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走勢與內外隱患共振危險
楊斌
(摘自2009年9月撰寫的研究報告,當時國際輿論主要擔憂通貨緊縮,該文已預見到通貨膨脹的危險即將來臨,指出中國不應因物價對增發貨幣反應遲緩而麻痹大意,應謹防外部沖擊與國內泡沫、天量信貸隱患發生共振。)
內容提要: 當前美國政府和央行注入巨資后出現的危機暫時緩解跡象,并不表明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反彈并恢復健康狀態,美國延續濫發天量信貸挽救危機辦法遲早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充分證明了格林斯潘政策的失敗,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只能制造危機緩解和經濟復蘇的假象,促使經濟危機從“自然發作狀態”轉變成“人為壓抑狀態”,就仿佛將沸騰的水裝入密封容器一樣變得更加危險,最終將無法壓抑利滾利形成的巨大債務泡沫更加猛烈地爆發。有些學者稱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是通貨緊縮,發放天量銀行信貸有助于消除通貨緊縮預期,這種觀點忽視了通貨緊縮轉變成通貨膨脹的危險。事實上,許多國家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前奏恰恰是通貨緊縮。中國不應因物價對增發貨幣反應遲緩而麻痹大意,應謹防外部沖擊與國內泡沫、天量信貸隱患發生共振。美歐金融寡頭正有意誤導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便利用各國民眾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恐懼心理,以金融寡頭控制的統一國際貨幣取代各國主權貨幣。美金融財團也積極策劃對華發動金融戰攻勢,值得引起中國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關鍵字: 金融危機 天量信貸 通貨緊縮 惡性通貨膨脹
如何判斷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走勢
當前,世界經濟雖然有一些指標出現反彈跡象,各國央行大規模注入流動性促使股市高漲,美國一些大銀行第一季度報告恢復大量盈利,美歐、日本經濟在第一季度深度下跌之后,出現了下降幅度收窄甚至環比增長的情況。美國政府官員正大力宣揚衰退觸底和經濟復蘇,積極鼓勵世界各國到美國投資并購買美國國債,有的中國金融機構曾在對美投資中蒙受巨額損失,現在受到美國經濟復蘇跡象鼓舞正恢復大舉投資。但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分析所謂復蘇跡象,就會發現其本質與2007年夏季、2008年春季美國官方宣揚的所謂復蘇相同,其實并不是無可爭議的平穩、強勁經濟復蘇,而是巨資救市和泡沫崩潰兩種力量相互碰撞的震蕩狀態,表現為呈現上升和下降的相互矛盾經濟指標同時存在,某些些經濟指標出現忽而回升忽而下降的反復震蕩;某些經濟指標出現創紀錄的深度下跌之后,自然出現降速降幅放緩和同前期相比環比增長,如2009年2月日本外貿出口創紀錄大幅度下降了49.4%,第一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了15.4%,也創下有史以來最大跌幅,此后日本經濟和外貿出口同比降幅放緩甚至出現環比增長,這種同創紀錄跌幅相比的放緩甚至略有增長,不應像西方媒體宣揚的那樣被視為經濟復蘇跡象。事實上,日本中央銀行的統計速報顯示,7月份日本企業物價指數同比下降8.5%,是自1960年開始該項統計以來的最大跌幅,出口物價指數下降了15.3%,顯示了出口需求依然非常疲軟。[1]2009年第一季度,歐盟16個成員國經濟普遍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有些國家經濟降幅收窄甚至出現環比增長,特別明顯的恰恰是第一季度降幅最大的國家,西方政府官員據此宣稱出現了觸底反彈觸跡象,但是,2009年6月份,歐盟國家的工業生產比上月下降了0.6%,大大低于經濟學家的增長0.3%的樂觀估計,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了17%,接近歐盟國家2月份18.4%的創紀錄工業衰退幅度,表明全球經濟尚未復蘇并仍處在嚴重衰退之中。[2]
中國采取正確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策略的前提,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正確方法分析危機形成的深層原因和未來走勢。倘若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正確預測、判斷全球危機走勢,充分認識到危機的深層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美歐政府采取的巨資救市辦法是用新的債務泡沫挽救舊的債務泡沫,就可以清楚看出美歐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無法挽救危機,暫時緩和危機癥狀并推遲新危機爆發的能力也越來越差,就不會輕易相信美歐政府和媒體宣揚的經濟復蘇跡象,就能采取正確的內外兼顧的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策略。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于廣大民眾購買力不足形成的生產過剩,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主要表現為債務泡沫膨脹,越來越依靠寅吃卯糧的借貸消費來彌補需求不足。昔日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有效需求不足直接表現為生產過剩,但是,2007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中,有效需求不足則表現為次貸規模的過度膨脹,高風險次貸相關的金融衍生品泛濫成災,最終因大規模次貸違約引爆金融危機。美國次貸繁榮時期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恢復增長,但是,從美國金融界廣泛發放具有明顯欺詐性質的次級貸款,就能判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求不足矛盾多么突出,信用膨脹掩蓋的生產過剩矛盾積累到多么嚴重的程度,債務泡沫支撐的經濟復蘇和繁榮是多么脆弱,就能預見到經濟繁榮隨時可能轉變為嚴重經濟危機。
美歐政府的反危機政策是用新的債務泡沫挽救舊的債務泡沫,債務泡沫可以推遲卻無法阻止最終清算日的來臨,不斷膨脹的債務泡沫最終將導致危機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發。美國金融家索羅斯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1929年大蕭條,主要原因在于各種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遠遠超過了1929年,1929年大蕭條時美國未償付債務的總額是GDP的160%,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美國未償付債務的總額是GDP的365%,而且隨著美國消費者和企業陷入困境將會上升到500%,倘若考慮到金融衍生品未償付債務總額還將會大幅度擴大十多倍,這就意味著美國蓄積的經濟危機能量遠遠超過大蕭條時期,正處于一個隨時可能噴發的巨大債務泡沫火山口之上。[3]
當前美國官方宣布恢復增長絲毫不值得人們樂觀并放松警惕,2008年頭兩季度美國公布經濟增長統計數據良好,但是,9月份次貸及相關金融衍生品債務泡沫破裂,雷曼、美林等著名金融機構在債務重壓下相繼垮臺,美國經濟也隨之轉眼從增長良好變成了嚴重經濟衰退,說明經濟增長在巨大債務泡沫打擊下不堪一擊。事后美國統計局修改數據稱2007年第四季度經濟其實已經陷入衰退,原來發布經濟增長良好的統計數據是為掩蓋貝爾斯登垮臺后的嚴峻形勢,促使人們相信政府救市之后經濟和金融市場已經恢復正常,安撫國內外投資者放心購買華爾街金融機構大量拋售的有毒資產。由此可見,美國官方即使宣布經濟恢復正常增長,也絲毫不能改變巨大債務泡沫利劍懸頂下的危險局面。1929年大蕭條時期美聯儲采取了緊縮貨幣政策,當前危機中美聯儲奉行截然相反的“直升機撒錢”濫發貨幣政策,注入數萬億美元巨資仍然無法挽救經濟衰退的困境,充分說明當前危機的嚴重程度實質上超過了1929年大蕭條。美國官方和主流媒體竭力宣揚的所謂“經濟復蘇嫩芽”,其實不過是許多指標創記錄下跌后的降速放緩現象。
拋開“經濟復蘇嫩芽”和“統計數據掩蓋的衰退”不談,人們深入考察一下網絡泡沫破滅后美國的強勁經濟復蘇,就會發現美國媒體廣為吹噓持續數年的經濟繁榮,其實也不過是虛假的次貸及相關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脹,從廣泛欺瞞世人的眩目繁榮到震驚世界的金融風暴,充分揭示了泡沫性經濟復蘇、繁榮的不可持續性。倘若人們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充分認識到2004-2007年美國經濟復蘇和繁榮的泡沫性質,認識到美國利用債務泡沫緩解危機并促進復蘇的本質,認識到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或許就不會購買巨額的美國兩房債券和銀行股票、債券,或許就不會過于迷戀美國次貸繁榮帶來的出口需求激增,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過于依賴于美歐出口市場,從而避免遭受巨大的金融資產損失和出口需求銳減沖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認為,網絡泡沫破滅后的經濟復蘇是虛假的次貸繁榮,導致了美國巨大消費泡沫和全球貿易嚴重失衡,但是,渴望增長的中國卻受到全球貿易繁榮的引誘,這一時期發展重點恰恰選擇在最不平衡領域,因而美國消費泡沫破滅后必將面臨痛苦的長期調整。
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充分證明了格林斯潘政策的失敗,通過寬松貨幣政策只能制造危機緩解和經濟復蘇的假象,促使經濟危機從“自然發作狀態”轉變成“人為壓抑狀態”,就仿佛將沸騰的水裝入密封容器一樣變得更加危險,最終無法壓抑利滾利形成的巨大債務泡沫更加猛烈地爆發。美國為挽救網絡泡沫破裂僅僅發放了三、四千億美元次貸,但是,2009年7月20日,美國財政部“不良資產援助計劃”特別督察長巴洛夫斯基表示,聯邦政府各項挽救危機計劃的總金額將高達23.7萬億美元,遠遠超過了美國14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增值,相當于2002年美國挽救網絡泡沫代價的一百多倍,[4]這意味著當前美國注入巨資出現的危機暫時緩解跡象,并不表明美國經濟已經觸底反彈并恢復健康狀態,而是通過債務泡沫膨脹蓄積著更大的金融風險隱患,下一次債務泡沫破滅時挽救危機的代價就會出現成百倍擴大,美國延續這種天量信貸挽救危機辦法遲早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無法解釋和挽救當前危機,中國應堅持并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才能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宣揚的所謂經濟復蘇的虛假性,利用危機緩解的短暫平靜時期抓緊調整經濟結構,切不可盲目輕信美國經濟復蘇并收購美元資產,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更加猛烈的金融風暴來臨。
中國應對危機不能急于求成而應堅持不懈
2009年上半年,全國新增信貸高達7.37萬億元,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年的投放總量。倘若全球經濟形勢長期持續動蕩或惡化,中國將缺少刺激經濟彈藥或冒超額放貸風險。有些專家認為天量信貸是“非常時期”采取的“非常手段”,但是,全球經濟衰退不會隨銀行天量貸款而消失,特大經濟泡沫破裂將帶來全球經濟的長期動蕩,“非常手段”不能應對長期持續的“非常時期”,應對危機措施不能急于求成而應堅持不懈。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曾準確預見美國次貸危機,他于2009年7月30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表示他開始擔心中國銀行信貸猛增導致經濟失衡,斯蒂芬•羅奇稱大量跡象表明西方刺激泡沫經濟的教訓正在中國重演, “兩年多前,中國總理溫家寶曾警告稱,中國經濟正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這是先見之明。然而,中國沒有針對這些擔憂采取措施,實施促進國內消費的調整政策。相反,渴望增長的中國卻受到全球貿易繁榮的引誘,在最不平衡的行業加大了賭注。在2007年以前,投資和出口占中國GDP的80%左右。如今,面對嚴重的全球衰退,中國卻讓溫總理警告過的那些問題更為惡化:將受流動性推動的巨額刺激方案瞄準了最不平衡的行業”,“中國各銀行的貸款質量多數確實受到2009年上半年大量信貸投放的影響,這一趨勢可能為新一波銀行不良貸款播下了種子”。他提到的最不平衡的行業兩年前是同美國次貸泡沫相聯系的出口泡沫,如今是同美國次貸泡沫相似的中國房地產泡沫繁榮。他還寫道,“與大多數人不一樣,我一直堅定地看好中國經濟。然而現在我開始擔憂了。加劇令人擔憂的失衡狀況的宏觀政策最終會導致失敗。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正是2008年至2009年全球危機和衰退的原因所在。中國不吸取這個最關鍵的教訓就難免重蹈覆轍”。[5]
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贊成美國高官的全球經濟復蘇論調,認為美國銀行不會再陷入類似雷曼倒閉后的危機,理由是美聯儲正在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不計代價注入巨資挽救銀行免于破產倒閉危險,有些學者還主張中國也效仿美國的寬松貨幣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應該首先激活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這些學者忘卻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拒絕正視當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深層矛盾,拒絕正視美聯儲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失敗教訓,特別是刺激股市、樓市泡沫釀成金融危機的惡果。其實,美國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采用注資救市辦法,事實證明這種刺激新泡沫來挽救舊泡沫的辦法,將會促使矛盾不斷積累并釀成破壞性更大的危機。2001年美國網絡科技泡沫破滅后,格林斯潘實行貨幣寬松政策濫放銀行貸款,結果釀成了規模更大、危害更嚴重的次貸泡沫。美國金融壟斷財團希望各國都效仿格林斯潘,共同推動全球泡沫經濟并制造經濟復蘇假象,并且通過各種途徑施加影響以誤導各國宏觀政策,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拒絕效仿西方刺激股市、樓市泡沫的錯誤宏觀政策。
據全球最大的財經通訊社彭博新聞社報道,美國為挽救次貸危機出臺的各種救市計劃金額,相當于200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70%, 其中絕大部分依靠美聯儲通過變相收購不良資產等方式注資,倘若美國繼續沿用這種濫發美元的方式挽救金融市場,就意味著貨幣發行將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必然出現美元嚴重貶值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壓力。泡沫經濟破滅初期大量增發貨幣向金融市場注資,能夠暫時取得緩解市場動蕩和經濟衰退的效果,但長期持續注資只能造成貨幣不斷貶值和通貨膨脹,最終導致貨幣完全喪失流通和財富儲藏手段的功能,促使整個經濟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狀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進出口貿易就會陷入停頓,能源、糧食、原材料貿易中斷就會直接威脅到世界各國生存。由于美元不是普通貨幣而是支撐國際貿易的通用貨幣,美國超額濫發美元就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全球性惡果,導致世界各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損失慘重,最終出現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全球災難。美歐國家政府和央行推出的各種救市計劃收效甚微,美歐眾多大銀行接受巨額注資不久重新陷入困境,實體經濟出現資金匱乏致使工業生產不斷衰退,標志著美歐泡沫經濟已經進入難以挽救的最后破滅階段,無論是美國操縱傳媒安撫人心并提振公眾信心,還是繼續注入巨額資金都難以再現昔日的虛假繁榮,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都面臨著的嚴峻威脅。
謹防通貨緊縮驟然轉變成惡性通貨膨脹
有些學者認為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是通貨緊縮,發放天量銀行信貸有助于消除通貨緊縮預期,這種觀點忽視了通貨緊縮轉變成通貨膨脹的危險。事實上,許多國家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前奏恰恰是通貨緊縮,恰恰是為了消除通貨緊縮導致政府犯下了濫發貨幣錯誤,結果最終導致了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災難,如德國魏瑪時期面臨著償還巨額戰爭賠款的壓力,導致了信貸緊縮、物價下降和經濟衰退,魏瑪政府嘗試增發貨幣緩解信貸緊縮壓力,開始時取得有限的刺激經濟和緩解失業作用,物價反應遲緩仿佛增發貨幣沒有通貨膨脹危險,于是政府為擴大刺激經濟效果開始大量增發貨幣,當貨幣增發超過一定限度之后市場預期發生驟變,人們從通貨緊縮時期擔心償債壓力而囤積貨幣,轉向擔心物價上漲、貨幣貶值而大量拋售貨幣,大量貨幣驟然涌入市場加快貨幣周轉速度,政府緊急收緊銀根也為時已晚、無濟于事,經濟形勢驟然從通貨緊縮轉變為惡性通貨膨脹,短短半年之內物價水平失去控制暴漲了數百倍,貨幣喪失功能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狀態,陷入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嚴重危機,經濟社會動蕩最終導致希特勒上臺和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政府注入巨資挽救金融財團的錯誤救市政策,對美國民眾的存款、養老金和中國的外匯儲備構成巨大威脅。盡管全球經濟表面上仍然是物價下降和通貨緊縮,但是,濫發貨幣救市遲早會導致“衰退通縮”變成“衰退通脹”。當前全球經濟仍未擺脫衰退,實體經濟的石油需求還在下降,但是,石油價格和原料大宗商品價格開始上漲,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通過注資救市,將巨大流動性交給了善于投機的金融財團。2008年國際油價暴漲就是金融財團投機造成的,這些貪婪成性的投機資本隨時可能再次興風作浪。但是,全球經濟處于嚴重衰退的關鍵時期,金融資本進行投機炒作將會導致致命性惡果,因為各個行業仍處在產品嚴重滯銷的困難時期,原材料漲價導致成本上升將加速企業虧損、破產。中國同兩拓進行的鐵礦石價格談判,剛想施加點壓力把鐵礦石談下來一點,國際原材料價格卻驟然開始大幅度上漲,原因恰恰是華爾街投機資本恢復投機炒作。中國鋼鐵協會稱如果鐵礦石價格不大幅度降低,中國大部分鋼鐵企業就得破產。值得指出,全球經濟衰退時期原料漲價還會帶來更嚴重惡果,導致政府的宏觀貨幣政策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緊縮貨幣就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經濟衰退,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則會加劇通貨膨脹。中國不應因物價對增發貨幣反應遲緩而麻痹大意,不應低估銀行增發創紀錄天量信貸的潛在風險,不應低估通貨緊縮驟然轉變為通貨膨脹的威脅,應及早采取措施防止宏觀調控陷入進退兩難境地。
中國必須警惕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銀行信貸猛增刺激股市、樓市泡沫顯得格外危險,因為國內實體經濟和消費者剛剛蒙受過外來沖擊,尚處于承受力脆弱時期難以抵抗新的打擊,股市、樓市繁榮缺乏實體經濟支撐顯得基礎不穩,投資者經歷過2008年股市、樓市暴跌仍缺乏信心,一旦遭受外部沖擊將會爆發國內外泡沫破裂共振,相互疊加形成遠遠超過單一泡沫破裂造成的破壞。中國還將面臨宏觀貨幣政策陷入失效境地的難題,中國繼續擴大信貸可能面臨惡性通貨膨脹風險,緊縮信貸則會加劇國內外泡沫破裂共振的雙重打擊,屆時中國應立即對銀行存款實行通貨膨脹貼息保護,防止廣大民眾的儲蓄存款遭到通脹侵蝕甚至化為烏有,導致社會財富和購買力蒙受重大損失加劇經濟衰退,同時果斷實行嚴格的物價管制阻止輸入性通貨膨脹,實行區別性信貸政策嚴格抑制泡沫經濟并大力扶植實體經濟,等待生產增長足以遏制通貨膨脹之后再考慮逐步放開物價。中國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的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寶貴經驗,避免受到西方加劇經濟失衡的宏觀貨幣財政政策誤導,防止中國陷入宏觀調控失效和“衰退通脹”的兩難困境。
值得警惕的是,美歐央行濫發貨幣注入巨資挽救金融市場,實質上是用新的債務泡沫挽救舊的債務泡沫,這種做法遲早會導致“衰退通縮”變成“衰退通脹”,最終“衰退通脹”還會逐步轉變為“崩潰膨脹,一旦發生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全球災難,必然通過貿易、金融等多種經濟渠道輸入中國,全球經濟崩潰就可能同中國股市、樓市泡沫破裂發生共振,惡性輸入通貨膨脹就可能同中國的天量銀行信貸發生共振,出口銳減形成的失業潮就可能同國企職工下崗潮形成共振,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升級引發的國際局勢動蕩,就可能同中國通貨膨脹、失業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發生共振,美國右翼勢力為了轉嫁國內矛盾就會趁機煽動中國分裂勢力,藏獨、疆獨、臺獨也會趁機興風作浪伺機制造動亂分裂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帶來的復雜局面,中國應成立中央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從戰略高度統籌、調動各個部門的力量維護社會經濟穩定,防止國際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利用危機局勢制造社會動亂。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進入一個長期動蕩的特殊時期,美國繼續延用濫發美元的辦法挽救金融危機,遲早必然發生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全球災難。美國政府注入巨資挽救金融危機的效果越來越差,挽救危機代價從次貸時期的數千億美元膨脹了數百倍,債務泡沫的巨大規模遠遠超過了國民經濟的支撐能力,人為壓抑危機狀態就像火山不斷積蓄著越來越大的爆發能量,預示著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全球災難正在迫近。西方有些經濟研究機構預測一旦發生那樣的災難,全世界甚至可能像中世紀一樣陷入“黑暗時期”,因糧食、能源短缺和社會動亂頻發導致全球人口劇減。20世紀70年代美國前總統福特簽署的美國國家安全備忘錄200號,提出美國應通過各種方式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人口增長,避免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該備忘錄為掩蓋美國的戰略企圖還提出 “美國必須隱瞞從發展中國家獲得自然資源的真實意圖,應讓人們覺得美國的計劃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否則有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彈。” [6] 1995年布什、撒奇爾夫人等美英政要、商界領袖參加的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提出全球的經濟價值主要由地球人類中的1/5所生產,其它分布在發展中國家的80%人口屬于應該被限制和淘汰的多余人口。[7] 全球金融危機深化引發經濟崩潰和惡性通貨膨脹,將會為美國實現上述戰略圖謀提供難得的機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美國蓄意利用全球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為全球的貿易危機、能源危機和糧食危機推波助瀾,實現其淘汰發展中國家人口和獨占自然資源的全球戰略圖謀。
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前總統克林頓的導師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權勢集團信任的學者,他贊成西方精英統治世界的主張并積極為此努力,接觸過西方金融權勢集團秘密謀劃的各種文件,他著書透露“金融資本主義權力集團有一個宏偉遠大目標,就是建立一個私人掌握的控制世界的金融體系,以此控制每個國家的政治權力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私人擁有的中央銀行將以封建方式實行全球統治,而權力的巔峰將歸于設在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8]美國壟斷金融財團的御用智庫早就擬定詳細計劃,逐步建立一種由少數金融寡頭統治世界的新秩序,最終發行由少數金融寡頭控制的超主權世界貨幣。西方金融權勢集團構想的這種超主權世界貨幣,與中國提出的替代美元的超主權世界貨幣截然不同,中國的設想是維護世界各國的金融貨幣主權,將超主權世界貨幣的作用局限于國際貿易、金融領域,而西方金融權勢集團構想的超主權世界貨幣,將會徹底剝奪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主權,由西方金融寡頭控制的世界貨幣替代各國的主權貨幣。西方金融權勢集團深知將會遭遇各國民眾抵抗,有意推行旨在誘發全球金融危機和長期動蕩的政策,同時誘惑各國央行推行天量信貸政策來挽救金融危機,以便在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全球災難到來之時,將責任歸咎于各國央行和主權貨幣作為替罪羊,誤導各國民眾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造成極度痛苦的恐懼,愿意放棄各國主權貨幣并接受金融寡頭的全球統治。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披露在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前夜,美國銀行、美林等美國重要金融機構曾在華盛頓召開了會議,主要議題是利用所謂的“金融快速反應部隊”——金融機構與對沖基金組織,針對中國發動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美國金融界專家認為,一個國家金融市場逐步開放的5年到8年時間內,實施金融襲擊相對脆弱的金融體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來3年到5年內是爭取“延緩中國崛起”的機會。美國策劃對華金融戰的重點是通過理論和政策誤導,誘使中國實行刺激泡沫經濟的宏觀貨幣政策,同時施壓中國向西方銀行開放投資和金融市場,通過炒作股市、樓市暴漲暴跌攫取投機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機控制中國的銀行和戰略行業。據悉,這一對華實施金融攻擊圖謀的幕后政界推手,就是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以及該委員會的掌舵人——凱洛琳•巴塞洛繆。[9] 美國重視通過隱蔽經濟戰爭謀求全球霸權,美國政府和國會均設有專門負責經濟安全的機構,里根執政時期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了具有策劃隱蔽經濟戰爭能力的“國家安全規劃組”,統一調動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經濟部門力量,實施了通過隱蔽經濟戰加速前蘇聯解體的秘密戰略。當前,美國正將策劃隱蔽經濟戰爭的主要目標轉向中國,值得引起中國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維護國家安全。中國應成立由黨中央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堅持馬克思主義從戰略高度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金融安全,統一領導、協調政府各部門和安全部門的力量,防止本位主義和部門利益干擾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戰略利益,更好應對國際局勢長期動蕩對中國形成的各種威脅,防止全球危機外來沖擊與國內不穩定因素發生共振,為國際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趁機利用以阻止中國崛起。
美國歷來高度重視國際戰略與經濟理論、政策的密切聯系,政府和壟斷財團曾積極資助芝加哥大學培養各國經濟學家,通過文化交流傳播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促進壟斷財團利益,早在根本沒有石油危機滯脹和“凱恩斯失靈”的1971年,中情局就資助芝加哥培養的經濟學家協助密謀政變的智利軍方,擬定軍事政變成功后按新自由主義改造經濟的詳細計劃,有意將智利扶植成第一個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樣板,充分證明新自由主義是美國謀求霸權的國際戰略工具。根據1975年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中情局合作者參與了一項全面經濟計劃的初步制定,該計劃成為智利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的基礎。這份長達500頁計劃的作者80%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培訓,75%以上的資助資金來自中情局”。[10] 令人遺憾的是,有些金融界人士拋棄了馬列主義強調國際政治與經濟聯系的基本觀點,根本認識不到新自由主義與美國政府國際戰略之間的密切聯系,主張中國金融改革應堅定不移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化。當前,正值全球經濟面臨深刻危機和長期動蕩之際,倘若我們不徹底肅清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的誤導影響,不進行經濟政策和改革觀念層面的大的調整,就無法應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強烈沖擊,甚至在美國向全球轉嫁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還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新時代要求我們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理論,才能更好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并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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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從美國金融危機看加強金融監管的迫切性》,《求是》,2009年第9期。
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52頁。
[1] 劉浩遠:“日本7月份企業物價指數創歷史最大跌幅”,新華網,2009年08月12日。
[2] 路透社:“歐元區6月工業生產意外下降”,2009年-8月12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urrenciesNews/idCNnCT024500820090812)。
[3] 喬治-索羅斯:“反思2008的崩潰風潮”,《南方周末》, 2009年3月20日。
[4] 中國新聞社:“美國政府挽救經濟代價或達23萬億美元”,2009年7月22日,中國金融網(http://www.zgjrjw.com/news/gjbl/2009722/1054346836.html)。
[5] 斯蒂芬•羅奇:“我開始擔心中國經濟”,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7月30日。
[6] [美] 亨利•基辛格博士:《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脅》,1974年,華盛頓國家檔案館解密文件。
[7] 何新:“費爾蒙特飯店會議 西方精英對人類21世紀的規劃—再答香港商報” ,2008年4月20日(http://hi.baidu.com/%D0%DE%B0%CD%C0%FB%D2%AE/blog/item/4749a324dca889044c088dd4.html)。
[8] Ellen Brown:“The Tower of Basel: Secretive Plans for the Issuing of a Global Currency”,Global Research, April 18, 2009(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13239)。
[9] 張鶯:“美‘金融快速反應部隊’密謀對華出手”,《上海譯報》2007年11月8日。
[10]美國參議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動》,美國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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