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 “數百萬、數十億，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

　　2 英帝國主義與對中東的瓜分

　　3 反猶太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

　　4 以色列：帝國主義的“看門狗國家”

　　5 “兩國方案”并不存在

　　6 巴勒斯坦，抵抗與解放之路

　　7 社會主義者與巴勒斯坦解放群眾運動

　　“數百萬人、數十億人，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對加沙人民發動的野蠻戰爭令全球數百萬人感到震驚。對學校、醫院、住宅、清真寺、教堂和難民營的不斷轟炸已造成數萬名男女老幼死亡和數十萬人受傷。大批人流離失所，他們從家園被驅趕到“安全區”里，這些地區反過來又遭到以色列軍隊的轟炸和襲擊。水電已停止供應，醫療物資和食品的供應也已被切斷。

　　美國（其次是歐洲各國政府）向以色列投入了大量軍事裝備、援助和顧問，為戰爭機器火上澆油。在以色列襲擊加沙的前64天中，美國向以色列運送了200多架飛機的彈藥，其中包括毀滅性的重達2000磅的“巨型鉆地彈”炸彈[1]。英國皇家空軍從其在塞浦路斯的基地向以色列提供了間諜和偵察情報。美國雇傭軍直接參與了加沙境內的戰斗。

　　以色列對加沙發動的戰爭已經造成了一場人道主義災難，但這場災難是在本杰明·內塔尼亞胡的指導下，在喬·拜登的密切關注下，在西耶路撒冷和華盛頓被炮制出來的。加沙巴勒斯坦人的鮮血也將永遠成為英國首相里希·蘇納克、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和歐盟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手上的污點，因為他們都是摧毀加沙的同謀。

　　然而，盡管以色列在加沙部署了龐大的軍事力量（以及對約旦河西岸的軍事和定居者的干預也在不斷增加），但事情并沒有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意愿發展。以色列已經毫無疑問地輸掉了這場——或許可以稱之為——“意識形態戰爭”的戰爭：圍繞正在發生的事情展開的思想和解釋之戰。

　　盡管以色列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而且許多西方媒體溫順地重復著他們的謊言和胡編亂造，但越來越多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以色列的神話和宣傳。許多人轉向社交媒體和半島電視臺等媒體，以獲得對所發生的事件更為平衡的看法。關于被斬首的嬰兒和兒童在烤箱中被燒死的謊言越來越多地被揭穿，原來這些都只是戰爭宣傳而已。

　　隨著對加沙的襲擊仍在繼續，一些“權威人士”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教皇指責以色列將那些在教堂尋求避難的人作為目標是一種恐怖主義行為。世界衛生組織譴責了以色列的襲擊及其對衛生和醫院服務的影響（并譴責以色列一再轟炸醫院和襲擊醫務人員）。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近東救濟工程處）主任專員菲利普·拉扎里尼呼吁立即停火，并對以色列以近東救濟工程處的建筑物和工作人員作為襲擊目標進行公開譴責。全球主要的慈善機構（如樂施會）要求以方立即停火并結束屠殺。《華盛頓郵報》對以下問題提出了質疑，即以色列對希法醫院（Al-Shifa hospital）爆炸事件的描述說法，以及他們對于醫院為何成為襲擊目標的“解釋”。甚至在以色列國內，《國土報》也對10月7日有多少以色列人被以色列軍隊殺害提出了嚴重的質疑。在全球范圍內，大多數公眾輿論都支持立即停火并結束以色列的暴行。在全世界許多地方，以色列現在被視為一個賤民國家（a pariah state）。

　　美國人所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了應對12月紅海日益加劇的緊張局勢，美國宣布組建一支多國海軍部隊以監管該地區，并應對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對與以色列有關聯的航運的威脅。但“繁榮衛士行動”剛剛宣布，各國就開始從特遣部隊撤出他們的船只。主要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從一開始就拒絕參加，但在特遣部隊宣布成立后的幾天之內，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就退出了，荷蘭也將其參與程度減少到只有幾名“觀察員”。巴勒斯坦危機使美帝國主義在該地區的計劃出現裂痕，并給美國帶來政治問題。

　　此外，以色列在戰場上也并非一帆風順。盡管其聲稱加沙北部在12月初已經平定，但該地區的抵抗并未被空襲擊垮。巴勒斯坦部隊公布了大量他們摧毀以色列的坦克和軍事裝備的視頻。以色列損失了不少士兵，其中包括那些擁有軍銜的士兵。這一切都表明，以色列已經發覺地面戰爭的挑戰性遠超他們的預期。

　　但是，對于以色列以及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政府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自10月7日以來在全球各地興起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群眾運動的規模。一周又一周，在一個又一個城市，人們走上街頭抗議，要求立即停火，還巴勒斯坦自由。

　　這場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德國，政府將揮舞巴勒斯坦國旗定為非法行為，但他們在街頭受到了挑戰，巴勒斯坦國旗在目前的示威活動中很常見。在法國，馬克龍禁止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但人們依然舉行了游行活動。在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示威游行——包括猶太組織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該運動表明，在總統選舉年，美國繼續支持以色列將對總統選舉結果造成影響。

　　這場運動也造成了“西方聯盟”中一些國家的分裂。例如，在西班牙和愛爾蘭，政客們呼吁立即停火，以應對電視屏幕上的恐怖畫面和街頭的群眾運動。

　　在英國，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國主義、支持巴勒斯坦的運動在街頭爆發。示威活動規模宏大，其中包括2023年11月10日英國歷史上規模第二大示威活動。這場運動的根源在于本世紀初興起的偉大的反戰運動。在2001年開始的“停止戰爭”（Stop the War）運動中，“巴勒斯坦問題”始終是一個核心問題，這些深厚的基礎導致了當今的、激進的、反帝國主義的、支持巴勒斯坦的運動的蓬勃發展，這場運動不僅正在挑戰英國政府，而且也正在挑戰英國主要的政黨在加沙暴行中的合謀。

　　英國政府和媒體則想盡一切辦法丑化這場運動。倫敦首都警察局越來越多地采取嚴厲的治安手段來試圖恐嚇人們。11月初，內政大臣蘇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試圖將11月10日的示威活動定為刑事犯罪的行為導致其被免職，以及街頭運動的勝利！

　　英國政客們對以色列在加沙的議程卑躬屈膝的行為，也引發了對英國政治代表性的真正質疑。主要政黨未能公開反對對中東的軍事干預、未能捍衛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也未能支持在加沙立即停火，這意味著“不停火，不投票”的口號已經獲得了政治支持。

　　支持巴勒斯坦運動也引發了尖銳的政治問題。其中一些問題是歷史性的：例如，誰應該對巴勒斯坦目前的局勢負責？有些問題涉及以色列社會的性質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的起源和目標。另一些問題是關于當代帝國主義的性質及其在中東的作用，還有一些問題則是關于實現巴勒斯坦自由的戰略。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試圖從社會主義的角度回答這些問題。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社會主義活動家與大范圍擁有多樣的觀點、信仰和信念的人們一起工作，他們一直是在英國開展“停止戰爭”運動的核心力量。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到正在加沙發生的當代的屠殺，社會主義者投身于開展一場廣泛的運動，以挑戰當代帝國主義和以色列這個殖民定居者國家。

　　不過，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巴勒斯坦受壓迫的根源、以色列作為一個殖民定居者國家的性質以及帝國主義在該地區所發揮的破壞性作用有著清晰的解釋。我們捍衛巴勒斯坦人自己選擇任何方式抵抗占領的權利，同時，我們也擁有這樣一個愿景，即如何解放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從約旦河到地中海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會。

　　我們的目標是進一步推動這場運動，加深其對當代英國政治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參與到運動中來，致力于推進我們的示威和活動。我們的目標是讓盡可能多的人參與進來。我們希望幫助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充滿活力的民主運動，從根本上重塑英國的政治。當你閱讀這本小冊子時，我們希望您能考慮加入我們。

　　英帝國主義與對中東的瓜分

　　歷史并非始于10月7日。閱讀西方的報道和聆聽主流媒體的聲音，你會認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阿克薩洪水”行動之前是安全、安定和正常的社會。事實遠非如此。

　　為了理解當代巴勒斯坦的苦難，我們需要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到帝國干預和歐洲殖民是如何對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進行了有害的形塑。

　　“帝國主義”這個詞語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它經常被用來描述大國霸凌和壓迫弱小國家的方式。也有人用它來指稱強國試圖控制弱國的原材料和資源的制度。這兩個特征都是“帝國主義”的要素。

　　對于社會主義者來說，帝國主義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出現的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定階段。帝國主義與競爭密不可分：競爭是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爭奪統治地位的方式。（帝國主義）這個詞語指的是國家和大型經濟單位的經濟和軍事利益的合并，或許用美國政治作家托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一句話最能概括，他說“沒有麥道（戰斗機制造商），麥當勞就無法壯大”。[2]或者，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6年所寫的那樣，“帝國主義意味著對世界的瓜分……以及少數非常富有的國家的高額壟斷利潤”。[3]

　　我們可以在經常被稱作“帝國對中東的瓜分”中看到這些因素在發揮作用。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石油已成為全球至關重要的商品。英國海軍的“無畏”號戰艦在戰前就已經從煤炭動力改裝成為石油動力。以石油為燃料的交通工具和軍用戰車的數量也在迅速增加。在20世紀，石油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產品。中東地區的第一批油田于1908年投產，很明顯，該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供應。英國（以及其他帝國列強）希望能夠得到中東的石油資源。

　　中東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擁有蘇伊士運河，這條運河對補給線和縮短英國與印度之間的旅行時間來說，越來越重要。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前，從英國駛往印度的船只必須繞過非洲之角，然后返回非洲大陸東岸，再進入印度洋。這段旅程大約需要六個月的時間。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使得行程時間縮短到大約只需十周。到1914年，運河和蒸汽動力船的結合將這一時間減少到大約四周。

　　蘇伊士運河在現代資本主義中仍然是一條至關重要的經濟供應線。2021年，“長賜”號集裝箱船被卡在運河中，導致全球供應線癱瘓。對運河的控制一直是帝國在該地區利益的關鍵驅動力，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要向亞丁灣派遣軍艦，試圖“保護通往蘇伊士運河的航運”免遭也門胡塞武裝的襲擊。

　　最后，中東由于地處三大洲的交匯處，所以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對中東的控制使帝國列強能夠劃定自己的領地，牽制競爭對手，并有利于獲取該地區的資源和原材料。

　　換言之，自20世紀初以來，控制中東一直是帝國的核心目標。帝國列強都希望控制該地區，獲取當地資源，并為其商業利益建立市場。戰爭期間，列強之間在歐洲激烈的軍事競爭也在中東地區上演，這對巴勒斯坦人造成了重大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巴勒斯坦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1908年，土耳其發生了一場由“青年土耳其”運動組織的政治叛亂，他們要求制定一部以議會和多黨制為基礎的憲法。這場運動在奧斯曼帝國內部引發了對相對自治的更高要求，阿拉伯民族主義也隨之興起。但是，“青年土耳其”們并不希望建立聯邦制，也不希望各地區擁有更大的自治權，阿拉伯人希望在奧斯曼帝國內擁有更大自治權的愿望破滅了。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時，奧斯曼帝國與德國和奧匈帝國一起加入了同盟國。英國、法國和俄國則組成了協約國。戰爭期間，英國簽訂了三項協議，這些協議將對巴勒斯坦的未來產生了巨大影響。

　　首先，英國人利用阿拉伯人——不久之前遭到青年土耳其黨拒絕的——民族自治的要求，煽動他們反抗奧斯曼帝國。在眾所周知的麥克馬洪—侯賽因通信中（麥加謝里夫-侯賽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和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中校之間的十封往來信件），英國政府同意在戰后承認阿拉伯獨立，但條件是麥加謝里夫必須發動反抗奧斯曼帝國的起義。這些信件于1915年7月至1916年3月之間交換，基于英國政府的這一承諾，阿拉伯起義爆發了，阿拉伯軍隊在大英帝國于1917年在巴勒斯坦戰勝奧斯曼帝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英國向中東阿拉伯人民做出獨立承諾的同時，他們還與法國就未來將該地區劃入英國和法國的“勢力范圍”達成協議。在1916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中，英法兩國規定了戰后如何瓜分奧斯曼帝國。根據協定，法國將控制黎巴嫩、敘利亞、土耳其南部和庫爾德斯坦，而英國將控制巴勒斯坦、約旦和伊拉克。賽克斯—皮科協定將成為20世紀20年代初在國際聯盟主持下進行的對中東進行瓜分的基礎，在這次瓜分中，巴勒斯坦、庫爾德斯坦和亞美尼亞的處境尤為不利。

　　英國承諾的第三項協議對巴勒斯坦的未來最為重要。這就是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勛爵是一位保守黨政治家。他在1902年至1905年間擔任首相，在此期間，他引入了英國第一個移民管制法——《外國人法案》（1905年）。該法案旨在限制逃離沙俄大屠殺的貧窮猶太移民進入英國。貝爾福是一名反猶主義者，對猶太人移民英國持敵對態度。

　　一戰期間，貝爾福加入了勞合·喬治（Lloyd George）領導的聯合政府，擔任外交大臣。正是在擔任外交大臣期間，貝爾福致信羅思柴爾德勛爵，并請其將信件轉交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4]，信中宣布英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這封信于1917年11月發表[5]。

　　《貝爾福宣言》為歐洲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殖民奠定了基礎。反猶太主義者貝爾福為猶太復國主義帶來了彼時為止最大的勝利：一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大國以犧牲巴勒斯坦當地人民為代價，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家園。

　　盡管如此，貝爾福的立場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矛盾。《宣言》發表兩年后，貝爾福寫道，猶太復國主義將“減輕西方文明因其存在于一個長期以來被其視為異類甚至敵對的——但同樣無法驅逐或吸收的——群體（猶太人）之中而造成的持久的痛苦”。[6]貝爾福是長期持續的反猶太主義歐洲政客傳統的一部分，他們樂于在支持中東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同時，將猶太人排除在自己的國家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聯盟大致按照賽克斯—皮科協定的輪廓對中東進行了劃分。英國向阿拉伯人民作出的支持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承諾化為烏有。從1922年起，巴勒斯坦正式接受英國的“委任統治”，在“委任統治”之下，歐洲猶太人對巴勒斯坦進行了大量且日益嚴重的殖民統治，給普通巴勒斯坦人帶來了巨大影響。

　　反猶太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

　　如今，以色列國及其在全球的支持者試圖將任何對其行為的批評等同于反猶太主義：因此，以色列的政治和軍事精英們試圖暗示，任何反對他們在加沙進行種族滅絕的人都是反猶太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也試圖暗示，呼吁停火也是一種暗含反猶太意圖的要求。德國政府曾試圖禁止使用“巴勒斯坦”一詞和巴勒斯坦國旗，因為——據其聲稱——這些都是反猶太的！

　　在英國，在工黨內部對科爾賓主義的政治攻擊中，反猶太主義的指控成為了武器——其荒唐的結果是，許多猶太社會主義者因反猶太癥的指控而被開除或暫停工黨黨員資格。更令人擔憂的是，指責工黨猶太成員反猶的往往是工黨官僚機構中的非猶太人成員；也就是說，非猶太人，告訴猶太人作為一名猶太人應該如何思考和表現！

　　在當前支持巴勒斯坦的浪潮中，部分新聞和媒體，以及形形色色的政客和政府部長們，試圖聲稱示威游行是“反猶太主義的”，類似“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的口號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煽動對猶太人的滅絕，而事實上，這是一個要求，從約旦到地中海，所有人在平等的條件下享有正義和平等的口號。

　　“反對以色列國（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本質上是反猶太主義”的論點建立在三個錯誤的說法之上。第一個錯誤的說法是，因為反猶太復國主義剝奪了猶太人享有其他民族都享有的東西：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反猶太主義。但說其他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國家，根本不是事實。庫爾德人、克什米爾人、維wuer人、泰米爾人、加泰羅尼亞人，甚至蘇格蘭人都是沒有自己民族國家的民族。當然，你可能會說：“但這些都是在為自己的國家而戰的人民”，這也許沒錯，但菲律賓或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怎么說呢？在菲律賓，有182個“民族語言群體”，他們都是菲律賓國的一部分，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包括沒有獨立國家的多民族本地族群。

　　但沒有人認為，持有如下觀點的人是偏執狂和種族主義者，即庫爾德人、加泰羅尼亞人或蘇格蘭人不應該擁有自己的國家——你可能在這些問題上持有不同的政治觀點，但你不會因為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而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認為菲律賓或拉丁美洲的本地人民解決受壓迫問題的方式是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的觀點也并不常見。

　　第二個錯誤的說法是，剝奪以色列人的獨立國家地位是反猶太主義的。但這必定取決于國家的性質嗎？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斗爭的目的是擺脫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隔離國家，建立一個基于所有人平等權利的后種族隔離政權。它通過剝奪少數白人享有的特權地位，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建立了南非的“公民民族主義”。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被視為二等公民，而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則因為他們是巴勒斯坦人而受到嚴密的監管、控制和驅趕。要求從“河流到大海”的所有人都應該享有同樣的、平等的權利，這不是種族主義或偏執，實際上恰恰相反。

　　最后一個錯誤的說法是，雖然可以在理論上區分反猶太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但實際上它們是一樣的。但這在經驗上是完全錯誤的。有許多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同樣也有許多反猶太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從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匈牙利領導人維克多·歐爾班（Victor Orban），以及我們上文提到的《貝爾福宣言》的作者本人）。

　　聲稱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反猶太主義的企圖是由以色列國及其支持者所推動的，因為他們試圖通過將兩者混為一談，讓那些反對以色列國內種族隔離政策以及反對他們在整個“巴勒斯坦四八”（1948年分裂前的整個巴勒斯坦地區）持續搶奪和驅逐巴勒斯坦人的人噤聲。

　　那么，社會主義者是如何看待反猶太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呢？反猶太主義是種族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和種族主義。我們支持被壓迫者團結起來反對壓迫者。身處社會之中，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多于我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我們都必須找到一份工作，努力維持生計。我們都在與生活成本危機作斗爭，努力支付房貸或房租、水電費和餐桌上的食物。我們都想給孩子們提供更好的學校，更好的國民醫療服務保障以及退休后更好的養老金。無論我們是黑人、棕色人種還是白人，無論我們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男性還是女性，無論我們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印度教徒、錫克教徒還是無信仰者，我們都想要這些東西。

　　社會主義者還認為，所有人都有權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果有的話），而不受國家的任何干涉。無論他們信仰什么宗教，都應如此。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因為我們正在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奮斗，一個基于自由、正義和人人平等從而包容所有人的世界。我們反對壓迫，因為壓迫分裂了我們，使我們在爭取更美好未來的斗爭中更加軟弱。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都會分裂我們，并最終符合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利益，因為種族主義使得他們可以“分而治之”。

　　反猶太主義是對猶太人的歧視和（或）暴力，或者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對他們使用那些針對猶太人的非人化成見。與所有形式的種族主義一樣，反猶太主義令人憎惡且制造分裂，從歷史上看，無論它在哪里抬頭，社會主義者都會積極反對。

　　在歐洲，反猶太主義有著漫長而駭人的歷史。從中世紀開始，猶太社區就面臨著各種迫害。猶太人被禁止從事某些類型的工作，他們被迫生活在特定的地區，而且定期就會受到暴力迫害。迫害的核心是一系列基督教神話：最著名的是血祭誹謗（猶太人在制作逾越節無酵餅的過程中使用基督教兒童的鮮血這一荒謬的說法）。

　　中世紀的反猶太主義殘暴野蠻，但它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迫害。通過皈依基督教是有可能避免最壞的結果的，一些猶太人真是這樣做的。但從中世紀后期開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從17世紀中葉開始，偽科學的“種族”理論開始嶄露頭角。為了證明奴隸制和殖民征服的合理性，有人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即人類被分為各種永久的生物亞型或者叫“種族”。與此相適應，產生了“種族等級制度”（歐洲白人種族位居榜首）。在種族理論中，你生來就處于一個永久的、固定的生物“種族”中。種族理論聲稱，你的種族決定了一系列的身體特征和特點，并反映在不同民族之間明顯的基因差異中。隨著種族思想的發展，人們不可能改變自己的種族。因此，猶太人不再簡單地被認定為具有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文化習俗的一群人，他們現在被認定為一個離散的“種族”——由于這是一個固定的、永久的生物學特征，所以你無法改變你的猶太人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將世界人口區分為不同的種族是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像我們的膚色、眼睛形狀和顏色、特定特征的形狀、頭發質地——種族主義者聲稱這些都是我們種族的標志——在遺傳學上的意義微不足道。雖然人與人之間存在基因庫和微小的基因變異，但它們與“種族”這一普遍概念并不相符。實際上，我們不可能將世界人口始終如一地劃分為離散的、永久的種族。

　　然而，盡管種族可能并不存在，但種族主義卻肯定存在。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上，反猶太主義一直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種族主義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屠殺中達到了頂峰。現代反猶太主義蘊含在一系列說法中，這些說法認為“猶太人密謀控制世界”，或“所有猶太人都是富有的銀行家”，或是“猶太銀行家控制著全球金融體系”，或是存在一個強大的“猶太游說團體”維護著對世界上的全球性機構的秘密控制，甚至這個神秘的游說團體控制著美國。這些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反猶太主義說法的現代變體。

　　盡管反猶太主義仍然是一種頑固的種族主義形式，必須始終予以正視，但反猶太主義和反猶太復國主義之間有著非常明確的區別。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教不是一回事。

　　猶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樣，反映了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巨大差異。有富有的猶太人，也有貧窮的猶太人。有右翼猶太人，也有猶太社會主義者。有猶太女權主義者，也有持各種反動的反女權主義觀點的猶太人。有篤信宗教的猶太人，也有世俗的猶太人。正如你所料，猶太人對世界持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和看法。如果認為所有猶太人在重大問題和政治問題上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或者應該都是一樣的，這實際上就是反猶太主義的[觀點]。

　　猶太復國主義是一種猶太人的種族民族主義的（ethno-nationalism）政治哲學，該哲學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排他性的猶太家園。它主張建立一個猶太人享有專屬權且高于其他人權利的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哲學，成為非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是有可能的，例如，美國許多政治上很活躍的基督教右翼分子。因此，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套政治理念，既然如此，那它就是可以辯論、批評和反對的。

　　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是在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當時，世界上大約90%的猶太人居住在歐洲，他們在藝術、文學和科學方面為歐洲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在東歐，當地的統治者試圖通過發動反猶太人大屠殺來維持他們的統治。面對暴力和壓迫，東歐的猶太人開始遷移。到20世紀20年代末，300萬猶太人逃往美國，近50萬人移居西歐，還有一小部分人（12萬人）前往巴勒斯坦。

　　在西歐的德國、法國和英國，貧窮的猶太移民再次面臨種族主義的反對。在猶太人社區，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良傳統在與反猶太主義的斗爭中得到了發展。歐洲猶太社區中規模最大的政治組織是將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組織相結合的“崩得”[7]所有這些傳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都致力于爭取猶太人在歐洲社會中的平等；爭取猶太人在其出生國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權利。這通常被稱為“同化主義”，即猶太人有權以完全和平等的權利融入社會，但其宗教和文化習俗應受到保護。這一點與右翼同化主義者的要求不同，右翼同化主義者要求少數民族社區放棄他們的文化習俗，當前法國政府對穆斯林社區的強制同化即屬此類。

　　歐洲的反猶太主義也導致了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發展。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締造者是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赫茨爾是一名奧地利猶太人，同時也是一名記者。作為記者，他報道了對法國軍隊的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8]的審判，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國泄露法國的軍事機密。德雷福斯是被陷害的，對他的審判在法國激起了狂熱的反猶太主義。所有這一切都對赫茨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于是他得出結論：解決歐洲反猶太主義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讓猶太人完全退出歐洲，并建立自己的家園。

　　赫茨爾并不是一個特別虔誠的信徒。但他很快意識到塑造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兩個關鍵因素。首先，他認識到猶太圣經神話是發展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猶太身份的重要來源。因此，巴勒斯坦作為猶太大流散（Jewish Diaspora）的古老家園，成為要建立猶太國家之地（盡管他最初確實考慮過將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和烏干達（Uganda）作為可能的“家園”）。

　　其次，他故意將猶太復國主義計劃項目與更廣泛的歐洲帝國計劃聯系起來：他認識到，為了建立一個排外的猶太國家，猶太復國主義需要獲得歐洲帝國列強的支持。赫茨爾寫信給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邀請他“幫助創造歷史。這不會讓您感到害怕……計劃并不涉及非洲，而只是小亞細亞的一部分，不是英國人，而是猶太人……我找到您……因為這是有關殖民地的事情”[9]。

　　他向英國人示好的原因在于他們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帝國強權。他說：

　　擁有亞洲領土的英國應該對猶太復國主義最感興趣，因為通往印度的最短路線就是經由巴勒斯坦。英國偉大的政治家們最先認識到了殖民擴張的必要性……因此我相信：在英國，猶太復國主義這一殖民思想應該很容易理解。[10]

　　同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于1914年11月寫信給《曼徹斯特衛報》，他認為：

　　巴勒斯坦應該屬于英國的勢力范圍，（他們）應該鼓勵猶太人定居……[我們可以]發展這個國家，恢復文明，并為蘇伊士運河建立非常有效的護衛。[11]

　　就其基礎而言，猶太復國主義是一項歐洲種族民族主義運動，以及歐洲海外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但不同尋常的是，這個定居者社會并非來源于一個單獨的、共同的祖國。相反，英國的殖民勢力才是猶太人殖民的絕對條件保證。猶太復國主義的發展完全依賴于大英帝國的暴力。

　　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套排外主義、擴張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和哲學。反猶太復國主義，即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或以色列國的政策，與批評任何其他民族國家的任何其他政治意識形態或政策并無不同。社會主義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基礎是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承諾，是我們致力于建立一個“從河流到海洋”的人人享有自由、正義和平等的社會的承諾。

　　以色列：帝國主義的“看門狗國家”

　　以色列于1948年建國。暴力和種族清洗是它能夠形成的直接原因。但以色列是在歐洲猶太人定居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些猶太人定居點在英國委任統治期間，在英國的全力支持下變得越來越多。

　　在20世紀20和30年代，歐洲定居者社區開始利用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JNF）提供的資源從那些不善耕種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購買土地。一旦某塊土地被猶太國家基金買下，世世代代在其上耕作的巴勒斯坦農民就會被趕走。正是這一過程使得偉大的巴勒斯坦作家和活動家格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指出，普通巴勒斯坦人需要直面三個敵人：英國帝國主義、歐洲猶太人定居者和那些將自身利益凌駕于巴勒斯坦人民利益之上的阿拉伯本地精英。當這些流離失所的農民前往城鎮尋找居所和工作時，他們發現猶太公司只會雇傭猶太工人，而（以色列）總工會（Histadrut，一個只針對猶太人的排外的工會運動）則強化了這種排斥。在市場上，猶太活動人士則強制執行一項制度，規定猶太定居者只能從猶太市場的攤位上買東西。因此，隨著定居者政體的擴張，競爭、差異和種族主義的敵意也同時融入其中。

　　當巴勒斯坦人反抗時，英國人和定居者社區都會與之對抗。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發生過兩次反對歐洲人定居和英國統治的大規模叛亂。1929年，定居者和巴勒斯坦本地居民之間醞釀已久的緊張關系終于在布拉克起義（Al-Buraq Rebellion）中爆發了。

　　一群來自貝塔青年運動（Betar youth movement，一個極右翼政治網絡，其目標是在整個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只有猶太人的國家）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耶路撒冷的布拉克墻（又稱西墻）游行示威（從這時開始，這已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右翼入侵阿克薩清真寺的慣用伎倆）。這次挑釁引發了全國各地的騷亂，并使巴勒斯坦人與英國殖民政府以及與英國警察部隊密切合作的定居者組織之間產生了直接對抗。大英帝國軍隊以殘暴的手段進行反擊，三名巴勒斯坦領導人遭到逮捕、審判并被絞死在阿卡監獄（Akka prison）。福阿德·赫加齊（Fouad Hijazi）、穆罕默德·賈姆朱姆（Mohammed Jamjoum）、和阿塔·齊爾（Atta AL-Zeer）三人成為巴勒斯坦反抗英國的第一批重要的烈士。

　　1936年，巴勒斯坦社會爆發了著名的巴勒斯坦大起義。這是一場一直持續到1939年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和歐洲定居點的起義。起義以為期六個月的大罷工開始，隨后蔓延到巴勒斯坦社會的各個階層。到1937年，巴勒斯坦高地（從拉馬拉一直到納布盧斯、杰寧和圖勒凱姆的地區）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替代行政系統、學校和福利協會。這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僅次于愛爾蘭獨立戰爭）對英國殖民當局的第二大挑戰。

　　英國的反擊非常殘暴。英國皇家空軍（RAF）轟炸了解放區的城鎮和村莊。英國軍隊使用了“黑棕部隊”（Black and Tans）在愛爾蘭獨立戰爭期間使用的戰術（他們的確招募了前“黑棕部隊”成員在巴勒斯坦強行實施其統治）。定居者組織被武裝起來并被招募來幫助“恢復秩序”。一系列特別命令和條例也陸續出臺以鎮壓民眾（其中許多命令和條例實際上仍活躍在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治安管理中）。

　　英國人是首先在納布盧斯使用人盾的人。他們煽動集體懲罰和炸毀激進分子家屬的房子。英國人及其招募的準軍事定居者廣泛使用檢查站以及“攔截與搜查”來騷擾民眾。“無需審判的監禁”（以色列人稱之為“行政拘留”）也是英國人發明的。

　　到1939年，英國人已經恢復了對巴勒斯坦的統治。大起義幾乎取得了解放巴勒斯坦和重塑中東的勝利，但其最終的失敗使巴勒斯坦人獲得解放的希望遭受重創。

　　在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猶太復國主義網絡與英國人密切合作以達到其控制巴勒斯坦人口的目的，盡管隨著30年代的流逝，定居者勢力開始與培植了他們的英國人反目成仇。

　　有四支重要的定居者戰斗部隊建立于英國委任統治時代，并成為日益邪惡的種族清洗準軍事團伙。哈加納（Haganah）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治安部隊，他們與英國人并肩作戰，并由波蘭政府提供部分資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建立了一支名為“帕爾馬赫”的精英部隊，該部隊由英國人訓練和武裝，以對抗軸心國軍隊。伊爾根（Irgun）和萊希（Lehi）是對巴勒斯坦社區實施暴行的恐怖組織，但他們也越來越多地將目光投向英國人。這些武裝精良、訓練有素的準軍事部隊戳破了以色列的一個基本神話：那就是“軟弱、手無寸鐵的以色列”在與阿拉伯社區中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敵人作戰時總是面臨艱苦的戰斗。實際上，事實恰恰相反。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急劇增加。這是大屠殺恐怖的直接后果。猶太復國主義者聲稱猶太人在歐洲永遠都不會安全，這種說法獲得了支持。歐洲的猶太人被位于巴勒斯坦的“避難所”的想法所吸引，并大量遷徙。大屠殺是蘊藏在納粹政權中最可怕的反猶太主義的歐洲問題。然而，現在，巴勒斯坦人民將面臨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和遭到種族清洗的后果。

　　猶太人的準軍事組織轉而與英國人作戰，這就是所謂的猶太叛亂。他們襲擊了大英帝國的通信和運輸基礎設施，與英國軍隊直接交戰，綁架英軍人員，最臭名昭著的是，1946年7月，他們炸毀了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酒店，該酒店是英國在巴勒斯坦進行委任統治的行政中心。這次爆炸造成91人死亡，另有46人受傷。伊爾根在哈加納的支持下實施了此次爆炸，這標志著他們對英國人的恐怖行動達到了“頂峰”。

　　作為對日益嚴重的動蕩之回應，英國宣布將委任統治權移交給聯合國。聯合國開始啟動巴勒斯坦分治計劃。聯合國將巴勒斯坦55%的土地分給了人口占少數的猶太人；而人口占多數的阿拉伯人被要求放棄其大部分土地，同時保留巴勒斯坦45%的領土。在即將分治的當天，以色列擴大了對阿拉伯社區的襲擊，其目的是將阿拉伯人趕出他們自己的土地，趕出自己的國家。

　　1947年至1948年這段時期被巴勒斯坦人稱為Nakba，即“大浩劫”。如今，人們對1947年和1948年發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人意識到種族清洗是以色列建國的一部分。在一個又一個村莊、一個又一個城鎮以及一個又一個城市，定居者部隊襲擊巴勒斯坦人民，并對他們的家園和土地進行種族清洗。

　　巴勒斯坦城市海法（Haifa）和阿卡（Akka）遭到了野蠻襲擊。在海法，桶裝炸彈從城市之巔（建在山上）滾落到巴勒斯坦人的家中。當巴勒斯坦人逃生到達港口時，他們遭到了轟炸和槍擊。正如以色列歷史學家伊蘭·帕佩（Ilan Pappé）所描述的那樣，死者和仍在垂死掙扎的人的鮮血染紅了大海。在阿卡，轟炸和圍困伴隨著生物戰，與此同時，水路和航道也被傷寒病毒感染。

　　1948年4月9日，伊爾根和萊希的部隊進入代爾亞辛村（Deir Yassin）并屠殺了170名男子、婦女和兒童。他們摧毀了房屋，炸毀了清真寺和學校，并強行驅逐了幸存者。發生在代爾亞辛村的暴行將恐懼傳播到巴勒斯坦社區。未來的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聲稱，代爾亞辛的恐怖戰術使以色列軍隊能夠“像熱刀子切黃油一樣”穿過其他巴勒斯坦村莊。

　　隸屬于帕爾馬赫的部隊野蠻襲擊了沿海村莊坦圖拉（Tantura）。男子、婦女和兒童被槍殺。兒童被活活燒死。婦女遭到強奸。男人被強行塞入桶中，然后被槍殺。受害者被迅速掩埋，不久之后他們的墳墓就將被柏油路覆蓋，并變成以色列海濱度假勝地的停車場。

　　上面這些例子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著。一個村莊或城鎮是基督徒的還是穆斯林的，與猶太鄰居的關系是否融洽，這些都無關緊要。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清洗，他們的人民流離失所。加利利（Galilee）有五百多個村莊遭到清洗和摧毀，至今仍荒無人煙。

　　“大浩劫”是種族清洗的一個殘酷例證。約有75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逃離并成為難民，他們及其家人們從未獲準返回。留在現在被稱為“以色列”的境內的巴勒斯坦人被視為二等公民——其中有許多人被歸類為“目前不在以色列的外國人”，這意味著他們在“新國家”沒有任何權利，也得不到任何承認。到1949年，以色列已經占領了委任統治時期的巴勒斯坦78%的土地，在1967年，他們將奪取約旦河西岸（從約旦手中）和加沙（從埃及手中）。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殘暴行徑已經整整持續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但是，他們是如何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一直逍遙法外的呢？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看看以色列在全球帝國主義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東成為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戰后兩大帝國集團之間進展中的冷戰的關鍵地區。雙方都試圖獲得對該地區國家及其地下石油資源的影響力和控制權。到20世紀50年代，日益壯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要求獨立、政治自由以及國家對經濟資源的控制，被認為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構成了威脅。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主動以“看門狗國家”的身份去迎合西方利益。1951年，以色列的《國土報》概述了這將意味著什么。

　　西方世界對其與中東國家的關系不太滿意。那里的封建政權不得不向民族主義運動做出如此多的讓步……以至于他們越來越不愿意向英國和美國提供自然資源和軍事基地……因此，增強以色列的實力有助于西方列強維持中東地區的平衡與穩定。以色列將成為看門狗。毫無疑問，以色列決不會對阿拉伯國家采取任何——明顯違背美國和英國意愿的——侵略性政策。但是，如果西方列強出于某種原因有時寧愿視而不見的話，以色列就可以用來懲罰一個或幾個對西方的不敬超出了允許范圍的臨近國家。[12]

　　以色列實際上是在中東地區將自己塑造成西方帝國利益前哨的角色。通過這種方式，以色列就延續了赫茨爾和魏茨曼等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向英國提出的建議：任何猶太復國主義國家都將是蘇伊士運河和該地區殖民利益“有效的護衛”。

　　要想了解“看門狗國家”一詞的含義，不妨看看以色列2006年對黎巴嫩發動的戰爭。2006年，美國深陷伊拉克戰爭的泥潭。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他們（到2006年）仍在試圖控制阿富汗。美國在陷入兩線作戰的同時，其國內反對戰爭以及要求政府撤回軍隊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人尤其難以控制伊拉克的薩德爾城（Sadr City），他們在那里與邁赫迪軍（Mahdi army）的什葉派武裝部隊發生了沖突。西方戰略家越來越多地從“什葉派新月帶”的角度討論美國遇到的困難。這些人的意思是，美國的對手是一個以真主黨的形式存在著的什葉派叛亂分子的軸心集團，其范圍從伊朗到伊拉克薩德爾城，再到黎巴嫩。美國需要有所改變，它需要打破“什葉派新月帶”，但它在政治和軍事上都無法開辟第三條戰線。但是以色列可以！

　　以色列一直熱衷于為了自己的地方利益牽制其鄰國。在該地區，它是一個“次帝國主義”（sub-imperial）國家。這意味著以色列在該地區擁有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利益，希望成為中東最強大的國家并支配其鄰國，但同時又希望能夠在美國利益的軌道內做到這一點。因此，以色列既是一個“看門狗國家”，又是一個“次帝國主義”國家。當然，這也意味著，盡管它會在美國的要求下為了美國的利益行事，但有時它也會獨立行事，并且/或者以某種可能與其強大的霸主（即美國）產生矛盾的方式行事。

　　2006年，一方面是為了確保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支持美國在該地區更廣泛的利益，以色列襲擊了黎巴嫩，希望借此摧毀真主黨并破壞什葉派新月帶。看門狗國家被解除了束縛。不過，以色列在2006年并未如愿以償，而且真主黨大獲全勝，這一結果既損害了以色列的次帝國主義地位（鼓勵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挑戰其地區地位），也對以色列看門狗的角色提出了質疑（如果看門狗不能完成確保你的安全的基本任務，那么養它就沒有意義）。

　　盡管如此，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以色列一直忠實地履行其作為看門狗國家的任務，并因此獲得了豐厚的回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美國是以色列最親密的盟友，多年來向這個猶太國家提供了超過2600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并承諾提供額外的裝備、防空導彈、制導炸彈和彈藥。[13]

　　2022年，即有數據可查的最近的一年，美國承諾向以色列提供超過33億美元的對外援助。其中大約880萬美元用于支持以色列經濟，其余部分（占總額的99.7%）則都流向了軍方。

　　以色列仍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而中東地區也依然是帝國主義持續不斷的競爭和對抗的關鍵地帶。隨著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重返全球舞臺，美國決心維持其對中東的控制，并將競爭對手拒之門外。在這場斗爭中，以色列仍然是美國利益的關鍵所在。

　　“兩國方案”并不存在

　　對加沙的襲擊導致一些政客，如拜登和蘇納克，（再次）開始談論在巴勒斯坦實現“兩國方案”的必要性：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小國家與一個強大的以色列人的鄰國毗鄰而居。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重申了其對橫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國的主張。甚至哈馬斯也表示愿意在1967年的邊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國。

　　但是，要復活兩國方案就得先解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以色列無意承認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Netanyahu）已經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必須消滅”巴勒斯坦人建立主權國家的希望。以色列政府部長什洛莫·卡希（Shlomo Karhi）在推特/X上寫道：“這里不會有巴勒斯坦國。”此外，以色列駐英國大使齊皮·霍托夫利（Tzipi Hotovely）也強調，以色列“絕對不會”贊同巴勒斯坦國，以色列渴望建立一個“從河流到海洋”的單一的以色列國。

　　兩國方案所存在的問題甚至大過讓以色列的政客參與進來。三十多年來，它一直是美國人首選的“方案”，但卻未能解決巴勒斯坦人面臨的關鍵問題。

　　為了更詳細地探討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審視一下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目前的組成情況，它植根于20世紀90年代初確立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巴勒斯坦目前的解決方案正式規定，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地區行使有限的自治權，但以色列擁有總體控制權。這個規定植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PLO。簡稱巴解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初簽署的協議，被稱為“奧斯陸協議”，該協議是奧斯陸和平進程（Oslo Peace Process）的產物。奧斯陸和平進程始于以色列和巴解組織在奧斯陸進行的秘密談判。談判最終促成了兩項“協議”的簽署：1993年在華盛頓簽署的奧斯陸一號協議和1995年在埃及簽署的奧斯陸二號協議。

　　奧斯陸進程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以色列承認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這是雙方首次正式承認對方。其次，《協議》旨在根據聯合國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基本上是巴勒斯坦對——以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戰爭中突破的邊界線為界的——整個約旦河西岸的控制），分階段實施巴勒斯坦自決。《協議》實際上是一項旨在為解決巴以問題尋求“兩國方案”的協議。但結果并非如此，《協議》的內在問題意味著它永遠不可能導向巴勒斯坦建國或自決。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奧斯陸協議》是如何達成的。有四個重要方面可以解釋要達成協議的壓力。首先，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確認的代表，但他們正面臨命運下滑的處境。巴解組織最初由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于1964年成立。盡管表面上它是巴勒斯坦利益的代言人，但實際上它受制于埃及，是支持納賽爾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思潮的工具。1967年的“六日戰爭”對泛阿拉伯主義報復（以及埃及）造成了巨大的損害。1968年3月卡拉梅戰役（Battle of Karameh）（戰役中，巴勒斯坦戰士擊敗了以色列）之后，巴勒斯坦敢死隊（fedayeen）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所有的軍事組織都有了顯著發展。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法塔赫（Fatah），它在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領導下控制了巴解組織。

　　從1968年起，巴解組織成為公認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領導組織。它是一個匯集了許多政治組織（如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的“傘狀組織”。其公開聲明的立場是建立一個單一的世俗國家，并使其成為“從河流到海洋”范圍內所有人（無論他們的信仰如何）的家園。

　　巴解組織及其政治組織在20世紀70年代的影響力和地位不斷提高，并致力于為實現民族解放而進行武裝斗爭。到70年代末，關于其組織戰略產生了激烈的爭論。經過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斗爭，巴勒斯坦的解放仍然停滯不前。人們針對其武裝斗爭的性質和某些組織使用恐怖戰術（例如劫持飛機，或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上劫持人質）的問題爭論不休。事實上，在1979年，阿拉法特曾與挪威接觸，看他們是否能促成一項與以色列的協議以開啟談判。阿拉法特表示，他愿意接受1967年的邊界作為未來巴勒斯坦國的邊界。

　　盡管如此，巴解組織在總體上仍然是統一的，阿拉法特是公認的民族運動領袖。但以色列人不愿意談判。1982年，他們向黎巴嫩發動了一場名為“加利利和平行動”（Operation Peace for the Galilee）的大規模進攻。這次行動有兩個目標。首先，他們想通過干預黎巴嫩內戰來加強他們在右翼基督徒的長槍黨中的支持者。其次，他們想消滅巴勒斯坦敢死隊，一勞永逸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以色列人開進黎巴嫩，并迅速抵達貝魯特（Beirut）。但隨后他們遭到了巴勒斯坦戰士的英勇抵抗。以色列人于6月6日至8月19日期間圍攻貝魯特西區。他們從空中、海上和陸地同時發動襲擊，但巴勒斯坦的戰士們堅持抵抗。

　　然而，8月19日，在美國人的斡旋下，14000名巴勒斯坦戰士離開貝魯特，分散到北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當時的承諾是，難民營中的巴勒斯坦平民將得到保護。現實情況是，被遺棄的難民營留給了以色列人和他們的法西斯長槍黨盟友。薩布拉—夏蒂拉大屠殺（massacres at Sabra and Shatila）制造的恐怖就是這件事的后果。

　　貝魯特是巴解組織的一次巨大失敗，他們的國際地位大幅下降。阿拉伯聯盟甚至不再將“巴勒斯坦”作為其常務會議的主要議程事項。他們的影響力正在減弱。阿拉法特面臨著（與以色列人）達成某項協議的壓力。

　　第二個推動《奧斯陸協議》達成的因素是阿拉伯國家的背信棄義。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阿拉伯國家總是有兩副面孔。其一，他們在巴勒斯坦人死亡時表達陳詞濫調，對以色列的侵略表示憤慨，并要求國際社會在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面前為巴勒斯坦挺身而出。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他們就一直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巴勒斯坦的利益。約旦和埃及在1948年至1967年間占領了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和加沙）。

　　阿拉伯國家與巴勒斯坦激進分子之間的關系動輒破裂，在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的階段，當各個政治團體探討需要發動一場全阿拉伯范圍內的革命時，這種關系就成了一種更加強烈的反感。從約旦（“黑九月”事件期間），到黎巴嫩內戰，敘利亞加入反對巴勒斯坦人的行列，再到各個阿拉伯政權的“正常化”進程，阿拉伯政權充其量是一些不可靠的盟友，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集合起來對抗巴勒斯坦激進分子及其團結網絡的敵對和對抗勢力。

　　盡管他們最初拒絕承認“他們中間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但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推行“正常化戰略”，并與以色列做交易。事實上，阿拉伯領導人和阿拉伯國家為了追求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利益而僅僅對巴勒斯坦給予“表面的支持”，這通常意味著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為代價與以色列談判或交易。

　　埃及——在納賽爾（Nasser）的領導下，泛阿拉伯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在1948年至1973年間與以色列正式交戰。但在1978年，埃及在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斡旋下簽署了《戴維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從1980年起正式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系。埃及是第一個正式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它也因此被逐出阿拉伯聯盟，但在1989年被重新接納。

　　約旦于1993年簽署了一項承認協議，逐漸有更多阿拉伯國家開始尋求“正常化”。2002年，阿拉伯聯盟提議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以此作為實現和平的途徑。最近的情況是，阿聯酋和巴林在2020年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中承認了以色列。作為對阿拉伯國家的回應，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發表聲明，譴責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是“可恥的”。埃及一直是該地區的重要角色，埃及和約旦進行談判并承認以色列的舉動給巴解組織和阿拉法特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進行談判。

　　推動變革的第三個重要特征是巴勒斯坦大起義（First Intifada）。1982年，敢死隊和巴解組織在貝魯特的失敗使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陷入低潮。但在1987年12月，整個巴勒斯坦爆發了針對以色列的全面攻擊。巴勒斯坦大起義是一場民眾反抗，涉及加沙、約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48”內部。這場運動吸引了男女老少全部加入其中。他們舉行了罷工、示威游行，并創辦了大眾教育、福利和健康服務。以色列的反應是很殘暴的。然而，這場運動通過電視轉播傳遍了全球，并加大了以色列談判的壓力。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之所以被迫坐到談判桌上，是因為它正在竭力遏制巴勒斯坦內部的民眾叛亂。

　　最后，第四個特征是美帝國主義的利益。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的思想家宣稱“歷史已經結束”，資本主義實際上已經獲勝。東歐集團的瓦解為美帝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其可以進一步向中東擴張，并通過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和軍事基地來遏制未來的任何競爭對手（主要是中國和俄羅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處理”巴勒斯坦人民的傷痛，建立一個體現（有限的）巴勒斯坦主權的巴勒斯坦國，將會產生兩個效果。一方面，這將確保以色列繼續保持其該地區占主導地位的親美次帝國主義大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將有助于創造條件，使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有可能與美國達成交易。在后冷戰時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將為美國長期稱霸該地區的野心帶來潛在利益。

　　以上這四個特征解釋了巴解組織和以色列走上談判桌并簽署《奧斯陸協議》的背景。《奧斯陸協議》是圍繞承認和臨時自制達成的一系列分階段協議。這些協議并不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建立。相反，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被確定為臨時自治機構。《奧斯陸協議》承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權利”，但對如何充分實現這些權利卻只字未提。雙方同意在五年內處理和解決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并表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將控制聯合國第242號決議確定的陸地區域（即1967年以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邊界）。然而，《奧斯陸協議》實際上并未提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性質及其權力和責任，也沒有界定其最終將管轄的領土邊界。

　　《奧斯陸協議》確實認可以色列軍隊將逐步撤出加沙和約旦河西岸（但不包括耶路撒冷）。將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劃分為A區、B區和C區（巴勒斯坦人控制A區，雙方共同控制B區，以色列控制C區）的做法將隨著以色列的最終撤軍而逐漸消失。但是，巴勒斯坦難民及其“返回權”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這就使得《奧斯陸協議》的結構框架出現了斷層。

　　該協議還為向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輸送大量援助鋪平了道路。然而，這些援助將以幫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地區整合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市場為目的而系統安排。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后，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其目的是促進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經濟發展，確保中東安全，引入自由化市場，維持民主政體和保護人權。正如阿拉伯馬克思主義作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指出的那樣，這是為一個——圍繞“表面的民主”和自由化市場建立起來的——現代帝國主義計劃所開出的處方。

　　《奧斯陸協定》的簽署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成立并未得到巴解組織所有各方的歡迎。許多人認為阿拉法特放棄了太多，得到的回報卻很少，當然得到的保證也很少。即使是溫和的批評者和阿拉法特以前的合作者，如偉大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也因這些協議與巴解組織決裂。

　　盡管如此，歷經多年的斗爭之后，當亞西爾·阿拉法特乘坐直升機前往拉馬拉和加沙，歡迎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成立時，這一幕引起了人們的熱烈歡呼和慶祝。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頭，慶祝他們認為的向巴勒斯坦國邁出的第一步。

　　這種快樂是短暫的。協議規定，將在五年的“過渡期”內，為懸而未決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案。然而，許多留待過渡期談判解決的問題即使以最保守的眼光來看待，也是“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耶路撒冷的地位問題、難民問題、定居點問題、安全措施問題、邊界問題、與其他鄰國的關系與合作問題以及其他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

　　以色列人幾乎沒有試圖履行《奧斯陸協議》中的任何承諾。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開始在“安全問題”和經濟發展問題上與美國和以色列的利益集團日益展開合作。

　　這種合作使數百萬巴勒斯坦人陷入貧困。數以萬計的難民被困在難民營中，無望實現他們“重返家園的權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越來越多地使用警察部隊來控制巴勒斯坦民族運動中的拒絕主義分子（rejectionist elements）。

　　到上世紀90年代末，清單上的實質性和重大問題沒有任何進展。定居點的擴張仍在繼續。以色列未從加沙撤軍。難民問題也沒有任何進展。在2000年的戴維營首腦會議上，（各方）未能就懸而未決的問題達成一致標志著《奧斯陸協議》的失敗。

　　兩國方案從來都不可行，即使是他們承諾的有限的改革，也因以色列的頑固不化而碰壁。任何人提出的兩國方案都意味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主導地位。它無視巴勒斯坦難民重返家園的權利，并將任何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變成定居者國家的警察部門。它沒有為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無論這些人身處“巴勒斯坦四八”、約旦河西岸、加沙或散居全球。

　　巴勒斯坦，抵抗與解放之路

　　以色列人在加沙的暴行幾乎無法用語言形容。死亡的兒童、被摧毀的區域以及遭襲擊的學校和醫院，這些畫面令人毛骨悚然。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事件的看法有何特別之處？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如何實現自由的巴勒斯坦有何愿景？

　　首先要強調的是，我們的工作不是置身事外，向巴勒斯坦人宣講他們應該做些什么。我們的出發點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對世界造成的破壞。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明確：我們的主要敵人在國內。英國對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負有重大責任，從《貝爾福宣言》到一戰后對中東的瓜分，再到委任統治期間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我們需要應對我們的政府及他們對以色列的持續支持，以及我們的歷史責任。

　　巴勒斯坦是被殖民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是被征服的民族。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捍衛他們民族自決和民族解放的權利，捍衛他們反抗殖民占領的權利。幾十年來，巴勒斯坦人在為自己的權利而戰的過程中被貼上了“恐怖分子”的標簽。但是，在反殖民斗爭的歷史上，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經常被殖民國家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簽。從愛爾蘭到印度，從阿爾及利亞到越南，都是如此。

　　我們從部分媒體或自由左派那里經常聽到這樣一個說法：巴勒斯坦人應該采取“其他”策略（而不是武裝抵抗）。他們應該游行、抗議、罷工或利用國際法來維護自己的主張。快速回顧一下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歷史就會發現，巴勒斯坦人已經采取了所有這些做法。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卻幾乎沒有得到媒體或政治中心的任何支持！無論巴勒斯坦人采取何種策略，以色列人都會回以殘暴和報復。以色列對加沙的破壞是不人道的、暴力的和殘暴的，但這只是他們幾十年來對巴勒斯坦進行的種族清洗的一個更極端的版本。

　　因此，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的出發點是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支持，這種支持植根于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占領之事實。但是，在捍衛巴勒斯坦人以他們選擇的任何方式進行斗爭的權利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就實現解放的最佳策略進行友好的辯論。我們是國際社會主義傳統的一部分，這一傳統存在于世界各地，并對如何取勝有著清晰的戰略愿景。拒絕參與這種友好的辯論是一種失職。

　　在過去一百年的被占領期間，巴勒斯坦人進行了英勇的抵抗。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種抵抗歷經了各個不同的階段。在“大浩劫”期間，被削弱的巴勒斯坦領導層無力對抗定居者的攻擊。這場危機使巴勒斯坦社會陷入混亂。在“大浩劫”之后的最初幾年，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從它的名稱上）你可以理解它的訴求。

　　“大浩劫”摧毀了巴勒斯坦社會。巴勒斯坦的領導人遭到殺害或流放。散居國外的巴勒斯坦人分散在該地區的難民營之中。由一個強大的阿拉伯領導人或埃及、敘利亞或約旦的軍隊來解放巴勒斯坦的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口號概括了這一想法，即通往解放之路要經過大馬士革、貝魯特和開羅。但這一夢想被1967年阿以戰爭的失敗所摧毀。被其支持者武裝到牙齒的以色列，即使對于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的聯合部隊來說，也過于強大了。

　　此后，我們見證了敢死隊運動的發展。這一戰略在1968年至1982年期間占據主導地位。然而，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并嚴重挫敗了敢死隊。貝魯特失敗之后，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以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義的形式復興了。以色列的反應一如既往地非常殘酷。但這場運動的確迫使以色列人坐到了談判桌前，并成為推動《奧斯陸協議》簽訂和建立如今這樣一種形式的“被占領土”（Occupied Territories）的關鍵因素。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巴勒斯坦大起義期間，幾乎沒有以色列人與猶太復國主義決裂，從而站到反帝國主義一邊。以色列工黨和以色列工會運動并未站在巴勒斯坦解放一邊。相反，他們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信奉排他性的以色列（即猶太人的家園）的觀念，而排斥巴勒斯坦人。

　　《奧斯陸協議》很快就暴露出失敗的本質，它使得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軟弱無力，屈從于以色列的統治。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即各個旅與占領部隊之間更加軍事化的交鋒。這還導致以色列同時采取兩種戰略：一是合法的種族隔離，二是加強種族清洗。這些政策加在一起制造了一個高壓鍋，并于（2023年）10月份在加沙爆炸。

　　所以，現在應該怎么辦？回顧這部簡短的斗爭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首先，以色列是一個殘暴的、全副武裝的殖民國家。它將永遠比抵抗部隊擁有更多的武器和彈藥。他們一再表明，他們非常樂意轟炸、傷害和屠殺巴勒斯坦男子、婦女和兒童。參與武裝斗爭的雙方是極不平等的。

　　其次，阿拉伯領導人不是巴勒斯坦斗爭的朋友。他們無意參與一場對抗以色列的解放戰爭。他們接二連三地與以色列達成“正常化協議”，而巴勒斯坦人仍然是一個他們寧愿忽視的尷尬存在。與此同時，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殘害人民，剝奪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權利。

　　幾十年以來，巴勒斯坦人民為爭取解放進行了英勇的斗爭。他們不會（從這片土地）離開。但他們很難只依靠自己或孤立無援地贏得解放。那么，巴勒斯坦如何才能獲得自由呢？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相信，該地區有一股社會力量確實有能力從根本上重塑中東。這股力量屬于阿拉伯工人階級，這是一股巨大的潛在力量。

　　在整個（中東）地區，工人受雇于制造業、服務業、碼頭、紡織業、石油生產、食品生產和一系列其他行業。這是一個有著光榮的斗爭歷史的工人階級。近年來，埃及、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工人階級一直在顯示自己的力量，并為薪酬、工作條件和政治權利而斗爭。當罷工者面臨腐敗的國家和殘暴的政治精英的鎮壓時，就沒必要把“經濟”訴求和“政治”訴求分開來看了。

　　2010—2011年，“阿拉伯之春”凸顯了阿拉伯工人階級改造該地區的巨大潛力。2011年的革命雖然失敗了，但他們卻使得一種非常現實的跨區域的可能性凸顯出來。為了將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我們需要將改善工人工作場所經濟條件的斗爭與反對阿拉伯國家中的阿拉伯老板和腐敗領導人的斗爭，以及以巴勒斯坦為核心的反帝國主義斗爭聯系起來。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美國、英國及其盟友在駭人聽聞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摧毀了中東的大片土地。整個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工人階級飽受帝國主義干預和腐敗政權統治之苦。

　　巴勒斯坦事業在阿拉伯世界深得人心。在整個地區，成千上萬人經常不顧地方政府的反對，站出來抗議以色列對加沙的破壞。

　　社會主義（對該問題）的回應強調了巴勒斯坦團結和反帝國主義在該地區的重要性，而該地區危機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是利用阿拉伯工人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力量，與當地的老板、腐敗的地方領導人和帝國主義對該地區的干預進行斗爭。今天，對于社會主義者來說，通向巴勒斯坦解放的道路將經過大馬士革、貝魯特、安曼、也門和埃及。我們的意思是，解放將通過一場廣泛的、團結的工人階級運動來實現，這場運動將打擊各地腐敗的阿拉伯領導人，并在此過程中打擊中東地區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

　　社會主義者與巴勒斯坦解放群眾運動

　　21世紀已然見證了一場全球范圍內日益高漲的反帝國主義、支持巴勒斯坦的運動。在英國，每當以色列襲擊加沙（2008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都有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抗議殺戮和破壞。2023年的示威游行達到了更高的水平。2023年11月10日的游行是英國歷史上規模第二大的示威游行。爭取巴勒斯坦自由的斗爭顯然已成為英國政治的一條斷層線，許多人現已得出結論，他們將不再投票給那些在加沙屠殺持續進行時仍保持沉默的政黨。

　　英國的政治體制理應感受到這股壓力。如前所述，英國對巴勒斯坦的災難負有歷史責任，且英國政府仍然是以色列主要的國際支持者之一。作為英國的活動家，我們有義務和責任竭盡所能，確保那些向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的利益卑躬屈膝的人付出政治代價。

　　英國的這場運動是通過在英國穆斯林社區、阿拉伯僑民社群、和平活動家、工會會員以及左翼活動家中的反戰和反帝國主義者之間建立聯系而開展起來的。該運動擁有一個明確的戰略，即圍繞一個共同的政治計劃（立即在加沙停火和爭取巴勒斯坦解放）建立一個“聯合戰線”，作為一場在全球范圍內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長期運動的一部分。

　　在我們的運動中，來自《逆火》（Counterfire）的社會主義活動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積極參與組織全國性和地方性示威游行、快閃式抗議以及一系列行動。我們的成員積極參與組織巴士和運輸車輛前往示威地點。我們組織各種會議以創造空間，就如何向前邁進展開辯論。我們制作了數千份免費的報紙，對加沙正在發生的事件和勝利的前景做出最新的分析。我們有一個廣受歡迎的網站，提供關于我們所面臨的方方面面的政治問題的報道、故事和分析——當然是圍繞巴勒斯坦和戰爭，但也包括經濟緊縮、生活成本危機、種族主義和工會問題等等。

　　盡管我們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但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員、更多的活動家和更多致力于與他人并肩作戰的人，以建立我們的運動，這運動既是為爭取巴勒斯坦人的解放，也是為所有人建立一個更自由、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您同意我們對巴勒斯坦的看法。為何不加入我們呢？我們要贏得世界！

　　[1] 譯注：原文是200llb ‘bunker buster’ bombs，查資料有顯示2000磅，所以可能是作者筆誤，正確的應為2000 lb

　　[2] 1 T. L. Friedman, ‘A Manifesto for a Fast World’, New York Times 28 March 1999:

　　https://www.nytimes.com/1999/03/28/magazine/a-manifesto-for-the-fast-world.html

　　[3] V. I.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6),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6/imp-hsc/

　　[4] 譯注：羅思柴爾德時任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副主席

　　[5] A. J. Balfour, ‘Letter to Lord Rothschild’, UK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1917),

　　https://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CBP-7766/CBP-7766.pdf

　　[6] P. Beinart, ‘Debunking the myth that anti Zionism is antisemitic’, The Guardian 7 March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9/mar/07/debunking-myth-that-anti-zionism-is-antisemitic

　　[7] 譯注：崩得，意第緒語的音譯，意為同盟。“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同盟”，又稱“猶太社會民主主義總同盟”的簡稱。

　　[8] 譯注：原文是Albert Dreyfus，Albert疑為筆誤

　　[9] S. Halbrook, ‘The class origins of Zionist Ideolog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 No. 1

　　(Autumn, 1972), pp. 86-110; p.8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35975

　　[10] 同上 p.88.

　　[11] UN (n.d.),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Palestine Problem: 1917-1947 (Part I)’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https://www.un.org/unispal/history2/origins-and-evolution-of-the-palestine-problem/part-i-1917-1947/

　　[12] Ha’aretz, 30 September 1951.

　　[13] BBC, Israel Gaza wa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explained, 15 November 2023:

　　https://www.bbc.co.uk/news/newsbeat-44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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