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自2023年10月7日至今，以色列圍攻加沙地區(qū)已超過5個月。

　　1948年5月15日是以色列獨立日的第二天，卻被巴勒斯坦人定為納克巴日（Nakba）。Nakba在阿拉伯語里意指浩劫——以色列國家敘事中的獨立戰(zhàn)爭，同時意味著巴勒斯坦人遭遇的驅(qū)逐與劫難。在1948年，以色列武裝力量毀滅超過500座巴勒斯坦村莊，在代爾亞辛村（Deir Yassin）等地進行恐怖屠殺，驅(qū)趕70萬巴勒斯坦人離開家園，并將巴勒斯坦村莊和山川河流名稱希伯來化、轉(zhuǎn)化為猶太定居點的起點。對于無論是生活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還是流亡各地的難民或移民，戰(zhàn)火帶來的凄切場景，猶如災難日（Nakba）的不斷重演，揮之不去。

　　2023年10月7日，由哈馬斯領導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從加沙地帶對以色列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進攻。武裝分子突破了加沙-以色列屏障，并強行穿越加沙邊境通道，進入附近的以色列侵占的定居點和軍事設施。以色列隨即通過轟炸戰(zhàn)略性建筑和軍事目標對入侵進行了報復，有多起炮擊民用基礎設施的報道，包括住宅樓、清真寺、醫(yī)院和銀行。10月13日，以色列軍隊部署在24小時推進地面部隊進入加沙，以方通知超過 100 萬巴勒斯坦人在進攻之前向南前進。迄今為止，加沙地帶死亡人數(shù)超過了三萬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婦女和兒童。但造成大規(guī)模死亡的，遠遠不止炮火。根據(jù)國際機構和專家組的分析，在2023年10月7日以前，由于以色列長期的封鎖和控制，加沙許多地區(qū)都已經(jīng)有不同程度的食物短缺，開戰(zhàn)以后，由于以色列對食物、水資源的鉗制，加沙正在迅速陷入一場大規(guī)模饑荒。

　　面對二十一世紀最大的人道主義危機，我們該如何用語言去描述、講述、記憶正在發(fā)生的事？在某種程度上，語言是否成為了屠殺的幫兇？“以色列-哈馬斯戰(zhàn)爭”、“回應“、”猶太人“、”巴勒斯坦人“、”從河流到海洋“——這些新聞報道、聯(lián)合國會議、各國政要、抗議者中頻頻出現(xiàn)的詞匯，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是否能透過語言的迷障，去重新抵達理解和愛的本質(zhì)？這些問題，正是塔拉爾·阿薩德在本文中試圖探索的。他認為，“語言的工具性不只關乎我們思考和說話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關乎我們生活和被允許生活的方式。”

　　原文作者 / 塔拉爾·阿薩德（Talal Asad）

　　原文發(fā)布時間 / 2024年3月21日

　　譯者 / 王立秋

　　定義，至關重要

　　在下面的評論中，我想聚焦于語言——這種被用來描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釋放的暴力的方式。無疑，我們都意識到，語言與行動有著復雜的聯(lián)系——人們不但用語言來正確或錯誤地描述現(xiàn)實，而且，對言辭的體驗也會激勵行動。

　　我要從布萊恩·克魯格關于最近加沙大屠殺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驚人之語開始。他寫道，“有時，不說話更好。也許我們應該更多地記住這點。也許，在找到接近現(xiàn)實——人類苦難、悲傷、喪失和絕望的現(xiàn)實——的言辭之前，我們應該保持沉默。這意味著要克制挪用事實來為我們的計劃服務的沖動，拒絕用粉飾的言辭、委婉的說法來遮掩那些事實。有時，我們就應該張嘴站著，不讓嘴里的政治分析成型。有時，我們需要停止談論以便開始思考——政治地思考。現(xiàn)在就是這樣的時候。”[1]對。但也許，目前的狀況是，人們在蓄意做出殘忍惡行的同時無恥地否認那些惡行，此時，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政治的”思考，還有“道德的”言行。怎樣做到這點，可能比我們之中那些只想清理我們的政治語言的人想的還要難。

　　比如說，我們該怎樣理解“以色列-哈馬斯戰(zhàn)爭”這一表述？我認為，它不但是對加沙發(fā)生的事情的錯誤描述，也起到了幫助動員10月7日哈馬斯襲擊后，以色列對平民的無情殺戮的作用。戰(zhàn)爭通常被理解為獨立國家之間持續(xù)的、不可預測的沖突——由此才有了“戰(zhàn)爭法”和“國家（尤其是在存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的自衛(wèi)權利”。一些西方評論員就是在這個語境中談論IDF對加沙的轟炸的，他們說，這是“對哈馬斯襲擊的回應”。以色列人想要徹底毀滅實施10月7日可怕暴行的組織哈馬斯。我們是應該去看個別行動的表面上的動機呢？還是應該拋開動機，去找“敵意”的開端？

　　當然，在這里，對“回應”的使用也很關鍵，因為它致力于把以色列在加沙的殺戮解釋為“是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引起的”，因此——考慮到那次襲擊的動機——“需要把（以色列的屠殺）理解為合理的、正義的”。以色列的辯護者們蓄意地罔顧這一事實，即，不管那天實際上發(fā)生了什么，以色列的懲罰（在這里，與“回應”相比，我更傾向于使用“懲罰”這個詞）一直是其不但長期存在并且極其過分（這一次尤其如此）的軍事行動史的一部分。在歷史上，以色列蓄意犯下的戰(zhàn)爭罪行要比10月7日發(fā)生的那些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為這樣的罪行不曾也不會給以色列帶來任何不利的后果。

　　無論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有多殘暴（哈馬斯提議，需要由獨立的第三方來調(diào)查那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2]），這個問題都依然存在：哈馬斯的襲擊是否真的“危及以色列的存在”，以至于以色列有權利為自衛(wèi)而做出回應。以色列是一個極其強大的國家，擁有先進的經(jīng)濟，本地區(qū)最高效的陸軍和空軍，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它還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哈馬斯只是一塊被占領的、貧瘠的領土上的一個很小的、裝備相對較差的抵抗組織，它扎根或者說內(nèi)嵌于平民人口，而這是它的優(yōu)勢也是它的劣勢。

　　簡言之，說10月7日的襲擊“危及”以色列的“存在”——即便在以色列人的想象中是這樣——簡直荒謬絕倫。（稍后我還會討論這次襲擊實際上是什么。）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實力的懸殊顯而易見：哈馬斯不可能像以色列在加沙反復干的那樣轟炸以色列的城市；哈馬斯不可能切斷以色列的水、食物、藥品和電力供應（而近二十年來，以色列一直局部地——現(xiàn)在幾乎是全面地——這么干）。哈馬斯也不可能（像以色列那樣）依靠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歐美國家來為它提供源源不斷的軍事和財政援助以及政治掩護。

　　“以色列-哈馬斯戰(zhàn)爭”這個表達，使那些使用它的人能夠拿來，與其他在今天看來完全合法的、真正生死存亡的沖突打比方，比如說二戰(zhàn)。以色列在說盟軍對德國和日本城市的轟炸，和以色列給手無寸鐵的加沙貧民造成的可怕傷亡（可“不幸的是，這個傷亡是必要的”）是一回事的時候，就在這么干。（人們經(jīng)常忘記，在盟軍轟炸之前，是德國先轟炸了英國的城市、日本先轟炸了中國。在后來由戰(zhàn)勝者書寫的關于這場戰(zhàn)爭的敘述中，這點被忘記了，即在當時，德國和日本對平民生命和基礎設施的破壞被譴責為“野蠻的”，而后來盟軍“作為回應”的轟炸則不然。）這種語言（“這是戰(zhàn)爭”）引入了一個精確的起源（二戰(zhàn)始于1939年9月3日；以色列-哈馬斯戰(zhàn)爭始于2023年10月7日）和一個特殊的道德類比（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之于盟軍，就如同哈馬斯之于以色列）。它可以被用來為以色列一再實施的暴行正名，但我們最好把這些暴行描述為“懲罰性的”而不是“防衛(wèi)性的”。

　　在與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對抗中，以色列顯然認為，對他們進行間歇性的懲罰（即所謂的“修草坪”），對自己的安全來說至關重要——也即，對“防止自己過度不安”來說至關重要。懲罰的主要目的，既是羞辱，又是為了滋生恐懼，不只針對那些直接受到懲罰的人，也針對那些可能試圖挑戰(zhàn)既定秩序的人。以色列人說，“在大屠殺之后，安全是我們應得的，而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害怕我們的情況下，我們才可能安全。”的確，許多以色列人認為，對于持續(xù)的沖突來說，唯一的應對方式就是懲罰：在他們看來，問題是沒法解決的；只能永久地維持現(xiàn)狀。

　　沖突，并不復雜

　　當你試圖為所謂的以色列-哈馬斯戰(zhàn)爭敘述一個不一樣的開端（“開端”和“來龍去脈”還不太一樣），你往往會從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那里聽到這樣一個主張，那就是“以-巴沖突非常復雜。”當然，稍微抖一點激靈，你就可以把一切沖突再現(xiàn)得“非常復雜”，但任何熟悉巴-以沖突的人都知道或者說都應該意識到，在這個表面上的復雜下面，有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倘若沒有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帝國和新興的美帝國）的積極援助，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不可能在一片已經(jīng)有人居住的土地上建立并維持一個猶太人占多數(shù)的國家的。

　　我相信，這個事實怎么強調(diào)也不為過：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在起源和取向上都是“歐洲的”，在那邊，長期以來，猶太人一直受到基督教/后基督教人群的歧視和壓迫（以及最終的種族滅絕）。基督教的反猶主義和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有趨同的一面：歐洲的反猶主義者和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支持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他們都一致認為，猶太人不屬于歐洲。人們經(jīng)常忘記，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是歡迎這個趨同并把它給內(nèi)化了的：“反猶主義者會變成我們最可靠的朋友”，他寫道，“反猶的國家會變成我們的盟友。我們想作為受尊重的人群遷出去。”[3]

　　正如一些人已經(jīng)指出的那樣，猶太復國主義做的，不過就是把反猶主義的看法——對歐洲來說，猶太人是外人——給內(nèi)化了，并提議通過在巴勒斯坦和“新猶太人”一起建立一個國家，來解決歐洲反猶主義的“猶太人問題”罷了。這種歐洲視角的所謂的解決方案的一個驚人實例（一個很小但絕非微不足道的實例）在1961年耶路撒冷艾希曼審判上一群德國觀察員寫的報告中得到了反映。

　　在那個報告中，他們欣賞地把“新猶太人”描述為“新的、非常優(yōu)秀的以色列青年……他們身材高大，通常是金發(fā)碧眼，行動自由而自主，面部輪廓分明”，“幾乎沒有”展示出“任何過去被認為屬于猶太人的特征”。[4]戰(zhàn)后懺悔的德國人——他們用適當?shù)姆N族術語來展示自己的懺悔——看起來拒絕了那種認為歐洲猶太人“在種族上”不同于歐洲非猶太人的看法。（希特勒和他的朋黨一定在墓中跳起了舞：沒錯，我們是輸?shù)袅藨?zhàn)爭，但我們達成了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我們把德國變得“無猶(judenrein)”了。）

　　你可能會好奇，為什么在巴勒斯坦猶太人（“東方猶太人”）——數(shù)個世紀以來，這些猶太人一直在一戰(zhàn)結束前屬于奧斯曼帝國的土地上，和當?shù)氐幕酵胶湍滤沽秩巳阂黄鹕睿c之共享同樣的文化和語言——那里沒有出現(xiàn)猶太復國主義呢？答案是，就其對自我、政治和文化的構想而言，猶太復國主義本質(zhì)上是歐洲的，它是作為一個定居者國家（settler state）被帶到巴勒斯坦的。猶太民族主義者是在“阿拉伯”民族主義已初漏端倪的時候抵達巴勒斯坦的，而后者本身就是歐洲文化帝國主義帶來的后果。因此，除早期少數(shù)主張與阿拉伯人合作的人外，主流猶太復國主義一直認為當?shù)氐哪滤沽趾突酵绞窃趤喼藿⒁粋€歐洲國家的障礙。甚至阿拉伯猶太人也得先“去阿拉伯化”，才能或多或少地融入——被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接納，并在1948年之后在完整的意義上成為以色列這個“文明的”歐洲國家的公民。

　　有時，有人指出，猶太人渴望把巴勒斯坦整個地納入猶太國是以色列歷史上相對晚近的發(fā)展，但這么說不大準確。在1944年底寫的一篇文章中，漢娜·阿倫特寫道：

　　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最大、最有影響力的部門最近的決議體現(xiàn)了猶太復國主義政治五十年的最終結果。在1944年10月大西洋城舉行的最近一次年會上，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從左到右一直通過了對“自由、民主的猶太聯(lián)合體(Jewish commonwealth)”的要求，這個聯(lián)合體“將包括不可分割的、一點兒也不能少的整個巴勒斯坦”。這是猶太復國主義歷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因為它意味著，事實證明，長期以來一直遭到嚴厲批評的修正主義計劃最終取得了勝利。《大西洋城決議》甚至比《比爾特莫爾計劃》(1942)還要更進一步。在《比爾特莫爾》中，作為少數(shù)的猶太人還給了作為多數(shù)的阿拉伯人少數(shù)的權利。這一次，決議中根本沒有提到阿拉伯人。顯然，留給他們的選擇是要么自愿遷移出去，要么甘做二等公民。這似乎承認了，以往猶太復國主義之所以沒有把自己的最終目標說出來，只是出于機會主義的考慮而已。[5]

　　因此，從一開始，猶太復國主義的建國計劃中就包含猶太人至上主義（一個以整個巴勒斯坦來代表猶太民族的國家）的成分。和右翼利庫德集團的章程中說的不一樣，一直以來，“從河到海”（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這個短語都在表達主流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土熱望（如果還不是擺到明面上的政策的話）。當然，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他們提議在整個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公民和猶太公民享有平等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單一民主國家——也在使用“從河到海”這個短語。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阿倫特使用的（和自那時起猶太復國主義者使用的）“自愿遷移”這個表達，是種族清洗的委婉說法。支撐這一政治謀劃的，是這樣一種語言，它把當?shù)厝巳悍侨嘶⒀Щ赃_到把他們變得“可棄（disposable）”的目的。人們會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居住地，因為他們拒絕不得不在壓迫條件下生活的前景，或者更根本地，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們怕了。眾所周知，最終，在1947-1948年的時候，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不但被趕出了聯(lián)合國分給以色列國的區(qū)域，也被趕出了當時分給巴勒斯坦國、但被以色列通過征服吞并的領土。[6]1948年的種族清洗當然不是以色列搞的唯一一次種族清洗，后來的每一場戰(zhàn)爭（1956, 1967, 1973）都涉及以色列一方對領土的進一步侵吞/或?qū)Π屠账固谷说倪M一步驅(qū)逐。并且這個過程還在繼續(xù)。

　　猶太人，誰來定義

　　猶太復國主義者聲稱以色列是世界上所有猶太人的故鄉(xiāng)。（這一主張不是讓作為公民、在歐美生活的猶太人在政治上更容易受到反猶主義的傷害嗎？）這個主張也需要一個令人滿意的“猶太人”定義。

　　宗教上的猶太人說，你不能在不參考猶太人的宗教傳統(tǒng)的情況下定義猶太人，因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以猶太人自居的人在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不一樣，并且是很不一樣。而另一方面，對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就算他們認為圣經(jīng)提供了一種為猶太民族主張正名的歷史敘事，猶太教也不是決定誰是猶太人的必要標準。（一位猶太教朋友把這樣一句反諷的話歸到了本-古里安名下：“我不信上帝但祂給了我們巴勒斯坦”。）

　　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不把猶太人定義為信仰他所認為的猶太教傳統(tǒng)并根據(jù)這個傳統(tǒng)來生活的人，而只是簡單地，以循環(huán)的方式，把猶太人定義為有資格“回到”他或她的家即以色列的人。不是每個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人都有資格回到以色列——一開始許多猶太人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移民到猶太國的愿望的消極反應也說明了這點。所以，“猶太人”這個范疇是一種社會建構，它不一定依據(jù)對猶太教的遵守，而是在最低限度上，依據(jù)猶太教的血統(tǒng)法：一個人是猶太人，因為他或她的母親是猶太人。民族國家顯然需要客觀的標準來決定誰有資格移民過來——而不只是主觀的感覺。

　　但如果把以色列官僚機構定義猶太人——也即，根據(jù)宗教法，誰有資格向猶太國家移民——的需求暫時放到一邊，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更加有趣的點。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在平民和他們的民族國家在一戰(zhàn)中犯下的罪行之間劃等號會在道德上帶來災難的時候，他說的是實際的而非潛在的公民。[7]然而，雖然事實上弗洛伊德既非猶太復國主義者也不支持建立猶太國家的計劃，但在1930年的時候，他還是（在給《圖騰與禁忌》的希伯來語譯本的簡短前言中）表達過一種身為猶太人的“感覺”：

　　本書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很難把自己放到這樣的情感位置上：本書的作者對圣書的語言一無所知，徹底疏遠了其父輩的宗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不能分享其民族主義理想，但他從未否認過自己的人民，覺得自己本質(zhì)上是猶太人并且不想改變那個本性。如果有人問他：‘既然你已經(jīng)拋棄了你的同胞的所有這些共同體特征，那么你還有什么算是猶太人的呢？’他會回答：‘很多，很可能這就是猶太人的本質(zhì)。’現(xiàn)在，他沒法把那個本質(zhì)說清楚；但無疑，總有一天，科學的心智終將認識到那個本質(zhì)。[8]

　　弗洛伊德在這里提出的這個有趣的觀點超越了漢娜·阿倫特的那個簡單的格言——如果你被當作猶太人來攻擊，那么你就必須以猶太人的身份來捍衛(wèi)自己。

　　乍一看上去，弗洛伊德思路看起來和他之前在一戰(zhàn)期間對歐洲民族主義的著名批判中表達過的一些東西矛盾——但只有在我們認為他所說的那種積極的“身為猶太人的感覺”是他事實上明確拒絕的民族主義情感（比如說，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一種表達的情況下，所謂的矛盾才成立。看起來，弗洛伊德指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可以出于各種各樣的理由感受到與一個人類群體的團結，可以在不渴望或認同某個具體的、在符號和法律層面上代表那個群體的民族國家的情況下感覺自己屬于那個群體。換言之：民族主義不是一個人與其他人——或就此而言，與特定地方——積極聯(lián)系的感覺的唯一可能答案。

　　在這點上，以色列國是獨一無二的：一方面，它聲稱自己代表一個特殊的民族（也即猶太人），無論這個民族的成員實際上生活在哪里；另一方面，它又拒絕代表那些在其領土上生活、卻又不屬于那個民族的人（即非猶太人），雖然這些人也是它自己的公民。這樣的主張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后果，就是以色列會嚴肅對待對那個古老的問題“誰——什么——是猶太人？”給出確定回答的需要。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給出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的：“猶太人不真的屬于歐洲或美國，即便他們在那里生活；他們實際上屬于他們的家，這個家就是且只能是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同語反復：“猶太人屬于一個猶太民族國家，如此他們有資格回歸他們在巴勒斯坦的歷史民族之家。”在這里我想指出，使用“家”這個詞，不只是緣于家通常提供的那種安全感，也是緣于為對國家的封閉認同正名的權力的吸引力——而懲罰和驅(qū)逐那些在自家之外并因此而危險的人的能力則確認了這種權力。

　　在接受西方媒體采訪的時候，以色列人經(jīng)常會說他們自10月7日以來感受到的“震撼、恐懼和羞辱”。我聽一個受訪者說，“我們覺得家里不再安全了。”這些身為受害者——總是容易受更多的苦——的感覺在我看來是極其危險的。

　　我要轉(zhuǎn)向艾麗絲·默多克在這個主題上的重要見解。在令人不安的小說《獨角獸》中，默多克在描述受害者身份的權力時提到了阿忒（Até）：“想想阿忒的觀念，這個觀念對希臘人來說是如此地真實”，她寫道。“阿忒說的是苦難從一個存在到另一個存在的幾乎自動的轉(zhuǎn)移。權力也是阿忒的一種形式。權力的受害者——任何權力都有其受害者——本身也被感染了。他們不得不把它傳遞下去，不得不對他人行使權力。這是邪惡的，全能上帝的粗糙意象是一種褻瀆。確切來說，善不是沒有權力（powerless）。因為沒有權力、成為徹底的受害者可能是權力的另一個來源。但善是不用權力（nonpowerful）。最終克制住阿忒——當它遇到一個只受苦卻不把苦傳遞下去的純粹的存在的時候——這才是善。”[9]

　　每當我想到權力的誘惑，我總會想起關于五十多年前一件事情的生動的記憶。我父親在倫敦的繼兄弟（我到倫敦的時候經(jīng)常會到他那里住）是在1938年的時候通過兒童運輸計劃從維也納逃難過來的，當時一群絕望的父母努力通過這個計劃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安全的西歐，以逃避納粹的威脅。

　　我叔叔在倫敦定居下來，成了一名牙醫(yī)，他總是堅持，他不相信為猶太人單獨建立一個國家的計劃，我也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甚至在我要說的那件事情過后亦如此。他是一個溫柔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喜歡一切種類的暴力，方案一切形式的不義。

　　我的記憶和1967年的六日戰(zhàn)爭有關，當時埃及的空軍和陸軍在短短幾天內(nèi)就被以色列給打垮了。[10]我當時在叔叔家，我們一起看電視機，上面播放著一些關于戰(zhàn)敗的新聞，其中就包括埃及士兵（他們大多數(shù)是農(nóng)民，很可能對他們被征召過來打的仗沒有任何清晰的認識）成群結隊地撤退，還有以色列坦克像驅(qū)趕牲口一樣催促他們前進的畫面。新聞評論員說，戰(zhàn)敗的農(nóng)民-士兵可以回家，但必須把他們的靴子留下，赤足走過炎熱的西奈沙地。此舉顯然是為了進一步羞辱他們。站在或坐在坦克上的以色列士兵則散發(fā)出勝利的氣息。

　　突然，我旁邊的叔叔大聲喊道：“啊！現(xiàn)在我們是哥薩克人了！”顯然，從他的措辭和他的語調(diào)以及他臉上的驕傲可以看出，他心里想到的，就是經(jīng)典的集體迫害意象——他本人實際上從未經(jīng)歷這樣的迫害，但那是他的家族記憶的一部分，現(xiàn)在，在一度被迫害的猶太人角色逆轉(zhuǎn)時自發(fā)地爆發(fā)的欽佩中，這個東西又被再生產(chǎn)出來了——雖然，顯然，現(xiàn)在被懲罰的并不是哥薩克人（而是阿拉伯人）。

　　在這里，戰(zhàn)敗者甚至不是要為他母親在奧斯維辛之死負責的納粹。[11]他們是和大屠殺一點兒關系也沒有的，來自埃及的農(nóng)民。雖然我感到震驚（我花了好一陣才把握到他表達的情緒），但我對我叔叔的愛并沒有減少。當然，他知道我是穆斯林，我母親是阿拉伯人——并忠于這一屬性，他不認為這些事實和他對我的愛一點兒不相關。

　　但現(xiàn)在，我意識到，我們對別人的愛本身總是包含自我背叛的真實可能性——包含允許自己被權力誘惑的可能性。不是任何一種權力，而是一種特別的權力。那就是，作為受害者，把自己的苦難傳達給別人——作為一種應對我們繼承下來的“不安”和“沒有權力”的方式——的需要和能力。同時，我也看到，轉(zhuǎn)向這種支配的權力不可避免地會限制、限定我們對其他人的愛和友誼。真正的愛和友誼永遠不能靠工具理性來維持，只有成為目的本身，它們才可能持續(xù)下去。

　　眾所周知，很多流散的猶太人（尤其是美國猶太人）先前一直對猶太復國主義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以色列在1967年戰(zhàn)爭中取得的壓倒性勝利，他們才開始認同以色列。在我看來，在這里起作用的主要不是恐懼和脆弱，毋寧說，他們想要克服一種沒有權力的感覺——沒有權力和不用權力截然不同，不用權力僅僅是在愛和友誼的關系中，沒有感覺到任何把別人當作手段來使用的需要。受害者把苦難傳遞給別人的權力，也不同于對傷害過自己的人的報復（因為這樣的報復關乎傷害傷害過自己的人）。它也不同于施虐狂，因為施虐狂讓別人痛苦只是為了快樂。這種受害者的權力能夠容納各種各樣的動機和體驗，而所有這些動機和體驗的中心，是自我肯定的欲望。

　　從2009年開始一直到2023-2024年，每一次，只要以色列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發(fā)動襲擊，一些國家就會舉行公眾抗議活動。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它們的朋友們會說這些抗議“反猶”，一些西方政府比如說德國，甚至會禁止這樣的抗議。[12]可這些抗議并非種族主義的表達，它們不是在公開譴責某種想象的，猶太人的“種族特征”；它們是在譴責無比強大的以色列空軍和陸軍，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持續(xù)支持下，對老人、婦女、兒童和嬰兒的實際屠殺。換言之，在這些抗議中，沒有任何反猶的幻想。有的只是對非常真實的大規(guī)模殺戮的抗議——以及在最近的抗議中，對一場顯然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的抗議。太多人順從了那個把幾乎一切都當作“反猶主義”給打發(fā)過去的懶惰的、不誠實的習慣。當然，這么做的一個結果，就是淡化了真實的反猶主義。[13]

　　猶太復國主義幫忙創(chuàng)造的“新猶太人”既不是流亡的猶太人，也不是圣經(jīng)里的猶太人；他/她是一個散發(fā)著一種特殊權力的世俗的歐洲人。以色列懲罰別人的能力，就是對其政治權力的最高肯定。對很多人來說，以色列的迷人之處，就在于這個事實。以色列的諸多政治、文化和技術成就只是起到了強化它的跨國立場，和增強猶太人強烈認同以色列的欲望的作用。

　　但在這里，我的重點是，幫助塑造一個人群的認同和情緒及其作為一個民族的自決要求的，不只是集體的受害者身份（大屠殺的幸存者），還有這個人群對權力的渴盼。他們一直被基督教歐洲置于“歷史之外”，如今，他們渴望接受一個世俗版的基督教故事，堅持猶太人可以通過實現(xiàn)一個強大且報復心重的猶太民族國家最終回歸歷史。[14]這個歷史，及其關于猶太人經(jīng)驗（作為基督教王國中的受害者）的敘事，是現(xiàn)代猶太人形成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因為甚至對最現(xiàn)代的猶太人（包括以色列猶太人）來說，歷史經(jīng)驗創(chuàng)造的不安也依然是自我的一個無意識的部分，而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只是（通過制度化的記憶建設）強化了那種曾經(jīng)是且依然可能成為受害者的感覺。

　　當然，在政治上說，使受害者能夠把苦難傳遞給別人的權力的來源，就是國家。這個傳遞苦難的行動不需要和那些一開始造成苦難的人有任何直接聯(lián)系；別人只是可供受害者用來克服那種繼承下來無權感的客體（手段）而已。猶太人沉浸在自己沒有權力的話語中這個事實，強化了以色列大多數(shù)猶太公民支持——甚至慶祝——IDF把猶太人的恐懼傳遞給巴勒斯坦人的決定的傾向。

　　暴力的受害者經(jīng)歷的恐懼，往往是把“恐怖分子”一詞用到創(chuàng)造那種恐懼的人頭上的理由。當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創(chuàng)造恐懼和羞辱（也就是說，在他們反對那些在家即以色列之外的人）的時候，西方主流媒體則不會把這樣的行徑描述為恐怖主義。在當代英語中，“恐怖分子”這個詞一般不會被用來指說話人自己：正因為它既是一種（對事實的）描述又是一種譴責（一種道德判斷），所以，它不會被輕易地用在自己頭上。西方主流媒體往往會采取以色列的視角，把加沙的哈馬斯描述為“恐怖分子”，把對巴勒斯坦人的聲援描述為“聲援哈馬斯”。而“聲援哈馬斯”反過來又被等同于反猶主義。

　　在這里，我想說的是，無論何時，只要哈馬斯的成員以無論多么微弱的方式讓他們的壓迫者感到恐懼和羞辱，以色列就會通過把他們稱作“恐怖分子”，并因此而把“以色列-哈馬斯戰(zhàn)爭”再現(xiàn)為無止盡的循環(huán)（一方面是邪惡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則是一個為自身安全而擔憂的無辜的國家）維持的暴力，采取一種道德主義的態(tài)度。

　　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恐怖”這個詞被用來描述非國家行動者和國家的活動，無論是自由民主國家（美國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還是極權主義國家（納粹德國）。納粹的一個著名口號，“以恐怖對抗恐怖”，意在描述國家對盟軍所謂的游擊隊的不懈而必要的暴力，但對納粹來說，“恐怖主義”這個詞的使用，是技術上而非道德上的。最近，“恐怖主義”被認為指的只是自由民主國家內(nèi)部、和世界上的非國家行動者——這個用法上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和以色列在塑造在西方公共媒體策略和話語上的影響。這種對“恐怖主義”的選擇性使用的一個后果，是恐伊情緒的急劇上漲。[15]

　　因為給個體和組織分類，給他們貼上“恐怖分子”標簽的是國家，所以，國家有能力通過未經(jīng)適當審判的無期限監(jiān)禁和酷刑（“強化審訊”）剝奪那些被它貼上這樣的標簽的人的法律權利。雖然主權國家聲稱以法律為基礎，但它并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矛盾的。因為就像施米特指出的那樣，主權就是決定例外的能力。

　　甚至在穆斯林武裝分子發(fā)動911襲擊之前，以色列報復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興趣就已經(jīng)在實質(zhì)上促進了美國對“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的關注。根據(jù)雷米·布魯林，冷戰(zhàn)初期美國總統(tǒng)很少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這個詞新晉的流行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兩次關于“恐怖主義”的會議，1979年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一次，和1984年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在這些會議上，美國和以色列的新保守主義者不但論證了反擊（甚至先發(fā)制人地打擊）針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軍事霸權的“恐怖主義”暴力的重要性，也論證了把“恐怖主義”看作對猶太國家生存的主要威脅的需要。

　　但早在這些會議上之前，兩國就在打擊各地“恐怖主義”的需要上達成一致了。1972年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在慕尼黑謀殺以色列奧運代表隊后聯(lián)合國大會的辯論就是其征兆。會上，美國和以色列對那個暴力做出的評估，和其他不結盟國家做出的評估截然不同。對前者來說，“恐怖主義”應該受到專門的、明確的譴責——慕尼黑事件顯然就屬于這個范疇。但在一名來自中東的聯(lián)合國代表反諷地指出伊爾貢、哈加納和利海（他們都被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托管機構描述為“恐怖分子”）也曾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計劃而蓄意殺害無辜平民，并指出他們反巴勒斯坦主義的恐怖經(jīng)歷已經(jīng)成為以色列軍事機器的基礎這一事實的時候，他的觀點被晾在了一邊。[16]

　　語言，能預防什么

　　在結論部分，我要回到我在開頭提到的克魯格的那篇發(fā)人深思的文章：“語言能預防什么”，克魯格論證道，“就能促成什么：要政治地思考。這需要使用能夠彌合‘具體’和‘抽象’之間差距的詞，既不回避事實，也不為某個被珍視的理論或計劃而挪用事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引入最為政治的問題，尤其是是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來說：怎樣共享我們居住的共同空間，以促進共同的‘好’”。

　　可在理解在道德上真正重要的問題——我們怎樣生活以及為什么我們會那樣生活——之前，我們不可能得出這樣的政治方案。許多以色列人越來越覺得，事實上，沖突沒有永久的解決方案，只有降低其嚴重性的可能性。就像沒辦法解決每年夏天的蚊蟲瘟疫，只能通過一些技術來降低其嚴重性那樣。但如果我們真的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終能夠共享一個共同的空間，我們難道不應該從這樣一個事實開始嗎？

　　在至少75年里，他們并沒有共享一個共同的空間，他們只是居住在同一塊領土上，對一方來說，這個事實意味著持續(xù)的成功，對另一方來說，這個事實則意味著持續(xù)的失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被官方那個稱作“阿拉伯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當然了，他們的確住在同一塊領土上，但他們不共享這片土地。而我們都知道，這個不共享的原因，在于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無論是不是以色列公民）之間權力的巨大懸殊，以及以色列人通過展現(xiàn)自己只要愿意隨時隨地可以懲罰巴勒斯坦人來獲得徹底的自信的決定。

　　語言的工具性不只關乎我們思考和說話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關乎我們生活和被允許生活的方式。人的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很難用不同的詞來捕捉。我認為，在我們的討論中缺少的，是弗洛伊德在很久之前就教給我們的那個東西：我們?nèi)祟愂褂米约旱恼Z言和我們?yōu)槠垓_自己而設計的理由的機會并不平等。這些對我們來說不是那么地明顯，因為我們關于過去的思想會滲入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沒有本質(zhì)上好、本質(zhì)上壞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獲得一種或另一種性格以及與之相伴的語言。

　　據(jù)說，只有精神分析能夠幫助我們真正理解我們創(chuàng)造（和被允許創(chuàng)造）的世紀，即我們現(xiàn)在居住的世界。這種說法對不對——以及如果對，在多大程度上對——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了。但至少，我們可以大膽地認為：在一個充滿了“只有自己才是受害者”的集體意識，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對此做出行動的能力極不平等，在大多數(shù)現(xiàn)在享有巨大權力的人都在試圖說服自己在這次沖突中說的、做的事情和他們現(xiàn)在每天依然在做的事情永遠合理、合法和正義的社會中，在回答關于精神分析的艱難問題上，為一種不偏不倚的語言（一種和任何特殊生活方式無關的語言）而努力，并不會帶來多大幫助。

　　一個最后的，令人絕望的附錄：一個敏感的年輕人，美國空軍的一員，因為在道義上無法忍受他的政府在加沙種族滅絕上的合謀（他因此也參與了這一合謀），于是在華盛頓以色列大使館前自焚，希望以此來喚起自己同胞的良知。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道德世界中啊！政府官員和主流媒體竟然把這樣的行為簡單地當作精神障礙者——甚至是“左翼極端分子”——的行為打發(fā)過去！[17]答案是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國家說“你絕對不能自殺，但在國家打仗的時候，它有權命令你去殺別人。在戰(zhàn)爭中，國家命令你自愿為你的民族犧牲你的生命”。國家能教你怎樣把自己的苦難強加給別人，卻不能教你怎樣和他人做朋友。

　　作者

　　塔拉爾·阿薩德，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人類學與中東研究榮休教授。

　　譯者

　　王立秋，云南彌勒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出處

　　Talal Asad, “Reflections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Humanity Journal, March 21, 2024, https://humanityjournal.org/blog/reflections-on-the-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譯文僅供學術交流，請勿作其他用途。若要轉(zhuǎn)發(fā)，請在本文微信公眾平臺留言，或者郵件聯(lián)系。

　　Reference:

　　[1] Brian Klug, “George Orwell, Gaza, and “The Debasement of language,” Contending Modernities, December 15, 2023.（引文的斜體部分是我加的。）亦見其發(fā)人深思的書Offence: the Jewish case, New York: Seagull Books, 2009。

　　[1] 巴勒斯坦女性主義團結網(wǎng)絡的一個詳細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普拉米拉·帕滕10月7日關于性暴力的聯(lián)合國報告實際上說了什么》討論了普拉米拉·帕滕10月7日發(fā)布的一個關于性暴力被當作武器來使用的聯(lián)合國報告（這個報告受到了以色列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歡迎）。該批判的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該報告不是調(diào)查，也沒說自己是調(diào)查。參見“Here’s What Pramila Patten’s UN Report on October 7 Sexual Violence Actually Said,” Mondoweiss, March 11, 2024.

　　[3]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New York: Herzl Press, 1960, Vol. 1, p. 84.

　　[4] 引自Jewish Currents Podcast, On the Nose, February 8, 2024

　　[5] Hannah Arendt, “Zionism Reconsidered,” in The Jewish Writings, ed. By Jerome Kohn and Ron Feldma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p. 343. (斜體部分是我加的。)

　　[6] 這種種族清洗大多發(fā)生在周邊的阿拉伯國家采取任何軍事行動之前，因此不是出于自衛(wèi)，而是處于在清出的領土上創(chuàng)造猶太多數(shù)的需要。參見Ilan Papp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London: One World Publications, 2006.

　　[7] Sigmund Freud, “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 in Sigmund Freud, Standard Edition, ed. By James Strachey, vol. XIV,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7.

　　[8] Sigmund Freud, Totem and Taboo, p. xi;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1950. (斜體部分是我加的。)

　　[9] Iris Murdoch, The Unicorn, New York: Avon Books, 1964, Chapter 12, p. 102.

　　[10] 因為這場勝利被以色列人視為“奇跡”，所以它被稱為“六日戰(zhàn)爭”——盡管戰(zhàn)爭在五天后就結束了。因為上帝用六天創(chuàng)造了天地，于是那場戰(zhàn)爭被許多人視為神出手的標志。1967年戰(zhàn)爭中以色列的一位高級將領馬蒂·佩萊德斷言，1967“不是生死存亡之戰(zhàn)而是神選之戰(zhàn)”。Miko Peled, The General’s Son, Charlottesville, VA: Just World Books, pp. 50-51.

　　[11] 我祖父死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我姑媽死在奧斯維辛（我奶奶于30年代初自然死亡）。有一次，我父親來倫敦，我叔叔提醒他，他有權獲得奧地利政府的賠償。我父親驚恐地回答說，“贖罪錢！”“我永遠不會接受買良心安穩(wěn)的贖罪錢！”后來，當我問他他想不想寬恕德國人犯下的殺戮罪行的時候，他回答說：“只有上帝能寬恕這樣的罪行。這不是我能寬恕的。”這種態(tài)度（無疑，其他個體也會采取這樣的態(tài)度）與以色列的那種貪婪的態(tài)度形成了反諷的對照。以色列這個在大屠殺時代根本就不存在的超級受害者卻眼巴巴地渴望以所有未知死者的名義從德國那里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償。

　　[12] Peter Kuras, “An army of antisemitism commissioners was supposed to help Germany atone for its past: Critics say it is evidence of a memory effort gone haywire,” Jewish Currents, Spring 2023. See also, Pankaj Mishra, “Memory Failur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46, no. 1, 4 January, 2024.

　　[13]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英國的杰克琳·福斯特男爵夫人案，她指控牛津大學的一名伊朗學生反猶，因為該學生把一個章魚模型當吉祥物——章魚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形象，反猶主義者曾經(jīng)用它來描述所謂的猶太人對世界的控制。福斯特被反訴并敗訴，不得不撤回指控并向?qū)W生道歉。參見Guardian, 6 March, 2024。

　　[14] 參見Amnon Raz-Krakotzkin, “Exile, History,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Jewish Memor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Zionist Notion of History and Return,” Journal of Levantine Studies, Vol. 3, No. 2, Winter 2013.

　　[15] “反猶主義沒有消失。猶太人依然被針對。但恐伊癥才是近幾十年最嚴重的現(xiàn)象，數(shù)百萬穆斯林向歐洲的移民加劇了這一現(xiàn)象。它每一年都在愈演愈烈，并輕而易舉地從極右翼的邊緣走向了政治的主流。” Peter Oborne, The Fate of Abrah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22, p.21.

　　[16] Remi Brulin, “The Israeli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Discourse on ‘Terrorism,’”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39:1, 2015. 關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猶太復國主義恐怖主義的細節(jié)，參見Rashid Khalidi, The Hundred Years War Against Palestine, New York: Metropolitan Paperback, 2020. 尤見巴勒斯坦法律和憲法權利中心準備的簡報, Anti-Palestinian at the Core: The Origins and Growing Dangers of U.S. Antiterrorism Law, February, 2024.

　　[17] “上周三，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前陸軍軍官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湯姆·科頓致信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質(zhì)問五角大樓為什么、怎么會容忍自己隊伍里有像布什奈爾那樣的飛行員。科頓說他的死是‘支持恐怖主義組織[哈馬斯]’的‘可怕暴力行為’，并進一步詢問國防部內(nèi)部為應對極端主義做出的努力，以及布什奈爾是否被發(fā)現(xiàn)表現(xiàn)出極端主義的觀點或行為。” Ken Klippenstein, “Will Aaron Bushnell’s Death Trigger Anarchism Witch Hunt?” The Intercept, March 7th 2024. https://theintercept.com/2024/03/07/aaron-bushnell-fbi-anarchism-extremist/?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The%20Intercept%20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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