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長性丑聞內幕越揭越黑》，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11月12日報道，法新社華盛頓11月12日電，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11月13日報道，英國《衛報》網站11月12日報道。彼得雷烏斯的后宮爭風事件已經發酵成一場美國軍界的政治地震了，至于這場地震是否最終會反饋給美國情報界，現在還不好說，至少在我們看來，美國軍方不會任人宰割。彼得雷烏斯的小四凱利居然有軍界公共情人的嫌疑，因此，此案規模的大小幾乎完全取決于美國聯邦調查局究竟能挖掘到多少個與凱利保持“不恰當”關系的政治人物了。當然，我們之所以始終不認為此案的性質是所謂的風紀問題，就是因為：其一，此案爆發的時間過于敏感;其二，此案的案情過于離奇;其三，牽涉入此案的人員身份過于重要;其四，此案發酵的過程過于神秘。本來，由奧巴馬的連任而引發的人事變動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彼得雷烏斯事件的爆發則預示著美國政經兩屆在人事安排上存在著激烈的斗爭，由此就發生了這一系列非正常的人事變動。從另一方面來看，幸好彼得雷烏斯的生活不那么檢點，否則，他的政敵為了搞到他，還不知道要給他安置一個什么罪名呢，輕者貪污、重者叛國，那就不是什么風紀問題了，而是違法犯罪的問題了。

　　《敘利亞局勢日趨“利比亞化”》，俄羅斯《獨立報》11月13日報道。關于敘利亞事件利比亞化的這個問題，我們在敘利亞事件爆發伊始就有了這種分析。當然，不能將兩者簡單的等同起來，尤其要注意的是，由于戰略地位的不同，敘利亞事件所具有的影響力將遠遠超過利比亞事件?，F在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在敘利亞反對派的合法性沒有獲得聯合國的承認前，在敘利亞政府的合法性沒有被聯合國剝奪前，那些聯合國的成員公開支持敘利亞反政府組織同時公開反對敘利亞政府的行為實際上并不具有合法性。由此，再一次體現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性，在違背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的利益的時候，聯合國就被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給晾在一邊了，此時，西方既不講程序正義，也不講結果正義了，而只講勝者書寫歷史了，而要取得勝利，那么就首先就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因此，西方開始公開武裝敘利亞反對派。

　　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聯合國并沒有剝奪敘利亞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其他支持敘利亞政府的國家和組織依然擁有支持敘利亞政府的合法性。因此，盡管美國指責俄羅斯向敘利亞政府提供武器，但這實際上是美國耍的“今天你居然刷牙”的心理戰游戲，只要俄羅斯不糊涂，那么就根本不必理睬美國的聲音，但令人遺憾的是，俄羅斯似乎已經被美國裝入了思想牢籠，這是不是反映出了俄羅斯幻想著自己還能在敘利亞反政府組織上臺后依然在敘利亞保留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很可能是的。但至少反映出俄羅斯對敘利亞政府在取得軍事斗爭勝利一事上沒有足夠的信心。至于伊朗是否為了什葉派的整體利益，也是為了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主動支援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呢?現在或許還只是在暗地里支持，但實際上，伊朗應該明白，即便它公開支持敘利亞巴沙爾政府，也是合法的，而且，西方搞掉巴沙爾政權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盡快建立起中東的反伊朗統一戰線，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推翻伊朗現政權。我們總覺得伊朗在此事上存在猶豫不決、畏首畏尾的問題，由此反而膨脹了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的侵略野心。

　　《澳朝野反對引入核潛艇，美澳就削減軍費問題分歧明顯》，德新社悉尼11月12日電，法新社悉尼11月11日電。據報道，美國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表示，美國打算在本周舉行的澳美定期磋商會議上提出對澳大利亞國防開支削減問題的關切。澳大利亞在5月份時把國防預算削減了55億澳元(約合57.3億美元)。但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史密斯11日對媒體說，澳大利亞削減國防開支的問題沒有被列入這次會議的議程。 在美國國內，關于是否削減軍費的問題已經斗得不可開交，很難排除目前正在發酵的中情局局長的后宮爭風事件沒有涉及軍費預算的背景。然而，不管美國國內如何規定軍費大小，基于奧巴馬出口翻番的計劃，美國政府在推動對外軍售方面總還是要不遺余力的。此前，美國剛剛和沙特簽訂了近70億美元的軍售協議，顯然，如果不是美國總拿民主革命來要挾沙特王室的話，美國也就拿不到這些協議了。在東亞，美國更是用挑起地區緊張局勢的做法，在東亞各國賣國勢力的緊密配合下獲得了大批的軍購訂單。然而，現在美國似乎要在澳大利亞那里碰壁了，盡管杰拉德政府已經購買了大批美國軍火，但似乎依然不能滿足美國的胃口，美國現在試圖向澳大利亞出租核潛艇，以前聽說過有“強買強賣”的，現在美國要在軍火上搞“強租”了。美國這么干的用意很明顯，一方面，要澳大利亞替美國分擔部分軍費開支，另一方面又要澳大利亞替美國沖鋒陷陣賣命。當然，澳大利亞朝野很可能是因為害怕引入核潛艇會給澳大利亞自身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核污染還只是毛毛雨，更嚴重的是核戰爭。誰都知道，美國之所以在東亞地區增加核潛艇的部署，歸根結底就是為了對中國實施軍事遏制，然而，如果澳大利亞引進了核潛艇的話，那么等于是將澳大利亞自己綁在了美國的核戰車上，屆時，如果中國要實施核打擊的話，那么澳大利亞也就有挨打的份了。不過，現在，由于澳大利亞沒有核武器，因此它并不需要害怕中國的核武器。 至于美國是否能夠拖澳入水，那還要看美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操控澳大利亞的政局。我們知道，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只是因為會說幾句中文，就因此被美國整下臺去了，而且，美國通過對澳大利亞的金融和產業的控制，向澳大利亞轉嫁了大量的危機，僅從澳元對美元的匯率來看，如果將來有一天澳大利亞出現當年阿根廷那樣的金融危機，我們絲毫不會感到奇怪。 《十八大記者會盛贊文化進步》，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1月11日報道，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11月11日報道。根據相關人事說明，中國在2011年生產了558部故事影片，2003年是140部?？墒?，讓我們很困惑的是，在2011年，能看到的影片，不要說558部，就是58部也沒有，實際上，能夠看到8部國產影片已經不錯了，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看到”還不是指看到影片內容，而只是指看到影片的名字。誰能報出去年8部國產電影的名字?如果所謂的文化進步只是指生產文化產品的數量增多了，那么這種對“進步”概念的理解是十分膚淺的，而且簡直就是錯誤的。 當然，更為錯誤的地方還在于，一項關于中國增加進口美國電影的協議實際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為該協議本身是對中美世貿協定的更改，本來，美國通過世貿協定已經強賣電影給中國了，現在更是增加了強賣給中國的美國電影的數量?？梢赃@么說，該協定本身就是一項不平等條約。在此情況下，也就是在美國文化進一步殖民中國的情況下，在外國影片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又有什么進步可言呢?而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將中國電影市場占有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歸咎到中國影片質量不高這點上的說法，又恰恰與其之前將中國電影年產558部這件事作為中國文化進步的標志的那個說法相矛盾。既然中國電影質量不高，那么中國文化的進步在電影方面究竟體現在哪里呢?如果國產電影數量大幅度增加是中國文化進步在電影方面的具體體現的話，那么為什么實現了文化進步的中國電影的市場占有率反而會大幅度下降呢?是不是在田進的眼里，導致中國電影同時實現了文化進步和市場占有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中國觀眾不識貨、沒文化呢?然而，如此一來，一個只有作品體現了文化進步，而觀眾卻體現了文化退步的社會又怎么能被視為是一個實現了文化進步的社會呢?中國的確沒有“國產電影保護月”，但中國卻有“美國電影保護制度”，這一制度正是通過上述的不平等條約來實現的。

　　《聯邦調查局插手迫中情局長辭職》，美國《華盛頓郵報》11月10日報道，美國《華盛頓郵報》11月10日報道，美聯社華盛頓11月11日電。國內的法律黨總喜歡用證據來說事，即便沒有證據，也總要偽造個證據出來才行。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很多事情，尤其是重大歷史事件，往往都是“有事實，無證據”，即便有證據，也會被篡改，甚至被直接消滅。因此，分析歷史重大事件，往往只能從“誰是最大受益者”的角度來分析，盡管這種分析未必真的符合歷史事實，但是，這種分析本身卻是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之上的，其所存在的誤差也只是由當事人的主觀原因造成的，但當事人的主觀愿望并不會改變客觀結果。

　　無論是俄羅斯國防部長被撤換，還是美國中情局局長被迫辭職，都是很重大的事件，因為俄美兩國的軍情力量在世界上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裁撤他們的理由越是非政治化，其背后的文章越大，水越深。俄羅斯國防部長本來是被拿來精算國防開支的，結果，這位“精算師”卻涉嫌把錢算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當然，我們之前已經分析過，涉貪只是其被撤換的表面理由，況且，現在還沒有任何證據，但普京說，撤換有利于調查，換言之，在尚不能確定俄羅斯國防部涉及貪污案件的情況下，俄防長就被撤換了。更加八卦的當然還是要數美國中情局局長彼得雷烏斯了，據稱是因為彼得雷烏斯的“小三”向“小四”發出恐嚇信，結果讓聯邦調查局發現，由此迫使彼得雷烏斯因婚外情辭職。巧的是，此事發生在奧巴馬剛剛獲得連任后。

　　當然，我們絕不相信這種事是什么巧合。當然，我們也不可能滿足法律黨“拿出證據”的要求，因為，如果我們能夠有證據表明此事絕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么八卦的話，我們豈不是比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更加厲害了?對此，我們依然只能從結果來分析。就美國軍情兩大系統互換官員一事來看，這是美國統治集團為整合軍情系統、縮減開支、提高效率而做的正確部署，但是，正確的事情未必能夠貫徹下去，由于軍情兩大系統獨立慣了，各自的既得利益架構已經僵化，因此，削減開支的做法有可能導致整個體系的崩潰，因此，軍情系統必然會極力反對任何削減開支的做法。由此，美國資本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就會非常激烈，又由于軍情系統直接掌握暴力機構，因此，任何敢于觸犯軍情系統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都將面臨嚴峻的考驗，像彼得雷烏斯這樣的，能夠保住小命已是萬幸。如果帕內塔不小心的話，那么迎接他的恐怕就不是八卦消息，而是子彈了。

　　至于此事為何發生在奧巴馬連任后，那么，對此，我們只能認為，其中存在私底下的交易。如果此案在大選前被爆出的話，那么一定會沖擊奧巴馬的選情，由此，我們反過來想，中情局一定能夠從奧巴馬的連任中獲得好處，而奧巴馬的連任也一定獲得了中情局相關勢力的支持。

　　《美數千小型銀行可能關門》，美國《財富》雙周刊網站11月9日文章。自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后，每年都有上百家的銀行破產倒閉，現在，已經有機構預測美國銀行的數目將從7000家減少到幾百家。據報道，美國大約90%的信貸是由最大的50家銀行提供的。實際上，無論“多德——弗蘭克法案”是否會被廢除，金融危機本身就會為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消滅中小金融資本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環境。然而，值得中國人民注意的是，中國的漢奸國賊們卻在國際金融危機這個大氣候下要逆潮流而動，搞什么加快發展中小金融企業的運動?？上攵?，這些被忽悠進金融業的私人資本注定會在很短的一個時間內被外國壟斷資本給吞并掉，從而使得中國金融業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而這恰恰就是那些主張在金融業搞私有化改革的那幫人的真正目的。

　　《英國學者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國民幸福源于社會平等》，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10月19日文章。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是英國沃里克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和經濟研究員、英國上議院議員。該文援引了伊斯特林的一篇題為《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了人類命運?一些實證證據》的論文，其中講到，當收入超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之后，幸福和人均GNP并無關聯。換句話說，GNP并非衡量生活滿意度的適當指標。由此，作者進一步得出如下這個結論，即決定生活滿意度的不是平均收入的增長速度，而是普通民眾收入的增長速度。作者特別指出，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極少數人攫取了大部分的經濟增長果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想要的不是更快的經濟增長，而是更加平等的社會。最后，作者指出，嚴重的不平等會讓我們產生比正常情況更強烈的物質欲望，因為我們時時刻刻都會想到我們比別人擁有得更少。這一狀況正如《老子》所說的那樣：“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因此，人民群眾之所以感到不幸福，那是因為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太嚴重了，也正是因為那些超級富翁的存在，所以才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從此不再淡定。

　　近來，漢奸國賊及其走狗也在談“貧富分化”問題，然而，它們一如既往的，它們討論這些問題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搞私有化，換言之，就是為了進一步增強制造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機制的能力，而搞私有化的目的則是為了推進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由此，我們看到著名漢奸國賊走狗光明網評論員寫了一篇題為《不可小覷“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的文章。單看題目，和以往一樣，都很像是一篇為民請命的文章?？墒?，仔細一看內容就能發現，光明網評論員依然在販賣私有化改革理念。光明網評論員的這篇文章的由頭是來自《經濟參考報》記者對宋國青的一篇采訪報道，宋國青分析了一下所謂收入分配被動調整的問題，其所得出的結論，自然還是要通過私有化來解決問題。實際上，我們看一下宋國青的身份就能明白他的立場了，他是美國高盛高華證券特別顧問，因此，宋國青實際上就是一個買辦學者，由此可知他給中國收入分配改革開藥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說白了，就是在販賣左立克那套私有化改革主張。

　　也正因為它們的目標是為了搞私有化，進而為半殖民地化開辟道路，因此，它們總能將導致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歸咎到公有制經濟身上、歸咎到國企身上。然而，我們從上面英國學者那里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反而認為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在于極少數人攫取大部分勞動果實——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然而，中國的學者卻偏偏不懂得這個常識，相反，還顛倒黑白地抹黑國企。

　　再則，宋國青和光明網評論員為了達到卑鄙下流的目的而不擇手段。宋國青和光明網評論員說“過去幾年經濟高增長，企業利潤增長了很多”，而且“企業利潤大都增長到國企那兒去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么作為全民所有制的國企的利潤獲得大幅度的增長，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宋國青之流反對此事的做法，這本身就說明宋國青之流在與全民為敵，由此可知，盡管宋國青之流在此之前口口聲聲關心居民收入過低的問題，但是，他們所要主張的恰恰是反對提高居民收入，而且，如果按他們的私有化改革主張搞下去的話，居民的收入只會更低。另一方面，宋國青之流所謂的“企業利潤大都增長到國企那兒去了”的結論與之前這幫人詆毀國企效率低的論調自相矛盾，顯然，如果國企效率不及私企效率的話，那么為什么在經濟高增長的情況下，利潤大都增長到國企那兒去，而不是相反呢?可見，宋國青之流在這里故意編造謊言，光明網的公信力已經變成了負數。其三，根據官方統計數據，1999年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全部產值49%左右，三資企業占26%，剩下的不到25%是民營企業。到了2010年，這個比重就變成了國有26%，三資26%，民營48%。2010年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值比1998年增長5.5倍，三資企業增長了11倍，民營企業增長了101.6倍。同一時期，三類企業總資產比1998年分別增長了3.3倍、7.0倍、77.9倍。由此可見，這十幾年來，是赤裸裸的國退民進，如果利潤大都流向國企，那么私企爆炸式的增長又是如何實現的呢?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自己講過：“實踐證明民營企業在我國最富有活力，力量最強，最能適應市場經濟變化。”然而，這個判斷與宋國青及光明網評論員的判斷正相反，換言之，他們之中必有一方在說謊。宋國青及光明網評論員最最無恥下流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把國企的高工資作為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由此，按照他們的改革邏輯，就是要降低國企員工的工資水平。然而，我們知道，私企員工的平均工資大約只有國企員工的一半，因此，按照宋國青和光明網評論員的改革方案，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只會進一步降低，由此必然進一步拉大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而貧富差距的拉大必然提高中國爆發社會政治危機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宋國青和光明網評論員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是包藏禍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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