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危機和重建：概念挖掘

http://www.cctb.net/llyj/llgc/zbzyyj/201012/t20101223_25185.htm
 
作者：［美]大衛·萊伯曼 著 陳雪娟 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2期

　　凱恩斯主義的黃金時期和新自由主義轉向

　　托馬斯·I.帕利（Thomas IPalley）在《美國走向末路的經濟模式：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宏觀經濟原因》一文中，駁斥了危機是由2007年8月破滅的龐式房地產泡沫所導致的流行觀點，堅持探尋深層次的原因：“過去25年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于解釋危機是至關重要的。”帕利特別提到兩方面因素：美國國內收入分配的模式和“美國參與全球的模式”。我將主要關注他對國內方面的分析，因為從它可管窺到全球此類問題的情況。①

　　在帕利看來，問題的關鍵是1980年左右放棄凱恩斯主義共識，并代之以新自由主義，在這個背景下，它帶來三方面的后果：（1）工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相脫節，進而收入中工資的比重下降（換句話說，利潤比重上升），大規模勞務外包是其實現形式之一；（2）企業、居民和政府的債務空前增加，以及與之相關的金融部門力量的增加和相對獨立性的增強；（3）管制趨向放松，這也許可以以1999年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為標志。帕利總結認為：

　　最后的結果是，美國這種有缺陷的經濟模式所必然帶來的宏觀經濟失靈，是金融危機和大衰退的終極原因。金融市場失靈在危機產生過程中起了作用，但它的作用是推波助瀾，它是有缺陷模式的一部分。現在，存在一個嚴重的危險，決策者只關注金融市場改革，而忽略了對美國這種有缺陷的經濟模式的改革。在這種情況下，盡管經濟可能趨于穩定，卻可能無法擺脫經濟停滯的牽絆。這是因為現有模式在邏輯上的下一個階段就是停滯。

　　大衛·M.科茨（David MKotz）在《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體系性危機》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Kotz，2009）。這里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科茨的標題中“資本主義”前面有形容詞性的“新自由主義”。該文摘要寫道：

　　……美國始于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預示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體系性危機的開端。在過去幾十年間，推動一系列長期經濟增長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同樣的制度特征，也造成了導致體系性危機的長期趨勢。重大的經濟重建很可能接踵而至。

　　帕利和科茨的觀點在表述上有細節的不同，科茨更強調資產泡沫和金融投機，帕利則更強調國際方面，但是他們的故事主線都是一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包含著收入分配從工人向資產所有者和利潤方的重大轉移，可由（1）工資增長相對于生產率增長的差距增大，（2）管理層“報酬”大幅躍升來測度，很多蛛絲馬跡顯示，奢侈品的消費完全可媲美19、20世紀之交的“強盜大亨”時代。這是有效需求不足迅速發展的基礎。它導致了新自由主義轉向的第二個特點：負債比率上升到前所未見的水平，為了維持高產出，借款取代了日益缺位的需求。放松管制，或消除對銀行和金融的監控和公共監督，推動了不負責任的投機風氣，這是問題的全貌。

　　現在，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一分析存在的明顯問題是其言下之意認為：只要不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只要工資保持與生產率同樣的增長步伐，金融部門的管制仍然存在，并已采取措施使公共和私人債務保持在一定范圍內，經濟危機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是新自由主義這一政策的危機。盡管使用了術語“體系”，但無論從近年危機的形成原因，還是從其導致的失業、失去住房和金融紊亂的形式來看，它都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表現，而是從里根總統任期開始（也許還是從沃爾克［Volker］在美聯儲任主席開始），資本主義朝向新自由主義方向的不幸墮落造成的。問題似乎不在于資本主義，而在于共和黨！但是克林頓時代不是新自由主義嗎？除使用“資本主義”和“體系”這樣的詞匯之外，很難將這些思想與知名自由主義評論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區分開來。

　　相反，如果金融危機不從宏觀經濟政策尋找根源，而從資本主義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質尋找根源，那么，一個必要的思想實驗是，回到真實歷史中新自由主義時代成形之初，如果逆轉新自由主義趨勢，思考可能有什么結果。我們是否將看到凱恩斯主義黃金時期、福特主義、調節資本主義安然無恙呢？還是將在這個模型中看到危機已潛伏，并將以其他形式出現呢？

　　一個簡單的加總模型

　　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無法檢驗的思考，就其性質而言不可能有明確的或最終的答案。此外，答案最終取決于定性認識，而不是數值結果。但量化分析也有一定作用。接下來，我將首先初步介紹一下問題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用到一個簡單的數量關系，并只用到了最顯著的經驗數據。

　　我們需要三個宏觀經濟變量。

　　Y=真實凈收入或產出（產出減去在生產中所更換的耗材，減去資本的折舊）。在由資本家和工人構成，無任何中間階級或階層的純資本主義模型當中，Y由全部的利潤和工資構成。“真實”，表示我們所指的是真實商品和服務的流動，而不是其名義貨幣值。請注意，在經濟中，人們的真實收入就本義來說就等于產出的總和（一個特定時間內的產出）。

　　P=利潤或剩余價值，它是Y的一個部分。資本家通過資本占有和控制所賦予的榨取（剝削）權所獲得的利潤。

　　K=物質資本存量，由資本家所有。同樣，將資本視為一個單一的多用途商品。異質資本品，折舊難題和相關的復雜性問題，需另文闡釋。

　　現在，這些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簡單關系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等式來說明：

　　PK=P/YK/Y（1）

　　左邊的比率，是利潤除以資本存量，即利潤率，表示個別資本擴張能力的核心指標，對于資本家也是一個關鍵的戰略目標。在右邊，它表示為兩個比率的比率。上方的P/Y，是凈產出的利潤份額，它測度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更根本的）收入分配關系，資本從（剝削）工人那里攫取剩余的能力。與之相對應，1-P/Y是工資份額。最后，分母K/Y是資本產出比率，測度生產的技術狀況。②

　　盡管（1）式簡單常見，但它抓住了資本主義矛盾的主要方面。對于一個給定的K/Y（當然它僅適用于短期），利潤率高，表明資本增長能力提升，為資本參與利潤分配提供了支持，只有通過提高利潤份額才能實現，但它必然會削弱有效需求。按照馬克思的思想，K/Y有一個長期上升的趨勢，這個代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劇：利潤率必然下降，除非利潤份額上升來抵消這個下降，否則資本主義積累將陷入兩難：利潤率下降，給金融穩定和再生產帶來壓力，或是利潤率上升，逐漸削弱市場，積累過程從另一端受到威脅。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現代還是過去的資本主義主流評論家，都警告過P/K下降（如果他們處在“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共和黨陣營）和P/Y上升的危險（如果他們處在“需求學派”/自由主義/民主黨，或實際的反新自由主義左翼）。當然，他們的本質特征是任何一方都沒有視其為一個矛盾的整體，因為這將導致真正的體系性分析——對這個制度進行質疑的分析。

　　1980年和2006年美國的一些數據

　　那么，在此次危機之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式（1）發生了什么變化呢？回答這個問題有很多角度。我只看兩年的數據，我認為這兩年涵括了整個考察期：1980年是新自由主義興起時期③；2006年是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巔峰時期。這兩年各自有其代表性；我相信從這些數據中得到的結論也可從全部時間序列數據中得出。

　　首先是工資份額（與利潤份額相對）。從可由經濟分析局和《美國統計摘要》獲得的國民收入和產品賬戶中，我們發現，這兩個考察年國民收入和勞動報酬的數據都可以獲得（參見表1）。

　　表1顯示，從頭到尾，這26年間，利潤份額微弱增長了5個百分點。④然而，大量相關數據顯示，這是一個重大低估，這個期間美國工會成員大幅減少，所有支付高工資的行業部門都輸給了低工資的美洲半球和南亞，期間還頒布了自由貿易協定。NIPA數據可能不完全可靠；尤其是“報酬”這一項令人懷疑。

　　為了至少在趨勢上得到正確結果，我使用了帕利表4中關于生產率增長和小時工資的時間序列數據（Palley，2009,8，數據來源于米歇爾等［Mishel et al,2009］），起始年度為1967年，終點是2006年。生產率增長減去工資率增長的差值，對于1973年后的各個年份都是正值。這個數值表明，1980—2006年間，工資份額大致按照年平均0.01381的速率降低。⑤如果按照這個下降的速度，NIPA1980年的工資份額是0.677，到2006年工資份額將下降為0.472，相應的利潤份額為0.528，利潤份額相對于1980年水平上升了40%之多⑥。真值可能應當在0.379到0.528之間；我將在后文中利用后面這個數據，來強調對2006年以來實際的新自由主義路徑與假設無新自由主義情況所作的比較；利用較低的那個利潤份額數值，也不會改變主要的結論。

　　要進行全景描述，還需要關于資本的數據。眾所周知，這些數據非常難得，更難以解釋，我在這里不做詳細闡釋。本文的數據來源是《美國統計摘要》：1982—1983年版的1980年摘要和2009年版的2006年摘要。不幸的是，這兩個版本中都以“可再生有形財富”為標題的表格中的數據其實并不可比。表2做了總結。⑦

　　通過測算，期間私人資本與私人凈產出流的比率顯著地上升了大約16%。（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關于縮減政府規模的談話很多，但政府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從0.363到0.359，幾乎沒有變化。）

　　在此處分析的最后一步（表3）中，我們估計了26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兩端的利潤率。利潤率的變化正如預測：在資本產出率發生溫和變化的情況下，利潤份額則同時大幅增加（有可能高估），開始時上升約20%，結束時上升約28%。所有的評論均認為，結果是市場受限（被債務攀升所部分抵消），金融大魚吃小魚和我們所熟悉的大崩潰。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些數據做假設性實驗，見表3中的欄（4）。倘若新自由主義未發生，利潤份額依然維持在1980年0.323的水平，情況又如何呢？這種情況下，我們通過1980年的利潤份額除以2006年的資本產出率1.91來計算假設的利潤率指標，結果發現（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利潤率下降了，從略低于20%下降到略低于17%，即3個百分點的利潤率下降，或從原始水平下降大約15%。問題現在出現：這個降低在多大程度上是顯著的呢？新自由主義的剝削，通過創造有利于導向當前危機的條件，對此有所預防；如果不這樣做，利潤率的下降是否足以造成一場危機，一場情況不同、路徑不同的危機，危機的規模如何呢？

　　反事實：利潤率下降和結構性危機

　　我們首先應當意識到這些問題沒有顯而易見的答案。本文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至少要指出這些問題必須提出來；認為在新自由主義之外有另外的極好的替代物并將這種替代視為黃金時期，或者把向沃爾克、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和小布什之前時期的光榮回歸看成必然是好的，這些看法都必須加以證明，而不能簡單地做假設。

　　脫離新自由主義兩極分化的背景，就不能評價利潤率下降的重要性。我將基于這些聯系，提出三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方面：（1）工業（生產）資本循環中的利潤率，與以利息和紅利形式存在的外部所有權回報這一次級結構之間的關系；（2）較低利潤率的代際影響問題，表現形式為工人階級更高的生活標準；（3）高工資率與工廠爆發危機之間的關系。

　　金融化和資本主義生產之間的關系。資本在“內部”（戰略或管理性）循環中的回報率是以較低速度自然增長起來的金融債務下層結構的基礎：以各類債務證券的利息的形式存在的“外部”資本回報；由股票的分紅支付率決定的隱含回報率；資本食利者的回報（富裕階層所提供的不生息所有權）；工人階級家庭直接和間接擁有的資產利息和分紅。基準利潤率的下降給各個層級整個的利潤率和證券都帶來了壓力，給金融市場帶來了不穩定性，因為雙方都退出或威脅退出，中斷了傳統的金融渠道。如果內外回報率之間的差距不適當地縮少，那么，對戰略目標而言非常重要的內部回報率將有下行的壓力；為避免公司資本流失而上升的利率或必要的分紅支出，可能也有與總利潤率下降同樣的效果。⑧換言之，為預防內部回報率下降而導致外部回報率下降，可能扼殺外部資本的供應，因為外部投資者或作非居間投資，或尋求國外機會。簡言之，利潤率下降對于內部回報率是否能支持大規模和/或不斷膨脹的金融債券非常重要。

　　金融化是中介的一種形式，之所以對資本主義全過程均有用，不僅由于是它神秘化了經濟力量的社會來源，而且隨著積累的進行它的重要性可能上升。這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在數據上表現出來了，但是，有些數據無疑是資本主義成熟本身的特征，而且與最近期朝向兩極分化和赤字的潮流無關。如果這樣，它將增強假設的利潤率下降的顯著性，并加強這樣的一種觀點：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替代物的不會是那種工人階級安全和穩定的黃金時期的延續，而是以不同于現實中進行的方式發生的實體經濟中的危機和金融不穩定的灰鉛時代。⑨

　　工資率和勞資關系的再生產：勞動力和工人階級家庭。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批評家們非常正確地指責了兩極分化式積累對工人階級生活標準的影響。于是，問題變為：如果在我們的考察期，美國的工人階級能夠防止其社會經濟地位如此發展，保持工資份額在考察期的穩定，迫使利潤率向指定的方向下降，那么情況會如何？利潤率下降的關鍵影響不能脫離它對工人階級和階級關系的影響來判定。

　　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時期，階級力量的天平從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平穩傾斜，在十月革命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資本戰略性撤退之后，資本再次堅持其至高無上的地位，恢復了其霸權。統治圈中的大恐慌是，20世紀中期工人階級的收益來自5大方面：工作安全、家庭房屋所有權、教育、健康和養老，它們可能代際固化，并因此永久“鎖定”，成為社會再生產的結構性前提。⑩獲得某種程度的基本安全的想法進入了“人們的期望”（用經濟學家的語言來說），而這就使后來要重新制造經典無產者的狀況成為難題，進而威脅著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完全霸權。利潤率1個百分點的下降，用上文得到的數值推導，大致對應著該時期末工資份額2個百分點的上升。工資份額上升大約0.5個百分點，表示4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同期，生產率增長大約2個百分點（米希爾[Mishel]等人估計2000—2006年生產率實際增長2.6%），這表明實際工資6到7個百分點的年增長率。這種規模的實際工資增長水平，給金融市場帶來了嚴重破壞，不是因為它很可能對市場造成的影響（凱恩斯憂慮），而是因為它對資本家對未來的控制力產生的影響，進而對以整個制度作為押注的所有資產的合法性的影響。在穩定的工資份額下，實際工資自然要保持與生產率的增長率相同的增長速度；然而，即便如此，隨時間發展，實際工資水平也有顯著增長——根據米希爾的數據，大約7年增長20%，而上述觀點依然成立。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就是實現完全就業、工作安全、房屋所有權安全、健康安全和退休保障！因此，以個人工資或社會工資形式存在的實際工資的上升違背了正常積累，它（對于資本主義而言）是利潤率下降，因此是一個重要的危險。資本主義框架內“新自由主義過度行為”的“解決方案”再次被證明不是一個解決方法。這種情況下的債務危機與工人階級債務人（如抵押貸款人）不能償付債務的擔心無關；它源自對工人可能確實有能力進行償付的擔心。

　　工資率和勞資關系的再生產：工廠的控制和規則。生產中高工資或工資上漲對于階級關系存在類似的影響。有關討論的完整資料，我建議讀者參考我的《深度歷史》（Deep History，Laibman,2007）“第四章”。簡而言之，資本家在工廠中的權力，即加強紀律和勞動生產率，要求其作出關于決策權和創新授權。反過來，授權有激勵效應和控制效應，較高水平的授權破壞控制，較低水平的授權破壞激勵。最后，隨著實際工資水平上升，這個平衡惡化，我們可以預見工資率將高企，在這種高工資率下，某種程度的授權與最大程度的控制相一致，與最低程度的激勵相一致。如果沒有更充分的闡釋，上述推理邏輯可能會難以理解，但其實質是：實際工資上升最終破壞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和控制。

　　人們往往認為低工資對資本主義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們可能造成貧困、社會瓦解和工人階級起義。這是一般認為的危機概念，正如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理論中所假設的那樣。但是，我認為高工資也是有問題的，它可能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因為它們與工人階級對社會和政治進行重構——包括極為關鍵的對工作場所的重組——的能力的發展有關。

　　據此分析，當利潤率下降，工資份額和工資率上升時，出現了一個不怎么被人們預見到的關鍵進展。我們不能證明：假如我們成功地預防了新自由主義轉向，則將出現改良主義的資本主義黃金時期，或出現高工資導致的革命性的情景——在這種情況下改良主義的前景和革命的前景將戰略性地融合。凱恩斯認為“投資者”（資本家）可被誘致接受較低回報；可接受不斷降低到最終微不足道的利潤率。然而，這將破壞資本家生產關系本身的金融化。金融市場的瓦解，也使得內部人失去對各種以公眾（即工人）名義積累起來的各類財產的控制，如養老金和保險金，很難想象，這種階級控制權的危機不會作為另一種形式的經濟危機而外溢到實體經濟，即通過失業以及資本破壞等來打斷生產的循環。

　　再論當前危機

　　下面回到文初主題。對新自由主義時代以及標準的左翼自由主義的解釋的粗略分析并不會為當前時期的性質這個問題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復蘇、暫時緩和或諸如此類。說2007—？年的大衰退為永久性的，或者斷定“資本主義這次無法恢復”等，都是不恰當的。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在當前防止勞動者遭受危機解決方式的掠奪，推進工作和社會穩定這個核心問題的更根本的解決方案，關鍵是要將對危機以及導向危機的先前時期的分析置于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平臺上。

　　當我們意識到當前和未來關于醫療、住房等問題的爭論實質上是對資本家的權力和特權的基本的挑戰時，我們就會認識到，這場危機的社會和結構方面的原因使得資本主義重建的傳統路徑變得問題重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危機的最終正式克服和增長的再現將不會解決潛在的社會緊張——這種緊張最早被大蕭條帶出水面。實際上，危機將延伸到恢復階段，這要求左翼以真正的長期性的和結構性的方式來思考其任務，而不是限于作出一系列的緊急回應。這才是它很早本應做的。

注釋:

①新自由主義時期和當前危機的國際特征和超國界特征，是其性質和邏輯的核心；世界經濟不是“各國”經濟的簡單加總。本文關注的是美國經濟，它與國際資本主義的近期演進的關系則隱含其中。

②對于那些精通政治經濟學經典文獻者，我們可將（1）式轉化為更熟悉的形式。令λ為產出的單位勞動價值。那么，剩余價值s=λP，不變資本存量s=λK。利潤率于是為s/C（取代了馬克思的s/（c+v））；這個替代似乎保證了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經濟中固定資本的優勢）。利潤份額是λP/λY=s/(v+s)=（s/v）/(1+s/v)=s′/(1+s′)，是與馬克思的s′即剩余價值率有關系的一個指標。最后，K/Y=λK/λY=C/(v+s)，資本有機構成指標，與馬克思的c/v也不同。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式（1）是：利潤率r=s′/Q(1+c/v)，Q是資本的有機構成；這個表達式類似于馬克思的s′/(1+c/v)。但為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選擇資本循環而不是固定資本框架依然存疑，因為，他在第三卷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寫的是固定資本，而第三卷在第一卷出版之前很早就寫出來了。

③當然，我們不應忘記1987年十月的那次小金融危機，當時，資本市場的四分之一的市值喪失。“長期經濟擴張序列”（Kotz，opcit）實際上有非常復雜的特征。

④利潤份額有些夸大。

⑤我會根據讀者的要求提供詳細的計算結果（[email protected]）。

⑥很多發展經濟學家引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較高的工資份額數據，與諸如巴西之類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比較，作為其較高成熟度的一個表現。實際上，這個論點有理論支持，收入中工資份額的上升是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結果（經驗數據似乎不確定，這表明這是未來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如果得到確認，那么工資份額的上升將為馬克思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理論增加一個說明利潤率下降趨勢的來源。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基于的是階級力量平衡朝無產階級轉向的長期趨勢，無產階級數量增加、經驗和意識形態上成熟，推動工資份額上升。

⑦關于測量誤差的問題有很多。參見Perio，1968；Gordon，1994；Shaikh and Tonak，1994；有關的進一步討論，參見萊伯曼的著作（Laibman，1998,95ff）。

⑧實際上，這個影響有助于我們回答這個問題，如果在非新自由主義（工資份額為常數）的情境下，資本產出率不下降，利潤率因此也不下降，情況如何？限制利潤率水平的約束可能加強，刺激那種通常與利潤率（嚴格）下降相關的危機傾向。我未試圖在這篇短文中測度這個效應，但顯然研究了新自由主義長期興盛的金融因素；相關問題，參見貝克爾等的著作（Bakir and Campbell）。

⑨有關純資本主義經濟中金融關系完整理論進展的初步報告，請參見我即將在本刊刊出的文章。

⑩我最早提出代際“鎖定”思想，因而認同以社會關系為基礎的長波，它并不像古典康德拉杰耶夫那樣基于技術發展思想，而是基于杰瑞·倫伯克（Jerry Lembke）的階級力量平衡演化思想（Lembke，1991—92）。參見戈登等的著作（Gordon，Weisskopf and Bowles，1983）。

（譯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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