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大廈（作者2014年攝）】
筆者近日在學習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時，發現很多內容“似曾相識”，回想起來應該是在《獨立宣言》《美國憲法》《聯邦黨人文集》《論美國的民主》等文獻中見過。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筆者進行了一些對比分析。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成書于公元前325年，是亞里士多德根據他和他的學生對希臘158個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調查結果寫成的。其核心內容是關于城邦問題，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為前提，分析了城邦的形成及基礎，探討了各種城邦理論、制度，研究了政體的分類和變革，并提出了他關于理想城邦的設想，從而成為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開山之作，被視為政治研究體系的典范。
【刻在墻上的《獨立宣言》部分（作者2014年攝于華盛頓杰斐遜紀念堂）】
《獨立宣言》，1776年7月4日，北美13個殖民地的代表在費城召開了第二次大陸會議，通過了由托馬斯·杰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宣布13個殖民地脫離大不列顛王國的統治，成立美利堅合眾國。《獨立宣言》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前言，闡述了宣言的目的；第二部分闡述政治體制思想，即自然權利學說和主權在民思想；第三部分歷數英國壓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條條罪狀，說明殖民地人民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拿起武器的，證明獨立的合法性和正義性；第四部分，也就是在宣言的最后一部分，莊嚴宣告美利堅獨立。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是指1787年由美利堅合眾國制憲會議制定和通過，1789年3月4日生效的美國聯邦憲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憲法。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與制衡、人民主權、限權政府、聯邦和州的分權等原則。序言說明了制憲以謀求“正義”、“國內安寧”、“共同防務”、“公共福利”和“自由”為目的。
《聯邦黨人文集》，首次整理結集出版于1788年，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等3位美國開國先驅在紐約報刊上以“普布利烏斯”為筆名而發表的一系列的憲法論文，目的是爭取新憲法獲得通過。
《論美國的民主》，是法國作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創作的社會學著作，分上、下兩卷，分別出版于1835、1840年。它既是第一部全面介紹美國民主制度的專著，也是第一部對美國社會、政治制度和民情進行綜合研究的著作。
有什么證據能夠證明美國政體設計抄了古希臘的“作業”呢？
首先，從《政治學》的出版發行到美國獨立以及政體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相距2100年以上。由此可以判斷，美國政體及制度設計抄襲前者關于古希臘文明成果，從時間上是成立的。
其次，美國人主要來自歐洲，據美國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當時美國人口以歐洲移民為主，占比達93.24%，其中英格蘭移民占60.14%。而希臘屬于歐洲，歐洲人帶點祖傳“法寶”來到美洲大陸，建設自己新的家園，是情理中的事，而且很多思想理念早已流淌在他們的血液之中。
第三，美國政體設計理念和憲法條文很多與《政治學》內容有相同、相似、相近之處。比如《政治學》第二卷第八章說：“至于行政人員，當由民眾選舉產生。當選的人負責三類事物：一般性公共事務、外國僑民事務和孤兒撫恤事務。”第二卷第十章說：“而在斯巴達，人人擁有成為監察官的選舉權，每位公民都有獲選最高職位的機會，民意擁護體制，維護政體。”美國全民選舉制度幾乎是“照搬”了這些內容，在美國每位合法公民都有參與公職競選包括競選總統的權利，這也成為那些追尋“美國夢”的人們的愿望的最高境界。
《政治學》第二卷第十一章說：“迦太基是屬于寡頭制的，但他們鼓勵民眾去附屬殖民地開墾致富，以此補救了寡頭制的缺點。這就是他們維持城邦穩定的靈丹妙藥。然而，這只能是一時的，想要真正解決問題，防止斗爭，還須倚重法律法規。”前者被早期美國政府借鑒，鼓勵民眾到西部拓荒，因而成就了“西部牛仔”的傳說；后者成為美國推行法治的根據。
《政治學》第二卷第十二章說：“梭倫是一個優秀的立法家，他終結了極端的寡頭制、解放了農奴、建立起古時的民主制，平衡了城邦內的各種要素——長老院中的寡頭制傾向、行政人員選舉中的貴族制傾向，以及公審法庭中的民主制傾向。”梭倫的本意是賦予公民基本的必要權利，即行政人員選舉權和行使檢察權。若無這些基本權利，難保公民不會成為奴隸，最終發展成為政府的敵人，也就是賦予人民基本的當家做主的權利。其中“長老院”為立法機構，相當于美國國會的職能；“行政人員”為政府執政人員，相當于美國白宮的職能；“公審法庭”是執法審判機構，相當于美國的最高法院的職能。這一段表述基本上為美國政體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設計提供了遵循。
《政治學》第三卷第一章說：“我們把公共職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時間上無連續性，即同一個人不可擔任同樣職位2次，除非有定期的時間間隔；第二類則沒有一定任期，例如審判法庭的審判員，或者公民大會的代表。”第一類成為美國政府官員包括總統連續任期不得超過2屆的依據；第二類成為美國法官實行終身制和國會議員可以無限期當選的基本依據。
還有很多內容可以找到彼此一一對應的關系，這里不作贅述。筆者大致可以做出一個基本判斷：美國民主政治體制的設計和創立不是“原創”，而是在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的繼承和發展。美國憲法確立的民主共和政體，就是在古希臘民主制和古羅馬共和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大膽創新；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實踐，為美國憲法中的民主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和理論支撐；特別是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更是直接繼承了希臘雅典政治制度的歷史遺產，這種分權與制衡的機制，旨在避免權力過于集中，從而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此外，古希臘的政治遺產還體現在其架構即秩序、內部平衡以及方式即文明的理念上，這些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體的設計，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的架構和州與州之間的關系，就體現了古希臘聯邦架構的某些特點，而美國政治制度中對于權力平衡和制約的重視，也反映了古希臘內部平衡理念的運用。
事實上，古希臘的文明成果本身，也是對他們“前人”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比如《政治學》第二卷第一章說：“我們的目的是思考哪種形式的政治共同體才是最能實現人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工具。因此，我們需要廣泛考察各家政體形式，全面研究現存的行之有效的模式，以及一些備受推崇的相關理論。”
世界歷史原本就是一部發展進步史，后人學習借鑒前人的成就經驗是無可厚非的。對于政體制度，由于后來的統治者的思想觀點和立場不同，可能做出的選擇各有不同，選擇了好的成果可能走向文明和強大，選擇了壞的成果則可能走向野蠻和衰敗。
（原創，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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