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19年3月27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24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就“國企與工業化，1949-2019”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高宇寧作點評。講壇合作媒體光明網進行全程網絡直播。http://topics.gmw.cn/2019-04/03/content_32712941.htm】　　

　　過去70年，中國經濟最大的變化是實現了工業化，且工業化的水平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章討論過去70年里國企與工業化的關系，主要不是理論分析，更多的是展示各種各樣的數據，以顯示在過去70年里，中國經濟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中國工業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國有企業在其中做出了多大的貢獻?

　　什么叫工業化?《現代漢語詞典》對工業的定義是：

　　【“工業就是采取自然物質資源制造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或對各種原材料進行加工的生產事業”。[1]】

　　工業化則是指，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或以機器為特征的近現代工業逐步發展、并在國民經濟中逐步占據主要地位的過程。此處在“工業”前面加了“現代”二字，因為工業還包括傳統的手工業制造;如果工業停留在傳統手工業制造階段，恐怕還不能算“工業化”。

　　看一個社會到底是否發生工業化，可以借助4個簡單的指標。

　　第一是結構變化，首先是國民經濟的構成是否發生了變化?農業的比重多大?工業的比重多大?第三產業比重多大?其次，在工業部門內部，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否擴大?這里所謂生產資料是指不能直接吃、喝、穿、用的東西，而是為生產吃、喝、穿、用的東西而需要制造的其它東西。生產能直接吃、喝、穿、用的東西叫輕工業，生產不能直接吃、喝、穿、用的東西叫重工業。考察結構變化，要關注輕、重工業的比重發生了什么變化。無論是輕工業也罷，重工業也罷，還應看其產品結構是否發生了升級換代?其技術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長，包括生產總量、人均產量增長。很顯然，量的變化與經濟增長速度有關。

　　第三是效率提升，就是生產同一樣東西用多少時間?用多少勞動力?用多少原材料?用專業語言說，效率既包括勞動生產率，也包括全要素生產率。

　　最后是地區分布，即在一個國家的范圍里面，工業化是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區域，還是擴散到了其他的區域?是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工業化，還是僅僅在某幾個小的點上實現的工業化?這應該是衡量工業化不可忽略的一個指標。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對中國的工業化提出兩大期待，體現在他說過的兩段話里。一段話是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上講的：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2]】

　　也就是說，他的第一個期待是，中國要“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第二段話是1949年3月份、毛主席剛剛到達北京時講的。他指出當時

　　【“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的第二個期待是，中國不僅要實現工業化，還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后面我們將用數據檢驗新中國的成就，看到毛澤東去世前后，他的兩個期待是否實現了?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兩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于1949年9月29日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28條規定了國有企業的使命：

　　【“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

　　注意這里講的不僅僅是“國有”，而且是“國營”。既然這種“國有”、“國營”的經濟是“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在很長時間里，我們曾把國有經濟叫做“全民所有制經濟”。

　　《共同綱領》第35條提出了工業化的使命：

　　【“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制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

　　這里突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共同綱領》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聲明，它包含豐富的內容，講得很細、很具體，可以說規劃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講新中國的起點，不把起點講清楚，就很難理解后來70年到底取得什么樣的成就。第二部分講在共和國的前30年，中國如何“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如何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了毛澤東的兩個期待。第三部分講后40年中國如何由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關于國有企業在整個70年歷史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將貫穿于三個部分的始終。

　　一、新中國起點

　　關于新中國的起點，分四個方面加以考察，即經濟、工業、資本、國企。后面兩部分也從這四個方面展開討論。不同的是，第一部分從“經濟”講起，最后講到國企;而后面兩部分將倒過來，從國企講起，再講資本、工業，最后講到經濟。

　　經濟的起點

　　看新中國經濟的起點，我們一看結構特點，二看量的特點。

　　從結構上看，那時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5億多人口中間，只有大約200萬人從事工業;工業總產值只占全國經濟總量的10%左右。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歐洲那些國家相比，哪怕是與比較落后的俄羅斯相比，1949年的中國也要落后得更多：俄羅斯1913年工業的比重已經占到了它經濟總量的43%;基礎工業方面，中國更加落后。

　　圖1：傳統產業與新式產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 %

　　數據來源：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56頁。

　　圖1展示了傳統產業與新式產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除了農業，這里所謂傳統產業也包括落后的手工業。由此可以看出，1920年時，新式產業僅在7.37%;到戰前的1936年，也僅在13.37%，這已是戰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東北新式產業加進來以后，全國新式產業的比重提升至工農業總產值的17%，其余超過八成仍是傳統產業，主要是農業。如果談到由制造業、采礦業和公共事業構成現代部門，其份額更小;以1933年為例，它僅占GDP的凈值大概3.4%，實在是經濟中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板塊。

　　圖2: 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構成(%)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

　　到解放后的1952年，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已經超過到戰前最高水平。這時，新式產業的占比上升才達到26.6%。圖2對這一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進行了更細的分解。我們看到，第一產業還是占整個GDP的大頭(51%)，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加起來大約占四分之一，其次服務業與批發零售業加起來大約也占四分之一。總體而言，依然是典型的農業國。

　　與我們的鄰國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間，印度的經濟結構比中國稍微先進一點，工業就業人員、服務業就業人員占就業總量的比重都比中國高，農業就業人員比重比中國低。由于印度農業的氣候等自然環境也比中國好，它的人均GDP高出中國三分之一。那時，雖然中印都是窮國，中國則更窮一些(表1)。

　　表1：1949-1950年中國與印度經濟狀況

　　數據來源：人均GDP數據來自The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其它數據來自阿瓦什尼·塞思：《中國和印度：不同績效的制度根源》，《發展與變遷》2008 年第5期。

　　中國不僅人均GDP比印度低，放到全世界各國里去比，中國也是非常低的。世界銀行的數據往往只能追溯到1960年，而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從1950年開始。在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庫里，1950年，有126個國家的數據。排除三個海灣石油國家的極端個例，圖3按它們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進行排列，中國位于倒數第7位，也就是屬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之列。這就是我們經濟的起點。

　　圖3：世界各國人均GDP(1950年)

　　數據來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工業的起點

　　舊中國的工業，絕大部分是手工業，機器工業很少很少。手工業制造的不是農產品，是工業產品，但是幾乎全靠手工制作出來。這種生產方式也許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產量低、質量差，品種少，不能與現代工業同日而語。1933年，手工業產值占工業的73%，現代機器工業只占27%。

　　即使在機器工業里面，絕大部分是半機械化生產，一半用機器一半用人，人均馬力非常低，技術非常落后。今天談專利，用的數字是幾萬個、幾十萬個、幾百萬個，而在1912年到1936年間，中國平均每年只有11件專利，可見技術有多么落后。

　　從工業部門結構來講，絕大部分工業生產消費產品，即直接能吃、喝、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占70%左右;生產資料的工業產值比重很小，只有30%左右。那時候，中國著名的廠家無非是些紗廠、面粉廠、火柴廠而已。

　　從地理分布來看，絕大部分現代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上海;內地只是幾個大城市，如重慶、武漢點綴著一點點現代工業。進入中國腹地，很難找到現代工業的痕跡。

　　表2：1949年的私營工業

　　當時中國的工廠數量少、規模小。1949年剛解放時，中國總共有12.3萬家私人工業企業，其中雇傭十人以上的只有1.48萬家，這種稍大一點的私營工業企業占總量的12%左右(見表2)。也就是說，按當時的標準，雇傭十人以上就算上規模的企業了。放在今天，這種企業只是比個體戶稍大一點。1949年，中國的私營工業企業一共才雇傭164.4萬工人，其中92.5萬在十人以上的工廠工作。所有這些企業加在一起，他們的資本凈值只有25億元左右，總產值只有不到70億元;其中十人以上私營工業的資本凈值為14億元，產值為46.6億元。

　　解放后，私人工商業發展勢頭挺好。到1953年，全國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增加到15萬個，但它們規模還是不大：職工在500人以上的企業全國一共只有區區167個，占總數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國雇傭500人以上的企業已經占全部企業的54%以上了。俄國本身就是一個落后國家，中國都沒法比，更不用說與其它國家比了。早在1907年，德國雇傭1000人以上的工廠已經達580家之多。

　　別說職工500人以上的工廠是鳳毛麟角，職工在50人以上的企業也不多，只占企業總數的3.74%。職工在十人以上企業比剛解放時大幅增加，但不到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這些十人以上的工廠中，仍有60%的企業使用手工工具。其它約70%的工業企業，員工都是十人以下的手工業作坊，絕大多數是沒有現代動力設備，產品不能定型和按標準化大批量生產。不難想見，它們的生產方式有多么落后。

　　在1953年，中國使用機器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其中食品與紡織工業占職工人數與總產值一半以上，也就是生產用于吃穿的產品。那時的重工業主要是燃料工業，如煤礦，其產品固然可以用于生產資料的生產，但主要是直接用作消費，解決城市人口的燒水、煮飯問題。

　　落后的工業結構直接反映到落后的工業產品結構中。表3列舉了解放初中國的主要工業產品，它們在解放前的最高產量，以及1952年的產量。從這張表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很多東西，這里只點出三方面。

　　第一，產品結構相當原始。前6種是人們日常消費離不開的輕工產品;第7-9種原煤、原油、發電量是重工業產品，但主要用于人們直接消費;其余是重工業產品，主要用作生產資料。今天年輕人不一定知道的是，當年，在大多數產品的前面，往往會加上一“洋”字。紗叫“洋紗”，布叫“洋布”，以示與“土紗”、“土布”不同;火柴叫“洋火”;香煙叫“洋煙”;糖叫“洋糖”;[3]煤油叫“洋油”，煤油燈叫“洋油燈”;石灰叫“洋灰”;就連最不起眼的鐵釘也被叫作“洋釘”。幾乎沒有什么稍微現代一定的工業產品前面不帶“洋”字，所有的東西都是“洋”。這個“洋”表達的意思是，要么是從外國進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貨制造的。

　　表3：解放初主要工業產品產量

　　第二，產量非常小。如果拿前6種消費品解放前最好年份的生產量除以當時的人口總數(大約五億)，平均到每個人頭，紗、布、鹽、糖只有多大一點?任何上過小學的讀者都可以計算出來。再看鋼產量，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出現在1943年，為92.3萬噸;1949年下降到15.8萬噸，相當于1943年的17%;1952年鋼產量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達到135萬噸。但即便如此，135萬噸平分到每個中國人，一個人只有2.4公斤。發電量也是如此，中國現在每一天的發電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發電量的三倍!

　　表4：1949年中國主要工業產品與印度相比

　　新中國工業的起點之低，僅與現在比，也許說服力不足，畢竟已經過去了70年。而與印度作同期比較，可能更容易凸顯中國工業當時有多么落后。從表4，可以看得清楚，中國的很多產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當時是3.5億人，中國當時是5.4億人。印度的產量在鋼、生鐵、糖、水泥、硫酸、原油這些方面都是中國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紗、布、發電量也比中國高。中國產量超過印度的產品只有原鹽、燒堿、卷煙、純堿，然而平均到每個人，即使在這幾方面，印度與中國也差不了太多。看了這張表，也許我們才能更好地體會，為什么直到1954年6月毛澤東還有這樣的憂慮：

　　【“我們現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把它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4]】

　　第三，解放三年后，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全面、大幅度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

　　除了落后以外，中國當時的工業主要集中在占中國國土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地區，主要是兩大塊，一個是上海，一個是東北，沿海地區還包括天津、青島、廣州、南京、無錫這些城市;除了武漢和重慶以外，內地幾乎很少有現代工業;到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幾乎完全沒有現代工業的痕跡。[5]

　　由此可見，無論用什么指標衡量，當時中國的工業都遠遠落后與世界其它地方。

　　國家資本的起點

　　要發展工業、發展現代經濟就需要有資本投入。第一章已經講到，西方國家工業化的起步靠殖民主義、奴隸貿易攫取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新中國的資本積累不可能這么做。不僅不能這么做，我們還面臨西方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它們千方百計卡我們的脖子，企圖置新中國于死地而后快。新中國的資本積累只能靠中國人民自己。

　　分析新中國成立之前資本積累的狀況，我們可以借助于許滌新、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中使用的“資本體系”作為分析框架。這個體系將資本分成A)工業資本、B)交通運輸資本、C)產業資本、D)商業資本、E)金融業資本。工業資本涵蓋近代化工廠制造業、水電等公用事業，全部礦冶業 (包括土法采礦和冶煉)。交通運輸資本涵蓋包括鐵路、公路、輪船、民航、郵政、電信。產業資本是A與B的總和。商業資本涵蓋市場商品一次交易所需資本。金融業資本包括所有新式和舊式銀錢業，但不包括投資公司。[6]

　　在舊中國，無論是這個體系里的哪類資本，來源有三種：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表5描述了這五類三種資本在1947/48年的情況。

　　表5：資本總額，1947/48年(法幣億元，1936年幣值)

　　數據來源：根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提供的數據整理。

　　我們看到，工業資本規模很小，外資、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加在一起也才37.1億。即使加上交通運輸業資本28.4億，所以整個產業資本加在一起是65.5億左右。而商業資本、金融業資本加在一起是77億左右。換句話說，當時產業資本的體量不如商業與金融業資本的體量。

　　所有這四類資本的總和是142億多一點點，平均到每個中國人頭上只有26塊錢。其實，這142億并不都是國內資本。外國資本是指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投資。減去11億元的外國資本，國內資本只剩131億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國內資本的大頭是官僚資本，約76.7億元，主要包括國民黨官營企業的資本，抗戰勝利后它沒收日、德、意三國以及日偽漢奸的資本。官僚資本集中在兩個領域：交通運輸業與金融業，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絕對主導地位。即使在工業領域占比沒有這么高，但所占份額(43.1%)依然比外國資本(16.8%)和民族資本(40.1%)都高。

　　民族資本或私人資本發展了幾十年，到解放前規模依然不大，約54.6億元，只占資本總額的38.3%。更何況，在這50多億元私人資本中，產業資本只有16億元，占不到27.2%的份額，70%以上的私人資本集中非生產領域，即商業與金融業，尤其商業。16億元私人產業資本意味著平均每個中國人3塊錢的投資，能指望它擔負起中國工業化的重任嗎?表6明確告訴我們，到解放前夕，在與工業化直接相關的產業資本中，份額最大的是官僚資本，占這類資本的三分之二。

　　表6: 解放前35年，產業資本的總量的變動

　　數據來源：根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提供的數據整理。

　　從時間緯度來看，從辛亥革命一直到解放前夕，產業資本的構成一直在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即1911-1914年)，全國的資本總額大概是17.9億;30多年后，到1947-1948年間，增加到65.5億，漲了三倍多，不到四倍。后面我們將會看到，在1952-1984年這30多年里，新中國的資本總量翻了多少倍。通過對比，我們才會知道，沿著舊中國的老路走下去，只能走多遠。

　　在中華民國存在的30多年里，產業資本中的民族部分有所增加，1947-1948年是1911-1914年的5.6倍，增幅雖然看似不小，但因為起點很低(2.9億元)，到解放前一兩年也只有16.2億元。同期，外資先升后降，1947-1948年的不及1911-1914年72%。

　　在這30多年里，官僚資本份額增量最大。辛亥革命前后，官僚資本不多，只有4.8億元，占產業資本的約四分之一;到解放前夕，它已增至42億元，是前者的8.8倍。這里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抗戰勝利，因為解放前在中國的外國資本主要是日本資本，日本資本主要集中在東北。抗戰勝利后，日本資產的一部分被蘇聯紅軍拿走了，后來又還回來一些;但日資的絕大不多國民黨政府接收，變成了國有資本。這就是為什么到1947-1948年，官僚資本已經占到整個中國產業資本的約三分之二。

　　綜上所述，到解放前夕，中國的產業資本里，帝國主義在華的工業占11.2%，本國資本的占88.8%;在本國產業資本所占88.8%中，官僚資本占64.1%，民營的占24.7%。這主要是因為抗戰結束以后占外國資本87%的日本資產被沒收了，然后變成了國有資本，使得國民黨政府手下的國有資本份額大幅度的增加。這其實是一件好事。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會見蘇聯來的代表米高揚時，毛主席候說過這樣一段話：“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為發展中國工業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什么呢?因為 “日本和國民黨促使資本集中到國家手中，例如，東北的工業占53%，其中47%在國家手中，6%在私人資本手中”。這樣，“中國工業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國家手中”了。[7]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沒收敵產、實行國有化實際上為新中國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為什么新中國會推進國有化?實際上，共產黨接受政權時，國有化的份額已經比較大了，尤其是在工業領域。

　　國有企業的起點

　　剛解放時，為什么中國會大力發展國有企業?首先是因為國有化是那時的時代趨勢。這種時代趨勢可以從四個方面看。

　　第一，國有化是近代中國各政黨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識。孫中山便主張“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因為在他看來

　　【“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8]】

　　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兩位重要的負責人翁文灝和錢昌照也認為，發展經濟必須遵循三個原則。1)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中國建設必須以工業化為中心;2)工業化必須以重工業建設為中心;3)重工業建設必須以國營事業為中心。[9]不僅國民黨的官方人士這么看，知識界也這么看。就連最親西方的留美學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國學生基督協會曾對中國留美學生做過一次蓋洛普式調查，它發現，“目前在美的大學生對于久遠的基本經濟政策是主張社會主義”，51.5%的留學生主張中國工業化過程中重工業和公用事業應該國營，更有6%的人主張輕工業也應該國營，而主張完全民營者不足5%。[10]這方面的材料非常之多，可以說是舉不枚舉。

　　第二，國有化是戰后世界各國的共識。以中國的鄰國—戰后朝鮮—為例，無論意識形態有多大差別，大多數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政黨都相信，計劃經濟體系是朝鮮最好的選擇。最激進的右翼政黨(獨立黨)、最激進的左翼政黨(共產黨)，最保守的政黨(民主黨)統統持這種看法。就連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任命的民政長官安在鴻也不例外。[11]其實朝鮮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走的幾乎都是這條道路。歐洲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國工黨黨章第四條便明確了追求國有化、公有化的目標。二戰結束不久，執政的工黨便開始推行經濟國有化。1946年，英格蘭銀行與所有民航公司被國有化，開辦全國醫療服務;1947年，所有電信公司被國有化，并創立國家煤礦局;1948年，鐵路，運河，道路搬運和電力公司被國有化;1951年，鋼鐵工業和汽油提煉工業被國有化。[12]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歐洲各國投資中公有部門的占比依然很高：奧地利達65%，法國達55%，英國達25%，西德達20%。[13]到八十年代末，私有化的聲浪開始慢慢日漸高漲。1988年，世界銀行曾出版過三卷本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技巧》，據其第三卷梳理，至少有83個國家已開始嘗試私有化。[14]需要指出的是，那時絕大多數前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開始私有化。世界銀行的這個報告從反面告訴我們，國有化在世界各國(包括那些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曾經達到什么樣的廣度與深度。

　　第三，蘇聯模式的影響。這一點很容易理解，新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卻沒有經驗。當時唯一可以借鑒的社會主義模式是蘇聯模式。既然蘇聯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國有制的基礎上，中國當時必定會受到影響。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后來采取的公有制形式與蘇聯不完全相同。在中國，集體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是地方國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區公營經濟的傳統。中國與蘇聯另一個不同點是：蘇聯是革命后才開始建設新的經濟、政治體制，而中國共產黨在執掌全國政權以前，早已擁有大片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共產黨早已建立了一些公營經濟實體，并積累了運作這類公營實體的經驗。

　　解放以后，國有企業開始出現，其來源至少有五個方面，即1)解放區創建的各類公營企業;2)沒收國民黨各級政府經營的工業企業;3)征收、接收的外國企業;4)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企業;5)建國后新建的國有企業。

　　關于第一部分，定性的史料很多，但定量的統計似乎并不多見，很難估算這一部分的資本總量。[15]

　　第二部分是沒收國民黨各級政府經營的工業企業，在新中國初始階段，它構成國有企業的最大來源;后來其重要性相對下降。據史料記載，解放時，新中國在金融方面，接收了國民黨政府的“四行兩局一庫”及省市地方銀行系統的銀行2400多家，官商合辦銀行中的官股;在商業方面，接收了復興、富華、中國茶業、中國石油、中國鹽業、中國蠶絲、中國植物油、孚中、中國進出口等十幾家壟斷性的貿易公司;交通運輸方面，接收了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屬全部交通運輸企業;在工礦方面，接收了工礦企業2858個，職工129萬人，生產工人75萬。1951年，又將原國民政府及其國家經濟機關、前敵國政府及其僑民和國民黨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在私營企業或公營企業中的股份及財產，均收歸人民政府所有。[16]

　　從今天的視角看，國民黨政府留下的國有企業規模并不大，但放回當年，沒收官僚資本意義重大。全國解放前夕，官僚資本約占全國產業資本的2/3左右，其中占全國工礦、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另外還有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司。沒收官僚資本，國有經濟便集中了國民經濟中絕大部分近代化的大工業，控制了社會生產力最先進、最強大的部分，樹立了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僅此一舉，剛解放，國營工業的固定資產已占全國工業固定資產的80.7%;[17]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6.2%，占全國大工業產值的41.3%;[18]在工業的重要領域，國有經濟已經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交通運輸行業更是幾乎100%掌握在國有企業手里;銀行業也不例外(見表7)。

　　表7：國有經濟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中的占比，1949年

　　數據來源：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0頁;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頁。

　　第三部分是征收、接收的外國企業。剛解放時，全國有1192家外資企業，資產12.1億元，職工12.6萬人，大部分屬英、美資本。對于這些企業，新政權并沒有采取沒收的辦法。朝鮮戰爭暴發后，1950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宣布管制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私財產，英國追隨其后。對此，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相應對策，于當月28日發布命令：對中國境內之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加以管制，進行清查;并對一切美國公私存款即行凍結。即便沒有沒收，一旦失去了特權，大部分英資、美資企業便處于癱瘓狀態。到1953年，外資企業數量降至563家，資產4.5億元，職工只剩下2.3萬人。外企還有一類，即蘇聯于1950-1952年向中方移交的、位于大連的財產以及長春鐵路。歐美與蘇聯兩部分企業加在一起數量不多，不是中國國有企業的重要來源，對壯大國有經濟的作用有限。[19]

　　第四部分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私營企業。現在很多人有個誤解，想當然地以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是從資本家那里沒收來的。其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股額一共是24.2億元(包括此前公私合營的私股股額，約10億美元)，其中工業私股股額為16.9億元，共8.88萬戶，職工131萬人，總產值72.7億元。這24.2億元中，上海一地的私股便為11.2億元，幾乎占全國的一半。當時的資本家絕大多數是沒多少身價，因為這24.2億元投資由114萬人擁有;這114萬人中，最后被定為資本家、拿定息的大約86萬人。拿24.2億元除以86萬人，平均每個資本家的投資不到3000元。當然，86萬資本家中，絕大多數人的投資遠遠達不到3000元，最多能算得上是些小業主。社會主義改造并不是沒收資本家的財產，而是允諾給這些投資人每年5%的固定收益，叫做“定息”。因為，大部分投資人的本金很小，定息當然也不多。不少人的每個月拿到的定息買包香煙都不夠。因此，當時他們就說，“我不要資本家帽子，請不要給我定息了”。不過，政府沒有這么做。一直到1979年，政府才決定為其中70多萬人摘帽，說他們的資本很小，算不上資本家。今天，不少人被不靠譜的電視劇誤導，以為解放前的資本家都是住豪宅、開豪車的。那種資本家不是沒有，但放在中國人口中，他們是鳳毛麟角。如此說來，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也不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重要來源，而是很小的組成部分。

　　第五部分是建國后新建的國有企業。在整個公私合營過程中，僅就工業而言，私股股額總共只有24.2億元。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期間(1953-1957年)，國家預算內投資即達到531.2億元，加上預算外的投資，國家基本建設投資達到588.5億元，是公私合營中私人股份的24.5倍。[20]

　　綜上所述，中國國有企業資產的五個來源中，最大份額來自國家投資，這些投資被用于興建新的國有企業、增資現有國有企業、以及注資公私合營企業;其次是沒收國民黨各級政府經營的企業;其它三個來源都是比較次要的部分。

　　國營和公私合營工業企業不僅在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上優于私營工業，而且在資金供給、原材料供應、產品銷售等方面也優于私營工業。表5.8給出了各類工業企業的工人勞動生產率。它顯示，在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在生產效益上也優于私營企業。1950年以后，私營企業一直墊底，公私合營企業(國有化的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效率則一直遙遙領先于私營企業(表8)。這也是當時大家為什么支持國有化的重要理由：國有化更有效率，為什么不搞國有化?

　　表8：全國工業企業工人勞動生產率(元/人/年)

　　數據來源：吳太昌、武力等，《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三編第七章第二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表9：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1952-1957

　　數據來源：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統計提要(1949-1957)》，1958年10月。

　　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大規模投資國有企業，到1957年，中國的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1952年，國有經濟只占國民經濟19.1%;到1957年，它已占1/3。同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份額從6.9%降到0;個體經濟從71.8%降到2.8%。在此期間，發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經濟，即我們后來叫做集體經濟這部分，它的比重從1.5%躍升至56.4%(表9)。這表明，在所有制結構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很不一樣：我們有大量社會主義性質的、或公有性質的集體所有制企業，而蘇聯則是以國有制為主體。

　　這一節，我們從經濟、工業、資本、國企四個方面討論了新中國的起點。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個起點都是非常之低的。從這樣低的起點起步，往前走每一步應該都不容易。的的確確，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缺乏工業基礎、缺乏人才、缺乏資本、缺乏經驗。今天世界上還有很多窮國，不知如何實現經濟上的飛躍。其實，新中國剛起步時，比它們還要難。路選對了，就能進入新天地!

　　二、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949-1984[21]

　　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毛澤東已經在設想新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在他看來，新中國“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為此，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當然，毛澤東深知，要實現這個經濟發展的目標，首先要在政治上創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因為“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此前105年的歷史告訴中國人民，“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已經實現，為創造“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22]

　　建國后，毛澤東更關心的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也就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關系的問題”。他認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23]

　　“以重工業為中心”是學習蘇聯經驗。毛澤東指出:

　　【“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

　　他特別強調，“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24]因為“蘇聯的建設經驗是比較完全的”。但“所謂完全，就是包括犯錯誤。不犯錯誤，那就不算完全”。[25]

　　學習蘇聯經驗，絕不意味著照搬蘇聯經驗。“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經驗是一個側面，中國實踐又是一個側面，這是對立的統一。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26]蘇聯的做法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定要引以為戒。他堅信，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從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出發，探索一條與蘇聯有別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為什么在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給予了詳細地闡發：

　　【“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27]】

　　簡而言之，在毛澤東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

　　【“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28]】

　　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澤東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來，毛澤東把他的思路概括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29]

　　道路確定了，但這是一條蜿蜒曲折、荊棘遍地的道路，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艱辛付出。探索就必然會走彎路。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沒有任何失誤，更何況當時中國進行的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劃時代偉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諸葛亮，對前人走過的路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們覺得共和國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誤，犯了那么大錯誤，仿佛是一片漆黑。這是心智發育不良的表現。一個人從出生到成年，不知要說多少錯話、摔多少跟頭。如果不允許嬰兒學話咿咿呀呀、學步撞撞跌跌，他也許永遠要待在襁褓里。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面對世界列強的封鎖禁運，要探索一條工業化道路，沒有現成的路線圖，不走點彎路，不犯點錯誤，可能嗎?上帝也做不到!中國居然做到了，中國人民有一萬個理由為此感到驕傲!

　　這一節將展示，在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過程中，國企、資本、工業、經濟是如何演進的。

　　▌國有企業的成長

　　1957年前，國有工業企業的數目似乎沒有統計。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全國共有國有工業企業約五萬家(見圖4)。第二年大躍進，這類企業猛增至約12萬家，達到空前絕后的極值。1959年，國有工業企業數量開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約4.5萬家，比1957年還少。然后開始恢復，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有工業企業是數量大概是8.5萬上下。是同期集體工業企業的數量(約35萬家)的四分之一。

　　圖4：國有工業企業數與職工人數，1952-1984[30]

　　國有工業企業的職工也不是很多。1952年剛剛超過500萬，“大躍進”時期猛增至2300多萬人。一下這么多人進城吃商品糧，那時的農業生產水平無力支撐。進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三年調整期后，大量工業企業關停并轉，國有工業企業職工精簡掉一半，剩下1100多萬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超過3500萬人。

　　雖然國有工業企業的職工人數在增長，但與此同時城鎮就業人口也在快速增長：1952年只有不到2500萬人;到1984年，已超過1.2億人。如此一來，除大躍進時期外，國有工業企業職工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從未超過三分之一。

　　國有工業企業的數目不多、職工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不高，也許會讓人產生錯覺：在工業與國民經濟整體中，國企作用不大。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看看圖5就很明白了。

　　圖5：國企對工業增長的貢獻，1949-1984

　　它清楚顯示，除大躍進期間與文革初年外，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與國有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雙雙持續快速增長。即便以1952年(而不是1949年)作為參照點，前者增長了近29倍，后者增長了36倍多。剛解放時，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國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躍進將國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這個水平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隊企業(即后來人們所說的鄉鎮企業)的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礦、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興起后，國企的占比才逐漸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見，盡管國企的單位數、職工數不多，其對工業的貢獻非常大，對推動中國工業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最近幾十年，出于意識形態的目的，有些人不斷散布一種說法：凡是國有企業，效率必定低下。它誤導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經告訴我們，在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于私營企業。表10則告訴我們，在1949-1984年間，國企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如果以1952年為100%的話，1984年則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0：國有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升

　　(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

　　隨著國企的工業總產值與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它們產生的利潤與上繳的稅金也水漲船高，每隔幾年上一個臺階。1952年，兩者相加不過30億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億大關，增長近34倍(圖6)。在這個時段，政府對國企實行“統收統支”，即國企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國家彌補，擴大再生產費用由財政部門審核撥付。因此，國企實現的利潤與稅金都是對國家財政的貢獻。

　　圖6：國有工業生產企業實現利潤和稅金(億元)，1952-1984

　　▌國家資本的成長

　　資本對落后國家發展經濟至關重要。沒有資本，就無法投資;沒有投資，就無法擴大生產;沒有擴大生產，經濟就很難發展起來。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能發展它們的資本從哪里來?第一章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的一段話，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也就是奴隸貿易、奴隸制、殖民主義以及對本國公民殘酷無情的壓迫剝奪為代價的。

　　作為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資本積累不僅不能靠對外擴張，還要隨時提防帝國主義的入侵。在這樣的情況下，積累資本只能靠自己。上一節講到，解放前35年，產業資本的總量一共增長了不到四倍。作為對比，解放后35年，即從1949年到1984年，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增加了47.71倍。這些錢從何而來?幾乎完全靠內資!內資從何而來?主要靠國家財力!國家財力從何而來?主要靠國企積累!以下幾張圖表便是證據。

　　先看圖7。1952年，國有固定資本投資為43.56億元;其后8年高速增長;到1960年已達416.58億元，幾乎是1952年水平的十倍。大躍進遭遇挫折后，投資水平大幅下滑，但還是比解放初那幾年要高。接下來的十年，國有固定資本投資起起伏伏，從未超過1960年的水平。隨著文革疾風暴雨的階段過去，1968年后，國有固定資本投資持續攀升：1971年超過1960年的水平;1984年突破千億大關，達到1185.2億元，是1960年水平的兩倍多。

　　圖7：國有固定資本投資快速增長，1952-1984

　　圖7另一個吸引目光的地方是，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1952年到1980年，固定資產投資部分的統計范圍僅為全民所有制單位。因此，現有統計數據顯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百分之百由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直到1981年以后，統計數據中才出現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及其它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52-1980年間，集體經濟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資產投資，但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會很大，估計在5-10%之間。[31]毫無疑問，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占絕大部分。

　　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自何處?圖8告訴我們，有四個來源。從1953年到1979年，“國家投資”一直占60%以上。在1966年以前，國家投資的比重往往高達80%以上。國有企業的“自籌資金”是第二大來源。1964年以后，“國內貸款”成為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新的資金來源，但份額很小，幾乎微不足道。直到1980年以后，其重要性才開始加大，因為此時已進行“撥改貸”(國家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試點。“外資”首次在1977年出現，但直到1984年，其份額一直在5%上下。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生力軍，則要等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

　　圖8：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比重，1953-2000

　　在共和國歷史的頭30年，中國還是一個窮國。這么一個窮國卻拿出那么多的錢進行投資，實在是不容易。當年有句形象的話來形容這種節衣縮食、壓低現有消費去投資未來的做法，叫做“勒緊褲帶搞建設”。要知道當時的中國政府有多拼?可以看看圖9。當年說到投資，統計年鑒會用到一個術語“國家財力”，現在統計年鑒已經不再使用了。“國家財力”指政府掌握、可以支配的資金。具體而言，國家財力是國家財政總收入與預算外總收入的總和。圖9顯示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家財力比重。在1953-1984年的30年間，這個比重的最高值是63%(1959年)，最低值是23.1%(1962年)，平均43.4%。也就是說，中國每年拿到的財政總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資產里面。可見，當年中國人民、中國政府有多拼。

　　圖9：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家財力比重(%)，1953-1984

　　也許有人問追問，國家財力的錢從哪里來呢?回答這個問題要借助于圖5.10。按經濟類型劃分，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有四大類：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個體和其他。圖10告訴我們，剛解放時，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來自私營經濟，即“個體”與“其它”。但很快到1952年時，財政收入的60%就來自于全民所有制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財政收入的八成以上便來自于全民所有制了;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84年。也就是說，國家財力的錢來自于國有企業;國家拿到的錢后，絕大部分又投入到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一個良性循環。

　　圖10：國家財政分經濟類型收入，1950-1984

　　中國有成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種良性循環持續運作了30年，日積月累的成效是驚人的：國有工業企業年底固定資產原值從1952年的148.8億元增至1984年的5170億元(圖11)，國有工業的底子越來越厚。

　　圖11：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與占比，1952-1984

　　不用學過什么高深的經濟學，大家都知道，投資與消費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一年之內生產出來的東西就那么多，用于投資的多了，消費就得緊一點;用于消費的多了，用于投資的就得少一點。幾十年累積下來，效果可以很驚人。對家庭而言，省吃儉用、勤儉持家會比大手大腳、揮霍浪費強。對國家而言，也是如此。在一篇發表于1982年的論文中，美國經濟學家威爾弗雷德·馬倫鮑姆對比了中國與印度。到那個時候，中國和印度已經出現巨大的差異，為什么呢?他認為原因很簡單：印度的年度投資率通常比中國低10%或更多。每年多投資的錢相當于GDP的10%，累積幾十年是多大一筆錢?多年積累的投資差距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印度。換句話說，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暫時犧牲了當前消費，最終卻極大地促進總體福利的快速增長。[32]形象地說，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中國采取的是強行軍方式。強行軍肯定對即刻的體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戰，但正是這種方式使中國得以后來居上。

　　▌工業的成長

　　因為有大量國家投資，在共和國的前30年，中國工業發展神速。這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工業增加值增長迅速。工業增加值是工業企業全部生產活動的總成果扣除了在生產過程中消耗或轉移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價值后的余額，是每個年度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工業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1949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不足120億。此后，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快速攀升。即使在“大躍進”失敗以后六十年代初那幾年，每年也有300多億，相當于1949年的三倍。文革最亂的三年(1967、1968、1976年)里，工業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態勢;到1984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已達2815.9億元，是1949年的23.5倍。

　　另外工業增加值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工業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1949年，工業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既小于農業，也小于服務業。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工業體量大增，只占GDP的比重已超過40%，成為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最大的部門。

　　表11：工業總產值內部構成的變化，1952-1984

　　其次，工業內部構成更趨現代。工業總產值是以貨幣表現的年度工業產品總量。考察一國工業的發展水平，不僅要看總量，也要看其內部構成。解放初中國的工業部門不僅小，而且偏輕，即以生產簡單的消費品為主。1952年，僅紡織與食品兩個行業的產值就占了全部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幾年后的1957年，這種局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兩者產值的比重下降了10%。到1984年，兩者的占比又下降了10%以上。另一方面，電力、冶金、石油、化工、機械工業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這幾個現代工業行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占比已超過50%(見表11)。

　　通常人們把工業內部各個行業合并為“輕工業”與“重工業”兩大門類，前者指提供生活消費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業，后者指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工業。如果從這個視角看，剛解放時，中國工業總產值的約四分之三由輕工業構成。此后，工業總產值的構成發生快速變化，重工業的比重在1951年超過30%，1955年超過40%，1958年超過50%，1960年達到巔峰66.7%。大躍進失利后，重工業的比重降了下來。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該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擺動。

　　重工業是實現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中國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考慮，優先發展重工業至少還有四個重要的理由。1)中國當時面臨十分嚴峻的外部形勢，必須發展國防工業。而國防工業就是重工業，不能吃，不能喝，甚至不能用，但是為了預防萬一，中國必須生產槍炮、坦克、原子彈。2)推動鐵路、公路、內河航運、遠洋海運、航空的發展，必須靠重工業。沒有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無法互聯互通、協調發展。3)發展輕工業不能靠手工，而要靠機器;輕工業本身使用的機械必須由重工業生產。3)發展農業不能靠傳統的人力、畜力，要有化肥、農藥、電力、農業機械、水利設施，所有這些都得靠重工業。農村改革以后，農業生產上去了，有人說這是包產到戶帶來的成果。然而，假如化肥、農藥、電力、農業機械、水利設施仍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恐怕再搞100次包產到戶也成功不了。

　　上面提到電力，作為重工業的一部分，整個現代工業都有賴于它。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少得可憐，只有區區43億千瓦時。五十年代，中國發電量年均增長速度超過26%，到1959年已增加十倍。1984年，中國的發電量達3770億千瓦時，零頭也比1949年高，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

　　其實，豈止是電力，到1984年，中國的很多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已經進入世界排名的前列(表12)，其中棉布產量已排世界第一。1949年，中國生產18.9億米棉布，人均棉布只有7尺。而到了1984年，中國生產137億米棉布，外加73.5萬噸化學纖維，人均分得布匹約20米，是1949年的7倍。1983年12月1日，中國政府以商業部名義發布通告：

　　【“從本日起全國臨時免收布票、棉絮票，對棉布、棉絮敞開供應。1984年不發布票”。】

　　從此，我國紡織品結束了限制供應的時代，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穿衣”問題。[33]

　　表12：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位次的變化

　　第三，工業生產的地區分布更加平衡。不論是看整體工業總產值，還是分開看輕工業、重工業，我們發現，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內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表13)，說明工業生產能力已經擴散到全國范圍，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點上。

　　表13:工業生產的地區分布，1949-1984

　　最后，建立起來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1980年，世界銀行第一次代表團到中國考察，后來形成一個三卷本的報告。讓該考察團印象深刻的是：

　　【“幾乎整個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建成，尤其是那些與裝備制造相關的行業。雖然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但其機械和冶金產品的份額并不比工業化的市場經濟體小多少。鑒于中國的耐用消費品生產水平較低，這一點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說，中國目前在生產資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進口不到10%)”[34]】

　　這樣，哪怕從外國專家也不得不承認，雖然中國仍是一個窮國，但它已實現了毛主席的一個愿望：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當時與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

　　▌經濟的成長

　　經濟的成長可以分為四個方面考察：經濟增速、經濟結構、就業結構、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個錯誤的印象，好像GDP增長率在改革開放前是停滯的，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快速增長。實際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間，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從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則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達到6.08%。無論放在任何歷史階段、與任何其它經濟體進行比較，中國在共和國頭35年的經濟表現都可以稱得上是呱呱叫，只是與改革開放的35年比，略遜一籌。

　　從經濟結構的演變看，新中國在頭35年實現了毛主席的另一個愿望：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如果我們把工業革命定義為，在國民經濟中，工業(或加上建筑業的第二產業)的份額從不關緊要變為中流砥柱的過程，則中國的工業革命就發生在這個時期。剛解放時，第二產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產業的比重高達68.4%。那時的中國屬于典型的農業經濟。1952年，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超過20%，1958年超過30%，1970年超過40%，1975年超過45%，之后長期維持在這個水平上下。到1984年時，中國可以有把握地說，自己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

　　綜上所述，在毛主席逝世前后，他的兩個期待基本都實現了。

　　然而從就業結構與收入水平看，中國那時離現代化還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遠。

　　雖然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經不低，處在45%的水平，但第二產業的就業占整個就業的比重還非常非常低：1952年為7.4%，1958年一度達到26.6%，其后是一個先激降后緩升的過程，1984年為19.9%。服務業或第三產業就業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為9.1%，1960年一度達到18.4%，其后也是一個先激降后緩升的過程，1984年為16.1%。在1984年，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加在一起約為36%，這意味著農業或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占就業總人口的比重仍高達64%。在這個意義上，工業化的中國還有一條腿陷在傳統農業中。

　　另外，從人均國民收入來看，一方面進步不小，另一方面仍然很低。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統計資料顯示，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可憐的66元。解放后頭十余年，它持續提升。大躍進后有兩年，文革期間有三年，收入下滑;其余年份，收入穩步上升;到1984年，達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國頭35年，人均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是7.1%，可以說是相當高，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圖12)。只是因為起點太低，哪怕經過35年的高速增長，1984年人均500多塊錢的水平在世界上還是屬于窮國的行列。也就是說，雖然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中國已經邁過了匱乏階段，但在八十年代初，也才剛剛進入溫飽階段。

　　圖12：人均國民收入，1949-1985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統計司編，《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 1949-198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第10頁。

　　三、由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1985-2019

　　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被憲法學者許崇德稱為“我國新的歷史時期治國安邦的總章程”。[35]

　　《憲法》涉及到工業化與國有企業。它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序言第七自然段確立“今后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也就是說，中國當時已經是工業國，但工業整體還不夠先進，需要逐步實現工業的現代化，由工業國變為工業大國。

　　《憲法》第六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第七條涉及國有企業，它進一步規定：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1982年《憲法》通過后，經過了五次修正，其中序言第七自然段被修正了四次。不過，“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目標從未動搖。另外，《憲法》修正內容多與經濟制度相關，有些修正直接與國企相關。例如，1993年的修正案將第七條中的“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1999年的修正案在第六條后加了一段話：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這意味著，在現階段以及今后很長一個時期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可能純而又純，只能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能要求只實行公有制、不允許其它所有制存在。除了運行多種所有制外，分配方式也需隨之做出調整：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同時，允許其它分配方式的存在，包括按資分配。

　　在過去30多年，隨著《憲法》發生變化，國企、資本、工業與經濟都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國有企業的壯大

　　自從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經歷了多輪改革，其中重大改革往往與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三中全會有關。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調整國家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在1978-1984年間，國企改革偏重國企的外部關系，如與政府財政的關系、與銀行的關系。這個時期出臺的重大改革包括撥改貸、利改稅等。以前國家對企業實行統收統支，企業的投資、技術改造等需要的經費是國家財政撥的，現在不再無償撥付，而是改由銀行貸款，企業要還本付息。這叫“撥改貸”。“利改稅”是指，以前企業的利潤要上繳政府財政，沒有什么留成;現在企業不用上繳利潤，而是依法納稅，剩下的錢歸企業支配。兩項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加企業的自主性、積極性。

　　1984年底，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后，在1984-1993年間，國企改革的重點轉向偏重國企的內部關系。當時有句流行的話，叫做“包字進城”，即把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思路運用與企業改革。當時的想法很簡單，以為工廠讓廠長、經理、車間主任、班組長層層承包起來，就會產生活力，就可以提高其效率與利潤。具體的做法是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其實，哪有那么簡單。現代工業與農村的小生產畢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后，在1994-2013年間，國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轉換國企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此期間，國資委組建起來了;影響更大的是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組、聯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對一大批中小企業進行改制，讓幾千萬國企與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分流”，直接推向市場。

　　2013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那時到現在，國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這幾輪改革，每一步都對國企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其影響之大、之劇烈，回看下面圖表呈現的歷史數據，還會讓我們感受到強力的沖擊感。

　　圖13描繪了在1950-2010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種形態的變化軌跡。第一種形態是企業收入，即企業向國家財政上繳的利潤。第二種是各項稅收，企業與個人向國家財政繳納的稅賦。第三種是其它，包括各種非稅財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即使完全不懂財政學，一看圖13就會注意到，從1978年開始，發生了一項趨勢性變化，即企業收入的份額減少、各項稅收的份額增加。起初，變化是逐步的，每年增減一點;1985年，出現斷崖式變化，企業收入的份額縮至微不足道;1993年以后，企業收入徹底消逝，各項稅收幾乎成為財政收入的唯一形態。這整個演變過程就是“利改稅”：改革以前，企業向政府財政上繳利潤，沒有什么留成;改革以后，企業按章交稅后，剩下的利潤歸企業自己支配。這項改革的目的破除軟預算約束，一方面讓企業有更強的動力去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迫使企業在使用利潤時更精打細算。

　　圖13：國家財政分項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稅”讓企業留下了更多的錢，但“撥改貸”讓企業不再能從國家財政那里輕易拿到錢。看看前面的圖5.8，我們會發現，一直到1979年，國企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錢，三分之二來自“國家投資”。改革者認為，獲取這種沒有成本的“國家投資”，企業會本能地染上“投資饑渴癥”，千方百計爭取盡可能多的國家投資，而不考慮投資效益。圖8顯示，1979年以后，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的“國家投資”份額迅速下滑，到九十年代中期，其份額已經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取而代之的是企業“自籌資金”，即“利改稅”讓企業留存的那部分錢。與此同時，“國內貸款”部分異軍突起，成為國企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貸款與財政撥付的“國家投資”很不一樣，需要還本付息。拿銀行貸款投資，企業不得不認真考慮成本收益。這也正是“撥改貸”的目的。

　　不過，“利改稅”、“撥改貸”等加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很快導致一種未曾意料到的后果：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分布偏向東部沿海地區。其實，原因也不難理解。以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按國家計劃進行，可以運用“國家投資”這個杠桿調節各地區的平衡。現在，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的自主行為。東部沿海地區的企業設備較為先進、管理水平較高、職工素質較好、零部件配套比較容易、產品銷售市場較近、進出口比較方便。相比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利改稅”可以讓東部企業有更多的留利，“撥改貸”可以讓東部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結果，投資便慢慢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這在圖14中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只有大約一半分布在東部;而到了九十年代初，這個比重已經上升到約三分之二。投資集中到東部，中西部投資匱乏的后果是，地區差距逐步拉大。[36]

　　圖1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地區分布

　　“利改稅”與“撥改貸”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鍋飯的改革。打破大鍋飯也許還相對比較容易，端掉鐵飯碗比較難了。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試圖端掉鐵飯碗的改革都不太成功。早在1986年，國務院便頒發了關于改革國企勞動制度四個規定，標志著政府意在開始推行勞動合同制，即對國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鐵飯碗。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并于兩年開始實施，但一直爭議不斷。直到20年后的2006年，全國人大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破產的國企并不多。1991年底、1992年初，舉國上下曾一度推行企業改革“砸三鐵”，有些地方還提出“用三鐵砸三鐵”，即用鐵心腸、鐵面孔、鐵手腕砸破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口號很響亮，但實在砸不動，幾個月后戛然而止。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的核心任務，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

　　【“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或個人”。】

　　但如果看圖15，1993年后國有工業企業的單位數量和國有職工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倒在繼續上漲：前者增加了1.3萬個，后者增加了340萬人。這說明，僅靠改革政策設計、政策宣示本身，能帶來的變化其實是有限的。

　　真正導致國企砸掉鐵飯碗的恰恰是國企造就的一項歷史性轉折。千百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短缺經濟，很多大多數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無法滿足全國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新情況出現了。1990年底，中國社科院的學者何新敏銳地覺察到，中國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給”，而是生產過剩。[37]當時，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他這種說法是“胡說八道”，因為按照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的說法，社會主義經濟必定是短缺經濟。這些經濟學家堅信，中國當時依然是短缺經濟，不存在過剩問題。

　　但是，理論拗不過現實。到九十年代中期，越來越多的領域出現過剩，買方市場取代了賣方市場。1999年，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工業發展報告》帶有一個醒目的副標題《告別短缺經濟的中國工業》，它正式宣告：“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工業品和供給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嚴重短缺轉向了相對過剩，工業的增長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38]

　　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經濟是國有企業在工業領域占據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實現的。九十年代中期，國有工業企業的單位數達到峰值，國有職工的數量達到峰值，國有企業實現利潤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過1600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與集體企業仍占比70%以上，當時還沒有太多的私營企業和外國企業。據此，我們可以說，告別短缺經濟是國企造就的一項歷史性轉折。

　　《老子》云“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確如此，一旦告別短缺經濟，隨之而來的便是競爭加劇、盈利困難。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下半年開始，外貿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2年才恢復持續增勢。一方面是國內市場過剩，一方面是國外市場東西很難賣出去，或者增長率很低，雙重壓力疊加，國有企業(包括集體所有制企業)利潤下滑(從1993年的1667.3億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億元)，虧損面擴大(從1992年的22.7%擴大到1999年的53.5%)，破產案增長，[39]其表現是國有工業企業單位數、國有職工人數出現斷崖式的垮塌。圖15將此呈現得一清二楚。鐵飯碗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被端掉的。

　　圖15：國有工業企業單位數、國有職工人數

　　如果在國企職工之外加上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中，人數從1.4億人下降到7000萬人，減少了約一半，相當于整個英國或法國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如此之多的人下崗、失業或提前退休，幾乎涉及每個城市家庭，卻沒有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這也算是一個世界奇跡。這么多人付出這么高的代價，換來的是國有企業浴火重生。如圖16所示，1998年跌入谷底后，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開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達33877.7億元，是國企改制前極值(1993年)的20.3倍。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盈利面也開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維持在55%上下。

　　圖16：國有企業的利潤額與盈利面，1980-2018

　　國有工業企業的數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繼續此前16年不斷下滑的趨勢，且增加了約2000家;2005年后，國有職工人數的下滑也有所緩解(圖15)。雖然按這兩個指標，國有企業確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換個角度看，國企是更強了、壯大了：隨著每年創造的利潤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擁有的資產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1999年的8.05萬億猛升至2018年的42.5萬億，翻了五倍，年均增長率高達9.8%(圖17)。

　　圖17：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總計，1999-2017

　　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越多進入了《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1990年，中國唯一進入這個排行榜的企業就是一家國企。在過去30年間，上榜的中國企業數目猛增(圖18)。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國企業排入世界500強，遠超日本，僅次于美國的126家。如果過去30年的趨勢持續，中國超過美國應該就是發生在幾年之內。在120家上榜的中國企業中，83家是國有企業，占約70%。

　　圖18：《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各國企業，1990-2018

　　▌國家資本的壯大

　　雖然國有企業經歷了脫胎換骨式的改制，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并沒有萎縮，而是持續增長。不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本身的體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圖19)。更重要的是，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不僅是壯大國有經濟的手段，也是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仔細觀察圖5.19會發現，在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后1998年、世界金融危機暴發后2009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許多。圖19還顯示，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后，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止跌企穩，出現反彈;尤其是2016年經濟增長率下滑至6.7%后，該比重大漲約10%。這也許讓有些人感到意外。其實，之所以出現這個反彈，很重要的原因是，私營企業的投資下降了，必須由政府運用國家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政府掌握一定規模國家投資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圖19：國有固定資本投資，1980-2017

　　也許，更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1952-1984年間，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年份有8個;而在1985-2017年間，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年份只有2個(1989年與2011年)。前一個時期，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6.1%，后一個時期，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8.1%，高于前一時期2個百分點。

　　由于在國企改制的同時，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速度不減，累計形成的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也快速成長：1985年不到6千億元，1989年破1萬億元，2007年破10萬億元，2016年已接近30萬億元，在這些年里，增長了49.3倍(圖20)。固定資產原值反映的是企業在固定資產方面的投資和企業的生產規模、裝備水平等。很明顯，國有工業整體的生產規模與裝備水平如今已經越過了好幾級臺階，站到了一個新的高地上。

　　如果看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固定資產原值的比重，它在過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國獨立核算工業的固定資產原值中，國有工業一枝獨大;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民營、外資工業已經長大了很多，國有工業的份額相應縮小;到2014年以后，該份額穩定在45%的水平上。在這個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仍然占據著中國工業經濟的主導地位。

　　圖20：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與占比,1980-2016

　　國家資本壯大了，但現在它的投資方向與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來，中國政府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進而有為、退而有序”的原則，沿著競爭性行業和戰略性、壟斷性行業兩條線，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的步伐。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國有經濟只是選擇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國有企業;除此之外，則按照市場化原則，適當收縮戰線，退出、退足、退夠，盡量為民間資本和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廣闊市場空間。不過，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資本投入力度不減;同時也放寬行業準入，引導社會資本、民間資本進入，提高相關行業競爭性業務的市場競爭程度，提高行業運行質量和效率。

　　表14表明，“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再僅僅是政策指導原則，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變為現實。中國工業分為三大門類，即“采礦業”、“制造業”、以及“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50個大類，509個中類，5090個小類。[40]如果我們查看工業各個領域的“實有資本”構成，就會發現有些領域“國家資本”的比重比較高，其它領域則是“集體資本”、“法人資本”、“個人資本”、“港澳臺資本”或“外商資本”的比重比較高。實收資本是指企業實際收到的投資人投入的資本。以各領域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的比重是否大于45%為指標，表14將國家資本的大類投資重點突現出來。我們看到，在“采礦業”門類中，有3個大類由國家資本主導，即“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以及“黑色金屬礦采選業”。在“制造業”門類的眾多大類中，國家主導的只有3個，即“煙草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和“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而整個“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門類都是由國家主導的。很明顯，這些由國家資本主導的產業恰恰就是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其它領域則是競爭性行業。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是空話，已經化為現實了。

　　表14：國有資本主導的行業，2016年

　　▌工業的壯大

　　在國有企業的引領下，在國有資本投入的推動下，過去70年，中國工業突飛猛進。與解放前相比，今天中國的工業可以說是已有云泥之別。對比表12中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在世界位次的變化，在世紀之交，中國已在鋼、煤、水泥、化肥、化纖領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資源稟賦限制的原油外，中國已在八大類產品的產量方面位居第一。

　　表12展示的只是中國工業的幾種主要產品而已。事實上，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中國有220多種的產量在全球穩居第一。1990年，我國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0%，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達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進一步提高到19.8%，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自此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41]到2017年，中國已經占到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28.6%。[42]

　　發電量也許可以看作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圖21對比了中國與美國自1949年以來各自的發電量。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僅僅相當于美國的1.5%。一直到1975年，中國的發電量才相當于美國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國以大約每年一個多百分點的速度追趕美國。2001年，中國的發電量相當于美國的40%。在接下來的9年間，中國的進入蛙跳式追趕階段，每年進步6-7百分點。這樣，到2010年，中國的發電量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過去9年，中國進步更快。到2018年，中國的發電量已超過美國63%!

　　圖21：中國與美國的發電量，1949-2018

　　數據來源：美國數據來自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AnnualEnergy Review, https://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index.php

　　發電量進展神速，中國的整體中國工業也是如此。按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工業競爭指數(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簡稱CIP指數)，1990年，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排32位。此后，中國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進一位;2015年超過韓國，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即2019年公布的最新數據)，超過美國，排位第三;在排名領先的十個經濟體中，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年，中國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業競爭指數方面，中國超過日本，應該是指日可待。與排名第一位的德國(得分0.5234)相比，中國還有較大差距，趕超德國應該是中國工業下十年的目標。[43]

　　工業競爭指數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數，它還可以細分為其它一些分項指數，它們從不同角度評判各國工業的發展水平(見表15)。“國家總量份額”衡量制造業在各國經濟中的分量。在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0.32高于韓國、德國、日本，更高于其它國家;“制造業產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達0.96，僅低于韓國0.01，高于其它經濟體。

　　“全球份額指標”衡量各國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我們看到，中國遙遙領先其它9個先進經濟體;無論是“對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影響”，還是“對全球制造業產品貿易的影響”都是如此;充分凸顯了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上兩類指標衡量的是各國制造業的量級，它們明白無誤地顯示，今天的中國已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性工業大國。

　　表15：工業競爭指數及其分項指數，2016年

　　數據來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過，第3類指標“中高技術活動份額”卻揭示出中國工業的短板。這類指標衡量的不是各國工業的“量”而是“質”。從表14看，用“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全部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國低于其它所有9個經濟體;用“中高技術制造業產品出口占全部制造業產品出口的份額”衡量，雖然中國得分略高于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比利時，但遠低于其它5個工業強國：美國、瑞士、德國、韓國、日本。同樣，如果用“人均MVA指數”衡量，中國與其它9個經濟體的差距也相當大。能夠名列全球“工業競爭指數”前十名，說明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強國俱樂部;但與強中之強相比，我們還不是最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邁向工業強國是我們的光榮使命。

　　▌經濟的壯大

　　在現代世界，工業弱則經濟弱，工業強則經濟強。由壯大起來的工業做支撐，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這方面的報道與論述已經很多，此處不再贅述，兩張圖22和圖23足矣。

　　圖22：各國GDP占全球總量的比重，1950-2019

　　數據來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Economy Database, April 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圖22告訴我們，剛解放時，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只占世界總量的4.2%;而美國當時是無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獨占26.4%。雖然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它老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當時依然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歐、美、澳其它各國加總的占比高達35.8%。70年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的變化可以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中國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過美國的16.8%，距歐、美、澳其它各國的總和18.4%只有一步之遙。

　　中國經濟整體增大了，受惠的是全體中國人。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中國從來都屬于“低收入國家”，且1949年時，中國是“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1999年，中國終于從“低收入國家”畢業，進入“中低收入國家”之列。2010年，中國進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國家”序列。[44]圖23用世界銀行的數據，描繪了自1960年以來，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如何一步步超越低收入國家平均值(1991年)、中低收入國家平均值(1995年)、中高收入國家平均值(2016年)。目前，中國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國家的目標邁進。值得注意的是，高收入門檻并不是持續向上提的。事實上，世界銀行2019年設定的高收入門檻比8年前還低。按照過去十余年的趨勢，未來5年左右，中國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如果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經濟的版圖會大不一樣：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會超過生活在低收入國家的人口。

　　圖23：中國：邁向高收入經濟體

　　四、小結

　　可以用四句話總結國企對中國工業化的貢獻：推動中國從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國，推動中國從短缺經濟過渡到過剩經濟，助力中國從工業國轉型為工業大國，控制經濟命脈，主導經濟發展，助力中國邁向工業強國。

　　注釋：

　　[1]《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第470頁。

　　[2]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頁。

　　[3]筆者小時候在武漢長大。那時武漢有種早點，叫作“洋糖發糕”，不過就是一般的甜味發糕，因為用了糖，就被叫作“洋糖發糕”。

　　[4]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

　　[5]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61頁.

　　[6]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5-736頁。

　　[7]沈志華、崔海智，“毛澤東與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正面接觸：關于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的俄國解密檔案”，《冷戰國際史研究》，第18卷，第388頁。

　　[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1924年8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91頁。

　　[9]吳兆洪，“我所知道的資源委員會”，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組編，《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6頁。

　　[10]莫如儉，“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意見測驗統計”，《觀察》第4卷第20期(1948年7月17日)。

　　[11] Tae-Gyun Park, “Different Roads, CommonDestination: Economic Discourses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50s,” ModernAsian Studies, Vol. 39, No. 3 (Jul., 2005), pp. 661-682.

　　[12] Martyn Sloman, Socialising Public Ownership(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8)

　　[13] Steve H. Hanke, “Europe's NationalizedIndustries,” The Free Market, April 1985, https://mises-media.s3.amazonaws.com/fm485_0.pdf.

　　[14] Rebecca Candoy-Sekse and Anne Ruiz Palmer, Techniquesof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ol. III, Inventory of Country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World Bank Technical Paper, No. WTP 90(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8),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8731468739214119/Techniques-of-privatization-of-state-owned-enterprises-inventory-of-country-experience-and-reference-materials.

　　[15]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72-84頁

　　[16]吳太昌、武力等，《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61頁;李定主編：《中國資本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第40頁;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17頁。

　　[1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33頁。

　　[18]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6頁

　　[19]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09-110頁。

　　[20]吳太昌、武力等，《中國國家資本的歷史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總論第四節“新中國國家資本的發展與運行的經驗教訓”。

　　[21]把這個時期的截至點放在1984年的理由很簡單：雖然一般把改革開放的起始點放在1978年，但是直到1984年底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后，改革開放的重點才由農村轉向城市。

　　[22]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1081頁。

　　[23]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頁。

　　[24]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頁。

　　[25]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3頁。

　　[26]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頁。

　　[27]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頁。

　　[28]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頁。

　　[29]毛澤東，“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頁。

　　[30]除非另加注明，本節與下節所有圖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提供的《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

　　[31]依據1980年的數據估計。這一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為745.9億元，集體經濟為46億元。

　　[32] Wilfred Malenbaum,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nIndia and China: The Comparison Revisited, 195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1, No. 1 (Oct., 1982), p. 66.

　　[33]袁喬，“‘衣被’中國：中國紡織工業60年”，搜狐財經，2009年10月23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91023/n267672597.shtml。

　　[34] World Bank,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Development, Vol. 1., The Economy, Statistical system, and Basic Dat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 p. 12.

　　[35]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頁。

　　[36]胡鞍鋼、王紹光、康曉光，《中國地區差距報告》(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37]何新，“論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 (1990年12月11日)，《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頁。

　　[38]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告別短缺經濟的中國工業》(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1頁。

　　[39]在九十年代初，中國法院審結破產案件的數量每年只有幾十件，后來增加到每年幾百件，1994年以后是每年幾千件，到2001年前后達到峰值9110件。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中國跨境破產研究綜述》表一，http://www.gdcourts.gov.cn/web/content/40940-?lmdm=1041。需要注意的是，經過法院審結的破產案件只是實際破產數量的冰山一角。

　　[4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國民經濟行業分類》2017年，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201709/P020171009408912690353.pdf。

　　[41]賈濤，“全球制造業的幾個特點與中國的應對”，《經濟導刊》2018年7月號。

　　[42]卓賢、黃金，“制造業崗位都去哪了：中國就業結構的變與辨”，《財經》2019年第9期。

　　[43]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Organization,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Biennial CIP Report, edition2018 (March 2019), https://www.unido.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2019-05/CIP_Report_2019.pdf。

　　[44] World Bank, “Classifying countries by income2019,”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site-content/OGHIST.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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