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前,在關鍵領域對華"去風險化"已成為歐盟的焦點。經濟依賴和技術競爭,很可能成為塑造中歐關系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隨著2024年歐洲大選的落幕,歐盟的統一對華策略將如何演變?各成員國在這一策略中的權重又將如何分配?在戰略經濟領域的競爭是否會對中歐關系造成進一步的沖擊,或者雙方能否在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找到合作的新契機?
本報告整合了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匈牙利等國的最主要外交智庫資源,分別從歐盟和成員國的角度出發,分析了他們當前的對華政策和后續發展。
總的來看,中歐關系的長期主導因素是經貿往來,政治互動只是2010年代初的短暫“現象”,當前已重回“務實”地計算利益的常態。歐洲對華政治合作也是為了鞏固經濟利益,一旦形勢有變(美國等盟友施壓、利益誘惑有限)就會轉向。
歐盟成員國在與中國的雙邊關系上,總體基調與歐盟一致,但具體利益訴求差異大。其中,德國與中國的產業互補最突出,“政冷經熱”會長期存在;法國(在印太等地區)有廣泛海外利益和戰略存在,反而懼怕中國崛起,但更傾向于采取“平衡”手段;荷蘭保持高水平經貿往來,但在高科技領域要致力于維持對華明確優勢;匈牙利則是特例,與中國的良好關系不單是為了獲得基建和產業投資,更是歐爾班政府同“西面”博弈的籌碼。
此次歐洲議會選舉后,歐盟對華不僅將延續“去風險”主基調,還會在三方面具體施策:(1)強化“全球門戶”計劃,使其真正能匹配“一帶一路”倡議,這樣才能切實拉近與南方國家的關系;(2)降低對華“出口依賴”,吸取此前在農業和制造業中間環節的經驗,減少中國在這些“低經濟價值高政治意義”領域的影響力;(3)做好與中國在綠色科技和產業打“持久戰”的準備,短期適度引入中國產品、技術和產能,但不可形成依賴。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重點區域國家的內情與遠略”之十六,摘譯自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系列報告《歐洲大選:為中歐關系定調》(European Elections: Setting the Tone for China-EU Relations)。小標題為編者自擬,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歐洲大選:為中歐關系定調
當前,在關鍵領域對華"去風險化"已成為布魯塞爾的焦點。戰略經濟依賴和市場完整性問題,很可能成為塑造中歐關系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隨著2024年歐洲大選的落幕,歐盟的統一對華策略將如何演變?各成員國在這一策略中的權重又將如何分配?在戰略經濟領域的競爭是否會對中歐關系造成進一步的沖擊,或者雙方能否在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找到合作的新契機?
引言:中歐關系已發生巨變
在過去十年里,中歐之間的聯系經歷了顯著的轉變:經濟合作關系曾經逐漸帶動更深的政治友好。但在近五年,隨著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愈發激烈,中歐也在貿易、技術、“人權”和地緣政治等多個領域出現了頻繁的摩擦,政治互動顯著下降。隨著2024年大選的落幕,歐盟對華政策在不斷增長的憂慮和失望中,更將以“務實主義”(pragmatism)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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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是一個緊張關系日益顯現的領域。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中歐貿易不斷增長,但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2022年,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達3970億歐元,盡管去年這一數字下降至2910億歐元,但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減少。中國仍是歐盟的主要進口伙伴(占20.5%),但在出口方面僅排第三(占8.8%)。
為了保護本地制造業,歐盟近幾個月對從中國進口的技術采取了更加堅決的行動,特別是電動汽車等產品。許多歐洲公司也面臨類似經濟問題。隨著中國商業環境變得更加復雜,中國似乎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中國歐盟商會調查顯示,目前只有42%的歐洲公司考慮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是歷史最低水平。與之相比,美國企業似乎更積極尋找替代方案:上海美國商會調查發現,40%的美國企業計劃重新調整在中國的投資。
?。ǘW盟內部的政治轉變
歐洲的新態度基于對中國“新時代”的認識,這不僅涉及經濟,也包括政治。中國的國際自信和國內政策,使得將其納入既有國際體系的信念破滅了。南海、香港、臺灣和新疆等地區的問題都顯著影響了中歐關系。
歐盟委員會在《2019 歐盟-中國戰略展望》中提出了一個框架,將中國定義為:1)合作伙伴和談判伙伴;2)經濟競爭者;3)系統性對手。俄烏戰爭發生后,歐盟在經濟領域加快推進對華“去風險”戰略,減少對中國進口的依賴,保護其戰略自主權。
歐盟起草了新的政策工具,并推行產業升級戰略,如將芯片和關鍵礦產等產業本土化,促進技術競爭和貿易多樣化。這些措施在經濟安全戰略中得到了明確表達。“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轉向了對中國更友好的國家,如匈牙利。同時,布魯塞爾推出了“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計劃,在更多尋求投資目的地國家與中國直接競爭。
?。ㄈ┴叫桦p邊對話
盡管存在分歧,歐盟和中國仍需保持雙邊接觸。雙方領導人都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盡管在產業落地上有所不同。人工智能監管也需要全球合作,中歐在去年達成的《布萊切利宣言》上,承認新技術的潛在風險并為評估AI風險奠定基礎。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聲稱保持中立,但歐盟始終認為這更像是“親俄中立”。盡管中國的提議未獲歐盟支持,但一些歐洲領導人認為中國在調解沖突方面有一定影響力。雙方在防止沖突升級上的利益一致。接下來,務實主義將成為歐盟對華政策的新方向。盡管中美競爭加劇,但歐盟仍是中國應對全球挑戰的重要伙伴。
德國對華“去風險”?錢的流向講述了另一個故事
Axel Berkofsky|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ISPI)
面對中國,柏林始終“言行不一”。德國在2023年的對華戰略文件中提到經濟“去風險”的目標和必要性,但十個月過去了,實際行動卻不多。德國外交部負責該文件的貝爾博克(Annalena Baerbock)多次出言不遜,被中國視為不受歡迎的訪客。然而,柏林也多次強調,“去風險”不同于“脫鉤”,即限制對中國產品和服務的依賴,而非完全撤出投資。然而,這一戰略對德中關系造成了暫時損害,中國政府如??棺h所謂的偏見和干涉內政。
不過,中國的抗議很快結束,主要是因為中國與德國的貿易和投資關系的依賴程度與德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相當。德國是歐洲最大的對華出口國,占其全球出口總額的7%。盡管如此,93%的德國出口并不流向中國。而中國對德國投資、機械和豪華汽車的巨大需求,可能會確保商業利益繼續優先于原則。
德國總理舒爾茨(Olaf Scholz)與貝爾博克不同。他主導的經濟“去風險化”并不堅定。事實上,德國工業界沒有減少在中國的投資。德國是歐盟中最大的中國貿易伙伴,占歐盟與中國整體貿易的近40%。盡管2023年德國與中國的總體貿易額下降了15.5%,但德國對華投資卻增長了4.3%,達到119億歐元,創歷史新高。德國跨國公司,如大眾汽車和巴斯夫,直到2024年2月,受輿論影響才宣布關閉在新疆的業務。四月中旬,舒爾茨訪華也未取得顯著成果。他專注于希望中國在烏克蘭和巴以沖突中發揮積極作用,但未能達成任何承諾。
中德關系將繼續現狀。中國將繼續反對任何對其內政的干涉,而歐洲對中國內政外交的擔憂和抱怨也會增加。
法國適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時代
Céline Pajon, Marc Julienne & John Seaman|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IFRI)
法國對中國的態度趨于現實。2017年上任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尋求對中國采取更復雜和“少些天真”的態度。盡管美國對華地緣競爭加強,馬克龍繼續追求建設性的“接觸”政策;然而,法國其他部門和黨派的擔憂加劇,導致政策容易在國內出現對立。在外界眼中,當前法國對華立場容易產生誤解,常常引起了友邦的困惑。
對法國而言,中國在國際安全和氣候變化等涉及法國和歐洲關鍵利益的領域中仍是不可忽視的角色。法國認為,因為與俄羅斯的關系,導致中國在解決烏克蘭問題時是重要的對話對象。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全球挑戰也需要中國的參與。作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和能源轉型技術的重要生產者,中國的角色至關重要。對此,法國努力保持與北京的高層對話,并將法國的利益明確與歐盟的利益掛鉤。同時,法國也在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對抗或挑釁,例如反對在東京設立北約聯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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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穩步推進旨在更有力地捍衛本國和歐洲利益的政策,導致與中國的關系更具對抗性。經濟領域是關鍵,法國支持通過更積極的貿易政策和廣泛的經濟安全戰略來增強歐洲的韌性和主權。盡管這些政策并非僅針對中國,但法國支持的“去風險”策略加劇了與中國的緊張關系。
事實上,法國長期以來一直推動通過外國投資審查、5G工具包、公共采購規則、反補貼工具和“反脅迫機制”來保護歐洲的技術創新、關鍵基礎設施和工業部門。隨著這些工具的實施,與中國的經濟政策對抗成為自然的出發點。例如,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高鐵、風能和太陽能行業的補貼進行了調查,可能導致今年晚些時候提高關稅。盡管中國在白蘭地等領域施加了外交壓力并威脅反制,但法國依然堅定支持這些調查。
同時,法國推動歐盟競爭規則的轉變,釋放歐洲政府的投資力量,并發展強有力的工業政策,以支持歐洲在戰略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對法國而言,數字和能源轉型必須成為經濟競爭力和繁榮的新來源,而非戰略依賴和脆弱性的來源,尤其是對中國的依賴。由于中國的產業政策不太可能發生改變,地緣經濟競爭將成為長期摩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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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全球姿態促使法國加強歐洲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存在。作為印太地區的常駐國家,法國是首個在2018年采用“印太戰略”的歐洲國家。法國倡導基于國際法和多邊主義的開放包容戰略,但與美國不同,法國謹慎地避免對中國采取對抗性立場,尋求對話和伙伴關系,同時試圖制衡北京的影響力。
實際上,中國因素在法國印太戰略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南海和臺海問題是法國的核心關切,自2014年以來,法國一直派遣艦船從事所謂“維護航行自由”的活動。
盡管如此,馬克龍認為法國應該成為一個“平衡的力量”,不與美國結盟,而是獨立行動,提供雙極對抗之外的替代方案。這種立場在法國的印太戰略中傳遞了一些混淆信息??偟膩砜?,中法在貿易、國際安全和全球秩序領域的結構性分歧已成為摩擦的根源,但雙方仍將保持溝通。
意大利與中國:回歸常態?
Filippo Fasulo|意中基金會商業研究中心(CeSIF)
近年來,中意關系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是2019年3月簽署的“一帶一路”倡議諒解備忘錄(MoU),但意大利政府已于2023年12月正式退出。孔特政府認為加入“一帶一路”有助于加強兩國貿易關系,但作為七國集團(G7)成員國,意大利單方面參與中國的倡議,被其他盟友視為破壞了對華共同立場。經過周密的外交準備,意大利宣布退出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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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備忘錄簽署時,國際環境正處于變革中。西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與中國的政治軌跡密切相關。2015年,英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隨后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也加入,盡管美國對此持負面意見。盡管加入AIIB已引發批評,但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同。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訪問倫敦時受到最高禮遇,2017年在達沃斯論壇上發表全球化演講,達到了國際人氣的頂峰。然而,這種和諧的背景在幾個月內發生了急劇變化。
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2018年3月發起對華貿易戰,采取了公開競爭的立場。隨后,歐盟委員會在德國工業協會的啟發下,采用了“經濟伙伴和競爭者、系統性對手”的三重定義,描述其與中國的關系。
意大利簽署諒解備忘錄前幾年,國際上出現了加強與中國政治關系以獲得經濟回報的“競賽”,以德國總理默克爾多次訪問中國為代表。然而,2018年春特朗普貿易戰的開始使這一局面突然轉變。2018年意大利大選后政府更替,恰逢這一重要轉變期。
此前幾年,意大利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努力加強對華關系。2014年和2016年,倫齊總理(Matteo Renzi)訪問中國。2017年,中意關系達到頂峰,馬塔雷拉總統(Sergio Mattarella)2月進行了一周的國事訪問,訪問了北京、上海、重慶和西安。幾個月后,真蒂洛尼總理(Paolo Gentiloni)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是該倡議的正式啟動活動,29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真蒂洛尼不僅是G7成員中最高級別的代表,還是于同年的5月26-27日舉行的陶爾米納峰會的G7主席。
在馬塔雷拉和真蒂洛尼會晤期間,核心議題是“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基礎設施合作,尤其是港口合作。然而,一年多后,國內外情況完全改變了。2019年,中國國家領導人回訪意大利,并安排了國事訪問。
盡管協議簽署主要被宣傳為商業目標,但國際輿論關注其政治意義,認為意大利破壞了歐洲對華統一立場,而法國和德國則在巴黎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共同接待了中方。結果是意大利與中國關系實際上凍結,而中法德三邊關系得到加強。2019年,意大利總理孔特參加了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外交部長迪馬約出席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馬克龍也作為歐洲代表出席。然而,2020年高層接觸顯著減少。疫情期間,意大利被視為對華過于依賴,導致在西方國家中被孤立。因此,法國、德國和中國之間的三邊會議頻繁,而意大利與中國的最后幾次會晤僅在2021年G20羅馬峰會(虛擬)和2022年巴厘島G20峰會上進行,分別在德拉吉政府和現任總理梅洛尼領導下。
總結2019年的事件,主要特征如下:
1. 中意加強政治關系以增加經濟聯系;
2. 國際形勢的突然變化和大國競爭的興起;
3. 歐盟內部爭奪對華優先接觸;
4. 意大利未能考慮到變化的國際氣候。
(二)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重新啟動關系
2023年12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中國提交了一份并未公開發布的,關于不續簽諒解備忘錄(MoU)的說明。早前在9月初,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前往北京,向中國闡述了意大利的立場,希望重新啟動2004年兩國在貝盧斯科尼政府期間簽署的全球戰略伙伴關系。
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標志著其與北京關系的去政治化。2023年初,已看到這一“正?;?rdquo;進程的首批實際表現。一方面,在特別關注全球價值鏈重新定義和全球化階段管理貿易關系。維羅納的商業和對話論壇為下半年計劃的高層會議奠定了基礎,即梅洛尼夏季訪華和馬塔雷拉秋季訪華。另一方面,意大利作為G7輪值主席,與盟友分享對中國海外影響力的關切。意大利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承諾(通過參加海軍任務)表明其與西方陣營的政治團結,并關注地區安全問題。
荷中關系中的技術“去風險”
Maaike Okano-Heijmans & Vera Kranenburg|荷蘭Clingendael研究所
近年來,荷蘭對中國的政策從注重經濟效率轉向強調經濟安全。過去,荷中關系主要集中在經濟機會和深化貿易投資上。2019年,荷蘭政府提出了“盡可能開放,必要時保護”的口號,此后逐漸轉向保護為主。如今,荷蘭的對華政策概括為“必要時保護,投資于技術領導力”。經濟安全和數字開放戰略自主權成為了新趨勢。實際措施包括實施新的出口管制、產業政策和資源戰略,并加大對印太行動和歐洲全球門戶計劃的投資。
?。ㄒ唬淖非?ldquo;經濟效率”,轉向追求“經濟安全”
外商直接投資(FDI)篩查體現了這種轉變。2016年,中國投資公司收購荷蘭半導體公司Nexperia時沒有爭議。到2022年,荷蘭對FDI的戰略動機越來越擔憂。2023年通過的投資篩查法案首次對Nexperia的收購進行回顧性考慮,盡管政府認為該收購不在篩查法案范圍內,議員們仍呼吁采取行動。2024年初,荷蘭議會一致通過動議,將篩查法擴展到蔬菜和種子育種領域。
盡管荷蘭官員避免直接提及中國,但中國是荷蘭經濟安全政策擴大的主要原因。海牙對中國影響力上升和戰略依賴的擔憂驅動了這一轉變。美國政府自2018年起質疑中國供應商如華為和中興的5G設備,并關注對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的問題。
在FDI篩查和所謂“經濟脅迫”等問題上,歐盟委員會推動荷蘭采用更具地緣戰略性的思維。荷蘭情報機構向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發出警告,需要“防范中國”。盡管這些政策最初受到抵觸,但如今在知識安全領域的積極政策表明這些擔憂已經被荷蘭政府內化。大學和公司開展的世界知名研究,包括瓦赫寧根的農業技術突破和代爾夫特的量子進展,荷蘭聲稱必須得到保護。
?。ǘp少“不必要”的對華依賴
荷蘭政府支持開放戰略自主性,也希望加強國內外荷蘭工業的實力。荷蘭在半導體領域領先,近期將焦點轉向海事和農業技術。相關政策涵蓋保護、促進和合作三個維度,符合2023年歐洲經濟安全戰略。
荷蘭政府要求各部門識別依賴“脆弱性”,并提出保護政策,設立戰略依賴任務組。中國在非專利藥物原料和太陽能電池板方面的依賴是關注點。荷蘭政府明確了十個關鍵技術領域作為國家技術戰略的優先發展方向,特別重視量子和半導體技術。為減少技術泄漏風險,荷蘭已禁止公務員使用TikTok、阿里巴巴海外版、微信等中國應用程序。
荷蘭半導體行業是經濟安全政策的關鍵焦點,也是荷蘭與中國雙邊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荷蘭新的出口管制限制了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光刻機。荷蘭政府通過“貝多芬計劃”投資25億歐元,推動埃因霍溫(光刻機企業阿斯麥ASML所在地)芯片行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此外,海事制造業議程明確將中國視為挑戰之一。
除了行業倡議外,荷蘭政府還加強了信息基礎建設,與可信合作伙伴合作能力,并支持私營部門和知識機構。荷蘭在全國設立了經濟安全聯系點和知識安全國家聯系點,并在荷蘭大使館設立經濟安全專員網絡,包括北京的兩個專員和數個設在中國鄰國的專員。
2019年的中國政策文件推動了荷蘭對中國政策的基本轉變,“在可能的情況下開放,在必要的情況下保護”。荷蘭加強了中國相關部門的協調機制,并增設了外交、經濟事務與氣候政策、教育、科學與文化部門的中國相關人員。此外,成立了中國知識網絡,旨在國家政府內進行知識創造和傳播。
最后,荷蘭還在境外推動“間接對華政策”(indirect China policy),加深了與信任國家的合作伙伴關系,并在印度太平洋指導方針和非洲戰略框架下增加了第三國投資。荷蘭在全球網關項目中的投資也在增加,加強了與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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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政府的未來政策方向尚不確定,特別是在新的保守、批評歐盟態度的政府上臺和歐洲議會選舉后。荷蘭政府的聯合協議強調了增強抵抗力的重要性,并突出了在關鍵原材料領域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然而,提議的研究和創新以及公務員領域的結構性削減可能會減弱企業的技術競爭力,以及政府在經濟安全領域的行動能力。
目前尚不清楚荷蘭是否會繼續投資于印太地區和“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不過,荷蘭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政策轉變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變化,關鍵問題在于荷蘭是否將繼續投資于自身技術實力,以及是否會繼續在歐洲領先國家集團中投資,為日益競爭和影響力強大的中國技術提供替代方案。
風雨無阻,中匈關系經得起考驗
Ágnes Szunomár & Tamás Peragovics|匈牙利“社科院”經濟和區域研究中心
2024年5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了匈牙利,法國和塞爾維亞,標志著匈中建交75周年。除了簽署16項協議外,中國還將其與匈牙利的關系提升為“全天候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使匈牙利在重要性上僅次于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在歐盟強調需要對華“去風險”的背景下,為什么匈牙利堅持發展與中國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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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歷史上與歐洲緊密聯系,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匈牙利與中國保持了良好的政治關系。雖然中國在歐爾班首次執政期間(1998–2002年)受到忽視,但自2010年新政府上臺以來,中國受到了特別關注。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匈牙利更加開放于中國的商業機會,旨在減少對西歐市場的經濟依賴。2012年啟動的“東方開放政策”進一步加強了匈牙利向東方轉向的趨勢。
在匈牙利政府看來,中國通過發展貿易關系、不斷增加的中國投資流入以及最近由中國公司承擔并通過中國貸款融資的基礎設施項目,為匈牙利帶來了經濟利益。然而,這種看法與實際數據或許并不吻合。
?。ǘ┢胶鈻|西方的經濟利益
自2000年代初以來,匈牙利與中國的貿易迅速增長,盡管起始水平較低,與2004年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同時出現。2012年中國提出的16+1倡議推動了整個地區的貿易增長,但這種增長并不平衡。盡管從中國的進口大幅增加,匈牙利對中國的出口水平仍相對較低。2023年,匈對華貿易逆差持續存在,匈牙利對中國的出口略低于20億美元,而進口幾乎達到100億美元。
在外國直接投資方面,盡管中國在過去十年在匈牙利的經濟影響顯著增長,但相對較小,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約占匈牙利總量的3%。盡管最近宣布在電動車行業的投資,這一比例將增加,但不會成為主導。西歐投資者仍占總外國直接投資的60%以上,即使來自非歐洲國家的投資者也很重要。
至于基礎設施,中國在至少20年來一直參與規劃和談判匈牙利的建設項目,但多數項目尚未實現。布達佩斯至貝爾格萊德的鐵路項目是首個最終實施的項目,但長期存在爭議。
與匈牙利政府的熱情相比,經濟利益相對較小。其他國家對與中國的接觸已感到失望或懷疑,但匈牙利仍堅持認為這種關系的重要性。因此,經濟理由失去了一些解釋力,政治因素變得更加突出。
(三)歐爾班的權力博弈
近年來,匈牙利已成為中國建立與小國關系的典范。匈牙利是中國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應用案例,強調互相尊重,并在不干涉對方內政的情況下尋找雙贏安排。匈牙利支持一帶一路倡議、華為在全球市場上的5G推廣以及中國為烏克蘭提出的和平計劃,因此經常在西方受到批評。盡管歐洲有興趣采取統一行動應對中國的挑戰,但匈牙利使得達成歐洲的共同立場更加困難。
大選之后,歐盟的關鍵戰略應該調整?
Alessia Amighini|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ISPI)亞洲中心
Martin Šebeňa|中歐亞洲研究所(CEIAS)
Belinda Schäpe|氣候變化智庫 E3G
?。ㄒ唬└母?ldquo;全球門戶”計劃,才能真正抗衡“一帶一路”倡議
歐洲委員會于2021年12月1日推出了“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計劃,旨在通過增強歐洲機構、成員國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協調,動員高達3000億歐元的投資,用于2021年至2027年的基礎設施項目。資助的項目預計將有助于可持續發展,加強歐洲與世界的聯系,并彌補全球每年約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投資領域包括數字化、健康、環保交通、教育研究和能源生態轉型。這一戰略計劃也旨在推廣民主價值觀、高標準、良好治理和透明度,并動員私營部門投資。
全球門戶計劃被視為歐盟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回應,強調與美國所謂“重建美國未來”(Build Back Better World)計劃的合作,以抵制中國的影響力擴張。歐洲計劃在非洲和地中海地區加強貿易伙伴關系,特別是在智利,通過智能投資創造貿易走廊,促進歐洲的優先事項和價值觀。該戰略還重視數字基礎設施和氫能源的發展,為歐洲綠色協議提供重要支持。所有主要的歐盟機構參與融資,包括歐洲投資銀行(EIB)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馮德萊恩還強調了與非洲國家的伙伴關系的重要性,并承諾通過智能投資推廣歐洲最佳實踐,例如安全互聯網訪問和自由競爭。
盡管歐盟意圖將全球門戶作為地緣政治自我主張的工具,但需注意一些關鍵問題。首先,要實現透明、尊重環境和勞工權利的宣言意圖,不能僅僅是空洞的承諾,必須與“一帶一路”的雄心相匹配。為避免失敗,歐盟必須明確確定何時、如何以及具體實施哪些項目。當前一帶一路倡議已在165個國家推動了1300個項目,中國還計劃將一帶一路預算增至1.2至1.3萬億美元。
在實施計劃時,關鍵還在于歐盟不僅為合作伙伴提供穩健的財務條件、補貼和軟貸款,降低投資風險,改善債務可持續性,還需堅定推廣“全球門戶”與中國融資方案的差異性。然而,歐洲債務與發展網絡(EURODAD)2022年報告指出,“全球門戶”在決策、結構和項目清單方面同樣缺乏透明度。
此外,“全球門戶”并未提供新資金,而是重新包裝現有資金以資助可能有利于私人投資的項目,這使得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進入金融市場不可靠的境地。這不僅顯示了歐盟的不愿意,還加劇了擔憂,認為全球門戶將資金導向基于地緣政治或獎勵歐洲公司的項目,而非可持續發展和扶貧。
2022年的“歐盟-非洲峰會”已經揭示了全球門戶的缺陷,特別是馮德萊恩宣布的1500億歐元投資計劃的不透明性。由于資金來源不明,布魯塞爾可能會改變其優先事項,并將其轉向其他用途,例如烏克蘭的重建。如果全球門戶未能實現,將嚴重影響歐盟在發展合作和全球行動中的信譽,尤其在俄烏戰爭之際,顯示出歐盟在全球南方國家中推廣其敘事能力不足的問題。因此,歐盟必須避免將全球門戶的資金用作政治工具,而是應對其進行改革,使其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ǘ┲匾?ldquo;出口依賴”,補全歐盟經濟安全工具箱
當歐洲政客們計劃采取措施打擊中國新能源產業出口時,相關計劃遭到了歐洲農產品出口商的反對——他們擔心自己會被不公平地卷入貿易爭端。歐盟農業專員承諾保護農業部門免受貿易緊張局勢的影響。這個例子顯示了歐洲公開展示出口依賴性的情況,農業部門的大部分收入來自中國,如果出口減少,將導致收入、利潤和就業機會的減少。
近幾個月來,歐盟及其一些成員國越來越關注經濟安全問題,導致一系列旨在主要解決與中國經濟交往中存在的風險有關的政策出臺。盡管這些政策大多涉及貿易依賴性,除雙用途商品出口外,它們主要關注的是一方面:歐盟進口。從關鍵原材料到太陽能電池板再到電動汽車,歐盟一直在處理從中國進口商品所帶來的挑戰。
然而,出口商品也存在顯著的風險,正如早前提到的農產品出口例子所示。目前在這一領域的政策反應相對低調,原因有多種:政治上的曝光度較低,測量上的不透明度以及難以找到適當的政策工具。歐洲對出口依賴性的關注并非一成不變。例如,2021年立陶宛與中國的關系顯示出,依賴雙邊貿易數據未能全面展示立陶宛對中國的經濟暴露,立陶宛政府根據不精確的數據做出了決策。如果他們基于全球價值鏈分析做出決策,可能會有不同的選擇。
歐洲“出口依賴”的風險測算;來源:中歐亞洲研究所(CEIAS)
立陶宛的例子顯示,出口不僅僅是直接的,例如法國向中國出售農產品,還有間接的,即使是通過復雜的供應鏈,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立陶宛的汽車零部件被賣給德國,但隨著德國汽車被運往中國,這也增加了立陶宛向中國的出口風險。
也許解決這個問題最困難的部分是找到適當的立法措施來管理它。最明顯的建議包括定期測量和監控風險,公私對話以傳達風險,以及在依賴被武器化時做好應急計劃的準備。可以說,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府與私營企業合作,多樣化其海外客戶組合,限制對單一出口市場的依賴。
然而,以利潤為導向的出口商極不可能接受任何限制,而且很難界定出口風險的可接受水平以及何時過高。此外,與日本政府與其最大企業協調經濟安全措施的做法不同,歐洲政府通常不與私營部門密切合作,這使得實施這些措施更加困難。
?。ㄈ┲袣W綠色技術領域的競爭是“持久戰”,需要妥善管理
過去幾年,中歐關系的競爭和對抗更加明顯,馮德萊恩的講話中將“去風險化”作為歐盟對華戰略的總體框架,并強調了綠色技術競爭的核心地位。
歐洲議會在塑造歐盟與中國關系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新當選的歐洲議會預計將在綠色技術領域采取更加堅定的立場。保守派、自由派和綠黨特別主張采取更為堅定的態度,而左翼政黨在對華政策上則立場不明確,極右翼黨派的崛起可能導致議會內部分裂,分散對地緣政治和經濟挑戰的應對能力。因此,新議會需要在對華政策中找到平衡,包括在氣候和貿易目標之間的去風險化議程。
若馮德萊恩連任,歐盟委員也會繼續推動“去風險”議程,并在現有政策基礎上增添實質內容。盡管“綠色新政”是當前委員會的主要倡議,但全球疫情和俄烏戰爭推動了“去風險”的戰略地位。馮德萊恩在北京和歐洲的會議上表態明確,同時采取了平衡的外交策略,以避免疏遠中國;此外,她也在劃出更明確的紅線。
中歐在綠色技術競爭的軌跡還將依賴于跨大西洋關系。新的美國政府將最終影響歐盟與中國的跨大西洋合作。歐盟應為潛在的第二個特朗普任期做好準備,可能會打破供應鏈,即使在拜登領導下,綠色轉型目標的協調進展緩慢,“全球鋼鋁貿易”與“跨大西洋技術理事會”的談判進展也不甚順利。美國最近對幾種綠色技術征收關稅,使歐盟處于困境,迫使其在效仿美國或尋找自己的路徑上作出選擇。
對于最新歐盟委員會,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系將繼續是的關鍵基石。其中,清潔技術供應鏈的多樣化關鍵依賴于與資源豐富國家的伙伴關系,這些國家有潛力擴大綠色技術生產能力。
總的來看,對于新的歐洲議會和委員會而言,歐盟與中國在綠色技術競爭中競爭日趨激烈,各國在推進氣候政策的同時,也在爭奪新興產業的領導地位。需在平衡氣候目標和供應鏈彈性的基礎上進行前瞻性和戰略規劃,盡管在短至中期內對中國的依賴可能不可避免,但也需要發展和成熟新的供應鏈。
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歐盟需形成團結一致的立場。從中國領導人最近的歐洲之行可以看出,歐洲國家在對華政策上存在明顯分歧。歐盟必須采取統一的團隊方法,以確保與中國的可信和有影響力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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