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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是中國造成的嗎?

吳強 · 2010-09-2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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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是中國造成的嗎?
 
時間:2010年09月25日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吳強

 
  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由來已久。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出現貿易逆差,此后,其數額越來越大,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和債務國。2008年,美國貿易逆差達到7287億美元,如果單算貨物貿易逆差則達到8820億美元(美國的服務貿易有1534億美元順差)。美國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大的貿易逆差?對于這一問題,一些美國人不是從自身尋找原因,而總是把責任推給其他國家。20多年前,他們認為貿易逆差是日本、德國等造成的;最近10多年來,則更多地指責中國,認為中國在對美貿易中采取了“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因此,美國對中國采取了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如:要求人民幣升值,征收反傾銷稅、反補貼稅,以及設置各種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社會壁壘,等等。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真的是中國導致的嗎?事實并非如此。

  一、匯率無法解釋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近年來,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國會議員以及利益集團聲稱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導致了中美貿易不平衡。因此,美國不斷對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指責其他國家進行“匯率傾銷”、“匯率補貼”,強迫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這并不是頭一次。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就曾經逼迫日元、德國馬克升值。那么,匯率是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嗎?事實證明,其他國家的貨幣相對于美元升值,并不能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

  從理論上說,匯率變化能調節貿易不平衡。如果美國貿易伙伴國的貨幣相對于美元升值(相當于美元貶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美國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從而減少貿易逆差。但是,匯率并不是影響貿易平衡的惟一因素,更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從歷史上看,其他國家貨幣升值會阻礙本國經濟發展,卻很難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相對于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的匯率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但美國的貿易逆差卻呈上升趨勢。即便美國迫使其他國家貨幣大幅升值,也僅僅是在短期內促進了美國的出口,不能改變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的趨勢。從美國與日本、德國的貿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美國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兌換美元的匯率在3年內從250:1上升到120:1,日元升值幅度不可謂不大,但這并沒有扭轉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的局面,貿易逆差維持了一段時間平穩以后,繼續呈上升趨勢。   1989年美日貿易逆差額為525億美元,2007年則上升到868億美元。美德貿易也是如此。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相對于德國馬克以及后來代替了德國馬克的歐元都處于波浪式貶值中,而美國對德貿易逆差1991年為56億美元,2008年達到451億美元。可見,導致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不是匯率問題。

  中美經貿關系也不例外,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而擴大。1994年,我國進行了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時的美元/人民幣匯率為1:8.70。匯改后,人民幣相對于美元一直處于升值過程中,到2005年為1:8.28。2005年,我國進一步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人民幣相對于美元一次性升值2%。此后,人民幣繼續升值,當前已經突破1:6.80。而在此期間,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擴大,從1994年的300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268億美元。把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歸結為中國操縱匯率,實在缺乏說服力。

  二、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直接原因是美國出現了工業空洞化

  過去的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幾乎都是貿易順差國,它們為了輸出商品,不惜用槍炮轟開其他國家的國門,以開拓海外市場。美國對外貿易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一直為順差,為何今日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有學者認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是因為美國的經濟實力下降了。的確,由于二戰后歐洲恢復、日本崛起,美國相對衰落了,尤其是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明顯減弱,這一觀點似乎能夠解釋現實。但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歐洲、日本,貿易逆差卻進一步增大,對此“美國衰退論”就很難解釋。

  當今世界,國際貿易的內容得到了很大的擴展,服務貿易、技術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但貨物貿易(主要是制造業產品)依然是當今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約占世界總貿易額的80%。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反映的不是美國整體經濟的衰弱,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變化中制造業的相對萎縮。

  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國際分工逐步深化。在此之前的國際分工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生產并出口原材料、能源等初級產品,發達國家生產并出口制成品尤其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制成品。但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世界范圍內的生產組織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分工甚至產品內分工轉變。大量制造業從最發達國家轉移到中等發達國家,再進一步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很多產品的生產中,形成了發達國家從事技術創新和產品設計,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的新型國際分工格局。即使那些高科技或高資本密集度的產品,也往往不再單獨由發達國家生產,而是將生產過程分解,高技術的核心零部件或需要高技術的生產環節在發達國家生產,低技術零部件的生產和產品的組裝在勞動力豐富而廉價的發展中國家進行。

  在國際分工深化的過程中,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一些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業、服裝業、制鞋業、玩具業等,轉移到其他國家;而且一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如鋼鐵業、汽車業、石化產業、電子產品和家電制造業等,也逐步向國外轉移。美國的制造業總體萎縮,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目前只有約12%,遠遠低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國(42%)、韓國(25%)、越南(21%),也低于同為發達國家的日本(21%)、德國(23%)、英國(18%)、加拿大(17%)、意大利(17%)等。與此同時,美國的高科技通信和信息產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商業、教育、衛生等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例明顯提高。日本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把美國產業結構的這一變化稱為“工業空洞化”現象。美國工業的空洞化,必然導致相關制造業的出口萎縮,形成貿易逆差。

  美國的“工業空洞化”是國際分工深化和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并不代表美國經濟的衰弱。美國的經濟已發展到后工業化時代,第三產業在總量上遠遠超過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這符合產業發展的規律。美國目前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研發隊伍和技術創新能力,它在制造業的眾多領域依然具有領先的技術。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有很大比例是由美國企業和美國資本控制的,其品牌、核心技術、銷售渠道依然掌握在美國人手中。更何況,評價一個國家的綜合經濟實力不能光看制造業,美國擁有以金融業、信用評級業、信息產業為代表的強大服務業,這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制造業。

  三、美國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元霸權

  美國的貿易逆差與其高消費率(或低儲蓄率)也有密切的關系。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的消費率高達80%以上,是主要西方國家中最高的。在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使居民借錢消費非常容易,大多數居民很少儲蓄。而美國政府更是借錢消費的榜樣,它在向本國老百姓借錢的同時,還通過出售國債向其他國家借錢消費,因而美國政府長期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由于美國生產的商品不能滿足國內消費,需要大量進口,從而加大了貿易赤字。當然,美國的高消費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釋貿易逆差。消費率高的國家在西方也有不少,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都在80%左右,僅略低于美國,它們都沒有出現嚴重的貿易逆差問題,為何只有美國產生這么大的貿易逆差?貿易逆差會形成對外國的負債,從1985年起,美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對于一般的經濟體而言,負債總是要還的,負債多了,國家信用就會受損,但美國為什么能夠背負數額如此巨大的債務?這是因為,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制下,美國根本不用償還外債,巨額貿易逆差反映的是美元霸權。

  上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卻進一步得到強化,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埋下了禍根。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居于國際主要貨幣地位,與黃金直接掛鉤,而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由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是以黃金為基礎的,美國不能隨意發行美元,因此有利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缺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一方面要求美國保持美元堅挺,不能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對美元的需求又要求美國有貿易逆差,以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元,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難題”。在美國擁有應付各國兌換的足夠黃金儲備,且其經濟實力足以支持各國對美元信心的情況下,“特里芬難題”并不突出,這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能夠維持20余年的原因。但隨著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其國際收支趨向惡化,各國對美元信心不足,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到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美元,美國宣布放棄美元“金本位制”,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一方面由于沒有其他貨幣能夠替代美元,另一方面也因為國際貨幣體系依然在美國主導下確立,所以美元并未喪失國際貨幣的地位。相反,由于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貨幣霸權,美國在享受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種種好處的同時,卻沒有承擔穩定美元幣值的義務。

  濫用美元霸權使美國具有不斷擴大貿易逆差的動力。美元與黃金脫鉤后,國際金融市場更加動蕩不安,各國為了維護本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環境的穩定,需要更多美元作為儲備,這就要求各國更多地出口產品以換取美元。而美國作為美元的發行國,卻不需要擁有外匯儲備,也不需要為其貿易逆差買單。美國只要開動印刷機,印出花花綠綠的紙幣交給其他國家就可以。當然,這會帶來美元的貶值,但這種貶值帶來的害處并非由美國承擔。貨幣貶值必然導致利益的再分配,得益的是發行國。因此美國人很少儲蓄,而是借錢消費,從美元貶值中得到好處。美元貶值造成的損失實際上由那些積攢美元儲備的國家承擔了。試想,如果40年前某個國家通過對美國出口得到了35億美元,那么當時它能從美國換取1億盎司黃金;但如果它把這些美元一直作為外匯儲備儲存著,現在只能購買0.03億盎司黃金。那些相當于0.97億盎司黃金的價值被后來發行的美元所稀釋,被美國無償占有了。持續40年、且數額越來越大的貿易逆差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無法承受的;但對于美國來說,付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印刷費,而在貨幣電子化后,甚至連這筆費用也省去了。因此,貿易逆差對于美國來說,更像是免費的午餐。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能有動力降低財政赤字和消費水平,以減少貿易逆差嗎?

  可見,美國持續的貿易逆差,并非什么 “中國操縱匯率”導致,而是美國主導下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導致,是美元霸權及美國濫用這種霸權的必然結果。正如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10年3月14 日發表的文章所說,面對金融危機,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應該從自身找原因,而不應一味歸咎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美國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貨幣操縱國,沒有理由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說三道四;美國對貨幣的操縱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近年來它一直在通過讓美元貶值降低其外債的價值。

  四、中國沒有刻意追求貿易順差

  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從近292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近2.87萬億美元,其中出口從136億美元上升到1.58萬億美元,擴大了100多倍。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從逆差變為順差,并且順差額持續擴大。2008年,中國貿易順差為2954.6億美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中國出口額和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推進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而美國限制自由貿易。

  中國的貿易總額和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與國際分工深化、世界制造業大量轉移到中國有關。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跨國公司為了提高產品競爭力,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成本(投資成本、生產成本、貿易成本以及各種風險等)最低的區域作為生產基地。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各種投資障礙,鼓勵外資企業來華投資;各級政府更是大力招商引資,制定各種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中國政治、社會穩定,勞動力資源豐富且廉價,市場潛力巨大,是當前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標地。截至2009年,中國已經連續17年成為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跨國公司500強中有90%以上對中國進行了投資。這些外資企業一方面利用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也大量出口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以及貿易順差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外資企業出口貿易的擴大。上世紀90年代后,外資企業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增長點。2008年,其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57.8%。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最集中的領域,即機電產品領域,占我國貿易順差近70%;外資企業采取的主要貿易方式,即加工貿易,順差達到2967.78億美元,已超過我國整體貿易順差。我國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于外資企業的事實表明,在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發達國家不僅把其生產能力轉移到了中國,而且把出口能力也轉移到了中國;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也是中國創造了良好投資環境的結果。

  中國并沒有刻意追求貿易順差,更沒有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斷地取消和放寬在計劃經濟時期所設置的各種貿易和投資限制。可以說,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也是推進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過程。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而且成為當今世界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重要推動者。中國政府對出口的干預已經很少,因為中國出口的市場主體是外資企業和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這兩種類型的企業是政府干預最少的企業。而在西方國家,從事出口的主要是大型壟斷企業,政府更容易采取各種出口支持政策。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出口的市場化和自由化程度比西方國家更高。也正是因為中國出口企業過于分散,競爭過于自由和激烈,相互壓價,導致中國出口價格偏低,給一些國家采取反傾銷調查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提供了口實。

  中國對美貿易出現巨額順差主要是因為進口不足,但這并不是中國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分析中國的進口結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當前,在普通制成品方面,中國的生產能力已經很強,不可能大量進口,需要進口的主要是技術密集型產品、稀缺的礦產資源,以及一部分適合“先富起來”的人消費的高檔奢侈品。對于高檔奢侈品的進口,中國政府沒有太多的限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而在技術密集型產品、礦產資源的進口方面,中國卻受到了發達國家的種種限制甚至刁難。例如,中國一旦增加礦產資源的進口,西方國家就指責中國制造資源緊張,抬高了國際市場上資源尤其是能源的價格。再例如,中國到其他國家進行礦產開發的投資,這本身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有利于保持全球礦產資源的供求平衡,也有利于中國擴大進口,但西方國家卻經常借此挑撥我國與其他國家的矛盾,煽動當地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以阻撓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或收購當地企業。對于高科技產品,西方國家則采取更為嚴格的控制,規定種類繁多的高科技產品不能出口到中國。有學者計算,如果美國放松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將能使中國增加進口約1000億美元,從而大大削減中美貿易順差。可見,中國并沒有追求貿易順差,恰恰是某些發達國家實行各種貿易和投資限制,沿襲“冷戰”思維,導致了中國貿易順差擴大。

  五、美國為何總在經貿問題上指責中國

  美國在貿易問題、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退一步講,即使美國提出的無理要求都得到滿足,中國的出口受到很大壓縮,但只要美國維持美元霸權,其貿易逆差就不會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美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客們不可能不懂其中的道理,但他們依然以此指責中國,就是因為他們要借此實現對內、對外的雙重目的。

  對內是轉移國內矛盾,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統治地位。美國走向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其經濟出現虛擬化,這對于金融壟斷資本攫取利潤是有利的,但工業的空洞化會使產業工人的就業機會減少,出現勞動力相對過剩。因此,美國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提高緩慢,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79年到2005年,美國最富裕的1%的人口稅后收入增加了176%,最富裕的2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69%,處于中等收入的6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口收入只增加了6%;1979年美國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窮20%人口收入的大約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必然激化美國國內矛盾。尤其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的失業率上升,使矛盾更加突出。把普通勞動者的視線轉移到國外,讓失業者誤認為自己的工作崗位被中國人搶走,無疑是美國政客們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手段。指責中國,并在民眾面前顯示自己在努力把“飯碗”從中國人手中奪回來,在他們看來是最“理性”的,也最能騙得民眾的選票。因此,一到大選,或者經濟出現困難,美國的政客們都會拿中美貿易問題說事。

  對外是遏制中國發展,維護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顯然不希望世界舞臺上出現一個能夠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國家。更何況,中國還是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美國遏制中國是全面的,但最重要的是在經濟上遏制中國發展。美國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它的制造業很難具有國際競爭力,它不從中國進口,也要從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因此,美國即使減少進口中國的產品,也不可能減少貿易逆差、改善就業。對此,美國人應該很清楚。美國的政客們在貿易問題上指責中國,目的很明顯,那就是要丑化中國的貿易環境和投資環境,使得各國對中國的發展存在戒心,對進口中國產品存在戒心,從而減少對中國的投資和進口,遏制中國發展。從這一點來看,美國的策略并非沒有效果。在它的示范下,不少國家都對中國采取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使中國企業深受其害。最近10多年來,中國已成為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不僅案件數量逐年上升,而且占世界反傾銷調查案總數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綜上所述,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有著深刻的原因,但絕不是中國造成的,對中國進行指責、懲罰和遏制都不能解決問題。美國要想真正縮小貿易逆差,還要多從自身尋找原因,在以下幾方面采取措施:削減財政赤字,壓縮過度消費;加強金融監管,遏制金融泡沫,引導資金投向實體經濟;破除“冷戰”思維,放寬出口管制;下決心和其他國家一道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創造有利于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世界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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