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共和黨確定獲得眾議院多數席位，許多人暢想的特朗普完全執政時代即將來臨。不過這是否會成為真正的政治現實仍需觀察，共和黨在眾議院內部的優勢極為微弱，這將極端放大不安分議員的個人聲音。共和黨前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黯然下臺是一個例證。

　　不過，上述事實不會改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擁有更大自由的現實。媒體對特朗普人事任命的高度關注暗示了美國人對下一屆政府可能舉措的巨大興趣。特朗普將黑莉和蓬佩奧踢出局，以及任命馬斯克和拉瑪斯瓦米為政府效率部門（DOGE）負責人都迅速成為新聞頭版，這波人事輿論熱潮將一直維持到特朗普正式上臺。

　　筆者無意為特朗普各部門人選做出任何預測，畢竟前幾天媒體瘋傳蓬佩奧擔任防長的流言已經被名不見經傳的前步兵上尉皮特·赫格賽斯所代替。反對派將這一任命視為特朗普無人可用或者缺乏政治經驗的結果；支持者則將華爾街日報剛剛提及的退伍軍人委員會聯系在一起，將任命視為特朗普全面改革軍方高層將領任命的一部分。

　　考慮到蓬佩奧和赫格賽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兩極態度，這將加深烏克蘭人的幻滅感。蓋茨的司法部長任命和圖爾西的國家情報總監任命，更是讓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國家安全顧問，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博爾頓破口大罵。

　　南轅北轍的預測說明一個事實，除了特朗普真正的核心幕僚之外，絕大多數主流媒體的預測與一般大眾在人事任命上的揣測沒有本質區別。預測確實是喧囂的熱點，但筆者更關注的是，特朗普一系列人事任命背后究竟代表何種政治觀念或者政治結構的變化。從特朗普現有的人事任命趨勢看，展望未來四年，今年可能是對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而言最好的一年。

　　在我們前幾天的文章《特朗普的歸來，并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辟”》中，我們說到二周目的特朗普不只屬于保守主義，全球化本身的重構、演變，自反矛盾和自我修復過程中帶來的種種變化，讓各國和曾經作為全球化引領者的美國同樣，共同走入了一個本土主義敘事的生長期。

　　當時文章限于篇幅，并沒有詳細展開美國政壇中傳統保守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糾葛和區別。以全球和本土的結構性對立為視角是理解特朗普二次當選的重要方式。但這種視角可能需要進一步闡釋為何在當下這個周期以特朗普運動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比新保守/新自由主義和左翼運動更能代表本土意識的問題，這與傳統保守主義對本土意識的強烈偏好存在密切聯系。從這一角度出發，特朗普的二次上臺是傳統保守主義毋庸置疑的復興。在傳統保守主義復興的背后，是傳統保守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之間關系的復雜變化。

　　以任命更多的非建制派圈外人和組建政府效率部門為標志，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將加速兩黨政治基本盤的重塑，以反覺醒為重點的文化議程將成為接下來輿論交鋒的重點。傳統保守主義向新保守/新自由主義與進步自由主義的總復仇正式拉開帷幕。

特朗普的傳統保守主義血統

　　當代美國學術界，或者更準確地說，六七十年代后美國智識階層的許多人有一個有趣的論斷，即美國沒有保守主義傳統。這一論斷最終可以收束為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沒有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美國沒有需要保存的舊制度。

　　在這一意義上，即便美國擁有保守主義，也是一種不同于歐洲的保守主義——一種擁護自由主義傳統的保守主義。用亨廷頓的話說，美國是一個建立在洛克式自由主義理念之上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自由主義者指出了保守主義的長期困境。保守主義在智識上缺乏像自由主義或者社會主義這樣清晰明確的譜系。它似乎更偏好天才人物的創造性發揮。不過，如果以更客觀的視角看待，將美國的保守主義視為自由主義的附庸只能成為一葉障目。

　　以特朗普的核心政策為例，他的政策大致可以被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在文化領域高度強調文化戰爭的重要性，積極捍衛以傳統家庭和社區的社會方式；在經濟領域再反對政府權力過分滲透的同時，強調社會團結的重要性，照顧工人和鄉村階層的利益訴求；在政治上強調美國國家利益的優先性，傾向采用高額關稅這樣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和不干涉主義的方式對待外部世界。

　　特朗普的各項政策與新保守主義主導下的主流秩序格格不入。但一旦進入到自由主義者所不熟悉的傳統保守主義路徑中，我們將立刻能夠發現這些政策在正統的美國保守主義內部具有強烈的一致性。

　　上一個與特朗普基本政策高度一致的人，是帕特·布坎南。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強調新自由主義秩序對傳統保守主義的災難性破壞。這不僅體現在非法移民問題上，也體現在文化沖突上，最重要的是對美國的未來上。

　　他指責共和黨建制派與民主黨一起屈服資本主義下的抽象原子化個人，向經濟主義投降。這種投降的結果是“有一大群孩子的年輕夫婦家庭現在已經成為瀕危物種。只有富裕的年輕人才能負擔得起那種‘生活方式’，而他們對此不感興趣。”他在一個新保守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試圖代表傳統保守主義與老布什爭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資格。正是他在199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將文化戰爭這一概念正式推入美國的政治漩渦中。

　　再上一個與特朗普政策基本一致的傳統保守主義者是羅斯福新政聯盟的長期對手，羅伯特·塔夫脫。作為共和黨參議院的長期領導者，他組建了一個包含共和民主兩黨在內的保守派聯盟。他支持保障工人權利，又反對國家權力的過分侵入。他對底層民眾的支持突出表現他對《住房法案》的支持上。

　　不干涉主義可能是他最為著名的態度。他反對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反對美國加入聯合國，他同時也反對北約，并質疑美國加入朝鮮戰爭的合憲性。與小塔夫脫的不干涉主義相比，特朗普的退群主張即便不是一脈相承，也只能說比較溫和。

　　二戰后美國傳統保守主義最具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拉塞爾·柯克評價認為，塔夫脫代表了美國保守主義的真正品格和氣質。他在其所撰寫的《羅伯特·A·塔夫脫的政治原則》中一書寫道，“在‘世界大同’的空洞言辭已無法再引人發笑之后，維護國家利益的原則、審慎維護和平的努力以及摒棄帝國主義的宏偉方略，依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

　　這一譜系當然可以進一步往前追溯，并在追溯中讓我們發現南方保守主義在美國正統的保守主義路線中的重要性。對一般讀者而言，筆者認為這種政策和理念的連續性追溯已經充分說明了特朗普繼承了一個確實存在保守主義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體現在布坎南和小塔夫脫的政治實踐中，也體現在拉塞爾·柯克和保羅·戈德弗里德這樣真正的保守主義大腦中。

　　或者更準確地說，今日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將特朗普視為難以理解的異類，正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地將美國傳統保守主義視之不見。在這種路徑下，他們只能得出一個單項維度的結論，即特朗普運動僅僅是對新自由主義全球意識的反抗。

什么是傳統保守主義

　　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框架看，特朗普運動是美國本土意識對新自由主義普世秩序的反抗。甚至特朗普本人是否是一個堅定的傳統保守主義者都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特朗普是在2010年后才最終確認自己的共和黨身份。但這些說法都不足以否定特朗普勝選與傳統保守主義復興之間的聯系。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問題，什么是傳統保守主義是一個急需回答的問題。

　　對傳統保守主義的全面梳理是一個規模宏大的議題。這不妨礙筆者有針對性的指出傳統保守主義的核心特征。一言以蔽之，傳統保守主義的全部主張都可以圍繞這樣一個信念展開，即個人因為共同體而存在。套用亞里士多德的古老諫言，“城邦之外，非神即獸”。人類擁有一個生物學的大腦可以進行獨立思維，但我們稱之為人的東西只能在共同體中產生。

　　舉一個不那么精確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一個人身高多少，體重多少，每分鐘的心跳多少，甚至他的基因序列是什么。但對我們而言，一個活生生的人指的是他與我們，或者說與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之間的關系。他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仇敵，他可以是親人也可以是陌生人，但只有在我與他人的交互中，人這個概念才能產生意義。

　　對保守主義者而言，這意味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即人只能生活在共同體之中。近代社會契約論所幻想的抽象原子化個體既不具有歷史性，也不符合人類社會的邏輯前提。

　　在共同體本位的思考模式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個人自由問題上的混淆才能辯清。作為一個常見的認識誤區，自由主義者經常宣稱由于英美傳統保守主義也接受個人自由的觀念，所以它們即便不是自由主義的，也是被自由主義化的。顯然這是沒有搞清楚兩種自由間的本質區別。

　　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個人自由是一種基于抽象化原子個體下的普遍自由。在抽出一切特殊性要素后，他們獲得了一個只能在觀念中成立的人的空集，并反過來作為一切平等權利的基礎。這種對個人意志的討好產生了一種邏輯結果，即個人意志的至高無上性，共同體成為了個人意志的附屬品，為個人意志服務。

　　對傳統保守主義而言，個人自由不是抽象理念的結果，而是每個地區不同歷史文化習俗的結果。用伯克的話說，法國人的自由不是英國人的自由。不存在一個普世意義上的個人自由，只存在于由各個共同體所塑造的具體的個人自由。這種個人自由是有限度的，也符合共同體的內部共識。換而言之，個人自由從屬共同體規范之下。

　　這種澄清也同樣適用許多其他的混淆。比如許多人經常將保守主義與自由放任的親商業政策以及小政府聯系起來。不得不說，這種刻板印象荼毒之廣充分說明了當代保守主義在宣傳能力上的弱勢。

　　伯克在奠定保守主義基本原則時，的確強調過自由市場的價值。亞當·斯密更是憑借伯克密友的關系，強調伯克支持他的主張。但伯克自由市場依舊以良性的共同體為前提，只有在共同體內部對基本的商業交換形成有效共識的情況下，自由市場才是有價值的。否則，劣幣驅逐良幣的事情將經常上演。

　　這也是為何伯克會特別注重小農場主穩定性的價值。從純粹的資本角度看，以農場主和小制造業主為主小資產階級根本沒有辦法對付跨國或者壟斷資本的侵入。用伯克自己的話說，“至于較弱的資本，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判斷出，只要犯了什么小錯誤，它們就會進一步削弱、衰弱、喪失生產力，甚至可能完全毀滅。”但傳統保守主義需要捍衛這些在資本上無利可圖的階層，他們是維系地方共同體良性運作的重要環節之一。

　　伯克的這種想法也可以進一步解釋傳統保守主義對小政府偏好的真正想法。需要強調的是，傳統保守主義重來沒有將自己與小政府或者大政府這樣的目標明確綁定，英美傳統保守主義和歐陸傳統保守主義在這一點的偏好上就有明顯的不同。甚至伯克本人也強調過在特定情況下需要接受中央權力的高度集中。

　　英美傳統保守主義的偏好更多建立在這樣一個觀念上，即如無必要，不加改變。比如，在美國或者英國的某個社區中，大家已經構建出一整套長期穩定的生活方式，社區內部的成員也不存在真正的結構性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英美傳統保守主義認為政府不需要再額外指手畫腳；強大的外力侵入反而可能摧毀原有社區共同體的和諧。

　　甚至傳統保守主義對覺醒運動的反抗也是基于這種理念。文化覺醒運動已經威脅到共同體自身的和諧和團結，一個喪失了和諧與團結的共同體也就無法在為政治活動提供穩定和共識。沒有這種穩定和共識，所謂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就是空中樓閣，在無數個人意志強烈的沖突中，人類社會終將迎來自己的窮途末日。

　　如果我們了解了以上結論，不難發現傳統保守主義就是特朗普路線的精神實質。他對工人階層的重視，試圖減輕農場主和小制造業主的負擔，以及不干涉主義政策都是傳統保守主義修復美國共同體的嘗試。

　　特朗普運動的標志性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傳統保守主義直接的意象化。它從表面看，是一種對美好歲月的懷舊。但這種懷舊是為了修復共同體內部撕裂的精神坐標，讓美國民眾再次想象起一個團結的美利堅。

　　這也是傳統保守主義和本土意識之間天然一致性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普世愿景之下，保守主義對本土意識有著明顯的偏好。這不僅體現在對地方社區共同體的偏好上，也體現在對民族或者國家共同體的偏好上。它從根本上反對理性主義的普世政治圖景。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確定，特朗普運動是本土意識的復興，同時也是傳統保守主義的復興。

別子為宗的新保守主義

　　在對傳統保守主義完成粗略解釋之后，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下一個問題，即新保守主義究竟是不是保守主義。

　　筆者不急于回答這個問題。第一部分的歷史回顧是一個更合適的切入口。敏銳的讀者已經發現，從1953年小塔夫脫去世，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勝選，傳統保守主義似乎存在巨大的空缺。似乎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傳統保守主義在政治上偃旗息鼓了數十年。或者更準確的說，布坎南的失敗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最近數十年的傳統保守主義一直處于低谷之中。這背后的原因是我們理解新保守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復雜關系的準確抓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開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以種族平等為核心，進步派大力推動所謂的平權運動。黑人政治權利的擴張是標志性的事件，這一事件對美國南方的政治結構產生了劇烈影響。與南北內戰一樣，以白人為主導的美國南方政治成為道德和政治上的批判目標。用南方保守派自己的話來說，這是揚基人對迪克西人的再次勝利。

　　南方保守主義的衰弱導致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小塔夫脫在美國國會，特別是參議院建立的保守派多數聯盟瀕臨崩潰，進步聯盟獲得了從最高法院到總統再到國會的多數。為了克服這一困境，尋找新的力量，或者說新的競選聯盟成為傳統保守主義必須解決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新保守主義粉墨登場了。

　　對當時的傳統保守主義者而言，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新保守主義至少在兩個核心觀點上符合傳統保守主義的想法。其一是對個人自由的強烈偏好；其二是堅定反對蘇聯意識形態的入侵。

　　與里根時代的冷戰情況不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更多扮演意識形態輸出的一方。美國則因為民權運動和越南戰爭深陷泥潭之中。傳統保守主義者將這種情況視為美國生活方式正在衰弱的表現。新保守主義對上述核心觀點的態度正好滿足捍衛傳統美國生活方式的想法。從智識上看，幾乎所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都出自知識階層，尤其是猶太知識階層。傳統保守主義也將新保守主義視為自己擴大在智識階層影響力的機會。

　　正是傳統保守主義者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為新保守主義打開大門。拉塞爾·柯克也只是充其量認為這些新保守主義者過于關注在電視上獲取影響力，有一些無傷大雅的急躁罷了。然而這些新保守主義者的策略成功了。他們成功利用電視這一載體奪取了保守主義內部的話語權，接下來他們更是將傳統保守主義逐漸從保守派雜志和智庫中清除出去。

　　這種清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傳統保守主義完全從學術界和政治界消失了一樣。尤其是在冷戰的意外勝利后，對個人自由的偏好變成了對個人權利的狂熱信仰，對蘇聯的反抗變成了對美國普世制度的優越性。以至于柯克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終于幡然悔悟，發現自己成為孤立的少數派。新保守主義也塑造了今日保守主義刻板印象的合集。強烈的對外干涉偏好和親富豪階層的國內態度成為其中標志性的態度。

　　事后看，以柯克為代表的傳統保守主義者顯然對新保守主義產生了誤判。或者說，他們從一開始就忽視了新保守主義的血統問題。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幾乎都是帶有猶太血統左翼自由主義乃至前托派成員。

　　新保守主義教父歐文·克里斯托就在其自傳性質的思想回憶錄中承認的那樣，正是冷戰徹底改變了他的態度，讓他成為一個新保守主義者。這批新保守主義者相信，今日的自由主義已經不再是自由主義。美國已經陷入到一場新的永恒戰爭中。

　　美蘇冷戰的結束只是另一場冷戰的開始。“它是一種同時針對政治和社會集體主義，以及道德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它不會贏，但它會讓我們都成為失敗者。我相信，我們已經到達了美國民主歷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既然另一場‘冷戰’已經結束，真正的冷戰已經開始。”

　　任何對托派學說有所了解的讀者很容易其看出克里斯托思想中揮之不去的影子。或者更明確地說，這種永恒的冷戰與不斷革命論之間分享有同一張精神實質。這最終催生出新保守主義強烈的對外干涉愿望。蘇聯的瓦解不是終點，必須要將美國的制度推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克里斯托這樣的新保守主義者看上去擺脫了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但曾經他們所認同的觀念結構早已內嵌到他們的思維方式中去。這正是柯克那代傳統保守主義者的問題。他們太過急迫地吸收新鮮血液，以至于忘記真正促使新保守主義誕生的思想動機更多來自于前托派對斯大林主義的本能反感。

　　這種反感甚至可以追溯到克里斯托在學生時期托派和斯派在會議室中的宗派主義斗爭。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認為，我們的激進主義是一種地位上的特權，而不是惡運強加給我們的負擔。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譴責任何人或任何事是‘精英主義’。精英就是我們——被歷史選中的‘少數幸福的人’，引導我們的同胞走向世俗的救贖。”

　　這種與傳統保守主義格格不入的精神氣質本應在一開始就被發現，傳統保守主義者也最終用自己幾十年的低潮為這種錯誤買單。布坎南時運不濟的嘗試以及不那么充分的克里斯瑪早已暗示了傳統保守主義的未來——靜待時機，靜待領袖。

傳統保守主義的復興

　　特朗普崛起與08年經濟危機或者說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關系，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詳述過，不再累述。傳統保守主義終于盼來了自己的克里斯瑪領袖。通過與新保守主義或者說共和黨建制派的全面斗爭，傳統保守主義再次奪回了自己的聲音。

　　這也構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與第一任期的決定性不同。這不是單純兩黨間在四年內的輪換，而是傳統保守主義對冷戰后美國格局的全面清算。這也是為何大量兩黨人士會出現互換基本盤的原因。他們是深層次政治重組的結構性祭品。切尼更是從共和黨眾議院曾經的第三號人物淪落到只能為哈里斯輔助競選。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初期人事任命進一步顯示出清算的動向。這種動向具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是對新保守主義者的大量出局。

　　博爾頓和切尼這樣在第一任期就與特朗普鬧翻的鐵桿新保守主義者最先出局。其次是黑莉這樣號稱的溫和派代表。自初選結束之后，在本次大選的最后時刻，特朗普都在暗地里拒絕了黑莉的輔選。最后則是像蓬佩奧這樣的投機人物。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曾經都是被稱為共和黨建制派的一部分。特朗普在勝選之后更是直接將黑莉和蓬佩奧踢出局，斷絕了輿論揣測的念想。

　　或許有人會提及盧比奧這樣潛在的國務卿人選。茶黨出身的盧比奧不能算得上是標準的共和黨建制派，但最為關鍵的是他的轉向能力。作為一個在2022年還高喊支持烏克蘭的人，在2024年利用自己的參議員身份對援烏法案投下反對票。究竟是誰導致他態度出現180度轉變，答案不言而喻。

　　約翰·圖恩確實算得上建制派，但為了獲得特朗普對他擔任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的支持，早在今年3月就直奔海湖莊園試圖緩和關系。這種游說的結果避免了特朗普公開對特定候選人的支持。在昨晚的投票結束之后，圖恩更是迅速宣稱，“這個共和黨團隊團結一致，支持特朗普總統的議程，我們的工作從今天開始”。

　　第二是對華盛頓官僚系統的全面清洗上。新防長的任命是典型表現。特朗普絕非無人可用，他的目的就在于削弱軍方高層的影響力。在這一目的的趨勢下，任命前步兵上尉擔任防長只是整體計劃的一部分，華爾街日報報道的退伍軍人委員會（尚未最終確定名字，也可能叫戰士委員會）才是更致命的殺手锏。這意味特朗普有能力通過行政命令創造出針對高級軍官的人事考核制度，迫使他們服從特朗普運動的意志。

　　馬特·蓋茨被提名為司法部長更是對司法部赤裸裸的威脅。作為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蓋茨的特點就在于其毫不妥協的作風，以至于在黨內都是刺頭一般的存在。在共和黨眾議院只有微弱多數的情況下，蓋茨被提名為司法部長堪稱一舉三贏。這有利于約翰遜議長管理眾議院，也滿足特朗普對司法部全面清洗的訴求，蓋茨本人也有了更大的舞臺，為日后競選參議員積累資本。

　　特朗普清洗華盛頓官僚系統的原因與機構自身的黨派傾向密切相關。如果說深藍州的民主黨能夠領先共和黨20-30個百分點，那么華盛頓特區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支持率，能夠達到令人震驚的1比8甚至1比9。在今年的選舉中，哈里斯就以90.2%的支持率遙遙領先特朗普的6.5%。由于華盛頓特區的特殊性質，大部分選民都與官僚機構密切相關。

　　這種極度扭曲的數據只能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官僚機構，至少中央官僚機構有明確的黨派傾向。特朗普傾向在官僚系統之外挑選候選人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經證明，黨派傾向嚴重的官僚部門既不能與特朗普關系融洽，也不能有效執行傳統保守主義真正想要推行的議程。

　　可以預見的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傳統保守主義將會加大對包括LGBT和DEI在內的覺醒議程進一步攻擊，并直接向教師工會和公務員工會這樣支持這一議程的鐵桿民主黨群體開戰。近年來興起的家長權利運動只是風暴來臨前的先聲。

　　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門也符合傳統保守主義的核心訴求，即對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美國官僚機構進行系統性削減。清除官僚主義，提升政府效率更多是為了滿足馬斯克這樣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胃口。或者說，這是傳統保守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策略性聯盟的一部分。

　　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為了避免主題過分松散，筆者在此只簡單總結，在進步自由主義全面占據主流機構話語權的情況下，兩者擁有共同的結盟基礎和相似的關鍵主張。這一次傳統保守主義沒有碰到上次與新保守主義結盟的窘迫。對人員更為稀少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而言，傳統保守主義才是他們需要攀附的對象。

　　不過從政治現實看，這種效率提升必然會帶有明顯的偏好性，環境局、大學、公立學校這類非常親民主黨的機構都可能是優先清算的對象。

　　對共和黨而言，現在的問題不再是特朗普，而是究竟誰能繼承特朗普創造的競選聯盟。特朗普的成功與他超強的領袖魅力密切相關，但重新由傳統保守主義掌控的共和黨需要找到能夠將新的競選聯盟穩固下來的辦法。萬斯是一個可能的選擇，但唯有時間才能清楚告訴我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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