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近來西方媒體頭條都是美國大學騷亂,學生呼吁大學切斷與以色列的經濟往來和金融投資,占領校園標志性場所,連續多日不肯罷休。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共和黨議員要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維持校園秩序,結束反猶示威。校方與學生談判未果,校長汲取哈佛和賓州大學校長被迫辭職的教訓,邀請紐約警察入校清場,警察與學生發生肢體沖突,場面慘烈。
這次學潮或在重演一九八三年哥倫比亞大學的靜坐抗議,當時學生要求校方放棄與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研究合作項目,出售金融投資,校方妥協了。之后產生多米諾效應,多所大學跟進,紛紛出售與南非關聯的股票與金融產品。最終,美國聯邦政府迫于輿論壓力,也停止了支持南非政府。經濟脆弱的南非白人政權難乎為繼,開啟了與“非國大”的接觸,加速民主進程,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廢除種族隔離政策。
美媒體對學潮的報道基調不盡相同。偏右的媒體如福克斯電視,指責學生反猶,趨向激進和暴力。自由媒體如CNN、MSNBC或英國BBC,開始時多采訪猶太學生和教授,報道他們不能正常上課,被激進學生圍攻辱罵。后來漸漸偏向學生,質疑美國的中東政策和社會給學生貼上反猶標簽。美國華人媒體則與右翼聲音同調,均指責學生反猶與暴力。
02
這場學運源起于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襲。起初美國媒體與政府一致譴責哈馬斯,支持以色列采取軍事行動反恐。但隨著以色列軍隊的推進,自由媒體開始曝光以軍的血腥與殘暴,報道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輿論風向逐漸反轉,大小屏幕上都是巴勒斯坦兒童、婦女慘遭屠戮的畫面。此后無論在美國還是西歐,公眾輿論分化了,自由派同情巴勒斯坦,保守派依然支持以色列。在歐美大小城市里,穆斯林、進步猶太人和左翼民眾上街游行,呼吁停火,抗議以色列的暴行。七個月以來,游行持續不斷,規模時大時小,此起彼伏,抗議幾乎常態化了。
二〇二四年四月,哥倫比亞大學校園騷亂,讓這場漫長的抗議達到高潮。鏡頭里警察與學生赤膊上陣,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迅速感染了從美東到美西的各個大學。此刻抗議突然升溫的原因是,二戰后,在西方社會里“反猶”是一個極端嚴重的指控。官方給學生貼上“反猶”的標簽,并以為借口出動警察恢復秩序,大打出手,讓原本逍遙的學生也群情激憤起來。僅幾天工夫,東部、中部、西部各大學校園里到處是警察與學生的對峙、互毆。在加利福尼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生放花炮襲警,警察用橡皮子彈回應。
其實,“反猶”與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不是一回事。西方有兩千年綿延不斷的反猶史,最極端的形式是納粹屠猶。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也譯錫安主義,取自錫安山Mt. Zion,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濫觴于十九世紀的歐洲,特別在二戰后,中東國家舉起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大旗,武力對抗以色列建國和對巴勒斯坦的占領。學生抗議的是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不是歷史上的反猶種族主義。
03
自由媒體在報道中喜歡引用“六八運動”,把歷史老照片和老記錄片剪輯到這次學潮現場。學生們也有意摹仿六十年代,在著名的地標前擺放老照片,哥大學生占領漢密爾頓教學樓(Hamilton Hall),直接重演了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占領場面。CNN電視網則湊趣采訪“六八運動”的老學運,回憶當年激情燃燒的歲月。但歷史的重現不過是劇情排演,所謂重燃六十年代青春之火,燒掉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不過是時代倒錯的一廂情愿。今天早已物是人非,“六八運動”時的世界格局不復存在,此學潮非彼學運。
六十年代的歷史背景是兩大陣營對峙,雙方不惜一切代價對內動員社會,對外則在冷戰底下打熱戰。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美國社會經歷了“紅色恐慌”和麥卡錫主義。在法國,戴高樂主義日益保守和專制,迫使法國左翼各派進步力量聯盟抵制。到六十年代,西方知識分子對右翼保守主義失去了耐心,轉寄希望于左翼政治。法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迅速崛起。而美國的民權運動則風起云涌,反越戰浪潮如火如荼。“自由世界”的學生造反了,溫和的學生、教授一邊游行抗議,一邊研討馬克思主義,建構文化批評理論,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流行的后現代理論,便是六十年代反文化運動的成果。激進學生成立了各種暴力組織,美國“黑豹”“氣象人”、德國“紅軍派”、意大利“紅色旅”和日本“赤軍”,在西方打起城市游擊戰。“六八運動”才是左翼社會運動。
其中,現象級的事件“河內簡”(Hanoi Jane)最具代表性。一九七二年,著名影星簡·方達為反諷瑪麗蓮·夢露在五十年代去朝鮮戰場慰勞美國大兵,她只身飛往河內,慰勞北越的越南人民軍,被稱“河內簡”。美國公眾指責她叛國,回國就該受審。六十年代青年的意識形態站隊和地緣政治指涉明確:跨越鐵幕支持東方陣營。而二十一世紀西方青年社會運動,卻有一條不同的線索。
04
在阿拉伯之春的啟發下,二〇一一年紐約爆發“占領華爾街”抗議,同年又發生倫敦青少年破壞治安和打砸搶的“倫敦暴亂”。自此以后,西方社會如干柴烈火,動蕩起來。美國有“黑人的命也是命”,巴黎有“黃馬甲”運動,然后是引燃世界各地的“Me Too”運動。這些運動沒有中心,缺乏綱領,無組織、無紀律、無革命訴求。某事件在網絡上形成熱搜,就可能無預警地引發街頭抗議。既無人領導,也沒有事先周密的籌劃,騷亂迅速升級,又倏忽消失,無影無蹤。看電視上有一位大學管理層接受采訪時表示,這與“六八運動”完全不一樣,找不到事發的線索和規律,似乎只是情緒宣泄,抗議只開花不結果,是網絡時代特有的現象,無法應對。但這不意味著運動沒有后果,每一場運動銷聲匿跡之后,都會深深嵌入公眾的集體無意識,改變大眾文化和社會輿論的未來走向。
學界一般認為占領華爾街是左翼社會運動,反對新自由主義,批判金融資本對大多數的剝奪,可適用馬克思經典。但之后的運動中有關于性別的,也有種族和身份政治的,還有青年就業困境等,就難削足適履去套用左派理論了。而且,參加運動的人更來自各意識形態譜系,有民粹右翼,有無政府主義者,也有女權主義者,更多人則根本不在意什么“主義”,只是痛恨少數人幕后操縱,反對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質疑優勝劣汰的建制官僚體系。雖然運動并不挑戰代議選舉政治,卻表達出對黨派政治和精英科層的深度不信任。
也有人認為,今日西方左翼是非常廣泛的思想譜系,包括性別、種族、弱勢群不平等和青年困境等問題,皆可用階級分析進行批判。但在冷戰時代,這些運動都會被社會主義陣營斥為小資產階級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屬于資本主義的痼疾。直到冷戰之后,左翼才試圖給各種社會批判貼上“左”的標簽。然而這種策略只是用來匯集各種社會力量,擴大已經勢弱的左翼聲勢而已。這次學生聲援巴勒斯坦繼承了“占領”模式,強調“占領”本身與訴求一樣重要,占領是運動和實踐的重要組成,既團結社會力量,又創造聲勢、擴大影響。老“新左派”一廂情愿地將其說成是聲援第三世界、反資本主義的革命,也確有少數激進學生歡呼哈馬斯的勝利,或從約旦河到地中海打敗猶太人。但主流學生和教師既不站在以色列一邊,也不支持哈馬斯,而是無差別地同情受害者,反對系統性暴力,譴責強權對百姓的加害。這種普遍人道的立場淡化了地緣博弈的維度,也忽略了左與右的意識形態兩分。
最好的注腳是猶太大屠殺電影《利益區域》(二〇二三年)導演格雷澤在奧斯卡頒獎儀式上的講話,他將此片獻給二〇二三年十月恐襲中受難的以色列人,和此后因以色列報復而死難的巴勒斯坦人。他說猶太人的身份不應被大屠殺的歷史所綁架,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一樣都是生命。遭納粹屠殺不應占據道德制高點,有優于他人的生命價值。猶太學生、教授,以及美國猶太組織在抗議中呼吁:以色列政府不要借大屠殺歷史或保衛猶太人生存的名義,對巴勒斯坦實施暴行,以政府的行為不代表全體猶太人。既同情以色列人,又支持巴勒斯坦人,算不算騎墻派?同時,極端右翼政客如特朗普在紐約庭審之后,發言力挺以色列政府,但平時又常冒出反猶言論,贊賞納粹的反猶種族主義。這種矛盾立場與學生們的立場如何對照?
05
如固守傳統的地緣觀念,堅持對標代表國家的政府或權力機構,那么就只能在哈馬斯或以色列政府之間選邊站隊。中國輿論分為支持巴勒斯坦的官媒立場,與支持以色列的部分自媒體立場。官方立場始終如一,從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巴以沖突爆發,綿延至今從未改變。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武裝抵抗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實現第三世界解放。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后,以色列與中國緩和,關系日益加深。以色列為報答二戰中上海庇護猶太人難民,在科技、經貿領域與中國全方位合作,同時要求中方改變巴勒斯坦立場,但中方始終如一地站在巴勒斯坦的一邊。
國內自媒體在二〇二三年十月的恐襲之后,出現一波前所未有的輿論熱炒。其實,巴以沖突占據官媒的國際新聞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國人對加沙地帶、戈蘭高地、約旦河西岸等詞爛熟于胸,卻沒有多少人想弄清楚來龍去脈。但這一次卻大動肝火,認真爭論起孰是孰非來。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媒體有隨官方立場的,也有與西方左翼同調的,既堅守人道主義,也隱含“后殖民”的線索。而支持以色列的自媒體與西方右翼或海外華媒相近,斥責哈馬斯恐怖主義是痛恨西方民主制度,瘋狂襲擊無辜百姓,必須予以武力清除。這種立場實際上是延續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柏林墻的自由主義,經歷幾十年的沉淀,已經落入西方社會右翼保守的思想光譜之中。
國內網絡輿情嚴重分歧,雙方各執一詞,惡語相向。同時各請專家助威,引經據典,從古羅馬、中世紀,到十九世紀,直至兩次世界大戰,試圖從歷史中尋找自己認同一方使用暴力的正當性。要么說巴勒斯坦不得已武力自衛,要么稱以色列反恐才能免遭再次種族滅絕。這種視角產生視差,會誤讀美國校園的抗議。其實,哈馬斯代表不了巴勒斯坦人,它只是加沙地帶的實際控制者。國際社會只承認法塔赫領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或稱巴自治政府),并將哈馬斯列入恐怖組織。而有合法地位的法塔赫也只控制約旦河西岸,軟弱腐敗,同樣代表不了巴勒斯坦人。內塔尼亞胡上臺以來實行激進的對巴政策,越來越失去以色列人心,特拉維夫和其他以色列城市不斷爆發抗議,要求談判解決人質危機,反對清除哈馬斯的軍事行動。在加沙和拉法的暴行,也不能代表以色列人的意愿。美國大學生則既不認同哈馬斯,也不支持以政府,他們抗議的是為實現所謂遠大的目標而對百姓實施的系統性暴力。
06
在以色列,很多藝術家、知識分子不認同強硬政客武力保全猶太人的生存空間,而具有強烈的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識,從不把恐怖主義的責任推給巴勒斯人。他們通過創作批評以色列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幾部以色列電影讓我非常震撼,如《和巴什爾跳華爾茲》(二〇〇八年)《檸檬樹》(二〇〇八年)和《泡沫》(二〇〇六年)等。《泡沫》是部同性題材的電影,講一位剛退役的以色列人青年在巴勒斯坦檢查哨卡巧遇一巴勒斯坦青年。他們在特拉維夫工作并相愛,舒適的現代都市夜生活,時髦的酒吧,愜意的消費文化烘托這對同性戀青年的浪漫。
又一次恐怖襲擊。以色列國防軍深入巴勒斯坦進行報復,一間一間房子搜查,槍殺街上的百姓。巴勒斯坦青年的妹妹在反恐行動中被流彈射殺,全家陷入極度的悲哀之中。恐怖極端分子趁人之危,動員巴勒斯坦青年打圣戰,去當人肉炸彈,奪回失去的家園。而以色列青年正到處尋找消失多日的戀人,巴勒斯坦青年潛入特拉維夫,在街上與以色列青年巧遇。從眼神里,以色列青年明白戀人回來不為了重逢,而是實施恐怖襲擊的。他義無反顧擁抱戀人,一聲爆炸,兩人倒在血泊之中。電影是政治寓言,也是巴、以生活的真實寫照。巴勒斯坦人早與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水乳交融,只有少數極端分子蠱惑恐怖主義,以色列政府的鷹派則對其瘋狂報復。雙方言之鑿鑿為己辯護,一方援引被占領領土和流離失所的歷史,另一方聲稱遭受納粹屠猶后必須為民族生存而戰。暴力循環,無休無止,百姓的生活被徹底毀掉。
美國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則站在巴勒斯坦一邊,東、西兩大集團發誓要打垮對方,逼城下之盟,才算徹底解決問題。從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打敗阿拉伯聯盟,第二次中東戰爭埃及險勝,第三次中東戰爭摧毀埃及空軍,挫敗阿拉伯的軍事能力,之后繼續打第四、第五次中東戰爭,至今日沖突也未結束。七十五年的歷史證明,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無效。學生們喊出:“只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才能解放以色列人。”這不是浪漫情懷,也非缺乏對國際政治本質的認知,而是直指巴、以沖突的現實。在以色列生活的阿拉伯人,即使有以色列國籍,也是二等公民。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和拉法居住的巴勒斯坦人,雖有巴勒斯坦國之名也無其實,生活在以色列的完全控制之下,被高墻隔離,無旅行和遷移的自由,工作與發展的機會被剝奪,每天在絕望中掙扎,這便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溫床。無論兩國論還是一國論,解決沖突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放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白人政府就是前車之鑒。
以色列應學習美、加、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盡量給不同族群以平等的機會,真誠接受阿拉伯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平等相待,讓不同族群發揮最大潛能建設這片土地,這才是通向和平之路。只有巴勒斯坦人得到解放,以色列人才能享受安全與繁榮。這是為什么美國學生既不支持反恐,也不聲援第三世界革命,而要求停火、談判、釋放人質、人道救助水深火熱中的無辜百姓。其實六十年代學運里也曾有一部分學生不同意挺進華盛頓,在首都抗議以圖改變美國的越南政策。這部分學生在洛杉磯實踐嬉皮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哲學是,只有改變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才能徹底改變政治與法律。解讀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運動,或許應該在這條線索上尋找思路。
07
二十世紀是個戰爭、革命、地緣博弈、社會制度大對決的世紀,塑造了幾代人的思想與世界觀。二十世紀最后十年,冷戰落幕,東、西方漸漸融合,社會制度相互滲透,全球化加速,資本全球配置,從此,“東與西”“資與社”的兩極思維失效了。網絡通訊滲透到二十一世紀的日常生活,社交媒體讓公共輿論的門檻消失了,普羅大眾登上了曾屬于文化精英的輿論舞臺。大眾消費文化左右了輿論的導向,亞文化、身份和性別意識成為思想和哲學領域的主導。
相比爭霸世界的大戰略與改天換地的新觀念,人們更傾向于所謂的“附近性”,即經驗可觸及的真情實感。人們對遠方有強烈的共情,而非胸懷世界的遠見卓識。這在二十世紀被譏為“小資產階級的感傷”,卻在二十一世紀一次次爆發的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中,被振聾發聵地呼喊出來。學者仍希望在思想經典里搜尋,以解釋當下的思路,年輕人則在社交媒體上號召集合,無預警、無籌劃地抗議。教授們相約出面保護學生,而抗議卻已經偃旗息鼓。
巨大的代溝,讓上一代人有深深的無力感。這個動蕩的世界越來越難以理解,不可捉摸了。但如果掙脫二十世紀大觀念的牽絆,脫離思維定式的慣性,或可發現理解當下世界的通道不在深奧、艱澀、疊床架屋的理論體系里,我們罔顧的常識、情感、自然和倫理,才是人類賴以延續的最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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