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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安全戰略的變化

東北亞研究通訊 · 2024-10-20 · 來源:朝鮮半島論壇|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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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安全戰略走向日漸清晰。如何認識這種變化,是妥善處理朝核問題和對朝關系的關鍵。

  21世紀20年代以來,朝鮮軍事活動呈現積極主動態勢。在國防建設方面,朝鮮系統推進朝鮮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勞動黨八大”)確定的國防發展五年計劃;在軍事路線方面,朝鮮構建了更具主動性的軍事斗爭原則和新軍事戰略。整體而言,勞動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后,朝鮮安全戰略經歷了迂回和重大轉向。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安全戰略走向日漸清晰。如何認識這種變化,是妥善處理朝核問題和對朝關系的關鍵。

  01

  理解朝鮮安全行為的另一種視角:自主性與內生性

  多數研究側重外部因素對朝鮮安全戰略的影響,探尋朝鮮安全行為與外部因素互動的規律。這些外部因素包括美韓聯合軍演[1]、美國國內政治變化[2]、韓國國會選舉[3]等。然而,關于朝鮮安全行為的一些研究證實,僅關注外部結構因素并不全面。曹瑋等選擇2006—2018年影響朝鮮“核行為”的因素(國家安全、政權安全、朝鮮半島統一與和平、經濟援助、國家威望、領導人觀念),以及進程性因素(美國、韓國、中國、日本),與朝鮮的“核行為”進行關聯性統計,建立了關于朝鮮核試驗和導彈試驗行為的短期預測模型。通過分析發現,朝鮮面向國際社會頻繁提及國家自主性,與其“核行為”呈正相關關系,以及美韓對朝強硬政策不能徹底消除朝鮮擁核意愿。[4] 2017年,左希迎考查了朝鮮在第四次核試驗后的行為,認為跨過核門檻的國家作為較弱一方,其行為受到技術進步、政體安全和聯盟凝聚力三個因素的重要影響。[5]這兩個研究都關注了朝鮮安全行為的自主性和內生性。

  2022年以來,朝鮮軍事行動更加積極主動,西方學界對其意圖有不同看法。史汀生中心研究員李永明認為,2022年秋以來朝鮮前所未有的軍事行動不是單靠美韓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能夠解釋的,而是朝鮮對美、中、俄的30年政策發生根本轉變的結果,如果持續下去,將對朝核談判的形式和結果產生深遠影響。[6]然而,德國亞太戰略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謝弗認為,對抗美國是朝鮮歷來不變的基本政策。朝鮮積極主動的軍事戰略與朝美河內峰會后的戰略轉變無關,但與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選舉有關,即朝鮮希望美國共和黨勝利,重啟對朝接觸,減輕制裁,接受朝鮮的核計劃。[7]兩種觀點均聚焦朝鮮軍事行為的外部因素,即美韓軍演、美國大選、中美俄關系等。

  不可否認,朝鮮的核導戰略始于外部的安全壓力,但是進入核門檻并進行了一定的核武技術積累后,影響朝鮮安全戰略的變量發生了變化。傳統的關于影響朝鮮安全行為因素的研究都未將其國防建設與軍事路線作為重要變量。這可能導致對朝鮮核導行為的判斷出現偏差。朝鮮政務日益公開化,通過梳理朝鮮中央通訊社和《勞動新聞》的公開報道,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朝鮮國防建設和軍事路線。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安全戰略變化趨勢呈現體量較小國家不常見的自主性和內生性,即朝鮮安全戰略的發展變化取決于外部形勢的變化,也取決于國家軍事路線和國防技術發展。對此缺乏充分研究,將導致對朝鮮安全戰略的宏觀變化把握不足。

  筆者認為,朝鮮安全戰略經歷了勞動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后的突進、2018—2019年的短暫迂回、勞動黨八大后的戰略路線日漸清晰,在國防建設上努力形成實質性的核戰爭遏制力和核反擊能力,同時構建更具主動性的軍事路線,以打造安全形勢新常態。在此基礎上,朝鮮形成了升級不對稱威懾的安全戰略,重新設置對話條件、談判議題和提高管控局勢的能力。隨著朝鮮安全戰略出現系統性轉變,持續30多年的朝核問題的表現形式和主要議題發生變化。系統考察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安全戰略重大調整和變化趨勢,有助力加強對朝鮮安全行為全面、系統的理解,為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研究探索新的理論視角和解讀體系,同時有助于我們在處理中朝關系上形成新的思路,在復雜安全局勢中預判局勢發展。

  02

  打造具備核戰爭遏制力和綜合核反擊能力的國防力量

  國防建設是安全戰略的物質基礎。勞動黨八大后,朝鮮以國防發展五年計劃為中心,全方位推動國防力量從自衛型向具備核戰爭遏制力和綜合核反擊能力轉變。

  (一)確定加強核戰爭遏制力與核反擊能力的國防發展目標

  長期以來,朝鮮將國防建設目標設定為發展自衛型國防力量。2020年5月,朝鮮勞動黨第七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提出加強核戰爭遏制力的國防發展目標。2021年1月,勞動黨八大提出進一步加強核戰爭遏制力,全力造就最強大的軍事力量。[8]為此,勞動黨八大制定了國防發展五年計劃,包括五大核心任務:第一,進一步發展核武器小型輕量化、戰術武器化;第二,研制各種戰術核武器,持續推進超大型核彈頭生產;第三,推進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的研發;第四,開發應用高超音速導彈,擁有核潛艇和潛射導彈;第五,加快發展軍事偵察衛星、500公里縱深無人偵察機。[9]國防發展五年計劃五大核心任務顯示朝鮮國防建設基本思路是保重點,補弱項,不僅要擁有戰略武器,還要有戰術武器和先進的常規武器;不僅要有遠程打擊能力,還要有中短程、非對稱打擊能力以及信息情報獲取能力和海上與空中軍事能力。可見,朝鮮致力于構建全面的、立體的、以加強核戰爭遏制力為目標的國防體系。

  在加強核戰爭遏制力的基礎上,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努力提高核反擊能力。2023年3月19日,朝鮮進行了核反擊假想綜合戰術訓練。據《勞動新聞》報道,訓練目的是為切實加強國家的戰爭遏制力和核反擊能力,使相關部隊熟悉戰術核攻擊任務執行程序和步驟。金正恩強調,單靠擁核不能遏制戰爭,只有做到對敵人實施攻擊,迅速正確運用令敵人害怕的核攻擊力量,才能完成遏制戰爭的重大戰略使命。他提出,打造在任何時刻、任何突發情況下能夠迅速正確地完成遏制戰爭和爭取戰爭主導權的核反擊體系。[10] 3月27日,金正恩審閱了擬定的核反擊作戰計劃和命令書,強調只有完美地做好何時何地都使用核武器的準備,才能永遠不使用核武器;只有確保超越想象的強大優勢的核武力嚴陣以待,才能使敵人害怕,對朝鮮的主權和制度以及人民不敢輕舉妄動。[11] 2024年4月23日,朝鮮進行了核反擊假想綜合戰術訓練,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兵區分隊首次參加。根據朝鮮中央通訊社的報道,金正恩提出,成功進行超大型火箭炮兵參加的核反擊假想綜合戰術訓練,擴大戰術核攻擊運用空間、實現多路轉換的核武力建設構想已正確落實,并強調不斷提高核武力中樞作用,做好核武力的備戰狀態。此次綜合戰術訓練成為使核武力做好充分準備,在任何時候、在突發情況下迅速正確完成遏制戰爭和爭取戰爭主導權的重大使命的重要契機。[12]加強國家戰爭遏制力和核反擊能力的提出,表明朝鮮核導戰略的重點從擁有核導能力轉向使用核導能力,顯示朝鮮在發展核導力量上的堅定意志和持續進步。

  (二)系統提升核導力量

  國防發展五年計劃的“保重點”主要是對核導武器提質增量,打造核戰略遏制力。“核+導彈”是朝鮮國家安全結構的核心,是朝鮮發揮不對稱威懾的重器。金正日時期,朝鮮實現了核導技術的根本突破。金正恩時期,朝鮮繼續推進核導武器的深度發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核彈頭的小型輕量化和戰術武器化。勞動黨八大后,朝鮮沒有進行新一輪核試驗。根據勞動黨八大的國防發展計劃,核彈頭小型化和戰術武器化是主要發展方向。2022年4月17日,朝鮮進行了戰術制導武器試射。金正恩認為,此次試射的技術意義在于提高前線遠程炮兵部隊的火力打擊能力,以及國家戰術核武器的效率和火力任務多樣化能力。[13]這是朝鮮媒體第一次對外公開戰術核武器性能測試情況,表明其核彈頭小型化、戰術化技術已經取得重要進展。2023年3月27日,金正恩指導核武器兵器化工作時提出,核武器研究所和原子能部門應該為切實貫徹幾何級數般地增加國家核武器數量的構想,有遠見地擴大武器級核物質生產,加快生產強有力的核武器。[14]報道中亮相了至少十枚有型號、有涂裝的“火山-31”戰術核彈頭和至少八類運載工具。這些意味著朝鮮的核彈頭從試驗階段向量產和列裝階段發展。

  第二,推動武器運載能力多射程、多類型的系統性進展。首先,朝鮮繼續穩步推進遠程運載武器系統。2017年,朝鮮成功試驗了首批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4”和“火星-15”。勞動黨八大后,朝鮮持續開發洲際彈道導彈,2022年11月發射“火星-17”。朝鮮洲際彈道導彈理論射程逐步實現了對美全境的核威懾能力。[15] 2023年,朝鮮進行了五次洲際彈道導彈發射試驗,分別是2月試射“火星-15”、3月試射“火星-17”、4月、7月和12月試射“火星-18”[16],基本完成了從試驗發射到作戰部署的測試過程。其次,朝鮮快速提升中程、中遠程和近程導彈的種類和性能。金正恩上任后,朝鮮開發并測試了液體燃料單級推進的“火星-12”中程導彈。2021—2023年,朝鮮進行了六次中程和中遠程導彈試驗。在近程導彈方面,重點開發朝版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KN-23)、朝版陸軍戰術導彈(KN-24)和精確制導超大型多管火箭炮(KN-25)三款新型裝備。2021—2023年,朝鮮進行了約80次密集的戰術導彈試驗,研制重心向固體燃料和衛星制導系統轉變,以增強突襲和精確打擊能力。與此同時,朝鮮積極提高導彈發動機性能,2023年4月進行了“火星-18”型固體燃料發動機試驗,11月兩次測試中程導彈發動機[17],同年3月20日進行了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使用固體燃料發動機地上點火試驗。[18]使用固體燃料可使導彈具有更大機動性和隱蔽性。最后,大力開發潛射導彈和巡航導彈等。朝鮮自2014年開始研發潛射導彈,陸續開發了“北極星”系列潛射導彈,2021—2023年進行了三次試射。潛射導彈對傳統陸基導彈起到了重要補充。2023—2024年朝鮮密集試驗“箭矢”系列巡航導彈。據朝鮮媒體報道,相關試驗是為檢查軍隊迅速反擊能力[19],表明該裝備即將部署實戰。巡航導彈具備低空飛行、機動性強、多平臺發射等特性,進一步增加了朝鮮導彈力量的多樣化。2023年初,朝鮮設立導彈總局,統領和協調全軍各型導彈武器發展。2月8日朝鮮人民軍建軍75周年閱兵式上,一系列新型戰略武器亮相[20],顯示朝鮮已研發出全系列導彈。[21]金正恩認為,朝鮮完美無缺地實現不同射程的戰術級、戰略級導彈燃料“固體化”、彈頭操控化、核武器化,從而勝利貫徹落實勞動黨中央關于對全球范圍內任何敵方對象實施“迅速、準確、強有力”[22]攻擊的導彈武力建設三大原則。

  (三)積極拓展新的軍事能力

  國防發展五年計劃的補短板主要是積極拓展新的軍事能力,打造綜合核反擊體系。在實現核導技術突破后,朝鮮國防研究開始向其他武器系統傾斜,積極拓展新的軍事能力。

  第一,在國防發展五年計劃的五大核心任務中,高超音速武器系統居首位。高超音速導彈加大了被追蹤和攔截的難度。2021年9月至2024年1月,朝鮮進行了三次高超音速武器試射。[23] 2022年1月5日,朝鮮中央通訊社發文評論,高超音速導彈部門連續取得成功,在加快完成勞動黨八大提出的國家戰略武裝力量現代化任務、完成在五年計劃戰略武器部門五大任務中核心任務方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24] 2024年4月2日,朝鮮成功試驗了新型中遠程高超音速導彈。[25]

  第二,發展以多管火箭炮為代表的尖端常規武器。2021年以來,朝鮮進行了密集的多管火箭炮試驗。2023年元旦,朝鮮宣布軍工部門已將30門同類型超大型火箭炮移交作戰部隊,成為核心攻擊武器。[26]這說明,朝鮮加速升級核戰力的同時,尖端常規武器研發也在突飛猛進。

  第三,大力發展軍事偵察衛星技術。朝鮮于2022年2月27日和3月6日進行了兩次偵察衛星發射試驗。[27]隨后金正恩在視察國家宇宙開發局時提出,在國防發展五年計劃期間,把大量偵察衛星多角度布置在太陽同步極地軌道上。[28]金正恩視察西海衛星發射場時提出,現代化改建和擴建發射場,以供將來完成多型運載火箭發射軍事偵察衛星等多用途衛星的任務。[29] 2023年,朝鮮在5月23日、8月24日兩次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均失敗后,于11月22日使用“千里馬-1”型運載火箭成功發射“萬里鏡-1”號軍事偵察衛星。[30]金正恩強調,把俯瞰萬里的“眼睛”和打擊萬里的強大“拳頭”一同掌握在自己手里。[31]這意味著朝鮮基本建成了包括探測軍事情報和實施精確打擊的核反擊體系。

  第四,發展包括核潛艇在內的新型潛水武器。在國防發展五年計劃的五大核心任務中,海上裝備核武化是重要方向。金正恩強調,海軍的核武裝化是再也不能拖延的迫切時代課題,是武裝力量建設的核心要求。[32]雖然核潛艇迄今為止進展最慢,但2023年9月朝鮮試驗了可搭載戰術核武器的常規動力潛艇——朝鮮式戰術核攻擊潛艇。從2023年3月、4月試驗水下核武器系統“海嘯-1”“海嘯-2”,到2024年1月19日進行“海嘯-5-23”水下核武器系統重要試驗[33],表明朝鮮對水下武器系統進行了持續改良。在“箭矢”系列戰略巡航導彈的基礎上,2024年1月24日和28日,朝鮮導彈總局試射了“火箭-3-31”潛射戰略巡航導彈,試驗搭載了戰術核彈頭“火山-31” [34],成為朝鮮海軍核武裝化的一環。2月15日,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了金正恩現場指導新型反艦導彈“魚鷹-6”驗收試射的消息[35],目的是傳達對韓國海軍一切水上艦艇具備現實威懾的信號,顯示朝鮮高度重視岸艦導彈發展,表明朝鮮海軍要實現核力量與常規力量并重發展。

  第五,完成無人機項目。2023年,朝鮮通過“7·27戰勝節”閱兵式、“武器裝備展覽會-2023”等方式,向外界展示了“晨星-4”戰略偵察無人機和“晨星-9”多用途攻擊無人機,表明朝鮮國防發展五年計劃五大核心任務之一的“500公里偵察無人機”項目完成。無人機可以助力朝鮮在和平時期定期、持續收集前線情報,并進行低強度的軍事威懾。

  總體而言,朝鮮按照勞動黨八大制定的國防發展五年計劃,集中力量保重點、補弱項,在核導裝備方面提質增量,推進核彈頭的小型輕量化和戰術武器化,完善多射程導彈性能和種類,提升了中遠程導彈發動機技術并完成了作戰部署。在常規武器力量方面,朝鮮“小步快跑”,擴展新的軍事能力,彌補海上和空中軍事力量弱項,成功發射了軍事偵察衛星,解鎖了無人機技術,推進海上核與常規力量并進。同時,通過在高超音速導彈、軍事偵察衛星、水面艦艇等方面技術能力的提升,為傳統“核導”力量的現代化升級賦能。總體而言,朝鮮力圖構建包括多射程導彈系統、高超音速武器、多管火箭炮、軍事偵察衛星、核潛艇和潛射導彈在內的,射程銜接、平臺多元、核常一體、戰略戰術并重、海陸空兼備的綜合武器系統,打造集核武打擊能力、常規防御能力、軍事偵察能力等于一體的軍事體系,用以支撐其核遏制力和核反擊力。

  (四)“對等反制”和“自主計劃”相結合的武力試驗

  2021年以來,朝鮮進行密集武力試驗,主要表現為針對美韓軍事威懾的壓倒性反制措施[36]和強化常規國防力量[37]兩部分。一方面,朝鮮武力試驗的頻率、強度和形式與美韓軍演和軍事施壓保持大體同步。2022年5月重啟“延伸威懾”機制后,美韓進行了密集的聯合軍演。針對美國戰略資產進入朝鮮半島,朝鮮于2022年10月4日試驗中程導彈,進行戰略反制。針對美日韓聯合海上軍演,朝鮮中央通訊社于2024年1月19日報道了國防科學院進行了“海嘯-5-23”水下核武器系統的重要試驗。針對3月美韓“自由護盾”軍演增加了野外機動訓練,朝鮮沒有像以往一樣動用導彈示威,而是以西部地區實兵特戰訓練[38]、各大聯合部隊炮擊訓練[39]、坦克兵大聯合部隊對抗訓練比賽[40]和人民軍空降部隊訓練[41]為反制措施。4月19日,針對美韓空軍聯演,朝鮮進行了巡航導彈超大型戰斗部威力試驗和新型防空導彈試射。[42]將核導武器的絕對壓倒性回應,變為常規武器的針對性壓倒性回應,反映了朝鮮審時度勢管控局勢,也說明其武器庫較之前大大豐富,可以根據形勢變化做出不同的應對選項。

  另一方面,朝鮮越來越多的武器試驗具備“與地區局勢無關”[43]的強化常規國防力量的性質。首先,朝鮮有明確的武器計劃部署。從勞動黨八大提出國防發展五年計劃,到八屆六中全會公布2023年度三大任務——新型戰略武器(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軍事偵察衛星、戰術核武器及核彈頭量產[44],再到第八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在“2023年度國防科學發展及武器系統開發計劃”中,將中程彈道導彈更新升級與“火星-18”型洲際彈道導彈一起作為導彈工業部門的重大任務[45],這些表明朝鮮對國防建設有著明確的短、中、長期規劃。其次,從實踐看,朝鮮武器研發試驗也大體遵循這樣的節奏和安排。例如,2022年進行了密集的戰術彈道導彈和超大口徑火箭炮試射。根據朝鮮媒體報道,不同型號導彈試驗呈現了多枚、組合、多點發射、多平臺發射的態勢,同時包含了改進試射、驗收試射、訓練發射等技術性目的。2023年,朝鮮近程導彈試射總數大大下降,開始側重中程導彈與洲際彈道導彈的開發與升級。進入2024年,朝鮮繼續升級中程彈道導彈性能,1月和4月兩次試驗了高超音速固體燃料中程導彈[46],用固體燃料發動機和高超音速技術提升中程導彈性能。從2022年3月“火星-17”型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到12月15日宣告固體燃料發動機試驗成功,再到2023年4月、7月和12月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8”試射,其中7月發布相關“試射”消息[47],12月發布相關“發射訓練”消息[48],表明朝鮮在穩步推進規劃中的“新型戰略武器”的研發、試射與列裝。

  此外,從2022年開始,朝鮮在公布各軍事計劃及各種武器試驗時,較以往更多披露技術細節的進展。例如,2023年4月14日朝鮮中央通訊社詳細報道了“火星-18”與之前不同的發射方式。[49] 5月31日,該社又報道了軍事偵察衛星發射失敗的原因與技術細節。[50]這一方面顯示了朝鮮在武器研發方面的實質性進步,另一方面展示其在軍事力量提升方面的自信。與此同時,朝鮮為開發戰略武器而掌握的各類新技術,如固體燃料、高超音速、制導技術等正在有計劃地應用到新型常規武器上,使常規武器快速完成升級改造。在此過程中,朝鮮每次具有“壓倒性反制”性質的武器試驗,除了武力反制外,更從打造核戰爭遏制力與建立、完善核反擊體系方面考量,實現了武力反制與技術進步之間的良性互動。

  03

  構建“朝鮮式先發制人”軍事路線

  軍事路線是安全戰略的具體體現。勞動黨八大后,朝鮮以系統提升國防力量為基礎,積極推進新的核政策、新的軍事斗爭原則及新的軍事戰略,構建“朝鮮式先發制人”軍事路線。

  (一)核武力政策法制化

  第一,朝鮮重新界定了核武器的使命與性質。2022年4月25日,金正恩在朝鮮人民軍成立90周年閱兵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朝鮮核武力的基本使命是遏制戰爭,但如果在自己國土上發生朝鮮不愿意看到的情況,則核力量的使命不能僅僅局限于防止戰爭。任何勢力侵犯朝鮮的國家根本利益,核武力不得不義無反顧地履行自己的第二個使命。[51]在這里金正恩提出了使用核武器的兩個使命,即遏制戰爭和“先發制人”,并規定了“先發制人”的條件是根本利益受到侵犯,改變了朝鮮勞動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以及2018年金正恩新年講話提出的核武力只針對美國的原則,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門檻。朝鮮也否認了一般意義上的“先發制人”意圖。在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十次會議上,金正恩強調,最強大的絕對力量不是單方面實現武力統一的“先發制人”打擊手段,而是為了捍衛國家而必須培養防衛力量。如果敵人不觸犯,朝鮮絕不會單方面實施戰爭。如果敵人擦槍走火,濺出戰爭的一點火花,朝鮮會動員包括核武器在內一切軍事力量,堅決懲罰敵人。[52]這一表述清楚地說明,朝鮮發動核戰爭的前提是對方發動攻擊,體現了“朝鮮式先發制人”,即不首先發起攻擊,但針對敵人的首先攻擊會進行壓倒性反擊。

  第二,在2012年將“擁核”寫入憲法的基礎上,2022年9月9日,朝鮮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七次會議頒布核武力政策法令,對核武力的使命、地位、政策原則、指揮控制、使用條件等方面做出法律規定。在核武力的使命方面,法令規定:朝鮮核武力政策屬防衛性,致力于打造可靠、有效、成熟的核遏制力,防止擁核國家之間的誤判和核武器的濫用,最大限度減少核戰爭威脅。關于核武力的地位,法令規定:核武力是國家防衛力量的中樞。關于核武力政策的基本原則,法令規定:朝鮮核武力是作為最后手段使用。關于對核武器的指揮控制,法令規定:只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長有核武器使用權,并做出所有關于核武器的決定。關于核武力使用條件,法令規定了使用核武器的五種情況,包括國家領導機構和國家核武力指揮機構遭到或被判斷為即將遭到核及非核攻擊時。[53]這個法令在“擁核是國策”的基礎上,將為何用、怎么用、何時用以及常態化動員、日常運維、如何更新等核武力政策更加具體化。核武力政策法令在實現威懾功能外,強調了核武器的使用條件,特別是法令設定的核武力使用的五大條件,使朝鮮在受到非核攻擊情況下使用核武器成為可能,再次強調了“朝鮮式先發制人”。該法令明確了擁核目的是為遏制戰爭,并將作為最后手段使用核武器定為基本原則,沒有超出核武力防衛性質。

  第三,2023年9月28日,朝鮮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正補充案,將核武力政策寫入憲法,規定實現核武器發展高度化,以保證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遏制戰爭,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54]金正恩在演說中強調兩點:一是核武力政策上升為國家基本法,意味著任何人用任何力量都不能觸犯;二是加強包括核武力在內的國家防衛力量是為同美國長期較量,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從擁核入憲,到制定核武力政策相關法律,再到將核武力政策入憲,意味著朝鮮核導戰略意志更加堅定,不可逆轉,使無核化談判的國內法理基礎喪失,為以核裁軍為訴求的與美國無條件談判提供依據。

  (二)以強對強,正面對決的軍事斗爭原則

  針對美韓“延伸威懾”下的強力施壓,朝鮮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原則。2022年6月,朝鮮勞動黨召開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擴大會議。金正恩提出,嚴峻的安全環境下奉行毫不退讓的以強對強、正面輸贏的斗爭原則。[55]從具體行動上看,這個原則首先運用在對韓軍事斗爭上。同年6月21日,金正恩主持召開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主要內容之一是將重要軍事行動計劃補充列入朝鮮人民軍各前線部隊作戰任務[56],這意味著朝鮮將加強在對韓前沿地區的軍事部署。隨后朝鮮組建了戰術核運用部隊,并于2022年9月底至10月初舉行了七次核戰術武器運用部隊發射訓練。2023年8月14日,朝鮮中央通訊社用較大篇幅介紹了金正恩對大口徑可控火箭炮彈廠視察時的指示,強調在加強前線部隊炮兵武力方面,幾何級數般地增加可控火箭炮彈生產是十分迫切的問題,要根據作戰需求進一步增加炮彈生產,為前線部隊大范圍配備。[57]這是朝鮮正面對決斗爭原則在戰術方面的具體體現。11月23日,朝鮮宣布廢除《9·19軍事協議》,恢復根據該協議停止的一切軍事措施,同時在軍事分界線一帶部署強大兵力和新型軍事裝備。[58]這為朝鮮加大對韓國前沿地區的軍事部署創造了條件。

  (三)掌握戰略戰術絕對主動權的新軍事戰略

  2023年8月,勞動黨第八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七次全會擴大會議明確了朝鮮的新軍事戰略,即在現代戰爭中掌握戰略戰術絕對主動權壓倒敵人。[59]為此,會議對強軍進行了部署:一是針對美韓軍事行動提出徹底牽制的進攻性軍事應對,即采取主動行動應對美韓聯合軍演、“延伸威懾”等。二是確定戰時作戰方針。核心是以壓倒性戰略遏制力,采取同時多發性軍事攻勢,一舉粉碎敵人的攻擊。壓倒性戰略遏制力,即核力量。同時多發性軍事攻勢,即綜合軍事力量。三是前線作戰集團編成方案及新編成的訓練方案,包括在半島有事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強前線作戰集團戰略戰術及軍力絕對優勢;列裝部署新型武器裝備,擁有更多打擊手段執行戰爭遏制力。四是根據上述要求,軍工企業大量生產各種武器裝備,并提出了具體的生產計劃指標。新軍事戰略體現了朝鮮的軍事戰略意圖,即 “朝鮮式先發制人”的軍事部署和作戰方針。2024年3月,朝鮮針對美韓“自由護盾”軍演進行了四次實戰演習,充分演繹了“朝鮮式先發制人”的具體意圖和路徑,具體包括3月4日西部地區特種作戰演習[60]演練打開地面部隊通往首爾的通道,7日炮兵演習演練以“朝鮮式先發制人”直接打擊首爾[61],14日坦克演習演練快速挺進占領首爾,16日空降部隊演練奪取敵方軍事目標。四場演習體現了“朝鮮式先發制人”的特點,即不首先發動攻擊,但敵人如果首先動武,將采取壓倒性反擊。具體反擊方式包括“大炮兵戰略”,推動炮兵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壯大。[62] 2024年,朝鮮大規模生產與列裝超大型火箭炮,以實現炮兵戰斗力的戰略性提升。[63]

  綜上所述,勞動黨八大后,朝鮮通過將核武力政策法制化,確定了軍事遏制與反擊的邊界,通過確定以強對強、正面對決的軍事斗爭原則,明確在現代戰爭中掌握戰略戰術絕對主動權壓倒敵人的新軍事戰略,顯示“朝鮮式先發制人”軍事路線實質是戰略防御框架下以攻為守的軍事路線。

  04

  升級不對稱威懾的安全戰略

  新變局下的安全認知及核心安全訴求,決定了防御是朝鮮安全戰略的基礎,威懾是朝鮮安全戰略的基本手段。但隨著國防力量和軍事路線的變化,朝鮮防御與威懾的具體手段也在發生變化。

  (一)朝鮮對半島核戰爭的安全認知

  勞動黨八大后,烏克蘭危機、中美戰略博弈、美韓對朝政策變化等使全球與地區秩序發生巨大變化。朝鮮對外部安全環境形成了新認知。

  第一,世界秩序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在全球大國競爭加劇背景下,2021年9月金正恩在最高人民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提出,由于美國單方面且不公正的拉幫結伙、搞小圈子式對外政策,國際關系格局變為更加錯綜復雜的“新冷戰”格局。[64]烏克蘭危機爆發后,金正恩在2022年9月最高人民會議上表達了對當前世界秩序的看法,認為當前國際形勢顯示正義與不義、進步與反動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圍繞朝鮮半島的勢力格局更加明確,從美國倡導的單極化世界到多極化世界的演變明顯加速。[65]

  第二,美國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與美國向韓國提供軍事保護、遏制朝鮮的手段性質相同。2023年1月27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與正發表談話,譴責美西方為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等進攻性軍事裝備。[66] 1月29日,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權正根發表談話,指出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坦克,是以所謂朝鮮“挑釁”為由,向韓國提供延伸遏制力,將核打擊手段頻繁引進半島的不合邏輯的、畸形的、強盜般的美國式思維的延續。[67]韓美“延伸威懾”手段通過演習展現,是反對朝鮮的核戰爭演習。[68]這些外交表態,通過烏克蘭危機表達了朝鮮自身的安全關切。

  第三,美韓對朝敵對政策,是朝鮮半島局勢惡化主因。2022年,隨著美韓“延伸威懾”機制逐步付諸實施,朝鮮感受到更大的安全威脅。12月,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提出,美國加緊策動對朝孤立扼殺活動,特別是頻繁向半島部署各種核打擊手段,最大限度加大對朝軍事打壓力度。韓國把朝鮮視為主敵,揚言要進行戰爭準備。美日韓正在加快落實“三角共助”,積極拼湊“亞洲版北約”等新軍事同盟。[69]嚴峻的周邊安全環境賦予朝鮮加速推進國防計劃和軍事路線的正當性。

  朝鮮對外部世界與周邊環境的上述認知,是其實施安全戰略的基本依據。所謂“新冷戰”格局的認知,緩解了朝鮮長期以來的孤立感,為其調整安全戰略提供了空間。烏克蘭危機與美韓對朝政策的變化,加速了朝鮮國防建設和軍事路線的調整。

  (二)新常態下新較量的安全訴求

  避免戰爭與改善同美國的關系是朝鮮的安全訴求。但隨著國防力量和軍事路線的變化,朝鮮達成目標的路徑和手段都發生了改變。

  第一,反對戰爭仍是朝鮮的基本安全訴求。2024年1月16日,金正恩在朝鮮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十次會議演說中,系統闡明了關于戰爭的政策立場。首先,不希望戰爭。金正恩強調,朝鮮沒有任何理由選擇戰爭,沒有單方面斷然進行戰爭的意圖。其次,不躲避戰爭。維護主權、安全和生存權是朝鮮不可動搖的堅定意志。朝鮮絕不容許敵人進犯自己的領土、領空、領海。一旦戰爭爆發,朝鮮要完全占領、平定、收復韓國。最后,發展自衛武力。朝鮮要繼續加強核戰爭遏制力,增強國家防衛力量,但同時國防建設堅持自衛型原則,而不是單方面實現武力統一的“先發制人”的打擊。[70]朝鮮對戰爭的基本態度可以歸結為無意愿、不害怕。反對戰爭的基本安全訴求,決定了防御是朝鮮安全戰略的基礎。朝鮮系統提升國防力量和打造積極軍事路線,本質上是以攻為守。

  第二,改善與美國的關系。2021年1月,勞動黨八大首先將對美關系進行定位,即把對外政治活動聚焦于制服最大主敵——美國。[71]這說明朝美關系仍是朝鮮對外關系的重中之重,朝鮮核心安全訴求仍是改善與美國的關系。勞動黨八大也提出了彈性靈活的以強對強、以善對善的對美政策原則[72],延續了朝鮮一貫的“對抗與對話”的對美關系框架。美韓重啟聯合軍演后,2022年6月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確定了以強對強、正面輸贏的斗爭原則[73],仍沒有脫離“對抗與對話”框架,但提高了對話的條件。針對美國拜登政府“無條件對話”倡議, 金正恩在9月9日第十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七次會議發表講話時提出了啟動對話的條件,即朝鮮半島的政治和軍事環境發生變化,同時強調決不會先棄核或實現無核化,不會進行此類的任何協商,也沒有對換的籌碼。[74]在強硬態度和行動背后,朝鮮暗示了恢復對話的訴求,即要求美國取消對朝敵視政策,朝鮮半島政治軍事環境改善是恢復對話的條件。這相當于明確朝鮮放棄了通過無核化實現與美國關系正常化的基本路線[75],力爭在國防力量全面提升的新常態下,與美國進行新的較量和交易。簡言之,在實現與美國關系正常化這個安全訴求上,朝鮮沒有脫離“對話與對抗”的對美關系大框架,但實現了從通過無核化實現與美國的關系正常化,到通過具備強大國防力量實現與美國關系正常化的轉變。

  (三)升級不對稱威懾

  鑒于常規作戰能力發展呈現不對稱特點,朝鮮圍繞戰略核力量,建立國防安全架構,不對稱戰略威懾處于優先位置。以國防技術系統提升為基礎,以軍事路線調整為導向,朝鮮的不對稱威懾也發生了變化。

  第一,由有限政治威懾轉向不對稱軍事威懾。根據美國核戰略專家納蘭對新的核武器國家核戰略的劃分,核武器威懾作用由低到高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有限威懾,即擁有少量核武器,以誘使同盟國在周邊關鍵地區受到安全威脅時進行干預。核武器發揮“催化劑”作用,實質是一種政治戰略。第二層不對稱軍事威懾,即“先發制人”使用核武器,以迫使危機或沖突態勢結束,也稱為“不對稱升級”戰略。在這個戰略中,一個國家需要部署核武庫,確保第一次核打擊的可信威懾,以應對常規的非核攻擊。第三層對等反制威懾,即有保證的報復戰略,目的是避免“先發制人”核打擊,并確保使用幸存的核武器進行第二波核打擊。當一個國家發展到足夠強大和具備分散的核武庫時,會使用這種戰略。[76]普遍觀點認為,朝鮮核導力量處于第一層有限威懾,即政治威懾。根據勞動黨八大后國防力量和軍事路線的發展,朝鮮正在構建第二層,甚至第三層的威懾能力。

  勞動黨八大前,以擁有低端有限的核武器發揮政治威懾達到防御目的,是朝鮮基本的安全戰略選擇。勞動黨八大后,朝鮮推進核武庫的現代化,增強軍事威懾力,確保核打擊的可信威懾。從國防建設上看,一方面,朝鮮不斷改善洲際彈道導彈發動機,實現從液體燃料向固體燃料的升級,增加了導彈的機動性和隱蔽性,開發移動發射車、潛艇、戰斗機等發射平臺,發展針對韓美的多層攔截打擊能力。同時,開發中遠程巡航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其低空飛行、精確打擊、機動靈活等特性增加了朝鮮戰略威懾力量的可信性。另一方面,朝鮮更加重視戰術威懾力量的建設和部署,重視提高核導的戰區使用能力。朝鮮將快速推進核彈頭的小型輕量化、戰術武器化,與大力開發新型戰術武器系統相結合,并通過核武政策法令,降低核武器使用門檻,增加戰術威懾力。此外,勞動黨八大后,朝鮮核彈頭量產化情況說明其力圖發展第二波核打擊能力,以達到有保證的報復。從軍事戰略部署上看,朝鮮著力發揮軍事威懾力。從加強在對韓國前沿地區的軍事部署,到提出掌握戰略戰術絕對主動權的新軍事戰略,再到近期在試驗和訓練中重新強調傳統的“大炮兵戰略”,都體現了朝鮮加大對周邊地區戰術核威懾的重視。因此,通過加強國防力量和調整軍事路線,朝鮮實現安全戰略從有限政治威懾向不對稱軍事威懾轉變。

  第二,由被動應對外部威脅轉向主動塑造安全環境。勞動黨八大后,朝鮮積極彌補國防力量中的弱項,不但重視傳統陸上裝備,也開始拓展海上與空中裝備力量。朝鮮通過發展潛射彈道導彈、編列海基巡航導彈,以及改進導彈和潛艇,推動海軍快速核武器化,實現海上核威懾力。朝鮮推動新型潛水武器和反艦導彈的開發,實現海軍常規力量發展。在空中力量方面,朝鮮主要是通過開發和使用多用途無人機和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助力收集前線情報和進行低強度的武力示威。由此,更加多元、綜合的軍事能力擴大了朝鮮在事態危機時的軍事選項。隨著國防力量快速增強,朝鮮在戰略與戰術威懾之間進行自主選擇,選項更加豐富,針對不同類型外部威脅進行精準反制,在被動反制與自主發展國防力量之間實現良性互動。從發展自衛型國防力量,到打造核戰爭遏制力和綜合核反擊能力,朝鮮安全戰略從被動應對外部威脅,向主動塑造安全環境方向發展。

  05

  結論

  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全面推進國防發展五年計劃,系統提升國防力量,構建“朝鮮式先發制人”軍事路線。朝鮮安全戰略在威懾與防御的大框架下,實現不對稱威懾戰略的升級,力圖從有限政治威懾轉向不對稱軍事威懾,由被動應對外部威脅轉向主動塑造安全環境。由此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現階段已不能完全從外部因素變化,如美韓軍演、美韓國內政局變化等,作為判斷未來朝鮮安全戰略進程的主要依據。盡管國際社會對朝鮮軍事能力的評估尚存爭議,但從勞動黨八大后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看,朝鮮國防建設有長遠、清晰的規劃,并按照既定節奏逐步實施,顯示了朝鮮在發展國防力量上的堅定意志和持續進步。這種意志和進步不隨外部局勢的變化而改變。這些都表明,朝鮮安全戰略開始呈現相當的自主性,走上了由自身戰略需求推動的進程。

  第二,朝鮮核心安全訴求仍是遏制戰爭,以及改善與美國關系。但隨著國防力量和軍事路線的變化,朝鮮已形成核導武力新態勢,實現威懾手段升級。朝核問題表現形式和主要議題都將發生重大變化。除非有大的結構性變化,如朝美關系發生根本改善,朝鮮半島實現停和機制轉換等,否則朝鮮不會在核問題上做出妥協。國際社會需要探索新的對朝政策思路。

  第三,從朝鮮半島戰略平衡視角看,朝鮮具備了核戰爭遏制力、綜合核反擊能力,促進朝鮮半島走向戰略再平衡,這給中國調整朝鮮半島政策創造了新的空間和契機。基于勞動黨八大后朝鮮安全戰略變化,圍繞朝核問題的主要國家紛紛提出新的對朝政策思路。美國戰略界人士提出了相對于“無核化”更加寬松的所謂有助于地區及全球穩定的中間措施[77],尋找雙方談判對話的契合點。日本提出了不設前提條件的首腦會談。俄羅斯也加強了與朝鮮在經濟安全領域的合作,并對其安全戰略的變化持充分支持立場。2024年6月19日,朝俄簽署包括戰時軍事互助和軍事技術合作條款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條約》。俄羅斯的安全保障承諾和軍事技術支持,增加了朝鮮進一步提升國防力量和推進軍事路線的信心。作為半島問題利益攸關方,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也需要在“雙暫停”“雙軌并行”框架下進一步提出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山大韓國研究中心】

  以上來源于《東北亞研究通訊》,原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Onrh3Z7tawpxQSDKpea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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