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顯開放時代的公民品格

營建和諧社會的心靈家園

探尋中國人安身立命之道

市民論壇

“市民論壇”是《市民》雜志社與北京烏有之鄉文化傳播公司聯合發起的人文社科論壇，秉承《市民》雜志“彰顯開放時代的公民品格，營建和諧社會的心靈家園”的理念，評說家事、國事、天下大事，探尋中國人安身立命之道，與全球公民社會共同成長。

    《市民》雜志創刊于2004年，系中國最優秀的人文圖書出版機構之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管主辦、廣東人文學會協辦的綜合文化類期刊。而烏有之鄉是最活躍的思想發源地。2006年8月，《市民》和烏有之鄉聯合發起創辦“市民論壇”。

    “市民論壇”是一個開放的論壇，歡迎讀者的參與。我們熱切希望和朋友們一起——關注人文修養，富于公益心，努力追求個人的人格完善與社會的公平進步，對社區、國家、世界的進步與改良，具有持之以恒的信心和熱情。

    我們希望“市民論壇”能達到這樣的高度——陶冶西東、融鑄今古、平章時事、不卑不亢、不激不隨、深邃于思、敏捷于行、果敢于言——彰顯開放時代的公民品格，營建和諧社會的心靈家園。 

    “市民論壇”第一期

     主題：社會主義與公民社會
     主講：祝東力   《文藝理論與批評》原副主編
     時間：2006年8月12日下午3：00到5：00
     地點：北京市海淀區頤和園路1號（北京硅谷電腦城對面，北四環西路海淀橋北100米路東）北大資源賓館1308室  北京烏有之鄉書吧
     聯系電話：010-62760856
     網站：http://www.wyzxsx.com
     電郵：[email protected]

     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人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就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就屬于資本主義，但對于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關注得比較少；同樣，對公民社會一詞的理解，一般人會認為應當是建立在私有產權確立的基礎上，和傳統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社會主義社會是否應當有公民社會？公民社會遇到社會主義是否會水土不服？請大家來聆聽祝東力老師的演講。

以下內容根據速記稿整理，已經主講人審閱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烏有之鄉！今天是烏有之鄉和《市民》雜志共同舉辦的“市民論壇”的第一場，今天的主題是“社會主義與公民社會”，我們請的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祝東力老師。下面我們先請《市民》雜志駐北京記者黎光壽給大家介紹一下論壇的情況。

    黎光壽：大家好，我叫黎光壽，《市民》雜志駐北京記者。因為我們和烏有之鄉之間有共同的追求，一直想做一些事情，想來想去，最后決定做這個論壇。這個論壇是什么呢？在北京有很多論壇，像什么“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或者類似的論壇，其實都非常多。但是很多論壇都非常高端，咱們老百姓也沒有資格參與，我們也聽不懂，也不讓我們進，所以我們想開一個大家都能參與的一個論壇，討論一些和大家利益相關的話題，這個論壇來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為什么叫“市民論壇”呢？一方面我們的雜志就叫《市民》，另一方面是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市民社會的前夜，我們的前面，已經可以看到市民社會的曙光。我們雜志的“市民”，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市場經濟下的公民”，我們愿意通過這本雜志，推動和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公民社會是什么呢？其實這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10個人到一起，就有10種觀點。中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公民社會似乎就是一對矛盾，但始終是要統一起來的，所以就有了社會主義和公民社會的問題。如何適應？如何相得益彰？我們就請了祝東力老師來講這個話題，現在有請祝老師。   

    祝東力：大家好，我很高興跟大家做這次交流。社會主義與公民社會或者社會主義公民社會，這個話題還很少有人系統的來談。這個很正常，因為如果大家接觸過公民社會或者市民社會這個話題的話，就會知道實際上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概念和理論或者說整個這套話語，本來就是針對著社會主義國家而來的。它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要用市場、資本，用資產階級國家來代替社會主義國家的這么一個全球性運動的一部分。所以社會主義國家和公民社會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帶有對立沖突性質的，所以這個話題很少有人從正面觸及。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嘗試著來談論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和公民社會是不是有內在的正面的關系？

    首先說一下定義，一般講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學者是這樣定義的，說公民社會就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或民間關系的總合。

    這里有幾個關鍵點，第一點是公民社會存在在國家體制、國家體制之外。

    第二點它是民間組織和民間關系。請大家注意，這個定義沒有提資本和市場，它只是提到了公民社會區別于國家，區別于政府。公民社會、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是一個外來詞，英文是civil society，這個“civil society”有三種通常的譯法，第一個是咱們大陸一直以來翻譯的，叫做市民社會，比如說翻譯黑格爾的著作，翻譯馬克思的著作都是譯成市民社會。但是臺灣一直譯成民間社會。還有后來的第三種用法，就是咱們今天說的這個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和民間社會都是對同一個英文詞的翻譯，它的意思原本是一樣的。

    這個“civil society”最早是從拉丁文來的，羅馬的哲學家西塞羅最早使用了這個概念。西塞羅在公元1世紀用這個概念是指一種區別于部落和鄉村的城市文明共同體。其實當時西賽羅指的就是羅馬的公民，羅馬的公民社會。大家都知道，“civil”本來是內部的意思。在當時它指的就是羅馬城內的人，區別于羅馬城外的人。城里的人和城外的人是不一樣的，城外的人是野蠻人，城內的人是羅馬人，是羅馬公民，所以他們構成了一個文明共同體。“civil”的“內”的含義其實到現在的英文里還一直保留，比如說美國的南北戰爭是美國的一場內戰，就叫civil war。另外剛才講羅馬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區別，也是一個文明和野蠻的區別，所以“civil”也是“civilization”即文明這個英文詞的詞根。剛才講羅馬城內“civil”這個詞，也相當于先秦時候的“國”字的概念，就是國人和野人之間的區別。“國”這個方框圈起來就是一個文明共同體的概念。

    在近代，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起源于中世紀歐洲的自治城市。我們知道在公元4、5世紀的時候，歐洲有一次蠻族的大入侵。蠻族反復的長時間的攻擊羅馬帝國，最后導致羅馬帝國崩潰。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就進入了一個長達近千年的歐洲中世紀社會。但在中世紀后期，經過幾百年的經濟復蘇，城市經濟、商品經濟又開始繁榮，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的時候，歐洲出現了很多自治城市。所謂自治城市就是一些商人和工匠的行會，他們用金錢向封建領主或者國王贖買到自己的自治權利。一個自治的城市在法律上自己可以另搞一套，這樣它就脫離了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體制。

    到15世紀，歐洲的自治城市總數達5千多個，但是每個城市的規模都很小。市民這個概念最初是出現在1007年的一份特許狀上，當時市民的概念包括商人、工匠、學徒、律師、自由民以及逃亡的農奴。我們都知道“市民”還有一個譯法叫“布爾喬亞”（burgeois），這個“布爾喬亞”也是資產階級的意思。“布爾喬亞”的“burg”的原意是山的意思。中世紀的市民是怎么起源的呢？剛開始在中世紀的歐洲有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這些王公貴族都是在一塊地方的一個高地上先修建一個城堡，這是一個軍事堡壘、一個要塞，是用來自保的，因為中世紀初期歐洲還比較混亂，蠻族彼此之間打來打去。所以首先他要有一個城堡。這個布爾喬亞的“burg”就是山坡或者城堡的意思，現在歐洲一些城市的名字還保留著這個痕跡，比如說圣彼得堡、愛丁堡、紐倫堡等等，有很多城市名字后面帶這個詞根。后來在這個城堡周圍陸陸續續聚集了一些商販、工匠和逃亡的農奴，他們到城堡附近，在城堡的外圍定居，做生意，打工。為城堡的領主服務，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新的移民群體。“布爾喬亞”原來的意思就是居住在城外的人。漸漸的在這個城堡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城區，在新城之外又形成新的城墻。所以，以原來的王公貴族為中心擴展出了一個新的市民階層，這個“布爾喬亞”的詞就包含了一個市民如何起源的過程。

    我們回過頭來接著講市民社會。到了14世紀的時候歐洲也使用市民社會這個詞，它的含義是不同于野蠻人，是和前城市文化相區別的城市商業文明。等到17世紀，按照思想史的脈絡，英國思想家洛克在他的《政府論》里邊，又提到了這個概念，他認為社會先于國家存在，他把社會和國家做了一個區分。到19世紀黑格爾《法哲學原理》里面，他很系統的提出了近代的市民社會理論，他認為絕對精神在社會倫理的發展階段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家庭，第三個層次是國家，中間這個層次就是市民社會。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一個社會關系的總和，在市民社會每個人都追求他自身的個人的目的。其實這個相當于亞當•斯密說的那個“經濟人”的狀態，就是每個人在市民社會里都追逐個人利益。所以黑格爾說，市民社會意味著“倫理的喪失”，就是說那里是沒有道德的。在家庭階段是有道德的，因為大家是為了一個共同體而存在。在國家這個層面也是有道德的，大家都為了國家的目的而存在。

    從西賽羅到黑格爾，可以看出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是發生了兩次區分，第一次是和野蠻部族進行區分，就是羅馬城里的文明共同體與羅馬城外的蠻族做了一個區分。黑格爾是把市民社會與國家政權做了一個明確的區分。從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形成和成長的過程來看，它是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發展而來的，或者說就是伴隨著原有的歐洲中世紀的第一等級、第二等級，也就是伴隨著教士和貴族之外的第三等級，也就是商販、工匠和農民，伴隨著第三等級的成長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就它的實質來講，是在資本的增殖和擴張過程中形成的。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有兩個力量中心：一個是權力，這個權力往往表現為國家行政權力，還有一個就是資本、金錢、財富，這是一個社會的兩大力量中心。這是我們下面會不斷涉及到的兩個概念，就是權力和資本。

    剛才主要是談了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的概念和它的起源，以及它在歷史上的演變。下面討論一下當代市民社會理論的問題，我打算對當代市民社會理論做一個批評。

    中國現在有很多研究市民社會理論的人，按照他們的一個通行的說法，市民社會的理念盛行的直接原因是東歐和前蘇聯集權式國家的轉型。也就是80年代以來的一個現象。80年代東歐蘇聯也開始改革，原來的全能型國家、官僚型國家開始松動，在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市民社會的現象和理論。原來蘇聯和東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確有非常大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一個全能型的國家，一個官僚機器的國家，掩蓋、抑制了社會，社會長期缺少一種自下而上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所以，前蘇聯、東歐發展到后來就表現為一種停滯、僵化，最終衰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和社會之間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而是以全能型的國家、官僚機器的國家來抑制了社會的首創精神。

    市民社會理論在中國是90年代初出現的。這和中國80年代后期的城市改革和1989年的事件是直接相關的。90年代初，在國際上對中國市民社會的話題也非常關注。比如1991年在歐洲和美國召開了三次關于中國市民社會或者東亞市民社會的學術會議。92年也是這樣，連續召開關于中國市民社會的學術會議。剛才說了，這是中國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特別是1989年事件的一個直接產物。1989年事件，在他們看來，就是說從市民社會理論的角度看，是一個斯大林主義式的官僚型國家和社會的一個沖突。所以從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和理論的提出和盛行來看，它直接的社會背景是非常清楚的，而市民社會概念和理論所針對的就是中國的國家體制和政府權力。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大家都知道，從秦漢以來就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國家非常強大，能夠壟斷社會所有的政治權力、大部分的經濟資源和意識形態話語。這個國家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整合全社會的資源來達成一個重要的目標。比如說在古代中國有兩大目標一個是治理自然災害，比如說水災，還一個是抵御北方蠻族南下的入侵。我們看中國地圖和亞洲地圖就非常清楚，中國北方是沒有小國家的。因為中國北方的北亞和和西北方的中亞，都正好是游牧民族，是歐亞大陸范圍內游牧民族聚居的一個非常廣闊的地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環境非常惡劣，所以他們不斷要南下要到中原這個水土氣侯非常優良的地方來。這就造成一個結果，在中國的北方是不可能有小國生存的，如果有小國存在的話它必然會被蠻族吃掉。在北方，小國或者成長為一個大國，或者被吃掉，只有這兩種可能。所以中國秦始皇的統一是一個非常大的功績，在匈奴充分強大起來之前統一了中國。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中國沒有統一，一直保留在春秋時期幾十個小國林立的狀態下，在匈奴強大和南下的時候，這幾十個小國就會很容易的一個一個被吃掉。所以中國的中央集權式的大一統國家，它的歷史功績應該是被充分肯定的。

    以皇權為中心的官僚集團壟斷政治權力、大部分的經濟剩余和意識形態話語，作為一個歷史形態，這應該得到正面的評價。也正是因為這種中國官僚集團的強大的行政能力，才造就了中國作為古代農耕文明時代的發達國家這樣一個歷史地位。和中國古代歷史形成對照的是歐洲中世紀，歐洲中世紀的政治權力跟中國古代完全相反。它是一個政治權力在大大小小的王公貴族和教會之間層層分割的一種政治權力狀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統治階級力量是相對比較小的，因為它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剩余都是被分割的狀態，所以一個資產階級，一個市民階級才能夠在層層分割的支離破碎的歐洲政治經濟版圖上成長起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官僚統治的巨型國家，資產階級是沒有多少成長空間的。

    所以這也是剛才講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社會成長的一個空間，在中世紀歐洲的確是存在這樣一個客觀的社會條件，這個社會條件在中國古代是不大有的。到了中國近代，原來大一統的國家面臨一個巨大的危機。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后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形成一個近代歐洲文明，西方列強航海而來，打到了中國。這個時候的中國正好是清朝建國將近200年，正是已經走下坡路的時候了，中國帝國的黃昏遇到了歐洲近代工業文明的黎明，兩相比較中國是相對比較衰弱的狀態。所以鴉片戰爭就把中國打敗了，中國很快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新中國的建立，重建了中央集權國家，這有非常大的優勢，就是原來鄧小平講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也是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國家的一個優勢，比如說修長城和大運河，這兩個可以說是造福于中國千年以上的巨型工程，只有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下才能完成。

    新中國重建了中央集權國家，它在毛澤東時代的27年執行了三大任務：

    第一個就是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就是從日本經過南朝鮮到臺灣再到菲律賓到東南亞這個新月型的包圍圈，這是從49年以后就形成的，是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和封鎖。新中國重建中央集權國家后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打破這個戰略包圍，因為這是威脅到新中國生存和中華民族生存的戰略包圍圈。這是第一個任務。

    第二個任務就是快速工業化，這是從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也是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個起碼的一個物質基礎。

    第三個任務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今天可以比較客觀的來評價一下這三大任務的完成情況。

    第一個任務完成的非常成功，在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這標志著美國和中國在20多年的較量之后，美國承認失敗了。美國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性，把中國重新接納到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這是從70年代初開始的，這個前提是中國打破了美國的戰略封鎖、戰略包圍。所以第一個任務完成的非常成功。

    第二個也基本成功，中國在70年代已經建立了一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并且拿出了“兩彈一星”這樣在當時也是世界上非常尖端的高科技產品、國防工業產品。

    第三個任務就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不太成功的。毛澤東一直想走一條區別于蘇聯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57年的提出“雙百”方針，大鳴大放，一直到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他都想走這樣一條道路，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想探索這樣一條道路。但這是在三大任務當中最不成功的一個，所以今天對毛澤東的批評和詆毀主要集中在第三個方面，對中國社會主義探索詆毀最厲害的當然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

    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怎么樣擺好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關系，無產階級專政是國家政權、國家機器，和它相配套的應該有一個社會主義民主，而這個社會主義民主就包含了社會主義公民社會這樣一個概念在里面。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要的嘗試，但是文化大革命客觀的講很不成功。僅僅指出一點就以可以說明問題，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最后是以軍管、軍訓收場的，而軍隊是國家機器的一個最核心的部分，最堅硬的部分，它和大民主應該是對立的兩極，結果，大民主是以軍管軍訓來收場的。一直到文革后期有一首很流行的歌，第一句就是“七億人民七億兵”，當時中國還是一個巨型的軍事化管理的國家，這個和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候最初設想的目標是相去甚遠的。所以中國的政治改革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改革往往進入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放亂收死——就是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經濟領域也有相似的表現，都是一個惡性循環。這里順便談一下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文化大革命，我們首先注意到它的政治債務，我們講遺產，也要講債務。文化大革命的確是有債務的，就是它透支了革命的理想，濫用了革命的名義，造成了對整個社會很大的傷害。

    我在文革后期上小學的時候，就已經覺得當時“革命”這個概念在民間在一定范圍內就是一個被嘲笑的概念，這和文革初期是非常不一樣的。文革透支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概念，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一直到今天，革命在很多場合都是負面的、被嘲笑被詆毀的一個概念，而“革命”從辛亥五四以來就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概念，因為文革的失敗、文革的挫折，所以“革命”這個概念走向了反面。這是文革的債務，我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正視文革的債務這個方面。但另一方面文革確實有它的遺產。就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系統的響亮的提出了黨內走資派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的修正主義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所以在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在中國，因為曾經普及過這樣的概念和學說，到了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程度，所以一旦中國出現類似現象的時候，大家會一下子回到這個概念。所以中國的人民、中國的社會對私有化就會非常警惕。他們有非常強大的理論武器，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和社會未必有這樣的理論武器。所以中國的私有化進程一再被阻擊，這和文革的遺產是相關的，是文革留下的一個正面影響，這個影響還會繼續發揮作用。

    上面講到新中國的三大任務之一，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不成功，最大的一次嘗試是文化大革命，講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債務和政治遺產。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大家對這種巨型國家和國家行政權力都有了一種警惕，甚至是恐懼，這是80年代以來的一個主流思潮。中國的市民社會的概念和理論也是在這個思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

    現在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和理論主要是自由派學者在談論，自由派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一個特點，它基本上是二分法，就是把國家和社會進行區分，回避了資本對社會公眾的壓迫和強制，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自由派總是反對強制，但這個強制僅僅是指一種特定類型的強制，即國家的強制，政府的強制，權力的強制，而不去談或者是回避資本的強制，市場的強制，金錢的強制。自由派的市民社會概念和理論其實質就是用市民社會這樣一個貌似代表全民利益的概念去削弱社會主義國家，同時為資本做掩護。這是一個自由派常用的戰術和策略。和自由派的市民社會理論相聯系，自由派在理論上有一個陷阱，就是剛才談到的他們只反對一種特定類型的強制，就是國家的強制、政府的強制、權力的強制，這也是所有啟蒙運動、啟蒙主義的一個特點，或者說是啟蒙主義的一個理論陷阱，他們只反對一種特定類型的強制，對其他類型的強制他們似乎并不反對。

    前一段吳敬璉發表一篇文章，談到中國貧富分化的原因是腐敗和壟斷，這在網上引起非常大的爭議，有非常多的人批評他。這是非常典型的自由派的理論，因為他所說的腐敗和壟斷指的都是中國國家權力的腐敗和國有企業的壟斷。但其實稍加留意我們就知道，貧富分化的原因主要不是腐敗和壟斷，因為在沒有腐敗和壟斷存在的地方一樣有貧富兩級分化。比如說血汗工廠，這個現象完全可以和腐敗和壟斷沒有關系，但因為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力量極不平衡，在一個資本比較稀缺、勞動力比較過剩的社會，勞動者的談判能力是極低的，所以他的工資會非常低，勞動時間會非常長，貧富分化和市場、和私有制直接相關。

    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北京某小區開電梯的電梯工都是農村來的女孩，她們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是10個半小時，一個月沒有休息日，如果休息的話就沒有工資。平均一天10個半小時，這是正常工作時間，還不算加班。她們一個月的工資是不到700塊錢，不算加班的話大概是670塊錢。而這在今天完全是正常的雇傭勞動，和吳敬璉說的腐敗、壟斷沒有任何關系，它只是表現了資本和勞力之間的力量對比極不對稱。所以勞動者在和電梯運營公司談判的時候沒有任何地位。而且，冬天電梯工穿的軍大衣是要自己買的，這實際上是一個工作服，但是要自己買的，帶的工作牌，上崗牌也要自己買，5塊錢一個。吳敬璉的這種理論及其荒唐，這也是一般自由派的一個基本路數，他們只反對一種強制，就是國家的強制，政治的強制，權力的強制，而不反對市場的強制、資本的強制。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有一個性社會學家最近在南京電視臺做了一次節目，講到婚姻戀愛這方面的話題，她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只要不傷害他人，一個人有自由支配自己身體和勞動的權利。比如說一夜情，這屬于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但是，一個人能不能自由的出賣自己的人體器官，一個人能不能自殺，有沒有自殺的權利呢？李銀河實際上反對的也只是行政強制。就是說你只要不直接的強迫一個人去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只要不是直接強迫，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只要不直接傷害他人的話，就是可以允許的。那么被貧困所壓迫，被其他的比如說資本的力量、市場的力量所強制去賣淫，去出賣人體器官，被逼的走投無路去自殺的話，這在自由派的理論看來都是被允許的，實際上他們的理論真正推導出來的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社會景象。所以對自由派理論的確是需要特別警惕，不僅僅要看他們說了什么，還要看他們沒說什么，他們有意無意留下一個理論的空白，這個空白是要被一個非常殘酷的社會景象去填充的。

    回到自由派的市民社會。自由派對市民社會理論也是這樣，它只反對國家的強制，強調市民社會是獨立于國家，獨立于政府系統，他們總是回避不談，真正的一個公民社會也應該獨立于資本，在反對政府的強制、國家的強制、權力的強制的同時，也反對資本的強制，反對市場的強制。這就是我們要提出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這樣一個概念，它是需要兩面作戰的，反對兩種強制。

    傳統社會主義，按照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茲的定義，他說社會主義有三個要點：

    第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

    第二是計劃經濟。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相對的，計劃經濟是和市場經濟相對的。

    第三個要點為使用而生產。這點非常重要的，為使用而生產，和它相對的是為利潤而生產，所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都不是為使用而生產，而是為了利潤，為了資本的增殖擴張而生產的，所以往往會偏離人類勞動最初的目的，而資本條件下的生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是為了利潤，所以往往會造成過剩，造成大量的浪費，大量的產品堆積。

    這是傳統社會主義的一個定義。但是從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不完善的。因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以及為使用而生產，這三個要點的主體都可以是一個國家，是一個官僚群體，而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不一定是全體人民。所以以往的社會主義，我們看到的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往往是國家社會主義，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官僚社會主義，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生產資料名義上是全民所有，但實際上真正掌握生產資料支配權的是一個官僚集團，是國家的管理層而不是人民。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當中，毛澤東一直考慮的問題是一個怎么樣把國家社會主義變成人民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歷史任務。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澤東和他的一些秘書，系統的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做了詳細的批注和談話，逐段逐段進行評論。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論述。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里，有這樣的一段：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到，1936年蘇聯憲法宣布了勞動者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而且采取多種措施來保證這些權利。就是說，1936年的蘇聯憲法保證了蘇聯公民能夠享有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權利，這里強調一下，是社會經濟權利而不是社會政治權利，剛才說的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都是屬于社會經濟權利。毛澤東在這段話的旁邊做了一個批注，說：“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也就是說，政治權利要比社會經濟權利更重要，這是毛澤東特別敏銳的捕捉到了蘇聯憲法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大問題。他接下來有一段論述，這段論述當年被鄧力群記錄下來，后來整理出來內部交流。毛主席當年是這么說的：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等等。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公民的社會政治權利是他們的社會經濟權利的一個根本保證，如果沒有這種社會政治權利的話，如果勞動者沒有能夠以某種形式參與管理這個國家的話，那么他們原來享受到的社會經濟權利也會一一喪失掉，我們都看到了在實際中發生的變化。

    所以毛主席講，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讓勞動者起來行使參與管理國家的這樣一種社會政治權利的一個巨大的嘗試。否則的話社會主義僅僅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一種官僚社會主義，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個詞非常有意思，它是“社會——主義”，不是“國家——主義”，不是“官僚——主義”，這個“主義”的主體是“社會”，在我看來，社會主義的“公民社會”這個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主體，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別。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呢？我們可以給它下一個最粗略的定義，它就是指：持有社會主義理念、自愿組合、獨立于政府系統、不以營利為根本目的的民間組織和民間關系的總和。它首先一定要有社會主義理念，而且它是自愿組合的，既獨立于政府也獨立于資本的邏輯。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存在可以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在無產階級國家的架構下存在一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它是和無產階級國家相配套的一個民間的狀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早期，曾經在中國有可能出現這么一個情況。當時出現了大民主的局面，出現了非常多的群眾組織，這些群眾組織都不是各級黨政系統能夠直接控制，直接指揮的，這個群眾組織首先是有社會主義理念，是自愿組合，同時獨立于黨政系統，當然在當時條件下，更獨立于資本的邏輯，不以營利為根本目的。但是當時出現了一個不好的情況，群眾組織，社會主義的民間社會和社會主義黨政部門出現了對抗性的矛盾，出現了對抗性的關系。

    文革一開始大家都很熟悉了。劉、鄧主持中央工作，派工作組，而且面對群眾運動采取了鎮壓的態度。當時，王任重承認，劉少奇在文革開始時向他交代，說這一次還是和反右運動一樣準備打30萬到40萬的右派。王任重在自己的日記里也這樣說，這一次還是和反右運動一樣，但是要吸取反右運動的教訓，就是動手不要太早，應該讓右派分子更充分的暴露出來。所以文革初期，黨政系統，無產階級的國家，它面對這樣一個剛剛出現的社會主義民間社會，面對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造反運動——所謂造反并不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而只是起來給各級的黨政領導提意見而已，但是面對這種群眾組織，當時無產階級國家采取了一個對抗性的措施就是采取鎮壓的態度。反過來群眾組織在贏得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支持之后，他們采取的措施也是對抗性的，就是奪權。鎮壓和奪權導致當時無產階級國家和社會主義民間社會或者當時叫組織群眾之間出現了對抗性的矛盾。本來應該是良性互動的，彼此制衡的這樣一個關系，但是變成一個惡性的關系了。所以文革很快面臨搞不下去的局面。這次嘗試是失敗的。

    社會主義公民社會除了在無產階級國家這樣一個架構條件下存在，還有一種情況，是在資產階級國家架構下存在，在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條件下也可以存在局部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

    當然，中國目前不屬于第二種情況，因為現在憲法和黨章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所以中國并不能完全套用我剛才講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第二種情況，但是另一方面的確有某些類似的地方。我認為，中國現在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面臨資本、面臨市場的嚴重侵蝕，以至于還是存在著發生顏色革命的危險。當然另外一方面，要完成這個任務它要付出一個代價，就是一般自由派所鼓吹的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看來，就應該緩行，因為那恰恰是顏色革命的一個保護動作。

    目前中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任務，就是抵制市場和資本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侵蝕和瓦解。剛才講的在兩種情況下存在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它的任務是不一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義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反官僚，反全能型的官僚機器的國家對社會的壓制，對民間的主動性、創造性、能動性的壓制。而在今天這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它的任務的側重點應該是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市場特別是國際資本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當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在變化過程中，但是它畢竟保留了社會主義的憲法和黨章，它還有社會主義的成分。社會主義公民社會應該和政府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而不是像文革期間鎮壓和奪權這種對抗性的關系。同時，在今天它在市場也能夠生存。它一方面反官僚機器，同時和政府有良性的互動；一方面反資本邏輯，同時也有能力在市場環境中發展。

    其實在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局部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現象，比如我們現在的烏有之鄉，它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一個局部的現象，至少是一個雛形。還有毛澤東旗幟網站，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以一個虛擬的符號，以一個虛擬的網絡空間為中心，從無形到有形，比如說可以在現實這個層面它可以交流一些有價值的社會科學書籍，社會主義左翼理論方面的書籍，可以組織講座，可以組織消費合作社，扶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像毛澤東旗幟網站它可以組織很多會議，可以發起民間的運動來抵制私有化的進程，毛澤東旗幟網站做了很多工作。現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可以說有兩個，一個是在經濟上的獨立生存問題，還一個是擴大基本隊伍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可以量化的來討論這個問題，在全中國13億人口中，每萬個人當中，有多少個有社會主義理念同時又有組織動員能力的社會活動家，或者說活動骨干？如果能夠達到一定比例的話，我覺得中國社會主義的現狀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據國家統計，中國現在縣以上的民間社團大概有28萬個，平均到每一萬個人二點幾。如果說每個社團有這么兩三個以上的有活動能力的社會活動家和活動骨干的話，中國社會大概每萬個人中在民間有5、6個以上社會活動家，如果這樣的社會活動家是有社會主義理念的，也就是說中國現在每萬個人中有一定數量的有社會主義理念的，同時有社會組織動員能力，那中國社會主義的局面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觀。

    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概念和理論現在不成熟，因為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或者叫民間社會理論主要是自由派的理論資源。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怎么樣把自由派的理論資源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理論資源。正如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是脫胎于資本主義社會形體，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社會主義公民理論也可以這樣理解，它可以脫胎于自由派的市民社會理論，但同時超越了揚棄了自由派的理論。現在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理論非常需要理論上的完善，特別是需要實踐上的探索，我們期待著中國出現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現象。

    我今天給大家的匯報就談到這，下面希望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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