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發起的“戰略競爭”在2024年將有怎樣的新發展，中美關系將出現什么樣的新動態，這是人們關心的重大問題。有必要從中國的立場與利益出發，圍繞如下幾個方面的動向和問題進行相應的研討及預判。

　　其一，西方集團將持續對中國“去風險”

　　中國同西方世界的關系正處在深入發展變化之中，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引人矚目的重要變化。這種變化過去主要體現在中國同美國的關系上，現在，中國同歐洲的關系也跟進上來。雖然二者并不同步同頻，但總體上說，中國同歐洲的關系不過是中美關系的影像與再版，有什么樣的中美關系，就有什么樣的中歐關系。一些中國人總抱著把中歐關系同中美關系切割的想法，對此寄予很大的期望，其實這是一種幼稚的幻想。從根本上說，歐洲同美國在戰略上屬于一個整體，歐洲注定要在全球大戰略上服務和服從美國，這樣的狀況，還將持續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

　　因此，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驅動下，美國與歐洲的對華戰略未來一個時期必將趨向高度一致。可能在具體細節予以策略上有所差別與不同，但總的對華關系軌跡將大致重疊，目標與策略也基本雷同。對美國而言，現如今同中國的經濟戰爭重點與要害已經不在于“脫鉤”，“脫鉤”與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和更有力地打擊中國的生產與對外貿易，如何更有效地加強美國的實力基礎與戰略地位。基于這樣的考慮，所以現如今美國已經把對華經濟戰爭的重點轉移到“去風險”計劃上，這個戰略計劃的內涵和要點包括重建與加強美國重要戰略原材料供應鏈，實現重要生產鏈轉移，使之行進到“在岸”、“近岸”與“友岸”的軌道上來，堵住高科技關鍵技術流向中國的通道，以此達成讓霸權不能被中國所“卡”，不能讓中國構成戰略上對霸權的風險，從而牢牢掌握對華“戰略競爭”的主動權，確保對中國的全面優勢。

　　相比較而言，這一戰略策略比“脫鉤”戰略有效管用得多。同中國搞“脫鉤”看似簡單直接，但這樣做既要自身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同時又失去了利用和操縱中國的可能，實際上事倍功半、效益很低，遠不如“去風險”來得實在見效。

　　因此，2024年美國將在一切所需要的領域盡最大的努力擺脫對中國的依賴，包括戰略金屬、重要生產、重要市場等，同時針對中國廣泛實施各種“去風險”，把對中國的一切經濟技術打壓遏制都納入到“去風險”的名目之下，納入到“戰略競爭”的體系中來。

　　同美國的“去風險”行動相對應，歐洲也將在2024年內開啟廣泛深入的對華“去風險”活動。這一意圖目前已經很明顯，歐盟也好，G7集團也好，他們都已經昭告天下，做出了明確的表達。這可不是說說而已，筆者相信，相關的設計與安排基本上已經到位，已經在2023年末就開始付諸實施了，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聯手訪華就是這一行動的一部分。因此，2024年也完全可能成為中歐關系的“去風險”年。

　　其二，國際秩序將繼續深度裂變

　　現有的國際秩序正在裂變重組之中，像俄羅斯總統普京這樣的人更直言宣告現有國際秩序不合理，下決心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予以取代。事實上，持同樣思想、同樣渴望用新秩序代替舊秩序的國家多得很，而真正想要維護所謂二戰后世界秩序的人幾乎沒有。一些人慣常打著維護現有世界秩序的人招牌，不過是口是心非的裝模作樣而已。所謂“二戰后秩序”早在新中國建立沖破帝國主義東方戰線之際就已經開始坍塌，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更把這個秩序沖擊得百孔千瘡，到冷戰結束蘇聯垮臺，所謂“二戰后秩序”分崩離析，經過北約大規模東擴及霸權肆虐之后，這一秩序基本上已歸于湮滅。現存的國際秩序并不是什么“二戰后秩序”，充其量也只是“冷戰后秩序”，確切一點說，其實就是“霸權秩序”。這個秩序不過是全球戰略秩序演變演進進程中的一個怪胎，是一個罪惡的、完全失去理性邏輯的變態秩序。

　　現在，這一秩序正在深度裂變，其起點可以從2008年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算起，目前還在大幅度演進的進程中。已經發生的中美經濟戰爭也好，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巴以戰爭也好，都可以視為現有國際秩序裂變重塑過程中的具體事件與節點。展望未來，類似這些事件節點還將紛至沓來，將不斷沖擊和顛覆現有秩序，使之在裂變的基礎上不斷再造。

　　展望2024年，上述相關的發展進程將更加明顯，推動世界各國紛紛采取行動，將突出地表現出如下動態：一是找位置、結陣營。不管身處何方，各國都要找到與找準自己的位置，明確自身的戰略定位，從核心利益出發結營扎寨、抱團取暖。中東是這樣，拉美也是這樣，非洲還是這樣。中東歐、東南亞等地都要據此發生分化；二是找伙伴、高筑墻。不要以為只有美西方才會搞什么“小院高墻”，既然西方帝國主義集團這樣干，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一些區域性的新興大國將從自身利益出發打造各種區域性的經濟與戰略互惠組織。這樣苗頭已經顯露了出來，譬如歐佩克、非洲共同體、拉美一體化等。面對日益不確定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為免受可能的沖擊與破壞，這些新興組織都在構筑放火防盜的“城墻”以自保，這樣的進程今后將更加普遍、更加突出；三是進行安全關系的深度調整。譬如伊朗、沙特、敘利亞等國之間關系的變化，也譬如俄羅斯與朝鮮之間關系的變化，以及土耳其、亞美尼亞、波蘭、匈牙利、羅馬比亞……某種程度上還有哈薩克斯坦等國的觀風搖擺，相關的安全關系都將出現新的深度調整，使之在戰略結構與格局上綻現新的面貌。

　　其三，戰爭與沖突持續發展

　　展望2024年，人們直觀上最看重的問題，是新的一年里世界的走向是和平還是戰爭，或者變得更亂。

　　從善良的愿望出發，愛好和平的人民當然希望能實現大面積總體性的和平，因為這樣的環境更有利于人類的發展與進步，也更符合人類歷史的正確方向。

　　但遺憾的是，歷史從來都不屑于照顧人們的感情與希望，而是要按照自己的軌跡無情地走下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全球戰略進程中的“和平時代”已經過去，新戰國時代已然降臨，戰亂頻仍將是這個新戰略時代的突出特征。

　　2024年將成為這個新戰國時代的一個節點。在這新的一年里，已經打了兩年之久的俄烏戰爭不會停止，最樂觀的情形也就是演變成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狀態，并且最后的結果也將是只有停戰而沒有和平，就像當年朝鮮半島所發生的那樣；也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演變成今天巴以兩個民族之間那種混亂沖突的模樣。說到巴以戰爭，2024年將在烈度與強度上有所減緩，因為巴勒斯坦哈馬斯畢竟缺乏持久戰場作戰的能力，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的戰爭將永無寧日，過去就是這樣，今后也還將是這樣。至于整個中東，更將陷入持久的戰亂沖突之中。

　　在這些戰爭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沖突與戰爭爆發，考慮到世界上的熱點與著火點是如此之多，因此可以肯定地說，爆發新的戰爭沖突將成為大概率的事件。這些地方可能是亞太地區的朝鮮半島、南中國海、印巴邊境等，也可能發生在外高加索或者巴爾干半島，甚至還有可能發生在希臘和土耳其之間，至于烏克蘭之外的東歐地區會不會出現新的戰爭危機，也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可能性。總之，爆發新的戰爭的必然性很大，具體怎樣出現，應該說隨機性很強，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在這樣的形勢下，世界上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卷入其中，要么直接從事戰爭，要么直面戰爭危機。不管怎樣的情形，形勢都不容樂觀，都需要做出相關的準備，人們紛紛準備戰爭，從而使全球整體戰略形勢日益走向嚴峻惡劣。

　　中國也是這樣，長期以來，戰爭危機一直在中國周邊徘徊。在全球裂變的大背景與中美戰略競爭的小背景下，戰爭危機在2024年將不是走遠，而將會是更加逼近。至于會不會達到臨界點出現破局的突發狀況，對此，只能說有很大的隨機性。

　　其四，美國國內政治發生新的變化

　　美國的一舉一動對世界關乎重大，對中國也關乎重大。2024年，美國的動靜實在不小，那就是總統大選以及由此牽引下美國國內政治的劇烈變化。

　　現在，美國國內的政治動蕩可謂有目共睹，那就是整體上的右傾極化趨勢。面對霸權國家全球獨霸統治地位的重重危機，其統治集團內部在出路與辦法上發生了激烈的爭斗，致使其內部矛盾重重，各利益集團進行激烈的傾軋。但他們卻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概都因為霸權的衰落而變得更加猖狂好斗，變得更加歇斯底里，也變得更加危險恐怖，這就是美國的政治極化。預計2024年不管美國兩黨誰上臺當權執政，美國國內政治都將是這樣一種基本走向。

　　因此，總體而言，在美國這個所謂的民主國家，極端力量正日益得勢，各種盲目排外、種族歧視、泛化安全、疑神疑鬼等行徑將司空見慣，使這個國家在戰略上處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非正常狀態。如果說2024年美國國內政治將有什么新變化的話，就是這樣的情形變得更加明顯突出。

　　在美國政治極化發展的沖擊下，中美與美俄關系都將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對象。在中國方面而言，不管中國方面在戰略上怎樣對美國進行“安撫”，也不管怎樣做中美共同利益的蛋糕及退讓妥協示好，美國都將對中國越來越囂張猙獰。用一句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死活看不上，越看越來氣；在俄羅斯方面，霸權統治集團恨不能一下子把俄羅斯扳倒，以此再度證明霸權無與倫比的實力與偉岸，但又因為力不從心而變得憤怒急躁。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除了挖空心思經濟制裁之外，他們還將扶持歐洲與北約，在擴大戰爭方面尋找對付俄羅斯的辦法和手段。因此，不要指望美國能在2024年積極主動去收拾俄烏戰爭的殘局，他們沒有心情去干這樣的事情，即便特朗普再度上臺也是這樣。相反，他們希望俄烏戰爭的殘局越亂越好，越殘破不堪越好，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利于美國操縱與左右歐洲，才有利于破壞俄羅斯的安全與發展環境。

　　從美國國內政治的實際需要出發安排美國的全球戰略，在此基礎上推進對華“戰略競爭”，這是美國政治發展新變化的必然結果。

　　其五，中美“戰略競爭”將有新的起點

　　2024年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也將出現新的發展動態，具體將出現如下幾方面新的起點動向：

　　一是將在地緣安全上更加逼壓中國。霸權將進一步推進AUKUS、QUAD以及亞太版北約等戰略同盟組織的建設，與此同時，美國還將開始在中國周邊部署陸基中程彈道導彈。美國的這種導彈針對中國量身定制，其功效與作用同當年的“潘興”II導彈如出一轍。事實上美國即將生產部署的陸基中程彈道導彈就是這個導彈的升級版，因此，它既是具體的軍事打擊手段，也是戰略意義的遏制工具，可以因之對中國施加壓力，可以用以綁架盟友走狗。不妨設想，一旦日本、南朝鮮、菲律賓等這些國家都部署有美國的這種導彈體系，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將變得怎樣復雜難堪，簡直超乎人們的想象。

　　二是將在國際秩序上進一步封鎖孤立中國。美國將動用手里的外交與政治工具全面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包括工業原材料來源地與商品市場銷售地，更包括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美國的策動安排下，2024年還要有別的國家退出“一帶一路”，從而使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同美國歐洲相關計劃的沖撞表面化、公開化。至于中國所主導的上合組織、金磚組織等，也將遭到美西方集團的抵制與破壞，這其中印度有可能成為他們手中得力的工具。

　　三是在關鍵要害項目上強硬地制衡打擊中國。相關的項目包括芯片等關鍵技術，包括臺灣問題。關鍵技術上，美國將穩步推進對中國企業的制裁和懲罰，更嚴厲地封鎖中國的產品，堵塞通往中國的技術通道，這方面可施展的空間很大，手段將五花八門、無所不用其極；在臺灣問題上，目前美國已經獲得相當大主動，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一概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下，可以隨心所欲、視情而定。預計2024年還將搞出新的花樣，創造出美臺勾連新的增長點。

　　總之，2024年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既不會減弱，更不會改性，而將開辟新的起點，邁上新的臺階。相應地，中國就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就要迎接更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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