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兩個重要概念的內涵及其時代意義進行分析比較，一是風靡一時的“媒介帝國主義”概念，另一是隨網絡傳播的發展而日顯突出的“數字鴻溝”。分析比較的重點是三個方面：（1）關于“媒介帝國主義”概念“淡化”的歷史闡述；（2）網絡傳播再次引發思考與討論；（3）網絡時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關鍵詞]“媒介帝國主義”；“數字鴻溝”；社會歷史背景 　　

Abstract: the thesis compared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era significance of two important concept. One is popular media imperialism, the other is digital gap appeared more and more obvious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point of comparing is three aspects: firstly, history expatiation on the weakening of media imperialism concept; secondly, internet communication has produced discuss and thinking; thirdly, the new feature created in the internet era. 　　

Key Words: Media Imperialism, Digital Gap, Social History Background 　　

“媒介帝國主義”是一個60年代開始出現、到90年代又被重新間接地提起的概念。它的產生與媒介聯合體憑借龐大的規模和雄厚的資源，向全球進行滲透并施加影響有關，也與一個盛行激進主義的年代有關。圍繞著這個概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傳播學界、政治學界以及相關的文化領域都曾開展過尖銳的大討論、大辯論，方法上涉及意識形態、制度學、解釋學、符號學和話語分析等方面。 　　

90年代，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崛起和發展，信息宗主國、信息殖民主義、制信息權、尤其是“數字鴻溝”等新概念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它們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網絡化社會中的技術可能性的不平等、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信息傳播的不平等，因此使得與“媒介帝國主義”概念相伴隨的問題又有了新的時代特征，也特別緊迫地提出了考察這一概念從60年代到網絡社會崛起過程中的演變、波動和文化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媒介帝國主義概念“淡化”的歷史闡述 　　

一般來說，“媒介帝國主義”這一概念是從60年代末開始流行起來的，美國學者赫伯特•席勒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發揮了比較大的作用。這位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教授，在傳播學史中，被稱為美國最激進的批判學派的代表人，“是媒介帝國主義論題方面最為多產而廣為人知的研究者之一，多年以來，他在這些方面的立場都能保持一致。”[1] 他正是通過《大眾傳播和美國帝國》這一著作，明確提出了“媒介帝國主義”的問題，并作為重要的先驅者之一，探討了美國的政治、軍事集團與通訊、電視工業兩方面力量的結合趨勢，以及向外擴張、輸出所謂“自由企業”的目的。 　　

無論怎樣，80年代中、后期以后，“媒介帝國主義”理論逐漸淡化，或“鋒芒日見魯鈍”。 [2]按照當代批判學派代表人阿特休爾的說法：“很大程度上，著重傳播媒介帝國主義問題的討論占據了70年代的講壇，到了80年代似乎開始消散?！盵3] 其中原因，除了在方法論上相繼受到經驗主義、文本分析和觀眾研究的批評和修正以外，還與社會歷史方面的其他因素密切相關，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一思考。 　　

第一、冷戰背景的復雜性 　　

在整體上，與“媒介帝國主義”這個詞有著與短暫的歷史時期相對應的特殊意義，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冷戰的背景之下的。作為一種國際體系，冷戰擁有自己的權力結構，也就是美國和前蘇聯及其同盟之間的均勢力敵；冷戰也擁有獨特的運行規則——兩個超級大國固守一方，各自維護著自己的核心影響領域；冷戰中的政治意識形態斗爭既促進了核武器的實質性進展，也喚醒了人類對于核威懾力量的認識和責任。 　　

同時，在經濟領域，欠發達國家開始關注國內工業的更新，希望利用通信衛星等先進的媒體技術，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并因此將“信息非殖民化”的主張納入到自己的政治要求之中?？傊?，冷戰的主導觀念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沖突，其間又伴隨著緩和，伴隨著不結盟國家爭取自身發展權、要求改善信息資源和傳播途徑的不平等狀況的斗爭。 　　

另一方面，作為冷戰的特色技術，與核武器密切相關的計算機和微型技術的迅猛發展，標志著信息工業的誕生，并產生了令人未曾預料的后果。它們最終與其他因素匯合在一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一系列問題的前提條件。這一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不僅刺激落后國家模仿先進國家，進口技術、方法和新組織的實踐活動，而且孕育著沖破“冷戰思維”——亦即“媒介帝國主義”產生的主要意識形態背景——的動能。 　　

在此意義上，“媒介帝國主義”的時間性和有效性越來越受到限制，以至于人們常常順延過去的“經濟帝國主義”、“政治帝國主義”等語詞的意義，將其適用范圍特別鎖定在“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創造的真空的瞬間反應和對共產主義的恐懼”[4] 的那個短暫時期。 　　

第二、組織機構的變化 　　

相當時期內，“媒介帝國主義”的討論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論壇，在它的名下，傳媒產業、傳播學界和相應的政府機構都卷入到所謂“信息傳播新秩序”、“單通道”或“雙通道”、以及“全球傳播污染的主要來源”的爭論之中，并在爭論的過程中使之富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乃至成為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媒介制度斗爭的焦點所在。 　　

推動這次辯論的力量來自不結盟國家，它以“信息和傳播的世界新秩序”為旗幟，從不同層面對當時的傳播秩序提出批評，包括南北間通訊設施的不平等和與之相對應的新聞資源的不平等。 　　

雖然不結盟組織對“媒介帝國主義”現象的控訴、聲討態度基本一致，但是這個組織構成復雜，其中既有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腐敗的集權政府，也有大力擁護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其運動態勢又是逐漸地從尖銳的批判轉向側重于改革的建議，也就是說，返回到經驗主義的基本立場?！斑@場運動的許多做法只是‘乞討’，要求西方媒體縮減贏利性經營（同時得不到任何回報），要求西方政府只本著博愛精神為第三世界通訊事業的投資捐贈資金。確切而言，不結盟運動從一開始便注定要失敗?！盵5] 或者可以說，當時發展中國家圍繞“媒介帝國主義”的討論以非常激進的批判態度開始，但作為國際論壇辯論的主題之一，后來在行為上則逐漸趨于緩和與妥協。 　　

不僅如此，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代表的國際論壇本身很快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盡管有著種種妥協態度，但是西方媒體不贊成爭取“信息和傳播的世界新秩序”的運動，并從80年代開始對這場運動及其支持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責難，理由是它干涉了新聞與信息的自由流通。結果，媒體的態度影響了政府的決策，“1985年美國和英國雙雙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受到懲罰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領導迅速地從世界新聞與通訊新秩序的爭論和辯論中撤出，把與媒體有關的事僅僅限于建立基礎設施和培訓記者的范圍之內?！盵6] 與此同時，一些重大原則問題被置于一邊，其中就包括“媒介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等問題，它們在一個公開的國際論壇上得到討論、并得到處理通訊傳播的全球機構的支持的那樣一個時代，也就基本宣告結束。 　　

第三、全球化體系的影響 　　

9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已經明確地取代了冷戰格局，這個國際體系就是全球化。在總的方面，全球化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趨勢，也不僅僅是一種時尚，直接或間接地，它差不多改變了每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和外交關系。 　　

全球化體系有許多特征，其中之一是它的權力機構不似過去那樣集中和單一，而是需要多種平衡，需要各方面力量的相互重疊和相互影響。它在本質方面是與冷戰體系的支配性特點——分裂——相對立的，是融合和一體化，即便是融合之中的斗爭和沖突也不像過去那樣，不是從確定的、涇渭分明的陣營中產生出令人擔憂的毀滅性威脅。 　　

這樣的變化要求改變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舊的管理體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間，世界的基本格局由美國和前蘇聯兩家安排協調，雙方都各有其一系列的目標，這些目標不同程度地受到兩國間敵對關系的影響。因此，“媒介帝國主義”的命題在其最初形態上，往往只是盯住美國的電視出口模式，而沒有對已經出現、或將要出現的“非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給予足夠的重視?！氨热纾⒎C構不斷向非洲的前殖民地出口文化產品，或者在另一個環境里，墨西哥作為面向其他拉美國家的電視出口商的實力，或者是巴西的地位及其將中篇電視連續劇反銷到南歐信奉天主教的國家的狀況。任何恰當的媒介帝國主義的命題應該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7]也就是說，“媒介帝國主義”這一產生于特殊時代、具有特定內容的理論，伴隨著舊的管理體制的改變，其原有形態顯得不那么適應了。 　　

即便是美國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主要針對者，霸權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這一點，連始終堅持“媒介帝國主義”論題的席勒也看得十分清楚，從而不得不將論述對象的外延做了改變，即認為由美國大公司主宰的“媒介帝國主義”讓位于一種跨國公司的文化統治，這里的跨國公司是大型的，無國籍的。“今天，美國大眾文化出口沒有減少。變化在于生產商變成巨型、一體化的文化聯合企業……（它們）……給全球市場……提供了整個文化氛圍……現在的文化集團不是完全由美國擁有。美國的文化風格和技術……已經……跨越了國界?！盵8] 在這種情況下，再說美國媒介帝國主義就不那么恰當了，至多只能說是美國口味很重的、由美國的大集團所控制的跨國公司媒介帝國主義。 　　

第四、學術界“去中心化運動”的消解作用 　　

在基本方面，60年代興起的“媒介帝國主義”的理論范式是“依賴論”，是殖民理論，或“傳播優勢論”。就是認為走向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無法自立自主，必須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西方大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剝削，而美國“媒介帝國”則是“軍事工業結合”的表征，是文化侵略和文化剝削的具體而又集中的體現。這種觀點的論據，“倘若用‘經濟依賴論’兩相對照，便發現頗為神似。它們總是把國家分成數組權力機構，然后說‘中心’剝削‘邊陲’?！盵9] 　　

這里包含著兩個層次。一是把“媒介帝國主義”看作是政治和經濟帝國主義整體的一部分，而諸如電視節目這樣的傳播產品與一般商品和貨物的交易相并列；另一是關于“媒介帝國主義”的爭論具有更加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集中體現在爭論雙方制度上的差異，它也因此漸漸地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領域。 　　

無論是“依賴論”，還是“意識形態中心論”后來都經歷過被消解的過程，從而促使“媒介帝國主義”所依托的理論范式發生了改變，即“新馬克思主義”、“后現代”、“后殖民主義”等思潮的出現和涌動。其中，“后現代主義像幽靈一樣時常纏繞著當今的社會科學。在許多方面，幾多可信幾分荒誕的后現代方法對最近三十多年來的主流社會科學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詰難。后現代提出的挑戰似乎無窮無盡。它擯棄認識論的假定，駁斥方法論的常軌，抵制知識性的斷言，模糊一切真理形式，消解任何政策建議。” [10] 　　

針對“媒介帝國主義”的概念，后現代理論提出了一個“反中心主義、反絕對主義的解構主義模型”，這也是一個解構霸權、解構帝國的模型。它要求世界性的媒介文化生態朝著多中心、多層次的方向發展，要求電視的研究從以美國為重心的中心地帶轉向邊緣，轉向私營電視、衛星電視及非英語電視的研究。與“媒介帝國主義”概念的基本假設不同，后現代理論認為媒介帝國主義理論預言的全球美國化，實際上并沒有成為現實。 　　

那么，如何解釋世界各國對于美國電視傳播模式——即電視節目的娛樂化和商業化——的依賴和模仿呢？在后現代理論看來，這類影響基本上是停留在淺層，還沒有達到文化認同和意識形態的深度。所謂淺層，就是支持表面的、短期的文化，諸如時裝、風格和品位等，它們隨時間、地點和背景而變化，而且受到接受者自身解讀的影響，因此不能輕而易舉地進入電視節目輸入國的深層領域。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后現代主義者，這些人“主張回到過去：追尋在他們自己的、現已喪失的古老傳統中所有曾被看作有價值的和神圣的東西，放棄殖民勢力獲得的一切，找回數十年來西方帝國主義所廢棄和毀壞的一切?！盵11] 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被看作是克服媒介霸權的一種方法，也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化媒介霸權的一種抵制。 　　

總之，“媒介帝國主義”理論固然風行了一段時期，但是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的變化，它也不可避免地趨向“淡化”或“魯鈍”。而它之所以始終沒有完全消失，還時常活躍于某些領域之中，一方面與新的理論還在發展之中、還不系統和定型的事實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它所涉及的內容——如“全球傳播秩序”、“文化認同”、“電視影響”、“主流和邊緣”等等——已經成為當代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它們伴隨著幾次大論戰而被深深地植入人們的記憶之中，并且隨著信息革命的興起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而具有了新的意義。 　　

二、網絡傳播再次引發思考與討論 　　

進入90年代，以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通訊技術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與此同時出現了全球范圍內新的貧富差距，即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信息宗主國”和“信息殖民國家”，等等。其中，“數字鴻溝”更多地被用來描繪網絡社會傳播秩序的不平衡現象，大意是指接觸新的傳播技術方面的不平等（例如能上網的人和不能上網的人之間的鴻溝），也包括新的歷史時期在分配、有效使用信息和通訊資源方面，兩種或多種人類群體之間實際存在的不對稱，這是獲得信息內容、享有信息資源、運用信息技術、享用信息便利條件等方面的差異和不平等。 　　

在廣義上，“數字鴻溝”不僅再現了曾包涵在“媒介帝國主義”概念之中的全球南北差異，而且使不均等的發展更加突現，是“各處社會里每個有活力的區域和疆域，與其他淪為與系統邏輯全然無關之處的地方兩方之間的不均衡?！盵12] 它也更加明顯地表現出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內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不同教育程度階層和不同收入水平之間的差異。處于“鴻溝”劣勢一邊的國家、地區和人群在信息和通訊資源方面是貧困的和匱乏的，也是被動的和依賴性的。 　　

關于國家、民族地區內部的“信息資源的不平等”問題，在60、70年代還沒有如此突出，“媒介帝國主義”概念也曾因為缺乏這方面的考慮而受過指責。起初，在拉美、亞洲和非洲國家，進口媒介的主要消費者是富有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數人；但后來，諸如收音機、電視機、錄像機還是以絕對的數量滲入欠發達國家。 　　

互聯網的普及也同樣經歷了逐漸地走向民眾的過程。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狀況，以及人口基數和現有條件，突出了網絡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正在擴大，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地區和群體正被日益邊緣化。 “依據1998至2000年間各種來源的資料，工業化國家擁有全球15%的人口，卻占了互聯網使用者的88%?；ヂ摼W的傳散也有相當顯著的區域差異。全球只有2.4%的人口能夠使用互聯網，但是芬蘭（世紀之交全世界以互聯網為導向的最顯著的社會）的互聯網使用者占其人口總數的28%，美國是26.3%，而美國以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則是6.9%?！?[13] 　　

另一方面是就各個國家內部來說，互聯網的使用在社會、種族、性別、年齡和空間等方面的不均等現象日益突出，而且，這種不均等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盡一致的表現，如從互聯網使用者的學歷上來看——就全球范圍而言，30%的人擁有大學學位，但這個比例在俄羅斯為55%，在墨西哥為67%，而在中國則高達90%。[14] 　　

在宏觀層面上，“數字鴻溝”的矛頭再次特別指向美國在網絡世界中的霸權地位。從美國官方和軍方的一個研究項目到全球性的傳播媒介，互聯網走過了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其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相當時期、相當程度的集中化——包括研究機構的集中化，研究資金的集中化，研究力量的集中化，以及研究地域的集中化，等等，它在美國得到獨特培育的時間和程度超過了其他的電子媒介，超過了電影、電視和無線電廣播，也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同步相聯：在美國，最早的互聯網研制者、接受者或用戶大多來自大學、或者受政府資助的科研機構，后來被擴充進去的商業公司也主要是由以這個國家為發展基地的多國公司所構成。 　　

美國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雄厚國力，在網絡技術上已經捷足先登；以美國為代表、或基地的跨國公司正在通過對網絡技術、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等高科技的控制，試圖在以后的競爭中繼續立于制高點的位置；無論怎樣，發展中國家在信息網絡技術和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仍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在這種力量不均衡的情況下，運用它們的高科技優勢和強大的經濟實力，對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推行網絡霸權和信息殖民主義，則并非是人們多余的擔憂。 　　

有幾個實質性的、相互關聯的問題，將網絡中的“數字鴻溝”概念與從前的“媒介帝國主義”概念聯系起來。 　　

一是關于國家主權問題。 　　

許多國家都有一個擔憂，即不平衡的網絡技術和網絡資源將會減少國家的主權?；ヂ摼W的形成，是一場由美國人發起并主導游戲規則的革命。美國政府把“網絡信息高速公路”視為國家基礎結構的新基石，這樣一條公路的發展，將對國家的存在方式和運作方式產生重大的影響。國家將不再以單純的地域范圍為限制，而是成為一個有機的綜合體，其中既包括區域性、地方性的社會組織，也包括各種超地域性的虛擬社會組織?！懊绹强窟@條無形的‘公路’，無聲無息地穿越了國界，很快裹起了整個‘地球村’，把自己的‘網絡疆域’擴展到許多國家，對別國的‘網絡主權’構成了威脅。等到他國醒來時，發現美國人那條‘公路’已經成了美國的新領土?！盵15] 　　

這里的“網絡主權”牽涉的是憑借信息資源的壟斷，達到技術和文化上的“殖民主義”擴張。“網絡主權”不是一種孤立的主權，也不是完全呈“虛擬”狀態，而是與國家的政治主權、經濟主權、文化主權密切相關，后者在未來社會中將越來越依賴于前者，依賴于信息遏制、信息威懾和信息封鎖等等方面的力量。 　　

二是所謂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原則的問題。 　　

1999年7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計劃與政策局發布了工作報告，全面闡述了管制互聯網的基本觀點和一貫做法。報告認為，互聯網在美國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并且有今天的規模，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互聯網本身技術上的開放性，另一個是聯邦政府通信委員會所一貫堅持的自由的政策?！奥摪钔ㄐ盼瘑T會早期所進行的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政策，為數據通信業務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寬松的環境。特別是進入80年代后，聯邦通信委員會將增值服務（信息服務）商作為電信業務的最終用戶看待，不承認普遍服務義務，不交納接入收費。從政策上支持了互聯網的起飛?！盵16] 　　

60年代至70年代，圍繞“信息的自由流通”問題的最明顯的斗爭發生在以美國及其主要盟國為一方，而（受到前蘇聯集團支持的）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為另一方之間。在那個時候，面對“媒介帝國主義”的指責，美國也正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觀點為主要的辯護理由，來反對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新聞與傳播新秩序的努力。因為在它看來，強調不平衡的媒介流通將會減少國家主權的觀點，勢必要求政府和其他國內力量對新聞媒介進行控制，這樣，從一個角度看是違背了美國人一貫信奉的信息自由流通和新聞自由的觀念，從另一個角度看則是威脅到了美國的商業媒體利益。直至2000年，主張對互聯網進行最小限度管理的意見仍然在兩個方面占有上風，一是反對政府立法干預，二是反對就網絡征稅。美國國會決定暫時對互聯網延期征稅，而著名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被用來作為反對網上內容限制的依據。 　　

網絡世界傳播秩序的不平衡表現在網絡用戶的比例上，表現在網絡內容的絕對數量上，表現在計算機的普及率以及信息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上，表現在網絡的通用語言上，也表現在電子報刊的發行量和不同傳播媒介的融合度等方面。當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呼吁、并采取措施以求改變這種不平衡的狀況時，美國政府還是打出了它所一貫強調的“信息的自由流通的原則”的旗號，主張“各國政府應拆除全球互聯網擴展的人為障礙”，在政策上則支持信息盡可能最廣泛地穿越國界的自由流通，包括萬維網頁面、新聞和其他信息服務，諸如網上購物、廣播和影視娛樂節目、藝術欣賞等都可以被普遍接觸、并通過互聯網得到交換，所有商業企業、學校、圖書館、政府和其他非贏利機構發布的信息也適合于這樣的規則。就此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則被延伸到了數字時代。 　　

三是“文化侵略”的問題。 　　

這里的文化侵略仍是所謂強勢文化的侵略問題。如何界定“強勢文化”？如何會將強勢文化與美國的大眾傳播媒介聯系在一起的？60、70年代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是從數量上予以論證，論證的主題是戰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傳媒最為發達的國家，美國媒體覆蓋全球。網絡傳播興起之前，人們談論媒介帝國主義的論題時，有一句比較流行的話：“世界上大約10%的人擁有世界上大約90%的媒介”。其具體表述是，據20世紀80年代末的統計，“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與制作，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節目有60%-80%的欄目內容來自美國，幾乎成了美國電視節目的中轉站，而在美國自己的電視中，外國節目的占有率只有1.2%。美國影片產量只占全球影片產量的6.7%，但其放映時間卻占全球影片總放映時間的50%以上。” [17] 　　

更帶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推論由此產生，即從上述數量統計出發，揭示美國政府的強烈的文化侵略的主觀意圖和政治策略，而手段為是鮮明的政治宣傳和政府干預。基本思想是：這樣一個想稱霸世界的國家，必定是將文化擴張作為其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對應物、補充物、促進物和交融物。而憑借覆蓋全球的綜合信息傳播體系竭力推行文化擴張與滲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 　　

再進一步的做法是從數量比較過渡到對于無形滲透問題的揭示。即：借助于向別國輸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產品，美國媒介有意無意地表現它們關于地位、價值觀念、個人品行、性角色、年輕人和種族的獨特論題，所以令人擔心的不僅僅是每千人中電視機的擁有量、媒介內容的比率、輸出與輸入差異等方面的數量測度，還在于其背后的潛移默化的思想控制和某種強求統一的精神壓力。 　　

網絡傳播的大擴散再次使強勢文化的問題突出起來。討論的方法和角度與上面幾個方面有類似之處，甚至與當年“媒介帝國主義”問題的發展脈絡相似，網絡時代的討論也是先經歷普遍的主權擔憂，制度批判，關于網絡傳播內容的文本分析和輸入國家的特殊研究則滯后一步。并非所有比較早的研究都會同時反映數量比較、文化探討和政治策略等方面的內容，而是各有所側重，相對來說，過去幾年多為數量比較，文化研究的分析還限于較小范圍。 　　

盡管網絡傳播興起的時代與60、70年代“媒介帝國主義”討論的背景大相徑庭，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的色彩不像那樣濃烈，但意識形態形式本身的變化，網絡傳播獨特的研制與擴散過程，加上以往思維方式的慣性作用，使得總結和探究網絡傳播直接的、明顯的政治意圖仍然是一個研究方向；而且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原屬于東方陣營的國家更加警惕這方面的威脅。 　　

三、網絡時代所造就的新特征 　　

在某種程度上，以網絡社會為標志的新經濟的崛起重新引起人們對“媒介帝國主義”問題的思考和關注。這一次的爭論往往以 “數字鴻溝”、“信息殖民主義”等概念為論述中心。它們相對于以往的“媒介帝國主義”的提法，有了字面上的差異，有了思維方式的改變，也體現著以計算機和通信領域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所帶來的沖擊和動蕩。 　　

從70年代開始，與信息的內涵、分類、構成和在國民生產中的地位等方面的逐步變化有關，國家、民族的文化依賴和文化滲透問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在文化信息（電影、電視、廣播、報刊、雜志等）之外，又分出金融、保險、財會類信息和知識類信息。僅就知識信息而言，就包括專門技能和展示技巧、組織經驗、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1973年，美國這一類信息的“出口所占的份額差不多是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十倍”，[18] 其中每一個技術生產系統都附帶著更加持久的文化意義。 　　

在全球媒體的競爭中，美國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特殊。無論跨國媒體公司怎樣強調其世界性，它們都無法忽略美國在當代全球媒體新秩序中的特殊地位，都想方設法與之建立緊密的聯系。采取的途徑或是將公司的大本營設在美國，或是在經營模式上自覺不自覺地以美國的做法為“摹本”，或是以各種方式介入美國的媒體產業，或是直接將美國受眾作為最主要的爭奪對象；等等。 　　

進而言之，美國媒體在全球中的地位已不純然以產品的輸出數量和大量的微觀事實為依據，而越來越表現為對其他國家發展模式的影響?！懊绹蛉蛘故镜纳虡I媒體模式已成為其它國家正在和持續發展的方向?！瓕嶋H上，所有國家都在向美國模式邁進，這是可以察覺到的?！?[19]這種模式固然與出口電影、雜志、圖書和音樂等傳媒產品有關，也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諸如投資和融資，建立銷售分公司、子公司和地區代理網，利用先進的媒體從事教育等等方面。正是鑒于這些變化，有人提出，應以“新帝國主義”取代“粗野的殖民方式”。[20] 　　

語言形式，網絡的通道和使用人口是“數字鴻溝”的顯見因素，是得到關注較多的因素，人們在重新討論新的“媒介帝國主義”現象時經常以之為根據。此外，“數字鴻溝”中潛藏著更深層次的問題，值得從文化角度做出探討，并成為進一步理解網絡時代的信息傳播不平衡、信息殖民主義現象的基礎。 　　

首先，與率先使用權相伴隨的內容領先。 　　

美國是計算機信息技術的發源地和最先進的國家，也是網絡傳播的率先使用者。從時間上看，率先使用的優勢90年代中期以后趨于淡化，也就是不那么絕對了，甚至出現了有的國家的使用人口超過、或接近美國的現象，像北歐的冰島、瑞典與芬蘭，亞洲的新加坡等等。但是，自發展的源頭開始，互聯網之不同于電視等其他電子媒介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產者和使用者的相對同一，以及網絡技術研制過程和網絡內容提供過程的相對一致。世界各國抵達互聯網太空星際的時間有差距，躍上一個平臺以后，有了相對平等的起點，網絡技術的獨特性又使得人們容易對這樣的平等持有樂觀的態度。問題在于：處于平臺上的人們面對的是已經準備好了的網絡內容，其范圍涵蓋了人類溝通的整個領域，從政治、學術、宗教到日常生活，形式上則借助數字傳播的優勢將聲音、圖畫、文本、視頻等等統統囊括其中，從而在擴大傳播信息種類的同時，也提高了傳播的速度和傳播內容的質量——清晰度、無噪音等。在這個意義上，與率先使用權相伴隨的內容領先并非無足輕重，它構成了網絡社會的“刻板成見”，必將深刻地影響未來世界的溝通方式和文化內涵。 　　

其次，網絡創業的模式。 　　

70年代，圍繞信息技術而組織起來的互聯網范式主要是在美國建立起來的，而且逐漸地轉向以著名的創新溫床——加州的硅谷——為基地?！熬佑谥鲗У匚坏幕ヂ摼W設備公司（例如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電腦網絡公司（例如太陽微系統[Sun Microsysterms]）、軟件公司（例如甲骨文公司[Oracle]，以及互聯網的入門網站（例如雅虎[Yahoo!]，都是在硅谷創立的。此外，大部分引進電子商務的新設互聯網公司，以及革命性企業（例如電子海灣拍賣網[Ebay]），也都集中在硅谷。”[21] 互聯網作為美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產品，與全球經濟與世界地緣政治發生互動，最終沉積為一種生產、傳播、管理與生活的新方式。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政府和軍事機構在40-60年代扮演了早期電子工業的主角，但是，60年代由校園文化發展出來的自由選擇、個人創新，以及企業精神，則與70年代早期研發的技術成果匯合在一起?；ヂ摼W與相關的電腦中介的連接和擴散過程，在20世紀最后20、30年間，永久性地塑造了這一新媒介的模式，包括網絡的內部機制、使用者文化以及人—機互動的基本形態。 　　

這樣的模式對世界各國互聯網的建立、對于與之聯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程度可從中國的網站、尤其是中國的門戶網站的構成略見一斑。海外留學背景，風險投資支持，瀟灑且“酷”的作風，等等，大致是中國網絡創業者的形象；而如何從公益性網絡向商業性網絡過渡，如何將充滿激情的行為和社會的其他原則相融合，如何使媒體廣告平臺、商城、短信、企業互聯網等真正成為網絡贏利的模式等，一直都是網絡界人士思考和爭論的問題。 　　

再次，關于互聯網的詮釋風格。 　　

關于互聯網的詮釋涉及以下諸多方面：互聯網的發展，作用，技術力量，內在機制，以及諸多文化層面上的問題?？ㄋ固卦谟懻搶π畔⑸鐣睦斫鈺r，提出“美國式的詮釋”概念。認為與過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許多探究信息化社會的誕生及轉化的努力，都主要是在美國、或者西歐經驗的啟發指導下做出的。即便是日本，對于信息社會及其意義的研究，也經常只是重復美國的詮釋?！岸袊嗽S多關于新信息社會的觀點，大都取自美國的意識形態專家——未來學家。這些人是商業作家，他們的觀點多半是沒有學術研究根據的臆想，以一種新版的文化殖民主義，將美國所發生的經驗推延至世界各地?！盵22] 這一觀點在相當程度上適合于有關互聯網的詮釋。 　　

80年代初，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未來學家通過特定的詮釋風格，使計算機信息革命首次對公眾意識產生了巨大沖擊，他們的身份除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顧問（也即“商業作家”）以外，還是美國眾院議長、美國陸軍部隊指揮機構的重要咨詢者。 　　

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互聯網走向商業和民眾運動的蓬勃展開，美國政府的官員和官方文件、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來自麻省理工、斯坦福和伯克利的一批計算機和通信產業方面的專家等等，實際上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主導著全世界對于網絡的認識系統與評價系統。 　　

最后，通道與內容的結合意味著新的傳媒帝國的形成。 　　

網絡傳播在世界范圍內的快速發展，不僅使能夠接觸網絡的人群日益增加了，而且提出了網絡通道與網絡內容相結合的緊迫要求。90年代末期，世界電信公司巨頭爭先組建全球聯盟，包括英國電信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美國斯普林特通訊公司，德意志電信公司和法蘭西電信公司，等等。就傳統媒體與通訊業的融合來說，先后有美國西屋電氣公司與哥侖比亞廣播公司的合并（1995）；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對于第二大有線電視公司TCI的兼合并（1998）——這次兼并雖然最終未果，但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前景；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美國在線和著名的時代-華納媒體公司的并購（2000），等等。其中，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的并購被稱為“世紀并購”、“世紀聯姻”，其意義不僅在于其巨大無比的規模，更在于使新興的國際互聯網與傳統的有形媒體首度結合在一起。 　　

合并后的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本身一路坎坷，引起世人貶褒不一，并再次走向分離。但事件本身作為一個象征，一個起點，其深刻文化內涵已經超過了并購本身的成敗與否。這個擁有多種媒體的巨型公司，不僅能夠提供傳統的有線電視節目，而且還有各種電信服務和在線服務。它代表的是通道與內容的結合，標志著新的網絡傳媒帝國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用戶提供各類內容豐富的資訊，從而形成難以逾越的“數字鴻溝”。它不管成功與否，都已經說明了一個事實，或者把一個趨勢向世人昭示出來：全球媒體巨頭有可能與領先的國際互聯網聯手打造一個新天地，以超級通道和超級內容的結合，以購并市值幾千多億美元的規模，將影響力波及到全球經濟甚至政治地緣。這種類型的超大媒體的誕生，使有線電視、傳統印刷、影視、音樂和國際互聯網渾然成為一體，也極有可能將由數字技術帶來的公平性降到最低的程度。 　　

總而言之，對于媒介在文化沖突中的作用之問題的關注，長期以來是通過“媒介帝國主義”概念的討論得到實現的。以往的媒介研究傳統受到了置疑，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要取消問題本身，而是在改變語詞表述的強硬度和直接性的同時，進一步強調對于社會、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受眾來說，媒介的影響方式是復雜的和多變的，傳播秩序的平衡與平等問題始終存在。當前，全球媒體秩序發生了大重組和大動蕩，媒介業內部一體化是一個趨勢，另一個更加根本的變革是娛樂信息業與電信業的結合。它們將促使人們對“媒介帝國主義”和“數字鴻溝”的比較之類的問題繼續進行思考。 　　

[1] （英）湯林森著：《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頁。 　　

[2] 陸楊等著：《大眾文化與傳媒》，上海三聯出版社，2001年，第87頁。 　　

[3] （美）赫伯特•阿特休爾著：《權力的媒介》，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54頁。 　　

[4] （法）A•馬拉特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42頁。 　　

[5] （美）愛德華•赫爾曼等著：《全球媒體：全球媒體的新傳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9頁。 　　

[6] （美）愛德華•赫爾曼等著：《全球媒體：全球媒體的新傳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9頁。 　　

[7] （英）戴維•莫利著：《認同的空間》，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頁。 　　

[8] 參見（英）戴維•莫利著：《認同的空間》，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07頁。 　　

[9] 李金銓著：《傳播帝國主義》，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4-35頁。 　　

[10] （美）波林•羅斯諾著：《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第1頁。 　　

[11] （美）波林•羅斯諾著：《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第229頁。 　　

[12] （法）曼紐爾•卡斯特著：《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頁。 　　

[13] （法）曼紐爾•卡斯特著：《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432頁。 　　

[14] 參見（法）曼紐爾•卡斯特著：《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432頁。 　　

[15] 王建華等[編著]：《神秘莫測網絡戰》，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112頁。 　　

[16] 歐陽武著：《美國的電信管制及其發展》，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0年，第354頁。 　　

[17] M·Tahranian,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 279. 　　

[18] （法）A•馬拉特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46頁。 　　

[19] （美）愛德華•赫爾曼等著：《全球媒體：全球媒體的新傳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頁。 　　

[20] （美）愛德華•赫爾曼等著：《全球媒體：全球媒體的新傳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頁。 　　

[21] （法）曼紐爾•卡斯特著：《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78頁。 　　

[22] （法）曼紐爾•卡斯特著：《網絡社會的崛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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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鴻溝"又稱為信息鴻溝，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最先由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為《在網絡中落伍：定義數字鴻溝》的報告中提出。隨后，數字鴻溝最早正式出現在美國的官方文件里面--1999年7月份美國官方發布的名為《填平數字鴻溝》的報告。2000年7月，世界經濟論壇組織（WEF）向8國集團首腦會議提交專題報告《從全球數字鴻溝到全球數字機遇》。當年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數字鴻溝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問題。 　　

　　在英文里面，數字鴻溝大多數時間統稱"Digital Divide"，也有時候叫做"Digital Gap"或者"Digital Division"，本意是數字差距或者數字分裂。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顧問Dannisi指出，數字鴻溝實際上表現為一種創造財富能力的差距。美國"全國城市聯盟"的技術計劃指導Keith Fulton認為，必須落實培訓和教育方面的投資，數字鴻溝并不僅僅指是否擁有計算機。歷史上發生過"工業革命"，但許多國家在工業革命中各行其道，許多國家落在后面。 　　

　　美國商務部的“數字鴻溝網”把數字鴻溝概括為：“在所有的國家，總有一些人擁有社會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術。他們有最強大的計算機、最好的電話服務、最快的網絡服務，也受到了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出于各種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計算機、最可靠的電話服務或最快最方便的網絡服務。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差別，就是所謂的‘數字鴻溝’。處于這一鴻溝的不幸一邊，就意味著他們很少有機遇參與到我們的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當中，也很少有機遇參與到在線的教育、培訓、購物、娛樂和交往當中。”這一定義主要從經濟、技術角度入手，雖然沒有包括文化、民族、性別、代際方面的差異，但是道出了數字鴻溝的主要原因和表現，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些學者也認為，所謂的"數字鴻溝"應當被稱為"知識鴻溝"或者"教育鴻溝"。在互聯網時代，個人計算機的主要用途已經由計算轉化為信息搜索、信息交換和信息處理了。所謂"知識鴻溝"，就是一方面閑置著大量的勞動力，另一方面，這些勞動力卻因為知識儲備不足而無法被吸收到最具價值創造潛力的、占國民經濟比重高于70％的經濟過程中去，從而不得不擁擠在只占國民經濟價值總額30％以下的傳統農業和工業部門內。 　　

　　同我國的地形梯級分布相似，我國不同地區使用數字技術的程度也曾梯級分布，只不過方向剛好相反，表現為東部沿海城市數字化程度相對來說比較高，而中西部地區數字化程度較低。無論是實際上網人數，還是上網人數所占人口比例，東部省區都大大超過中西部地區。 　　

　　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 　　

　　"數字鴻溝"一詞是聯合國和發達國家首先提出的，發展中國家接受了這一概念，將之作為南北對話的重要議題。但就目前情勢看，發達國家在此問題上較為主動。 　　

　　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信息化發展水平的不同，發達國家對新科技革命及信息化的相關社會影響較為敏感，特別對國內"數字分化"有較強烈的感性認識及危機感。 　　

　　南北"數字鴻溝"問題及南北差距的繼續拉大，使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的敵意和反感增加，對全球化的疑慮增多，這不利于西方推進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因而引起西方國家的擔憂。 　　

　　發達國家國內傳統信息產品市場已經趨于飽和，大批信息技術和產品需要通過大規模擴散實現增值和升級，此時發達國家公司急需打開、創造和培育發展中國家的信息產品市場。正如美國思科公司總裁錢伯斯所說“所有參與因特網革命和消除'數字鴻溝'的公司最終也會享受到消除'數字鴻溝'后帶來的市場機遇”，可謂一語中的。 　　

　　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數字鴻溝"問題縮小南北"數字鴻溝"，不是簡單的信息化建設問題，必然涉及縮小南北整體經濟差距、扶貧、減債、增加官方發展援助等一系里根本性問題。不解決南方國家的貧困化問題，使之擁有進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條件，"數字革命"只能是空談。"正在挨餓的窮人不可能靠數字蛋糕充饑"。 　　

　　信息革命及信息化的高速發展所帶來"數字鴻溝"等問題是跨國界的，需要世界各國的平等參與、深入研討、協商處理和共同管理。在信息領域新游戲規則的制訂方面，由少數幾個信息大國或國家集團說了算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潮流，也不符合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s小和消除數字鴻溝 "的努力，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消除中國數字鴻溝的思考與對策 　　

　　一、新經濟時代嚴峻的數字鴻溝問題 　　

　　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文件，“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系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全球發展和應用，造成或拉大的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群體之間的差距。從世界范圍看，就是由于發達國家經濟水平及信息化程度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所形成的信息不對稱。從發展中國家看，就是由于地區、行業、所有制以及企業規模等差異，存在著的信息不對稱。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數字鴻溝成了世人關注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競相發展和提高信息技術水平，大力發展信息產業，以盡快提高國家信息能力，從而提高國家綜合國力，以便在21世紀的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中國政府把發展信息產業提升到戰略地位加以考慮，提出在“十五”期間將大力發展信息產業，提高信息能力，消除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是我們在致力世界和平與發展、國家經濟持續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嚴峻事實。 “因特網的使用能力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不同國家、人群在數字化經濟時代發展的差距，在這方面的差距將導致數字鴻溝”。先看南北差距，發達國家平均每千人擁有300臺電腦，而發展中國家僅為16臺。而發達國家人口僅占世界總人口的17％，但網絡用戶卻占世界總量的80％。發達國家平均 68人有一人為網絡用戶，而發展中國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網。在因特網作為全球數字化經濟的載體正在全面地對社會經濟結構、組織結構、商業模式、管理行為和交易方式、管理體制等諸方面產生著深遠的影響的今天，全球90％的電子商務額被發達國家壟斷，發展中國家只占10％左右的份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與信息產業相關的活動的產值已經超過GDP的50％或接近50％，對GDP的增加值更是遠遠超過了第一和第二產業。 　　

　　中國的數字鴻溝問題也十分嚴峻。從國際范圍來看，中國信息化水平很低。中國國家統計局1999年曾對世界2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能力進行測算（見表1）。結果發現中國的信息能力指數與美、日、澳等信息發達國家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中國得分僅為6.17，僅為美國的 8.6％，日本的8.82％。中國信息化水平較低，將影響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并且不利于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與加強。 　　

　　二、造成數字鴻溝的原因 　　

　　在信息化、數字化的新一輪“賽跑”中，南北方國家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賽跑”的結果也只能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國家間數字鴻溝的根本原因。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識經濟時代依然沒有改變。北方國家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繼續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利用對高科技的封鎖，使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實現“后發優勢”的技術平臺，生產出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時長期處于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剝削的境地。在這種境況下，通過信息技術和知識來創造價值的新經濟只能是一種“富國現象”。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搭上了信息革命的頭班車，在“知識權力”集中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重組和全球壟斷獲取“先行優勢”，已經牢牢占據了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至高點。由于新興產業和高科技風險投資的高回報率，發達國家過剩資本轉向內部投資，刺激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繁榮。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尚處于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到來，使發展中國家肩負雙重發展重任，由于外匯拮據、知識和人才的匱乏，沒有能力推進信息技術的普及工作、提高因特網應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E-business)和電子社會(E-society)而被邊緣化。并且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窮人被隔離在數字鴻溝另一邊。所以，不解決南方國家的貧困化問題，使之擁有進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條件，數字革命”只能是空談，消除數字鴻溝只能是現代神話，因為正在挨餓的窮人是不可能靠數字蛋糕充饑的。 　　

　　三、中國消除數字鴻溝的若干對策 　　

　　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消除南北國家間的數字鴻溝將無法實現，因為新一輪的國際競爭將進一步穩固北方國家經濟、技術方面的優勢，在整體上擴大與南方國家間的數字鴻溝。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縮小數字鴻溝方面并非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信息革命對那些基礎較好并針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采取具體的應對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他們完全可以抓住數字機遇，在信息革命中取得較大進步，實現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數字鴻溝的目標。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對數字鴻溝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共中央關于“十五”發展規劃的建議書開篇就明確指出：“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是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消除式發展”。中國消除或縮小數字鴻溝的具體對策，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要樹立正確的觀念，加強落實，理性消除數字鴻溝。 　　

　　要理性消除數字鴻溝，須要做到以下幾點：（1）要加強核心技術的科研和開發。數字鴻溝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核心技術的差距形成的，并且由于信息產業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國防、安全戰略地位，積極研究核心技術，尤其是計算機、通信和微電子技術領域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顯得尤為迫切。在具體實踐中要加大資金、人才投入，提供制度保障和促進，發揮“后發優勢”，形成集團整體推進，盡快追趕甚至超越國際領先技術。（2）要加強信息化推進制度建設。我國目前的制度建設與大力發展信息化之間具有相當的差距，只有技術領先，沒有制度保障和推進，信息化依然很難推進，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國有企業占據最重要地位的大環境下，政府在推進信息化中的作用相較于國外，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推進信息化方面，政府需要從宏觀上加以引導，綜合規劃發展布局，保持適度超前的發展戰略以及信息化制度的穩定性和統一性。（3）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可信息化程度。信息化發展是國家的大政方針，是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推進信息化必須站在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調整多個產業的關系，全面、整體推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另外，根據不同的地區的不同狀況分地區分階段逐步實施信息化推進戰略，避免盲目跟風，盲目發展。 　　

　　第二，大力借鑒國際通行的政策，參考他國成功舉措，走中國特色的信息化之路。 　　

　　第三、積極響應和參與國際組織為縮小和消除數字鴻溝方面的工作，并為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而斗爭。 　　

媒介帝國主義　　

　　媒介帝國主義 　　

　　一、產生背景： 　　

　　“媒介帝國主義”理論是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來。這一理論在最近又增添了更復雜的社會背景，即隨著信息高速公路、多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性信息網絡建立起來了。一個嶄新意義的世界信息市場正在逐漸成形。因此，在信息傳播中，作為載體的大眾媒介的影響力越來越突出，以至于成為一個關鍵性的環節?！懊浇榈蹏髁x”理論集中的焦點，也正是大眾傳播的國際化。更多地看到大眾媒介與國家發展問題中的負面效應。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在發展中國家中引起了共鳴，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引起激烈爭論，由此引發信息流通的公正性及社會后果問題。 　　

　　二、“媒介帝國主義”內涵： 　　

　　特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確實在有意無意地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媒介系統。也就是說，在信息傳播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此造成了發展中國家消極、被動的后果。 　　

　　●基本認知： 　　

　　1、世界傳播模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世界力量結構密切相關。而由國力相差懸殊的國家為主體形成的世界力量結構，使在此影響下的世界傳播模式也必然呈現某種傾斜態勢，也就是發達國家在傳播中的主導性與發展中國家的依附性?？梢灶A見這種依附性短期內不會消失。 　　

　　2、“媒介帝國主義”的主要表現是：發達國家的媒介系統制造和傳播了大量的信息，而對發展中國家的信息卻較少傳播，即使報道也多為負面信息。在信息單向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時，發達國家不僅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也輸出了西方的價值觀念，對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文化形成了極大的威脅。發達國家還憑借其經濟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發展中國家的媒介系統。 　　

　　3、雖然世界傳播模式存在不均衡狀態，但傳播的基本前提仍是“自由”，除了少數政府有意識的宣傳外，有很多是出于無意識狀態，其中最大的驅動力還是經濟利益。傳播者并非蓄意以本國文化控制別國，只是在輸出媒介產品有利可圖時，間接地實施了文化侵略，也輸出了西方的傳播技術、機械和觀念。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發達國家所具有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根本無力與之抗衡。 　　

　　4、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信息傳播的不平等現象嚴重地阻礙了國家的發展，因此呼吁建立“國際傳播和信息新秩序”。這一主張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①強調發展中國家對自己的信息資源如同其他自然和經濟資源一樣，擁有絕對的自主權； 　　

　　②在國際的新聞交流中，對第三世界的新聞應予以“優惠”，在新聞報道中增加有關第三世界的新聞的比例，同時應努力促進第三世界之間的橫向的新聞傳播； 　　

　?、畚鞣絿以谛侣剛鞑シ矫鎽黾訉Φ谌澜绲木柚?； 　　

　　④西方跨國通訊社在第三世界的活動應受到嚴格限制，以便保護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和利益。 　　

　　5、發達國家的辯解：國際信息傳播中的不均衡狀況確實存在，但并不能視為“媒介帝國主義”。在國際信息傳播中，“自由”仍是首要原則，在由此展開的競爭中，產生強弱之分是很正常的結果。在市場經濟中，“自由”與“平衡”是不可能兼顧的。但過分強調均衡狀態，就會破壞市場經濟同樣也是媒介運作的基本原則，即“自由”，這會極大阻礙整個世界的信息傳播的良性發展?！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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