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指責農民起義似乎是一種時髦。逸鴻先生就在其《階級立場和歷史眼光》一文寫道,肯定農民起義的觀點使“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被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并被稱作‘農民革命’。在這里生產力不見了，一對矛盾只剩下一個了，并且還上升到階級立場的‘高度’”。逸鴻先生以上的話是說，肯定農民起義的觀點只從階級立場分析看問題，只從生產關系看問題,沒看到農民起義對生產力發展不利（如果他認為農民起義對生產力有利，又怎么在文章中只對起義進行指責呢？又怎么會說肯定農民起義的人不見生產力呢？）。因此,他認為,肯定農民起義的觀點是片面的,錯誤的。但是逸鴻先生既沒能就農民起義對生產力不利提出論據，也沒能就為何從階級立場看待農民起義，就“生產力不見了”提出論據。

反抗剝削和壓迫的農民起義將士早已戰死、病死、老死，而許多年后的一些現代人發現了這些將士的缺點，以學者口氣指責他們行為不利于生產力，指責他們造反成功建立的王朝“與先前王公貴族的朝代實在并無本質上的區別”。這些指責能顯示現代人認識問題,遠在那些農民起義將士之上。在起義將士早已死去，不能辯解和反駁時，更顯得如此。

但逸鴻先生在對農民起義進行指責時，卻沒顯示出他在文中所說的應有的“歷史眼光”。因為，歷史眼光要求分析一個歷史問題時，要將它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去理解。具體到認識農民起義，應將它放到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來分析。這就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按此要求，倘如現代人有與當年廣大民眾好惡相反的認識，不應簡單憑自己好惡匆忙去指責他們，而應使自己的思考回到當年具體環境中，很好地冷靜地去理解當年大多數人的好惡的由來和其中包含的正義因素。可惜逸鴻先生沒這樣做。雖然他的文章中充滿對農民起義的瞧不起和指責，但沒用一丁點字眼來分析農民為何要起義。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一個社會的社會矛盾,歸根到底是這個社會的物質生活生產狀況引起的。在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中，農民是生產力的主要代表，而大多數農民起義爆發時，都是農民被剝削和壓迫逼得“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漢書》卷51《賈山傳》），無法從事生產的時候。此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沖突達到極其尖銳程度，社會生產力處于停滯乃至倒退狀況。例如，秦末，地主富豪和官僚貴族恣意兼并土地，結果，“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地”，貧困農民被迫耕種地主的土地，要向他們繳納50%以上收獲為地租，還要提供大量無償勞役。“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另外，農民還需要向封建政府繳納繁重賦稅，服無償徭役。因此，“男子力耕不足糧馕，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材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以上均摘自《漢書。食貨志》）。正是封建剝削和壓迫，使農民極力生產仍不能生存。

又如隋末，在官僚和富豪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造成農民生活陷于“衣食不給”境地時，封建政府的無休止徭役和征戰，使農民生活雪上加霜，既增貧困又加死亡威脅，使“天下死于役而家傷于財”（《隋書》卷24《食貨志》）。不少人為免于死亡，甚至自斷手、足，還稱之福手、福足。暴政慘毒，可見一斑。經濟剝削和暴政壓迫之下，“耕稼失時，田疇多荒”（《資治通鑒》卷18《隋紀五》），“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隋書》卷70《楊玄感傳》）。唐末、元末、明末，也無不類似。因此,在地主階級敲骨吸髓、竭澤而漁式的殘酷經濟剝削和暴政壓迫之下,作為當時生產力的主要代表的廣大農民已無法生存，簡單的再生產也自然難以維持。這種生產力的倒退，完全是封建統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造成。

封建社會文人尚能以“土田盡為富戶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大義覺迷錄》卷一）等類形式闡述當時的社會物質生活生產狀況,而逸鴻先生不分析、闡述爆發農民起義時的社會物質生活生產狀況,不痛斥封建王朝和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卻高高在上地對反抗壓迫剝削的農民起義橫加指責。仿佛在地主霸地“膏艘萬頃”，官府“恣行威虐”,農民生活陷于絕境還應逆來順受才是保護生產力，如起義反抗就是破壞生產力。這種不譴責官逼，卻譴責民反，不抨擊州官放火，卻抨擊百姓點燈的態度使人驚駭。逸鴻先生分明是站在作為壓迫者強勢陣營方面指責作為被剝削、被壓迫的弱勢民眾。

如果真正用歷史眼光看問題，就能看出，并不是農民無緣無故要拿起刀槍來造反。農民起義主要爆發在舊王朝封建剝削極端嚴重，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尖銳對抗，農民被逼得走投無路而無法生存，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而停滯不前乃至倒退的時候。這時，封建統治者沒有能力通過改良等措施來消除社會危機，使歷史繼續向前發展。這時，是農民起義，也只有農民起義才能打破這種僵局，沖破封建生產關系最腐朽的環節，解開使生產力停滯的紐扣，使社會生產力恢復和發展。

魯迅先生在《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農民起義也大致是的。在秦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正是農民起義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促使封建生產關系發生部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變化,推動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毛澤東曾經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起義往往伴隨農民奪取地主、官僚們的土地,使有土地的自耕農數量增多,農民生產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使生產力有所發展。而且,農民起義結束之后,中國歷史上所謂著名治世——西漢“文景之治”、唐太宗“貞觀之治”、清朝“康熙之治”都與農民起義有關。秦末農民起義消滅了大批秦朝官吏和地主分子，占有了部分土地，打擊了封建生產關系，改善了生產條件，為生產力發展開辟了道路。西漢注意總結和吸取秦朝賦役繁重、刑法苛暴，促使農民造反的教訓，適當調整了封建政策，廢除部分秦苛法，減免徭賦，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有力作用，這才出現“文景之治”。

唐朝是在隋末以撲滅農民起義，掃平割據勢力所建。隋煬帝的奢侈殘暴、招致農民大起義，使隋朝王冠落地。這一切唐太宗李世民身經目睹，他不能不從中吸取教訓，研究防止農民起義的法術，免蹈隋朝覆轍。他曾說，“人民以奉君，猶摑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他還把君、民關系比作舟和水，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為此，唐朝初期就恢復并改進了北魏以來實行的均田制度，雖未真正作到均田，但土地集中狀況的確比隋末有所減輕。

明末之時，封建統治階級霸占全國絕大部分上等土地，李自成起義時提出“均田”口號，推翻明朝。康熙八年，清政府代表地主階級向農民讓步，被迫實行更名田制度，即承認明末農民起義時農民奪取的部分土地，永遠為這些農民的世業。清政府還決定“六年不科”、“十年不科”等，與明末相比有明顯差別，這些差別變化，是農民起義影響、制約的結果。

事實證明，歷史上三個著名“治世”，根本不是“圣君賢相”施行仁政的結果，而是農民起義的產物。他們的“仁政”是受過去農民起義所造成的既成客觀條件的影響和制約的結果，也是總結舊王朝被農民起義推翻的教訓，稍微緩和對農民壓迫剝削的結果。這也是“形勢比人強”，形勢迫使“圣君賢相”要對封建生產關系中最腐朽的部分進行改良。“圣君賢相”順應形勢，這就是他們的歷史功績。反過來看，歷史上所謂的“亂世”中經濟的倒退和社會的“亂”，無不都是地主階級過度集中土地并加重對農民剝削壓迫所致。

雖然逸鴻先生要求用“歷史眼光”看待歷史，并要求我們：“不管是哪一個人物哪一場運動，都應看其對民族和人民作了什么？產生了什么作用？”但是，我們在他表現其“歷史眼光”的文章中，看見他對農民起義的責難；卻看不到他對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剝削農民，造成生產力破壞的指責；他的文章愿意肯定曾國藩、岳飛、海瑞等“忠臣良將”的作用（岳飛、海瑞的一些正面作用我們也持肯定看法），卻不愿表現反抗封建剝削壓迫的物質生產者（農民群眾）起義的歷史作用──促進生產關系改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這猶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以往的歷史學家和歷史理論的嚴重缺陷之一，就是否認“革命群眾”的歷史作用，“只能在歷史上看到元首和國家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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