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6次研討會發言之五

    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捍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①]

  （譚芝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 210016）

[文章摘要] 意識形態安全的關鍵在于適時進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調整，即核心層具體經濟制度必須不斷完善、創新。當前，我們必須高屋建瓴地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并未最后終結，在倡導漸進式經濟體制轉型的同時，應當深化更為核心的國有企業規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及與之相應的社會主義市場調節機制，確立勞動者所有權制度。　　

[關 鍵 詞] 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意識形態

經濟制度是如何引發意識形態安全問題的呢？在諾斯看來，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就無法說明資源的現代配置和歷史變遷，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是使制度可行的社會穩定的要素。在隨后的理論發展中，諾斯等認為“意識形態與制度可以被看成是共同心智模型的類別”[1]意識形態與制度一起有助于經濟行為主體處理復雜的決策，這兩者通過心智模型而協調一致，共同演進。諾斯等人對制度與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導致人們忽視這兩者更為復雜的動態關系。相反，哈耶克對人類大量可能導致嚴重后果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則可以讓我們或多或少地看到某些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2]但是哈耶克并未著重沿著這一路徑對意識形態與經濟制度之間關系展開一般性討論。

            一、基本經濟制度是意識形態的“硬核”

馬克思對這一關系的論述是深邃且具有前瞻性的，他從二者關系的動態結構與二者作用的過程集合體的角度為我們打開了研究這一問題的門徑。馬克思指出：其一，生產關系與交往形式同走在最前面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愈大，那么當初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就愈不真實，這些東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們對意識本身的作用就愈小；[3]其二，要揚棄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我們在思想上已經認識到的那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在現實中實際上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但是，我們必須把我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這一歷史運動的局限性和目的，把意識到超越歷史運動看作是現實的進步。[4]

也就是說，意識形態的沖突是否導致社會的劇烈震蕩，關鍵要看沖突著的意識形態是中心的還是邊緣的。核心層面，即意識形態與社會生產客觀規律的契合程度。相契合就是穩定與安全的，即對于一個國家實施的經濟制度而言，必定是建立在符合國家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基礎之上的，并被社會公眾廣泛認可，則我們認為這種經濟制度具有合法性，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是安全的。經濟制度是意識形態的“硬核”，它保證了與其精神一致的一系列制度的合法性。與意識形態核心層相對應是一個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的合法性越是能夠滿足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在廣泛的社會公眾中獲得認同，這項制度也就越具有核心的位置，而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的地位也就越安全。

上世紀，以新自由主義理念所主導的經濟改革在俄羅斯、墨西哥和東歐國家掀起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迅速造就了一批暴富集團。美國學者邁克爾•赫德森在《私有化的神話和現實》中指出，“私有化的呼聲日益高漲，與冷戰中西方發達國家企圖削弱、摧毀俄羅斯的工業和軍事力量有關。作為一項國際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國政府的戰略家推動的，目的是要瓦解俄羅斯軍事力量——并以此消除潛在的軍事競爭對手。作為華盛頓共識的重要內容，私有化成為冷戰的終結者”。[5] 上世紀90年代后，西方反華勢力，注意到我們己經警惕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于是新自由主義有了發展形式，即“淡化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終結論”的觀點成為新武器，進一步宣揚以“個人價值”為核心的所謂“自由主義憲政”“普世價值”等。其價值觀仍然強調與勞動者利益相對立的資本利益，極力主張私有制，極力反對公有制。

盡管新自由主義的風險已經不斷地被證實；盡管全球金融海嘯再次驗證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病，但西方發達國家及其所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卻仍然堅持將其作為“發展模式”，并且通過各種手段、利用各種機會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西方國家的真實意圖是鼓勵發展中國家放棄國家所有制，放棄國家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使這些國家逐漸成為附屬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外圍資本主義國家，更好地滿足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從這些國家“自由”獲利的貪欲本性。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得到人民的擁護，說明了黨執政有著豐富的歷史合法性。同時，黨執政的合法性應當根據時代發展重新審視它的合法性基礎。如果不能實現人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完善他們的基本權利訴求，歷史的選擇必然會受到現實與將來選擇的挑戰。因此，我們在倡導漸進式經濟體制轉型的同時，為了確保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必須適時地加速推動核心層具體經濟制度的完善與發展，使之更好地適應社會進步，不至于面對經濟全球化與社會轉型，使社會中的大部分成員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從而更加堅定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

        二、鞏固并創新基本經濟制度   

目前國有經濟對工業經濟的主導作用，因為國有及國有控股實收資本絕對數量甚至相對數量優勢的逐步失去，和對重要行業控制力的逐漸減弱而并不穩固。[6]在新形勢下，中國既要積極地融入全球化、參與國際合作，更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強調自力更生，加速完善與發展基本經濟制度，使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牢牢契合，這正是夯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應有之義。

1．深化國有企業規制改革

首先面對的，就是如何深化國有企業規制改革。如果此時改革總是停留在邊緣性制度的微調上，而不去完善更為核心的制度，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機就會彰顯出來，進而形成意識形態的安全問題。特別是如果主流意識形態所涉及的合法性源泉受到質疑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國有企業規制改革的最初目的是提高效率，即經濟效益。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有企業經濟內在的社會效益訴求必將逐漸展開，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最終將演變為市場功能性企業和社會功能型企業，對于前者而言，效率無疑是第一位的，因此對其好壞的判斷標準就是經濟效益的高低；對于后一類國有企業而言，由于其體現出較明顯的公共產品屬性或者生產公共產品，因此衡量這類國有企業的標準就不能是狹隘的效率，而是社會效益；因為其能夠帶來明顯正外部性，所以對其評價就必須站在整體經濟社會體系的高度來認識。

孤立地從靜態角度來比較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低是沒有意義的，特別是在目前經濟社會全面轉型期間，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的條件下更是如此。現階段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標準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即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這種看法必須予以糾正。對于國有企業是否退出競爭性行業來講，既然國有企業也是市場微觀主體，參與競爭獲取最大利潤是非常正常的。國外的經驗也表明國有企業沒有必要退出競爭性行業，只要在制度上不斷進行創新，競爭性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同樣可以取得較好的市場效益。

2．規范政企權能，建立勞動者所有權制度

問題的關鍵在于宏觀層面迫切需要建立起勞動者所有權制度。企業層面的產權結構需要與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統一，而國家通過企業規制等手段進一步深化企業產權效率，進而鞏固并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馬克思強調，以主體劃分的所有權，若沒有“明確的經濟界限”，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就不能表明自身的性質，法律形式的所有權就毫無意義。馬克思在討論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的時候，應該是首次使用“勞動者所有權”概念，“勞動同勞動相交換——這看起來是勞動者所有權的條件。”[7]根據馬克思所有權思想與勞動主體性哲學思想，勞動者所有權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對物的所有權，而是對自身勞動和勞動產品的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所有權屬性必然超越自然經濟“勞動者個體”，強調“勞動者集體”類的屬性。國有企業所有權——勞動者所有權，即作為集體協作勞動一分子的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利益的所有權，它的核心內容是勞動者勞動主體性的發揮與發展。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在宏觀層面確立勞動者所有權制度，保障并發展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權益利益；而企業要作的是如何提高勞動者所有權各項權能及其結構安排的效率。在這個意義上，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權益利益更應關注企業勞動者的勞動所得，保障企業勞動者勞動利益的實現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體現。　

只要是國家控股，政企分開就不可能，因此，國有企業規制改革對于“政企不分”的認識應該從要不要分的問題轉變為如何規范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企不分完全不同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企合一，而主要體現在勞動者所有權權能結構的安排方面。

根據國有企業的不同功能，在劃分社會功能型企業的勞動者所有權權能時，中央的權限可以多一些；在劃分市場功能型企業的勞動者所有權權能時，企業自治的權能要占據主導地位。國有企業勞動者所有權屬于本企業全體勞動者，它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權，由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行使。此外，國有企業并不是以單個企業為占有權單位，而是全國范圍內所有勞動者為占有權單位。因此，國有企業勞動者所有權還屬于全國范圍內所有勞動者，由其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權理應是通過民主政治機制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民代表大會為此應設置其最重要的機構，即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

社會功能型企業由于其自身的社會性，在企業治理層面上以全體勞動者所有權為主導，董事會成員應以國有資產占有權執行委員會代表為主，除了選聘經營者外，其最主要的職責應該是決策各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總體規劃，并據此確定企業的經營目標。

市場功能型企業由于其為數眾多并具有明顯的競爭性，在企業治理層面上以本企業勞動者所有權為原則，即董事會成員在現階段應以職工代表為主。職工代表直接參與董事會的決策，用“手”投票的方式約束經營管理者的行為，或重新選擇經營者；職工代表也應進入監事會，行使對企業的專職監督權。由于職工代表在生產經營第一線，對企業經營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比較了解，因而能對企業董事、總經理和企業的各種經營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避免了外部董事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監督困難，這使監事會的職權真正落到實處。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利益調整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利益調整的公平、效率、有序原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設計勞動利益主導的市場機制：徹底改變以行政命令建立工會的模式，代之以勞動者自愿組織工會，工會主席由勞動者選舉產生。工會代表總體勞動利益，為改善勞動者的工資待遇和勞動環境與企業（代表社會全體勞動者的國企或代表生產要素所有者即資本利益的私企）交涉，并且簽訂集體合同；另外，政府可以經過廣泛的調查和嚴密的研究，論證社會主義市場工資指導標準，并根據社會發展逐漸調整完善，形成勞動利益主導機制，定期發布社會主義市場工資及工資率的信號。這樣，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勞動者的工資分配關系和供求關系，有利于企業理順內部各類勞動者的工資關系，并激勵勞動者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應該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工資指導機制的核心是基于勞動者利益，盡量降低信息不對稱障礙，制定出目前市場上流動頻繁、企業招用較多的各種工種的工資指導標準。同時必須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指令”，以保證勞動者的勞動利益。當然，在此基礎上還必須建立相應的反饋系統，運用勞動者工資信息反饋情況，對當前勞動者工資的運用進行評估、調整、補充和完善，保證勞動者工資盡可能反映勞動者所有權的實現。

    利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勞動化的實現機制是完全必要的。事實上，無論是私有資本還是公有資本都有保值增殖的動機，都會受到利率機制的配置。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利率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勞動——資本利益的前提。

就目前我國經濟所遇到的問題來講，最主要的是資產值過高和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過高而使本來就不健全的貨幣金融體系難以運轉，這必須依靠政府的強有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全球化條件下，只有控制住利率，才能調節國際資本流動，才能保證匯率政策的實施。中央銀行與國有商業銀行對匯率和利率的絕對控制對于保證獨立的貨幣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考慮目前的情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銀行業總資產（包括存款）的比重要超過50%，控制在50-60%之間為宜，以保證國有商業銀行在貨幣金融體系中的主體地位。

    進一步看，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大規模地實現經濟貨幣化和引進外資，而要做到這一點并保持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保持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以保證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是極端重要的。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國外的直接投資，因為目前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具有最大的發展潛力和投資機會。

其實，無論是工資率還是利率都是價值規律的具體調節方式。市場配置本質上是對社會勞動的配置。土地從理論上說不屬于社會勞動，不能由價值規律調節。但是不僅在社會表面上，而且在市場經濟的調節過程中，土地作為資源的配置都是首要的問題。因此，馬克思是通過地租的形式使社會勞動的調節具體化為資源的配置。地租既是商品價值相應部分的轉化形式，又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作為一種資源需要合理地配置，有土地所有權存在，相應地也應有地租的提取。如果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我們曾運用過各種各樣的經濟杠桿，那么應當承認，唯獨地租這一杠桿是被長期忽視的，根據社會主義條件下土地國有的性質，充分運用地租這一調節機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盡可能地增加總體勞動利益。 

4．引導私營企業規范分配，形成政府、工會與出資方三方參與的協調機制

在我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是一個新生的社會群體。目前，關系到私營經濟發展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根本利益的重大法律與政策問題已基本解決，私營企業的發展已無重大的體制性障礙。可以說，私營經濟目前已經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機遇期。

在勞動利益主導的市場機制下，政府有可能通過各種直接的、間接的方式介入并加以規范引導私營企業的分配，從而形成由政府、代表職工的工會組織及出資方三方參加的協調機制。實質上，這種機制的理論基礎就在于出資者不再擁有完全意義上的勞動力占有權、支配權及使用權，他對這些權利的行使必須受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制約與限制，從而使勞動者有可能擁有部分剩余勞動的收益權。但資本本性使然，出資者必然主導勞動力的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造成企業內部資本利益擠占勞動利益。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分配協調機制的基礎上，私營企業的勞動者主體意識被激發形成勞動者利益群體同資本利益集團進行博弈，博弈的結果在現階段只能是雙方以社會主義市場的工資率、利率為基礎，根據具體情況，用契約的形式形成對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即勞動者的工資有可能大于勞動力價值量，但肯定無法完全實現勞動者所有權量上的規定，否則無法實現資本利益。

對于私營企業的勞動者，其工資合同可以在勞動市場工資水平作為參照系的基礎上以工會與資方集體談判的形式來體現勞動者所有權量上的傾向。社會主義制度下非國有企業中趨于勞動者所有權量上的體現主要在于對企業剩余收益的索取權上。就非國有企業自身來說，從短期來看，這樣做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從長期激勵的角度看，剩余索取權安排有可能把高素質勞動者與企業的長期利益聯系在一起，激勵其持續進行勞動技能的提高并長期留在企業。從實踐角度看，現階段這一制度的實現需要政府出臺相應的政策，甚至需要法律的規制。國外的非國有企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勞動者參與剩余分享的制度越來越普遍，在這方面，日本企業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走在最前列。 在日本，勞動者參與剩余分配的主要途徑是利潤分享制，即剩余索取權在雇主和雇員中間分享。在工人和企業的契約方面滿足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并讓工人享有某些剩余控制權，即剩余控制權不全歸雇主一方專有，它具有在從業人員當中廣泛分散、分享的傾向。通過利潤分享制，日本企業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發揮工人在基層車間發現、解決和防止各種問題的意愿，積極性和能力。這一思路值得私營企業借鑒。              

5．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絕不能依賴西方經濟學術理論

此外，針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傳入我國的兩條主要路徑，即作為學術思想通過經濟學等學科進行的學術傳播；通過大眾傳媒、文藝作品作為載體對我國社會價值觀的滲透。一方面，我們應從馬克思經濟理論對政策解讀與推動的角度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視角闡釋清楚我國產權改革與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之間的區別；二是進一步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視角深化國有企業所有權具體權能安排的理論闡釋。

應當說，目前，我國的理論工作者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自由化資源配置理論之間的區別，以及闡釋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理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理論的區別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對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更為核心的國有企業規制改革的理論做得還不夠，提高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及多種形式的勞動者合作經濟的市場競爭力的具體制度還有研究空間。將這些理論與具體的經濟生活、政策主張結合，還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值得關注的是，發達國家通過自己掌握的結構性權力——“知識權力”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滲透。這種“建構思想”的手段更加隱蔽，也更加有成效。由于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經濟學術理論界居于主流地位，很多著名大學都講述新自由主義理論課程，因此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和政府官員在歐美國家留學時不自覺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洗禮”，對其中的一些理念相信和推崇，這對他們回國后的執教或執政理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劉國光教授五年前的“7.15講話”指出在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出現的問題，正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在知識領域我國存在新自由主義傾向的問題；先生提出的對策建議，正是推進我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實現科學發展的積極辦法。先生談話的主旨：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與發展，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而絕不能依賴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實現科學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方面需要我們深入領會。

    6．給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判錯誤思潮以更多的平臺與話語權

新自由主義能在短時間內風靡一時，與其高度重視輿論宣傳密不可分。馮•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人都非常注重向公眾傳播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經常針對公眾進行理論宣傳，出版了大量的通俗讀物，使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與日俱增。在這方面，我們首先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通過宣傳思想工作、大眾傳媒傳播、社會制度建設等多種手段，真正做到馬克思主義通俗化、大眾化。

其次，必須積極開展與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明確其本質，努力清除一切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消極影響。例如2007年“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本質不過是全球壟斷資本對勞動利益加劇侵蝕的新手段；2008年“08憲章”的本質不過是資本權力代表上演的一出篡權鬧劇；2009年“普世價值”實則是資本價值觀。批判與反批判從來就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必由之路，各種思潮的和平共處并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構。要給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錯誤思想以更多的平臺與話語權。

從長遠來看，意識形態斗爭的根本任務不僅僅是思想斗爭，而主要是變革經濟基礎，其表現形式是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和生活方式變革。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就是要堅持并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地位。當人們享受到公有制經濟在實際生活中帶來的好處時，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履行者。停留在口頭說教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生命力的。進一步努力把馬克思主義轉變為生產方式的一部分，而不僅僅停留在口頭宣傳，正是我們在捍衛意識形態安全時必須堅持的原則。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