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武力掛帥”不管用？

（印度報）中央后備警察部隊眼鏡蛇大隊在恰蒂斯加爾邦丹特瓦達區奇塔爾納德附近展開戰斗行動。資料圖片：阿魯南蘇.羅伊.喬杜里

    對不斷增加的毛派分子的威脅的反攻，必須建立在堅決斗爭的精神至上，并在斗爭技術中體現出來。

    聯邦農業發展部長加伊拉姆．拉美什在一篇關于關于極端左翼的文章（《從的盧巴蒂到巴舒巴蒂？》，印度報，2011年10月）中尖銳地說到：“那不是納薩爾派為他們的思想體系創造了成熟的現實條件，而是成功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奇怪的失敗。”

    人們常常把納薩爾派造成的痛苦的原因歸結于極端左翼主義。那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它從1967年西孟加拉邦納薩爾巴里村的“春雷”開始，不斷向前發展，成為一場廣泛的武裝運動。毛派分子已經開拓出一片他們稱為“革命根據地”（Compact Revolutionary Zone）或者“紅色走廊”的地盤，從安得拉邦的的盧巴蒂延伸到尼泊爾的巴舒巴蒂，包含了七個邦的部分地區：安得拉邦，恰蒂斯加爾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奧德薩邦，西孟加拉邦，賈坎德邦和比哈爾邦。他們也在中央邦活動。他們這片區域總共包括了200個區，其中有60個為“高度敏感區”。這是一個大包袱。他們也被報道與東北地區的叛亂武裝有緊密聯系。

    牢固的基礎和思想體系

    毛派運動的發展可能是印度社會經濟方面最突出的政治發展之一。 一個由計劃委員會成立于2008年的關于“極端地區發展挑戰”的專家組指出：“納薩爾運動不得不被視為一場在貧苦農民和原住民（adivasis）中有牢固基礎的政治基礎。盡管它公布了奪取邦政權的長期戰略，但在日復一日的示威中基本上被看作一場為了正義、平等、保衛、安全和地方發展的戰斗。

    他們對“戰爭劇場”、危險中心和集結地包括偏遠、隔絕、難以進入、荒涼和多山的地形、很少有或者不正常管轄的地帶以及社會中經濟虧損和被疏遠的那一部分。毫無疑問，毛派分子已經找到了和貧困人群共奏心弦的空間，并且穿著羅賓漢和恩人的斗篷。　　

    極端左翼主義沒有停止從20世紀60年代的低沉中走出來。以社會發展潮流的的分化、基層設施和統治的欠缺、政策、計劃和施行的脫節為標志，社會發展的進程已經開始。政治空白產生了刺激。

    極左分子信奉的是毛澤東在他的“紅寶書”“1927年農民的起義”“ 作戰方針”中發表的路徑、思想和策略——都在對抗蔣介石的中國革命中實踐過。那些教義號召骨干分子去為對抗專制統治、社會經濟的不公正、貧窮、腐敗、不發達、地方主義和其他公共問題而戰斗，并且在任何農村地區都產生一個簡單的統治以向不公正作斗爭，煽動對制度和精英的仇恨。

    翻開一頁印度毛派對毛的格言的闡述《印度革命的戰略和戰術》，尋求武裝力量的奪取（通過槍桿子）和用戰爭解決問題。給各邦公共建設造成損害時“革命的中心目標和最高形式。”。毛派分子已經尋求用武裝斗爭、刺殺、勒索、訛詐、縱火、怠工以及攻擊警察部隊和郵局來推進他們的日程。他們已經儲備了武器和彈藥，逐漸建立了資金力量和打擊力量。

    這個游戲計劃最終要推翻民主政府，奪取政權。為了給他們的斗爭增加有效手段，一個叫做“人民解放游擊軍”（PLGA）的軍事組織已經建立。它已經成為熟練的攻擊部隊。PLGA已經擁有戰線司令部、管理、通訊、高級武器、爆破、技能和游擊戰術，互相協作與促進。

    邦政府的行動

邦政府發動的對毛派分子的戰斗行動不可避免，同時又斗志昂揚，猛烈無比，而且對手違反憲法，是“無政府混亂的鼻祖”。最高法院在社會人類學家南第尼•松達爾和其他人提出的公訴狀中裁決:“盡管事實上社會經濟環境和某些政策由邦政府而起，導致了極端暴力的出現，我們也不能寬恕這種行為。邦政府有責任、有道義和憲法支持，應該去和這樣的極端主義作戰以保護我國人民的安全。”

    邦政府發動了許多針對極左分子的攻勢。然而，這些行動局限于一元化的鷹派色彩本能的軍事武裝進攻，常常引來過多的人權侵害和其他指控。毛派分子沒有被邦政府發動的進攻阻止，而且從恐怖、流血和作戰中解脫了。他們遠遠沒有被鉗制和束縛，而是一次又一次復活。對不斷增加的毛派分子的威脅的反攻，必須建立在堅決斗爭的精神至上，并在斗爭技術中體現出來。用迅速發展的猛攻和心理戰來抹除對政府部門和安全部隊的負面和歪曲的觀念和對人權的零容忍和指控，重建信心，恢復風格，也是必要的。另外，還需要一攬子對歸順者的善后措施以及安全部隊實行的服務導向的城市行動計劃。這樣的框架可以給斗爭形勢一個永久的結束，正如在特里普拉邦用此方法戰勝了長達三十天的暴動，獲得一個驚人的成功。僅僅宣布“戰爭”，直率的說辭、刺激性的挑戰、無情而不加青紅皂白的進攻不是一個適合的或者有創造性的答案。這些都會起到反作用并且與大多數人疏遠。上來就猛打猛沖，打過之后的發展卻不動身。反攻行動必須用兩條腿走路，迅速的、更加迅速的軍事推進與要與合作共生的安全手段緊密聯系，同步進行。　　

比哈爾邦首席部長尼第什•庫馬爾在一次接受《陣地前沿》（Frontline）采訪時特意提到：“只用武力不能讓毛派分子徹底完。當政府不履行諾言的時候，各種武裝就會如雨后春筍。”他的政府把這一條具體化在一個叫做“aapki sarkar aapke dwar ”（你的政府在你的門前）的機構里，有效防止比哈爾邦的毛派分子的高速增長擴展到較大的范圍。

    毛派運動已經刻上民眾起義的印記，而不單單是革命。它所作的一切就是用煽動地方出現的問題以傳播恐怖主義并伺機狡猾地攻擊或伏擊安全部隊。當部隊撲上前去展開攻擊的時候，毛派分子會撤退并讓出地盤，直到再次出現。近來，無業游民和罪犯已經上了毛派分子的賊船，穿上帶有政治標志的長袍，體面地然而真正地沉迷于血淋淋的犯罪活動中去了。毛派分子最初由思想鼓舞和發動，但是這些年來他們違背思想潮流去從事冒險主義和恐怖主義。這可以從殺害無辜市民、小農場主、婦女和少女的案例中反映出來，與“消滅階級敵人”的魄力形成鮮明對比。

    反攻毛派的政策的核心重中之重應該根本上基于一點，即“以貧困者為中心”，包括在被漏掉的“雨影地區”的經濟增長、三位一體的安全介入、甚至社會經濟基礎設施的分配。俘獲被邊緣者和失去力量的部分是決定性的。精心構想的完整的多元的戰略具有極緊要的意義。積極的心態、聰明才智和清澈的洞察力以及當權者的感知是必需的。應該有有力的政治過程。政治空白不應該存在。受了（毛派）影響的邦之間應該有可行的協調與配合。用以挑戰的創造性答復，生氣勃勃的基層政府機構比如袖珍的“帕恰亞特”（pachayat,即印度的鄉村行政委員會）和毛派占據地區的當地機構也是必需的。應該有參與到與極端主義的戰斗中，以調節邦安全部隊的人權侵犯，對人權侵犯和其他過分行為必須零容忍。這些應該與有力的心理手術相結合以使騷亂和痛苦的思想得到改變。

　（作者是特里普拉邦和恰蒂斯加爾邦的前最高長官。）　

譯者后記：這篇文章因為是印度的一個高級官僚寫的，所以文章觀點比較反動，且有對毛派游擊隊的污蔑與謾罵。這篇文章的大意與蔣介石當年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時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是比較類似的，無非是勸那些地方長官和軍事長官多動腦子，因為“共匪”實在是太狡猾了。

由于譯者水平有限，加之這個印度官僚似乎連自己的國語英語都用不好，所以文中可能有許多不通順的地方，望讀者諒解。原文網址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article2732615.ece?homepag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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