌誦為二月抗爭。向誰抗爭呢?事實最能說明問題。正是在二月前后，青海的趙永夫，開槍打死300多名學生，有人大呼打的正好；正是在二月前后，武漢工人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前后，河南造反派工人學生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反動組織。全國造反派少有幸免，數百萬學生、工人被抓進監獄。請問，使用專政工具大規模鎮壓人民，難道是社會主義能夠允許的嗎?共產黨的領導干部，用這種方式向人民抗爭，難道還有共產黨的黨性嗎?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后，走資派利用手中纂奪的權力，又一次全面鎮壓造反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清查所謂的三種人，嚴重混淆兩颣不同性質矛盾，使全國上千萬人受到審查隔離，處分和判刑。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走資派在各地組織一部分群眾打擊造反派，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反對文化大革命，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斗群眾，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北京聯動是在中南海成立的(見徐友漁編的（我們那一代人的回憶）)上海工人赤衛隊一開始就受到原上海市委的偏愛和支持(見陳丕顯回憶錄)，武漢百萬雄師在中央表態前和武漢公安一起用武斗企圖消滅造反派組織。這些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主要矛盾。在這個主要矛盾中，究竟是走資派正確還是造反派正確，難道不是任何一個還有良心的人都會得出清楚的結論嗎?分清敵我，分清大是大非，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一邊，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問題。站在不許人民講話，不許人民起來革命的官僚特權階級一邊來看問題，難道不是和歷代御用文人，幫閑，走狗，二花臉一樣可恥又可憎嗎?（關于聲處）話劇替官僚特權階層鳴不平，難道不是創下了最受官方追捧又最為短命的中國文學之最嗎?

造反派當然也有缺點、錯誤，這是每一個認真的革命者都自覺承認的。但這些缺點錯誤是由于經驗不足和受社會各種錯誤思潮影響而發生的。由于造反派始終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革命的，這些缺點、錯誤都及時得到了糾正，并沒有改變造反派革命的主流方面，并沒有掩蓋造反派對于中國革命和進步做出的貢獻部分。走資派鎮壓造反派，并不是因為造反派的缺點錯誤，而恰恰是因為造反派敢于造走資派的反，堅持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原則，反對凝固少數人管理國家的舊秩序，開辟了人民自覺地監政，參政和直接管理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新風氣。

20世紀以來，世界上的思想流派紛繁復雜，成千上百，究其要，都不過是針對一個問題做出自己的回答。這個問題就是：從事人類必須的物質數據生產的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應該不應該，能不能，怎樣實現在經濟政治上當家作主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只有毛澤東同志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念和文化大革命實踐做了最全面，最正確的回答。毛澤東思想就是真正的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思想。

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開始，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用大民主作武器，同黨內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展開斗爭，調動一切因素，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自覺地監政，參政，并逐步實踐在民主自決中直接掌握生產數據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管理權，以適應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要求，適應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要求。把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受到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愛戴，就是因為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堅決徹底地批判了壓迫有理，剝削有理的反動邏輯，響亮地提出了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口號，就是因為他絕不允許用專政的手段對付人民；就是因為他主張社會主義必須堅定地相信和依靠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

造反派為何失敗？

毛澤東逝世后，造反派經歷了一次慘重的失敗。如何認識這場失敗呢?

第一，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民同走資派的斗爭將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認為經歷過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大獲全勝，歸其功于一役，本身就是一種幻想。

第二，毛澤東在世時，由于無產階級沒有失去領導地位，黨內資產階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本質暴露得還不是十分充分，他們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一時難以識別。工人，農民中都有相當一部分認識不清楚。即便是造反派，也有不少人以善良之心看待之，雖然也喊打倒走資派，但內心里還是把他們看成黨的領導干部。

第三，社會主義是一個新生事物。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剛剛開始被人民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究竟會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當時還沒有歷史現實供參考。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當時還沒有徹底撕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旗幟。理論和群眾的結合需要一個過程。

第四，中國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黨員中、人民中因循守舊，求穩怕亂的社會習慣勢力相當大。

第五，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的力量還相當強大，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影響，黨內、知識分子中，一大部分既得利益者不愿繼續革命，容易接受修正主義理論。走資派和一些投機份子經過多年經營，上下勾結，已經形成一股相當大的力量，他們始終沒有完全失去對于國家機器的把握權。

綜合以上因素，新生力量要經歷失敗幾乎是必然的，并不值得大驚小怪。歷史上這樣的情況多次發生過。毛澤東生前對此早有預見。這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須要付出的代價。然而，失敗是成功之母。歷史在試錯之后又會繼續前進。人民在反復中會受到教育，提高知識，增強團結，聚集力量。一切反人民的反動派的欺騙都是不會持久的。

鄧小平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要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自我標榜為黨的正確領導代表的鄧小平重新上臺以后，他把中國領導到什么地方，現在人民已經十分清楚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也曾說過：“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選三卷139頁)。但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兩極分化的客觀事實，一方面卻說：“兩極分化自然出現。” “自然”二字就充分透露，鄧小平一開始就知道他所領導的“改革”的實質和歸宿，他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要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鄧小平理論的要害就是不反對修正主義，不問姓資姓社，壓制和取消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民主權力。

鄧小平重新上臺以后，就從沒有提過反對修正主義。一九八七年十月，他在接見匈牙利的卡達爾時還強調匈牙利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見鄧選三卷256頁)。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又說：“現在回過頭來看，過去我們雙方都說了不少空話。”(鄧選三卷291頁)一口否定毛澤東領導的、鄧小平自己也曾經參與過的偉大的反修斗爭。

然而時間僅僅過了一年多，蘇東劇變這個震動世界的歷史事件發生了。雖然鄧小平和官僚知識分子千方百計地掩蓋蘇東劇變的實質。但是，誰也不能把戈爾巴喬夫、葉爾欽之流說成是馬克思主義者，誰也不能把今日的俄羅斯說成社會主義國家，誰也否定不了俄羅斯走向資本主義的事實。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文化大革命對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證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是真理，而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一起“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正說明他們是一股道上跑的車。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是為了恢復私有制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其目的同樣是為了恢復私有制。

第一，個人發家致富，對于大多數人、特別是勞動者來說，任何時候都是一個空想。今天的美國也沒有實現并且不可能實現。馬克思早就指出過：勞動不能創造價值，勞動只有同生產數據結合才能創造價值。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農民可耕地平均不到一畝。一個人的勞動，無論怎樣發揮，一個人無論怎樣勤勞，也不可能達到發家致富的目的。農民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在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鄧小平、萬里加上諸多御用文人搞不好一個作為改革樣版的小崗村，而王宏斌等普通基層黨員，分后又合，帶領群眾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迅速致富、遠遠超過小崗村的根本原因，這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根本原因。

工人在現代化大工業中是被新的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只要他們不離開工人的崗位，就必須和其它工人一起才能完成財富的創造，才能在共同富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個人發家致富。

這個口號只對大官及其依附者有利，因為大官暫時還掌握著生產數據的管理權和處分權，他們一開始就站在比廣大勞動者有利得多的地位上。只要取消對于

這種資產階級法權形式的監督，不作限制，只要個人發家致富成為一個政策性口號，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謀福利，公開化公權為私權，成為最早最大的致富者。

第二，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是一切剝削階級早就主張的口號。奴隸主用天意來說明，地主階級用生而高貴來欺騙，資產階級用人性自私來解釋，鄧小平用反對平均主義理論支撐。馬克思主義反對的是絕對平均主義，卻從來不籠統地反對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合理內核存在于人類歷代哲人的思想之中。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仍不同意改變資本家還拿定息的政策。怎么能叫做平均主義呢？更談不上絕對平均主義。所謂反對平均主義，實質上就是取消按勞分配，推行按管理分配，按資分配，為官僚和大資產階級謀利益。

第三，事實是最權威的裁判者。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第一批富人就是高干子弟。他們找叔叔阿姨批條子，利用價格雙規制和對于緊俏物資的優先權，一夜之間就成了百萬富翁。第二批富翁的生產浪潮產生于一九九二年前后的南方房地產和買辦事業。第三批就是私有化改制和買官賣官。這三批富人領跑的都是官僚及其依附者大資產階級，他們完全不是什么勤勞致富。正如《學習時報》所承認的，他們的致富靠的都是擺不上桌面的原因。

事實證明，鄧小平正是中國走資派即官僚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有一首歌謠唱道：“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個鄧改革，他為子女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教人民各顧各。”可以說是非常切中要害。

把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為官僚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逐步消滅私有制，建立和發展公有制。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還將公有制強調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但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中，他就公然將公有制從社會主義本質中取消了，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選三卷373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要實現的目標，對于這些目標，空想社會主義早就論述過了。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恰恰在于，科學社會主義科學地指明了實現這種目標的條件和道路，那就是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消滅私有制，建立和發展公有制。只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消滅階級、消滅剝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舍此而沒有第二條道路。鄧小平將建立和發展公有制從社會主義本質中剔除，就是剔除了社會主義的靈魂，就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跌回到空想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泥坑里去了。

所謂本質，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明白，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曾經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因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空想社會主義也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因此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只有公有制為主體才是社會主義不同于任何其它社會型態的獨有的本質特征。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同舊社會相比，“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這才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正確界定。

所有制問題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統一的集中體現。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不重視所有制問題。

我國明朝思想家李覯就尖銳指出：農民“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李覯集‧潛書一)

美國原總統尼克松將美國繁榮自由的原因歸結為私人企業制度，要求兩黨領導權力予以保護。(見尼克松回憶錄)

鄧小平雖然在社會主義本質中抽掉公有制，但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在所有制問題上作文章，只不過他努力追求的適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罷了。

農村分田到戶，就是恢復私有小農經濟。私有的小農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小農經濟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和農民生活根本改善問題，現在已被事實證明。

城市改革的脈絡和步驟更為清楚。他先是學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搞廠長一長制，接著又學習農村搞承包、租賃制，后來又搞全員合同制、股份制，最后是搞破產、兼并、管理層收購的私有改制。一步一步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權力，一步一步把公有制經濟搞垮，把社會主義公有制改變為官僚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結果是工人下崗或淪落為廉價勞動力，兩極分化嚴重出現。

把全民所有的國營經濟未經人民批準就改為國有經濟，是對人民經濟權力的一次公然劫掠；是改變社會主義經濟性質、推行私有化的重大步驟，是中國官僚資本主義形成的標志。國家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少數人組成的，國家不等于階級，國家也不能和人民劃等號，國家更不能成為實際上的所有權主體。國家所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型態，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的一種表現形式。

鄧小平雖然也講堅持社會主義，但他對如何發展公有制經濟自始至終所講甚少，對恢復和發展私有制經濟卻全力以赴。共產黨搞不好公有經濟，為共產主義奮斗就是假話，就不是共產黨，就不是真搞社會主義，就是假社會主義。

將生產力看成檢驗一切的標準是反科學的

鄧小平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就曾說過：“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方式。”(轉引自李錦《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

一九九二年他又批評講姓資姓社，提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選三卷372頁)

這兩次講話，表面上看，他對實行私有制還是公有制采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態度。但事實很清楚，他這兩次講話都是站在主張推行私有化的一邊。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自私的資產階級觀念，認為私有制最能調動人的積極性。所以，鄧小平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人民屬于歷史的范疇，社會主義的人民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鄧小平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這話雖然不錯，但中國人民有忠實的兒子，有逆子。哪有忠實的兒子希望自己的父母──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成為改革成本的承擔者，由國家主人重新淪為廉價勞動力和被剝削、被壓迫者呢？

發展生產力是鄧小平說得最多的話題。但恰恰在這一問題上，鄧小平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斥責說：“文化大革命期間，竟然提出了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這樣一種根本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荒謬觀點。”可見，在鄧小平理論中，唯生產力論與歷史唯物主義是劃等號的。這完全是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一提到生產，就必須面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運動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一樣，都是與人類社會同時產生，在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中發展。正如生產關系離開生產力就毫無意義一樣，生產力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就什么也不是。生產力不可能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單獨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既受自然規律的制約，又受社會發展規律的制約。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去談發展生產力，就離開了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唯生產力論。中國過去和現在都有取消無產階級領導的所謂二次革命論，也有所謂“科學救國”，“工業救國”“教育救國”論，這些理論和口號，都不主張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不主張改變私有制的生產關系，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和不切實際的。這些理論和口號，其根源正是唯生產力論。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根本不兼容的兩個概念。如果唯生產力論可以和歷史唯物主義劃等號，那《半夜雞叫》的周扒皮就是模范共產黨員了。因為他半夜起來叫醒雇工，難道不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因此，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無論是觀察認識舊的社會型態也好，無論是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也好，任何時候都必須把正確認識和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而不能像十三大按照鄧小平意見規定的那樣，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看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看作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還是抽掉生產力的社會本性…，把生產力看成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正是現代馬克思主義與教條主義、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

把生產力看成考慮一切、檢驗一切的標準，一運用到現實中，就顯示出它的荒謬性。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那末，當時的中等發達國家，是不是都是社會主義呢？捷克斯洛代克是中等發達國家，為什么又演變成資本主義國家了呢？現在世界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處于同一水平的國家中，各種社會型態都有；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沒有哪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超過封建社會的中國的。這就說明，將生產力看成檢驗一切的標準是反科學的。

以“不爭論” 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

“不爭論”據說是鄧小平發明的。但鄧小平是不是任何時候都“不爭論”呢？顯然不是。一九七八年批判兩個凡是，鄧小平主張“不爭論”了嗎？開展關于真理標準討論時，鄧小平主張“不爭論”了嗎？恰恰相反，鄧小平是這兩場爭論的積極主張者。鄧小平發明“不爭論”是在人民對他領導的改革方向提出質疑的時候。所謂“不爭論”，其實就是不允許人民發表不同意見，壓制人民民主，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

鄧小平上臺以后就急忙修改憲法，從憲法中取消四大的有關條款，“六四”后又宣布今后不搞群眾運動。鄧小平領導的修憲，每一次都在削弱人民民主權力，增加官僚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自由，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

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適合中國國情，易于工人農民參與的一種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也是最快捷、成本最低、最準確的一種信息表達和傳遞方式。它最終對廣大人民群眾有利，對社會主義有利，對管理者獲取真實信息有利，對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的生動活動潑的政治局面有利。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為什么要從憲法中取消呢？憲政是目前一個時髦話題。所謂憲政，有資產階級憲政，有社會主義憲政。將四大寫入憲法，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正確詮釋，是對民主集中制的正確詮釋，這三者就是社會主義憲政的核心。美國憲政是資本主義憲政的較好形式，但本質是較好體現了生產數據所有權和管理權、處分權的一致。建立社會主義憲政要學習資本主義好的東西，就是要努力在憲政中體現解決生產數據公有和管理權還暫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矛盾的精神。將四大寫入憲法正是符合社會主義憲政精神的科學之舉。

實際上，資產階級一天也沒有停止大鳴大放，改革開放20多年來，他們利用全部輿論工具和各種會議，大肆攻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砍三面紅旗，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歷史上一切修正主義者和反動派翻案。他們所用的語言比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走資派所用的語言不知要激烈幾百倍。而對于不同于他們的意見則一概斥之為“極左”，加以打壓。他們在憲法中取消四大，就是只準他們使用這個武器來對付人民，不允許人民使用四大武器來反對壓迫者、剝削者。

共產黨宣布今后不搞群眾運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共產黨難道不是搞群眾運動起家的嗎？喚起民眾難道不是一切進步革命頭等重要的問題嗎？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不搞群眾運動怎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是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不覺悟起來，行動起來，怎樣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宣布不搞群眾運動，就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害怕群眾。哪有共產黨害怕群眾的道理呢？事實是，官僚資產階級害怕人民起來揭露他們貪污腐敗、走資本主義道路、侵吞人民財產權力的陰暗面。

穩定壓倒一切，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口號。如果穩定壓倒一切是真理，我們今天可能還生活在殷紂王的統治之下。

堅持和維護少數人對于生產數據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管理權還是努力逐步改變這種狀況，讓大多數人民監督、參政、最終直接管理國家，即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是不是真正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正是毛澤東思想和一切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的根本區別。鄧小平究竟代表哪一邊，難道不是昭然若揭嗎？

歷史將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

戈爾巴喬夫、葉爾欽等一小撮無產階級叛徒本質的暴露，鄧小平重新上臺以后的充分表演，充分說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二十世紀后半葉的社會主義改革存在兩條路線斗爭，證明文化大革命開展的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者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不是像《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說的那樣，“根本沒有事實根據”，而是事實確鑿。正是鄧小平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當家作主的依附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資產階級國家。今天的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被紛紛搞垮，工人下崗，農業徘徊，農民工連廉價的工資也被大量侵吞；貪污腐敗，礦難不止，黃、黑、毒、賭泛濫，哪一件根子都在官僚資產階級那里。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派，是自己出來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的，是自己跳出來證明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無比英名的，是自己跳出來證明當年造反派造反有理的。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造反派，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先鋒戰士，是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進步力量的代表。

雖然蘇東已經跑步進入資本主義，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在荒唐的三個代表的口號下已經開始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全面奪權運動。但是，無產階級革命者仍然是樂觀的。這些事情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走資派、大資產階級是一定要表現自己的，不讓他們表現自己是不可能的。我們清醒地看到，人民的新覺醒正在成為這個世界的主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正在和世界人民重新結合，是這個時代的鮮明特點。資產階級全球化戰略將促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更快地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官僚資產階級。人民最終還會重新把權力從黨內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社會主義事業會在更高的基礎上繼續揚帆前進。

中國曾經宣布進入小康社會，鄧小平制定的標準──國民生產總值人均800美元是達到了，但鄧小平許諾的“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卻遠遠沒有實現。所謂小康社會，人民感受不到，大失所望。而極少數官僚和富人則不僅小康，可以說比大康還要大康。江澤民又告訴人民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但是不搞公有制，反而加速私有化，“全面小康社會”可以說仍然是一種欺騙。私有制只會擴大兩極分化，不可能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這難道不是早已被歷史證明是真理嗎？

“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美麗的口號。但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正確地處理和解決矛盾才能真正實現。依靠官僚、依靠資產階級、富人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近二十年來，據權威統計，全世界貧困人口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廣大人民群眾還在經受著壓迫和剝削，還必然要革命，要造反。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不以人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的新資產階級理論家鼓吹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和諧文化，主張“和為貴”。但是，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主張過和諧文化嗎？主張過和為貴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但那正是對立統一規律的中國式的樸素表達。所謂“和”是作為與“同”相對立的概念提出來的。“以他平他謂之和”就是承認對立面的存在，承認矛盾，承認不同的利益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正確地解決矛盾，達到新的統一和團結。中國新資產階級理論家，充當官僚資產階級的御用工具，“去和而存同”，不過是一批現代榮夷公的角色，沒有一點進步的氣息。在今天的中國，必須面對和正確的回答：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群眾應該不應該、能不能、怎樣實現在經濟和政治上當家作主的問題。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切人都將在這個問題面前接受檢驗，并被分別劃分到進步、落后或者反動的陣營里去。

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將正確理解建設和諧社會的口號，揭露矛盾，解決矛盾，團結起來，維護社會主義憲法，追查公有財產流失和國營企業垮臺的根源和責任人，爭取憲法賦予人民的各種民主權力，爭取言論自由，爭取人民代表直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必須保證工人、農民、勞動知識分子的足夠名額，以及人民對于黨和國家管理人員監督、批判權力等等。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必將再次改變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那些反對向走資派造反、仇視造反派、鎮壓造反派的人，歷史終將對你們發出威嚴、強勁的聲音：你懺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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