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通訊巨頭加拿大北電破產，一眾競爭對手中，愛立信收購其資產，亞美亞、Ciena等收購其企業網、光纖城域網業務，蘋果、微軟、愛立信聯合收購其6000項專利。唯華為看重北電的人才，給予雙倍待遇，又一改國內流行的“筑巢引鳳”，適應專業人員愿望，把實驗室留在加拿大。北電渥太華實驗室被稱為加拿大的貝爾實驗室，加盟華為后，成為華為4G、5G骨干，并由此發現土耳其阿爾坎教授的極化碼，奠定了華為的5G領先。

　　這不是偶然的區別，它反映了愛立信等西方企業對資本、市場的重視，即對過去勞動創造的資產、專利的重視，馬克思將其稱為“死勞動”，而華為不僅重視資本源泉的活勞動，而且反映了對復雜勞動的重視。這個貌似偶然差異，隱含著兩種生產方式興衰。一個企業無法實現宏觀上的社會平均，但是從本企業的實踐出發，尊重活勞動是可以做得到的。

　　（一）、華為對勞動者和奮斗者的區分，是實踐中對勞動二重性規律的遵循。

　　華為所重視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勞動，相對于胖東來重視的服務勞動，按抽象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在相同時間中創造的商品價值是相同的。如毛澤東同志、錢學森、袁隆平院士八個小時的勞動和快遞員、保安、保潔員八個小時的勞動，從“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價值是相同的。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之日起，勞動從來不分三六九等，這是毛澤東時代就提出的消除工農、體腦、城鄉三大差別和各級干部不脫離基層勞動的理論依據，倫理依據，是社會主義人與人關系平等的基礎。同時，科技勞動又是社會平均勞動中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在相同時間能夠創造出若干倍于簡單勞動的使用價值，這又是活勞動的使用價值的特點，勞動力自身使用價值的所有的高級、復雜程度都是通過生產較多的使用價值而體現的，是勞動技能和拼搏奮斗的統一。華為把敢于創新，不計回報的加班，不懼戰爭、疾病、艱苦環境的奉獻，敢于承擔市場風險，努力追求成功者，稱作奮斗者，不在此列的遵守勞動紀律者，稱為勞動者，對奮斗者，“不讓雷鋒吃虧”；同時，尊重腦力勞動的勞動時間耗費特點和科技研發的長期量變到質變的勞動時間規律。對于復雜勞動能力的形成需要較高的教育和訓練成本，如學識和經驗技巧，都是過去勞動的積累，對它進行合理補償。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本質是尊重活勞動，重點是鼓勵進行時、將來時的活勞動創造出更多使用價值。

　　在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中，馬克思否定了“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雖然馬克思只從平均勞動做了闡述，實際上“懶”和“不熟練”，是相對于產品的有用性和勞動的有用性，即產品和勞動力使用價值而言，同一的勞動力耗費，即是同一的有用勞動的耗費。忽略了勞動的有用性，就會在滿足社會需求的生產中，因管理不善出現社會總勞動中少數“大鍋飯養懶漢”的現象，就會容忍憑借特權或過去勞動成就，在活勞動中投機耍奸，謀取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在這里，即使按相同的勞動時間衡量，存在著無效勞動對有用勞動的侵占，同時，對勞動能力的支付和活勞動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量，前者決定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后者構成勞動的使用價值。華為對勞動者和奮斗者的區分，無論是否自覺的理論意識到，體現了在實踐中對勞動二重性規律的遵循。

　　在宏觀經濟的社會實踐中，在勞動力商品的現實條件下，修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帶來夸大勞動的使用價值差異和否定勞動的使用價值差異兩種傾向。

　　一種極端是，用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差異，用活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的差異，否定相同的勞動時間創造相同的價值。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超越勞動報酬以及和勞動相聯系的資本回報，保護了憑借科技的壟斷性，占有集體、他人的剩余勞動，出現科學家即資本家的社會現象，這種傾向否定勞動價值論，是新質生產力深層次的隱患。在宏觀上已有的教訓是，把尊重勞動的有用性演變為鄙視體力勞動、簡單勞動，進而漠視人民大眾的利益，例如反映在對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職能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演變為黨內等級制的歪風引導了官商勾結、兩極分化及其社會上對權勢、財勢的趨炎附勢和等級固化，階級固化，使得簡單勞動，體力勞動成為社會棄兒，顛覆了工農兵應有的社會主體地位。這種傾向的根本原因，仍然是遠離勞動價值論。

　　另一個極端是，受到小生產特點影響，否認勞動的使用價值的差異性，否認科技創新、腦力勞動在勞動時間、場合上的靈活性、持久性、無形性，患均不患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提出要有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有更多的普通知識分子，都要能看《資本論》。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就“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在小范圍內，點名批評鄧小平和彭真，明確時間地點要求、方法要求，布置調查研究任務，“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不要置之不理。” ⑷4，554聲色俱厲，幾乎躍出紙面，反映了在發現餓死人慘劇后，黨的主席在中央一二線制度下對自己在事前、事中、事后反復強調的糾正措施的緩慢無效，信息不暢的氣憤。對于類似批評，被鄧小平反批評為“家長制或家長作風”⒁。這種分歧，與普遍的上下級矛盾相似，但沉淀歷史，可以看到我黨對培養大批知識分子，反對平均主義是一貫的，這就是在相同的有效勞動時間內，對勞動的使用價值差異的尊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一定范圍內反映了事物發展的不平衡性的絕對性，有利于參照勞動的使用價值回報活勞動，但是與效用價值和GDP同一時期提出，就忽視了勞動價值，必然走向反面，產生吳曉暉、許家印等巨富現象，這是折中、修正勞動價值論的必然宿命。華為和胖東來解放思想，排除社會上干擾，建立的一套適合自身發展的分配方法。經過對抗美國封鎖和與全球企業巨頭的競爭，華為考驗了自身機制。

　　（二），按社會需求在各專業勞動時間的劃分中創造價值。

　　華為高科技研發的勞動時間分配，服從于市場需求，這種需求不決定價值，但是，需求分配了勞動時間，經過社會作用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了產品價值，“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⑴32，1974年，541。在華為、大疆和比亞迪等在技術創新的獨門絕技中，其活勞動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是一種極化現象，在孤獨求敗階段，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社會平均”，其實際勞動時間，就是生產該使用價值當時階段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由“遙遙領先”所需的集體攻關的實際勞動時間分布和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的重合，決定了其產品的高價值。尊崇效用價值，自然強調按市場配置稀缺資源的決定作用，謀求資本的科技壟斷，利益最大化，就會采取高定價的“撇油”策略，這也是西方的一貫競爭戰略和對華態度。這種壟斷，和價值規律毫不相干。

　　華為為首的我國一批創新企業，學習全球先進企業，大量投入研發費用，在獨有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奮斗者”的勞動時間中，迅速擴大研發規模。根據華為年報，2022年比2010年，研發費用增速超過所有者權益增速0.65倍，2022年研發費用規模已占所有者權益規模37%，按這種增速發展下去，在不久的未來，科技研發的規模將接近或超越所有者權益規模。雖然研發費用在研發成功后最終形成資本，但是，不同于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研發投入旨在謀求壟斷，一方面“如果資本也必須勞動才能生存，那么它就不是作為資本而是作為勞動來保存自己了”⑴46上，1979年，286；另一方面志在維護國家民族獨立。這種經營決策，被任正非總結為把利潤放到未來，放到為人類服務。具體方法是“多路徑進攻，進攻后找到一個最佳，這樣就在技術領域鎖定了邊界。找到這個邊界，我們就把戰略力量聚焦在商業需求曲線和技術趨勢曲線重疊的最高波峰點上”⒂。這是把活勞動的使用價值發展到極致。被西方觀察家評價為自己同自己競爭。

　　華為對研發勞動的回報和商品的市場價格，所決定的對活勞動時間的投入分配，是在企業范圍內運用價值規律的深化。雖然使用價值的社會供求表象容易產生商品拜物教，混淆勞動價值和效用價值，如一些同志擔心的“第二種必要勞動”會否定勞動價值，但重視科技創新，極大增加使用價值，提高了生產力，“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⑶5，60，在這里，對“表現為價值的勞動”的認可與排斥，對價值規律展開為剩余價值規律的認可與排斥，正是反映了生產力的社會性質，排除了生產力中性論。

　　（三）、科技不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需要轉化才能成為生產力，首先取決于活勞動。

　　科技成果是過去勞動，無論作為科學發現還是技術創新專利知識，都屬于精神范疇的死勞動。只有科學實驗的活勞動，才能發現自然規律；只有發明創造、改造設備工具、組合生產要素的活勞動，才能改造世界。總之，只有活勞動才能把科技和其他生產要素相組合，轉化為生產力。在全要素生產力中，科技作為過去勞動，死勞動，是唯一具備成倍、數倍生產使用價值的要素，在自由市場中“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⑶8，187，與勞動對立，是壟斷、駕馭勞動的利器。與其說科技是生產力，進而強調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見物不見人，不如說科技是第一資本，第一貧富分化器。唯有尊重了活勞動，科技才有意義。愛立信、蘋果、微軟和華為對資源和活勞動選擇的區別，生動的辨別了這一點。同樣是市場競爭，兩者卻是本質的對立。

　　對照1975年12月20日《毛澤東年譜》記載，在批評鄧小平同志的政治局會議上，據毛遠新回憶，其中也批評了由胡耀邦組織起草的，鄧推薦的匯報提綱中的“科技也是生產力”，這個說法因有很強的迷惑性，匯報會議時，被毛澤東同志斥作“屁話”⒃。“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更多反映的是效用價值而不是勞動價值。

　　（四）、人工智能時代的胖東來勞動方式

　　同樣是營銷策略，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的“客戶上帝”當然地服從于謀求壟斷和股東利益最大化，占有剩余勞動，如自發產生的“996是福報”。中國制造的最大特點是為客戶創造更多使用價值，高性價比，客戶核心觀成為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的核心觀念，從而在市場上所向披靡。這主要是從勞動的使用價值入手，增加商品使用價值。商業中的生產勞動，如果僅僅是貨幣回籠，是商業資本通過平均利潤率實現并分享剩余價值，如果通過智力和體力的勞動時間，為消費客戶創造商品、服務的使用價值，則是商業流通中的生產勞動和新創造的勞動價值。

　　服務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胖東來以誠信為首的商品和服務，恰好彌補現階段電子商務在客戶體驗上的不足，鼓勵員工研究商品性能，從篩選貨源入手，科學服務，擴大商品和服務勞動的使用價值，為客戶創造更大商品使用價值和消費體驗。于東來同時提出防止過度服務，是對勞動和價值規律的尊重。經濟學界有人籠統認為中國歧視服務業，這是含混的，按照效用價值，中國可以效仿美國，創新金融服務業，增加金融衍生品服務，鼓勵虛擬資本榨取物質生產剩余價值，重蹈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覆轍。

　　隨著人工智能應用，科技研發勞動時間大幅度加長，華為自覺加班普遍成風，這是對西方封鎖的回應，也是國家、市場對高科技使用價值的需要所增加的勞動時間的投入，決定了高科技產品的高價值。隨著效率提高，直接勞動時間在量的方面逐步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變成一種從屬的要素，商品單位價值減少。相對于華為科技研發，胖東來服務勞動的復雜程度是低的，禁止加班，延長休假、休息時間，恰好適應了由簡單勞動、體力勞動構成的直接勞動的減少趨勢。“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同時，延長固定資產折舊期限，不采取流行的快速折舊，創造各種條件提高員工薪酬，和員工分享紅利，勞動回報普遍高于同行業，這又引領了人工智能時代對簡單勞動的價值承認、尊重和保障。胖東來與自由市場的股東利益最大化反其道而行之，代表了社會發展方向。

　　在華為和胖東來，我們看到了勞動時間的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勞動中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⑶5，96

　　自八大決議靜止、凝固地提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矛盾”以來，發展中性生產力絕對化的觀點，實際上并沒有對發展生產力提出多少具體正確的意見。由此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理解“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⑶5，60也不理解“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 ⑶5，60。這些觀念在懵懵懂懂中，走向資本（科技）和其他生產要素也創造價值，不分主輔地提出“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

　　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始終存在著唯生產力論的機械唯物論，唯意志論的主觀唯心論構成的不同時期的形而上學和修正主義。這些錯誤傾向看似重視生產力，但并沒有認真研究生產力。其觀念極端地對待“兩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⑵2，33），或成為教條或無視，表現在圍繞著革命是否早產，圍繞經濟發展中個人主義自發性和個人集體國家三者兼顧的對立，及其對立中革命的必要性的爭論。對于這個長期反復爭論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單獨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把“兩個決不會”的表現形式說清楚了。不從勞動使用價值的二重性角度考慮問題，并不知道發展生產力的正確方法，至多提出一些背離勞動價值論的隔靴搔癢的話語，例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在這些矛盾運動中，我們看到了華為、胖東來的實踐意義，也看到這兩家企業黨組織的共產黨人，在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辨析是非，破除社會上宏觀上全要素價值論等錯誤意識形態的干擾，聯系實際總結提高上的艱巨任務。馬克思提出“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這種生產方式中產生的生產關系”⑴43，2017，75，是兩個企業探索的方向，建立活勞動主體，沒有止境。1873年，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談到“《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范圍內迅速得到理解” ⑶5，15，1956年，毛澤東要求都要能看《資本論》，二三十年不行就一百年。在今天復雜的環境下，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這在把握企業未來方向上，至關重要。

　　（本文是《華為、胖東來的實踐——堅持勞動二重性，正視勞動使用價值》節選，全文近17000字）

　　2024.9.28

　　注釋：

　　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⑵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⑶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⑷ 《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

　　⑸ 《韓綱：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見厲平編《解凍年代》，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頁

　　⑹ 《鄧小平的價值理論：并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胡義成，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三期）

　　⑺ 《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⑻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0-542頁

　　⑼ 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習近平，新華社2013年11月15）

　　⑽ 楊小凱：《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1579.html，

　　⑾ 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比較和綜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233頁）

　　⑿ 蘇星：《勞動價值一元論》，《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⒀ 《毛澤東選集》，第1卷，273頁

　　⒁ 《鄧小平文選》第2卷，344-345，《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

　　⒂ 任正非在2018年IRB戰略務虛研討會的講話（百度文庫）

　　https://www.baidu.com/link?url=66q9NehW6R9Uy2pqfUtg4wjmCsVLnSvD4mxw61BzURk4i7LtTssccCuLsSQlGI_tuvdCr5_fIi2zHqV8Qr3r99TUqypKi3vpk6jNHmo1NqE6oQCkqZlIhxB6Pv571w1q&wd=&eqid=ab1425b6003923410000000266eac474

　　⒃ 毛遠新：《毛主席談科學技術》，微信公眾號，《新文化研究》，2023年11月19日，

　　https://mp.weixin.qq.com/s/BwDocsrGaPF_E-5lnp-G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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