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批判性評估

張志華 譯

《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9期

 　　馬丁·哈特一蘭茲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近期給本刊發來題為《對中國改革經驗的批判性評估》的文章。文章指出，經濟學家通常認為，中國1978年以來的市場改革政策帶來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發展。一些進步人士認為，目前，中國有能力成為非美國主導的新的全球經濟助推器。而少數人則認為，中國的改革經驗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馬丁·哈特－蘭茲伯格對以上觀點持批評態度，并對于這些問題提出了以下四點看法。第一，改革導致了一些非社會主義事物的恢復。第二，改革的成就被嚴重夸大，改革早期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經濟改革前毛澤東時期所建立的經濟基礎，但改革進程已經開始破壞這一經濟基礎，使中國更加依賴國外的投資、技術以及市場。第三，改革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量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里，這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第四，改革引起的增長過程依賴于范圍更大的跨國重組，被跨國資本所操縱。所以，中國不僅無力承擔主導全球經濟的角色，其自身改革實際上進一步導致全球既有權力結構的加固，以及由此加劇了全球的不平衡和緊張關系。本文作者的部分觀點并不符合中國實際，但有些觀點最有利于中國轉變增長方式，故將該文的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引言
　　
　　經濟學家通常認為，中國1978年以來的市場改革政策帶來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發展。經合組織在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中曾這樣評價：
　　“自從25年前實施經濟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過去20年中，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達9.5％，這種勢頭似乎還在繼續。這樣的增長速度也是過去50年世界上經濟增長最為持續快速的經濟轉型案例之一。”
　　值得關注的是，許多進步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予以肯定。事實上，當美國經濟顯示出結構性弱點時，許多人認為我們可能會見證美國占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瓦解，代之以更為進步的、中國主導的新的經濟秩序。許多人的證據如下：中國政府作出承諾，堅持發展社會主義；中國的工業發展使進口需求增加(從東亞進口成品以及從拉美、非洲進口初級產品)，這似乎帶動了許多第三世界地區的經濟增長。
　　如果這一觀點準確，那真的很令人興奮。然而很遺憾，正如我在下文加以論述的那樣，事實并非如此。首先，盡管中國承諾堅持社會主義，但中國并非正在開創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式，而是已經恢復了一些非社會主義的事物。
　　其次，歸功于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的成就被嚴重夸大。中國改革的早期成就應主要歸功于毛澤東時代所建立的經濟基礎。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改革進程已經開始破壞這種經濟基礎，同時，中國越來越依賴海外的投資、技術以及市場。此外，經濟改革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大量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里，這對于大多數普通勞動大眾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最后，不能割裂同全球資本主義的聯系而單獨理解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的積累過程在結構上已陷入困境，依賴于跨國公司控制的生產網絡的運轉，這些生產網絡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市場改革提供動力。所以，中國不僅無力承擔主導全球經濟的角色，其自身改革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全球已有的權力結構，導致全球經濟失衡，政治關系緊張。
　　
　　二、結構轉型
　　
　　1978年以來，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包括逐步用市場作用代替國家計劃，允許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允許外資企業和海外市場與國內企業和市場展開競爭。政府認為這些改革使經濟得以持續、快速的增長，而經濟的增長則證明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的成功案例，即市場社會主義的成功。
　　改革確實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形式。例如，商品交換目前主要由市場價格所決定。零售額中價格受國家控制的份額從1978年的97％下降到了2003年的2.6％。更為顯著的是，生產資料價格受國家控制的份額則從1978年的100％下降到了2003年的10％。
　　此外，工業領域中私營成分在顯著增加。1978年，中國經濟中所有工業增加值中國有企業占100％。到1998年時，國有企業的份額下降到了54.8％。到2003年時，這一數字進一步下降到了41.9％。不過，這些數字還是夸大了國有經濟的份額。
　　鑒于許多國有企業目前存在私人利益的情況(要么通過合資企業的形式，要么通過股權的形式)，經合組織認為，國有企業直接或間接地被控制，這取決于國有實收資本是否超過總資產的50％。在工業增加值中國有企業直接控制的份額1998年下降到了38.9％，2003年下降到了22.9％(2003年所占份額不足工業增加值的四分之一)。這五年期間，私營成分由27.9％增加到了52.3％。
　　如果我們進一步關注制造業部門(工業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包括采礦業和公共事業設備)，就會發現國營部門戰略重要性的下降趨勢更為明顯。經合組織將中國的制造業分為兩類：第一類包括五個產業，它們依然被國有企業所壟斷。這五個產業包括：石油加工及冶煉業、黑色金屬冶煉業、有色金屬冶煉業、煙草加工業及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
　　第二類也是較大的一組，占制造業增加值的75％以上。它由23個不同的制造業構成，主要包括食品加工、紡織業、服裝業、化工產品、醫藥制造業、塑料、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機械制造業、電氣設備、電信設備等。這些產業目前被私營企業及日益增長的外資企業所控制。經合組織認為：
　　“1998年，以上23個私營制造業中只有5個實現利潤增值。2003年，以上所有23個私營制造業都實現了利潤增長。其中有一半私營企業實現產量增長達四分之三以上。總的來看，私營企業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創造了三分之二的工業增值，占出口額的90％以上。”
　　電信業為最近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例證。其在所有工業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額從1998年的6.4％增加到了2003年的9.5％，發揮的作用最大。不過，這一增長主要是外資發揮作用的結果。工業增值中外資的份額從38％上升到58％，而國有份額(直接或間接的)由45％下降到了25％。由于這一行業是中國主要的經濟增長點之一，所以這一趨勢表明，國有份額和國家控制的工業增加值份額注定會持續下降。
　　國有企業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中國政府依然控制著經濟領域中的關鍵性部門，不過這些領域并非核心工業部門。2006年，約160個最大的“國有壟斷與寡頭壟斷的國有總資產令人吃驚地達12.2萬億人民幣(約合1.6萬億美元)，即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7％”。然而，其中一半是由三大石油巨頭所創造的。事實上，“與去年同期相比，2006年實現的80％的利潤是由石油、石化、電力、煤炭及金屬等領域的壟斷企業集團或壟斷公司所創造的”。
　　改革進程也大大強化了外資的作用。例如，在中國全部制造業銷售額中，外國制造商生產的份額從199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31.3％。更為顯著的是，一份來自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報告總結到，在中國最主要的28個工業部門中，其中21個部門的大部分資產為外資擁有。國家經濟研究局認為，跨國公司活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例如，在1995－2004年期間，大約30％的經濟增長是由跨國公司的商務活動所創造的，這使得外資在2003年到2004年期間上漲了40％以上。
　　這種發展態勢的后果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出口。約46％的外資工業生產需要依賴出口，而國內生產企業的出口率只有16％。如今，外資企業控制著中國的出口活動：它們占中國整個出口額的比例在1985年為2％，1995年達到30％，而2005年則上升為58％(在高科技產業的出口更是達到了88％)。此外，全部由外國公司生產的出口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例如，在1993－2003年期間，中國完全由外國企業生產的、與計算機相關的出口占總出口的份額由51％增加到了75％。正因如此，出口占GDP的比率穩定增長，由1990年的16％上升到2006年的40％多(亞洲發展銀行)。
　　總的來看，盡管國家的宏觀規劃及國企依舊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長期積累起來的國家權力目前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有的、以贏利為目的的公司的影響，且受到國外跨國公司的掣肘。這些外國公司主要著眼于海外市場(主要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已經在恢復非社會主義的事物(關于這一點在下文中會進一步討論)。
　　
　　三、國家能力受到侵蝕
　　
　　許多經濟學家(他們大多推崇資本主義，并支持市場優化政策)充分意識到上文所強調的主要趨勢，尤其是跨國公司在將中國經濟轉化為出口導向型經濟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然而，他們大多忽略了由于發揮市場力量(尤其是國外投資)的作用，雖然中國的技術能力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中國出口商品的技術水平，也帶動了中國公司的發展，但是最終導致中國嚴重依賴出口。他們的觀點也得到了當前中國政府的肯定，這激勵了許多進步的經濟學家在其他國家鼓吹實行類似的政策。
　　對此觀點我并不認同。首先，該觀點誤認為市場化、私有化及放松管制對幫助中國擺脫技術落后的境地是必要的。其理由是，中國政府承認毛澤東時期的政策是導致經濟災難的根源。事實上，盡管中國經濟在毛澤東執政晚期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決策上的過分中央集權化、過分強調發展重工業而不惜損害其他經濟領域)，但國家計劃和生產依然給中國帶來了許多顯著的成就。
　　正如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指出的，在1952年到1977年間，中國工業產量年均增長率為11.3％，這一速度是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都無法比擬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在大批量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現代化遠洋輪船。此外，中國還在生產核武器和遠程彈道導彈，于1964年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并于1970年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將以上成就綜合起來，不難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的工業基礎比比利時的工業基礎還弱，但在毛澤東執政晚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六個工業生產國之一了。”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就主要是依靠中國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毛澤東時期中國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相隔絕，被迫發展自己的科技能力，同時擺脫了外債——這是毛澤東執政時期最令人難以置信、卻不被人重視的成就。
　　以計算機行業為例，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的觀點如下：
　　“20世紀50年代，中國這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模仿蘇聯模式建立了科技研發網絡，其電子領域的研究者連續研發了幾代計算機，在許多方面幾乎毫不落后于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第一臺計算機于1958年問世，只比日本晚一年。集成電路則于1964年研發成功，比美國的該項專利僅落后五年。1977年，中國的第一臺微型計算機問世(甚至早于IBM公布其個人電腦)，1980年研發出了微處理器和巨型計算機，1983年則研發出了兼容機。”
　　如果對取得以上成就的時代背景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便會發現毛澤東時期中央政策的優勢和局限。中國的研發活動分級別進行，并相應地提供資金。最高一級是中國科學院，它管理許多研究機構和大學。下一級是軍事和政府部門控制的實驗室。第三級是由地方工業局控制的研究機構組成。政府利用這種制度確保國家研究計劃能夠保證軍事和重工業的優先權。正如上文所強調的，這種模式在發展所需的關鍵技術的過程中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這一科研制度并不重視與軍事無關的研究。例如，高層研究機構和輕工業之間的聯系便微乎其微。此外，在這種國家制度高度集中化的情況下，國有企業集中力量完成中央重點扶持的發展計劃，與軍事無關的企業則無需發展新的計算機技術和應用程序。因此，由于沒有機制的激勵，所以中央計劃在保證了大量的技術成就得以研發的同時，也阻礙了技術的廣泛傳播。
　　有理由相信，為了解決該問題，中國政府一直在調整其科研計劃的優先順序。1972年尼克松訪華使中美關系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不久之后，即1974年，中國提出了‘四個現代化計劃’(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這意味著從致力于軍事和重工業的結構形式轉變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換言之，一旦其感到來自美國的威脅解除，中國便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新的計劃，旨在鼓勵研究，提高日用消費品的質量和種類。
　　當然，這一計劃能否成功目前尚不得而知。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之后不久，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層便開始了改革計劃，廢除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制度。然而，與我們現在進行的討論相關的事實是，中國在改革之前有著非常堅實的國家研發的基礎。可以說，如果中國沒有國家計劃和生產優先發展的業績，那么市場改革不太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盡管普通大眾歡迎市場改革，但同時對市場改革又給予了批評。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期內(10到20年)，早期的非集權化措施刺激了經濟改革，但改革進程又緩慢而逐步地削弱了國家的技術和發展能力。這主要體現在改革以來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方面，尤其體現在計算機行業。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使其能夠實現自負盈虧，中國政府開始減少對各種研究機構的直接撥款。針對這一情況，在政府的鼓勵下，這些機構建立了新的、以贏利為目的企業。為了提高成功的機會，這些剛剛建立的企業被授予管理上的獨立性。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以免費使用上一級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成功的新的科技企業有四家電腦公司，分別是：聯想、方正、長城和四通。而聯想便是由中國科學院創辦的。

　　以上這些電腦公司能夠快速地擴大規模并控制中國國內電腦市場是基于以下兩個相關的原因。首先，這些電腦公司的母公司從國外購買了硬件和技術，并生產出費用低廉的、能夠處理中文的電腦，而這些電腦公司的子公司則把相關的創新與其母公司所研發的漢字文字處理相結合。此外，由于國家政策限制國外電腦公司的產品直接進入中國市場，而這些國內的電腦公司則可以獲得相對優惠的條件從國外電腦公司獲得所需的硬件和技術。
　　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末，由于受到來自金融、通貨膨脹、就業和貿易等方面的壓力，以及試圖獲得WTO的會員資格，中國政府逐步放棄了對國外電腦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中國希望加入WTO可以促進國內更大的競爭，而國內競爭是“導致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中國進一步的對外開放確實帶來了更多的競爭，但結果表明，它也給中國帶來了一系列沖擊。國外的電腦公司曾經將注意力關注于出口及(或)被迫以合資的形式經營，但現在它們直接瞄準了中國市場，這無疑會對中國的高科技生產商產生不利影響。
　　手機產業為我們提供了實例：20世紀90年代早期，當三星進入中國市場時，按照中國政府許可證的要求，它與中國企業科健公司組成合資企業。像聯想集團一樣，科健也是由中科院在1986年所創建。科健依靠三星的核心技術生產出了自己的手機，同時通過自己的銷售網絡銷售部分三星手機。科健曾一度成為中國主要的手機品牌。然而，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三星很快從合資企業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創建了自己的全資子公司，并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很快便贏得了科健的市場份額。
　　內部競爭力的加劇也對中國計算機產業形成了沖擊。聯想(曾于2005年為IBM提供生產部件)在中國依然是最大的個人電腦銷售商，但也面臨著利潤降低和被惠普和戴爾搶占市場的不利局面(惠普和戴爾都在快速擴展自己的經銷網)；其市場份額從2006年的36％降到了2007年的29％。中國的其他計算機生產商(《商業周刊》稱之為不太成功的計算機生產商)更是深陷泥潭，包括曾經在中國市場上占據第二位的方正電腦。
　　這些電腦生產商引領中國公司在國內市場為生存而奮斗，但它們大部分在高科技出口方面無所作為；正如指出的那樣，在中國所有高科技出口中外國公司占大約88％的比例。計算機產業是一個恰當的例子。中國目前是世界上主要的計算機生產者，組裝大約世界上80％的筆記本電腦及臺式電腦。原因之一是臺灣的計算機公司充當原始設計制造商，“控制全世界計算機生產，在過去五年中實際上將生產轉移到了大陸。臺灣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商幾乎全部在中國大陸生產。2001年，這一數字僅僅是4％”。在中國，有80％的頂級計算機生產商都是臺灣公司提供“用無商標的計算機及其部件組裝如戴爾等品牌的個人電腦”。
　　中國對該出口活動的主要貢獻是提供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中國沒有原始設計制造商，也沒有為臺灣原始設計制造商提供供應的重要的供應商。”中國的計算機生產商不太可能改變這一現狀。正如一位產業分析師指出的那樣：“不可能，為時已晚。全球所有重要的計算機品牌都依賴臺灣公司及供應商，而后者則控制了供應鏈這一部分。市場已經非常成熟，新商家想進入絕非易事。中國提供的唯一價值并非其技術，而是為電腦組裝提供效率。”
　　聯想的運營便是例證。通過購買IBM的個人電腦部件，聯想迅速成為全球個人電腦市場的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這種購買并不能提高中國的技術能力。聯想繼續使用IBM先前雇用的臺灣原始設計制造商，并將總部遷到了美國，在那里雇用美國工程師進行產品研發。“作為一個業務遍及全球的大公司，和目前中國出口經濟的中流砥柱，聯想的實例反映出的并非中國計算機產業的勃勃生機，相反，它恰恰反映了國內計算機產業持續的缺陷。”
　　上文列舉的外國公司對中國高科技生產商的直接威脅，反映出結構上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國的改革進程并沒有加強中國的技術基礎。布蘭施泰特和拉迪對此解釋道：
　　“中國商品出口發展快速，但商品構成似乎并未表明中國公司在技術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因為這些出口商品首先并不是由國內公司日益廣泛的‘知識儲備’或創新能力所驅動的。當然，在中國國內的公司與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之間看來的確存在日益加大的技術差距。這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國電子信息技術領域的外資企業幾乎全部是外商獨資企業，而不是合資企業。前者具有強烈的保護其技術不被中國國內或國外的競爭者獲得的動機，這樣限制了其技術向中國企業的傳播。此外，有證據表明，許多中國公司都不愿在產品研發上進行投資。”
　　導致改革進程沒能捍衛中國高科技領域未來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旨在引導國際競爭的意圖使得這些中國公司，尤其是那些龍頭公司。切斷了與國家技術的聯系。高承智(George Gilboy)是這樣強調這一狀況的：
　　“2002年，中國公司用于購買本國技術的費用不足全部科技預算的1％(其中包括技術引進、設備更新和科技研發)。中國最好的公司與國內供應商的聯系最少：國有電信公司花在技術引進上的開支每花費100美元，它們在國內商品上的開支僅為1.2美元。因此，中國的技術供應商便不會得到來自國內最好的公司的‘需求拉動’，從而刺激它們進行能力創新；它們只能主要為鄉鎮企業和競爭力不強的國有企業供貨。”
　　一些中國公司，如聯想，已經成為了國際重要的競爭廠商。毫無疑問，中國還會涌現更多這樣的企業。但是這樣的成就并不能成為制定成功的發展政策的指標。一個更重要的指標是整個國家發展能力得到強化。但在這一措施方面，中國的改革政策似乎是失敗的。改革時期的早期成績——大部分成績可能是改革前取得的——沒能延續下來。所以，中國經濟逐漸持續地依賴國外技術、生產和市場，這一發展軌跡對于中國勞動人口來說可是不祥之兆。
　　
　　四、破壞性的社會后果
　　
　　對中國市場改革政策持批評態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政策雖然帶來了增長，但這一增長過程是以部分中國人越來越差的工作、生活狀況為代價的。更令人感到驚訝的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創造充足的就業機會。國際勞工組織將城市就業分為五大類：傳統正式的企業中的就業(如國有或集體企業)、新興正式企業中的就業(如合作企業、共同所有權企業、有限公司、股份制企業以及外資企業)、小規模私企、個人注冊公司和非正規的就業。
　　從相關資料可以看出，也許最顯著的特點并非傳統正式部門中的就業呈下降趨勢，因為這是改革進程合理的后果，而是“新興的”正式企業并沒有提供明顯的就業機會。盡管小企業、私營企業提供了一定的就業機會，然而在1990－2002年的13年期間，中國經濟只增加了170萬個“正規的”就業機會。這與勞動力供給的增長相去甚遠。所以，日益增加的就業人口被迫接受非正規的就業機會；在1990－2002年期間增加了8000萬就業人口，目前他們構成了最大的單一城市就業類別。中國日益增加的就業非正規化與非洲、拉美的發展情況相似，那里資本主義積累停滯不前。
　　更令人感到震驚的是，一些就業人口離開城市勞動力市場，但仍然有大量非正規就業情況的存在；城市居民的勞動力參與率從1996年的72.9％下降到了2002年的66.5％。此外，絕對的失業依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正式的官方數字低估了這一問題，部分原因是使用了狹義解釋。國際勞工組織使用國際上更為普遍接受的解釋，估計2002年城市常住居民的失業率為11％－13％。
　　改革進程已經給國有企業的工人帶來了沉重的代價。根據中國民政部社會救助部門的統計，在1998年到2004年期間，國有企業的失業人數達3000萬。自從2005年6月，有超過2180萬人靠政府“最低生活補助”生活。下崗工人一般可以從其以前所在的國營企業領取三個月的“基本生活補助”。如果在此期間依然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可以在未來的兩年中提取失業保險金。當他們領完失業保險金之后，才有資格領取面向城市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補助金。根據民政部的數據，2005年6月，這筆補助金大約為每人每月19美元；相比之下，一個城市工人每月收入大約為165美元。
　　當然，在私營部門，尤其是面向出口的私營企業，就業機會持續增加。不過，這些企業中大多數工作工資低，工作環境差。“在2002－2005年期間，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工資只有每小時60美分，比較之下，墨西哥每小時工資則為2.46美元。”最近由美國Verite公司(該公司建議跨國公司實施負責任的商業慣例)所做的關于中國勞動慣例的報告發現：“中國出口工廠在支付慣例方面的體制問題往往使它們非法剝奪工人至少15％的勞動所得。”另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是勞動安全。根據政府部門的信息資源，大約有2億工人工作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下。“每年全國有70多萬人發生工傷事故，其中13萬人要求索賠。”
　　臺灣公司富士康的雇傭條件便是新的工作環境的典型。富士康是一家重要的電子設備和計算機部件的分包商，為蘋果、戴爾等公司提供產品。雇用中國大陸員工80多萬人，主要在深圳。深圳富士康裝配線工人每周工作60小時，每周收入大約為32美元。由蘋果雇用的調查人員曾對組裝iPods的富士康工廠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其管理者使用體罰懲罰員工。此外，盡管中國法律要求工人每周必須至少休息一天，但工人在四分之一的時間里曾連續工作超過六天。
　　能夠使中國制造業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大約70％的制造業和80％的建筑業是由農民工完成的。據官方估計，過去25年里大約2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尋找工作。未來幾年內這一數字有望再增加1億。盡管這些農民工絕大多數屬于合法流動，但他們要遭受極大的歧視。例如，鑒于在中國戶籍制度下他們依然是農村居民，他們不但必須交納不合理的費用注冊為城鎮暫住居民，還無權享用為生在城市的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免費或資助教育、衛生保健、住房以及多數以就業為基礎的社會保障福利，如退休金)。農民工的子女即使出生在城市，他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所以，農民工變得更容易被剝削。他們往往每天工作11小時，每月工作26天。許多人得不到專門的加班費，但收入只是城鎮居民的四分之一或一半。
　　2005年，中國公安部(其監管戶籍制度)給予地方政府權力改革戶籍制度，包括如果當地政府愿意，它們可以終止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區別。但地方政府拒絕執行。理由是：對管理不利。戶籍制度的變化需要更多的社會服務的改善，而社會服務則必須由更高的或新的稅收來提供資金。提供社會保障將會提高農民工的安全感，同時激勵他們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環境。
　　最近的個人消費和工資的狀況很好闡明了中國勞工政策的有效性(勞工政策旨在增加出口競爭力)。個人消費占GDP的份額，從1992年的大約47％降到了2006年的36％。這是在所有經濟體中所占比例最低的。相比之下，個人消費占GDP的份額在英國、澳大利亞、意大利、德國、印度、日本、法國和韓國都超過了50％，而在美國更是超過了70％。工資占GDP的份額也呈直線下降，從1992年占GDP的53％下降到了2006年的40％。
　　中國個人消費的下降并非工人儲蓄增加所導致的結果。事實上，居民儲蓄比率也在下降。儲蓄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份額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30％降到了2006年的25％。由于公司和政府儲蓄的增加，使中國國內總的儲蓄率提高了。《經濟學家》認為：“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下降主要是因為進入家庭的國民收入的急劇下降(這項收入以工資、政府的轉移性支出和投資收益的形式體現)，但同時利潤份額和政府收入增加了。”事實上，《經濟學家》認為：“許多國家近幾年勞動力收入都下降了，但沒有一個國家的下降幅度像中國這樣巨大。”此外，勞動者的收入越低，經濟力量就會越加強中國經濟的出口導向，從而刺激出臺更多政策，抑制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當然，中國的發展和工業改革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這一情況表現在收入差距的拉大和新的階層和社會關系的形成。亞洲發展銀行使用基尼系數作為研究手段，從對東亞發展中國家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緊隨尼泊爾之后，成為該地區第二個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考慮到僅僅統計了十年的時間(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成為僅落后于尼泊爾的國家就不足為怪了。使用其他計算收入差距的統計方法，如人口中最富裕的20％和最貧困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中國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
　　這些概括性的數字不能充分反映伴隨和刺激中國市場改革計劃的財富集中狀況。據波士頓咨詢集團的調查，中國在2005年有25萬個擁有百萬美元的家庭(不包括主要居所的價值)，總數排世界第六位。雖然這些家庭只占中國家庭總數的0.4％，但他們擁有國家70％的財富。億萬富翁(以美元為單位)的數量也在快速增長，從1999年的1個增加到了2007年的106個。中國億萬富翁的數量在全世界僅次于美國。
　　這批新的財富精英們一邊刻苦工作，創造更多的財富，一邊“享盡奢華，如打獵、賭博、開噴氣式飛機或游艇”。難怪世界最大的奢侈品生產商路易威登計劃每年在中國新開兩到三家商店，因為他們在中國的銷售額每年上漲50％。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制造商歷峰集團希望在五年內通過銷售卡地亞珠寶和伯爵表，銷售額增長四倍。
　　游艇可能是增長最快的奢侈品。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定期的游艇秀的主辦國，其主辦的游艇秀堪稱最大，吸引無數參觀者和參展商。此外，地方政府正在盡其所能地推廣這一愛好。
　　有顯著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開始擔心普通民眾惡化的就業、住房、環境、收入以及健康狀況。
　　但是，黨內相當多的人仍然認為，許多如教育和醫療的高成本、土地被占用、環境污染以及糟糕的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抱怨往往是效率低下和政府腐敗所帶來的問題，而并非市場的弊端。
　　盡管改革給勞動人民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但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中的許多人堅決地推進和維護改革計劃，一個明顯的原因是他們中有些人屬于最大的受益者這一群體。他們在關鍵的國營企事業單位中籌劃改革進程、控制決策制定的能力并利用國有資產滿足個人利益，將家人、朋友安置到國營或私營部門收入豐厚的位置。
　　中國的資本精英一直愿意與國際資本分享中國生產的成果——盡管收入分配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同時鑒于國際資本的參與對于中國新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持續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際資本在中國的地位得到了加強。
　　這些資本的所得是以犧牲一些人的利益為代價的。根據來自中國政府的數據，大規模的“公眾秩序騷亂”事件呈上升趨勢，2003年為58000起，2004年為74000起，2005年則為87000起，預計2006年將達94000起。這樣的情況是否會威脅到未來的外資投資和出口生產——中國增長戰略中最重要的兩個支柱產業，還有待觀察。也許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勞動人民開始公開捍衛毛澤東時期的成就，并公開討論在中國如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
　　
　　五、跨國資本積累的動力
　　
　　鑒于中國的龐大以及近年來政策的巨大變化，大多數分析家主要從國家因素，尤其是從國家決策方面，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經驗。此外，鑒于許多人在探求中國的發展模式，所以這種情況反而容易使人們對中國資本積累的動力產生誤解。除此之外，有人誤認為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全球經濟支柱(非美國主導的)。
　　現實情況是，中國的轉型不是發生在真空中，也并非中國的獨創。相反，東亞經濟體，包括中國，在更為廣闊的跨國資本的動力作用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所以，中國的積累動力與投資和貿易的主要模式聯系越來越緊密，從而強化了東亞經濟體，而不是為東亞經濟體提供一種新的模式。
　　東亞經濟體的重塑的一個后果是，所有成員都已成為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出口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與2005年世界平均水平的28.5％相比(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該區域的出口／GDP比率從1980年的24％上升到了2005年55％。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改造也使地緣方向以及東亞出口型的制造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1992－2003年期間，中國(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改變了以往的以東亞，特別是以東亞發展中國家為出口對象的經濟模式(不包括日本)，轉而以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為出口地。具體來說，中國面向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份額從53.8％下降到了30.4％，而面向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出口份額則從33.8％上升到了48.6％。在同一時期，其他東亞國家的出口方式正好與中國相反。例如，東南亞國家在對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份額由28.0％增加到38.0％，而對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出口份額則從46.9％降至34.9％。以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計算，中國都是該地區對美國和歐盟最大的出口國。東亞的制造業貿易逐步從制成品向產品零部件的進出口轉化。中國是除印尼外唯一一個出口產品主要以制成品為主的國家。
　　這些發展狀況表明，在以跨國公司為地區生產系統基本形式的環境下，中國的角色發生了改變，已經成為制成品的生產國。正如亞洲開發銀行解釋的那樣，“中國欲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作為跨國公司的區域供應網絡的中心，推動區域內和區域間的貿易非常重要”。換句話說，該地區不斷增長的貿易集中在零部件和組件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依賴進口零部件、并越來越多地出口高科技產品的結果。中國的獨特地位凸顯出這樣一個事實，它是該地區唯一一個在零部件貿易上存在貿易逆差的國家。因此，中國在美國和歐盟的貿易順差恰恰與其在東亞的貿易逆差形成對比。
　　區域間貿易的高速增長使許多分析家樂觀地認為，中國的進口需求將使東亞國家(以及向中國出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國家)“脫離”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然而，由于這種貿易活動主要涉及區域間零部件產品的貿易活動，而這些產品又以中國的制成品生產為基礎，最終銷售面向該區域之外(尤其是面向美國和歐盟)。可見，東亞反而越來越依賴于發達資本主義市場。正如亞洲開發銀行所言，“盡管亞洲內部貿易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亞洲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增長速度，然而全球化已經把亞洲和G3(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全球主要市場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這源于亞洲貿易的特點，和垂直一體化的亞洲生產鏈驅動的亞洲區域間貿易，以及亞洲與外部世界貿易中G3對亞洲制成品的需求的驅動。”
　　該地區貿易的快速增長依賴于美國市場，以下貿易趨勢更為確切地說明了這一點：東亞區域內出口和美國的非石油進口增長具有相關性。這種相關性在上世紀80年代為0.1，90年代為0.22，21世紀初則為0.63。同樣，東亞的出口增長和美國的非石油進口也具有相關性：80年代為0.21，90年代為0.34，21世紀初則為0.77。
　　這一區域的貿易狀況闡明了一個事實，不考慮其國內的因素，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戰略在跨國重組中陷入了困境，而跨國重組又加速了中國改革，從而使資本主義管理方式在中國得到更進一步推進。它也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的經濟活力依賴于不穩定的支柱，同時損害了相當多的國內外普通大眾的利益。
　　最明顯的問題是，東亞的經濟增長方式已越來越多地依賴該地區以外的市場需求，而不是依賴各個經濟體國內的需求或東亞區域內的需求。特別是隨著中國的經濟活動(以及該地區的生產)與向美國出口商品形成緊密的聯系之后，美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由于無法確定美國經濟是否能夠一直保持對東亞大量、持續的貿易逆差，人們很難看到中國(進而東亞其他國家)能夠避免痛苦的調整，包括解決低增長率、較高的失業率以及進一步惡化的生活條件。
　　即使國際貿易不平衡狀況繼續持續下去，中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仍然存在問題。例如，中國的跨國生產鏈將使進一步的技術革新更加復雜。正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研究報告指出的，“參與國際生產鏈”常常使東道國“受困于當前相對優勢的境地……從而拖延了高科技生產階段所需要的潛在的相對優勢的開發”(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2002)。在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后，中國經濟學家韓德強回憶到，他曾經認為“加入WTO將對中國自主控制其工業和技術發展的能力造成極大的損害。我認為，過去的五年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在中國，任何行業想開發自己的技術或市場，都面臨越來越大的障礙”。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正在克服這種瓶頸，并指出，中國從其他東亞國家的進口在降低，這表明中國正在成功地發展自己落后的產業鏈。不過，這一論點沒有得到數據上的支持。貿易的改善似乎是暫時的，反映了國外對中國服裝出口限制減弱后，外資投資在服裝業方面的一次性增加。一般地說，那種認為中國已經能夠用國內份額代替進口份額的觀點，得不到現有趨勢的支持。而另一種觀點，即認為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亞洲其他國家制成品貨源提供商的觀點，同樣沒有數據來證明。
　　更加難以確定的是，由于中國的經濟增長依賴該國在明確的、競爭激烈的跨國生產網絡中的參與，所以，為了維持或提高中國在這些競爭領域中的地位，政府已經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來保持較低工資和提高生產力。而且，鑒于中國的重要地位，中國的狀況已成為跨國公司對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進行評價的基準。結果，整個東亞地區的工人相互競爭，以便趕上中國的勞動力利用率水平。除此之外，這種“競爭”加劇了對出口產品的系統偏差，從而也加劇了區域產能過剩的風險。因此，中國的改革戰略對于工人來說并沒有創造新的可能性，實際上是加強了跨國積累過程，而該過程引起了嚴重的國內、國際范圍內的不平衡和緊張局勢，這些后果最終將以巨大的社會成本為代價才能得到修正。
　　
　　六、結論
　　
　　可悲的是，中國1978年之后的市場改革戰略仍然被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加批評地稱頌，理由是：中國的經濟持續、快速地增長，有能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出口產品日益高端化。對于大多數經濟學家而言，中國經濟的經驗再次證明了市場自由化的優點。對于許多支持改革的人士來說，它證明了受控制的、國家指導下的市場自由化進程的優點。一些人認為，中國改革的經驗表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和優越性。
　　不幸的是，如果進一步審視中國改革的經驗，那些溢美之詞便受到了挑戰。正如上文所強調的，中國的經濟轉型是由經濟增長過程所驅動的，這個驅動過程損害了一些人的生活、工作條件，也損害了國家的發展能力。這一增長過程也導致跨國積累動力的加劇，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整個東亞甚至東亞之外勞動人口之間的競爭壓力。
　　對于古巴、委內瑞拉、南非和巴西的一些進步經濟學家而言，是否接受中國市場經濟戰略的優點，已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
　　鑒于其經濟強國地位的日益凸顯以及其發展模式的價值所在，中國在國際上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所以，中國絕對必須澄清自身經濟改革的本質，從而為中國國內那些謀求社會主義復興的人們提供支持，也確保其他國家不會因為對于市場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產生誤解而放棄之前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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