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甘陽老師《政治哲人施特勞斯》一書的后記。2024年美國大選落下帷幕，高舉保守主義大旗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時隔四年再次當選，重新拿到入主白宮的門票，而共和黨也獲得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在甘陽老師看來，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并非僅僅只是美國政治的黨派之爭，而是同時深刻地滲透于當代西方的思想和學術中。雖然施特勞斯不為任何黨派寫作，但其著作實際把當代自由主義和后現代的問題都帶回到西方現代性的問題上，而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則以“古今之爭”攤開問題，則使古典與當代發生前所未有的緊密關聯。20余年前伊拉克戰爭爆發之時，西方主流媒體熱衷于談論小布什政府與施特勞斯的關系，卻忽視了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政治深厚的民眾基礎。甘老師指出，保守主義的興起不是施特勞斯造成的，與此恰恰相反，只有在美國保守主義興起以及保守主義政教體制的背景中，我們才能理解施特勞斯學派的“德性高于自由”的政治哲學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

　　這本論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文字，原是為中文版五卷本“施特勞斯著作集”所寫的一個長篇導言，去年成稿后曾引起不少朋友的興趣和關注，這次承牛津大學出版社出單行本發行，我愿借此機會首先向許多朋友表示感謝，同時也在這里略作一些補充。

　　一

　　此次單行本收入了我在2001年8月的一封學術通信作為附錄，這封通信的內容雖然是關于如何研究美國憲法和憲政理論的，但與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問題可以說有某種或隱或顯的關聯。這首先是因為政治哲學問題本與憲政理論有密切的關系，但同時也是因為，就我自己而言，無論思考政治哲學的問題，還是思考憲政理論的問題，我近年的基本著眼點首先都是當代西方特別美國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這一中心問題。因此，在討論施特勞斯問題時，我的目的同時是要勾勒出西方自由主義理論與后現代左翼理論的某種同源性，從而突現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是對自由主義與后現代理論的雙重批判；同樣，在關于研究美國憲法的通信中我也著重于指出，當代美國的憲政辯論其中心問題說到底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這種觀察角度誠然是我自己非常個人性的一種問題意識，但我確實以為，只有抓住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這個中心線索，我們才能真正把握當代西方的主要思想脈絡和政治走向。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任何思想和理論都產生于某種政治社會之中，而且與該政治社會的重大“意見”紛爭有密切的關系。從這種角度看，古希臘的各種思想理論都與古希臘城邦政治有關，而二戰以后的各種西方當代理論則與二戰后的美國政治有莫大關系（二戰后的歐洲思想例如法國后現代等事實上都是通過“美國化”才產生更大的影響）。我們由此不能不特別注意，二戰以后五十年來美國政治的最基本脈絡或最重大“意見紛爭”就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而且這種紛爭的結果是，美國保守主義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美國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以往居于中心的美國自由主義卻日益成為守勢意識形態。

　　在伊拉克戰爭后的今天，全世界都已知道小布什的美國政府奉行的是所謂“新保守主義”。但這個“新”其實并不新，因為小布什的保守主義政治并非新創，而是近幾十年來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強勁崛起的一個結果。早在1978年，蓋洛普全國民意調查已經顯示：美國人中47％選民自認信奉保守主義，只有32％信奉自由主義，此外10％則屬于各種各樣的中間派。而再過十年，即里根高舉“保守主義革命”大旗執政八年以后的1988年大選，美國政治生態已經變成所謂“自由主義沒有擁護者和捍衛者，而只有反對者和攻擊者” ( Liberalism in 1988 had no advocates or defenders, just adversaries and attackers）。盡管當年美國六十五位自由派知識分子領袖──包括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羅（Arrow）和托賓（Tobin），史家小施萊辛格（Schlesinger），社會學家墨頓（Merton），以及加爾布雷斯（Galbraith）等，曾在《紐約時報》發表聯合聲明為自由主義辯護，強烈指責里根和老布什等美國保守派領袖把“自由派”和“自由主義”等美國傳統的神圣字眼說成是“臟字眼”（dirty word），但是自由派領袖們的努力完全無濟于事，因為自八十年代以來“自由派”和“自由主義”等字眼（所謂L-word）在美國保守派百般嘲弄挖苦下已大為貶值。今天小布什政府奉行的所謂“新保守主義”，只有置于近三十年來美國保守主義成為政治主流的歷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美國保守主義壓倒自由主義這種結果對很多人來說都幾乎有點不可思議。尤其如果單純從西方學院的角度去觀察，則人們多年來聽到看到的幾乎都是各種自由主義與左翼的時新理論。但只要越出學院的小世界去看美國政治的大世界尤其美國的選舉政治，那就幾乎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在這個政治世界中保守主義已經穩居主導甚至統治的地位。這種現象實際也正好印證了美國保守派多年來的一個基本看法，即美國自由派和左翼的優勢主要在美國大學特別是精英大學，但美國保守派的優勢則植根于美國民眾即所謂“淳樸的人民”（Virtuous People）或“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在里根和老布什執政的保守政治時代（1980－1992），大學和高等教育的問題竟然會成為全美政治的中心，從而被稱為美國歷史上的“文化戰爭”（Cultural War）年代。里根-老布什政府任命的兩位教育官——教育部長貝奈特（William Bennett），以及“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主席切尼夫人（Lynne Cheney，其丈夫即現美國副總統切尼），尤其成為當時最有爭議的人物，被美國自由派和左翼學者看成是美國保守派力圖強行改造大學的急先鋒。1988年貝奈特以教育部長身份強勢介入斯坦福大學的課程改革，在全國電視上公開指責斯坦福大學改革“西方文明史”課程實際是要“把西方文化當廢物”（trashing Western culture）,從而把大學的課程改革問題變成了全國性政治的頭號問題。而一旦把問題從學院內轉移到社會上，則美國保守派幾乎就穩操勝券，因為美國大多數民眾自然不能容忍什么“批判西方中心論”之類，而自由派或左翼學者自然也必須在美國公民面前自我辯護，證明他們絕沒有“把西方文化當廢物”，而只是要美國學生同時也了解一點非西方文化。

　　與此同時，掌握美國人文科學研究撥款的“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 (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切尼夫人主持下也被自由派和左翼學者普遍認為使他們申請基金變得日益困難。切尼夫人幾乎毫不諱言現在是撥亂反正的時候了。在她看來，長期以來自由派和左派主導了美國大學而且用他們的“政治正確”標準決定大學教師的聘任和提升，以致現在“一個白人男性保守派學者如果更景仰麥迪遜而不是馬克思”就很難在大學找到工作。由此也就可見美國保守派對美國大學是何等憂心忡忡。但這種說法其實是夸大其詞的，因為根據社會學家們的調查，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國大學校園并沒有變得更激進，而是變得更溫和與更保守：到1984年，美國大學教師中自認自由派的只有33.8%,自認左翼的更只有5.8％。但切尼夫人和美國保守派卻認為，大學中人文社會科學院系的“終身聘任教授”大多無異于“終身聘任左派”（Tenured Left），或“終身聘任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因此美國保守派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幾乎集中全力強烈抨擊美國大學，把“文化戰爭”推向了白日化，以致“美國大學聯席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羅森茨威格后來不滿地說，攻擊大學成了保守派作者發財致富的穩靠來源。確實，此期保守派攻擊大學的著作成了一大出版工業，而且書名都比較煽情，例如：《終身激進派：政治如何敗壞了我們的高等教育》，《空心人：高等教育的政治與腐敗》，《反自由的教育：校園盛行的種族政治與性政治》,《假和尚坐廟：美國知識分子在摧毀我們的大學并誤導我們子弟的未來》，等等。

　　但在所有這些批判美國大學的著作中，最轟動也是最早挑起整個論戰的，自然首推施特勞斯的弟子布魯姆在1987年出版并迅速成為全美頭號暢銷書的大作：《蔽塞的美國心智：高等教育如何導致民主的失敗，如何導致今日大學生心靈的枯竭》。——正是在關于大學和教育問題的這場大辯論中，所謂“施特勞斯學派”登上了美國文化政治的舞臺，而從前默默無聞而且早已去世的施特勞斯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現在美國媒體中。

　　我在1989年進入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時，美國的“文化戰爭”正如火如荼，而且布魯姆先生就在這個委員會任政治哲學教授，他的密友索爾.貝婁先生則在這個委員會任文學教授（當時美國自由派和左派學者將貝奈特、布魯姆和貝婁稱作“3B殺手”，加上切尼夫人被稱為“3B加1C”）。系里其他老師不少都是保守派中人，有的曾任里根政府的白宮撰稿人，還有的后來被小布什政府任命為“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成員。我自己的兩位導師，社會學家席爾斯（Edward Shils）和法國史家郛雷（Francois Furet），也都與美國保守派淵源甚深。這種周遭環境很自然地使我對美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產生特別的興趣，但同時也深受這種爭論之困擾。我發現自己對美國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有一份同情，同時又各有很大保留。我以后逐漸形成的個人立場因此既不符合保守派的立場，也不符合自由派的立場?；旧?，在社會政治問題上，我常常更同情美國所謂自由派的取向，但在思想文化上我則比較同情保守派的學術取向。在具體閱讀上，我以為要理解當代世界不能不多讀自由派和左翼學者的著作，但在理解西方古典和思想傳統上則我又往往更重視保守派學者的著作。這種立場看上去似乎頗為自相矛盾，但我卻日益覺得，在西方主導的復雜當代世界中，一個中國思想者最需要警惕的是，既不要完全采取西方自由派或左派的立場，也不能完全采取西方保守派的立場，否則只會成為西方的附庸，而失去自己作為中國思想者的立場。

　　關于美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的歷史過程，我在別處會有比較詳細的討論。這里僅指出，美國保守派中主張“市場放任主義”的這部分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壓倒了美國新政自由主義，但并沒有也不可能顛覆新政自由主義給美國奠定的基礎。新政自由主義的基本遺產通常都認為集中體現在所謂“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上，但這里的社會保障并非僅僅指的是具體機制，而首先是指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就是，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必須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這種保障同樣并不僅僅是物質的，而且更重要是公民心理上的保障。美國保守派無論怎樣高唱“放任”，從來沒有也不敢觸動美國新政自由主義奠定的“社會保障”概念及其體制。也因為如此，美國保守派幕僚佛羅姆（David Frum，曾任小布什白宮秘書并為小布什作傳）數年前哀嘆美國保守主義早已死亡，因為在他看來“保守派早已失去了他們鼓吹最小政府的熱忱；不是因為保守派覺得大政府是好的，而是因為他們無可奈何地認識到，不但削減大政府是毫無希望的，甚至防止大政府進一步擴大都超出了他們的能力。”我個人對“市場放任主義“這派的保守主義一向持批判立場，也是在這方面我基本上是傾向美國自由主義的，但這種立場現在在中國國內被稱為所謂“新左派”，而我自己則稱為“自由左派”的立場。

　　但思想文化方面的問題則遠為復雜。最困擾我的還在于，所謂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并非僅僅只是美國政治的黨派之爭，而是同時深刻地滲透于當代西方的思想和學術中。在“社會思想委員會”這樣主要研究西方思想傳統和西方經典著作的地方，這些爭論直接涉及到如何閱讀西方思想這部歷史和如何閱讀幾乎每一本經典。無論閱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莎士比亞或尼采，都會面臨“解釋的沖突”的問題。而這些“解釋的沖突”背后，實際總是間接曲折地與當代西方特別美國的政治意見紛爭有關。由此，閱讀西方思想史似乎變成了不得不在古典與當代、自由與保守之間來回反復的過程。施特勞斯的著作正是在這方面引起我的特別興趣。施特勞斯不是那種為任何黨派寫作的人，但他的著作實際把當代自由主義和后現代的問題都帶回到西方現代性的問題上。

　　施特勞斯所謂“政治哲學”，實際是閱讀西方思想史的一種特殊進路，他以“古今之爭”攤開問題，使得古典與當代發生前所未有的緊密關聯。按施特勞斯在三十年代初就形成的看法，現代性對西方人造成的問題是“閱讀的中斷”或“閱讀的不可能”。這個看法與幾十年后的后現代理論家們看到的問題是相同的，不過旨趣卻相反。對以后的后現代派來說，“閱讀的中斷”正意味“寫作的自由”，亦即后來德里達所謂“書的終結與書寫的開始”（the End of the Book and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但施特勞斯在三十年代給自己定下的終身目標卻是拒絕這種“寫作的自由”或拒絕“虛妄的原創性”，而要重新尋求“閱讀的可能性”。也因為如此，施特勞斯的所有著作都是對西方典籍的“閱讀”（他當然會否認柏拉圖的“對話”是德里達意義上的“書”），而且他幾乎從來用自己的語言說話。換言之，施特勞斯強迫讀者如果要讀他的著作就必須同時閱讀西方典籍，否則的話單純閱讀施特勞斯幾乎沒有意義。閱讀施特勞斯因此必然地成為重讀典籍的過程，而且讀者在這種閱讀中必然會不斷懷疑施特勞斯的閱讀是否成立，從而不斷地細讀原著來印證施特勞斯的閱讀，這種閱讀因此成為一種欲罷不能的過程。也是因為如此，說施特勞斯有什么“思想”通常不是很有意義，因為施特勞斯根本否認他自己有任何思想，而只是展示他如何閱讀，這也是為什么他總是津津樂道柏拉圖“第七封書信”中柏拉圖根本否認有“柏拉圖的哲學”。我們現在因此不能不簡略地談一下施特勞斯不同尋常的閱讀和寫作風格。

　　二

　　施特勞斯的著作通常而言似乎并不顯得特別晦澀，更很少象海德格爾那樣生造諸多術語而使讀者不知所從。但施特勞斯寫作風格的獨特之處在于他似乎寧愿大多數讀者誤解他而不是理解他，因為他常常有意識地給讀者造成某些錯覺，使讀者特別是不熟悉他著作的讀者往往會把他反對和批判的觀點當成是他贊成和主張的看法。尤其在他文章或著作的開頭，施特勞斯常常顯得好象他要說的東西就是讀者或聽眾早已深信不疑的流行觀念和主張，但實際上他的真正目的卻恰恰是要強烈地質疑和批判那些早被西方社會廣為接受的主流觀念和信仰。用施特勞斯本人一再強調的話說，真正的哲學寫作必高度講究“寫作的藝術”，其微言大義只有在文本內的“適當地方”（proper place）才會表露，而這不會是在文本的開端，通常而言，施特勞斯認為較適合透露作者寫作意圖的“適當地方”是文本的中間。例如在被施特勞斯奉為西方古典政治哲學圣經的柏拉圖《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在經過“三次浪潮”后終于被迫透露他本不想明言的微言大義即“最好的政治是由哲人作君王來統治”時，這一詭秘的核心教導無巧不巧地恰好出現于全書正中間的位置（按柏拉圖著作的西方通用Stephan編碼，《理想國》起自327a,終于621d，關于“哲人－君王”的討論始于473c-d，即全書正中）。

　　施特勞斯對寫作方式和閱讀方式的這種刻意強調常常顯得玄乎其玄而又撲朔迷離。由此而來的一個風氣就是晚近以來頗有學者以整本書的篇幅來評注施特勞斯一篇區區二、三 十頁的文章。例如頗有名氣的尼采專家Laurence Lampert以一本專著的篇幅來討論施特勞斯一篇不足二十頁，一共38個自然段的談尼采的文章；而另一位學者則同樣以一本專著的篇幅來討論施特勞斯另一篇三十頁左右，一共40個自然段的談“雅典與耶路撒冷”的文章。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施特勞斯寫作的布篇謀局以致遣詞造句有太多講究。施特勞斯弟子或對施特勞斯特別感興趣的讀者在閱讀施特勞斯一篇單篇論文時，因此常常會首先計算該文由多少自然段組成，并由此推敲該文的布局結構與意圖所在。舉例而言，施特勞斯的著名論文“什么是政治哲學？”一共包括66個自然段，而全文開頭則似乎隨意地引用了《希伯萊圣經》中“以賽亞書”的一句話，即耶和華將再度使耶路撒冷城成為“公正不阿之城，信仰堅定之城”（the city of righteousness, the faithful city）。熟悉施特勞斯寫作風格的讀者由此可能會注意到，《以賽亞書》恰好也是一共66章。這就意味著，施特勞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學”全文由66段組成，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在向細心的讀者暗示該文與《以賽亞書》的某種關系。但如此一來，這篇文章的閱讀自然大大復雜化，而且施特勞斯本人的基本意圖更變得閃爍不定而難以捉摸。

　　這種奇特的閱讀方式自然來自施特勞斯本人，即他著名的所謂“字里行間閱讀法”（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施特勞斯本人最詭秘的《思索馬基亞維里》一書在這方面幾乎成為當代西方學術的一大公案，因為他在馬基亞維里著作的“字里行間”讀出了太多令其他馬基亞維里專家們大吃一驚的東西。例如馬基亞維里名著《讀李維》(Discourses on Levy）全書一共由142章組成，誰也不會問為什么此書不是100章，不是150章，而是142章。但施特勞斯卻偏偏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指出這個章節數目并非任意，而與作者基本意圖有關。他提醒讀者注意，馬基亞維里所“讀”的古羅馬史家李維的《羅馬史》一共是142卷，因此馬基亞維里把自己的書分為142章，實際是暗示他的書對應于李維的142卷。但如此一來，問題立即就出來了，因為馬基亞維里此書的全名是《讀李維的羅馬史前10卷》（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為什么馬基亞維里要刻意說明他只討論李維書的前10卷，而實際上卻又暗示他的書對應于李維書的全部142卷？施特勞斯進一步提示，李維書前10卷是致力于羅馬共和建國初期的光榮鼎盛，而其全部142卷則是一直延伸到羅馬的腐敗衰亡，而馬基亞維里的《讀李維》實際要從羅馬的興起一直講到基督教的興起，暗示羅馬的衰亡與基督教有關。施特勞斯指出，馬基亞維里之所以要特別標明他只討論李維書的前10卷，目的就是要首先刻意造成一個印象，似乎他的目的就是要“復古”，是要以古羅馬共和為樣板來建立現代意大利共和國。但是，馬基亞維里同時刻意用142章來對應李維的142卷，卻恰恰是要向有會心的讀者暗示，他的真正興趣其實并不在于羅馬的興起，而恰恰更在于羅馬的衰亡！換言之，馬基亞維里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要“復古”，而是要“創新”，他根本就不認為羅馬共和應該成為現代政治的樣板，而是雄心萬丈地認為，他馬基亞維里奠定的“新樣式與新秩序”（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才是從今以后全部現代政治的基礎！

　　施特勞斯的弟子曼斯菲爾德因此說，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能讀懂馬基亞維里，只有施特勞斯告訴他們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讀懂?，F當代以來主流學界把馬基亞維里看成是所謂“古典共和主義傳統”承前啟后的中樞人物，在施特勞斯和曼斯菲爾德看來其實都誤入歧途。因為他們只抓住了馬基亞維里的表層意圖，卻完全沒有洞察馬基亞維里的深層意圖。施特勞斯以其“字里行間的閱讀法”層層論證，馬基亞維里的第一個目標是要借助李維和古羅馬的權威來顛覆基督教的權威，因此他在《讀李維》的開端首先要刻意樹立李維和羅馬的權威地位；但與此同時，《讀李維》全書從第一卷到第三卷的過程越來越明顯地表明，馬基亞維里在“字里行間”更進一步同時顛覆了李維的權威和古羅馬的傳統。馬基亞維里心里根本就沒有把李維和羅馬當作權威，而純粹是“借鐘馗打鬼”而已（施特勞斯特別點出，馬基亞維里的《君主論》從未提及李維的名字）。確切地說，馬基亞維里根本就沒有象李維和老羅馬人那樣把“古的”就當成“好的”，恰恰相反，馬基亞維里認為“新的”才是“好的”，他要造就的是現代的“新君主”，而絕不是言必稱羅馬的新侏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施特勞斯認為馬基亞維里是西方“現代性”的第一位開國元首，因為馬基亞維里不僅顛覆了基督教的權威，同時更進一步同時顛覆了古希臘羅馬的權威，從而使西方現代性走上與西方兩大傳統同時決裂的不歸路。

　　西方主流派學者常常憤怒地指責施特勞斯的這種“閱讀方法”是有意識地把難讀的書弄得更難讀，而把不難讀的書也弄得象天書。但在施特勞斯看來，這只表明現代學者實際不再知道什么是“閱讀”，因為現代學者已經“遺忘”了古代哲人的“寫作方式”。在“法拉比如何閱讀柏拉圖的《法篇》”一文中，施特勞斯曾提請人們注意中古阿拉伯大哲法拉比的《柏拉圖的法篇》，因為法拉比在那里指出，柏拉圖的寫作方式并不僅僅在于他在其對話中大量使用象征語言、謎團語言、晦澀語言、費解語言，而且更在于，柏拉圖在首先造成這種其寫作充滿隱喻的印象后，有時即放心地以明言而毫無隱喻的方式直言他對要緊問題的真正看法。法拉比說，柏拉圖這些明言的真正看法通常都會被讀者忽視，正因為大多數讀者已經認定柏拉圖從不直言，從而想當然地認為這些直白明言的說法“不會是柏拉圖的看法”；只有少數真正把握了柏拉圖寫作方式的人才能了解，柏拉圖有時明白直言的話就是柏拉圖的意圖。換言之，所謂“俗白教導”（exoteric teaching）與“隱諱教導”（esoteric teaching）之區別并不能單純從字面上去理解，因為有時看上去“俗白”的教導恰恰就是“隱諱”的教導，用施特勞斯的話說：“事物表面固有的問題，而且惟有事物表面的問題，才是事物的核心”。施特勞斯認為，現代學者由于不能掌握這種古典的“寫作方式”，不僅不能閱讀柏拉圖，而且也同樣無法閱讀馬基亞維里。例如無數現代學者不愿意相信，馬基亞維里的真正教導就是《君主論》中那樣明白直言的“邪惡”教導，他們因此總希望在馬基亞維里的《讀李維》中發現他的“真正教導”或“古典共和主義”的教導。但施特勞斯卻論證，馬基亞維里這兩本書的教導并無二致，《君主論》中明白直言的“邪惡”教導就是馬基亞維里的真正教導。

　　三

　　各種主流媒體熱衷于談論小布什政府與施特勞斯的關系，只不過表明媒體歷來的誤導而已，因為這些說法一方面過分夸大了施特勞斯及其學派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同時卻恰恰是有意無意地回避了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這就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政治遠為深厚的民眾基礎。

　　直到我去年寫作和完成這篇導論文字時，施特勞斯在美國的影響仍然非常有限。以施特勞斯這樣奇怪方式閱讀和寫作的人，顯然不象今天無數的學者作家般希望自己的讀者越多越好。而施特勞斯的思考顯然也很難通俗化，按理是不大可能產生太大影響的。誠然，美國主流媒體已經兩次炒作過他的名字──第一次就是上述1987-88年間布魯姆引發的美國文化論戰，那次炒作使人們開始知道美國有這么一個所謂的“施特勞斯學派”，并被看成是美國保守主義在大學和思想文化界的主要代表。第二次則是1994年，背景是當年的所謂“共和黨革命”，即共和黨取得在參、眾兩院都成為多數黨的歷史性勝利時，美國主要媒體指稱當時已經去世二十年的施特勞斯是“共和黨革命的教父”，認為這位原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家是“當今美國政治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但這兩次炒作都沒有產生什么效果，不要說美國公眾，即使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也仍然對施特勞斯非常生疏。這自然也是因為施特勞斯本人的著作看上去與美國政治風馬牛不相及。

　　但有意思的是，在今年（2003年）的美國對伊拉克戰爭爆發后，美國媒體紛紛再次大談施特勞斯，認為小布什新保守主義政治的思想資源主要是施特勞斯政治哲學。這次炒作的規模大大超出前兩次，幾乎到了凡提小布什保守主義來源就必提及施特勞斯名字的地步。如果我們把美國媒體在1987、1994、和2003年這三次炒作聯系起來看，那么不免得出施特勞斯學派的影響越來越大的印象：第一次炒作時，施特勞斯思想和學派尚主要是美國大學和思想文化界的一種現象；而第二次炒作時，則施特勞斯已經被說成是美國共和黨的“教父”，亦即對全美政治產生了直接性的影響；而最近的第三次炒作，則施特勞斯學派似乎已經左右了美國軍事外交的戰略方向從而影響到了國際政治的發展！同時，由于這次伊拉克戰爭對整個國際社會的重大影響，小布什新保守主義與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關系也開始成為國際媒體的話題，包括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的中文媒體都已有報道或文章談論施特勞斯學派與布什保守主義政府的關系。

　　但我以為所有這些與其說是對美國保守主義政治的理解，不如說更多是一種誤解。如前所言，小布什的所謂新保守主義并非突然發生，而是近三十年來美國保守主義發展的結果。美國保守主義并不等于施特勞斯學派，而施特勞斯學派也并不等于美國保守主義。所謂施特勞斯與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義”的關系其實有些都是想當然。例如就目前人們最關注的布什政府的進攻性全球戰略而言，與施特勞斯并無關系，因為這種全球戰略事實上是美國保守派從冷戰初期就提出的一貫主張。冷戰時期美國保守派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布恩海姆（James Burnham, 1905-1987）在整整五十年前出版的《遏制還是解放？》（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很可以看成是這方面的先聲。布恩海姆曾長期任中央情報局顧問，并在美國各大軍事院校定期講演，對美國軍方影響甚大，認為單純“遏制”政策只是防守性的，美國必須有決心“解放”世界。今天所謂“解放伊拉克”正是伯恩海姆意義上的解放。這位前哲學教授在50年代初放棄教職，幫助巴克萊（William Buckley）創辦美國保守派的第一個全國性周刊《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他在該刊開設的長年專欄即題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他看來二戰結束后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已經開始，事實上早在二戰剛剛結束的1947年他就提出，“美國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須建立成一個帝國”?？梢哉f，即使從來沒有過施特勞斯這個人，從來沒有過施特勞斯學派，小布什政府同樣可以形成現在這種進攻性全球戰略。盡管小布殊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茲（Paul Wolfowitz）屬于施特勞斯派弟子，但沃爾福維茲在戰略上的思想主要來自于他的另一個老師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同樣與施特勞斯無關。

　　誠然，人們或許不難用非常通俗的語言說明所謂施特勞斯思想與布什政府的關系。例如曾著有《施特勞斯與美國右派》的一位加拿大自由派學者，在伊拉克戰爭后更簡明地將施特勞斯的“教導”概括為三點以說明為什么施特勞斯是小布什政府的“教父”：第一，施特勞斯深受馬基亞維里影響，主張統治者必須“欺騙”公民才能有力地主導政治，因為公民們總是需要強有力的統治者告訴他們什么是“善”什么是“惡”；第二，施特勞斯深受霍布士影響，認為每個人都與他人處于潛在的戰爭狀態，只有在“我族主義”基礎上形成的強大“國家”才能使人在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得到約束；第三，施特勞斯認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只有在面臨外部威脅時才能聯合起來，如果沒有外部敵人反而可能陷入內部紛爭和內戰而瓦解，因此施特勞斯派都信奉永久的戰爭，而不是永久的和平，這就是為什么小布什要發動伊拉克戰爭。

　　我們暫且不論這些概括是否正確，但不妨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假如這就是施特勞斯的“教導”，為什么這樣的“教導”偏偏在美國特別成功地成了政治主導甚至國策基礎呢？這樣的“教導”難道不是應該更適合于薩達姆的伊拉克政府嗎？為什么施特勞斯思想沒有盛行于薩達姆的伊拉克，倒盛行于小布什當政的美國？是因為美國人民比伊拉克人民更愚蠢，更容易被“欺騙”？進一步而言，施特勞斯在德國有弟子，在法國的弟子更多，他們都象施特勞斯的美國弟子一樣不遺余力地傳播施特勞斯的“教導”，但幾乎可以肯定，如果施特勞斯的德國弟子或法國弟子要使上述的所謂施特勞斯“教導”成為今日德國或今日法國的政治主流和國策基礎，那么他們是注定不可能成功而只能被人恥笑的。為什么這樣的“教導”偏偏在美國如此成功呢？是否因為德國法國比美國更自由或更民主？我相信這位加拿大自由派學者將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甚至還可以以我們中國自己為例來提出同樣的問題，因為按照美國《波士頓環球報》今年5月11日的報道引用施特勞斯弟子羅森教授（Stanley Rosen）的說法，現在施特勞斯學說信奉者最多的地方乃在中國大陸！我們因此不妨假設，如果中國大陸出現了一個所謂施特勞斯學派，并且試圖把上述的三條施特勞斯“教導”同樣應用于中國，試問他們有可能成功嗎？可以肯定地說，絕不可能成功。因為這三條沒有一條是可以使今天的中國人接受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今天首先就反對統治者可以“欺騙”民眾這種“教導”，大家都相信政治應該“透明化”，不然就是“愚民政策”；其次，絕大多數中國人今天尤其不喜歡“國家”而喜歡市場，相信人與人的關系不應該是通過“國家”形成的政治紐帶關系，而應該是通過“市場”形成的經濟交換關系；尤其人人都知道“我族主義”或民族主義是必須批判的狹隘的不開化民族的表現；最后，中國人今天講的最多的就是全球化、地球村，要作“世界公民”可以與“國際接軌”，誰要是認為天下是永久戰爭而不是永久和平必然被中國人認為是戰爭瘋子。中國人一定會問，最自由民主的美國怎么會接受如此荒謬的這種所謂施特勞斯“教導”呢？是否美國政治比中國政治更不“透明”所以人民更容易被“欺騙”，還是因為美國人比中國人更落后更不開化，更陷于“我族中心主義”而不能接受“世界公民主義”？我相信這位加拿大自由派學者將同樣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認為，不但這位屬于普通常見自由派的加拿大學者無法回答上述問題，而且只怕連羅爾斯、哈貝馬斯、或德里達等自由主義和后現代理論家們也都無法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伊拉克戰爭的思想史意義或許就在于，它表明了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貧困。這也是為什么伊拉克戰爭爆發后西方主流思想界理論界都明顯陷入“失語癥”的原因所在。誠然，我們知道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等人都在發表這樣那樣的聲明，可是這類聲明只不過是所有普通反戰群眾都有的一種常識立場或態度，并不需要什么真知灼見。問題在于這些理論家們沒有也無法用他們自己的自由主義理論或后現代理論來提供一種“解釋”，他們只不過與普通常人一樣地沮喪于無法阻止這場戰爭，卻并不比普通常人更多地理解這場戰爭。他們同樣地不能解釋為什么“美國人民”或至少絕大多數美國選民如此強烈地要打伊拉克戰爭，并且不管任何國際輿論反對都仍然堅定地支持小布什政府的戰爭。按照他們的“理論”，這樣的事情應該是不會發生的，至少是不應該發生在美國的。至于各種主流媒體熱衷于談論小布什政府與施特勞斯的關系，只不過表明媒體歷來的誤導而已，因為這些說法一方面過分夸大了施特勞斯及其學派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同時卻恰恰是有意無意地回避了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這就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政治遠為深厚的民眾基礎。

　　從回顧的角度看，西方自由派和左派理論界實際總是一次又一次地低估美國保守主義的深厚底蘊，總是以為美國保守主義只不過是短暫的，很快就會消失的現象。但美國保守主義的興起并不是可以那么輕易忽視的現象（包括美國大學現在無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保守）。這種保守主義的興起不是施特勞斯所造成，也不是施特勞斯學派所能營造。恰恰相反，只有從美國保守主義興起并取代美國自由主義這一背景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施特勞斯學派所謂“法律關乎的是公民的德性”以及“政府的首要職責在于塑造人民的品德”這樣反自由主義的論述可以切入美國的憲政辯論。也只有從美國保守主義政教體制的背景中，我們才能解釋為什么象施特勞斯這樣主張“德性高于自由”的政治哲學可以有越來越大的影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