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外交政策》FP雜志刊登了澳洲《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格林（Michael J. Green）的分析文章，題目是《永遠不要對“亞洲北約”說不》，副標題是“集體安全突然變得很有必要”。
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區建立聯盟關系的熱情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拜登上臺之初，就把美、日、澳、印“四邊對話”提升為“定期峰會”的級別。2021年9月，澳、英、美簽署《奧庫斯》協議 (AUKUS)，為澳大利亞生產核動力潛艇，并合作研究高超音速武器和量子計算等先進能力。2022年6月，“北約”發布了新的戰略構想，將中國列為高度戰略優先事項，為此，歐盟開始邀請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韓國領導人參加其年度峰會。上個月，拜登在戴維營接待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總統尹錫悅，以推動最近的日韓和解，他們做出了一項承諾：“在發生安全突發事件時進行磋商”，這通常是集體防御條約所使用的語言。
文章認為，即便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明確否認美國有意建立太平洋地區的“新北約”，美國也可能確實沒有這樣的打算，但是和70年前相比，該地區不斷發展的地緣政治使“集體防御”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
文章分析稱，“二戰”之后，前蘇聯對西歐國家所構成的威脅，促使“集體防御”成為必須，而戰后美國在亞洲的壓倒性軍事優勢，不僅沒有必要建立“集體防御”體系，當時的亞洲國家也互相不信任，中國的蔣介石和朝鮮半島的李承晚也都可能利用集體安全承諾把整個地區拉入戰爭。
文章認為，七十年后的今天，亞洲加強“集體安全”和“共同防御”的邏輯比20世紀50年代變得更加引人注目。首先，美國失去了海上和空中的軍事優勢，現在華盛頓及其盟國面臨的威脅即使不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與冷戰期間“北約”在歐洲所面臨的威脅相當。其次，近年來中國和朝鮮對美國盟友和伙伴的直接軍事威脅明顯增加。
文章指出，如今一切都改變了。日本修改了之前對其憲法第九條的和平主義解釋，將加強軍事準備以及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聯合行動放在首位。東京領導人現在認為自己處于與北京戰略緊張的前線，大多數日本公眾認為在他們有生之年將會發生一場戰爭。澳大利亞已將其官方警告時間（政府計算出該國在可能發生重大襲擊之前的窗口時間）從10年縮短為“立即”，換句話說，需要立即做好戰斗準備。建立一個地區性的集體防御組織似乎很有必要。
但是文章也承認，當年的蘇聯和美國的歐洲盟國普遍沒有經濟聯系，而今天的亞洲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則普遍和中國存在密切的貿易關系，它們更希望和中國建立長期和穩定的合作關系。這就是為什么沙利文急于否認美國有意建立“亞洲北約”的原因。
文章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太平洋地區會不會出現“北約”這樣的集體防御組織，最終取決于中國。
（作者：Ksliu，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員；供稿：肖志夫，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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