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

主講人：盧周來

時間：2003年12月7日晚

（根據錄音整理，已經主講人審閱校改）

演講內容：

    很高興有機會與大家一起共同探討當下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我發言的內容分成這樣三塊：首先，我想講一講探討社會公平問題的復雜性；然后講一講我對中國改革中社會公平問題的看法，最后想對當前主流經濟學界與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相關的幾個觀點進行述評。
    首先講第一個問題：探討當下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的復雜性。
    當下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話題。而這個話題之所以富有挑戰性，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十分復雜。尤其對于經濟學者來說，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現代主流經濟學本身并不涉及社會公平問題。原因有兩個，一是社會公平，本身就是價值判斷的范疇，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宣稱，經濟學研究要排除價值判斷。用他們自己的話講，叫“經濟學不能講道德”。其二，一談到社會公平問題，就與收入分配聯系在一起，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不包括分配問題。什么是現代經濟學，仍然延用的是羅賓斯在1932年的定義，即，經濟學是關于在稀缺資源的各種用途之間進行選擇，以使其效率最高的學問。也就是說，這個社會上資源總是有限的（稀缺），怎么樣用才能將其發揮最高的作用。比如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我當然想有汽車洋房高學歷，但我口袋里僅有一千元錢，經濟學就考慮這一千錢如何花最值。用更通俗的話講，現代主流經濟學宣稱，他們主要是研究攤大餅的學問，即怎樣將餅做大，而至于如何分配這張餅，他們不予考慮。據西方經濟學家的考證，這個傳統首先來類推于斯密。斯密的書叫《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講的是財富怎么來說，也就是說，研究是的如何攤大餅，而根本不講分配。斯密之后又追溯到約翰•斯圖爾特•穆勒，這位在經濟思想史上號稱天才的人物，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中的若干應用》（后人一般簡稱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公開宣稱，“就經濟學的規律而言，與分配問題是無關的”。既然經濟學不談分配問題，當然也就不談社會公平問題。
    第二，以經濟學分析，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確存在一種十分緊張的關系，使得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想談社會公平問題都不能不十分謹慎。公平與效率之間為什么關系十分緊張，主流經濟學的解釋特別多，我僅舉其中一種大家好理解的同時也是有代表性的。比如主流經濟學中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經濟增長水平高低，與人均資本量的高低呈正比。也就是說，社會產出中投資于生產領域的錢越多，經濟增長率就越高；而在這些模型中，無一例外地認定資本家或者說富人，他們的邊際儲蓄率高于窮人，所謂邊際儲蓄率，就是增加后的收入中有多少錢用來儲蓄，富人消費基本滿足了，所以增加的收入都用來儲蓄了，更重要的，富人作為人格化的資本，為了利潤的目的，又使社會儲蓄轉化為投資。而窮人就不行。所以，如果讓社會越不公平。富人更富，社會投資將越多，經濟增長率就越高。大家不要認為我是胡說，我念一段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觀點。大家知道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出現了滯脹。那么，弗里德曼與哈耶克兩位經濟學大師是如何解釋滯脹的原因的呢？他說，經濟危機是根源在于工人運動尤其是工會的力量過大和具有破壞性，因為國家在工會的壓力下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不斷擴大寄生性的社會福利開支，從而不得不對高收入者的投資者征收很高的所得稅，對私人大企業征收高額的利潤稅，從而壓抑了資本家與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所以，在經濟學理論中，你要強調公平，就要犧牲效率；而你要強調效率，你就必須付出不公平的代價。這是理論。那么，實踐呢，也的確驗證了效率與公平矛盾。比如，從全球范圍內看，我們現在老批是以G7為首的資本主義造就不公平，但目前這些國家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從局部的經驗看，70年代世界銀行與聯合國有關組織發起了旨在消除第三世界的貧困的所謂“第一個發展十年”計劃，這種計劃是以強調社會公平為導向的，主張為窮人提供更多的教育與就業，為窮人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與機會，但到80年代初回頭一看，公平倒公平了，但效率很差，第三世界各國經濟增長速度很低。然后世行與聯合國提出“第二個發展十年”計劃，這次計劃以強調經濟增長率為中心，強調效率。但到80年代末回頭一看，又失敗了，經濟增長倒上去了，但窮人卻更多了。公平與效率存在矛盾。正因為公平與效率存在緊張的關系，所以，經濟學家往往不敢同時涉及兩個問題，更不可能兩個問題都談得好。也有人開玩笑，說有兩個人的確談得好，但談出了精神分裂。其中一個就是穆勒，一方面聲稱“就經濟學的規律而言，與分配問題是無關的”，并且批評共產主義可能出現經濟上的低效率以及對人的自由的壓制，但另一方面，當他后來涉及到分配問題時，又對當時代由各類空想改革者提出的“共產主義設計”大加褒獎；強調要“對私有財產進行審判”，以消除社會的一切苦難與不公平。他有一段著名的話：“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產主義和具有各種苦難和不公的現今的社會狀態之間作出選擇；如果私有制必定會帶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結果　，即勞動產品的分配幾乎同勞動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義上干點工作的人居其次，而最勞累、消耗體力最多有勞動甚至無法肯定能否掙得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這種狀況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抉擇，則共產主義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難在天平上將輕如鴻毛。”，所以，諾獎得主斯蒂格勒說穆勒是精神分裂。還有一個是馬克思，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他畢生呼吁反抗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但也是他，從效率的角度，對資本主義贊美得無以復加：不到一百年時間里，創造的生產力比一切時代創造的生產力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多。而且當英國入侵印度，成立東印度公司對印度進行野蠻的殖民時，他還認為給古老的東方送去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也被他的敵手嘲笑為“人格分裂”。你看，同時談效率與公平都談出毛病了，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第三，即使經濟思想史上有一些偉大的經濟學家談到社會公平問題，但在關于什么是“社會公平”上，看法十分復雜。我講一個例子，其實也不是我的例子，是阿瑪蒂亞森在《作為自由的發展》一書中提供的例子。他說，假如政府有一份工作，想照顧三個失業工人中一個。這應該是好事，是強調社會公平的做法吧。但難題來了。三個工人中，張三是其中最貧窮的，我們就想，“有什么能比幫助窮人更體現社會公平呢？”因此，政府完全有理由將這份工作給張三；李四正因為失業導致家道敗落，心理上受壓抑程度比張三還厲害，我們就想，“如果將這份工作給李四，增加的滿足程度比給張三的還高，社會福利更到更多改進”，因此，政府也完全有理由將這份工作給李四。王五患有慢性病，并且沒有足夠的錢醫治，但仍堅強而樂觀地承受著，我們就想，如果政府將這份工作給王五，“將可以對生活質量和免受疾病的自由作最大的貢獻”，因此，政府也完全有理由將這份工作給王五。那么，到底給誰合適呢？這個例子中就涉及了關于社會正義的三個“排序”的標準：對張三是平等主義標準，對李四是古典功利主義標準，對王五是正義標準。而這三個標準都在經濟學中廣泛應用，因此，對這三個標準本身你也沒有方法排出順序。這更增加了我們談論社會公平問題的難度。
    最后，即使可以談一般社會公平問題，比如我上面就談了不少，但具體到談論當下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則更復雜，而且存在諸多敏感區域。我不多說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談到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你就不能不將社會人群按收入分配或者可支配的資源劃分成不同社會階段，這在經濟學上一段的做法，但在中國，談及社會階層就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最近看到一個文章，說當代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階層的消失。這樣的文章級別之高你還沒有辦法寫反駁文章；再比如，你強調社會公平到什么程度，而不會造成與文件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唱反調的印象。再比如，我在這里說，當前中國改革過程中不平等已經使改革陷入了膠著狀態，但這樣的觀點可能成不了媒體關注的焦點，而某著名經濟學家一句“改革最大的障礙是平均主義”、“小康社會的標準是每個家庭有兩套房”就可以風行天下；最后，還有一個問題，談社會公平，你可能注定成不了經濟學的主流，你只能呆在邊緣的位置。當然，最慘的結局可能就是從經濟學邏輯出發談社會公平，可能落個“左右不是人”。為什么，你講了經濟學邏輯，左派認為經濟學邏輯是自由主義的邏輯，你用了這個邏輯就是右派；而右派則認為，你強調社會公平，肯定就是左派。最后，左右兩派都排斥你。所以，在當下中國談社會公平，你可能不得不冒體制內外、主流媒體以及左右兩派都排斥你的風險。
    但我還是準備談一談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期，要研究中國經濟，核心是研究中國改革，研究中國制度變遷。而對于制度變遷這樣的問題，利益格局的調整就成為一個最基本的繞不開的問題，而利益格局調整就涉及到社會公平問題，這是研究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特殊性，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解決不了的。因此也就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者的使命。而且我準備用經濟學邏輯。所謂用經濟學邏輯，主要是兩方面：第一，分析框架是主流經濟學通用的框架，而不是另起爐灶；第二，與主流經濟學家一樣，認可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的大方向，且目的也是為了更順利推進改革與發展。我準備好了左右不是人的結局。
    我想講的第二個問題，中國改革中的社會公平問題分析。因為我想從“改革冷漠癥”談起，所以，這個問題的標題也可以稱做“改革冷漠癥”背后所突顯的社會公平問題。這一部分我會利用我過去研究的一些成果。
    盡管我在很多文字里警告民眾對改革的支持度大不如前，但用“改革冷漠癥”這個詞并非我的發明，而且我原來也很陌生。去年年底，曾經給朱總理上書“農民真苦，農民真窮”的李昌平先生，當時任職于《中國改革》雜志社，想約我的稿子，主題就是談談“改革冷漠癥”，我才知道有這么個詞。很湊巧，很快又有一位政治學者來信要我關注“改革冷漠癥”。對于近期中國普通民眾對于改革熱情的急劇下降，這位政治學者甚至用了“兩個幻滅”來描述這一過程。他說，在五六十年代，我們以為共產主義是一條灑滿陽光和鮮花的坦途，然而，當“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我們又突然被告知其實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們經歷了一次精神的幻滅。到了七八十年代，另一個金色的理想填補了思想的真空，那就是改革的黃金夢。以為改革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不二之路，而且是整合全中國人民力量的新的“意識形態”，但進入九十年代后，我們痛苦地發現并不是這么回事。相反，改革中出現的諸多矛盾使社會環境空前緊張。這也是一次精神的幻滅。
    與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熱情相比，當下中國社會各階層對于改革的態度相對冷淡。這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其實是內在一致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改革是一種自發式改革，來自普通民眾的熱情構成了改革的基本動力；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幾乎處于一種膠著狀態，其原因也正是由于社會各階層對于改革本身持觀望態度，改革由此缺乏動力。而再探求社會各階層對于改革本身的態度，不能不涉及到社會公平問題。
    為了講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先不妨看看新制度學派關于制度變遷的某些理論。　　　　　　　　　　　　　　　　　　　
    改革的過程就是制度變遷的過程。新制度學派認為，社會中的個體，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對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給他的預期收益超過他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預期成本。用戴維斯與諾斯的話講，“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74頁）。
    但是，一方面，對于制度整體性變遷這樣的長時間段，因為其中不確定性太大，人們對于改革導致的收入預期在不斷變化，因此，社會階層對于改革的態度是不斷修正的。這就是諾斯所言：“一個社會中各種團體對收入預期的改變會導致它們對建立新制度安排的態度的全面修正。”（同上，第299頁）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各階層中成員有著相對于制度“現期消費”而言不同的內含貼現率，因此，社會中各階層成員對于制度的“預期凈收益”中“預期”的時間期限也不相同。對此，戴維斯與諾斯也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基本結論是，“如果某個社會階層所面臨的貼現率越高，該社會階層就越有可能選擇傾向于當前報酬流量的安排”（同上，第315頁）；反之則反之。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中收入相對較低的階層中成員更看重改革過程中每一項即時舉措給他造成的即時成本與即時收益，并根據這種即時的成本與收益來決定自己對改革的態度；而并不太看重較長時期的“預期”。社會中收入較高的階層則較為看中時滯相對較長的預期。這是因為，對窮人來說，貼現率最高。我解釋一下貼現率，通俗地講，就是你將一筆收入推遲消費帶來的心理損失。窮人錢很少，入不夫出，所以，要他將活命錢存起來將來再消費，對他的損失肯定很大，而富人錢很多，無所謂。所以，這也與前面講的富人邊際儲蓄率高于窮人的理論一致。正因為窮人貼現率高，所以，他更看重眼前。
    總之，社會各階層對于改革的態度，是與其自身利益的實現相關的。他們對于改革熱情很高，往往是因為他們對于改革將給他們帶來的預期收入懷有很高的期望，而他們對于改革態度冷漠甚至反對時，則是因為他們對于下一步改革將給他們帶來的收入預期很低甚至為負數。
    分析中國社會各階層對于改革的態度變化，也要從他們對于改革的預期的變化談起。
    一九八四年以前，中國改革局限于農村，農村改革又以土地承包責任制為主要舉措。現在回過頭來看，除了權力集團中極少數人感到利益相對受損以外，其他社會階層都直接從改革中得到好處，勞動力集團中的農民階層收入大大增加；城鎮居民不僅從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處，而且最直接的實感是自四九年以來農副產品的供應從來沒有如此豐富過；權力階層也因此重新找到了統治合法性：即用經濟發展重拾人心。如果用福利經濟學中的所謂帕累托判別標準，這樣一種制度變遷，是使得各階層都是過去境遇的“帕累托改進”，所謂帕累托改進，就是至少不損壞任何局中人收益的情況下，部分或全部局中人都能增加收益。因此，這種改革會受到社會各階層普遍的支持，民眾對于改革的熱情自然很高。那也是中國改革的最黃金年代。由于先期改革使人們看到了改革將給自己帶來好處，人們對于下一步改革的社會預期仍然很高，因此，民眾對于改革的熱情一直延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
    描述八十年代后期以來的中國改革進程很復雜。一九八八年的物價闖關失敗，是對中國民眾改革熱情的第一次重大打擊。人們首次認識到：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一九九二年，改革重新被啟動時，盡管國企改革已經被名義上擺在中心位置，但由于改革的難度很大，在操作層面，改革仍舊做的是“培植增量”的工作。即在存量基本不動時對增量的改革；什么叫增量改革，即新人新辦法。為什么增量改革能夠成功。比如深圳，完全從零開始，沒有傳統的問題需要處理，所以，改革阻力很小。而存量改革，就涉及到處理原來的利益關系問題，比如對老國企工人如何對待。所以，有時候，重新蓋一座新房子往往比翻新一座舊房子成本還小。而對增量進行改革，改革先入者明顯受到激勵，得到更多的好處。由于增量一塊在改革之初當時很小，存量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異并不明顯。但隨著改革的推進，增量不斷變大，存量一塊相對較小了，增量改革的參與者、有權參與增量改革者，即權力階層及新興資本階層與知識階層，無論合法與否，其從改革中得到的收益越來越大；而增量改革的成本基本由存量一塊承擔，但此時由于類似“撥改貸”等各種政策的出臺，支持存量的財政支撐基本斷流，同時不僅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反對于作為依附在存量上的那些為國家在計劃經濟下進行原始資本積累承擔成本的國企職工以及農民，政府沒有進行足夠的補償，且沒有兌現以前有過的“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承諾。這使得其與增量一塊之間的利益差別更大。還有一塊，增量改革市場化進程，這是一種借助于政治框架推進市場化的進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規范，發生了較為普遍的權力資本化現象，特別是有權者非法侵吞或轉移國有資產以及部分官員的腐敗――民間稱之為“掌勺者多吃多占”――實際上也是在侵害存量一塊的利益，使本來相對利益已經受損的存量與增量一塊之間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這種矛盾的突出從收入分配中首先很鮮明地體現了出來。改革開放前，我國基尼系數0。2幾，而現在超過0。4，民間說甚至達到了0。457，什么概念，遠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收放差距。與南美及非洲某些國家的收入差距差不多。連聯合國與世銀發布的報告都警告，中國近十幾年來收入狀況的惡化速度與程度世界范圍內罕見。收入懸殊首先是一個實質公平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國家出現了實質性不公平。然而，再細究，這種實質性不公平其實又是起點不公平造成的。對待城鄉政策上的差異，對待增量與存量政策上的差異，使大家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才造成如此實質性不公平。我講一個例子，僅講一個區域經濟政策的起點不平等。現在說振興東北戰略，我舉雙方贊成。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技術、人才與資金都很密集的老工業基地東北如此落后？改革開放以來，曾經作為中國老工業基地的東北，首先遭受了工業的淪落。大量國有老工業企業被迫關閉、破產或被兼并，職工大量下崗；在1990年代中期，這被媒體稱之為“東北現象”。工業不行了，讓東北人聊以自慰的應該還有農產品吧。這里是中國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基地。然而，2000年中國入世后，來自發達國家的轉基因農產品以其質優價廉搶占中國市場，產自中國東北的大豆價格一下子掉到了1995年價格的一半以下，如此低的價格還沒有辦法賣出去，東北傳統農業又幾近危機之中，傳統農業的衰落被媒體稱為“新東北現象”。主流經濟學家說是觀念問題，說東北改革開放膽子不夠大，步子不夠快，但他們視而不見這樣一個現實，中央對東部沿海與東北政策多么不同。“東北不僅是共和國的長子，還是共和國的奶娘”。這大概是對東北為全中國解放與建設事業貢獻的最好總結。進入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時，曾經告誡內地要“講大局”，支持沿海地區發展。而東北“講大局”的一個基本方式，就是承擔了中央財政因對沿海地區稅收減免后的虧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家對東南各省的優惠政策一個連一個，但此時東北卻承擔了全國最重的稅收負擔。其中，包括上四個“計劃單列”，遼寧上交給中央財政的稅收甚至超過了上海。1988年,全國上繳稅利的前十名中，竟有五個來自于東北，即遼寧省以及計劃單列的沈陽、鞍鋼、大連，外加大慶油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90年代中期。正是如此大量的為中國改革事業“輸血”，使得本來也處于轉軌時期，急需輸血的老工業基地，錯過了八十年代后期進行自身技術改革與設備更新的機會，更急劇走向衰敗。以鞍鋼為例，鞍鋼是鋼鐵行業的老大,在九十年代初期，流動資金困難到連買煤的錢都要職工捐資,可是上繳給國家的利稅仍然高于其他鋼廠若干倍。到90年代中后期，東北國企普遍虧損，加之國家又提出“減員增效”的改革決策，使東北成為全國下崗職工最多的地方。因此，曾經擔任人大副委員長職務的李貴鮮曾經說，東北真正成了“中國改革開放大業成本的承擔者”。
    話講遠了。我們再回到民眾對改革的態度。正由于改革中起點不平等造成的實質性不公平，這種利益格局的變化帶來了社會各階層對于改革的預期不同，對于改革的態度也有了變化。整體上講，對九十年代以來的改革抱以熱情的社會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以及“新興的資本階層與知識階層”。按陸學藝等人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所言，因為，“組織資源是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資源，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控制著整個社會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資源。”又因為政府在將經濟效率作為中心發展目標后，新興資本階層與知識階層“得到政府強力支持”，“享受到越來越多的強助權力”。所以，他們對于改革的預期很好，而且既有改革使他們成為得利者，因此，他們對于改革的熱情成為九十年代改革的主動力。
    但附著在存量上的勞動階層對于改革的熱情卻日益下降。這也是因為既有改革使其相對利益受損使得他們對于改革的預期不好。正如陸學藝等人在《報告》中所稱歷經二十年改革后，“工人階層從政府那里得到的強助權力逐漸減弱，幾乎只剩下由自身資源產生的自助權利”；與此同時，“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階層便逐漸成為利益受損的階層”。也正由于自覺處于利益相對受損者的位置，所以，附著在存量上的社會階層對于改革的熱情越來越低。盡管政府常常對他們進行這樣的說教：“改革符合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但正如上文所述，因為較遠預期的凈收益到底有沒有，對于社會貧困階層來說無關緊要，所以，以一種遠期的預期凈收益來試圖說服以勞動集團為主的利益受損階層提高對待改革的熱情，效果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增量改革的受益者對于改革的熱情也在下降。其原因則在于，增量改革的獲益者，在成為社會富裕階層后，比較看重繼續改革的預期。而在下一步由增量帶動存量的改革中，可能會輪到他們更多地分擔改革成本，因而，預期收益未必會超過預期成本，也就是說未必有凈收益，因而他們害怕進一步的改革會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也因而變得保守起來，對于繼續改革的積極性自然也會下降。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應該清楚，中國民眾當前對于改革熱情的普遍下降，就是因為社會公平問題沒有處理好。
    透過改革“冷漠癥”的分析，我想到了最近學界關注的一個話題：中國改革是否已經過了大關？如果沒有過大關，下一步如何過關？我想用兩個比喻。
    比喻一：如果用舊房子比喻存量，用新房子比喻增量。那么，中國的改革是舊房子不動的情況下蓋新房子（這完全不同于前蘇聯的改革。前蘇聯的改革是從存量開始，相當于先拆舊房子，在空地上蓋新房子）。蓋新房子的成本是由居住在舊房子里的人承擔的。但新房子不斷蓋起來的同時，舊房子卻失去了維修的經費來源。更有甚者，有人為了蓋自己的新房子，甚至干起了偷拆舊房子磚瓦的勾當，而且這種現象還相當普遍。如果新房子足以使所有住舊房子的人遷出來住進去倒也可以，但問題在于，承擔了建房成本原來住在舊房子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夠住進新房子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仍住在已經不堪風雨的舊房子里。所以，中國漸進式改革中矛盾是累積性的（而非前蘇聯爆發式的），這也決定了改革熱情隨著矛盾的累積而不斷下降。同時也說明，中國改革還沒有過大關！
    比喻之二：假設這個社會共有一百個人，如果改革得以繼續進行，可以給其中一個人增加三百元錢；但卻給其中九十九個人每人損失一元錢。現在要求這個社會做出選擇：改革到底是繼續進行還是不進行？如果按照民主的簡單多數原則，顯然，其中九十九票反對，而只有一票贊成，所以，改革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但問題在于，如果以希克斯標準衡量，繼續進行下去的改革應該又是“可容許的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是可以補償的改革，成本與收益相抵，凈收益為（３００－９９＊１＝２０１）元。因此，政府應該清楚，這樣的改革應該進行下去。而要使改革進行下去，政府的當務之急是使另外九十九個人也成為改革的熱情支持者。而要使另外九十九個人也有改革的熱情，又必須使其對于改革有預期凈收益。因此一個最基本的思路就是由改革受益者對改革受損者進行補償：即如果在民主投票前，政府要求受益者做出承諾：改革如果繼續進行下去，他將從增加的三百元錢收益中拿出１９８元錢，給其他九十九個人每人補償兩元錢，那么，這項改革其實就成了每個人都能改善其狀況的一種典型的"帕累托改進"。其中九十九人每人增加一元錢收入，而另一個人增加１０２元的收入。也因此，改革一定會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
    其實，著名的福利經濟學家卡爾多老早就說過：“任何潛在的變動都要受到以下的測驗：要問所有因革新結果受到有害影響的人，認為革新給他們帶來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貨幣的補償。同樣，也要問所有因革新獲得的人，估計最高愿意讓出多少錢而又不放棄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總和大于前者的總和，就可斷定這是社會合意的革新。”這段話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被中共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先生一開始也是這種思路。他說，要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以先富帶后富。他還特別講到所謂“兩個大局”：內地先要支持沿海，無條件富的人要支持有條件富的人；稱“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地區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并稱“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這里顯然隱含了一種政府策略：讓改革即時受益者與即時受損者都進行相互的承諾－－受損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后對受損者進行補償。
    所以，我認為，中國政府如果要繼續推進這種"可容許的改革"，當務之急也恰在于處理好社會公平問題，大膽實施收入分配政策，使改革中感到相對利益受損者能得到應有的補償，使改革重新獲得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的支持。而在實施這種收入分配政策中，最要緊的又是兩個：一是對舊體制下為國家進行資本與財富積累做出過貢獻的一切職工－－不僅僅是離退休老職工－－根據其工作年限長短做出足夠足額的補償；二是盡快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普遍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網絡，使任何一個低收入與無收入者都能維持一個尊嚴而體面的生活。為此，完全可以以公開拍賣的方式將一部分國有資產進行變現，以保證改革補償資金與社會保障資金的落實。
    為了達到推進改革的目的，政府必須轉換思路。即改革的重點應該適時轉移，由仍將注意力集中于國有企業改革，轉向將注意力集中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以及協調各階層利益關系。從市場經濟的邏輯上看也應如此。因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邏輯是：效率由市場去安排，公平則由政府管理。而令我時常感到奇怪的是，我們的政府官員包括相當一級的政府官員，為什么總是忙于宣布今年應該有多少多少職工下崗，應該有多少多少企業關閉。這些事本應該是由市場來管的事。政府將注意力轉向社會公平，不是政府回歸到計劃經濟下角色，恰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角色的應有的定位。
    因此，我愿再次強調我在其他場合反復表達過的意思：要重新燃起中國社會最廣大民眾對于改革的熱情，要過改革大關，就必須協調好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
    我講的第三個問題，是想梳理一些主流經濟學界與社會公平相關的觀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經濟學對于改革作出了不少貢獻。但對于造成當下中國如何不公平也起了推波助瀾作用。他們有一些觀點，誤導了不少人，甚至誤導了政策，有必要梳理。但梳理的前提不是從道德角度批判，而要從他們也認可的邏輯尤其是經濟學邏輯看其有沒有錯誤。
    第一個觀點：“改革必須以犧牲一代人作為代價”？
    幾年前，在東北某地舉行的一次經濟學研討會上，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種觀點不久前在經濟學界很有市場，很有代表性。附和者紛紛發表文字，公開或隱晦地論證這種觀點的合理性。他們認為，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總得有人承擔。增量改革大家都好說，因為往往能使大家都受益；而中國改革一旦進行到繞不開的存量階段，那么，附著在存量上的人群勢必就不得不成為犧牲品，這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有的經濟學家私下里說得更白，這一代人就是三千萬老工人。
    十分不應該是的，我們某些政府官員似乎從經濟學家那里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在做下崗職工的思想工作、在做不能按時領到養老金的退休職工的思想工作時，也講“改革代價”論掛在嘴邊，要這些人“有光榮感”，因為這是在“為改革這個偉大的事業付出的犧牲，作出的貢獻”。
    其實，制度變遷總是要付出成本，這個觀點并沒有錯。而且在中國樹立這種觀點很重要，因為可以使人們走出對新的制度安排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般幻想，以為新制度的建立是一種無磨擦的靜態轉移。但在到底應該由誰承擔這筆成本，我完全不同意上述觀點。我以為，改革的成本應該分階段由不同的利益階層進行承擔。中國改革的確是從增量改革開始，增量改革的確也需要存量的支持。因此，老國企以及國企工人的確應該承擔改革的初始成本，而且他們也的確是支撐了中國已有的改革。但問題恰在于，中國改革現在應該到了這樣的階段：在存量支持增量后，增量改革的獲益者反過來也應該對當年的改革成本支付者予以補償，并支付后繼改革的成本。打一個我常打的比方：住在舊屋子里的人支付了蓋新房子的錢，新房子現在已蓋起來了，而舊屋子早已不堪風雨。這個時候，難道新屋子里的新貴們不應該把舊屋子里人住戶轉移到新屋子里去嗎？當然，你也可以掏些錢為原來的舊屋子住房也再蓋一些新房子。如果按照這種邏輯看待改革，就不是“犧牲誰”的問題，而是符合市場經濟的一種交易。無論是誰先承擔誰后承擔，成本大家都分攤了，改革的收益大家共享了。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確沒有哪一個階層可以有權要求另一個階層無償做出犧牲！
    實際上，關于“為了什么什么就必須犧牲誰”這種觀點我們何其熟悉。因為在極“左”時代與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僵化后的時代，國家往往以“代價論”為依據，比較漠視個人甚至整個階層的正當的利益要求。今天我們這些標榜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竟也這樣認為了，這真是很有意思。因為從學理上講，自由市場經濟應該承認每個人的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強調每個人對自己私利的追求是市場交易的基礎。現在被國內經濟學自由主義者視為祖師爺之一的哈耶克，對計劃經濟的批判，恰集中在批判計劃經濟對個體利益的壓制方面。他認為，計劃經濟使整個國家成了大容器，將個人包容在內，以整體的名義壓制個性，最終將是鋪就了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不幸的是，國內這些經濟學自由主義者今天為了達到“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這樣一個整體性目標，也開始如計劃經濟一樣，強調要犧牲某些個體的利益。這也更加看出他們所講的“自由市場”同樣具有“計劃烏托邦”一樣的烏托邦性質。
    其實，學理上的自相矛盾還在其次，更主要的問題是靠犧牲一代人推進改革的策略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哈耶克說，“傳統是本能與理性之橋”，諾思認為，“制度中的非正式安排即傳統、習俗等”是制度變遷中的“慢變量”，都在強調任何改革都必須“尊重傳統”。而我們國家幾千年的傳統是“不患不寡患不均”，這種傳統在計劃經濟下由平均主義得到了加強，且計劃經濟下為整體目標付出的成本是由制度安排下來由全體農民及工人承擔，大家可以接受；而現在是市場經濟了，一方面是一些人不僅過去的利益得到確認，而且又從改革中得利，恰這些既得利益者不去承擔改革成本，轉而要求過去利益至今未得到確認（如下崗職工與退休職工過去在企業中創造的剩余價值），而且現在又未得到增量改革好處的人承擔改革成本，如此不尊重傳統造成的這種心理上的反差之強烈，是這些人無法承受的，所以，勢必會造成社會動蕩；而這種社會動蕩不僅可能造成改革的半途而廢，甚至可能使已有的改革成果都付之東流。現在的社會形勢已經有力地說明了這點。所以，靠犧牲一代人來推進改革的想法，是極其危險的。
    突然想，這些主張“犧牲一代人”的經濟學家，一方面，也是他們在鼓吹市場經濟應該是交易經濟，只有每個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經濟人，市場才能運作，因此，他們反對“大公無私”；但另一方面，也是這些人，又在要求那些老工人要“為改革不惜犧牲自身利益”。看來，要么是他們根本不講邏輯，要么是他們只想著在改革中受益而不想分攤成本的好事！
    第二個觀點：腐敗有理論與腐敗有利論
    對于中國社會不斷蔓延中的腐敗，老百姓深惡痛絕。在一些機構關于“哪些因素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問卷調查中，這一問題已連續十幾年高居“排行榜”前三名之列。同時，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反復警告，中國的危機將出在權力資本進入市場。但可惜普通百姓的普及看法以及左翼學者的這些聲音在主流經濟學界被長期排斥了。因為主流經濟學家們幾乎一致認為，在轉型期中國，腐敗不僅有理而且有利。
    我曾在一篇長文中系統地梳理并批判過這種觀點。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拙作《腐敗的經濟學分析：另一種觀點》，（載于《天涯》2000年第3期）。有經濟學家還沒有看完文章就放出話說，這篇文章在講道德，“講什么道德啊，對小民講道德去吧”。的確，對主流經濟學家這種反智的觀點，任何單純從道理或者政治上的批評與譴責都無濟無事，因為他們總感覺“真理在握”，單純的道德或政治上的批評與譴責不但不會使他們屈服，反而會增加他們的堅持真理的“正義感”。因此，只有首先把握他們自身的邏輯，然后找出他們邏輯上的毛病，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那么，我們就看看鼓吹“腐敗有理”與“腐敗有利”的經濟學家們的邏輯吧。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認為“腐敗有理”，是因為他們認為現行的制度在程序設置上的不合理，尤其是行政審批制度，使得要達成一筆買賣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太高。因此，通過私下的權錢交易，反而可以節約交易成本。而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認為“腐敗有利”，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過程是權力由政府手中向市場轉移的過程，而要實現權力轉移，無非是兩種方法，一種是剝奪，另一種是贖買。進行強制剝奪成本太高，因此，通過腐敗的方式，一點一點以將權力從政府的手中購買出來，最終交給市場，成本相對較小，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腐敗不但可以摧毀掉舊體制，而且可以建立起一個新體制。”，“腐敗即使不是 好，也是次好的”，“腐敗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
    客觀地說，對于主張腐敗有理、有利的經濟學家們的邏輯，我是予以了足夠的尊重的。如果仔細讀我那篇文章，就知道我也不是在“講道德”。我甚至說，如果腐敗真能使中國達到改革的目標，我從經濟學實證的角度也不會反腐敗。問題恰在于，從制度學派的觀點以及中國的現實看，想通過腐敗建立一套自由市場體制，不僅僅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而且簡直就是在飲鳩止渴。
    的確，歷史上曾有過英國新興資產階級通過贖買的方式從封建貴族那里獲得了權力的事實，但那種贖買是公開的、討價還價的，并且是一次性集體交易，有規則可循；而腐敗這種方式，是私下進行的，沒有任何規則，沒有任何范圍限定的個體之間的交易，依制度學派關于“路徑依賴”的理論，因為腐敗與公開性的一次性贖買初始條件完全不同，因此，盡管后者步入了制度的良性運作軌道，而前者卻完全可能使制度被動地鎖定在無效率的狀態。
    所謂被鎖定在無效率狀態，也就是制度陷入了腐敗陷阱。首先，權力者從腐敗中嘗到了權力的甜頭，更珍惜手中的權力，不可能輕易將能給他帶來不斷的后續收益的權力在一次權錢交易中就還給了市場；其次，相對于制度可以讓人人搭便車來說，腐敗這種制度安排只限于局中人利益得到了帕累托改進，所以，不僅對于權力者有利，對于行賄者也有利，這種誘惑對于局中人來說，遠超過正式的制度安排給社會上全體人都帶來利益的誘惑，也就是說，包括行賄者在內的腐敗局中人，為了維護自己通過腐敗帶來的“專有收益”，并不真希望有成熟的市場體制；再次，長時期的腐敗，終于使人們“在時間中學習”，從心理到行動上都習慣于腐敗，現在中國人常說，這個世道，沒有錢沒有權辦不成事啊！相反，通過正常的渠道反而不習慣而且往往效率更低甚至無法交易。因此，幾種因素的作用，最后，權力并不會如愿地象鼓吹“腐敗促進權力轉移”者那樣落入市場的手中，反而更緊地被把握在官僚與資本集團手中，他們大搞權錢交易，最后中國也可能重蹈落入俄羅斯式的官僚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的覆轍，最好的可能性也就是南亞或拉美式“根據其貪污腐化的權力排列”的市場經濟。
    這一點，同樣身為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張五常，似乎比大陸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清醒一些；他不止一次說，必須明碼標價、一攬子交易，否則中國將來的新體制會落入拉美式或南亞式的“第三種體制”，并批評國內這些想通過腐敗出一套新體制的經濟學家在“瞎說”，是“文字垃圾”。但可惜那么重視張五常其他說法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卻對張的這種說法置若罔聞。
    我還想一下美國人如何看待腐敗有理論與腐敗有利論。美國人理查德•T•德•喬治（Richard T. De George）所著《經濟倫理學》（Business Ethics）（第五版，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時，其中也談及了這個觀點，并且與我所見略同。在時下中國不少經濟學家眼睛一味朝外看時，不妨讓他們看看他們崇拜的美國人到底在這件事上怎么說。所以，我也不妨也做一次“拉大旗，做虎皮”的事，借美國人的論述壯一壯自己的膽氣。但要說明，此文的創意、思想以及“版權”都屬于《經濟倫理學》一書作者，而不屬于我。
    喬治首先虛構了這樣一個案例：美國某飛機生產商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出一種新型飛機。巨額投入使得公司財務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如果不能盡快獲得一筆大的訂單，這家廠商將不得不面臨破產的厄運，而一旦企業破產，兩萬多工人將不得不失去工作，而兩萬多工人都生活在工廠附近的小鎮，一旦工人失業，收入來源主要靠工人消費的小鎮也將走向蕭條，這種結果對于工廠以及工廠所在的城鎮都是災難性的，由此還會引發更多的后續反應。此時，該工廠總裁正在致力與某發展中國家C國一位主管航空進出口的部長在進行談判，他深知這次談判成功與否與企業命運生死攸關。從私下的渠道，工廠總裁通過國際私家偵探得到一個消息：與他談判的部長由于常到澳門以及拉斯維加斯去賭博而使大筆被他挪用的公款有去無回，正著急如何填補上這個大漏洞以避免被查出的后果。于是，工廠總裁暗中與那位部長進行交易，允諾一旦簽訂五架飛機的訂單，部長將得到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酬勞。談判終于成功了。
    事情最后在廠商所在國敗露，因為根據美國在1977年通過的〈外國腐敗行為法案〉（FCPA），任何美國公司向其他國家的政府高級官員行賄，都屬于違法行為。于是，總裁被推上了審判席。
    然而，在審判席上，總裁為自己的辯護卻底氣十足。總裁列出了自己這么做的六大好處：一是飛機制造商獲得了訂單，不但得以免遭破產的厄運，反而得以發展；二是工廠的工人不僅沒有下崗，反而增加了崗位工資；三是工廠附近的小鎮因工人收入提高而更加繁榮；四是C國受賄的政府高官因及時填補了被挪用的公款而免遭解職甚至被捕；五是還使C國政府購得了設計新穎、性能優良的飛機以及高素質的事務人員隊伍；六是C國航空業因此提高了安全性，乘客的增多加強了經濟中的流動性，從而有利于該國經濟發展。總裁因此認為，盡管行賄與受賄的確是腐敗，但這是一種“雙贏”。
    總裁的辯護我們何等熟悉：這不正是國內某經濟學家所謂“腐敗即使不是最優也是次優”、“腐敗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即在至少不會損壞一方利益的前提下提高了另一方的收益）”嗎？不同的僅僅是，這位總裁在現身說理，而我們這位經濟學家是“用嚴格的數學方法證明”。因此，總裁的來得更通俗，并且在為后者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可惜總裁的說法遭到了法官的反駁，也遭到了《經濟倫理學》作者的反駁，而且反駁所提出的理由卻并不是“對小民講道德”，而仍然是算經濟學中的成本與收益賬。理由一共有以下五點：第一，如果以財務困境的理由可以向官員行賄，是不是所有的處于困境中公司都可以向官員行賄？而如果這點成立，“這種賄賂行為對整個企業經營體系造成的損害，對公平競爭的損害，對機會均等這一前提的損害”，折合成價值到底有哪大？第二，該公司以賄賂的方法擺脫了困境，使工人免于失業，使小鎮得以繁榮，“但對其他同業公司及其雇員利益的損害”并沒有被計算。其他同業公司在通過正當的渠道沒有得到這筆合同后，“它們將會受到什么影響呢？哪些公司的工人會不會失業？他們居住的城鎮是否會陷入混亂和蕭條？”第三，對于那位受賄的政府官員來說，盡管沒有因為挪用公款而受調查，但卻使其陷入了新的違法行為，“那么他的結局必然也是被起訴、撤職，一旦罪名成立將被課以重罰甚至鋃鐺入獄”，“即使他的行為沒有被發現，他也可能遭到匿名敲詐，他還可能在今后的鋌而走險中栽跟頭”。第四，對于社會公眾，“政府官員是用使用納稅人的錢，如果他沒有盡到最大可能以最優價格購買最優設備，就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假如該公司的飛機是他本來就準備訂購的，那么對他行賄還有什么意義呢？即使他做到‘兩全其美’，既買到了最好的飛機，又得到了額外的好處，那么這一百萬美元賄金又從何而來，要么是被計入成本，最終增加納稅人負擔；要么計入公司的經營成本，最終從股東的紅利中扣除。無論哪種情況，這種行為都是侵犯了原所有人的權益。”最后，這一跨國賄賂行為還會同時損壞兩國政府的公眾形象。由此可見，腐敗表面上看，對于局中人的確是“帕累托改進”了，但如果從社會總收益與總成本角度算賬，是失遠遠大于得。案件的審理結果因此毫無爭議，陪審團成員一致裁定：該飛機公司總裁有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駁者特別反復強調了腐敗對于制度變遷的影響，認為如果不懲治賄賂者，“一旦賄賂行為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方式，人們將無法進行等價交換，從而對自由市場制度形成極大的損害。”這與我們某些經濟學家鼓吹“腐敗出一套新體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我看來，上述案例中的腐敗行為還有一大害，即從對同業的損害中派生出來的對受賄官員所在的發展中國家剛剛發展起來的航空工業的傷害：在官員與美國公司簽訂大飛機采購合同后，官員所在國一家已經在研制大飛機方面卓有成效并已生產出樣機的飛機公司倒閉；不僅后續發展沒有可能性，而且先期的巨大投入也因此“打了水漂”。
    最后要指出的是，上述案例并不是作者胡亂虛構的，歷史上確有類似的事：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還是發展中國家。洛克希德公司以賄金1210萬美元得到了日本全日航空公司（Au Nippon Airway）價值4億3千萬美元的三星飛機交易合同。此事被揭露后，洛克希德公司總裁卡爾。科特奇恩（Carl Kotohian）被迫引咎辭職。后來他還在《星期六回顧》（Saturday Review）上發表文章對此作解釋時說，這種賄賂現象在日本十分普遍，甚至已經得到全日本社會的默許。這一解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更大的震動。日本首相Kakuei Tanaka與其他四名政府高官被迫辭職，并遭到起訴。這一案件后來成了美國與日本通過懲治跨國經營中賄賂行為的直接“導火索”。
    第三個觀點：應該對身負原罪的中國富人實行一攬子赦免的“零點方案”
    公元2002年12月20日這一天，應該被后世撰寫轉型期中國政治經濟史的歷史學家所重視：在首都北京中國大酒店“中國企業領袖年會”閉幕式上，被視為“中國民營企業家代言人兼牧師”的張維迎先生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針對當時政府開展的加大對富人納稅監管力度活動，張指出：“我要提出，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實行一個稅收特免。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過去的事既往不咎”。此主張一攬子赦免富人的計劃，我稱之為“零點方案”。
    在我看來，“零點方案”提出的背后的意義值得我們深味。其中一個最直接的意義就是，從社會學的層面上看，它從整體上顛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流行的所有關于“先富”者的神話。盡管必須客觀承認，中國的先富者的確有很多值得我們永遠尊敬的“神話制造者”。但張提出“一攬子”方案，這些真正值得我們尊敬的富人反而在他那里成了“個別”，其意義已經不再重要。
    張維迎先生提出的“零點方案”內容是，富人應該被一攬子赦免，但自“零點”以后，在制度完善的前提下，富人必須合法經營，違者重罰。
    但以我之見，張的“零點方案”在現實中卻注定會遭受各種挫折，并將證明是不可行的。這絕不是從道德的觀點出發，而于基于經濟學所要求的實證。
    首先，從歷史的經驗看，所有實現一攬子赦免方案的行為，基本都發生在民族國家制度演進發生突然而迅速的轉折情況之下，而且依仗于一個足夠強大的外部性威權進行推動。在這個時候，舊統治的合法性往往被懷疑，新統治者正構建自身的合法性。在中國歷史上，大赦行為多發生在新老皇權交替時期，或者至少也發生在某種外部力量造成的重大事件之后。而在世界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歷史，大赦行為也發生在政權更替時期，或者發生在殖民政權時期。張維迎所舉香港的例子就是后者，因為殖民政權無需考慮制度的演進性質，而且本身也無需考慮合法性延續問題，故可以借助強力推行任何一攬子激進方案。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二戰后作為被占領國的日本與西德，其赦免方案都是在美國占領之下軍管政府推行的。如果是另外的情況，即當一個統治階級正延續原有的道統、政統甚至血統，制度變遷具有演進的特征時，它如果冒險實施這樣的激進赦免方案，最后殃及的恰是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無論此種合法性是建立在休謨所言的“合意的政治”還是韋伯所言的“被承認的政治”之上。
    應該承認，張之所以在此時提出“零點方案”，也許恰考慮到了上述因素。他可能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已經累進到了足以顛覆原有制度的臨界點。尤其是以執政黨提出“三個代表”理論為標志，配合“私有財產保護”條款入憲呼聲日高，主張者大有非勝不可之勢，而一旦私產保護入憲真達到了目的，演進的制度變遷在經過累積后的確達到了轉折點。正因此，此刻提出“零點方案”正逢其時。
    但這種打算仍未免有些一廂情愿的性質。因為當下中國現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仍然追溯并繼承于毛澤東時代，這也恰是盡管產權制度安排已經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化，但后來者始終不會放棄毛澤東旗幟的最大理由，也恰是中國制度變遷只能走一條漸進道路的最大理由。除非制度的張力已經達到極限，否則，包括“零點方案”在內的任何中斷制度演進性質的安排都不會成功。相反，只會遭致制度慣性導致的反彈。比如“零點方案”，正由于張維迎提出了此方案，將一個本來應該在歷史的混沌中自行解決、因而不適宜作為問題的問題如此鮮明地提出來了，結果不但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相反卻可能陷現行政治規則與具體律法于很尷尬的境地：既然富人承認了原罪，承認違背了仍在發揮作用的現有的律法，那么要不要進行整體性清算？如果不清算，現有的律法的權威從何而來？而現有的律法權威受到影響，統治的權威會不會受到影響？甚至可以更具體地問：柳傳志的走私、劉永好的坑農，如果沒有超過現行律法所規定的不追溯期限，還要不要按照現行律法進行相應的懲罰？
    其次，“零點方案”可能因為留下了先行惡例而出現制度變遷過程中“路徑依賴”性質。經濟學制度學派關于“路徑依賴”的理論告訴我們，制度變遷是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還是被動鎖定在低效率狀態，與制度變遷的路徑尤其是初始條件相關，而非決定于制度設計者的意志或其他。
    張維迎在設計“零點方案”時，考慮到了“路徑依賴”的因素。他認為，“對稅收現在實行無限期的追溯，對我們小康社會來看，從向前看的角度是不利的。如果抓住一個人犯的錯不放，他可能犯更大的錯誤。一個人以前沒有交稅，如果你長期追溯，他今天還不敢交稅，他今天交稅，你如果問他為什么你昨天沒有交稅，他可能會繼續造假，所以這樣的制度，對加強稅收監管是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說，對稅收無限期追溯，只會導致富人更積極偷稅造假這樣的更壞的制度安排，因而制度變遷鎖定在低效率狀態。而一旦實行零點方案后，“從現在開始，過去的事既往不咎，從現在開始，任何人偷稅漏稅都會嚴加懲罰，我們的企業家，就能夠放下負擔，從現在開始，大膽地為國家做貢獻，為國家納稅。”因而制度變遷步入了良性循環的軌道。
    但不知張是否考慮到了另外的“路徑依賴”。如果對現在的富人的原罪進行了一攬子赦免，“零點之后”轉而開始實行嚴刑苛法，在中國社會幾乎每個人內心求富欲望被空前調動起來的情況下，有三種影響制度變遷的因素不能不加以考慮：其一，“零點方案”本身不僅在當下的中國無任何律法支持，而且破壞了現行律法。在制度變遷處于演進階段，中國社會正試圖向法治社會轉型時期，實施這樣一個無律法支持卻破壞了現行律法的方案，與“法治社會”的目標是否背道而馳？換言之，現在可以實施一個破壞現行律法的方案，將來會不會也可以有“律法例外”？如果“例外”多了，中國離法治社會恐怕是漸行漸遠了吧？其二，“零點方案”解脫了已有的富人的原罪，但在零點之后實行的嚴刑苛法對于欲富者是否公正？如果欲富者以及后富者也可能同樣會在適當的時候要求實施“零點行動”，以解脫自己的原罪，我們將何以面對？如果后富者反復采用這樣的行為，制度變遷可能步入鼓勵“非法致富”的轉道，而按照制度學派的觀點，一個鼓勵“分配性努力”而非“生產性努力”的制度只會妨礙經濟增長。其三，包括張在內，中國的經濟學家主觀上都希望出現一個公平競爭環境的“市場經濟”，而且這種公平被認為不應該是“分配公平”而應該是“起點公平”。但“零點方案”的實施，等于人為地劃了兩條“起路線”，一條線上站著富人，遠遠地站在前面；而另一條線上站著尚未致富的人，還沒有起跑就遠遠地落在后面。比賽的結果沒有任何懸念，這與我們當初確定的“公平的市場規則”目標不也是背道而馳嗎？這樣的比賽規則，連作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布坎南都無法同意，他認為，市場正確的游戲規則就應該是“復活節找彩蛋”的游戲規則，應該將年齡小、身體薄弱者放在前面。而“零點方案”恰相反了。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零點方案”的最后結果，可能與當年他們設計的“腐敗出一套新體制”方案的結果一樣，不僅達不到設計者關于制度建設的初衷，還可能達到相反的結果。“腐敗出一套新體制”方案的結果并不是當初設計者認為的權力因被贖買而加速退出市場，相反是中國社會幾乎也患上了“南亞病”。
    “零點方案”的不可行并不意味著中國富人永遠走出不原罪。在此，我仍要重提“在歷史的混沌中走出原罪的陰影”。但“歷史的混沌”卻不意味著當事者的糊涂，富人在歷史中走出原罪是有前提條件的，正如馬克思當年用“資本主義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創造的生產力比歷史上一切時代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來試圖解脫“資本積累的原罪”一樣，中國富人們要走出原罪，就要將短期的“原罪”從長遠看能轉化為有利于民族國家現代化的因素。因為只有從有利于民族國家現代化這一點上，“資本原罪”才聊可寬恕。而且在全球化成為主流話語的當下，只有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家，才能最終超越國家民族。
    從經濟層面上看，中國富人們要為建立民族國家現代化服務，最要緊的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盡快將累積的財富轉化為實業投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同時，在不影響再生產投資的前提下，熱心于慈善事業。當年，歐洲富人為了洗清原罪，一方面厲行節儉，投身于生產；另一方面通過認購“贖罪券”方式，方便作為慈善事業主體的教堂進行各種救濟窮人的籌款。第二件事是，盡快轉變從內部汲取利潤的作法，轉而將眼光朝向中國以外。這是資本發展的邏輯，也是歷史發展的邏輯。亞當•斯密當年在提及資本積累時就認為，資本積累要在一國之內完成，“在舊商業狹窄圈子里，由于缺乏一個市場來消化大部分產品”，會受到市場購買力的局限，因此，歐洲才將眼光投向了新大陸。而正是“美洲的發現，為歐洲居民打開了新的永不枯竭的市場。從而為勞動力的新分配和技術進步提供了機會。”中國的富人們已經在國內積累了相當的資本，但中國也出現了斯密筆下舊大陸那樣的局限性：國內需求由于收入懸殊而始終很有限。在此形勢下，中國的富人們也要盡快開拓并將在國內積累中表現出的“智慧”應用于中國之外的“新大陸”。
    在政治層面上，為了民族國家的現代化，中國的富人們從現在開始要學會適可而止，學會讓步。這是加強民族國家內聚力、提高民族內部認同所必須的。中國學者劉力群常說，歐洲的貴族之所以是貴族，而不僅僅是富人，就在于他們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懂得讓步。中國的富人們也要有這樣的貴族氣質，而不是暴發戶心態。尤其在當下中國各利益階層矛盾沖突十分激烈的情況下，中國的富人們更要學會讓步。最不能做的，就是變本加厲。而“零點方案”以及與之配套的“私產入憲”方案，卻是變本加厲之舉。其結果只會激發民族內部矛盾，使利益階層之間分化速度更快。試想，在一種社會氣氛很緊張的局面下，“零點方案”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即使“私產保護”入了憲法，富人的私產是否又能得到真正的保護？
    我今天的發言到此結束。僅代表我個人的一些看法，毛病很多，我已經準備好被拍磚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