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武器，可以根據不同種族或群體的基因特征進行選擇性殺傷，因此又被稱作“種族武器”或“人種炸彈”；以食品、藥物、疫苗甚至是經過改造的病毒等形式，用于群體感染、人種滅絕等。

　　基因武器在施用過程中還能作用于具有遺傳性質的DNA，改變特定群體的遺傳基因，對其造成持久性傷害，這將深刻影響一個族群、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的安全、存續與長遠發展，而前代生物武器皆未曾企及此般傷害水平 。

　　當基因編輯技術與生物武器對接、開辟新域戰場之時，無論未來戰事如何發展，筑牢防范基因武器的安全之墻，都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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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基因編輯“武器化”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預言，“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

　　這個預言，長久以來已不斷被各種顛覆性技術引發的軍事變革所證實。如今看來，基因技術也不會例外。

　　基因，又稱遺傳因子，由DNA和蛋白質組成，是產生一條多肽鏈或功能RNA所需的全部核苷酸序列。基因支持著生命的基本構造和性能，決定了人的膚色、頭發、眼睛、身高等生理特征，存儲著種族、血型、孕育、生長、凋亡等過程的全部信息。

　　基因編輯技術，則是以改變基因序列為目的，實現定點突變、插入或敲除的技術。借助該技術，人類能夠根據自己的意愿來對目標基因進行“編輯”，有目的地刪除或加入DNA片段，從而影響其功能或表型。

　　從醫學上講，基因編輯技術將能夠治愈許多疾病并延長人們的生命。比如，被稱為“生物導彈”的分子靶向治療技術，就是在分子水平上針對特定致癌位點設計治療藥物，使腫瘤細胞特異性死亡，而不影響正常細胞。然而，這一技術原理，正被一些國家應用于軍事領域——針對不同種族或群體的特異性基因，研制具有“選擇性殺傷”功能的基因武器。這類武器以食品、藥物、疫苗甚至是經過改造的病毒等形式，用于群體感染、人種滅絕等。

人們在美國紐約一處疫苗接種點進行手部消毒（2022年7月30日攝）郭克攝/ 本刊

　　近年來，一些軍事大國置《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于不顧，紛紛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相關計劃。2020年，加拿大智庫“全球研究”發表了拉里·羅曼諾夫的署名文章《生物武器：實用而及時的事實概述》。文章稱，美國政府及教育、衛生等機構幾十年來對生物戰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關注“種族特異性病毒”。有報道說，馬里蘭州的美國軍事醫學研究所實際上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的研究人員已經研制出一些具有實戰價值的基因武器，成功地將具有抗四環素作用的大腸桿菌基因與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基因進行了拼接，再把拼接的基因引入大腸桿菌中，培養出了具有抗上述兩種殺菌素特性的新大腸桿菌。還有報道稱，英國政府下屬的化學及生物防疫中心運用基因工程技術研究了“轉基因超級病毒”。根據俄羅斯的最新研究，世界上約有10至15個國家已經制定或正在制定基因與生物戰計劃。

　　縱觀歷史，在人類文明走向繁榮的每一個腳印里，都鐫刻著生物技術留給我們的啟迪。生物界，也是軍事技術無窮無盡的靈感來源，在多次系統性的軍事革命中，甚至在諸多微小的軍事技術進步中，生物技術都沒有缺席。

　　站在生物技術蓬勃發展的今天審視明天，基因編輯技術“武器化”已成為大國競爭乃至未來戰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變量。

　　與大國之間爆發核戰爭可能導致相互毀滅相比，生物科技強國發起的“基因戰爭”可以實現對對手的“降維打擊”和“單向殺戮”，而且，這種戰爭形式殺傷力更大、隱蔽性更強、成本更低。因此，美國情報界兩次將基因編輯技術列入“大規模殺傷性與擴散性武器”威脅清單。美國在其發布的戰略主導文件《保障國家安全的突破性技術》中，將“生物技術的可控利用”列為未來四大重點研究領域之一，并將生物科技確立為未來軍事革命的戰略制高點。

　　站在今天討論明天的戰爭，是著眼于人類安全與和平的未雨綢繆。

　　2017年，美國軍隊采集俄羅斯人RNA和滑膜液樣本一事曾引發轟動，人們對基因武器的擔憂陡然升溫——這種“改寫生命密碼的武器”，就如同潘多拉之盒，一旦開啟必然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今天，只有預先謀劃，鑄好安全盾牌，守護好我國的人種基因資源，才能有力有效化解未來的風險。

　　技術的發展總會遵循自身的邏輯不斷進化，但反戰史上也充滿著人類對于技術、武器和戰爭給自身帶來毀滅的恐懼，也因此，《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約》《反彈道導彈條約》等，都試圖削弱利劍的鋒刃。

　　未來，基因編輯技術可能被進一步應用于軍事領域。今天，我們呼吁，全人類共同促進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機制化。未來，我們更需要通過協定牢牢束縛住基因武器飛向戰場的翅膀，防止又一種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武器走向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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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武器：靶向攻擊特定人種

　　文 | 鄭思青 賈珍珍

　　基因武器，又叫遺傳工程武器，是指采用類似工程設計的方法，通過基因重組技術改變生物體的致病性的一種武器。其特點是可以根據不同種族或群體的基因特征進行選擇性殺傷，因此又被稱作“種族武器”或“人種炸彈”。

　　20世紀70年代，以基因重組為代表的基因工程技術甫一問世，就被應用于軍事領域，西方一些國家競相投入大量經費和人力進行了基因武器研發。進入21世紀后，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迅猛發展，一些國家又將其前沿科技成果逐漸推向軍事領域。

　　在新一代基因編輯技術的支持下，可以“批量生產”的基因武器正變得更加危險。如何面對其挑戰，已成為國際社會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基因編輯用于有目的地刪除或加入DNA 片段，從而影響其功能或表型

　　第三代生物武器

　　基因武器屬于生物武器的一種。按照生物武器的代際劃分，第一代是利用自然疫源性病原體如毒素、毒植物等直接攻擊生物體，這種生物武器沒有傳染性；第二代是利用人工技術培養病原體制造細菌武器、病毒武器等，它們具有較強的傳染性，也會導致較高的失能率、死亡率；第三代是利用合成生物學、基因工程制造的基因武器，有的著眼于誘發特定人種基因突變，有的著眼于以更強的毒性、傳染性和耐藥性對特定對手進行快速殺傷。

　　美國《華爾街日報》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軍方就制定了以基因武器秘密打擊對手的計劃：了解目標國家人種的基因組成并發現其基因特征，研發能夠誘發其基因突變的藥物和食品，從而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于1998年9月披露一則秘聞：為了報復伊拉克的導彈襲擊，以色列軍方正在加緊研制一種能夠專門對付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種炸彈”。“人種炸彈”的研制計劃由以色列的尼斯提茲尤納生物研究院負責，該研究院是以色列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中心。后來《簡氏防務周刊》報道說，以色列科學家已經發現了阿拉伯人尤其是伊拉克人的基因構成。

　　2000年，德國《世界報》又有這樣的報道：德國當局一項有關基因工程的軍事研究計劃包括研究改造馬鈴薯和大豆的基因。

　　近年來，第三代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橫空出世，以其設計簡便、成本低、效率高的特點被廣泛應用于在活體動物的基因組中生成靶向突變，進而在目標基因中插入新的基因片段或刪除原有基因片段。這種技術能夠實現基因“批量化”編輯，也使得軍事領域的基因工程大大加速。

　　新一代基因編輯技術為基因武器的研發提供了更強大的科技基礎，有可能革命性地推動生物武器的發展。當前，相關研究已成為軍事領域的一大熱點。

　　2017年，美軍公布的“精英戰斗計劃”設想通過基因技術強化人體機能，使作戰人員實現生理能力最大化，能夠在多樣化或極端環境下適應戰爭。2019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局宣布將投資超6500萬美元用于進一步探索并優化軍事領域的基因編輯技術。

　　俄羅斯國防部官方網站的一份報告顯示，美軍在海外設立生物實驗室，主要目的是搜集特定民族的生物資料與特定地區高危微生物的菌株，研發相關生物毒劑并開展人體實驗等。

　　“敵我分明”選擇性殺傷

　　與原有的生物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各方面的性能發生了質的飛躍——可以建構出新的功能或表型。

　　首先，基因武器的毒性高度強化。強力的殺傷性與持久的傷害性是其毒性增強最為突出的表征。以美國合成的基因毒劑“熱毒素”為例，實驗數據顯示，僅需施放萬分之一毫克劑量，就能殺死100只貓，經實驗估測，僅20克“熱毒素”便足以使60億人受到侵擾，無數人或將因病致死。此外，基因武器在施用過程中還能作用于具有遺傳性質的DNA，改變特定群體的遺傳基因，對其造成持久性傷害，這將深刻影響一個族群、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的安全、存續與長遠發展，而前代生物武器皆未曾企及此般傷害水平。

　　其次，基因武器的致病性顯著提升。基因武器施放后，常常難以迅速破解與防控。一方面，其“基因密碼”只有制造者知曉，遭到攻擊的一方在短時間內一般難以破譯，也較難防御或對癥治療。另一方面，基因武器的作用過程可能不易察覺，其傳染過程不具有顯明的可視性，目標群體極有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遭受了致命性病毒的侵害。

　　據了解，有國家在實驗室內研發了一種新型毒素，其利用基因編輯技術等遺傳工程學方法對特定生物基因進行了改造，目標是使其能夠抵抗抗生素而他國無法找到解決方案。試想，若以此類武器發動戰爭，當交戰的另一方生物科技相對落后時，就難以快速反應抵抗襲擊，亦無力阻止相關病毒的蔓延。有專家認為，基因武器能在短時間內置強敵于死地，對部分國家而言，在基因武器的襲擊下甚至存在亡國滅族的危險。

　　第三，基因武器的精準性有了質的飛躍。基因武器是一種“敵我分明”的生物武器，它通過改造致病基因、培育攻擊的靶向性來甄別、篩選具有不同性狀特征的生物體。它會精準鎖定特定人種或群體作為攻擊目標，使病毒只在目標群體中傳播，而不傷害其他族群。這一特性使基因武器具有了選擇性殺傷的功能，能在有效保障武器使用方安全的同時給另一方造成傷害。

　　2003年，美國已提出專門研究特定人種的基因序列并基于此設計相應的病原體，以服務于軍事需要。這意味著，西方軍事強國已將相關項目納入重點研究領域，未來精準性生物攻擊或將成為一種高頻使用、殺傷強勁的攻擊方式。

　　生物戰的新樣貌

　　作為一種較為特殊的戰爭形態，生物戰在新一代基因編輯技術的加持下或被重新設計，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點。

　　一是殺傷力更大。殺傷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致死率，二是殺傷的范圍。一方面，經過基因編輯的病毒或細菌很難在短時間內“解碼”，這使其引發的疾病難以治療，因此會導致較高的致死率。另一方面，有關機構曾經對各式武器的傷害性進行評估與測算，結果顯示，100萬噸TNT當量的核武器殺傷面積為300平方千米，而10噸傳統生物武器的傷害范圍即可達10萬平方千米。基因武器作為新型生物武器，效能進一步提升，殺傷力將是傳統生物武器的十倍乃至百倍。

　　二是隱蔽性更強。基因武器的形式常常是經過基因改造的病毒或細菌，運用這種武器發動攻擊不需要大規模動員，只需將病毒或細菌投放到目標區域使其自然擴散，就能使目標群體罹患特定的病癥，且很可能是難以防控與治療的“怪病”。經過基因改造的病毒或細菌，在潛伏期難以察覺，病患早期不易防治，而自發病到致死之間的時間可能很短，這就會悄無聲息地在轉瞬之間殺傷對手。另外，基因武器形態的多樣化、能夠與多種載體進行組合、能夠從多種路徑入侵目標區域，也強化了其隱蔽性。

　　三是成本更低。在軍事領域，橫向對比各類武器的殺傷力與成本，在殺傷力相同的情況下，基因武器的使用成本顯著低于其他武器。經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評估，耗資5000萬美元建立一個基因武器庫，其在戰場上的殺傷力，將超過花費50億美元所建立的核武庫。截至目前，全球學術界已發表了十多種微生物的基因序列，獲取已公開的基因序列并不需要高昂的費用，因此，部分國家能夠通過結合相關基因序列對相關微生物的基因加以編輯、改造和利用，實現低成本的基因武器制造。

　　改變未來戰爭模式

　　作為一種新型武器，基因武器的應用將對未來的戰爭形態及作戰方式等產生深刻影響。結合其特點與性能，可以鮮明地感受到其突出的殺傷力與作戰效能。它就如同“潘多拉之盒”，一旦開啟，將衍生出無窮的危害。

　　首先，在基因武器的加持下，未來的戰爭模式將因時因勢而變。

　　基因武器的應用或將一改大規模耗用人力的戰爭模式，減少對兵員規模的要求與依賴，并逐步弱化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戰的戰斗模式。有專家認為，若基因武器在戰場上落地，當下諸多物理性的高精尖技術武器將黯然失色，戰爭將不再需要大量的坦克、戰斗機等軍事機械，亦不再強調兵員沖鋒于前、逐城逐域爭奪的戰略戰術，憑借基因武器即可瓦解、摧毀對方的軍事力量，甚至摧毀敵方族群、民族乃至國家。也有專家認為，基因武器可能在戰前就已投向敵方攻擊特定目標。

　　其次，在基因武器的影響下，戰爭的邊界將進一步模糊。

　　基因武器的作用范圍可能不會僅僅局限于戰斗場域，在戰爭情況下，施放基因武器的區域很可能會拓展至平民等非戰斗人員的生活場域，以實現威懾對手的軍事意圖與戰略目標。因此，戰場前線與后方的距離將顯著縮短，二者的邊界將被模糊化，作戰方的防御難度亦將大幅提升。

　　第三，在基因武器的威脅下，未來的軍隊體制與結構需要深度調整。

　　結合基因武器的特性可以看出，為了應對新型生物戰爭，醫療勤務保障部隊、防疫防控人員隊伍或將大幅擴員——前端注重培養掌握基因編輯技術的尖端人才，后方則需部署大量的醫療勤務保障隊伍作為戰備支撐，進而形成新型軍隊組織結構的雛形。

　　如今的軍事領域，基因編輯技術正在深度嵌入并助推基因武器的研發進程。基因武器的發展，是人類又一次運用新技術突破自然限制、提升軍事作戰能力的進階過程。當基因編輯技術與生物武器對接、開辟新域戰場之時，無論未來戰事如何發展，筑牢防范基因武器的安全之墻，都應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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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盜取人種基因的八大手段

　　文 | 古炬賢 陳琳

　　2018年，《科學美國人》雜志發文稱，“人類操縱基因的能力有助于找到治療當前無法治愈的疾病的方法，但也有可能被用來制造一種生物武器。為懾止對手并保障國家安全，美國必須確保在這一新的作戰領域的主導優勢。”

　　為了掌握新型作戰領域的主導權，打一場讓對手“技術上看不懂、打擊上難預測、速度上跟不上”的高端戰爭，美國很早就開啟了基因武器研發進程。上世紀90年代，美國作家、科技記者查爾斯·皮勒就在《基因戰爭》一書中披露，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計劃，他們以研制疫苗為名進行著危險的傳染病和微生物研究。

輝瑞疫苗升級版（資料照片）新華社/ 美聯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處心積慮地獲取研發基因武器的“原材料”——人種基因。2023年10月，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發文指出，某些國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將基因技術“武裝”成為致命的武器。境外一些機構、組織和人員已瞄準我國人種基因資源。此前，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答記者提問時曾點明，美國是廣泛搜集并運用基因信息的國家。究竟誰在利用基因從事不可告人的活動，相信大家都心如明鏡。

　　目前，美國針對特定人種的基因武器的研發進展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其通過各種渠道明里暗里搜集、盜取人種基因的手段已有跡可循。

　　美軍生物實驗室是重要依托——

　　據《華爾街日報》披露，五角大樓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制定了用基因武器打擊對手的計劃，亞洲華人、歐洲雅利安人、中東阿拉伯人的基因均被列入美軍搜集范圍，并且在華人基因獲取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網站報道說，美國空軍教育訓練司令部曾發布招募信息，特別指明需要獲取俄羅斯人的核糖核酸和滑膜液樣本。

　　這兩條信息有著明確的指向——美國軍方是搜集、盜取人種基因的重要角色。

　　美軍從事相關活動是以國內外的生物實驗室為依托的。這些實驗室名為“研究所”“研究中心”，實為軍事機構。

　　根據美國2021年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數據，美國在全球30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分布在東南歐、中亞、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區。這些實驗室針對性強、研究內容高度保密，遠遠超出“防御”所需，給世界帶來了重重隱患。

　　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是美國國防部管理的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下設5個海外實驗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亞內羅畢的美國陸軍醫學研究肯尼亞中心、位于泰國曼谷的美國武裝部隊醫學科學研究所、位于德國森巴赫的陸軍醫學研究歐洲中心、位于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的盧加爾公共衛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韓國的美國陸軍醫療物資中心。

在韓國首爾以北的京畿道議政府市駐韓美軍基地，一名戴著防毒面具的美軍士兵參加技能競賽（資料照片）新華社/ 法新

　　其中，設在泰國的武裝部隊醫學科學研究所是美國國防部控制的海外醫學研究實驗室中最大的一個，在尼泊爾、菲律賓、柬埔寨、越南等國擁有不同級別的分支機構，存儲了大量高危病毒、細菌、寄生蟲樣本，并在世界各地搜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位于格魯吉亞的盧加爾公共衛生研究中心，則在研究炭疽病的生物制劑和諸如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等病毒性疾病，并且在搜集基因信息為將來的實驗做準備。

　　美軍一直辯稱其生物實驗室用于“生物防衛和公共衛生應對”，將國際社會的合理質疑說成是“散布虛假消息”，一再拒絕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完全無法自證清白。

　　此外，美國軍方還與國內外學界、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等多種力量串聯起來共同研發基因武器、獲取人種基因。

　　2022年，俄羅斯公布了一批美國在烏克蘭進行生物實驗的機密文件，有關人士對這些文件進行分析后發現，美國企業、學術機構、政府部門，烏克蘭政府機構、學術界及其他機構通過美國國防部的下屬機構國防威脅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串通起來，美方將大量來自烏克蘭各地區、完全屬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樣本轉移到了國外。烏克蘭安全局一名前官員說，美國在烏生物實驗室正在研發一種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

這張俄國防部2022年3月17日提供的視頻截圖顯示的是，俄軍輻射、化學和生物防護部隊司令基里洛夫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的吹風會上展示的美在烏境內開展生物軍事項目的相關信息 新華社/ 衛星社

　　披上“實驗”“調研”的外衣——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就有許多具有美國背景的實驗項目在中國內地展開。比如，1995年，美國一個機構曾在中國北京、成都和杭州3個城市采集了300名老人的血樣后送到美國。隨后，又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美國杜克大學負責具體實施，于1998～2003年在中國22個省市進行了1萬名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采集以進行中國老人遺傳基因研究。

　　除了從國外派遣人員全程負責項目，某些組織還以調研為名積極招募合作者，利用中國國內機構進行數據采集。比如，美國某公司曾以“研究膳食、生活方式與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關系”為名，與中國國內機構合作，在我國采集了50萬人的血樣和個體體檢及臨床數據，被利用的機構并不完全清楚這些數據的最終去向。這些境外組織背景復雜，往往會將采集到的相關數據傳輸到境外，以供下一步的存儲或研究，對我國基因安全造成了嚴重的潛在危害。

　　通過學術期刊、課題研究搜集基因信息——

　　學術研究的初衷是為人類謀幸福，但在別有用心的勢力操縱下，很容易變為騙取信任、規避監管的平臺，成為竊取基因信息的重要手段。

　　在學術界，國外權威期刊對研究人員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國內一些機構和個人為謀取學術聲譽向國外權威期刊投稿的同時，忽略了其背后的國家競爭和意識形態因素，也不知道這些期刊吸納相關研究的深層目的，從而導致關鍵信息泄露。比如，國外某雜志曾刊登國內多家機構共同發布的中國人群泛基因組圖，該組圖結合了近2萬名中國人的基因數據，擁有大量基因信息，覆蓋了中國人99.9%以上的遺傳變異，其中有超過80%的變異是以前未曾被發現或公開報道的。上述信息的最終流向和用途不得而知，但大量精確基因數據泄露已成事實。

　　此外，近年來關于人類遺傳基因研究的中外合作日益增多，在此類課題中，常常是外國學者扮演主要角色。有專家指出，大規模的中國漢族人群全基因組遺傳數據落到了外國學者手里。在這種研究結構中，中國學者難以從研究成果中獲利，但中國的人種基因數據卻在愈加頻繁地跨境流動。

　　利用技術優勢引導資源流動——

　　當生物技術被“卡脖子”時，為獲取更加精準的分析結果，國內研究者常常將原始數據交到國外或從外國進口儀器，這就增大了基因信息被竊取的風險。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正在利用其更為先進的基因分析技術、設備引導基因資源流向，以圖將技術優勢轉化為“資源優勢”。

　　據相關機構統計，僅在人體基因方面，美國就掌握著大約60％的相關技術。同時，美國生物技術產品的銷售占了全球生物技術產品市場的90%以上。這些數據表明，無論是在基因技術還是基因產業方面，美國都占據了絕對優勢。

　　基因分析一靠技術，二靠資源。技術常常對資源有比較強的吸引力，因為資源本身無法產生價值，只有被技術充分利用時，才有可能轉化為科研價值和經濟利益。在生物基因相關技術分布不平衡的態勢下，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對全球基因資源的虹吸值得高度警惕。

　　以“公益”之名行偷竊之實——

　　美國開展搜集基因信息的活動時，往往不會將其真正目的直接暴露出來，有時會將相關行為“公益化”，以身體檢查、健康監測為噱頭，通過傳播“對你有利、為你著想”的思想來蒙蔽公眾，在規避各方監管的同時實施基因信息竊取。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就利用我國當時還未認識到基因資源的重要性和防控系統的不完善，通過各種免費服務的形式在我國內地開展半公開的“公益”活動，肆意掠奪中國人的基因資源。

　　后來，美國又派遣過“醫療隊”到我國邊疆地區的某村落給村民免費體檢，但體檢過程中血樣抽取量比正常體檢更多。這一異常行為不僅引起了當地群眾的警惕，也進入了國家安全機關的視線。經過國家安全機關抽絲剝繭的調查，一起由境外精心組織、境內被利用人員具體實施的基因數據竊取案件逐漸浮出水面。

　　在這些與基因相關的“公益”活動中，看似是為中國群眾提供服務，但被采集人員的知情權沒有得到保障。

　　誘騙志愿者提供基因樣本——

　　通過利益、金錢等誘騙志愿者也是美西方獲取基因數據的慣用手法。

　　相關部門的調查結果顯示，自2010年起，美國輝瑞、艾伯維、默克等生物科技巨頭就以招募藥物體驗志愿者為名，大量搜集中國人的基因樣本。這些科技巨頭招募志愿者的標準非常簡單，只要證明自己祖上三代均為純種中國人，就能通過篩選，志愿者前往美國的差旅費用會由美國公司全部報銷。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單是在2020年，美國輝瑞制藥集團就從全球招募了超過5.8萬名志愿者，其中四成以上為黃種人。

　　美國曾通過外交途徑表示美國人在美國之外采集人類基因資源并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批準與資助，只是個人行為，但是很多專家學者認為，在美國軍工復合體與高科技復合體加強聯手的態勢下，生物科技巨頭與美國軍方之間必然存在某種合作關系。

　　利用名人效應鼓動“基因公開”——

　　為了粉飾搜集人種基因的行為，美國會讓一些名人公開表達立場以影響受眾認知。2007年，美國生物學家、人類基因組“民間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格·文特爾曾向大眾公布了自己的基因組圖譜。當時，這種公開發表個人全基因組序列的行為尚屬首次，這種行為呼吁“以公開基因組為傲”，“基因匿名”不再是必要之舉，要將“基因署名”看成是一件利人利己、有助公益的事情。

　　從本質來看，這種行為也是一種“認知戰”，就是要讓公眾放松警惕，產生“大家都這樣做，所以基因信息被別人知曉并不是大問題”的想法，目的是通過營造輿論環境為某些勢力竊取基因提供便利。

　　推動基因檢測商業化、大眾化——

　　如今，基因技術已從科學殿堂緩步而下，以商業化、大眾化形式進入醫療保健和保險領域。在此情形下，有境外組織通過辦醫院、體檢機構等或同這些機構接觸來獲取基因信息。《麻省理工科技評論》上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初，美國4家頭部基因檢測公司已累計獲取了2600多萬名消費者的基因數據。

　　商業因素的影響不僅會使國外加大掠奪基因資源的資本投入，也會放大國內有關公司的投機心理，兩者均會導致基因信息的有目的集聚和跨國傳播。比如，位于美國硅谷的DNA測序公司“23與我”曾為客戶提供基因側寫服務，還通過授予某全球性藥業巨頭基因數據許可使用權而獲利3億美元——以最直截了當的方式把基因數據變成了金錢。國內的公司也可能出于利益考慮而有意或無意地將基因信息傳播出境。2016年，相關部門在檢查中國一家藥企時發現，他們試圖將5000多份中國人生物遺傳樣本偷渡到國外，并將生物遺傳樣本標注為“犬血漿”。

　　隨著生物科技的快速發展，國外搜集、竊取中國人基因信息的手段將會愈加多樣。面對嚴峻的基因資源保護形勢，中國必須打好一場橫跨多領域的“人種基因資源保衛戰”，多管齊下掌握攻防對抗的主動權。

　　一是需要增強基因知識宣傳力度。基因早已不是新鮮概念，但基因信息的重要性、基因數據轉化為基因武器的內在機理、基因信息被竊取的渠道和手段等相關知識還沒有真正走進群眾。增強基因知識宣傳力度，一方面，要加強對我國所面臨的基因武器威脅的宣傳，提高全民族的基因保護意識，讓基因的關注主體從高科技領域從業者走向千家萬戶；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戰爭的性質和模式決定了其發揮效果的途徑既包括攻擊基因缺陷等直接方式，也包括對目標進行心理威懾，所以也要對公眾進行更加有效的心理引導。

　　二是需要加大基因技術研發投入。技術是守護資源、確保意志和行為獨立自主的關鍵因素。首先，加強基因科學基礎研究，自己掌握底層邏輯并以此作為技術發展的源泉，為后續多種技術的開發提供支撐，才能掌握主動權，不被“卡脖子”，不受制于人。其次，加強應用型高科技研究，利用新型探測和防護裝置等及時、有效識別和防護基因跨境流動。最后，建立健全我國人種基因庫并發展相應保護技術，這對于了解和存儲我國人種獨特的基因結構具有重大意義，有利于鑄造起維護民族安全的基因盾牌，防患于未然。

　　三是需要提升基因監管法治效能。縱覽基因信息流失的情況，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法規不夠完善，監管不夠嚴格，懲治不夠有力。首先，建立健全基因資源保護法規，科學規范民間組織與國際機構合作研究人種基因的行為，防止人種基因資源單向流失。無論是對以往的法律法規進行調整、修訂，還是制定專門的基因安全法，都要使之適應新的基因科技發展態勢并且要具有技術前瞻性。其次，對于人種基因流動要堅持少量出口、嚴格把關的原則，要不斷完善審核監督機制并提高專業化水平。最后，可以設計基于國家生物安全的生命微觀邊疆系統，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實現數據互聯，建立健全保護體系，有效科學規范生物相關科技和人種基因資源的使用。

　　四是需要群防群治。守護人種基因資源是一場“人民戰爭”，只有把相關知識、方法和器材交給廣大群眾，才能提高全社會的警惕性，將資源泄露的危險扼殺在搖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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